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便不从事精神分析工作，我们也能知道，眼神接触有时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有无数场合要求人与人之间避免眼神接触。这就是拼字游戏如此受到追捧的原因——它允许一家人一边盯着游戏图纸，一边彼此交流。我有一个从事陶瓷工艺教学的朋友，连连感叹自己的学生竟会在为陶瓷拉坯、制作落地大花瓶或是给瓷器上釉时透露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私事。她说，当他们忙于手边的事，目光聚焦于眼前的作品时，很容易透露关于个人私生活、婚姻状况以及人生得失的秘密。我也知道，汽车座椅有时候就和心理治疗室里的沙发有着相同的效果。某天，我带一位年近百岁的朋友前往乡下长途旅行。当时正值深秋，火红的枫叶鲜艳无比。我这位朋友心情大好，完全无法将她的视线从车窗外移开。那时的她，表达机能已逐步退化。但她发现，当我们交谈时，如果我不注视着她，她反而能更有效地组织语言。就我个人而言，我和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们最有成效的谈话，不是发生在面对面地坐在家里的餐桌边的时候，而是在驱车前行的路上。当我专注于开车，眼睛紧盯前方的路而非他们的脸时，孩子们会更自在地与我谈论最近在追的女孩、前两天偷偷吸的一根烟或是刚刚收到的一张超速罚单。
但我仍然相信，选择隐没于他人视野之外的主动行为对幸福感的产生与存续而言同样不可或缺。一位在医院手术室工作的技术人员告诉我，病人的面部与实际手术部位之间隔着一块屏幕。这块屏幕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确保手术部位保持清洁与消毒的状态，还具有一定的心理保护作用。倘若没有这块屏幕挡住病人的脸，主刀大夫和护士就无法在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实施手术，因为他们没办法一边看着患者的脸，一边划开他的皮肤、锯掉里面的骨头或摘除任何器官。在天主教堂的忏悔室里，也有一块帘幕将忏悔者与神父隔开，好让忏悔与宽恕得以进行。在进行传统的精神分析时，分析师会坐在患者身后的帘子里，将自己隐藏在患者的视线之外，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探索自己的潜意识。不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我们更有可能吐露心声。
但“不被看见”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文学意象或隐喻手法，它还具有物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性。2014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豪厄尔（John C. Howell）发明了一款名为“罗切斯特斗篷”的隐形装置，可使放于其后的任何物体看上去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这台装置其实并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只是利用四块焦距不同的普通光学透镜扭曲物体周围的光线，从而干扰人的视线，将物体隐藏于人的视野之外的小把戏罢了。
幸福的决定因素众多，但事物来去的方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看见、被认出和被认可，是人类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能见度也对我们的幸福感至关重要——当这种能见度衰减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每个人都渴望被他人认可，他人的瞩目是人际交往的前提。由此，一般用于形容热恋关系的“目光交融”也变得让人容易理解起来。或者，我们道别时说的“再会”，同样暗示着自己已经被他人看见且将再次被人看见的状态。自不必说，人活着就是为了看见和被看见。
变换光学（transformation optics）这门新兴科学研究的正是物体周围电磁波的扭转现象。研究者利用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人造材料——“超材料”来弯曲、扭转、引导物体周围的光线，就像溪流绕开石头，水流在两侧汇成新的小溪，继续向前淌去。从理论上说，“超材料”的原子构成允许光线的扭转成为可能，但对其长期应用，例如作为军事用途的“量子隐形伪装材料”却至今无迹可寻。尽管人类已掌握了一种新兴技术，能将物体周围单一波长的电磁波重新定向，使该物体无法为人类肉眼所见，可到目前为止仍无法大规模地实现这一目的。可见光的波长很短，比无线电波和电磁波更短，不足以使人体、汽车、建筑物、飞机等物体“隐形”。
转眼间，当年那个把金耳环扔出窗外的小男孩已成为纽约市的一名电影剪辑师，多完美啊！儿子的日常工作就是对人物、树木、动物、房屋、家具、墙纸、窗户、面孔、光影等万事万物的图像进行增添与删除。业内常常将电影剪辑形容为“隐形艺术”，因为观众无法直观地了解到电影图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能一帧帧地跃然于屏幕之上。经过精良剪辑的电影是毫无遗留痕迹的，被剪掉的片段永远都不会被人看到。儿子说：“当你看电影时，剪辑过程并不会像角色或灯光一样呈现在你面前。你不应该注意到剪辑的存在。剪辑师移除了观众与影片素材间的障碍，力求为观众带来极致的沉浸式体验。”在我眼中，儿子已成了“客体永久性”方面的专家。可话说回来，我再次怀疑，任何一个或多或少爱过另一个人的人，都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美国杜克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教授大卫·R. 史密斯（David R. Smith）是变换光学领域的先驱。据他讲，每种技术各有利弊，要想使物体周围的光线路径发生改变，最大的困难之一在于，它要求人类的技术手段快得过光速。虽然当前的科技水平已使这一点成为可能，但人类的技术仅仅能够企及单一频率的光波而已。单一频率的光波无法携带大量信息（14），因此，隐形设备本质上总是无法具备足够的带宽。我们可以隐藏红色光波，却不能同时隐藏红色和蓝色的光波。不仅如此，史密斯教授还补充说，另一个问题在于“这些‘超材料’可以吸收光能，所以，一旦我们将其放大，则必然导致光能被这些材料吸收殆尽。我们曾尝试在不同的微波频率上做放大实验，却发现某些应用前景不错的材料竟存在带宽不足的问题。所以，尽管我们能使各类材料在不同项目中物尽其用，但距离做出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15）”。
前文我们已结合儿童的行为特点提出“客体永久性”的概念。这里的“客体”可以是字句、朋友或人际关系。尽管如此，它仍像一个猜不透的谜，始终贯穿我们的人生。事物永无止境地在“消失”和“被找到”间循环往复，而这大体上便是心理治疗的根基所在。虽然我不会像小孩子那样拿着一个羊毛线轴抛来抛去，却也时常在某人或某事突然闯入自己的人生后惊讶地蹦出“来了！”的想法。这些人或事物可能是一个朋友、一份工作、一本书、一个想法、一场交谈、一顿饭、一张票、一个机会、一次昨日重现、未来将至的一闪灵光、一朵云、一场暴风雨、一个西红柿甚至一枚鸡蛋。然后，我会像孩子们一样，兴高采烈地发出“去吧！”的呼喊。
当我前去探访罗切斯特大学的实验室时，豪厄尔项目组的研究生约瑟夫·崔（Joseph Choi）再次向我强调了变换光学在现实应用中的局限性。他说，变换光学不适用于所有可见光范围内的波长，也不能360度无死角地将物体“隐藏”起来。但“罗切斯特斗篷”确实办到了前人没能办到的一些事。有别于以往的隐形装置，“罗切斯特斗篷”不会造成物体周围光线的放大或扭曲。它利用若干层光学透镜聚焦或改变光线的方向，从而使肉眼从各个角度与位置都无法看见被隐藏的物体。此外，“罗切斯特斗篷”还适用于整个可见光范围内的波长，而不只局限于其中寥寥几种，所以才能保持着藏匿于斗篷之后的物体的原本样貌。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它本身的样子，”崔告诉我，“就像透过玻璃或空气看到的东西一样。”
尽管“魔戒”常被用来作恶，可并非“为所欲为”的代名词。相反，它的存在使创造力倾泻而出，使思维天马行空，使行动颠覆传统。它昭示我们，人世间种种浪漫的疯狂，最终皆可归结于“可见”与“不可见”的范畴。由此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该将“盖吉斯之戒”摘下，转而戴上奥兰多的“魔戒”呢？在社交媒体文化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对曝光度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否迫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想想，具有隐身法力的“魔戒”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创造性的启发，并驱使我们采取颠覆传统的举措呢？
崔还带我参观了实验室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并从中推出了一辆黑色金属质地的杂物推车。两排透镜被固定在推车表面，其中一排以特定的角度排列着，其间整齐地穿插着几面镜子。地下室过道的白墙上粘着一张纸，纸上打印着一块小小的彩色网格。崔将推车停放在离墙几米远的地方，接着将一只手放在透镜中间。当我顺着光线看过去时，惊异地发现他的手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而透镜后面的纸张及上面的彩色网格却依旧清晰可见，就连颜色和比例也不受透镜的影响。
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路德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创作的史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中也有类似于“魔戒”的意象。尽管诗中的“魔戒”是从一位印度女王那里偷得的，创造性的力量却丝毫不比《指环王》中的“魔戒”差。故事的主人公奥兰多热烈地爱慕着安吉莉卡公主，他为爱痴狂。这部浩浩荡荡的史诗早在开篇就已交代“魔戒忠于其主”。此话不假。将“魔戒”戴在手上或含在嘴里就能让人隐形。有人将“魔戒”作为贿赂之礼献给原先那位女王，以谄媚其身份尊贵。戒指失窃后，知晓其去向的人却独守着这个秘密。就这样，戒指在不同人物间流转，忽隐忽现，贯穿着整部史诗。这则架构宏大、狂放不羁的故事以超现实主义的形式存在于地球和月球之上，不断在超然和荒诞间循环往复。“魔戒”几易其主，被赋予的意义各不相同，堪称一场以颠覆和虚伪为主题的狂欢。戒指能帮助主人逃避追捕，免除牢狱之灾。它能拆散爱侣，也能使他们破镜重圆。它能保护主人，也能为其招来祸端。正是这枚戒指，使相爱之人的身影在彼此的视线中消弭、重塑。
需要注意的是，“罗切斯特斗篷”类的原始隐形装置体积不大，且其隐形范围只能承受微小的角度变化，但如果采用更大的透镜，就能相应地隐藏规格更大的物体。维基百科上就有提供给非物理学专业人士自行建造简易隐形装置的操作指南，所用材料均可从市面上获得，成本不超过100美元。未来，若该领域内科技水平发展得更为成熟，手术大夫有可能让视线穿过自己的手，直视手术部位；货车司机也有可能看见以往驾驶时存在于视野中的盲区。但豪厄尔向我透露，物理学家“未必总为实际应用考虑，他们只是沉迷于解决某个问题而已”。他还主动坦诚“罗切斯特斗篷”其实是一个简易的光学系统，并称他“只是想让某些东西隐形而已”。尽管“罗切斯特斗篷”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却也不乏来自其他科学家的诟病。他们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豪厄尔将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了研究一个简单的光学小玩意儿上，更何况这项研究并没有受到任何基金资助。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卢梭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漫步遐想录》（The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对“盖吉斯效应”的解读方式。行将就木时，卢梭对人类灵魂的行善与作恶能力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第六次漫步的途中，他反思了人与人应如何公平相待，并为“隐世”状态做了慷慨激昂的全面辩护。在他看来，隐姓埋名反而传递出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而这或许正是为人类走向社会正义做出贡献的良师益友。他在书中写道：“若我能一直顺应本性地自由、隐没、与世隔绝，我将只会行善，因为在我心中，没有埋下一粒渴望作恶的种子。若我能像上帝一样隐于人们视线之外，一样无所不能，那么我也将像他一样常存善心（13）。”即便卢梭的观点无法令所有人苟同，却不妨碍他充满喜悦地认为自己在“无忧无虑时”偶尔能创造奇迹，在戴上“盖吉斯之戒”之后做出“无数悲天悯人的公义行为”。卢梭确信自己愿为实现人类大同的目标添砖加瓦，这枚戒指只是构筑和谐世界的附属品。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能力高于常人的人都难逃堕落的下场。尽管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应当丢弃“盖吉斯之戒”，摒弃逃避公众监督的想法，但他却仍旧坚持，默默无闻的状态虽然会给人以堕落的诱惑，但也同样会使人更容易行善。
但豪厄尔心里清楚，凡是涉及隐秘性的东西，最有可能派上用场的地方莫过于军事领域。他也明白，不可见的物体使一些人担忧“问责不明的现象的发生，堪称助长男孩潜入女浴室偷窥一样的歪风邪气”。但他也指出，这类发明的积极用途同样不胜枚举，如在建筑与环境规划领域均可企及。突兀的大桥、外观不雅的天桥以及各类东倒西歪的指路牌或许都将因此不复存在。可问题是，这究竟是会改善我们居住的环境，还是只会扭曲我们的现实感？谈到这里，豪厄尔不禁大声发问：“咱们能使墙隐形吗？”而当我们不想看到某件东西，却又想让另一样东西留存于我们的视野之中时（16），能否利用“隐形术”来帮我们达成目的呢？或许正是由于豪厄尔并不十分热衷于这类装置的实际应用，他的想法才会如此天马行空。儿时的他酷爱看《星际迷航》，即使如今已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对世界的好奇心也依然不减当年。同我们一样，他也对“不被看见”的事物充满兴趣。他承认，“罗切斯特斗篷”仍存在诸多局限性，“目前还没有发现全方位、无死角的宽波段，但未来5—10年之后，这或许将成为现实”。
倘若说肯特里奇意在借这部影片来探讨个人身份的幻灭，那么他还在其他地方强调了个人身份在社会、政治和地理维度上的脆弱性。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提及约翰内斯堡市地下流淌着液体金子的矿层，正是这些矿层和金子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这些看不见的脉络、在地下默默流淌的矿藏、泵入矿藏中的水源、突然落陷的灰岩坑以及有如定时炸弹的地井，都是这座城市的无形风景，更是对南非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的隐喻。
那辆黑色手推车被人从砌着白瓷砖的实验室里推出，里面掺杂着科学实验的意味、散文诗般的意境，以及某种功利主义色彩。总之，虽然这实验室看起来并不像是什么能给人启发、使人顿悟的地方，却的确有某种至关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将自己的笔、本子和手放在透镜后面，它们都消失了。这是一种切身体验，无关文学描述和心理状态。后来，我离开实验室，沿着树下的小路穿过校园，经过灌木丛、长椅和通往停车场的围栏时，我发现自己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似乎发生了一丝微小的改变。我不停地想象着自己能够看穿周遭的事物，想象自己的视线可以穿透它们，看到它们的另一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看穿事物的能力与让它凭空消失的能力并非同一回事。
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艺术作品为“不被看见”的内在含义提供了一个微妙的视角。肯特里奇以擅长将精美艺术与动态影片相融合而闻名，他经常在作品中运用拥有自主意识的、突然出现或消失的纸张、阴影或人形等素材。在其创作的影片《无形的修补》（Invisible Mending）中，他用一把刷子和一块橡皮修复一幅木炭自画像。完成后，画像中的肯特里奇从纸面上走了下来。接着，肯特里奇的本体凭空出现，用不知从屏幕之外的哪儿飞来的碎片，再次将破碎的自画像拼合完整。艺术家与物象本身互为永恒，无止境地重复着创建和解构的循环。这部影片是系列影片《献给梅里叶的七个片段》（Fragments for Georges Mlis）中的一部，旨在纪念梅里叶这位伟大的法国魔术师、演员及电影导演。作为一名电影特效大师，梅里叶在世时就经常创作带有诙谐色彩的幽魂形象。
在探访豪厄尔实验室前，我以为物理学中的“不可见”现象是实质性且可量化的，也希望自己能在真实世界中体验一把隐形的快感。作为一名62岁的高龄女性，我开着一辆蓝色小轿车，经由州际公路前往罗切斯特市，保持着尽可能快又不至于超速的状态穿过纽约州北部。到达罗切斯特后，我在一家假日快捷酒店住了下来。这里有着十分宽敞的停车场，附近还有数不清的牛排馆、主打螃蟹的海鲜餐厅、办公区和一家来爱德（Rite Aid）连锁药店。我不禁想，尽管这里的景色实在算不上令人耳目一新，但我们不正是在这样随处可见的环境中变得平凡无闻了吗？我实在想知道。倘若我连如此看似有违理智的想法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想我此刻终于见识到了“不被看见”这个概念的真实面貌。
“秘密庭院”泛指某种自闭的心理状态，由此折射出“不被看见”这一概念在本质上的模糊性。或许，我们成年人之所以会对看不见的情形存疑，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孩子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它、接受它，但凡事喜欢条分缕析的成年人却容易因它感到焦躁。然而，“不被看见”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它可以鲜活地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也可以完全不被人察觉。如果说“不被看见”的状态是各类越界行为的温床，那么它也可以与欢愉、知识、心灵成长、探索、隐私、审慎、静默和自主有关。它使我们得以与内在的自我对话，在喧嚣的世界里留有一块安宁的绿洲，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求得心灵上的安定。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珀尔修斯有一顶可以随时使他化身云雾的隐身帽，而智慧女神雅典娜也时常戴着一顶令旁人难辨其真容的头盔。
近期，一群瑞典神经科学家也在这个领域进行了探索。他们设计出一种让人类体验消失感的方法，这项研究旨在从社会与道德的视角重新审视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提出的问题：人类将如何利用“隐身”能力？新兴技术的不断出现，预示着人类拥有隐身能力不再是天方夜谭，但这种能力又将如何影响人类在是非对错上的判断呢？试验中，受试者每人戴上一套VR（虚拟现实）眼镜设备，以此就能够以旁观者的等高视角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受试者看见的影像是虚无的。他们低头时看见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一片空白。然后，研究者使用一把刷子，同时轻抚受试者和他旁边的“虚无”影像。受试者表示自己明明能感受到刷子的触感，却眼睁睁地看着刷子对着“虚无”幻影刷来刷去。随着视觉上的不断强化，受试者表示自身对刷子的触感也逐渐减弱。受试者的大脑将刷子的触感信号从身体传到“虚无”影像上，由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为大脑营造出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其实不难。有形物体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倘若视觉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身体变得虚无，大脑也会很快就接受这种想法。
然而，现在是时候质疑这种观点的权威性了。当某人变得“隐形”，对社会大众而言，他最有可能正在酝酿某些越界行为，或是根本就存在性格偏执的一面，人们会开始以轻视的态度对待他。这是最容易形成的成见，也是无聊透顶的看法。在法语中，“秘密庭院”（Jardin Secret）一词指的并非园艺意义上的真正庭院，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自闭状态。其涵盖范围广大，从个人的小小例行仪式到某种心理状态，再到不为人知的私人事物、想法或活动。它可以是透过窗子看到的某处景象，可以是一处避风港或避难所，是清晨的一次散步，是靠近桥的河畔某处，是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是一段乐曲，也可以是私人收藏的皮草、奇石、书籍或扇子。隐私感是“秘密庭院”的核心所在，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占有欲、掌控欲和亲密感，甚至还可能罩上一丝情色意味。在“秘密庭院”的背后还蕴含着其他深意，比如，每个人在过去的生活中都有不愿同他人分享的细节；人类的体验和想象力有时是个人意图、行为或奖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内心深处的隐私感，或许正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与体验分享的共同基础。
研究人员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探索这种身心联系在使人感到焦虑的情境中如何发挥作用。他们让这些“隐身”的受试者在VR设备中看见一把匕首，正准备刺向那个“虚无”的自己，于是研究人员检测到，受试者开始心跳加快、汗流不止、心理压力骤升。在接下来的试验中，这些受试者又在VR设备中看见“虚无”的自己站在一大群陌生观众前，却几乎没有因此出现任何心理不适，因为此时他们已经产生了“隐身”的错觉，以为观众真的看不见自己。这个瑞典科研团队的负责人阿尔维德·古特斯坦（Arvid Guterstam）就此试验结果提出了多种实际应用设想，例如帮助人们减缓社交焦虑，以及治疗患者的脊柱损伤——后者的临床表现之一正是体验到“自己下半身消失”的错觉。尽管我们仍不清楚隐身状态如何对自我意识与道德行为产生影响，但我们的确意识到，我们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或许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非绝对。要接受我们是可“消失”的这个事实，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17）。
不仅如此，“隐形”的状态还被现代人覆上了一层偏执的色彩。1977年，艺名为瓦莉·艾丝波尔（Valie Export）的奥地利艺术家拍摄了电影《看不见的对手》（Invisible Adversaries）。影片中，女主角坚信自己周围的人被看不见的外星人寄生。在2013年创作的影片《关于如何隐身的超级教学材料》（How Not to Be Seen: A Fucking Didactic Educational. MOV File）中，旅居柏林的艺术家希朵·史黛尔（Hito Steyerl）给观众上了有关“如何消失”的5节课。影片刻意采用教学录像中惯用的话外音口吻，向我们宣称，爱、战争和资本都是无形的。第一课的主题是“如何不被镜头拍到”，影片中，史黛尔教育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目的：躲起来、闪到摄像画面之外、关掉摄像头、找人将拍到我们的镜头删掉或者干脆人间蒸发。第二课的主题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消失”，建议的方式包括：佯装不在场、当着别人的面突然藏起来、将自己蜷成一团或直接抹掉自己存在的痕迹。而第四课则从各式各样的隐形群体入手，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消失方法——进入一个安装了门禁的居民区或一块警戒森严的军事重地；身处任何一座机场、工厂或博物馆之中；穿上隐身披风或在“暗网”里遨游；成为超过50岁的女性；缩成小到几乎让人看不见的像素以及被极权制度折磨得意志消亡。这部影片中的许多场景都以残破不堪的老式校准靶作为背景，其几何图案被投射在恍如加州的沙漠上，用作无人机的训练目标，也就是说，这是早期的无人机演习场景。借助这部影片，创作者意图告诉我们，在当今这个监控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隐形”与“隔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隐形”有时会对人们起到积极作用，但多数时候还是暗示着一种疏离与冷漠。
问题是，物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与那些神秘的隐身故事之间存在共同点吗？前文提及的菲利普·鲍尔在《隐形：看不见的危险诱惑》中总结说，此两者为不同类型的领域，新兴技术和我们以往对隐身的迷思之间或许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这些差距也许是必要的。他写道：“变换光学和无线微波技术使科幻小说中看似最不可能实现的故事情节或只有造物主才能施展的魔法成为可能，而传统意义上的‘隐身’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内容。但话说回来，目前这些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还很难与我们在神话中的想象相匹配。”鲍尔在书中总结道，新兴技术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范围，与人类对隐身的种种科幻构想之间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18）。换言之，想象是一回事，技术又是另一回事。
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编写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名为《隐形：看不见的危险诱惑》（Invisible: The Dangerous Allure of the Unseen），谈论的正是在公共视野之外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开篇处写道：“如果你能隐形，会做些什么呢？很有可能，你的行为逃不出权力、财富或性的范畴，甚至三者兼而有之。”但鲍尔也认为，我们没必要对此感到内疚，因为人性本就如此。一旦逃离监管，人性就会驱使我们暂时堕落。在这一点上，艾拉·格拉斯（Ira Glass）每周放送的广播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这档节目设有一个名为“隐形人和鹰侠”的环节，在某期节目中，美国作家、幽默家约翰·霍奇曼（John Hodgman）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能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是想飞，还是想隐身？结果，那些选择“隐身”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倘若拥有这种超能力，自己就能溜进电影院看免费电影，或偷偷地登上飞机在全世界畅游。选择“隐身”的女性还想到，这种能力使她们有能力去商店里偷取心仪的毛衣，而男性更想趁此机会潜进澡堂偷窥异性洗澡。“几乎没有人说‘我想用自己的隐身能力去惩治犯罪’，大家对此好像都不怎么关心。”霍奇曼最后评价道。他由此得出结论，在成人世界里，不受监管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误入歧途的开端。
几个月后，我在手机中翻到崔同学在我拜访豪厄尔实验室时为我拍的照片。那时的我站在一台科研装置旁，伸着手，可我的手却完全消失了。在我看来，这并非一张简单的照片。照片中的女性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身体部位，这幅情景及其激发出的感受并不令我感到陌生。消失的不仅是她的一只手，还有这只手所能够做的、应当做的事情。这位女性会因此变得残疾、失能，甚至连最基本的日常事务都不能料理。虽然我不常这么想，但有时我的确像大多数其他人一样，能偶尔感到自己身上的某个重要部位消失不见，而我本人也因此衰弱不堪，崔为我拍摄的这张照片正反映出了这种状态。隐形装置或许只是利用光学原理与我们的眼睛开了一个玩笑，但其中同样捕捉到了某种真义。客体永久性的概念，或许也可以适用于我们身体的某个部分。
“盖吉斯效应”（Gyges effect）源于柏拉图讲述的“盖吉斯之戒”的故事，现已引申为网络上的匿名暴力和挑衅行为。这原本是属于一位牧羊人的故事，他偶然发现了一枚能够使人隐身的戒指。戴上戒指后，牧羊人隐匿身形，混入王宫中，诱惑了王后，杀害了国王，自己登上了王位。柏拉图想用这则寓言警示世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有可能在“隐身”（或者说，不受社会监督的）状态下做出越界和不端行径。这种“隐身”状态不仅使这些不道德行为成为可能，还会助长此类事件的滋生。柏拉图还认为，社会监督存在使人钻空子的灰色地带，这无异于道德堕落者谋划犯罪行为的温床。事实上，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中，因为躲在暗处而得以发生的欺诈等不轨行为比比皆是。专为已婚人士提供婚外情中介服务的加拿大社交网站“阿什莉·麦迪逊”（Ashley Madison Agency）于2015年被黑客入侵。手机应用程序“私密相册”（Photo Vault）允许高中生或任何身份的人在手机上私藏色情图片或其他非法资料。此外，旨在越过网管监察的“暗网”（Darknet）堪称让人毛骨悚然的地下网络世界。那里的用户使用加密的身份资料，以便买凶杀人、从事毒品与武器交易或是提供普通渠道无法获得的儿童色情产品。
人类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求“隐身”，可能源于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认知：即使我们看不见某个东西，可它依然存在于那里；即便将某个东西放在眼前，我们也可以视而不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好像生来就知道，有时候自己的认知会存在偏误，有时又会神奇地出现顿悟。我想，或许正是因为“不被看见”的状态使我们感到矛盾，才更加令我们心驰神往。当我们自我怀疑或感到恐惧、羞愧时，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让自己消失。可另外某些时候，不被别人看见反而让我们十分失望。我们既渴望“隐身”，又会因为被人忽视而崩溃。对此，我们的感受或许就像人类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一样多变。
三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已普遍接受了“看不见”与“恶意”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 R. R. Tolkien）所著的奇幻小说《霍比特人》（The Hobbit）与《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发生的故事围绕着一枚金色指环展开。这枚“至尊魔戒”只从属于某个强大却不可见的灵体。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这个灵体的腐败与恶毒也逐渐被揭露出来。戴上“魔戒”的人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他们会感到视野受限，却能看见另一个阴暗的世界。 随着“魔戒”的罪恶本源逐渐显露，读者也会意识到，要想拯救“中土世界”，这股黑暗势力必须被摧毁。
我的丈夫年轻时住在菲律宾。当地少数民族摩洛人聚居于棉兰老岛上，几代人前赴后继地为了实现自治而抗争，他们与菲律宾主岛居民之间的冲突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极端程度。早在几十年前，摩洛人就已向马尼拉发起过袭击。当时他们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划独木舟进入马尼拉港口，然后向岸上掷矛。他们嘴里含着被萨满巫师施过法赐过福的鹅卵石，深信这些石头真的能让自己在敌方面前隐身。尽管摩洛人将“隐身”当作一种军事战术，但在我看来，那些“隐身石”还赋予这个部落以凝聚力与自治性。这种“隐身”代表着只有部落成员才能看见彼此，这是一种部落身份的象征。
从童年一路走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看不见的朋友”心怀感激，并对这些“朋友”的力量有所了解。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成年后的我们竟如此容易将“看不见的朋友”与不端、堕落、恶意甚至罪行联系在一起。1693年，基督教传道士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出版了著作《无形世界的奇观》（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其中全面记录了塞勒姆小镇女巫审判案中被审判者“遭受感染与恶魔侵袭”后的种种表现。在马瑟笔下，塞勒姆小镇经历的一系列风波全都归咎于看不见的物质和灵魂—“充斥着令人费解的情形”。尽管恶魔撒旦想方设法地掩人耳目，但马瑟依旧运用图解等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其中一名被捕“女巫”的恶行：她如何勒住别人的脖子，如何让一位邻居的皮肤脓肿溃烂，如何让一个人全身瘫痪，又如何使一群牛中邪。
当然，摩洛人的隐身战术难免让人发笑。但若我们只顾着嘲笑摩洛人的做法，那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隐形飞机、以“无形”为卖点的妮维雅除臭剂，或是配备透明引擎盖的路虎概念车呢？这款车的前置摄像头能捕捉车辆正下方与正前方的影像，使用视频串流技术让这些被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于这个透明引擎盖上，使人恍然以为自己可以透过车体直接看到下方正在驶过的道路。“路虎正在开发尖端技术，试图在实现了‘视觉上的隐形’的汽车前部创建前方地形的数字视图。”在这款概念车的宣传册上如此写道。路虎公司声称，这种透明引擎盖可使驾驶员拥有“增强版的现实视觉享受”。要我说，这种享受其实与摩洛人追求的感觉差不多。
——约翰·伯格
摩洛人的“隐身”受信仰和信念驱使，而路虎的透明引擎盖则是数字时代下与时俱进的公司品牌战略。两者显然存在天壤之别，却不约而同地证明着人类注定为“隐身”的状态所吸引的事实。我既非车迷，也对除臭剂没什么偏好，但我肯定愿意拥有一块摩洛人的“隐身石”。这种石头长什么样？通体透明还是花色斑驳？是像玛瑙一样泛着绿光，还是表面平滑且呈灰色？或许它其实有条纹？这些我都说不好。画笔固然能上色，但谁不渴望拥有一支用其上色之后即可隐身的概念性画笔呢？我估计这类东西不会很快面市，苹果公司近期应该也不会在应用商店里引进“iPebble”或“iBrush”之类的软件。只有在人类的想象中，才更有可能开发出这些东西。
其本质使然，与去向无关。
但这或许正是“不被看见”的美感所在。想要实现这种状态用不着复杂的工具，简单地拼装几块透镜或使用一些常见物品可能就已足够。“Hulinhjalmur”是一个古老的冰岛符号，被认为是“隐形”的象征。要想召唤它的神秘力量，古冰岛人必须划破自己手指和乳头，用滴出的鲜血混合渡鸦的血液与脑浆，加上一块人体胃部组织，最后用一大块褐煤蘸着这种混合物在人的眉毛上画出那个符号的图腾才行。在追求“不被看见”这个目标上，篮球运动员蒂姆·邓肯（Tim Duncan）的方法显然比古冰岛人的方法更为简单。他5次夺得NBA总冠军，终于2016年退役。那一年，是他篮球职业生涯的第19年。邓肯只是用手机发布了自己退役的消息，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没有举办退役庆祝派对，没有任何媒体活动，甚至连退役礼物也没收。短短几天后，人们就在Twitter上看到了他在“Old Navy”商店里排队结账的照片。从万众瞩目的竞技场到商店里的结账台，邓肯有意选择了一条低调的路。但这或许正是“不被看见”的关键所在：它可以高深莫测，也可以像日常生活一样简单。
人声、香水味或其他微观之物，客观存在着却又无法为肉眼所见。
豪厄尔曾在YouTube上传了一部短视频，向公众展示“罗切斯特斗篷”的运作机理。视频中，他用一系列透镜搭建了一个更大型的“罗切斯特斗篷”，并让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担任受试者。大儿子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可见的，而小儿子却不知从哪里突然探出头来，朝镜头挥舞双手。两个男孩在“斗篷”里进进出出，在“显形”与“隐身”的状态之间轻快地穿梭着。他们欢笑、嬉戏、“消失”，此情此景很难不让人心醉，因为这两个孩子激发了观众内心世界中某种原始的情感。他们是多么快乐啊！这难道不就是一段关于“看不见的朋友”的视频吗？它生动地捕捉到了每个家长的担忧，他们害怕孩子突然消失，这是他们的梦魇！视频的背景并非神秘的森林，没有高耸的树和瘆人的阴影，这里的风景是铺设着白色瓷砖的墙壁，是光线充足的实验室。然而，这段仅有3分钟的短片阐述的是科学真理，它充满神秘感，叙事方式又非常有趣、有吸引力，从而凝聚成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它告诉我们，这是人类的想象力所能企及的高度。它将可能与不可能交织在一起，又使发生了的和没发生的同时显现，汇聚了我们所能看见的和不能看见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