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我们成为隐形人的便捷通道。
——范妮·豪（Fanny Howe）
不久前，我收到朋友克里斯蒂娜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60多岁，是名舞者，还从事编舞工作。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一直在四面墙上都安装着落地大镜子的房间里工作与生活。但现在，她不得不搬进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海边村庄。她知道，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尽管她也不怎么会说西班牙语，但她告诉我：
我没有身份，也无须扮演什么角色。我不停地犯错，有时是不符合当地的社交礼节，有时是西语发音不标准。对于这样的我，当地人不会说“你没按我们的方式来”，这反倒让我觉得自己像是空气。我没有任何被排挤的感觉，他们只是好像视我为无形而已。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我搬来这里定居的原因。这里就像一张空白的画布，为我提供了重新开始作画的契机。我发自内心地相信，当我们有理由被他人看见时，我们自会被看见。
我对克里斯蒂娜自称“像是空气”般穿行于世界中的观感并不陌生。尽管外表上未必一目了然，但“隐形”的女性其实出乎意料地易于辨认，因为她们身上反映出了关于女性及其社会地位的进步思想。19世纪，魔术师们酷爱邀请一位女助手表演“人间蒸发”这个节目，这些女郎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间的自如穿梭总是十分叫座。后来，这类魔术表演还逐渐衍生出许多变体。魔术师们主要在“人间蒸发”的场所和工具上做文章：一开始还只是各种各样的床单、毯子或被套，到后面发展成大型的箱子、盒子、橱柜甚至是地板上的暗门。还有些魔术师让女助手先是浮在空中，然后轻轻一挥手，就能使她当场凭空消失。20世纪初，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魔术师使女助手“消失”的技法也不断与时俱进，在表演中没有原因、缺乏逻辑或不计后果地加入了更多的创新元素。原本坐在一把椅子上的女助手，全身被魔术师盖上一条毯子。当毯子被再度拉开时，女助手就消失了。再下一秒，观众已然看到她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观众席间（46）。
1938年，著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自己拍摄的电影《失踪的女人》（The Lady Vanishes）中讲述了一则有关“消失的女性”的故事。影片中，一名年轻女子与一名和善的老妇人在火车上结伴同行。但在年轻女子从沉沉的睡眠中醒来后，突然发现老妇人已经不见了，因而深感困惑。老妇人是一位家庭音乐老师，奉行独身主义。首次登场时，她正用手指在结着雾气的车窗上写自己的名字，然后看着名字几乎瞬间就随着水汽蒸发得无影无踪。之后，就在短短几分钟内，她也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可是，不管是其他乘客、乘务员，还是查票员，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从未看见过这位老妇人。她消失了，甚至不曾存在过。当被要求描述老妇人的相貌时，年轻女子只能说她是“一名中年女性，年纪较长”，随即又只好承认“我也记不清了”。影片进行到后半部分，这位老妇人甚至被简化成“一场幻觉，一个臆想出来的形象，一个存在于潜意识里的小说人物”，甚至“除了几块肉外，再无其他”。直到最后，老妇人的真实身份才被揭晓——她其实是一名英国间谍，并在影片结尾反转成为真正的女主角。
今天，女性能够以任何表现形式“出现”或“消失”。在系列摄影作品《匿名女性》（Anonymous Women）中，美国摄影师帕蒂·卡洛尔（Patty Carroll）亲自担任模特，将自己的身形与家中常见的人工制品及传统家居布景——家具装饰罩、窗帘、电话、培根厚切片、摘下的莴苣叶、长条面包、墙纸、枕头和碟子等——融为一体，仿佛被由家居环境化身而成的巨蟒吞噬了。美国小说家惠特尼·奥托（Whitney Otto）的小说《现在你看到她了》（Now You See Her），主人公是位恍如隐形人的上班族女性。明明在办公室里，却毫无存在感。她的同事——包括男性还有比她更年轻的女性——来来去去，在她桌子上留便条，或是擅自动用她的文具。“我当然能看见你，但我就是视你如空气。” 其中一人如是说。在家里，她被自己的猫绊了一跤，可就连猫也对她漠不关心。当她用手掌贴着前额时，“只注意到自己的手，从指尖到上臂，正随着动作逐渐消失”。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幅原本色彩鲜艳的画，或是一张图案生动的地毯，却因为暴露于阳光下的时间过长而静静地失去了色彩”。在近期上映的影片《你好，我叫多蕾丝》（Hello, My Name Is Doris）中，女演员莎莉·菲尔德（Sally Field）饰演的年长女性暗恋同办公室的年轻男子。在影片开头，男子帮莎莉调了调扭曲的框架眼镜，正如一位观众所写的影评那样，年轻男子自发的友好举动对莎莉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显然，“皱纹每多一条，女性魅力就更消失一分”。当莎莉收获了比自己年轻的男子短暂的注意力时，这种认可感无疑“使她变得有血有肉起来，对她自身而言意义重大（47）”。
“看不见的女性”可以是一名40多岁没有片约的过气女演员，可以是50岁得不到面试机会的待业女性，可以是因为丈夫不在了而被谢绝参加晚宴的寡妇，还可以是在餐厅里被服务员忽视的年长女性——即使在餐桌前坐定也没有一杯水喝，最后只得悻悻离开——当她在商店里购物时，收银员可能会漫不经心地称她为“亲爱的”。青春已逝，容颜已老，她们不再是男人目不转睛的对象，她们觉得自己的社会价值也在逐渐消减。以色列裔美籍女作家阿耶莱·沃尔德曼（Ayelet Waldman）在其50岁生日前夕提及自己“意料之中的消失感”时，向采访她的记者表示：“我的个性十分鲜明，职业竞争力也不错，习惯于被人认真对待。但突然间，我会感到自己好像从房间里凭空消失了。我不得不扯着嗓子喊，否则就没人能听见我说话……我只希望走在街上时，有人能注意到我的存在。”
她的话不禁使我想起在近一个世纪前，还有另一位女性同样被人视若无睹地独自走在街头。她正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中的主人公。6月的一个早晨，当主人公克罗丽莎·达洛维（Clarissa Dalloway）在伦敦街头的一家花店里买花时，伍尔芙突然让她揣测起自己的个人身份来。达洛维夫人的走动也像空气般不引人注目，她思忖着自己在人群中所处的位置，却在驻足凝视一幅展示荷兰风貌的画时发现“现在的这具躯壳、这个身体，尽管机能完好，却好像什么也不是”。于是，她萌生了一种十分诡异的想法，感觉自己成了一个隐形人，既不被人看见，也不为人所知。达洛维夫人回忆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现自己只是仰仗丈夫的名气而被人知晓，并很快接着怀疑，有时候女性被人识别的标志甚至只是一双手套或一双鞋。她想，她脑中空无一物，不懂任何语言，也不通晓历史，除某些回忆录外，连书都不怎么读。达洛维夫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唯一的天赋就是几乎可以靠直觉识人”。
达洛维夫人的存在感忽隐忽现。她时而进入公众视野，时而被人视若无睹。尽管还有些模糊，但她确实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在公共事务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伍尔芙追随着达洛维夫人的脚步，陪她停在马路边，随她驻足望向窗外，有时甚至还得跟着她加快步伐，就像在雪天里顺着脚印追踪一头野生动物的去向。
伍尔芙似乎意在告诉读者，个人身份并非一成不变，或许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更加频繁的变化。年纪渐长的女性拥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能够自由决定在什么时候通过何种方式“被人看见”。在达洛维夫人体会到这种自我消失感的几十年后，同样的感受被美国女作家弗朗辛·杜·普莱西克斯·格雷（Francine du Plessix Gray）在其杂文《第三纪元》（The Third Age）中再现。如果感受到他人投向自己的目光逐渐淡漠，格雷建议，那么可以选择“深度自省，或加深对他人的观察，或寻找其他引人注目的方法，借助整体面貌、权威感及表达方式（48），达到超越性别的目的。这些都是我青年时代的导师给我的教诲”。
格雷谈论的或许是女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与甘愿沦为他人眼中的物体之间的差别。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总是习惯性地物化女性，这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正如心理学家艾莉森·卡珀所说的那样，如果女性其实是这种痼疾中的同谋，即女性也惯于将自身视作物体（49），那么当物体本身失去其可取性时，她们必将不自觉地凭借自己的敏锐直觉感受到这一点。卡珀还补充道：“身为人类，我们都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寻求认可的方式可能也会相应改变。作为主体的女性用心体会着所经历的一切，知道自己必然能够对他人造成影响，明白自己如何才能最终成为人生的主人。而且，她还了解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一名内心世界发展不完善的女性，有可能会继续物化自己，迷失自我意识。
达洛维夫人显然就是一个物体。她先是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紧接着的心理活动便是发现这具躯壳里全然空无一物。伍尔芙在短短几行字中，就将“不被看见的女性”与“靠直觉识人”联系在一起。自《达洛维夫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首度出版以来，有关人类天性的更为平淡无味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拥有“自己不像从前那样受人关注”的感受，并不一定限制着女性对人生的体验。“不可见”状态通常伴随着更强烈的同情心与怜悯心，指引我们以更具人性的观点看待世界。事实上，存在感的削弱非但不会限制我们的生活，反而能够给予我们支持，让我们从周遭环境中汲取更丰富的信息。尽管听上去颇为矛盾，但这样一种“蛰伏”的状态反而能够帮助我们在更宏大的架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美国心理学家安娜·吉诺特（Ana Guinote）及其研究小组近期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决定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利他主义精神的，往往是包括名声在内的社会地位，而非家庭背景或个人秉性。研究者写道：“即使人类已经算是最愿意帮助同类的物种，但这种利他主义的水平在教育程度、性别角色、人种生物学特征及经济状况不同的人群间仍存在广泛而明显的差异。”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相较于社会地位更高、知名度更广的人，社会地位更低的人更倾向于为他人着想。社会弱势群体，如某些少数族裔、女性及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更可能遵守公平原则，并对他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
在吉诺特的一项研究中，每位受邀参加试验的学生都被分发到一份其所在院系的成绩排名表，可以从中查看自己的名次。然后，当着受试者的面，研究者看似不慎留意地让一只装着20支笔的笔盒掉到地上。被随机分配到靠后名次的学生愿意马上停下手中的事务，帮助研究者从地上捡起笔。相较之下，那些随机排名靠前的学生则显得无动于衷。在另一项研究中，一群本科艺术生依据其所上大学的声望被武断地分成三六九等，然后回答一些关于人生目标的问题。因自己就读名校而自认高人一等的学生中的多数在讨论人生目标规划中提及了权力和声望，而那些所读学校不尽如人意的学生更多地谈及帮助他人、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为社会做贡献的话题。研究者发现，社会地位对一个人所具备的利他主义程度的影响，就连在小孩子身上也不例外。在一项试验中，学前班儿童以两人为一组，被要求在一只高级玩具和一只不怎么值钱的玩具之间自由选择。结果，选中高级玩具的孩子在行为上显得更加颐指气使。接下来，这些儿童被重新分组，这次每个孩子都与拿到同样价值玩具的孩子在一组，再次竞争一只更加值钱的玩具，新的阶级地位再次形成。再之后，所有孩子都被分到一根小棍，并被要求回答是否愿意把这根小棍送给另一个没有小棍的小朋友。结果，在之前的试验中处于较低阶级的孩子显得更加慷慨。于是，研究者得出结论，这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孩子更加体恤他人，更擅长与他人建立联系，亲和力更强，还能更好地辨别他人的情绪状况（50）。从性别上看，女性普遍比男性更认同慈善价值观。
“更擅长建立联系”听上去似乎索然无味，却与近百年前达洛维夫人的体会差不多。她发现，“不被看见”并不意味着被忽略或被鄙视，而是依靠本能活在当下，完全融入周围的世界。“更擅长建立联系”也可以是达洛维夫人坐在梳妆台前端详着镜中自己的脸而萌生的感悟。她看见的是：
一个女人端坐在客厅里，与镜中的自己四目相对。这无异于枯燥生活中的一丝亮色、独行者可以暂时落脚的港湾。或许，那些曾经受她接济的年轻人对她感激不尽。她也一直努力维持并表现出最好的自己，从未在他人面前展露过任何阴暗的一面：错误、嫉妒、虚荣与怀疑……
这是伍尔芙一再回归的主题。就在这段场景描述的几页之后，达洛维夫人就认为自己“与素昧平生的人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联系——无论是与街上擦身而过的女性，还是与商店柜台后的一名男收银员，甚至是与街旁的树或谷仓”。
达洛维夫人的“隐形”状态使她变得可爱起来。她其实算不上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她那炫目的绿裙子由丝绸制成，在她不时于伦敦举办的晚宴派对的餐桌上摆放着银制的烛台和娇艳的玫瑰。但作为一名大龄已婚妇女，达洛维夫人的处境可谓如履薄冰。尽管其他中老年女性也有类似“隐形”的感受，但达洛维夫人也意识到，一个人的人生也可以通过为他人所做的事情来体现其价值。她已经习惯与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也深刻体会到这种“同盟”关系带来的经久不衰的价值——实际上也是一种力量。
达洛维夫人明白，自己是靠着“循着事物的规律”生存下来的。虽然她与周围的人群显得日渐疏离，个人形象日益模糊，甚至还面临着某天彻底被他人无视的风险，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像是“一团雾，弥漫于最知根知底的人之间”。她知道人生都是转瞬即逝的，并非时刻都能引人瞩目，但这种昙花一现的本质正是使人生鲜活的根源所在。如果要为达洛维夫人创作一幅画像，或许可以采用前述埃里克·索斯的“不见脸的自拍照”风格。倘若达洛维夫人活在现代，就能一边在邦德街上走着，一边用手机拍下自己的所到之处，记录下自己当前的位置，就好像一小团伦敦的雾气突然模糊了她的脸。
达洛维夫人在现代的化身或许是“漫威”漫画旗下的超级反派角色“魔形女”（Mystique），曾由好莱坞女演员珍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在《X战警》系列电影中饰演。身为“变种人”的魔形女拥有超凡的变身能力，在与人建立奇怪的联结方面与达洛维夫人可谓不相上下。在蓝色皮肤覆盖的躯体之中，“魔形女”没有物理意义上客观存在的自我，却能随心所欲地变化成任何人、任何身份的形体外表，如刺客、德国间谍、教授、小女孩、议员夫人、时尚模特，甚至是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无定型的外表使她得以伪装成其他人。像达洛维夫人和“魔形女”这样的女性，集情感上的想象与存在上的轻盈于一身，由此得以在别人的人生中畅游，有时甚至可以寄居于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之中——无论这个人是一名时尚模特，还是柜台后面的一位男收银员。
另外一个人或许也能称得上达洛维夫人的现代版，她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超模薇拉·兰朵夫（Vera Lehndorff）——以“沃汝莎卡”（Veruschka）的名字广为人知。在临近模特生涯的终点时，她与德国艺术家霍尔格·特吕尔兹（Holger Trülzsch）合作了一系列人像摄影作品。照片中，她全身被涂上了与背景相衬的图案、颜色与纹理。她摆出各种姿势对自己加以伪装，将自己融入背景中，与之浑然一体。这些照片同样体现出一种“奇怪的联结”。沃汝莎卡一反平常在T台聚光灯下的耀眼形象，转而消失在废弃工厂内生锈的管道网中、被粉刷得斑驳的白墙前、拼搭成沧桑木门的灰色板材前、覆盖着青苔的地面上，又或是老旧谷仓的窗前。在其中一张照片上，我们只能看见她的头，可就连她的头也被涂上油彩，与周围那苍白、磨损、凹凸不平的岩石别无二致。无论是在空荡的仓库中、老旧的谷仓里还是一片无叶的树林里，沃汝莎卡的形象都向我们传递出一种侵蚀与腐化的讯息，夸张地渲染着照片中的景与人，戏剧性地阐述着二者共同经历的时间与承受的损耗。
在随照片附带的文字中，沃汝莎卡回忆道，自己儿时的不快乐都是因为意识到“我一直渴望能与自己认为美好的人事物相融合，却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她还回忆起小时候自己所做的那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比如试图变成一棵树或一片光。几十年后的今天，当这些照片被分门别类地划分到模仿艺术、标志与动物以及自然等领域时，沃汝莎卡仿佛重拾起儿时的异想天开。她写道：
当我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创作的时候，油彩的颜色与我合为一体，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我一直坚信，事物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结的可能。如今，这已经通过我的作品体现了出来，照片与被拍摄的物体间有了某种连贯性。能体会到这种存在于人与周遭世界之间的和谐使我们感到幸福，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联结感，使我们仿佛拥有了一种能接纳任何所接触到的东西的亲和力（51）。
这是一种关于女性之美的概念，与夸张的摆拍动作无关，却与同化、融合与适应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它主张女性成为环境的一部分。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撰文介绍沃汝莎卡的这组照片。她表示自己从中体察到“一种想要将自我溶解于世界、将世界化繁为简的热望……照片中的人想与环境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非物质化的一只游魂……”读罢这些文字，我重温了这组照片。照片中的她躺在灰色的沙地上，或蜷缩进一处黑漆漆的门廊中，又或斜靠在一面白色的墙壁上。我翻到最后一张照片，她肩膀以下的身体部位全都被涂成了白色，头部好像被油彩染上了一层亮蓝色，与背景中的蓝天互为映衬。这幅图像展示的是一具从物体变为空气、从物质变为非物质、从有形变为虚无的女性身体。这种与环境难舍难分的伪装术并非为了逃避追捕、躲避危险、寻觅食物或求得配偶，而意在于事物间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一致性。
后来，我又重读了克里斯蒂娜发来的那封邮件，发现邮件内容与另一位朋友曾对我讲的话异曲同工：“我发现，那些关心我的人，自然会看见我。”当克里斯蒂娜在邮件中提及丈夫和女儿们与自己共同搬进新家时，她有了这样的感悟：
今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虽然感觉自己处于“隐形”的状态中，但这其实并非一无是处。它就像练舞房的落地镜，只不过在这面镜子前你不仅无法直接看见镜中映出的自己，连外在的自我也有可能从视线中消失。我望向窗外的汪洋大海，所有水域互相连通，而我也在其中找见了自己。
同样地，克里斯蒂娜也成为连贯事物中的一分子。她存在于事物的联结网中，随着这张网的流动而游移。当她透过位于西班牙的家的窗口遥望海港时，或许可以感受到自己已经与所处的环境缔结了更亲密的关系。
无论是“一团雾”般的达洛维夫人，还是与晴空融为一体的女性胴体，抑或是眺望大海的退休女舞蹈家，都为我们重新审视“隐形”状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不透明性本身就像结缔组织，当我们试图在上面留下印记时，会发现这印记是如此难以捉摸、转瞬即逝，就像逃亡者身上的记号或徽章。我们不妨将个人身份想象成在火车车厢中的一面糊满雾气的玻璃上写的字。雾气散去，我们的字迹也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