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心理学教授特蕾西·格利森（Tracy Gleason）认为，“看不见的朋友”能够帮助儿童“应对社会关注，理解他人观点。想象中的同伴与现实中存在的一样，都能给人情感支持、信心和关爱”。“看不见的朋友”也能为我们带来独处的机会，并使我们从中收获幸福、共情和同理心。同样，他们还能帮助孩子们“正确地处理失望、悲伤和愤怒情绪（8）”。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我们总能创造出“看不见的朋友”，对他们倾诉，接受他们的指引，甚至向他们寻求保护。
“看不见的朋友”这一概念一度被弗洛伊德和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人心智发育不全、社会适应无能的表征。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看不见的朋友”成了人们心目中更加珍视的伴侣。他们的出现形式不一，有时是人、鱼等动物，有时是云和树，有时是某些幻想中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同理心、创新、共情。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可以体会到一种舒适感。艾莉森·卡珀认为，“看不见的朋友”具有一项功能，那便是“在人类的想象中见证着我们的内在体验。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或许标志着他们挣脱童年束缚，不再只通过母亲的凝视了解自己，而是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借助反思探索自我”。卡珀还认为，人类的这些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人类逐步学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想象中的朋友”正是“彩排中的一名重要配角”。正如每个人私底下都有富于个性的一面，这些“看不见的朋友”也能帮我们试探自己关于友情的种种想法是否正确。他们可以是我们分享秘密的知己，可以是我们倾注心血的对象，还可以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源泉。他们是调和孤独与寂寞的方式，是一种我们几乎无法命名的安慰手段。与“看不见的朋友”发生第一次亲密接触时，我只有6岁。我生于一个圣公会家庭，就读于一所天主教学校。当时的我还没有信仰天主教，因此不必去做弥撒，也不会在仪式中取食“圣餐”。有时，当其他孩子都去参加正式的教义问答时，只有我孤零零地留在教室里，无所事事。可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对天主教圣徒有了足够的了解，并为之着迷。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可能穿着薄纱材质的蓝色罩衫，手持百合花束；他们也有能力发动军队，浴火向前。他们在面对邪恶的主教时泰然自若，他们也生性乐观。安提俄克的圣玛格丽特屠杀了恶龙，还经受住了火烧和水淹的酷刑。圣克里斯蒂娜不仅能控制火，还能在空中飘浮。就连那些更为低调保守的圣徒，比如猫的守护神，在森林里深居简出的圣格特鲁德，都令人深深着迷。他们无疑是勇气、仁慈、宽恕和信仰的化身。但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不畏艰险的乐观态度。然而，作为非天主教徒，我知道自己不该拥有这种对虔诚的依恋。于我而言，他们有如“禁忌的朋友”，却反倒因此使我更加难以抵挡其魅力。他们一直影响着我，驱使着我想和他们建立那些不该建立的情感联系。不同于劝我一起逃课的高中同学，也不同于不良男友，他们品行正直，却对我构成了一种危险的诱惑。为了他们，我甘愿赴汤蹈火。
我的朋友凯瑟琳在她5岁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看不见的朋友”。他是一名与凯瑟琳同龄的牛仔小子，名叫凯科。他身穿蓝色牛仔裤，头戴深色毛毡牛仔帽，帽檐边缘用线缝了一圈。“我记不清他是否来过家里。”凯瑟琳说，“但在外面，他与我如影随形。我们一起荡秋千，一起在灌木丛中搭堡垒，还一起爬上不那么高的樱桃树。他脸上有雀斑，衣着光鲜亮丽，简直就是我心目中最酷炫的孩子该有的样子。当时我对他着迷极了，尽管我们从未挑明，但他应该知道我喜欢他。后来，我很快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假小子。”几年后的某天，凯瑟琳开车经过一辆名为“基科”的卡车。她回忆道：“虽然‘基科’与‘凯科’的名字不完全一样，但看着这个名字，回忆排山倒海般地向坐在车里的我涌来，使我瞬间回想起当时和‘凯科’在一起的亲密时光。他对我的人生起到的影响是那样重要。”
人在儿童时期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明白语言、地点和物体均可同时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中。我敢肯定，这类游戏亦对人类的心智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置身于一座环绕着围墙的花园，还是摆弄图像投影仪器，甚至是用所谓的“隐形墨水”书写，无不表现出世界在可见与不可见中交错演绎的魔幻之美。而正是凭借着存在于想象力中的陪伴，孩子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心理上的过渡。
我的另一位童年好友曾拥有两个“看不见的朋友”。每到夜深人静之时，这两位朋友就会开着粉色的凯迪拉克敞篷跑车来她家看她。他们彼此分享笑话，直到我的朋友进入梦乡。时至今日，她都无法言明这两位朋友所代表的一切。她只能将他们模糊地解释成幽默和慰藉的象征，但当她回想起他们时，嘴角总会因回忆的甜蜜止不住地上扬。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告诉我，小时候，她有两位棍子一样的朋友，分别叫“曲奇”和“吉姆”。其中，曲奇长得很像一根巧克力细棍饼干。“每当我独自在家玩耍时，他们就会出现。”我的这位女性朋友回忆道，“我们手拉手，一起聊天，他们愿意听我的话。最后，他们慢慢地消失了。”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小孙子是在用这种方式处理妈妈不在所引起的焦虑。但在我看来，孩子们几乎对一切来来去去的东西都着迷。只要有机会探知物体出现和消失的原理，他们都愿意学习、尝试。柠檬汁、苏打水以及厨房里其他的常备佐料，都能成为孩子们为研制出能让字迹迅速消失的“隐形墨水”而不断摆弄的化学实验道具。要是弗洛伊德活到今天，看到我家孩子书架上摆着的全息图绘制仪，又会作何感想呢？这台仪器上市时标榜的卖点是“即拍即得”，内置的空腔中安放着两面彼此相对的抛物面镜子，操作者将任意一样东西（如戒指、硬币、塑料小娃娃、青蛙模型等）放进仪器内，它的三维图像即刻就会被投射出来，看上去就如同悬浮在空气中的实物。只有当某人伸手划过时，才能感受到这只不过是一幅虚像而已。尽管这个玩具花不了几个钱，却成了我家孩子们日常学习的工具。他们因此了解到，在同一时间内，某样东西可以出现在某处，却又不一定真实存在于那里。
幼儿常通过“看不见的玩伴”探索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逐渐从中体悟出一个道理：自我存在感有时会通过感知他人的存在而获得，而友情的形式也不止有一种——其中有时呈现出某种层级关系，有时又没有。我的朋友阿莱娜说，她小时候也有位“看不见的朋友”，名叫玛丽莎。玛丽莎比她年龄大，也比她更成熟。此外，她还有个“看不见的哥哥”，名叫格尔德，处处护着她。“他们身上其实投射出了我小时候对人的看法。”今天的阿莱娜如是说，“我很早就想要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却一直对此将信将疑。直到有一天，有人建议我试试看，于是与这些‘看不见的朋友’互动就成了我每晚睡前最真实的体验。我觉得那可能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是我自己在讲述着内心关于一切美好关系的可能设想。”
弗洛伊德在观察他18个月大的孙子玩“fort/da game”（去来游戏）后发现，学会管理“消失”是幼儿游戏的本质。这种游戏用到的工具是一根系着绳子的木轴，孩子们会拽着绳子，将木轴甩过床头，然后用绳子将视线之外的木轴拉回来。“去吧！”小孩子一边将木轴丢出，一边念念有词。等到又将木轴拉回视线里，他又会兴高采烈地说：“回来！”就这样，他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和词语，看着玩具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
格利森教授曾说，生存在孩子们幻想中的 “看不见的朋友”可能表现为与这个孩子自身能力相当的形象。“看不见的朋友”可能是孩子理想中的朋友，如同在镜中看到的自己；也可能是一个讨人厌的、无法触及的人，处处与这个孩子作对。不被接纳的感觉如何？又该如何应对？（9）格利森教授不禁发问。孩子们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实践他人的观点，进而在认知上实现巨大的飞跃。明白他人有着不同于自己的想法与感受，有助于孩子们进一步探索自己究竟秉持着怎样的信念。
在探究“捉迷藏”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必要性的问题上，现居纽约的心理学家艾莉森·卡珀（Alison Carper）写道：“有时候，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藏起来。我们需要进入精神世界中的私密空间，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审视。（6）我们需要这块隐秘之地，这是能让我们进行反思的地方。”她还表示，一旦我们“藏起来”，又会开始渴望被发现，渴望被人找到。如果我们一直不让生命中重要的人找到，那么“藏起来”就不再是一个游戏，而会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她也认为，是否拥有“个体意识”这一心理内核，决定着我们未来能否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7）。承认自己具有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见的一面，并自愿表露出来，是我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基础。在培养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察觉、反省内心的感受至关重要。我们向外界展示自我的方式，与我们在必要时选择采取何种方法暂时远离大众视野密不可分。
“看不见的朋友”并不总是善良、慷慨并能给予人支持的。正如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样，“看不见的朋友”也可能是不可靠、讨人烦或不忠诚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泰特（James Tate）在其诗作《隐形人》（Invisible）中描绘了这样一则故事：泰特在邮局门前的台阶上偶遇了一个陌生人，他目送陌生人驾驶一辆黄色的车离去。后来，因为参加同一个圣诞节派对，他们再次在街角的一个垃圾堆旁相遇。俩人攀谈起来，交换了书籍作为圣诞礼物，还为对方提供了指引。他们彼此认识，却又不相互了解。就这样，气氛陷入了尴尬，两人都暗自怀疑对方其实是隐形人。“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泰特在诗的结尾处总结道。
孩子们也能通过物理空间体验“消失”的感受。伯内特夫人（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名作《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对于英国儿童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性情乖戾、不受疼爱的小女孩，她在约克郡的一片寒冷荒原上发现了一座环绕着围墙的神秘玫瑰园。在这座秘密花园中，她不仅收获了友情，还学会了如何爱与被爱。正如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笔下的爱丽丝不小心掉进“兔子洞”，凯·汤普森（Kay Thompson）塑造的艾洛伊丝[2]能够在广场饭店中自如地穿过一条又一条只有她知道的秘密通道与走廊，儿童探索世界的途径通常带有隐秘性，隐形的房间、花园、树林、树屋、灌木丛、衣橱、阁楼一角、台阶下方的间隙、河上漂浮的筏子或是内部空间仿佛无限大的家具——比如C.S.刘易斯（C. S. Lewis）构想出的那个大衣柜，它是通往纳尼亚王国的大门，在门后的森林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神奇又神秘的生物——都是他们的秘密王国。人们可以消失在这些看不见的未知之地，有时是为了独处，有时是想要逃避现实，有时只是黄粱一梦，有时又希望企及一些有关人类与精神世界的难以参透的奥秘。而让孩子的想象力肆意驰骋（5）的，也正是这些未知之地。“全人类共有的权利到底始于何处？”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1958年的联合国演讲中这样发问，“在靠近家的细微之处。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其本身又如此微小，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在世界地图上明确指出它所在的方位。”
想象中的友谊甚至可能涉及那些对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的名人。至于当事人长大后回想起来是否会觉得害臊，则另当别论。据我的儿子们回忆，小时候某次夏令营旅行时，他们的朋友萨姆带上了他那“看不见的朋友”——享誉全球的芝加哥公牛队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在离开汽车旅馆的房间之前，萨姆小朋友会说：“我们出发吧，迈克尔！”营地里，大家席地而坐围着野餐桌吃晚餐时，萨姆小朋友又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迈克尔，这些够你吃了吗？”转眼间，几年过去了，萨姆告诉我，他对那次旅行的记忆“有点儿模糊”，但他的确记得自己“曾经和乔丹一对一斗牛，比谁用石头向垃圾桶里投篮更准。乔丹每次都在那里”。后来，我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心理学术语“拟社会关系”专门用于形容我们单方面与自己仰慕但完全不知道我们存在的名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行为。这些名人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崇拜，与他们建立关系或许能给孩子们提供一条逃离家庭的安全途径。格利森教授表示，孩子们有时不想向同龄人吐露心事，因为同龄人未必有相同的经历。所以，为了逃离父母的管束，有的孩子会想象出一个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人，这是他们提供给自己的一种安全保障。
而安徒生于1845年创作的童话作品《钟声》（The Bell）有着更为恢宏的故事架构。故事中，某个村庄的居民总能在日落时分听到远方传来神秘的钟声。为了找到钟声的来源，他们去往森林。可有的人却开始垂头丧气、止步不前；还有一些人干脆将神秘钟声归结为幻听，而实际上这种诡异的声音可能只是来自栖息在中空树干里的一只猫头鹰而已。最后，一个王子和一个穷苦的小男孩经过艰难跋涉，找到了神秘钟声的来源。他们越过荆棘交错的黑莓丛，踏过遍布木百合与天蓝色郁金香的草坪，穿过橡树和山毛榉树林，越过横在前方的巨石，行过生满苔藓的森林，最终来到海边。在日夜交替之际的阈限空间中，那口看不见的钟再次鸣响。钟声在森林、海洋与天空间回荡，整个大自然有如一座教堂。读这篇童话的孩子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恣意徜徉，为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的正是他们纯净的心灵、与生俱来的信任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
鉴于“看不见的朋友”无处不在，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在网络上建立的关系自然也成了一种有必要思考的选择。我的朋友安妮仔细思考了这种方式，有时会通过某款应用软件与全球的社群进行联系。在这里，她可以与来自21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80万人交流，安妮说，有时候这款软件会有超过8000人同时在线。尽管彼时她握着手机一人独处，却也同时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着共鸣。这些看不见的社群加深了她与外界建立联系的体验。
难怪儿童文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可以使人隐形的道具，比如斗篷、帽子、戒指、盾牌还有魔法药水。这些故事用天马行空的叙事方式向我们证明，在孩子们学习成为更大的世界的公民的同时，“消失”也有着让想象力驰骋的力量。这种力量启迪着他们，又保护着他们，使他们受益终身，还为他们架起了一座通往知识的桥梁。在格林童话《十二个跳舞的公主》（The Twelve Dancing Princesses）中，一名随行的士兵正是靠着“隐身披风”才能尾随公主们渡过淌着银子的湖泊，又进入金子做的树林，最终解开公主们夜间去了哪儿，以及与谁共舞之谜。哈利·波特也有一件“隐形斗篷”，它足足拥有700年家族历史，能挡下所有咒语和“黑魔法”，助他毫发无伤地化解种种劫难。在连环漫画《凯文的幻虎世界》（Calvin and Hobbes）中，主人公凯文坚信自己能在必要时刻隐身，就连他的妈妈也对儿子拥有这项特异功能深信不疑。某天，他服下了所谓能够使他隐身的神药，然后试图通过偷饼干的行为来测试自己到底成功了没有。
我个人并没有如安妮般的习惯，但我会时不时地去浏览她提及的网站。我发现，以旁观者的身份默默看着这群人同时在线进行交流其实是一种享受。这个网络社区还能展示在线者的实时数量：界面上呈现出浅灰色的世界地图，每个在线者依据其所在方位的不同，在地图上被显示成一个个浅棕色小点，并且还会随着他们的状态变化进行实时更新。我知道，现在的数字绘图功能强大到足以将任何数据可视化，眼前这幅“在线世界地图”就以直观的定位功能展示出了它的迷人之处。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看待整个数字世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集市——散布在天涯海角的人虽然看不见彼此，却因为志同道合而在此齐聚一堂。我还听闻有些健身类应用软件可以使用户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一起跑步、举重或者进行各类综合体能训练。还有一款游泳主题应用软件，运用GPS定位系统，实时追踪不同国家游泳爱好者的运动表现。时至今日，在虚拟社区中与陌生人共同测量呼吸频率、计算每日行走步数或是记录脑卒中发病历史，已成了我们这代人寻找“看不见的朋友”的重要方式。我不禁想起，2017年夏天，“探索频道”运用计算机虚拟成像技术，让奥运会游泳冠军迈克尔·菲尔普斯与一头大白鲨在水中一较高下。这是数字世界为我们增强源自想象世界的体验的又一例证。
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复杂的“捉迷藏”游戏使孩子们得以进一步安全地探索“消失”的力量，以及感受伴随“被发现”而产生的刺激感。正是在“儿童”这一完美的小小样本上，精神分析专家D. W.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才有了这样的观察：“把自己藏起来让人身心愉悦，但不被人找到又是一场灾难。”如果说“躲猫猫”事关儿童认知能力发展，那么“捉迷藏”则与培养人的情绪控制能力有关。在儿童心理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心理治疗专家大卫·安德雷格（David Anderegg）表示，“躲猫猫”是一个思维过程、一种问题解决方式，而“捉迷藏”则与情绪觉察及心理感受管理有关。“‘捉迷藏’的乐趣在于，孩子们在藏起来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力量感，并深信自己被人记在心上。”安德雷格表示，“藏起来的孩子知道自己渴望被别人找到，等自己真的被人找到时，又进一步印证了他们之前的想法（4）。”他还指出，假如某个不知情的孩子一直躲在树后或阶梯下等待被人发现，到头来却发现游戏早已被叫停而没有人在找自己时，这个孩子就会感到极度痛苦。由此或许不难引申出，以“消失”与“被发现”为主题的各类游戏活动，其实都给孩子们早早地上了一堂关于“自主”的课。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科技创造出来的同伴，无论是在世界彼端的真人还是完全虚拟的形象，尽管他们可以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想象力，却并不是人类想象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包括苹果公司的“Siri”、亚马逊公司的“Alexa”以及微软公司的“Cortana”在内的虚拟助手，虽然可以识别我们的声音，帮我们安排约会、排布日程并且陪我们一起玩游戏，但它们是人工设计的产物，而并非诞生于我们自己的好奇、焦虑与渴望。“初音未来”是一位被设定为16岁的日本人气虚拟偶像，梳着水蓝色的双马尾。她的演唱会场场爆满，人气爆棚，尽管在台上演唱的她只是全息影像。“微软小冰”是一款中文智能聊天机器人，声音表现被设定为17岁的少女，每天都有数百万中国人不厌其烦地向她吐露心声，从生活琐事到情绪感受，无话不谈。“微软小冰”的存储容量使她能够记忆与每个用户的沟通记录以及其中包含的情绪表述，但出于保护用户隐私的考虑，这些历史记录将被定期清除。显然，无论是“微软小冰”还是“初音未来”，都唤起了追随者们真实的情感反应，但除此之外，她们与前文说的“曲奇”“凯科”“玛丽莎”，还有在夏令营营地里朝垃圾桶里投石块的“迈克尔·乔丹”再没有其他共通之处。“想象中的朋友”与“科技创造出来的伙伴”在媒介表现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后者源于外部世界，与我们开展的对话并非由我们自己主动发起。
在人的整个童年中，事物的消失与出现、离去与归来、隐藏与发现，是各类游戏的共同主题。当我自己的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最让他们兴高采烈的事情莫过于把自己整个藏在被子里、毯子下或大衣中。他们会制造出些许动静，有时忍不住偷笑甚至尖叫，仿佛在故意宣告“我就在这里”，接着，他们会静静地等待。不一会儿，又会听到那边传来一阵笑声或是些轻微的声响。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发现自己能够影响、控制被人发现的进程。在“消失”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一种对力量的掌控。
此两者间的差异不仅限于媒介，还在于选择权。iPhone摄像头、Instagram及其他社交媒体造成的持续网络曝光，甚至可以使人产生抑郁倾向。前述儿童心理治疗专家安德雷格指出，当代青少年虽然习惯于网络聊天，却不见得比上一辈的人更快乐。不同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不被看见”未必是贬义词。年轻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在公众面前展示最佳形象，却反倒因此憔悴不堪。他们出丑的时刻被人记录下来，放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的网络暴力使其中的大多数人深受其害。被公之于众的照片中有时是一个孩子嘴里塞满食物的样子，有时是他衣衫不整的样子，还有可能是他被迫摆出的某种令人尴尬的动作的样子。在这些状态下被他人看见，常常是与被“羞辱”联系在一起的。“无拘无束让人快乐，”安德雷格总结道，“可一旦照片被人放在社交网站上，当事人就几乎不可能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渴望展示自己，但这也意味着使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
不过，这只是孩子们在玩乐中体验“消失”的方式的起点。
“Facebook致郁”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现象，指的是无休止的曝光引发的焦虑，以及互相攀比造成的自卑或自怨情绪。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浮躁。它源于个人信息的流失——毫无保留的、毫无条件的，而个人信息又是维持自我意识、保持身份感的关键。当人们的私密体验无一例外地沦为公众消遣，内心的“自我”就容易遭受贬低。
后来我才明白，低龄儿童出现这类行为并非反常，这是他们对周遭世界的探索。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使某个物体从视野范围内消失。这一心理意象被儿童心理学家称为“客体永久性”（object permanence），最早见于五六个月大的婴儿，指的是人或物体即使在不被肉眼所见的情况下也是继续存在着的。“客体永久性”是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形成“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婴儿会有一种安全感，知道妈妈（奶嘴、奶瓶或摇铃等一切相关物体）即使暂时离开，也会回来。正是在这个阶段，婴儿开始意识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即使某个物体离开视野范围，也不代表它必定不复存在。从此，隐私概念开始萌芽，难怪“躲猫猫”游戏能成为人们童年生活中巨大的欢乐源泉：我看不见你，但我知道你还在那里；我看不见你，但你能看见我。这虽是一项悖论，却时常带来欢声笑语。一个人与看不见的世界建立关联，或许正是发端于“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形成。
这样看来，我们自发创造、形成和管理的那些友谊关系，便显得格外深奥又广泛。对这样一段友谊关系的认可行为，其实比计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多少粉丝更能彰显想象力。儿童利用“看不见的朋友”来化解自己对成人社会的迷思，并借助虚构的对话去填补自身在认知上的不足。这样的“友谊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了解自我的方法，也是一种探索我们自己如何才能与他人更为亲近的途径。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联系如此紧密的今天，数字监控和信息追踪使我们几乎无所遁形，“看不见的朋友”却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富足而模糊的独处环境。他们见证着我们的人生，听我们说知心话，并在某些时候像监护人一样管束我们。我有一位从事老年患者照顾工作的朋友，向我讲述过一位女患者临终前的故事。当时，这位患者喃喃自语，仿佛病榻边围聚着所有的亲朋好友一样。但与她“对话”的这些人其实都早已不在人世。“妈妈，他们其实不在这里。”患者的女儿说。谁知，她却回应道：“他们在，只是并不是为了看望你。”
我的儿子卢西恩在他两岁时，把他奶奶的一对金耳环扔出了窗外，这是他因不愿睡午觉而做出的抗议。尽管我对他适度教育了一番，但同其他许多家长一样，我的好奇心闸门也因此打开：这是儿子有意为之的重力小实验吗？他是想待会儿去外面找回耳环私藏起来，还是纯粹出于讨厌才扔掉它们？莫非一个小贼正好被我抓个正着？虽然他态度坚决，但这背后到底在酝酿些什么呢？当然，小孩子才记不住这种事。即使他真有什么计划，恐怕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正如格利森指出的那样，现实与幻想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这两者未必是反义词。”她说，“既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幻想中的形象（10）。无论事情究竟是真是假，都可以是无关紧要的。”她还表示，即便是成年人，有时也会与“想象中的同伴”玩对话游戏。我们甚至可以模拟自己与真实存在的人对话，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有时，即使屋里空无一人，我们也会在头脑中与假想出来的人聊天。我们也可能会被自己读过的小说情节深深地影响。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不仅能对我们造成真实的影响，也能引发我们真切的情感反应。
——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
每个人都有依靠“看不见的朋友”的陪伴度过非常时期的体验：发现母亲暂时离去的婴儿、逐渐长成青少年的小朋友、与丈夫据理力争的女性，还有被确诊罹患重疾的病人。在所有这些动荡的时期里，我们与“看不见的朋友”进行的沟通以及与某个“不在那里的人”展开的私密对话，都有助于我们淡看那些不测风云，并能安抚我们的情绪。格利森表示，人类的想象力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可以练习社交技能，或是安全地体验情绪剧烈起伏的平台（11）”，而与某个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无关。我的婆婆在爱尔兰长大，在她的印象中，她和她的表弟在树篱旁玩耍的景象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晨。他们身旁停驻着一辆亮闪闪的小型马车，突然间，长着一头金色鬈发的车夫不知从哪儿跳了出来。他朝两个孩子微笑，微微摘了摘帽，然后便消失不见了。他们俩吓了一跳，表弟在那个清晨以后就有了一头白发。如今，我的婆婆已经90多岁了，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一家养老院内。尽管她早已记不得自己的小孙子在某天下午将她的一对金耳环扔到窗外的事，但有时却能看见自己那来自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的祖母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
每个人都是隐形的，只是程度不同。
我的丈夫倾向于认为，这恐怕是源于他母亲沿袭的凯尔特人传统。凯尔特人坚信精神世界的力量，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对“看不见的朋友”采取如此包容的态度，正是因为他的信仰在背后起着作用。尽管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我个人还是更愿意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所谓的“独特的能力”。正如某个在这方面堪称学者的人所言，这种能力“使我们可以去爱、去分享人生，甚至使我们敢于凭着自己的灵魂去和想象中的他人赤诚相见（12）”。这些“想象中的他人”可以是我们对熟悉的人进行再创造的形象，可以是我们读过的书中出现的角色，也可以是依据个人诉求、渴望或为了满足我们的奇想而凭空幻想出来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和情景下，他们的身份或许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是临时的“军师”，有时又定期出现，负责为我们出谋划策。从圣格特鲁德、迈克尔·乔丹、细棍饼干到来自贝尔法斯特的年迈妇人，“看不见的朋友”形象之多变，已到了无可概括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