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自我消融有时也可以带来快乐。颞叶癫痫（Temporal Lobe Seizures）患者发病时，有时会在抽搐中伴随狂喜的情绪状态。此外，对于首次发病的患者而言，其中不少人会产生一种“与全人类联结”的博爱感。美国作家埃莉萨·沙贝尔（Elissa Schappell）在《光如何照进》（How the Light Gets In）一文中就描述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亲身体验：
这种“自我消失”的行为会使人无法展开正常的社会交往。一位我接触过的儿童神经学家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发现，许多他收治的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与社会脱节的症状。他说：“那些孩子几乎可以说是消失了。”这些自闭症儿童的沟通能力受损，无法捕捉肢体语言与社交细节的含义，不怎么愿意与人进行眼神接触，也下意识地规避肢体接触，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就是说不出话，即患有所谓的“选择性缄默症”（Selective Mutism）。这位儿童神经学家表示：“那些孩子有时就像不在场一样。”他还说，自己时常发现与自闭症儿童患者之间存在心理隔阂，然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他们面前，我反而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54）。”
我一言不发，内心纯澈。活到现在，我还是头一回感到人生如此完整。此刻的我容光焕发，周身洋溢着幸福和对生命的敬畏。我感觉自己正在上升，前方有光明的世界以及无法预知的人生正等待着我。它是那样璀璨、炫目，充盈着前所未有的光亮。这些光奔涌而入，涌向我的掌心和脚底，我甚至能像掬一汪水似的，用双手从空气中捧起光。整个房间都无比敞亮，各个角落都充溢着光，就连墙上也有光倾泻而下。
“灵魂脱壳”体验是指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感觉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发生分离的状态。在此过程中，人的视角将从身体本身转移到身体外部，有时甚至可能出现“双重视觉”的幻觉，即同时获得肉体本身与身体外部的双重视角（53）。有人说，这种身心分离的状态证明人类能有效控制自己的精神，并能使之与世俗和现实分离开来。然而，神经科学家认为，“灵魂脱壳”实际上是人类大脑暂时无法处理体感信息——可能接受到的感官刺激——的结果。人类身体的任何部位，在剧痛、灼烧或压力等外部刺激的作用下，如果无法正确处理触觉、视觉和前庭输入的反馈，将会彻底失去对空间的认知，环境的不确定性又将进一步对“身体图式”产生干扰。
但是，如果真的想“隐形”，不妨照着格拉夫顿教授的建议做。他在邮件中写道：“打一针‘速眠安’（Versed），就能连续失忆8个小时。在此期间，‘失忆’就相当于‘隐形’，因为你在这段时间内都好像不曾存在一样。”“速眠安”所属的苯二氮䓬类药物常用于抗焦虑，同族的其他药物还包括“赞安诺”（Xanax）、“安定”（Valium）、“利眠宁”（Librium）和“安定文”（Ativan）。从公开的患者用药信息来看，这些药物用于“使患者产生健忘症状，以使其不会记住手术或治疗后可能产生的任何不适感或副作用”。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多年前被注射这类药物时的感觉。当时我要做个小手术，医生在术前为我注射了一剂“速眠安”。药物在体内迅速生效，在我坠入那条深不见底的隧道之前的30秒钟清醒时间，是我在我所经历的人生中感到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感觉自己成了一种纯粹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任何有形的联系。现实世界的纷扰全都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融合感——我感觉自己与一个更大的、庄严而仁慈的存在范围融为一体。我对周边环境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对我的身旁站着的身穿绿色手术服的麻醉师，对医疗设备发出的忽明忽暗的蓝光，对米色色调的、仿佛通向广阔无垠的宇宙的过道尽头。我的感恩超出我所能表达的界限，“速眠安”就是联结我和宇宙的中介。直到过了这么些年，现在的我仍不禁想，那美妙的时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都得归功于“失忆”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使人感到欢欣之外，还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深的绝望？
额颞叶痴呆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由大脑额叶与颞叶部位的神经中枢受损所致。就像我母亲脑部的肿瘤一样，它所攻击的正好是控制语言能力、判断力与沟通功能的神经中枢处。在这些区域的脑细胞死亡后，人的情感特征也会随之消失，而这正是定义一个人“是谁”的要素之一。当自我意识与同情心枯竭，随之消逝的还有情感与记忆，取而代之的便是淡漠与疏离，此时的患者只会对自己、对他人不以为意。对此，格拉夫顿教授的描述是“他们只剩下一具可怕的空壳”。不但如此，癫痫、偏头痛、高烧及精神分裂症患者还可能会出现所谓的“漫游综合征”（Wonderland Syndrome），致使患者对物体外形的认知发生变化与扭曲。例如，患者对物体的大小没有概念，空间感亦出现严重偏误，常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物体也会在患者的臆想中出现形态、距离与位置上的变化。此外，患者还无法正确判断自己的身高，好比灵魂从身体中完全抽离出来，浮在空中。有的患者甚至还无法正确感知时间流逝的速度，在他们眼中，时间总是被莫名其妙地加快或是拨慢了。人格解体障碍（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疾病，它的典型症状是自我与身体或精神世界的强烈疏离感。在极端情况下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人（如被虐待的儿童、战争幸存者、严重事故幸存者等）尤其容易患上人格解体障碍，因为这种疾病所带来的疏离感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患者自身所体验到的抽离状态可能持续几分钟或若干年。借此，从车祸中生还却遭受心理重创的司机便能将“自己”从当时的车祸现场中抹去。从心理学意义上讲，这其实是人类在无意识状态下使自己的某些部分麻木，以避免与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阴魂不散、未知和遥远的东西发生正面接触。
我希望自己能对当时体会到的欣快感进行更细致的描述，对它的发生原因与发展机制进行细致入微的解码，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深入研究恐怕已再无可能。只有当一个人的情绪极不稳定或是面临手术时，医生才会开具“速眠安”之类的处方药。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便是触犯法律，从毒贩手中购买这种具有成瘾性质的药品。就我个人而言，这些情况对我都不适用。但要想更好地体会格拉夫顿教授所称的“暂时性失忆”，未必需要动用“速眠安”之类的注射剂。我偶尔会服用“赞安诺”助眠，这种药品可引发“顺行性遗忘症”（Anterograde Amnesia）。不同于“逆行性遗忘症”患者失去既往事件记忆的表现，“顺行性遗忘症”的患者无法记起的是在造成失忆的事件发生后经历的事情。有一天，我在读《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这部小说时不小心睡着了。许多个小时后，当我醒来时，发现这本书不知何时被谁放在了房间另一端的桌子上。我开始努力回忆小说中的情节：为什么艾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没有事先知会一声呢？阿彻尔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梅·韦尔兰德当时会站在木兰树下呢？尽管我在睡着前的确一页页地翻阅着小说，但醒来后竟然记不起小说中所描述的任何情节或对话。连同书中的那些句子和段落一起，我生命中的那一小段章节也消失了。
认知障碍进一步佐证了人类感知的脆弱性。脑卒中患者感觉身体部位发生重组，这就是临床心理学上所谓的“自体感觉缺乏”（Personal Neglect）。大脑右半球遭受损伤的患者会对左侧肢体失去正确感知的能力，并且再也不能将感官体验完整地内化于大脑。除单侧肢体外，受到影响的还有对该侧肢体附近物体的认知。在这类患者眼中，消失的不仅是自己的一只手臂和一条腿，还有这只手臂和这条腿旁边的桌子、碟子与门。除视觉与空间体验变得扭曲外，患者的记忆与回忆功能也会受到扰乱。因此，很有可能患者明明想画一个苹果、一只鸟或一座房子，落在纸上的却只是这些图像的一半，遭受此类脑损伤的患者的单侧机体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意义都被否认了。而且，正如格拉夫顿教授所说的那样，对他们而言，“无论是物理世界、社交世界还是自我世界，每个世界的一半都不见了”。
还记得大学的某个暑假，我喝了很多伏特加。酒精会干扰人的记忆功能，甚至还会阻碍大脑形成新的记忆。换句话说，你并不是真的记不起发生的事，而是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忆其实从未在你的脑中形成过。“喝断片儿”之后，一个人的行为、语言和记忆会被同时抹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酒醒之后常常发现餐桌上多了一把不熟悉的钥匙、花园里莫名其妙地躺着一本书、家里的门大开着、狗不见踪影，喝醉酒的人无法解释这一切。他们在喝酒前后的人生体验是断裂的，并且再无衔接的可能。醉酒时，语言变得苍白无力，事件恍若没有发生，而自我的存在仿佛也化作一片汪洋大海，一座座回忆的岛屿在其中星罗棋布。有些岛屿准确地承载着事件的记忆，另一些却模糊不堪。个人的同一性成了巨大而神秘的群岛，周围笼罩着团团迷雾，环绕着未知的惊涛骇浪。无法探知的海岸线几乎不可能允许人们驾船前往，更别提登上其中任何一座岛屿了。
在1998年著名的“橡胶手试验”中，认知科学家将一只“橡胶手”放在健康受试者的手边。受试者的视线被某个物体挡住，虽然不能直接看见自己的手，但仍能看见旁边的橡胶手。随后，科学家同时用两把颜料刷分别刷“橡胶手”与受试者的手。出乎意料的是，许多受试者坚称自己“感受到了”橡胶手被刷的刺激感（52）。可见，我们对自我在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感是敏感且易受外界影响的，甚至随时都有可能经受不住外界可疑信息的干扰。
格拉夫顿教授所指的一个人能“在一段时间内抹去自身存在”的方法，似乎是对“消失”状态的精准描述。在这些时间段内，人生的体验未能像往常一样在这个人身上留下印记，仿佛发生在地球上的这一小段生活径直与他擦肩而过一样，就连他自己也看不见。当然，这种状态怎样都说不上好。回想大学毕业那年的暑假，我简直不敢相信，当时年纪轻轻的自己才刚开始对个人同一性的探索，却在强烈的好奇心和刺激欲的驱使下主动选择从毕业照中“抹去”了自己。而在40年后的今天，我却无论如何都不愿错过哪怕一丝一毫的人生经历。
这样看来，当大脑功能的随机组合发生偏移、弱化甚至偶尔的集体停工时，我们就有可能产生“隐形”的感觉。“自我”的边界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不明显，而个人同一性也可能因为任何一种大脑功能的紊乱而消失。格拉夫顿教授指出，大脑功能紊乱也很容易扭曲“身体图式”（Body Schema），进而导致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种种看似怪异且不理性的行为。当我们的“身体图式”被破坏时，我们的身体自主感、空间方位感和机体动作感就会改变，先前习以为常的视野和体验也将被颠覆。即便是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有时也容易感觉到身体不受控制，甚至可能对最基本的物理感觉产生自我怀疑。
记忆会以各种方式飘散而去：失智症、脑损伤、脑卒中、药物滥用或只是跟随着流逝的时间本身。然而，失去记忆后的我们还剩下什么，以及记忆在何种程度上定义着我们的身份，至今无法用科学的手段加以解释。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重要时刻，比如湖边的游泳课、落在第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玻璃上的雨点、南加州的公路旅行还有科德角海湾里海水咸咸的味道。我不禁想，当我们忘记了人生中这些重要的时刻，我们的身份也会随之出现偏误吗？我们的自我认知、与世界的联结感和对物理存在的感受都可能发生波动，甚至变得面目全非。神经损伤、心理创伤、镇静剂和药物滥用都能使我们暂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的东西留下了，有的东西却一去不复返。我们很难每次都将这些东西界定得泾渭分明。正如我在使用“速眠安”后的短暂时刻被诱发出了某种近乎狂喜的情绪一样，癫痫患者发病前也可能会陷入类似无意识的亢奋状态。但对脑卒中患者而言，对身体的某些部位以及半个世界失去感知或许会令他们心碎不已。
人类似乎天生就不习惯消失。我们不仅平常几乎注意不到卵石植物、竹节虫与飞蛾那低调的优雅，我们的大脑也生来就拥有在消除身体各部分的同一性方面的独特天赋。在这个问题上，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心理学与脑科学教授斯科特·格拉夫顿（Scott Grafton）给了我启发。他的研究成果使我意识到，我们对身份核心功能及其能力了解得越多，可用于分解同一性的方法也就越多。大多数人通常认为，如果身体和心灵并不完全在一个精准统一的过程中进行协作，那么就会以某种即兴的、脱节的伙伴关系让我们展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质，但这种合作机制很容易受到搅扰。我们认为自己只是单一的实体，但其实它更像是先天遗传特质、后天习得行为、习惯与对外部事件所做反应的综合体。格拉夫顿教授在给我的一封邮件中写道：“行为神经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专家均认为，‘自我’与‘自我存在感’就像各种大脑模块、应激过程与特定进化解决方案的集合体。尽管我们常将‘自我’视为独立的个体，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我母亲的脑瘤损伤了她的语言能力，不仅使她无法正常表达对家人的爱，还使她总是充满了无端的愤怒。这剥夺了我们所认为的她的自我，但这种概念已经过时。想要颠覆一个人的自我未必要让这个人遭受灾难性的折磨。即使没有对我们的认知健康造成如此严重的干扰，现在我们也知道，人格在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时会不断地进行自我修正。正如我们的身体总保持着新陈代谢的状态，每个成人平均每天能生成大约2420亿个新细胞一样，我们“标志性的”人格粒子也在不断重新排列。人类是狡猾的，我们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人格身份在世界里游走。
现代医学已经对大脑与神经系统所能做的各种“消失”行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脑损伤患者会误以为自己的全身，或身体的某些部位“消失”了，仿佛这是千万种从周围人的注意中逃脱的方式——尽管也许只是这里或那里的随机一小块“不见了”。只要一想到母亲的病，我就对“自我隐形”之类的概念丧失了兴趣。我热衷于“不被看见”的状态，也深知不那么看重自我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但我一直刻意忽略了某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体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自我感丧失”实实在在地波及着机体上的生理变化，而且通常伴随着一种每况愈下、分崩离析的创伤感。
社会心理学家、作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认为，人类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具可塑性。“人类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名为‘前进’的工作。现在的你不是永恒的，与所有曾经的你一样转瞬即逝。人生中唯一不变的主题就是变化。”他说，时间具有强大的力量，能持续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性格以及对音乐的品位、喜欢的地点甚至交友的要求等一切偏好（55）。
谁知道她这股无名怒火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这可能源自她对突然面临的语言障碍和随之而来的无助，这些都是直面死亡带给她的痛苦。不过，这种愤怒也可能来自肿瘤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肿瘤所在的额叶不仅是语言中枢，还是情绪的处理中心。这类肿瘤经常引发的语言障碍不仅会使患者容易说话颠三倒四、突然忘词，还会让他们产生孤立、寂寞、沮丧和愤怒等负面情绪。我们所熟识的母亲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家人是这样，对于母亲自身亦如此。疯长的脑部肿瘤细胞不仅侵蚀着她的情绪、冷静和同情心，似乎也向她的自我存在发起了猛攻。在那段时间里，我常说她“变得不像她了”——这是当时的我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似乎遵循着我们在谈论各种神经疾病时所依赖的惯例，就像那些患上抑郁、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人格障碍、脑卒中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神经疾病患者也总是被人说是变得“不像他自己了”。然而，回想起这句那段时间常在我脑中盘旋的话，现在的我才意识到，原来当时的我竟然什么也不懂，也没能了解自己说出口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过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对人类性格稳定性的试验，并与丹尼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在青少年时期看似已经发展成熟的特质，在我们之后的人生中可能会被全部推翻重来。从短期来看，人格特质可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但若以十年的跨度来看，人格特质的波动程度令人惊讶。研究人员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追踪了70805名儿童的心理发育情况的1947年《苏格兰心理调查报告》。研究人员从中截取了1208名14岁青少年的数据作为样本，以研究他们从青少年成长至成人的人格稳定性，具体项目包括自信心、勤勉程度、情绪稳定性、责任心、创新能力以及求知欲6项人格特质。2012年，研究人员对这1208名受试者进行回访，其中174人表示愿意参与研究。他们每人被分发到一份问卷，以根据自身情况在这6个方面进行自我评价，同时，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亲属、伴侣和朋友也受邀对这些受试者早期人格特质的存留情况进行协助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其中某些人格特质在受试者人生中曾在短期内稳定地存在过，但除情绪稳定性外，大多数人格特质已发生显著变化，有的甚至已经完全消失（56）。
后续的肿瘤切除手术不能说是十分成功，紧接着就是化疗与放疗。母亲查出肿瘤后的第一年，我虽然人在旧金山，却经常去东海岸探望她和爸爸。那时候，家人都清楚地意识到，随着肿瘤的增大，家里的抑郁氛围也逐渐加深。母亲没了食欲，对其他东西也兴味索然。某天下午，我恳求她吃几口三明治。“求您了。”我陪她坐在桌前，低三下四地乞求，“就吃一小口。”母亲突然对我怒目而视，说：“如果这就是你对待我的方式，那你现在可以回加州了。”我感觉双眼一阵刺痛，整个人僵在原地。母亲从未用这种口吻对我说过话，往日的和蔼荡然无存。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青年时期的她就读于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毕业后为《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从事文章编辑工作。她结过两次婚，思想前卫，是个慷慨无私的好母亲。如今，区区一小片面包就能让她对我大动肝火。
大约两个半世纪前，同样来自苏格兰的哲学家、散文家大卫·休谟在其著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就人类身份的短暂性做出了以下推测：
我母亲在她60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丧失了书写能力。尽管她还能暂时屏住思绪，提起笔，却怎么也不能将思想落成文字。原本，她还以为是手腕遭受扭伤或肌肉出现痉挛的缘故，直到第二天，她从医生让她做的CAT扫描结果中得知，自己患上了胶质母细胞瘤。这是一种病程进展十分迅速的脑部肿瘤，位于她的左前额叶处，约一只青柠般大小。胶质母细胞瘤的发病原因尚且不明，但它会对一个人的日常沟通能力造成损害。雪上加霜的是，前额叶正好是大脑统筹语言、组织注意力、做出理性判断与控制情绪的中枢系统。
自我或人格并不是任何一个印象（impression），而是我们假设若干印象和观念（idea）所与之有联系的一种东西。如果有任何印象产生了自我观念，那么这种印象在我们一生的整个过程中必然保持同一不变，因为自我是被假设为以那种方式存在的，但是并没有任何恒定而不变的印象存在。痛苦与快乐、悲伤与喜悦、情感和感觉接踵而来，永远不会同时存在。因此，自我观念是不能由这些印象中任何一个或从任何别的印象中得来的，如此，也就没有那样一个观念。
——大卫·休谟（David Hume）
仅仅几句话之后，休谟就已预料到了后世的神经科学家格拉夫顿教授的观点。休谟表示：“大胆地就其余的人来说，他们都只是那些以无法想象的速度互相接续着、处于永远流动与运动之中的感知的集合体。”
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人的思维无法被简单地总结归纳，也没有单一的身份可言。
人是会变的。人格特质比我们想象的更不稳定。自我总是像一个难民，不停地从一种状态迁移到另一种状态。无论我们是否认为自己的人格特质属于天生，它们其实都是可塑的。爱丁堡大学的研究数据或许较新，但早在休谟甚至“启蒙时代”以前，人们就已经了解了人格特质的可塑性。“无常”是佛教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主张世间万物，有形无形，都处于一种永恒的变化状态。思想、感受、信仰以及行为上的“无常”，正是“存在”的本质特征。
它们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在无限多的姿态与情境下交杂。
我以前总以为，一个人的自我必然存在某种核心本质。它坚如磐石，只在如大地震般强悍的极端情况作用下才会发生性状的改变。但现在，我认为这个内核应该类似于某种冲积岩，由沙砾、淤泥和陶土经年累月地沉积而成，裂痕遍布，砾石堆积。雨雪、气温、天气和时节，还有岩石内部不断变化的特性共同影响着沉积岩的表征。我们不断变化，每次变化后的维持时间也并不会太长。如果我们随意指责一名遭受脑损伤、患阿尔茨海默病或健忘症的女性变得“不再像她自己”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可能同样的话应用在其他情境中会更加精确。例如，我们可以说，这名女性每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后就“不再像她自己”。我们也可以说，当她读完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享用完一顿美餐、刚游完泳或与丈夫共进晚餐后都变得“不再像她自己”。换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你睡了10个小时后醒来，想着“此刻的我如获新生”时，你也变得“不再像你自己”。其他情况下，如刚做完膝关节手术、去冰岛旅行或是把头发染成蓝色后，其实都可以说是变得“不再像你自己”——而且事实上，这也是真的。
思维是一座剧院，各种感知轮番登场。
这是否就是我们选择“隐身”的原因？我们是否天生就对这种情况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熟悉？或许，这是一堂每天、每分钟都在持续着的课程，我们身上的每块碎片都在以不可预料的方式来来去去。写到这里，我想起发生在我母亲脑部的细胞重组。夏日的夜晚，她有时会坐在室外，看着自己几年前亲手种下的玫瑰花丛。这时，她的内心会感到平静。其中一些玫瑰颇具年代感，是我外公早在几十年前的种植成果，母亲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剪下，移植到这里。每每见到此情此景，我总爱想，母亲脸上流露出的愉悦反映出一种延续感，一种来自历史的传承，它承载着藕断丝连却又坚不可摧的家庭同一性。这时的母亲重新成为她自己。可现在的我知道，人类并不存在哪一个“自我”可以召唤其所有人格特质、习惯、信仰及印象，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整体。如果我倾向于认为母亲“再次成为她自己”，也只是因为我明白了自我是一种新旧结合的存在。它既沿袭了一个人早期生活的成分，又包含了这个人此时此刻刚形成的部分，哪怕她已步入了人生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