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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喜忧参半

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朝廷先后下诏书,列出所谓的元祐党籍,就是旧党人物的黑名单。在第一张17人黑名单里,李格非排名第5位。第二张120人的大黑名单,其中48人的中层官员名单里,李格非排名第26位。这张大黑名单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并刻在石碑上,立在宫殿门外。最后名单上人数增加到309人,并由蔡京手书姓名,发至各州县,仿效京师立碑“扬恶”,李格非排名于中层官员名单中的第122位。

崇宁三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

同时朝廷还诏令天下,黑名单中的元祐党人及其子孙都不得在京城居住、做官;宗室官员不得与黑名单上家族联姻,如果已经订亲但未交换聘礼、聘帖,必须退掉亲事。

崇宁二年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

这就是封建时代残酷的政治斗争!

崇宁二年七月“诏责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面对父亲即将面临的厄运,李清照处境艰难而尴尬。朝廷政治斗争日益尖锐,面对得势的公公与失势的父亲同时给予的压力,李清照左右为难。身为女儿,不能袖手旁观看着老父遭到迫害,可是她又无计可施。因为罢自己父亲的官,要将父亲赶出东京的人中竟然恰恰有自己的公公赵挺之。

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李清照心急如焚,并立即采取行动。有史料表明,她曾找公公赵挺之,要求他能出面保护自己的父亲李格非,让李格非度过这场政治浩劫。南宋人张琰在给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作的序文中写道:“女适赵相挺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为了能将父亲救出劫难,李清照给公公写了一首诗,全诗已经散佚,但就从这残留的一句诗里,我们就能够猜想到这首诗的内容。虽然残留的只是一句,但肯定代表了全诗的主题与核心意义,就是希望公公赵挺之看在儿媳的情分上,看在儿女亲家的关系上,看在天下子女都不忍心看父母受罪的孝心上,能够对自己的父亲李格非伸出援手。

崇宁元年九月“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

炙手寒心寒冬春暖

崇宁元年五月“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

赵挺之见到这封信后是否同意营救自己的亲家,因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也许能够有助于我们分析赵挺之最后的决定。

如此一来,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就受到牵连,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许多苏门弟子交往深厚,政治立场虽不似苏轼等人那样与新党人物泾渭分明,有直接的政治斗争,但是他属于旧党、尤其是苏门一派却是不争的事实。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其时苏轼已去世一年,苏辙也已完全退居河南许昌,但是蔡京等人对旧党的打击却并没有丝毫的减退。对此,《宋史·徽宗本纪》中有着相关的记载:

南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天下竟有如此巧妙之事,前段所提及的残诗是李清照央求公公解救父亲,而晁公武所记录的残诗却是李清照对赵挺之所作所为的情绪反馈。

政治上一直坚持平衡党派关系的宋徽宗,受到新党领袖蔡京的影响,决定再次全面推行新法,并将蔡京提拔为宰相:“徽宗有意修熙、丰政事,……徽宗遂决意用京。忠彦罢,拜尚书左丞,俄代曾布为右仆射。”(《宋史·蔡京传》)赵挺之是蔡京坚定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在蔡京的鼎力推荐下,赵挺之青云直上,被提升为副宰相,后来又很快提升为宰相,位极人臣。新党势力一上台,就开始打击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特别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得势的旧党人物及其门人弟子。

“炙手可热心可寒”,所指何事?这句诗是从杜甫的“炙手可热势绝伦”(《丽人行》)中点化出来的。杜甫的这句诗是讥讽杨国忠、杨玉环一家,朝廷大权在握,简直热得烫手!比喻权力过多,权势过重,无人能与之相比。可李清照这一句却有所不同,她所谓“炙手可热心可寒”,是说你的权力、权势过重,可我的心却是寒冷的,而且冷到了极点!

埋藏在平静生活下的定时炸弹引爆时间已到,所有相关的人都将受到波及。

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按理说赵挺之是赵明诚的父亲,李清照的公公,他的权力越多越重,对他们的家庭越有好处,可李清照为什么会感到心寒呢?李清照将这样一首诗送给公公赵挺之,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祸福相依浮槎来去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一句不合常理的诗,是在赵挺之并没有援救李格非之后写的。换而言之,一开始,李清照献诗给公公,央求他能够营救父亲。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的央求是非常幼稚而不现实的。赵挺之对李格非虽无成见,两人也无政治上的过节,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这次的斗争,并非个人之间的斗争,亦非私仇间的较量,而是政治集团间的厮杀,是政治利益的斗争。对于赵挺之来说,他与蔡京所做的一切只是针对旧党人物,而不是专门要针对李格非。面对儿媳妇李清照的请求,他只能有两个选择:或者是不理会儿媳妇的请求,继续追随蔡京,追求飞黄腾达;或者是按照儿媳妇的请求,给李格非大开方便之门,但必须承受可能的政治风险。

正当他们沉醉于两人甜蜜而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安宁生活的时候,谁也没料到,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变故即将来临!这个变故与他们两人的父亲间严重对立、水火不容的政治立场有直接关系。这种对立的政治立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即会爆炸,爆炸之时不仅伤害到自己,也会牵连到家人。

李清照很不幸,因为从她给公公的第二首诗能够看出来,政治上风头正健的赵挺之选择了前者。这个选择对于赵挺之而言非常正常,非常符合官场政治的一般逻辑,但是赵挺之的这个选择对李清照打击很大,也使得她一下子从幻想的美梦中惊醒!

李清照在晚年的回忆中说,那时虽然他们需靠典当衣物等才能有余钱购置文物,但他们两人的生活却好似“葛天氏之民”,单纯而快乐。葛天氏是上古部落传说中的酋长,相传他们部落的老百姓纯真朴实,悠闲自在,李清照用葛天氏之民比喻他们夫妻清寒淡泊却非常高雅脱俗的生活。当然能够共享这种高雅脱俗生活的人,彼此间须得有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夫复何求?这也许才是甜蜜幸福生活的真正内涵吧!

合卺初嫁的她原来每日只是与赵明诚生活在神仙般恩爱的日子当中,赵挺之的作为或许让她第一次领略到政治的残酷与冷血。原来现实生活并不像鲜花那样楚楚动人,原来公公欣赏她的文采,也可以同意她与赵明诚的婚事,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家人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个事实是如此的冷酷、真实,真实得让二十来岁的李清照感到从未有过的心寒!

有一次,有人拿来南唐著名画家徐熙的一幅《牡丹图》,向夫妻俩兜售,要价二十万。二十万对于王公贵族富商大贾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赵明诚这样每月仅一万多钱俸禄的七八品小官而言,相当于他两年的薪俸所得,这绝非他们所能负担。虽无力购买,却又心有不舍,夫妻俩将这幅画留置在家中欣赏了两个晚上,最终还是无奈地归还给卖主。为这件事情,两人在家相对感叹了数日。李清照也将此事记载于《〈金石录〉后序》:“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李格非最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处罚,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载,他并不是旧党中的显赫人物,或许只是罢官遣返回乡。但对于李清照而言,这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

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虽然贵为三品大员,李格非也是六品官,但他们皆出身贫寒,家教甚严,并没有给子女养成好吃懒做、养尊处优的坏毛病。赵明诚当时在太学期间根本没有经济来源。太学毕业后也仅是七八品的小官,所以两个人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也无多少私蓄。那他们收集文物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据李清照晚年所写《〈金石录〉后序》回忆,当时,每到初一、十五,他们就去当铺典当衣物,换来五六百钱,然后结伴去东京汴梁有名的大相国寺逛文物市场。大相国寺,就是《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与林冲英雄相会的地方。其实在宋代,大相国寺不仅是深受皇帝关注的东京最大的寺庙,也是一个经常举行庙会的繁华集市。在这里往往汇聚了不少古今名人的金石碑刻字画,也算是个民间的文物市场。赵明诚夫妻二人拿着典当得来的为数不多的钱,在这里精心选购。回家后认真把玩、欣赏、考辨,从中得到莫大的快乐。

一、这一场政治的巨大变故,让一直处在真空与温室当中的李清照对世道人心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使她渐渐走向了成熟,这对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过,要收集金石碑刻文物字画,需耗费大量钱财。也许有人认为,他们二人皆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又都当朝为官,钱财之事何愁之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二、从李清照写给公公的第二首诗来看,她的思想个性依然是那样的鲜明,爱就自由地爱,恨也明白地恨。就算献诗的对象是身居相位的公公。

对这对才学出众的夫妇而言,最幸福、最快乐、最甜蜜的,是能够一起参加彼此都非常热爱的高雅的文化艺术活动。这就是诗词文章创作、收集整理金石碑刻、鉴赏品味文物字画等等,这也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感情纽带,是他们相亲相爱相知的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他们亦会邀请朋友前来饮酒品茶,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他们交相往来的朋友也多是有品位有情趣的饱读诗书之士。

由此可见,李清照身上的确是有一股一般女子没有的胆略、气魄,这种鲜明的个性并没有因为嫁入宰相之家后就削减,反而更加浓烈了!这或许正是我们之所以如此欣赏李清照、喜欢李清照的地方!

对于赵明诚、李清照而言,幸福甜蜜的含义并不是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因为赵明诚在太学上学,每个月只有初一、十五方能请假回家,即便太学毕业后为官,也无可能天天留在家中,因此他们并不可能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对他们而言,快乐的意义也不在于每日饮酒看戏,结交四海朋友,因为这种生活并不符合他们自然淳朴的个性。

事实上,此时不仅是李格非的命运不可预测,就连李清照也面临着不可预测的惩罚。因为按照朝廷的诏命,元祐党人子弟不得在京城居住、任官。不过,我们认为,李清照可能并没有被驱逐出东京,因为到崇宁五年(1106),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朝廷下令毁《元祐党人碑》,解除了对元祐党人的禁令,李格非等人获得赦免。而在崇宁三、四年间,赵挺之先后担任中书侍郎,门下待郎(相当于副宰相),赵明诚则担任鸿胪少卿。李清照既已嫁到赵家,她此时的身份当然主要不是李格非的女儿,而是宰相赵挺之的儿媳妇、鸿胪少卿赵明诚的夫人。在赵家权倾朝野的时候,她被驱逐出京的可能性很小。

夫妇擅朋友之胜

再者,宋徽宗大观元年以后,因遭到蔡京迫害,赵明诚兄弟被迫离开东京,当时李清照是与赵明诚一起返归青州老家的,也可看出,她此前是一直与赵明诚居住在东京汴梁。

有人也许会问:这难道就是赵明诚、李清照的美满幸福生活吗?也无非是卿卿我我,甜甜蜜蜜,并无特别之处。的确,作为新婚夫妇,他们的常规生活一如一般人的想像,但我们要知道,甜蜜美满不过是幸福的表面现象,关键在于为何会感到甜蜜,感到幸福?

虽然身在东京,但失去家门托依的李清照的的确确处在孤立无助的边缘。此时身为夫婿的赵明诚又是如何对待李清照的呢?

有人怀疑这首词并非李清照所作,原因是其“词意浅显,亦不似他作”(赵万里辑《漱玉词》)。在他们看来,这首词并无什么深刻的思想内容,甚或有些浅薄,怎会出自李清照这样的大文学家之手?然而,这恰恰才是李清照的本色,爱憎分明,毫不犹豫,决不含糊。只有这样真性情的人,才可能写出真文章,才会感动后人!

赵明诚的表现还是令李清照深感宽慰的。

她之所以故意猜疑赵明诚,之所以莫名地嫉妒这朵鲜花,主要目的是想柔情地暗示赵明诚:我是如此地在乎你!更是要骄傲地暗示其他人:在夫君赵明诚心中,我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她马上说:“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我要将你斜插在我如云的鬓发当中,就让我的丈夫看一看,到底是人比花娇,抑或是花娇胜人?如此自信的追问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答案,两相比较之下丈夫的回答只能是:花的确美,人的确更美!其实这首词就是作者借花衬人,借着与鲜花斗艳,表露出初婚女子的娇嗔之态与婚姻生活中洋溢的幸福感。

显然,我们不可能要求赵明诚去公开地反对父亲,彻底与他的父亲决裂。作为一个刚刚走向仕途的年轻人,他当然需要宰相父亲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赵明诚完全认同父亲的某些做法,认同父亲的政治立场。我们在第一章中介绍过,赵明诚非常喜欢搜集苏轼、黄庭坚的字画,因为这个缘故,还很让他的父亲不高兴。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朝廷“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宋史·徽宗本纪》),下令销毁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以及苏门弟子诗文集的印版,天下凡是苏轼题写的碑文石刻,也全部损毁。在如此情况下,赵明诚还保存甚至继续收藏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字画,这简直就是顶风作案。但由此却可看出赵明诚对于苏轼等人的情感认同与人格认同。他虽不可能直接解救李清照的父亲,但是,在那个“炙手可热心可寒”的政治寒冬中,赵明诚对苏轼、黄庭坚这些李格非老师与朋友的欣赏与喜爱,就足以让李清照感受到一丝丝春天的暖意了!这对她多少都是一种安慰:自己心爱的丈夫,还是自己可以依靠、可以抚慰心灵创伤的温馨的港湾!

春天到了,买来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花朵上仍浸染点点晓露,花色妍如彤霞,楚楚动人。但在下阕,作者笔锋突然一转,开始语带忧虑,说道:“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如果这娇艳动人的鲜花被我的夫君赵明诚看见,该不会说我的容颜尚不如这花朵美丽吧!其实作者此时不过十八九岁,正是青春少女、花容月貌的年纪,再加上饱读诗书、文采飞扬,那种娇美高雅的气度岂是一朵小小的鲜花所能比拟?

但人非草木,生活环境虽然安定,如果心绪不佳也是枉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李清照虽不必担心个人安危,但遭受大变,失去家门托依,感受了时局动荡、人情冷暖的李清照,心情必定不佳,幸而有赵明诚这个知己丈夫的相伴,才让她那颗被世情凉透了的心,慢慢地恢复了温度。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世事反复风波又起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世事如棋,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当赵挺之受到蔡京力荐官拜尚书右仆射时,可以说是权倾朝野,赵家也是门庭若市,鸡犬升天,短短数年间,赵明诚一路升迁,官居鸿胪少卿,正六品,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李清照作品中有一首《减字木兰花》表现出她婚后的幸福与愉悦,这首词写道:

但炙手可热之下也隐藏着重大的政治危机。当旧党人物已被驱逐殆尽之后,蔡京与赵挺之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暴露出来。据史书记载,赵挺之“既相,与京争雄,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乞归青州,将入辞,会彗星见,帝默思咎征,尽除京诸蠹法,罢京,召见挺之曰:‘京所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进,仍为右仆射”(《宋史·赵挺之传》)。赵挺之对蔡京的许多奸佞之举并不苟同,且屡陈其奸恶。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赵挺之因“彗星见”的天助之力,在与蔡京的政治恶斗中,得到一次胜利,位极人臣。但世事反复,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因“其党阴援于上,……复拜左仆射”(《宋史·蔡京传》),再次担任宰相,赵挺之最终败给善于结党营私的蔡京。两个月后,他被迫辞去宰相之职。这一次赵挺之没有能够在政治风浪中恢复体力,回家五天之后,他就病逝了,终年六十八岁。

新婚燕尔情浓娇嗔

赵挺之一死,赵家的灾难便开始了:“挺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命京东路都转运使王旉等置狱于青州鞫治(审讯)。俾开封府捕亲戚使臣之在京师,送制狱穷究,皆无实事,抑今供析,但坐政府日,有俸余钱,止有剩利,至微,具狱进呈。两省台谏文章论列: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遂追赠官,落职。”(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2《赵挺之行传》)蔡京等人罗织罪名,诬陷赵挺之,甚至将其指为元祐党人。赵明诚兄弟也被投入监狱,后来虽然洗清冤情出狱,但是兄弟三人全部被罢免官职,遣返回家乡山东青州闲居。

赵明诚、李清照有情人终成眷属,喜结良缘。那么,他们婚后的生活过得幸福吗?

这一住就是整整十年时间。

《怨王孙》

这十年当中,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生活情况如何?李清照那些饱含幽怨、感情真挚的词作大都写在这十年以及十年之后。那么,在这些脍炙人口的词作背后到底隐含着多少不为世人所知的情感的秘密呢?

莲子已成荷叶老,清露洗、苹花汀草。眠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

请看第四章《风波再起》。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