中世纪，90%的欧洲人生活在农场。但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工厂，将城市工人集中到一起。在农场上，生孩子是投资：多一双手可以挤牛奶，多一副肩膀可以耕种田地。但到了城市，孩子是一种债务：多了一张需要养活的嘴巴。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2008年，在一项关于加纳的城市化和生育率研究中，作者得出结论：“城市化降低了生育率，因为在城市居住可能会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城市住房价格较高，儿童在家庭生产中的价值可能较低。”这看似自私，但住在城市里的家长，不过是缩小家庭规模，按照个人经济利益行事罢了。
为什么生育率会出现下降呢？无可争议的最重要因素是城市化。大量证据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愈发城市化，而一旦社会城市化，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但究竟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发挥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因素跟城市化本身同样重要。城市有学校、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构。19世纪，大众媒体首次出现（其表现形式为报纸）。19世纪生活在芝加哥的女性，比生活在乡下农场的女性有了更多学习节育方法的机会。移居城市后，女性逐渐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而随着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女性不再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受男性奴役，那不过是种必须纠正的错误。一开始，妇女在财产和养老金等领域根据法律争取平等。接着，她们为了争取投票权利展开政治运动。再接着，她们发动运动，争取工作的权利，争取与男人同工同酬的权利。随着女性获得更多权利，有了更大的力量，她们不再大量生育孩子。
瑞典人喜欢留存记录。1749年，他们就创建了统计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口特征最初的一批可靠数据。这些数据里包含了一些对当地（以及欧洲和北美等其他地区）所发生事情的迷人见解。直到大约1800年，瑞典的出生率仅比死亡率略高。婴儿死亡率惊人得高，20%的婴儿还不到1岁就死了，另有20%的儿童在10岁前死亡。换言之，当时的瑞典，是典型的第一阶段社会，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进入19世纪后不久，第二阶段到来：出生率仍然很高，但由于卫生和营养条件得到改善，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到1820年，瑞典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从1750年的170万攀升至200万。到1900年，该国人口已超过500万。要是瑞典不曾进入第三阶段（死亡率逐渐下降，但出生率也在下降），它会增长得更快。
毕竟，婴儿对女性来说不见得总是好消息。在19世纪，怀孕对女性，尤其是已经有了许多孩子的女性，构成了重大的健康风险。即使在今天，有了先进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技术，喂养和抚育孩子仍然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孩子还限制了女性走出家门工作的能力——这些工作，不光能带来更多的收入，还可以带来更大的自主权。世界银行的一位研究人员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她可能生的孩子就越少”。
在我们眼里，20世纪上半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杀戮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超过16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最后一次大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恶性流感导致2000万~4000万人死亡。大瘟疫太过严重，以至于死于这次瘟疫的人，比死于战争的还要多。尽管如此，人口仍在年复一年地快速增长。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增长强劲得简直要拉响警报。而在世界其他更先进的地区，人口增长则较为适度。事实上，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人口增长已经放缓，几近停止。为了理解20世纪，我们必须弄明白两件事：为什么死亡率不断下降，以及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出生率也开始下降——这是人口转变模型的第三阶段。我们以瑞典为例来理解这两种趋势。
1845年，一项新的法律赋予瑞典妇女平等的继承权。19世纪60年代，瑞典的生育率开始下降。1921年，妇女有了投票权。1930年，瑞典的生育率又一次仅仅略高于死亡率，但此时，生育率和死亡率比一个世纪之前要低得多，还不到一半。瑞典正进入人口转变模型的第四阶段，也即，哪怕死亡率持续下降，出生率仍处于或接近维持一定的人口数量所需的水平。第四阶段是最接近完美的阶段：一个健康、长寿的社会，恰到好处地生出足以维持人口稳定或使人口数量实现缓慢增长的婴儿。
虽然这一努力并未得到大力的宣扬，但不可否认，约翰·斯诺对人类福祉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这一领域，他被称为“流行病学之父”。他推动了人们对疾病的整体认识，并提升了公共卫生之于政府的重要性。尽管当时霍乱还在欧洲其他地区肆虐，但它从伦敦消失了，欧洲其他地方也注意到了伦敦的特别之处。没过多久，在每一个发达国家，城市规划人员和政治家都把保护供水放到了最为关键的地位。医学同样向前跃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麻醉剂和消毒剂领域。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人的预期寿命得到提升，不过，生育率仍然很高。1750年，遭受黑死病袭击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不到600万。到1851年，两地人口已接近1800万；到1900年，这个数字达到3300万。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在生存竞争中遥遥领先。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知识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接近了瑞典模式。与此同时，与智利和毛里求斯的比较表明，这两个国家（过去曾被叫作“第三世界”的地方）发展更慢，出生率和死亡率远高于发达国家。
虽然他的理论有违公认智慧，但斯诺还是设法说服了心存疑虑的市政官员，取下了宽街水泵的把手，迫使居民们去别处寻找水源。疫情立即结束。尽管还要过好些年，那些保守人士才愿意接受斯诺的结论，但斯诺观察所得的不容否定的真相，促使规划人员开始着手设计第一套现代城市污水系统。1870年，伦敦地下污水渠开始兴建，它建造得非常好，至今仍维持着良好的运转。
瑞典的生育率从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下降，而另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得还要早。在美国和英国，生育弧线从19世纪初就朝下走了。妇女仍然生育很多孩子，但数量要少于以前。例如，在美国，19世纪初，白人女性（当时没有非裔美国女性或美国原住民女性的数据）平均生育7个孩子。到1850年，平均值为5.4个。到1900年，数据跌至3.6个。整个19世纪，美国的生育率下降了近一半。到1940年，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此数据降至2.2个，只比维持人口所需的每名妇女生2.1个婴儿的水平略高一点点。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私下认为霍乱是通过水而非空气传播的。1854年8月31日，伦敦苏活区爆发霍乱，让斯诺找到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机会。不到10天，该地区就死了500人，幸存者纷纷逃离。但斯诺没有逃跑。相反，他去受害者的家里拜访，询问家人，倒推患者染病的步骤，并在街区地图上绘制出死亡情况。他很快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点：他们住得很近，都是从宽街上的水泵取水的。他亲自去水泵抽了水，放到显微镜下检查，发现了他所谓的“白色絮状颗粒”。他正确地推断出，这些颗粒就是霍乱的根源。
按通常的认识，生育率下降始于婴儿潮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但并不是这样。早在婴儿潮之前，发达经济体的出生率就已经在下降了，有些国家甚至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在下降。
当时的人们相信，患上霍乱是因为吸入了瘴气（受污染的空气）。医生用阿片类药物和浸出液来治疗患者。虽然几百年来的证据都表明放血治疗毫无用处甚至有害，但给患者放血对抗感染，仍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处置措施。使用阿片类药物至少能缓解痛苦。
旁白：在一些人听起来，生育率这个词有一种粗鲁甚至冒犯的感觉，就像在说生产婴儿的机器。人口统计学家用这个词来描述女性预期一生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虽然生育率和出生率这两个词对人口统计学家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我们在这里交替使用两者，只是为了避免重复。此外，要是你想知道为什么替代率是2.1而不是2.0，这里也多说一句：多出来的0.1，是为了抵消儿童死亡率和一些女性的过早死亡。
贸易和英属印度把霍乱弧菌从它地处恒河三角洲的古老家园，途经俄罗斯带到了欧洲，并在1831年抵达伦敦。即便在今天，霍乱每年也会在世界最贫困地区导致多达12万人死亡；在19世纪，它足以给欧洲带去毁灭性的影响。霍乱刚在英格兰入境港口桑德兰登陆，就令215人丧生。而当疾病上了岛，上万人旋即送命，医生束手无策。这是一种他们之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以当时的医生对已知疾病的了解，也没提供什么帮助。）霍乱与工业革命如影随形：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使得城市疯狂膨胀——1860年的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320万。由于人们生活在骇人听闻的不卫生条件下，这也导致了同样巨大的健康风险。霍乱爆发时，伦敦城里有20万座私人化粪池；废物和垃圾填满沟渠，散落小巷。但工业革命也在改造科学，尤其是医学，传统智慧在逐渐让位于实证调查。
我们看到了为什么生育率从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持续下降。虽说有世界大战的恐怖和西班牙流感的肆虐，为什么死亡率还在继续下降呢？大多数人都会指出这在于医学的进步：疾病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内外科的进步，研制出抗击原本足以致命感染的神奇药物，在治疗心脏病和癌症方面的进展。但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却只得到了相对较少的关注。20世纪的头几年见证了一场公共卫生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其重要性不亚于约翰·斯诺，只是宣传的人更少。这个人叫约翰·利尔（John Leal）。
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当然十分悲惨。人们在沉闷又危险的工厂里极长时间地劳作，住处是拥挤可怖、疾病丛生的贫民窟。欧洲本已为几次糟糕的收成、饥荒的增加、另一场瘟疫做好了铺垫。但这一回，科学的进步超过了细菌的扩散。1854年宽街霍乱爆发事件对此做了最精彩的解释。
感谢斯诺医生，到了20世纪初，先进国家改进后的下水道减少了水体遭受污染的危险。但光靠下水道，也无法完全消除风险，因为污水最终还是会排进水里，而人们又会喝水。怎样净化处理水本身呢？
感谢工业和农业革命，使人们能够活得更久。饥荒和瘟疫逐渐减少，男男女女早早结婚，生育出更多孩子。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天花疫苗的推出（这是另一项科学飞跃），这些孩子有更大可能活到成年。随着欧洲和美国竞相追赶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维多利亚时代头一次出现了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所有社会进入第二阶段的样子。当今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人们活得更久，生育许多的孩子，发展只造福了少数人，贫困仍然猖獗。
1774年，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Carl Wilhelm Scheele）发现了氯，一个世纪之后，德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在一次疾病暴发后开始用它对管道进行消毒。在英格兰和德国，甚至还出现过几次原始的、暂时性的氯化水处理尝试。但重大的突破来自1908年的新泽西州泽西市。几十年来，该市的供水一直很成问题，伤寒和其他疾病时不时就会发作一次。1899年，该市与泽西市供水公司签订合同，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相应地，泽西市供水公司聘请了本地的、对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研究有浓厚兴趣的约翰·利尔医生来确认并消除污染源。
首先，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居民膳食结构得以改善，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变强，于是瘟疫爆发间隔的年限越来越长，严重程度不断走低。（我们稍后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到1648年，可怕的三十年战争宣告结束，欧洲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和平带来了对运河等基础设施的新投资，这些投资增加了贸易，提高了生活水平。从新世界进口的玉米、土豆和西红柿丰富了欧洲的饮食。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认为：“大陆的交汇，是过去两个世纪人口爆炸的先决条件，也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出现。”当然，寿命增长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工业革命本身：科学和工业知识的加速，造就了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在非同凡响的1776年，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投入商业用途。（也是在那一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美国宣布脱英独立。）机械化生产提升了生产力：工厂、铁路、内燃机、电报、电灯，相继问世。发明最后两个的是美国人；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财富、权力以及信心都得到大大的提升。
利尔是一名小镇医生的儿子，曾看着父亲因染上痢疾而逝去，因此他终身都致力于对抗传染病。他对欧洲的氯化实验有所知晓，并认定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对泽西市的供水做永久氯化，尽管他也知道，公众和许多科学家都并不认可他的这种设想。利尔故意，甚至略带鲁莽地决定采取行动，他聘请承包商，只用了99天就建造出第一套正常运行的氯化水系统。1908年9月26日，未经任何人的许可，利尔着手对泽西市水库的水进行氯化处理。感谢上帝，他的想法是对的；要是他错了，那就相当于是在给整座城市下毒。第2年，该市第2次起诉泽西市供水公司，声称该市的水仍然受到无法接受的污染，法官却注意到，由于氯化，传染病疫情得到控制，患病者的数量下降得惊人，于是表态支持被告。利尔的系统开始起作用了。
但到了18世纪的欧洲，曲线开始弯曲向上。到了1800年，全球人口超过10亿。这一个世纪里全球增加的人口超过了此前400年的总和。按照人口转变模式看，欧洲从第一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出生率高，但死亡率逐渐下降。那么，人们为什么活得更久了呢？
消息立刻流传开来。不到6年，美国一半的市政供水都做了氯化处理。在预算允许的条件下，北美和欧洲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引入氯化设备。此举给公共卫生带来的巨大影响令人咋舌。1908年，当利尔最初把氯添加到泽西市供水当中时，美国每年每10万人中有20人死于伤寒。在12年后的1920年，这个数字降至每10万人里有8个。到1940年，发达国家有效地消灭了伴随人类种群出现繁衍的伤寒之祸。
而这还不曾考虑到你死于他人之手的可能性。在前工业社会，战争和犯罪是不变的威胁。史前时期甚至更加暴力。据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观察，几乎所有在沼泽、冰原等地保存至今的史前人类标本，都显示出死于暴力的证据。“古代人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不能在不诉诸暴力的条件下给我们留一具有趣的尸体吗？”他好奇地琢磨着。故此，在启蒙时期之前的时代，无论是在中国、美洲、欧洲，还是其他任何地方，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完全不增长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氯化是抗击疾病的一项伟大进步。但医学还是比公共卫生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任何对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是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和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领导的加拿大研究团队发现了胰岛素在糖尿病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制造胰岛素的方法。但谁听说过约翰·利尔呢？
在上一个千年的中叶，瘟疫、饥荒和战争三强联手，控制了人口的数量。如果说，公元1300年时，地球上有4亿人，那么，公元1700年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6亿。按照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沃伦·汤普森（Warren Thompson）开发的人口转变模型，世界锁定在了第一阶段。第一阶段覆盖了从人类物种黎明乍现到18世纪的整段历史，此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缓慢，起起伏伏。饥饿和疾病是问题的一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典型的第一阶段社会），1/3的孩子5岁前就死了；如果真的能长大，50多岁时也会死于慢性营养不良。
到20世纪中叶，在对抗疾病及改善公共卫生环境方面取得的突破，大大延长了人类的预期寿命。一个1890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女孩，有望活到51岁。而1940年出生在同一地区的女孩，有望活到60岁。但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女性地位的日益提升，尽管死亡率出现下降，但生育率也在下降。1931年，澳大利亚开始记录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该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生育2.4个婴儿，略高于2.1的替代率。对于整个发达世界而言，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预期寿命提高但生育率下降的时代，这使得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人口增长越来越缓慢——这就是典型的第四阶段模型。与此同时，尽管有英国、法国、美国，还有比利时等“帝国主义统治的赐福”，地球绝大多数的人口仍在经历第一阶段的古老苦难：死亡率极高，生育率也极高。
然而，悲剧的是，在殖民过程中，欧洲探险家、掠夺者以及其后的拓殖定居者，把疾病传染给了毫无抵挡之力的中美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在新世界造成了更可怕的人口损失。这一次，实际丧命的人数难以计算，但与欧洲人接触之后，美洲至少损失了一半的人口，“有可能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灾难”。有人估计人口损失率超过90%。其中，天花的毒性最大，致命性最强。
再接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有的模型都爆炸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我们迄今仍生活在其中的生育大回旋。
尽管要赞美大瘟疫很难，但它的一些后果反倒于后人有益。劳动力短缺削弱了农奴与领主之间的纽带，提升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工人的权利，刺激了生产力。总体而言，工资涨幅高于通胀。封建主义最终崩溃，生产资料所有者最终改为雇用劳动力。由于远洋航行的死亡率过高，欧洲人原本是很回避的。但如今陆地上的死亡率也很高，冒险看起来也是值得的。大瘟疫兴许真的为开启欧洲的探索和殖民时代助了一臂之力。
到1943年年中，轴心国和同盟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地看出，同盟国将赢得反对轴心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争。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华盛顿的规划师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了什么。随着各国政府关闭战争机器，小伙子们回到故乡，失业率开始上升，并因政府提高利率以抵御通胀的措施愈发恶化，从而导致经济急剧衰退。“咆哮的20年代”的欢快插曲，结束于1929年10月29日，这一天是“黑色星期二”，纽约股票市场崩溃，带来了现代世界前所未见的10年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酝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历史会重演吗？战争结束会带来经济衰退和失业，甚至另一场萧条吗？哈里·科尔默里（Harry Colmery）决定阻止这一切。
关于印度和中国受到这个病的多大影响，相关的证据很少，故此学界存在很大争论，但短短几年时间，至少死掉了1/3的欧洲人——有人估计这一数字高达60%。佛罗伦萨的一位记录者写道，“除了搬运死尸去埋掉，所有的市民再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该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几个月内就死绝了。死者被扔进尸坑，有时候，坑太浅，狗会把尸体刨出来啃掉。瘟疫粉碎了政府，破坏了天主教会的权威，还因为贸易中断导致短缺而引发通货膨胀，至于侥幸活下来的人，往往陷入享乐式的挥霍无度当中——干吗不呢？一些地区花了数百年时间才恢复到黑死病爆发前的人口水平。
科尔默里是另一个名字几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拉德多克长大，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干活，送报，还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兼职。靠着如此的勤劳，他先后升入欧柏林学院和匹兹堡大学，并在匹兹堡大学拿到法律学位。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独立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科尔默里应征入伍，在美国本土训练飞行员。1919年退伍后，他结婚并搬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此后一直定居此地，以法律为业。他善良、谦逊、富有同情心，在家乡小镇深受爱戴。科尔默里虽不是个自负的人，但从不缺乏信念。他为自己在托皮卡看到的退伍军人大感震惊——“他们重度伤残，身染疾病；一些人蒙着盲眼，一些人拄拐蹒跚”，冷漠的联邦政府竟然对这些人弃之不顾，让他们自寻生路。
我们全都倒下啦：死亡。
科尔默里参加了新成立的美国退伍军人俱乐部（American Legion），并在1936~1937年担任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他在退伍军人俱乐部里担任规划师，为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政治家和官僚，平民和将军就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要为退伍军人提供帮助、怎样提供帮助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科尔默里确信自己手里有答案。他把自己关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的一个房间里，写下了战后帮助退伍军人重新融入美国生活的提案。在有关战后重建的所有计划当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及其顾问相中了他的计划，并把科尔默里手写的草稿作为《1944年美国退伍军人复员法案》的基础，该法案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Bill）。美国退伍军人俱乐部奋力争取让国会通过该法案，并最终让国会一致通过。总统签署授权这一法案时，科尔默里就站在他身旁。
阿~嚏！阿~嚏！（或不同的象声词）：患者还会头痛、出现黑斑、呕吐、发烧、呼吸困难或打喷嚏。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创造了当代中产阶级。800万退伍军人通过这一法案得以减免学费，并得到其他教育援助，从而获得了学位、文凭或在职培训机会。由于低息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住房补贴，430万退伍军人得以购买住宅。《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再加上战争带来的技术进步，创造出了郊区以及将郊区相互连接的高速公路和城市核心。当时几乎每个人都买得起一辆汽车，一套合适的住房，一台爸爸妈妈晚上跟孩子们（很多很多的孩子）一起看的全新电视机。
口袋里头装满花：随着病情发展，患者的身体会从内部开始腐烂。这种气味非常可怕，活着的人会在口袋里装满花，充当空气清新剂。
在繁荣与萧条、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之间，下降了好几十年的出生率，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大萧条和战争说不定曾把出生率打压到了低于顺其自然的水平；但战后的富裕必然说服许多夫妇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养更多的孩子。不管怎么说，自180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的生育率自行逆转，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了3.7，回到了世纪之交的水平。它甚至令20世纪50年代流行一时的喜剧《小英雄》（Leave It to Beaver）显得有点反常。剧中克利弗夫妇应该再生1.7个孩子。沃利和“海狸”需要一个妹妹。
红色痘痘绕成圈：腹股沟淋巴结炎（buboes）——腹股沟、腋窝或颈部的淋巴结肿胀——呈环状，中央呈玫瑰红色，这是黑死病的明确迹象。
克利弗夫妇无意间以自己的方式，成了社会宣传的代表性人物。人人都相信，一个家庭，由丈夫、妻子，还有他们生育的孩子组成。虽然这幅画面似乎自古未变，但实际上，此前它从未存在过。在20世纪之前，家庭的规模远为庞大，流动性也更大。一对年轻夫妇兴许会跟父母住在一起，除非他们自立门户，或是家里挤得已经无法忍受。由于死亡率太高，孩子就算没了父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寡妇鳏夫会再婚，同一个家庭里往往有好些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孩子们可能会被送去与叔叔、阿姨，或者任何看上去最合适（甚或最不差）的亲戚一起生活。家庭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果维多利亚时代就有电视，热门节目恐怕会是《脱线家族》。
当时，感染病毒的人死亡率高达80%，一般挨不过症状出现的头一个星期。一首童谣描述了黑死病的进展。
只有到了战后，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现代医学及先进公共卫生理念的到来，一对夫妇才能合理地期待自己婚后很快就能独立居住，家长才能合理地期待自己能活到七八十岁，自己生下的孩子几乎肯定也能活到同样的年纪。基督教和家庭传统，历来谴责非婚生子及离婚，大力推动早婚与大家庭，这是驯服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最可靠的途径。众所周知的“婴儿潮”，在将核心家庭塑造为社会和道德锚点方面，可以算是一项实验。《小英雄》对人人都理应向往的郊区核心中产阶级家庭模式，做了理想化的描述。而社会对婴儿潮实验及其伴随宣传攻势的对立反应，我们叫作“60年代”。在政策和生育率方面，加拿大与欧洲跟美国并驾齐驱，尽管西德的婴儿潮稍后才开始（它花了10年时间方重建国家，见证经济奇迹扎稳脚跟）。在整个发达世界，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整个50年代，母亲们都生了更多的孩子，直到60年代生育曲线才开始下滑，回到战争爆发之初的替代率上下。
此时的欧洲特别脆弱。全球降温使得庄稼收成锐减，人们饥肠辘辘，免疫系统变得虚弱不堪。战争也对地方人口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但虽说有各种坏消息，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几百年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人口正迅速扩张，城市和地区之间的旅行与贸易空前增长。因此，黑死病得以迅速传播——顺着重要道路每天推进两公里，而船只，则让跳蚤径直跳进了北欧。短短3年内，整个欧洲大陆都陷入瘟疫的魔爪。
最好还是把婴儿潮视为异常现象。伴随和平时代到来的富裕和繁荣，产生了一股昙花一现的短暂趋势，只维持了一代人，随后历史趋势就重占上风。婴儿潮是一种意外，而且它显然无法解释20世纪下半叶标志性的全球人口大规模增长。为此，我们必须到其他地方找找线索。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就有爆发鼠疫的报告：第一次有详细记录的是公元541年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它令拜占庭皇帝夺回罗马帝国失落领土的希望破灭了。但这一切跟黑死病比起来算不上什么。黑死病最有可能是一种毒性极强的鼠疫疫种，它可能来自克里米亚大草原，于1346年抵达欧洲。按照一种说法，当士兵围攻黑海附近的卡法城时，朝着城墙上投掷感染了病毒的尸体，这大概是生物战争的第一个实例。无论如何，从克里米亚到地中海港口的船只，携带了这种病毒。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经历了第二阶段，生育率仍然很高，但死亡率开始下降。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帝国旗帜纷纷倒下，疆域版图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划，地球的其余地区几乎是同时经历了上述趋势。
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是导致鼠疫的细菌，长久以来阴魂不散。一种理论认为，黑海和中国之间的陆地，是一座“鼠疫库”，鼠疫杆菌早就潜伏于此，而且至今仍在。（即便到了今天，该地区也偶尔会爆发鼠疫。）它不是一种主要感染人类的疾病；相反，它是“一种牵连到了人类的老鼠疾病”。老鼠被携带细菌的跳蚤感染；老鼠死后，跳蚤寻找新宿主，如果附近恰好有人，跳蚤就盯上了人类。但一个人从被叮咬到发病，需要3~5天的时间，这给了患者充分的时间去感染他人，因为鼠疫可以通过唾沫飞液在人类之间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殖民大国，也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同盟国一方统治了地球。随着胜利的到来，同盟国也开始反思：盟军怎么能一方面为自由而战，另一方面又压迫着数千万的殖民地百姓呢？随着胜利的到来，联合国应运而生：该组织由战胜国创建，代表地球上所有国家，其任务是改善贫困、维护和平。事实证明，从维护和平的角度看，联合国力有未逮，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确实成功地通过下属的多家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等），将食物以及西方医学及公共卫生的基础带到了地球最贫困的地区。前殖民国家或其他只是想做些善事的发达国家，也提供了直接的援助，后来的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让本国企业提供援助，实现进入当地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大量的此类援助，因为腐败或规划糟糕而被白白地浪费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非洲，后殖民时代的生活反而变糟糕了。但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年复一年，情况在逐渐好转。
地球的人口从多巴火山爆发后的寥寥几千人，发展为第一次农业革命期间的500万~1000万人。公元1年，人口数量或许达到了3亿。公元14世纪，随着中国明朝的统一、启蒙和进步，随着伊斯兰教从中东扩张到西班牙，欧洲终于走出了罗马后的黑暗时代，全球人口达到4亿左右。可紧接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黄热病、登革热、疟疾、埃博拉……在治疗手段的提升、疫苗接种的及时和公共卫生的改善（如清洁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的共同作用下，外援和本国经济的发展联手抵挡了疾病的祸害。多亏了绿色革命（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讨论），营养的改善也为对抗疾病出了力。放眼整个地球，现在就连最贫苦的穷人也能活得更长了。在频繁遭受饥荒和内战破坏的埃塞俄比亚，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4岁提升到2009年的59岁；在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同期预期寿命从38岁提升到61岁。总体而言，自1900年以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达到70岁。尽管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有所延长，生育率仍然很高，全球人口大幅增长：从1800年左右的10亿左右，到1927年前后达到20亿，到1959年达到30亿，1974年达到40亿，1987年达到50亿，到千禧年达到60亿，今天更是进入了70亿。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进步都失传了，随着东方、西方或者南方的衰落，另外一些地方却变得更好了。罗马覆灭后，伊斯兰教保留了西方失去的知识，等到印度发现了零，打开了更多的潜在可能性。最新的瘟疫也产生了足以抵抗它的最新抗体。至少在欧亚大陆，免疫力成为进步的有力工具。
从整体上看，外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如今，全球范围内，外国援助的总额达到每年约1500亿美元，其中1/5来自美国。这些资金真的能提供帮助；近年来，由于捐赠国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外国援助在保护孕产妇健康方面做得尤为出色。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减少全球贫困，延长人的预期寿命。
从公元前32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曙光乍现，到公元130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黎明重降，这个故事没怎么变过：地理位置、领导能力和技术进步的特定组合为这个部落或者那个民族带来了优势，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了所有的前人。随后和平降临，帝国修建道路，改善农耕技术，通过法律，征收税款。接着发生了某件事情：收成糟糕，瘟疫蔓延，远方的骚动令战士逃亡，或是外围的游牧部落侵扰到帝国中心，帝国无法再维持下去，崩塌，重建，从头再来。
发展中国家处于人口增长第二阶段（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仍居高不下）的数十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口爆炸的原因所在。但再看看前面那些全球人口数字。地球用了125年的时间，人口从10亿翻倍成为20亿，但只用了30年就达到30亿，又过了15年达到40亿，从40亿到50亿仅用了13年，又用了13年达到60亿，进入70亿所用时间也差不多是十来年，所以，我们还需要差不多13年时间才能达到80亿。
进步是无常之事。帝国的兴衰背后是各种复杂的原因：地球的变暖或变冷，庄稼的大幅歉收；最新的病毒或细菌的大规模传播。知识失传，不得不痛苦地重新学习。起初，东方落后于西方，因为前者进入定居生活方式的时代更晚；但到了基督时代，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已经不相上下。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写道：“罗马与汉朝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各自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致命疾病组合……在公元前200年之前，这些疾病还只是在特定的地域流传。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游牧民族顺着连接两国核心的链条迁徙，疾病也开始融合，不经意间形成了对所有人的威胁。”
增长速度已经趋于稳定，并开始放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会变得更慢，停止，然后下跌。这是因为，大量发展中国家已进入人口增长第三阶段：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也在下降。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了近乎完美的第四阶段：出生率保持稳定，预期寿命延长。真正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大多数发达社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12000年前，最先是在中东，接着在世界各地，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发现相继独立问世，它们延长了我们的寿命，增加了我们的数量。人们开始注意到，从草上掉下来的种子会在来年长出新的草。与其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放牧、狩猎、采集水果和谷物，不若留在同一个地方，种植、收获庄稼，饲养牲口。但种地不需要所有人都出动，故此，劳动出现了分工，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进而带来了政府和有组织的经济。狩猎采集者慢慢地撤退了（还有极少数在隔离环境中延续至今），文明的曙光初现。苏美尔、埃及、夏朝、印度河谷、玛雅，一一登场。
请记住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城市化。它消除了年轻人从事农业劳动的需求，让孩子变成了经济债务，赋予了女性权力，而一旦女性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必定会选择少生孩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述因素在发达国家扎稳了脚跟。但如今，这些力量也对发展中社会产生了作用。2007年，联合国宣布，5月23日这一天，人类历史上头一次城市人口多于了农村人口。（联合国就是喜欢随意挑选一个象征性的日期。）城市化和妇女获得权力，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同，只不过，一切的进展都要快得多。在整个地球，出生率都在暴跌。这种暴跌意味着一切。这种暴跌是联合国预测错误的原因所在。这种暴跌将说明，为什么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且进展的速度比大多数人想象中的要快得多。
但我们行动缓慢。大约5万年前，历史上最勇敢的人类跨越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峡。（不过，有新的证据表明，他们可能更早就到达了澳大利亚。）有些人可能是偶然沦落到此，但另一些人，仅仅因为曾经从活着回来的人那里听说了些什么，便心怀目标地投入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海。如今的中国大地，也曾是人类的定居点；在大约15000年前，他们越过了当时连接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的陆桥，长途跋涉前往美洲。（当然，所有这些日期都存在争议。）
[1] 1618~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的一次大规模的欧洲国家混战，战争以交战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而告结束。——编者注
就算这不是真的，也至少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提出的一种理论；也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人类已经走出非洲，多巴火山造成的影响言过其实。但这样的念头总叫人难以放弃：一个满身泥泞的人，在贫瘠的世界，灭绝的关头，挣扎着抚养残存无几的年轻后代，直到天空重新放晴，大地颤动，太阳再度让这片土地变得温暖。
[2] 阿片，罂粟植物果实提取物，俗称鸦片，药理学上一般称之为阿片。——译者注
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几千个人，甚至更少，在南部非洲的海岸，挣扎在灭绝的边缘。7万年前，苏门答腊的多巴发生灾难性的大规模火山喷发（自那以后再未出现过同等规模的天灾），将28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喷入大气，覆盖面积从西部的阿拉伯海直至东部的南海，让地球进入了6年相当于核冬天的状态。“一些科学家认为，多巴火山爆发是人类种群遭受过的最大灾难。”智人陷入了困境；虽然我们在此前的13万年演化历程中掌握了工具和火，但地球当时正处于寒冷周期，大部分的食品供应被断绝。此刻，多巴火山爆发让情况雪上加霜。我们在最后一块可供栖息的非洲飞地寻找块茎，采集贝类。如果事态的发展再进一步，我们的末日恐怕就到了。
[3] 在这部剧集里，克利弗夫妇只生了两个儿子。——译者注
我们曾经差一点就彻底没了。
[4] The Brady Bunch，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美国情景喜剧，剧情围绕一个有6个孩子的大型混合家庭展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