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亲眼见过一次这样的军事装备。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在哈德逊河的奥尔巴尼港口停泊着一艘名为“斯莱特号”的舰艇。“二战”期间作为美国海军驱逐舰服役的它如今已被改装成一座向游客开放的博物馆。它的表面被涂装上深蓝色、浅蓝色和灰色的不规则色块——这是综合考量水面、时间、动态及物理距离等各种因素之后做出的决定。它看上去就像一幅立体主义画作，在工业化的河岸边漂浮。我眺望着河水下游不断变换的晨光，瞬间明白为什么从远处看来这些颜色和形状竟会产生如此令人迷惑的视觉效果。要是布拉克还在世，看到此情此景，想必会欢欣鼓舞吧？那天早上我在河上看见的舰艇，无论在材质、形态、色彩还是光影效果方面，都远比博物馆中展示的任何一幅油画更具说明意义。
基于科特对动物界的隐秘性的揭露，才有了后来流传于“二战”期间的一本关于如何设计战舰、坦克和士兵制服的手册。“迷彩伪装”早在“一战”期间就已有所应用，到了“二战”时期，它已被军事界普及于战舰的外观设计。这种设计模仿的正是剑鸻雏鸟身上黑白相间的绒毛。无论是设计手册还是“迷彩伪装”，均旨在打破事物原有的完整形态，即科特所谓的“表面完整性”——这正是捕猎者赖以锁定猎物的判断根据。战舰表面尺寸夸张的黑白几何图案，如巨型波纹、云纹或菱形棋盘图案等，虽然不能真的使整艘战舰隐藏起来，但能有效干扰敌方对这艘战舰的速度、体积、形态和行进方向的判断。这种图案的展现方式由一位艺术家为英国军队设计，可谓是向“点画法”和“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致敬，而毕加索、布拉克等先驱皆因其开创性而广受赞誉。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刻，因为几乎还没有什么像“伪装术”这样能同时使军事战略家、动物学家和艺术工匠兴致盎然的东西。但正如科特敏锐观察到的那样，“从本质上看，自然界与战场一样，局势瞬息万变，几乎不存在理想情况”。干扰性的图案正是为了“防止或尽可能拖延敌方识别并锁定目标”，堪称视觉上与心理上的双重较量。
时至今日，科特的研究成果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点或许连他本人也始料未及。在2016年法网公开赛上，阿迪达斯为网球选手们设计的运动服采用了夸张的黑白波状条纹设计，这就如同此前提及的剑鸻和战舰上的伪装一样，意在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干扰它们的判断。同年，英国艺术家康拉德·肖克罗斯（Conrad Shawcross）设计出了“光之斗篷”。这幢建筑坐落于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尼治半岛地区，炫目的外表给人以足够的视觉冲击。建筑内部实为一座低碳能源中心，包裹着高达49米的大型烟道，为当地超过1.5万居民供能。“光之斗篷”由数百块锻造后的铝板拼接而成，铝板连接处经激光处理，以不同角度衔接，从而构成了整个极具设计感的建筑外壳。每逢日出和日落，“光之斗篷”的外表就会呈现出特殊的波纹效应——大楼表面交错的线条会在光影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干扰中生成波纹状图案。它就矗立在光中，但看上去好像又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艺术家丽塔·伊科宁（Riitta Ikonen）与卡罗利妮·约尔特（Karoline Hjorth）合作创作了摄影作品集《铜铃般的大眼睛》（Eyes as Big as Plates）。两位艺术家从芬兰与挪威民间童话传说中汲取了灵感，她们请老人做模特，扮演成当地民间传说中的主角。人物服饰取材于当地随处可见的材料，像用海草织成的裙子、海带做成的披风、杂草和花蕾编成的帽子和苔藓制成的毯子。此时，老人与其身穿的衣服之间就存在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关联。他们脸上的皱纹与衣服上的叶片、杂草和花蕾的质感之间形成了某种精神上的亲昵。这些照片好像在告诉人们：一个地方的风貌既具有地理层面上的意义，又有精神层面上的内涵。它们囊括了时间与自然两个主题，激发出某种关于老龄化的模糊生态学的启示。这些难以捉摸的暗示仿佛揭示了自然系统循环的必然性，以及人类注定归于尘土的最终命运。
动物身上的条纹、斑点还有其他夸张的羽毛、皮毛或鳞片的形态都能迷惑观察者的眼睛。剑鸻雏鸟长着黑白相间的绒毛，这是其他雏鸟不具备的特征，由此它们才能免于沦为捕猎者的盘中餐。科特还在书中明确区分了“隐蔽”和所谓的“侵略相似性”——后者如蛇类形似藤蔓植物，或蛾类看上去像是树皮及鸟类排泄物。一种巴西蝴蝶的翅膀上有着扭曲的细丝纹路，像极了破碎叶片的脉络。软体动物利用身体表面的突起、斑点和色带模拟着藻类在海洋中游弋的样子。动物界的隐形并不仅是颜色、图案在不同情况下的精准变化，似乎还与物体的生命及其行为结构本身存在着某种关联。
中国艺术家刘勃麟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城市迷彩”（“Hiding in the City”）的行为艺术作品，堪称与背景完美融合的艺术典范。照片中的他全身涂满油彩，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杂志摊前、水果市场的垃圾桶旁或是背靠着一堵石墙。他的皮肤和衣服被涂上与背景完美契合的油彩，整个人仿佛隐身于周围的环境中，不仔细看的话甚至难以察觉其存在，人们必须眯起眼睛仔细瞧才能分辨出他的轮廓。这些照片展示出了人与背景完美结合的惊艳之美。在美国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为意大利高端服装品牌盟可睐（Moncler）拍摄的一组广告宣传照中，受邀担任模特的刘勃麟同样不遗余力地将自己“隐藏”起来。照片中的他坐在一家旧书店里，背后堆满了旧书、金属档案柜和老古董式的图书索引卡，这些要素无不强调着这家复古书店的残破与杂乱，但这一切又令人心生向往。刘的脸被涂上了蓝色油彩，这正是他背后窗户上的玻璃颜色。他的上衣和裤子也依照周围书堆的样子被涂上了色，而靴子则应和着地板，与其融为一体。这则广告似乎表明，这件手工缝制的新品外套真正奢华的地方就在于它被赋予的谨慎感。
动物不仅能通过改变外表颜色避免引起注意，有的还能使自身颜色随着时间与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以天为单位，也可能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科特对这类“欺诈者”的考据样本来自各类聪明的非洲昆虫——非洲大陆上，被火烧过的野草地状如焦土，成为各类昆虫争相模拟的颜色；还有美国缅因州的蜘蛛——它们会在夏末把自己的外衣换成与金菊一样的深黄色。隐蔽或反荫蔽、光的相互作用或是处于幽深的黑暗之中，都能让善于利用环境条件的动物处于一种“隐形”的状态。此时，视觉维度消失，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确定。动物可以潜伏在某处而不被人或捕猎者注意，它们就像一条把自己伪装成水草的鱼，或是皮毛上的斑点与透过林间枝叶洒下的光斑融为一体的小鹿。
不久前，我和几位友人在佛蒙特州的一片树林里漫步，其中一位朋友的口袋里正巧放着一只买给他家宠物狗的玩具。这是一个小小的塑料汉堡包，被挤压时会发出尖厉的声音。正当这个小玩意儿被捏得“吱吱”叫时，附近很快传来一只猫鸟的回应。就这样，在这个6月的晚上，一个汉堡包玩具和一只鸟儿竟然一唱一和地持续对话了好几分钟，这令我惊奇不已。看来，人类在声音上的伪装虽然怪异、牵强又捉摸不定，却不是毫无成效的。谁知道我们中的哪个人会上怎样的当呢？作为现代消费者，我们适应周围环境的方式总是不稳定、任性、武断或出人意料的。
20世纪初，英国动物学家休·科特（Hugh B. Cott）致力于研究自然界中各类极具创意的伪装术，并为此建立起一套无比复杂的理论体系。他于1940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动物的保护色》（Adaptive Coloration in Animals）堪称该领域的维基百科。书中，他认为动物的保护色可以分为三种用途：隐藏、伪装和自我标榜。他在这部书的开篇处就阐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动物的外表显然都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存在某种相似点，这就是为什么北极狐有着雪白的皮毛，热带树蛇的皮是鲜艳的翠绿，而丘鹬的羽毛则与飘落的橡树叶颜色相近。这类保护色的作用在动物界中是最基础的，也只是这种神奇特性的初级体现而已。在自然界，有的动物还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轮廓改变阴影的形态，还有的可以借助迷惑性的颜色干扰天敌对其整体轮廓的探知。蝴蝶停留时会收起翅膀，这是为了使其在阳光下的阴影“尽量缩小到不会被察觉的幅度（21）”。
刘勃麟的每张照片捕捉到的都是某个时间点上的画面，而只有当他静止不动时，才能使涂着油彩的装束与环境融为一体。科特将这类行为分别称为“适应性静止”与“适应性行动”，并指出只有外表上的伪装是不够的：“对于动物而言，要想实现完美的伪装，就必须从外表到行动都伪装起来才行。”正如蜥蜴一动不动的时候看起来就像片枯叶，静止的态度其实富有创造性。又如鳗鱼能模仿水草轻柔摇曳的样子，或是鱼儿浮着肚子顺水漂流，在游进海草床的一瞬间重新将身子竖直起来游走。有些昆虫会聚在一起摆出花朵的造型，这可以证明伪装术并不一定是被动的。展翅的棕色巴拿马蝴蝶像极了在空中起舞的落叶，停驻在睡莲上的麻鸦那看似反常的行为——静止一会儿，摇摇身子，再静止一会儿——模拟的正是微风轻拂水面、荡出一圈圈涟漪的自然状态。今天，人类在野外狩猎活动中使用的伪装衣，模仿的不仅是背景环境的颜色与质地，还有发生在其中的实质性行为。那些人为设计在布料上的条纹与网格，是为了在二维与三维空间上形成落叶、沙砾、尘土和雪的假象。21世纪，在军事界广泛应用的数字伪装术更注重规模和距离。如今的技术既能模拟近距离下的极细微状态，如叶脉或草叶的边沿，又能从宏观上拉近远处的物体，使它看起来仿佛近在咫尺。
在泰勒所处的那个年代，人们眼中的女性特征仍然停留于隐忍与保守。因此可以说，泰勒的这幅作品带着时代的烙印。但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端详这幅画的我却并未从中感受到任何强烈的性别偏见。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与环境融合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看，泰勒的画作表明他看重的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判断力，在他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渴望被保护的信念——无论是在热带湿地、森林、战场还是在画室中，他都渴望受到保护。正如雪地里的冠蓝鸦、火红云朵映衬下的火烈鸟、身着迷彩服的士兵与穿着绿裙子的女性一样，都需要在必要时刻将自己保护起来（20）。于是，有艺术史学家推测，在那样一个被恐惧笼罩并缺乏信仰的时代，泰勒的画作和他在动物行为学方面的研究，实则是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剥夺了人们精神需求的恐怖阶段实现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伪装不一定是一种持续不变的状态，它是对空气与光线的微弱变化的活跃、即兴、短暂的响应。鱿鱼利用体内的“虹色细胞”（Iridocytes）来保护自己。这种细胞中含有一种名为“反光素”（Reflectin）的光敏蛋白，负责调节海洋动物的表皮颜色。通过舒展或挤压色素细胞，鱿鱼就能依据周边环境的色调，从自己的“调色盘”中精准地选出相应的颜色，为自己披上一层防护衣。“二战”期间，鱿鱼的变色能力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其中一项策略是考虑使用许多小灯照亮战斗机的前方及边缘处，利用干扰性的漫射造成伪装，使战斗机本身更不易被隐藏于地面和水下的探测设备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人员已探索出分离光敏蛋白的方法。他们还将其与其他材料进行结合，研发出一种新型合成纤维织物，可保护穿戴者免受红外探测。目前，这种新型材料被用于制作一种科技胶带。将这种胶带撕下来贴于军事装备表面，即可对不同波长的光照做出干扰性的反射，使探测设备无法对其进行完整识别。
泰勒的保护色理论在“一战”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在他的建议下，美军替换掉了色调模拟沙尘环境的卡其色制服，转而采用迷彩军服，以更好地混淆敌方视听。泰勒画笔下的女性人物肖像同样传递出某种隐藏的信息。1918年，正忙于为军队设计迷彩服的泰勒抽出时间为自己的儿媳创作了一幅画像，名为《穿绿色天鹅绒的女人》（Woman in Green Velvet）。在这幅作品中，女主人公身上衣裙袖子的质地和颜色融入了她身后的松枝。尽管这是一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天鹅绒裙，但在隐蔽功能上，它与奔赴战场的年轻士兵穿的迷彩制服殊途同归。
科特也指出：“隐晦的静默之于耳，有如隐晦的外表之于目。这里所说的‘静默’不单指没有声音的被动状态，还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一种为了获得猎物而必须具备的显著特质。它既能通过基因结构上的不断修饰而先天获得，也可由动物不断摸索与环境相适应的行为而后天获得。”例如，猫在夜间穿梭于草丛间是无声的，但这种安静并非源于动作上的静止，而恰恰是因为在动的过程中保持安静。因此，科特表示，动作的静止并不等同于对声音的抑制。这种对“静态”的分层不禁使人联想到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戏剧作品。演员们利用台词上的停顿，暗示情节上的不确定性，有时是悬在空中的一句疑问，有时是质疑引发的一片死寂。因此，剧作家品特才会写道：“我们听到的言语总在诉说着一些言外之意。”
泰勒用精湛的笔触展现出动物界的“反荫蔽”理论，这种理论概括了许多物种展现出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色彩。拥有“反荫蔽”模式的动物表面颜色通常较深，而它们身体上不暴露在阳光下的部分则颜色较浅，或直接以白色呈现。这种颜色分布的差异会导致视觉对光影的感知混乱，上方投下的光线会使它全身颜色均匀而不醒目。一些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都会借助这类视觉效果让自己在环境中变得不那么起眼。还有其他一些保护色的形式，例如某些动物身上绘着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图案，以此干扰捕食者的视线。此外，一些动物还能根据周遭地形与背景因地制宜地调整状态，使自己的毛色或图案与周围环境融合为一。
不引人瞩目的状态，关乎外表、静止与运动，也关乎光线、声音与沉默。一只鸟要想不引人瞩目，可以装模作样地发出电锯般的声音，也可以沉默不语，把自己隐藏在林间枝叶中。当我们试着换上不属于自己的面目时，喜剧效果就会随之而来。默片《从军记》（Shoulder Arms）中，卓别林饰演的新兵埋伏于敌方阵营。他乔装得极像一棵树，手臂两侧还挂着一些小树枝，头顶的帽子就像葱郁的树冠。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一名敌军士兵适时出现，想将他一刀劈成两半，当作柴火。他伺机而动，挥舞着“枝繁叶茂”的四肢一通乱打。这名倒霉的敌方士兵看不清自己眼前的东西，屏幕前的观众也是一样的，可他们会为这个令人迷惑的情景所吸引。而且最重要的是，卓别林的打斗动作与其惊恐万分的面部表情共同作用，催生出了十足的喜剧效果。
美国画家、自然学家、猎手兼动物标本制作师雅培·翰德逊·泰勒（Abbott Handerson Thayer）认为，“每只动物身上都映射着它所处的环境（19）”。他在自己的画布上对“保护色”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描绘，这是那些动物将自己隐藏在栖息地里以免被捕食者盯上的一种手段。他的一幅油画的主角是雪地中的两只冠蓝鸦，夕阳西下，两只鸟儿的轮廓极易让人误以为是两丛树影。在另一幅油画中，艳丽的火烈鸟沐浴着落日余晖飞过低空，以免引起鳄鱼的注意。泰勒还刻画过林间池塘中的一只林鸳鸯。在这幅意在展现不确定性的作品中，这只林鸳鸯轻快地划过睡莲浮叶丛，深色的羽翼倒映在黑色的水面上，与之融为一体。树林、羽毛、池水和天空，交融出一幅模糊的图景。“我看见了什么？”很可能每个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会这样问自己。
话说回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并产生一种类似于亲情的关联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诞。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尊重并顺应环境所提供的存在方式而已。我的朋友伊丽莎白·谢尔曼（Elizabeth Sherman）是一名生物学家。在谈论到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时，她如此描述道：“当人类试图观察自然时，无论是在森林、草地、沙漠，还是在水下，我们都会努力让自己变得不起眼，以便更好地亲近自然。”谢尔曼的研究对象是大开曼岛周边海域里的珊瑚礁。她每次都得通过潜水的方式在安静、失重的状态下工作，以免打扰到海里那些无脊柱动物及各类水族生物的正常生活。我看着她采集回来的水下录像素材，不难想象出一名潜水员在海底世界中可以体验到的“隐身”状态。视频中的谢尔曼使我想起之前提及的丽塔·伊科宁以老年人为主角的摄影作品，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者偏重于展现精心雕琢的视觉效果，如海草做成的外套或珊瑚制成的帽子，以表示对自然环境的敬意。但谢尔曼在海洋中的存在则更多地展现出对如何融入环境这个行为问题的探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谢尔曼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事业充满热情、备受学生爱戴的大学教授。但当她投身于那些于她而言最重要的研究项目时，却有意不让水中的研究对象注意到自己。那些蓑鲉、神仙鱼、大海龟与海胆都对她的存在漠不关心。在它们眼中，无论她在不在那里，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对伪装术的崇拜似乎与伪装本身一样自然。素有英国“犯罪小说女王”之称的作家鲁斯·伦德尔（Ruth Rendell）认为，未解的谋杀案之所以引人入胜，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点儿犯罪情结。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可用于解释人类对伪装术的向往。人类不大擅长这类伪装术，因而一半出于嫉妒，一半出于欣赏，自然容易心向往之。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在一场骗局中，被骗者与行骗者其实是共犯。对此我完全不敢苟同。或许每个骗子都需要一个相信他的人，但仅此而已。我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喜欢被骗。但话说回来，我并不排斥自己练就一套精明的骗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少都有点儿逆反心理，暗自希望自己能拥有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无法将视线从打盹儿的海狸、颤抖的竹节虫和饥饿的树蛇身上移开，我会回答，那是因为我也渴望像它们一样拥有强大的伪装能力。
我不禁好奇，这种刻意隐藏自己的存在方式能否也在陆地上实现？或许只有当一个人像自然文学家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一样对所处陆地环境具备无比深入的认知时，才可能真正做到与其融为一体。马修森在《雪豹》（The Snow Leopard）一书中记录了他本人在西藏地区的群山之中追寻一只神秘雪豹的旅程。这只令他神往的豹子灰白色的皮毛上带有玫瑰状的黑色斑纹，象征着神秘、警惕、遥远与未知。它极巧妙地将自己隐藏在选定的地方，哪怕人类与它仅隔几米远，也未必能注意到它。尽管如此，在马修森的不懈追寻下，这头豹子的行踪还是逐渐显露出来了。一路走来，马修森认为猫科动物在“静”这一方面的能力已达到一些瑜伽大师所谓的“灵魂出窍”水平，即“本体静止不动，磁场振动亦完全停止，以至于在旁人的心智或记忆中对其全无印象”。马修森认为，在某些场合下，人类或许也会渴望达到这种“使人全无印象”的状态。这种与周边环境的全然融合能使人体会到一种持续的圆满感，一种在与现代生活暂时脱轨的状态中所体会到的令人心安的归属感。在崇尚自我标榜的当今社会，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充满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暂时放下对自我塑造与个人形象的追寻，安享片刻的宁静。
去年夏天，我注意到家里门廊扶手附近的藤萝枝上，竟然有一只竹节虫轻巧地休息在上面。按理说，它那对称的纹路、色调以及小树枝般的轻盈体态都会让我不屑一顾，但那天，我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我注意到它的优雅不仅源于精致的纹路与柔和的配色，还来自它小小身躯的微微颤抖。看起来，这颤抖并非来自碰巧拂过的微风，而是这个小家伙自发的行为。它静默不语，它的形态、颜色和举止共同传递出一种信息，使它看起来隐忍如同一位艺术大师。这些因素为它建造起了只属于自己的王国，堪称一处不起眼的自然奇迹。
海伦·麦克唐纳（Helen Macdonald）曾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自然保护区是否应该设立观察站，以便游客在不对自然环境造成人为影响的前提下观察动物作息的问题。她在文中写道：“要想亲眼观察动物的自然行为，我们不必非得把自己藏起来。正如研究狐獴与黑猩猩的科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长时间的相处可以使动物习惯我们的存在。但对于‘把自己藏起来’这种惯性思维，人类恐怕一时积习难改。我们总喜欢在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同时窥视别人，这会让我们得到一种值得怀疑的满足感，而且这种态度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她还描述到，自己曾在一个英国小镇的公园里散步，猛然瞥见一群水獭在浅浅的溪流中游泳。她惊异不已，因为水獭这类动物生性内敛，通常喜欢在隐秘的地方过着不受人类打扰的自在生活。但在这里，这群水獭显然对它们的人类朋友没有戒心，无忧无虑地在水里嬉戏。小镇上的人也早已习惯这些水獭的存在，并以此为乐。相比之下，来到这里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们一个个身穿伪装服、挂着配备长镜头的照相机，看起来反倒显得愚蠢又不合时宜（22）。
我既未亲耳听过琴鸟的叫声，也没有目睹过长尾黄鼠狼的小伎俩，但我对自然界中其他常见的伪装术并不陌生。4月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简在山里玩皮划艇时偶遇一只黄褐色的海狸。它把自己藏在溪流中的一小块沼泽地里，尾巴巧妙地盘在身下一块突起的泥堆上，不仔细看的话真的很难察觉。它那油光水滑、根根分明的皮毛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闪耀出金黄色，与它所栖息的沼泽地水草有着相似的视觉效果。这并不是说动物与植物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它们之间微妙的不协调对周围世界的环境而言才是真实的。还有一次，我在哥斯达黎加的一棵树上见过一条长达1.8米的绿树蛇。要是在平常，对蛇的恐惧足以使我当场僵在原地，就算是在自家后院石墙上看见哪怕一条再小不过的无毒乌蛇，我都会被吓得连连后退。然而，这条绿蛇就那样顺着一棵棕榈树的树皮和树叶一圈圈盘旋而下，鲜艳的翠绿色和精致的扇形鳞片模仿着这棵树的装饰，与它浑然一体。我完全无法将视线从它身上移开，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它准备向蹲伏在树干底部的一只小蟾蜍发动袭击。
这或许并非自然而然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但在寻求归属感这方面，我们其实是具备创造性的。日本建筑设计师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构想出一款概念性的“隐形列车”。列车车身覆盖着高度反光的硬质材料，飞驰起来如同一束耀眼的光柱，与清晨的天空、正午的阳光、黄昏的云朵、远山的灰色轮廓和旅途经过的土绿色田野浑然一体。无论它在哪里，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虽然人们看到它的时候，除了把它看作一列正穿山越岭的金属物体之外想象不到其他的事物，但它仍在努力地适应着周遭环境。诗人凯瑟琳·拉森（Katherine Larson）写道，保护色是“事物隐藏起来的方式，是某些细碎的真相在与更大的真相碰撞之时的消亡（23）”。或许，当我们坐在这列隐形列车之中，也能在遭遇更大的真相时体验一次消亡。
大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就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界提供的不仅是词汇表，还有一整套帮助人类理解与周围环境融合的价值的体系。伪装与拟态具有深刻的实践功效，却也时常伴随着幽默、勇气、优雅和智慧。以澳大利亚琴鸟极具伪装性的声音模仿能力为例，它不仅能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以及自然界中的其他各种声音，甚至还能发出类似于汽车、货车和喷气式飞机的引擎声的噪声。从微妙的鸟鸣到刺耳的机械噪声，都被列入了澳大利亚琴鸟的演出剧目。它的叫声不仅彰显出优雅，仿佛还自信地向世人宣称：“我既可以是一只蓝鸟，也可以做一把电锯！”同样喜欢玩弄优雅诡计的还有长尾黄鼠狼。每到冬天，它的毛发会蜕变成白色，只在尾部点缀一点黑色。这样，当鸟儿在它上空盘旋的时候就分不清它的头尾，只能不幸成为狡猾黄鼠狼的盘中餐。
英国设计师劳伦·鲍克（Lauren Bowker）一直为生物化学所着迷。她发明了一系列墨水，能对当前环境的综合情况做出反应。事实上，鲍克最初只想研发一种能够吸收污染的墨水，这种墨水在接触到环境中的某些毒素时就会由黄色变为黑色。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又开发出几种热敏墨水，可对环境中的温度、光照、湿度、气压及其他各类因素做出反应。不仅如此，鲍克还发明出能够反映使用者脑部活动与情绪状态的墨水：蓝色代表悲伤，白色表示平静。她创办的公司“The Unseen”专门生产各种款式的渐变荧光色披肩与皮饰。这些产品被业界解读为带有异域风情的奢侈品，还混合着独一无二的创新性，可谓定制服装界最时尚的 “心情指针”。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时尚界的创新之举，而不是我们之前谈论的“保护色”。尽管如此，这类作品的诞生也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承认周围环境的存在并对其做出合理反应，也能对“美”进行定义。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发散思维，为鲍克的神奇墨水畅想一下在其他领域内的应用前景。若暂不考虑成本，从更加实际的视角来看，或许这种变色墨水的制作原理可以被应用于开发新式服饰，使之能够对环境中的毒素做出感应，从而预警某些极端的温度变化，甚至成为环境警示系统的一部分。又或者，这种衣服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色，使我们也能融进周边的环境中？鉴于如今的我们与周遭世界之间存在如此多的冲突，这类服饰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世界和谐共处。
在自然界中，这种伪装技巧被称为“保护色”，指的是生物所具备的与其当前所处环境融为一体的本领。它使生物得以借助视觉、嗅觉、声音、形态的变化，形成一种外在的假象，使其存在不易被天敌察觉。自然界中充满了这类低调生活的拥护者：贝类、植物、两栖动物、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在降雪前通体毛色会变白的北极狐、甲壳上带有怪异巴洛克风格图案的印尼蟹以及皮下组织细胞可以随着自身所处海洋环境的颜色改变而变化的章鱼。变得“隐形”并不等同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它不是对个人创造性的否认，也无意打压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相反，它是一种吸引同伴、保卫家园的策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在家园里生息、捕猎与防卫。自然界的伪装术不是一种猎奇式的品性，它既不起眼，又带有创造性，充分体现出生物本身对所处环境的敏感与审慎。最重要的是，它是强大的，足以使拥有它的生物受到保护。
化学变色墨水和隐形胶带之类的东西自有其吸引人之处，但“隐形”的状态实则不大可能通过这类小玩意儿实现。具体原因我还无法道明，毕竟我的“卵石多肉植物”永远不会作声，科特笔下的物种也说着人类听不懂的语言。但假设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能用人类的语言将它们的一系列模糊行为解释清楚，也许我们也能体验到美国诗人、随笔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在肯塔基州的密林里扎了几天帐篷之后所描述的那种感觉：“我个人已经精简到了无法进一步精简的地步。”他在题为《树林的入口》（An Entrance to the Woods）的文章中写道：“我就像一个减去了50磅[3]体重的人，身体前所未有地轻盈。当我离开广阔无垠的石头地，再次走进树林深处时，我明白了，此时的我已经融入了这里，成为这片树林里一处小小的细节（24）。”
此话不假。这种多肉植物在园艺界的戏称正是“活石头”。我将它放在窗台上，这小小的椭圆形植物就这样静静地待了几个月，似乎连一厘米也没有生长。它既不抽枝，也不开花，就连有所变化也谈不上。事实上，唯一能证明它活过的，就是在它濒死之时叶瓣会变成肝粉色，其自身也会凋敝成一种奇特的肉质形态，直到最终彻底解体。这就是这种植物的性子，既倔强得可爱，又始终在环境下伪装着自己。直到最后一刻，我依然为曾经照料这个小骗子而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毕竟，我曾无微不至地关心它，为它定期松土，也确保它在窗台上能享受到充足的光照。它低调的伪装在我眼中有一种魅力。对像我这样对植物谈不上狂热的园丁而言，还有什么比一株一心只想当块石头的植物更适合的呢？
贝里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他在树林里扎帐篷时随身携带了一卷隐形胶带，或是穿着一件染着热敏墨水的外套。相反，他的“隐身衣”正是他对静息与沉默的事物的观察、是他逐渐轻盈的脚步、是他对周围环境更为密切的审视与体察，还有他后天锻炼出来的灵活适应性。正如贝里所提及的那样，他“全然沉浸于此处，就像松鼠把自己藏在窝里一样隐秘”。
我虽然称不上是一个热爱园艺的人，却唯独为这盆多肉植物的倔强醉心不已。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重量、形态和色泽，还是因为它的每个细胞都在拼尽全力，想让自己成为另外的样子。它是丈夫送给我的礼物。以前，我的丈夫为使他的“植物园”更加繁盛，总会储备各种苗木的种子。他每年都会种植西红柿、罗勒、薄荷、浆果以及各种花卉。“给你。”他边说边将埋着多肉种子的花盆递给我。他料定我觊觎这样一盆植物已久，而且一定会对这盆小东西珍爱有加。“这东西是我见过的最不像植物的植物。”他微微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花圃里有人告诉我，这棵植物长起来极其缓慢。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
早于贝里的另一位作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亦对如何实现“隐形”的状态提供了一种观点。1818年，他在那封著名的，写给好友理查德·伍德豪斯（Richard Woodhouse）的书信中提出了“诗人就像变色龙”这一看法。他说，“变色龙诗人”并不坚守于自己的个性，他们“既享受光，又享受阴影；无论境遇好坏、得意失意、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活得热情。在他们眼中，就连伊阿古也成了伊摩琴[4]。他们随遇而安的乐观本性，令自命不凡的哲学家惊诧不已”。济慈还说，一旦诗人摒弃对个人身份的执念，便能化作“太阳、月亮、海洋和世间的男男女女”。从这封被后人称为“变色龙之信”的内容来看，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成为任何物种中的一员。他相信，没有了显著的自我，诗人反而能更好地活在当下、更有效地总结经验、更有能力构想出诗歌的主体：无论是夜莺、英式庄园还是一名女性。
在紧挨我书桌的窗台上，多年来一直摆着一小盆银色的多肉植物。它整体呈浅灰色，夹杂着米色和玫瑰色斑点。表面平滑，从球茎上抽出的叶片统一呈椭圆形，活像一堆小鹅卵石。这样一盆柔软、顺从、长着气孔的多肉植物逐渐长成了一块坚不可摧的岩石。我深感欣慰，并暗暗佩服它莫大的勇气。但仔细想想，发生于它那优雅外表之上的变化完全是一种必然。这种俗名“卵石”的多肉植物发源于非洲平原，在进化过程中成功地避开了食草动物的注意。我每天看到窗台上的这盆植物时都不禁啧啧称奇。一方面感慨它竟然仅凭独特的伪装技巧就能在适者生存的非洲大草原上存活至今，另一方面惊奇于它的隐秘性——在如今这个以曝光为荣的社会，这种小植物却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启迪。它生来就擅长隐藏自己，隐秘性早已渗透进它的每一个细胞结构中。它启示着我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植物学上的独特性彰显出它的美丽、勇敢和对“不被看见”的隐形状态的想象力。
约翰·济慈没能与休·科特生在同一时代进行交流简直是一大憾事。济慈的书信与科特在动物行为学领域的研究代表着艺术与科学的交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也在致力于类似的事业。他们也明白，究竟需要怎样精确、深刻的艺术性，才能全然地认识自我以外的世界。
——约翰·巴勒斯
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着一种银蚁，外表完美地适应了恶劣的沙漠环境。它们小小身躯的中部与侧部覆盖着三角形截面的毛发，可高度反射太阳光中的可见光与近红外光，进而达到卸载多余热量的效果。如此，银蚁才能在每天离开巢穴的20分钟内无惧沙漠里150华氏度[5]以上的极端高温。或许，到21世纪中期，这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案例将为我们带来无比重要的启示。毕竟，随着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人口数量突破90亿大关，我们将不得不思考如何进一步与极端环境共生的现实问题。人类内心深处秉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到时候很可能只会留存在人们的回忆中。
自然的演变历程太过迅速，在大自然这一背景的衬托下，反而具有不易参透的隐秘性。
这不禁又使我想起我那盆小小的“卵石植物”，它为了适应剧烈变化的环境而生，因而也具备了与此相衬的气质。它之所以堪称伟大，或许是因为它兼具表达两种基本的，但却截然不同的渴望的能力：对融入环境的渴望，以及对自我革新的渴望。我在想，自己之所以对“卵石植物”、竹节虫和那只海狸如此着迷，或许正是因为我羡慕它们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同时满足这两种愿望。对它们而言，这种目标上的不约而同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想，它们都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认识它们生活的世界。这些物种以它们安静而确定的适应感、以它们与环境的相容性、以它们对归属感的坚定把握，深深地使我着迷。无论我们称之为“保护色”，还是简单地将其概括成“归属感”，人性的衡量方式或许并非源于我们如何在世界中脱颖而出，而是来自我们如何在其中寻求优雅与和谐。
人类无法捕捉在自然演变历程中存在的每个事物，因为自然这个舞台太大了，难免会有所遮蔽、有所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