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使用满语。尽管没有具体数据，但里面的成员应该大多都不懂汉语。杨光先的奏本递上去以后，满人开始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审问。现存所有关于此案的卷宗都是满语写成的。尽管很多证人是汉人，最初的审问对话应该也是用汉语进行的，但记录下来后都翻译成了满语。比如，为了裁决杨光先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到底谁说的算命理论正确，就得传唤社会上的算命高手，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些人谈到算命理论，阴阳五行的内容很明显是用汉语讲的，而且涉及很深入的推演测算内容，这些都翻译成了满语。这些命理风水内容都很艰涩，长篇大论，很难想象平时骑马打仗的议政王大臣们会有兴致和耐心搞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3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议政王大臣会有兴趣来管这件事？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康熙中期以后，就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因为它影响了皇帝的权力。但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存在的几十年中，它主要处理的是军国要事，尤其是军事上的。这个历法案子是它唯一一次过问这种文人参劾，而且是非紧急的案子。
从实际效果上看，杨光先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写的批判汤若望的文章，在传统士人圈子中，并没有引起反响。29但他却被满人上层注意到了。后来杨光先向礼部上了参劾汤若望的奏本，礼部把奏本转递给了当时大清的最高权力部门议政王大臣会议。朱维铮先生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细节，就是礼部当天就把杨的奏本转到了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30当时杨是一介平民，正常情况来说，他的奏本上到礼部，礼部都未必会接收，就算接收了，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有人处理。而杨的奏本竟然当天就被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那边，朱维铮分析这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杨递这个奏本是满人上层提前安排好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人的祖制，主要由八旗各旗的旗主，以及军队中的满蒙高官组成。在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个机构是凌驾于整个朝廷之上的，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处理军务大事。很明显，如果没有提前安排，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本不可能处理杨光先这种朝廷内文人参劾的奏本。
在南怀仁神父用拉丁文写回欧洲的记录中就提到，确实有很多满蒙将领对这个案子完全没有兴趣，根本听不下去里面的内容。每当这个案子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直接离席了。32其实要理解为什么有些满人权贵会对这个案子感兴趣，就必须理解杨光先参劾的目标-汤若望和他领导的钦天监，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特殊职能。首先要明确的是，钦天监不是一个简单观测天象的天文站，它其实是为朝廷提供算命风水这些玄学建议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这个机构的测算建议会影响到朝廷以及皇帝很多现实中的决定。
汤若望参与算命
笼统来说，钦天监的职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观测部分，二是解释部分。观测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部分，客观地观测天象变化。汤若望靠他从欧洲带来的天文学知识，已经在朝廷和社会中证明了他是观测方面的权威。但是，真正让钦天监成为朝廷一个有话语权机构的是它的解释部分。也就是如何解释观测到的天象，并将之与现实中的人和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这个解释部分就是中国传统测算、占卜、风水理论发挥作用的地方。
为了扩大影响，杨光先将汤若望改天宫图的问题上升到汤不尊重中华古制、不尊重儒家传统的层面，以期在士人圈子中取得更多的支持。公正地说，杨光先的逻辑也不完全是牵强附会。从周文王幽而演《易》，到孔子勤奋读《易》“韦编三绝”，中国传统士人历史上就一直和推演、各种算命术有不解之缘。古人没有今人的科学观，所以算命技术高超是被社会肯定的。士人能推演未来，被认为是懂得自然韵律、感知天道的表现。因而，杨光先称汤若望修改天宫图破坏了中国传统，想以此得到北京士人的支持，也不能说是无稽之谈，异想天开。
现在无法确知到底汤若望是否真的相信中国的各种占算方法，以及他是否学过中国测算。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汤若望知道占算的解释在朝堂上有很大分量，也知道占算会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一个当时有名的例子。满人进京以后，多尔衮不想沿用明代的皇宫，想另外修建一处皇宫。当时满朝文武没人能劝阻多尔衮，最后是汤若望出来上奏。在奏疏中，汤若望先说明代建的皇宫如何选址精妙，讲了一堆风水理论，大意就是明代皇宫上合天文，下顺地利，然后结论话锋一转说：“今新建基址，乃龙脉之余气。”就是新址风水选位上不行。说完风水不好，汤若望接着讲占卜，结论是：“兹若建城，恐蹈前占，未可轻举。”最后结尾还加了一句：“事关重大，臣不敢缄默。”汤若望这样把风水、占卜的招数都使出来后，多尔衮也招架不住了，把汤若望召进宫，让他当面细讲。多尔衮听完后也只好说：“你说的是，主意定了，不作了，该你说的。”33就这样，一代枭雄多尔衮精心筹划的新皇宫建设计划就终止了。汤若望这份上奏不是密陈，是从公开的朝廷渠道一步步递上去的，也就是说，是当时朝堂大臣都知道的。汤若望在这样的大事上都说得上话，这也是他在汉人士大夫圈子中很有分量的原因。汤若望使用中国的占算理论在当时也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不仅当时的国人知道，罗马教皇那边也知道。因为许多神父都反对汤若望在中国做占算，认为有悖天主教教义。他们把汤若望告到了罗马教廷，不过后来罗马内部辩论过后，默许了汤若望的占算行为。34
而这一改动对很多算命风水堪舆术都造成了冲击。现代社会，星宿已经不在日常话语体系之中。但在古代，星宿的基本知识是读书人必备的，属于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杜甫的名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与“商”就是两个星宿，而这句诗还与两个星宿在天宫的位置相关，即这两个星宿不会同时出现在人的视野中。杜甫的这句诗表明，星宿是他以及诗的读者共有的常识。还有风水中常说到的青龙、白虎、玄武，这些也是星宿知识的一部分。尽管汤若望当时对参宿与觜宿的位置改动是根据观测结果来的，而且结果还经过其他人的核实，但他改变不了的是参、觜在算命风水等书中各有指代，同时参、觜二者的五行还正好相对，参属水而觜属火。他这一改，一些书中的推演法则、判词就失灵了。所以汤若望这看似是一个科学观测的修正，却对整个测算行业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对杨光先等擅长紫微斗数的人更是影响重大。紫微斗数算命是基于人的出生时间和年月日，找出人的生辰八字。比如2020年是干支纪年法中的庚子年，然后再根据规则，将月、日、时辰各兑换成天干地支中的两个字，这样与年合在一起就是人的生辰八字。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是不变的，就是所谓命。而紫微斗数推演一个人每年的不同际遇，就是用八字去比对不同年份的天宫图，然后进行预测。所以天宫图中星宿的排列对紫微斗数至关重要。杨光先最先盯上汤若望，并不是因为天主教，而是在汤若望改了天宫图以后。
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给顺治皇帝上了不少的奏疏，下面这一份就是汤若望结合天象观测和中式占卜来劝谏顺治皇帝的。
黄一农教授细致考证过杨光先和汤若望主持的钦天监产生矛盾的渊源。中国传统天文把天空分成二十八个扇形区间，每一个区间就是一宿，俗称为天宫二十八宿。由于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同时，还在绕着地轴自转，会产生岁差。这样经过几百年以后，站在地球同一位置、同一时节观测到的星空和几百年前是不一样的。清朝初年，汤若望根据自己的观测，把传统天宫图中相邻的参宿与觜宿的位置做了改动。由于他当时是钦天监监正，这一改动就成了代表朝廷做出的官方改动。28
汤若望占：
在传统社会，算命风水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百姓一出生，取名、开蒙、读书、考学乃至后来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占算。中国传统数学就有很大一部分跟算命风水测算等相关。算命自古就是一个大行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或多或少要用到算命。在朝廷中，提供算命风水等相关技术的部门就是钦天监。钦天监的一大职能就是要根据观测到的天文，制定每年的黄历。黄历之中包括了很多测算中需要的信息。杨光先精通的是紫微斗数。这个算命方法至今仍然是最流行的算命方法之一，在互联网上的各大算命论坛都能看到。紫微斗数不属于秘传算命方法，有很多书存世，供有兴趣之人自行钻研。因而，紫微斗数一直是社会中广泛使用的算命方法。
顺治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辰时观见日生右珥。占曰：日有珥，人主有喜。一曰日珥有风。日有珥，人君有重宫妇人阴事。日朝珥，国主有耽乐之事，其不可行。女人惑之，不则有忧。臣汤若望。35
杨光先在当时社会真正被接受的是他算命的技术。他真正被社会认可的身份是“术士”。前文提到过，给汤若望写过贺信的魏裔介就在他写的书中引用和提到过杨光先的算命理论。26传教士南怀仁也承认杨光先是懂算命术的术士，但同时指出他不懂天文历法。康熙中期，朝廷禁止过一些命书，禁书书单中就有杨光先的著作。27
汤若望这份奏疏是从报告观测到日珥开始的。日珥是自然现象，起码对于有欧洲天文学知识的汤若望来说，日珥不是什么稀奇的天象，是经常发生的。36但汤若望明显借助观察到的日珥在劝谏顺治。后面写的“占曰”，是引用的《观象玩占》中的批语。《观象玩占》传说是唐代李淳风写的，是传统星象占卜中的经典。汤若望通过经典中的批文，劝谏顺治不要沉溺女色。顺治二十三岁就死了，但他的感情生活非常波折，先后立过三次皇后。顺治虽有不少妃子，但大部分都是政治联姻。前文提到过，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来自蒙古，为了加强蒙古势力，就把六名她蒙古本部的女子嫁给顺治。董鄂妃大概是唯一顺治自己遇见并喜欢上的女子。根据汤若望记载，董鄂氏本来是已经结了婚的，进宫来服侍孝庄皇太后时被顺治看上。因为这事，孝庄废止了命妇人宫的制度。后来董鄂氏的丈夫去世，顺治就把董鄂氏娶进了宫。满人有游牧民族传统，娶丧夫之妇，甚至娶兄弟或侄子的遗孀，并不是什么禁忌，后来很多讲究其实是满人汉化以后形成的。汤若望还记载，顺治和董鄂妃原来的丈夫还有过面对面的冲突，冲突中，顺治还打过那人一个耳光。其中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通过汤若望的记录，可以看到他确实关注过，或者说担心过当时年仅十六岁的顺治在女色问题上处理失当。而从上面的奏议可以看到，汤若望利用他作为钦天监监正的职位，通过天象、占卜或者说是玄学中的神秘力量在向皇帝进谏。而且汤还不止一次利用日珥说事。这条奏议中的日珥是女人，还有一次，他把日珥说成西藏来的喇嘛。37
传统社会中的算命
汤若望不仅在宫中使用测算，在社会上也利用算命来传教。北京的另外两位传教士安文思和利类思就对这一点很有意见，认为算命完全背离了天主教。这两人写了很多书信到罗马去状告汤若望。根据安文思所言，汤若望的测算包括看罗盘、看手相以及解梦。38至于汤若望用的是西方罗盘术还是中国的方法，现在已不可考。对去找他算命的人来说，这应该无所谓，不管什么方法，能算准就好。但是对于当时很多以算命谋生的人来说，汤若望用罗盘算命，看起来就跟当时流行的紫微斗数算命方法很相似。杨光先就是当时北京紫微斗数的权威。
通过这些简单回顾，可以看到当时北京的士人圈子并不认可杨光先，不认为杨是他们中的一员，更不可能把杨视为士人的代表。尽管杨光先的名字在后世书写的清史书中经常被提及，也在西方写的天主教传华历史中出现，但这是因为后来写史和读史的人对中西冲突方面的历史有特别兴趣，因而杨作为其中的典型人物被记录了下来。但从任何角度看，杨光先在当时的士人圈子中都是没有地位的，他的言行自然也不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态度。
安文思还向罗马告状说，汤若望算命在当时的社会上影响很大。这大概没有冤枉汤若望。五世达赖喇嘛1652年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曾在北京短暂停留。他在后来留下的回忆自传中，提到了汤若望的占卜术了得。达赖入京是从蒙古过来，一路大雪多次阻断行程。当时满蒙高层都在期盼达赖的到来，想知道他到底还有多久能到，而汤若望竟然提前算准了他到京的日子，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之前汤若望精准算出日食时间，就已经让北京高层见识了他的能耐，现在又算准了达赖的到达日期，更是大大提升了他的名望。要是读过些中国古代占卜算命的书，就会知道算归期、算到达日期，统称算应期，这在通讯不发达年代，是占卜中最常见的显示技术的测算。达赖一路不顺，由于天气缘故，他自己其实都不知道究竟何时能到北京。因而在到达北京后，听说有人居然算准了他的到达日期，达赖自己都很惊讶，对此印象深刻。后来他在自传中特地记录了这件逸事，不过在他的记忆中，一直以为汤若望是来自天竺印度的占星高人。39
王士禛是1658年的进士，后在康熙朝做官。从杨光先1659年第一次参劾汤若望到1664年历狱发生，王士禛都可算是京城官场内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王士禛是否跟杨光先有过来往，已无从考证。但作为时人，王士禛认为杨光先对汤若望的攻击“所言皆舛谬”，而且将杨光先攻击汤若望的真正目的归结为要夺汤若望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王还提到了杨光先的《不得已》一书，对这本攻击天主教的书基本可以说是不屑置评，因为杨光先竟然在书中自比亚圣孟子来辟异端，这对王士禛这样的传统士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所以王士禛评论说“可谓无忌惮”，相当于说杨恬不知耻。当时杨光先在北京士人中落下不知廉耻的印象大概也不是孤案。1664年，传教士介绍天主教的《天学传概》要出版，许之渐读过后觉得还不错，为这本书写了序。许之渐是进士出身，在朝做官，同时也是北京士林里的头面人物。杨光先当时正在参劾汤若望和天主教，他私下找到许之渐，要许表态他写的序是应酬文章，并非出自本心，这样他就可以不参劾许。这下把许之渐惹怒了，认为杨寡廉鲜耻，是在侮辱他。25后来许之渐并没有撤下他写的序，当然也因为杨的参劾被牵连到案子中。这是后话。
在满蒙统治传统中，能预知未来的是巫师、萨满教通灵师这样的人，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给出的建议、说的话，在政治上是很有分量的。汤若望作为钦天监监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技术官员，一个边缘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满蒙大臣眼中更接近他们认知中的巫师。顺治朝廷中，汉人官员和满蒙官员，由于政治传统和观念不同，有很多分歧。汤若望介人他们的争斗，站在汉人官员一边，让满蒙官员很头痛。举一个小的例子。由于藏传佛教是当时满蒙世界里最流行的宗教，满蒙大臣希望顺治皇帝能够到北京郊外去迎接达赖喇嘛，以示对达赖的特殊尊崇。顺治自己也相信佛教，所以已经答应亲自出京迎接达赖，并且都已经通知了在路上的达赖一行。但汉族大臣反对，认为哪有皇帝出城迎接和尚的道理。在满蒙大臣和汉臣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汤若望上了一份天文报告，说金星最近很亮，有时都和太阳亮度相仿了；同时还报告，有流星落入紫微宫（十二天宫之一，被认为是天上代表皇宫的星宫）。汤若望报告天象的第二天，洪承畴领衔的汉官上奏：“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指金星）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人。上天垂象，诚宜警惕。”洪承畴的意思是如果出城，顺治会有危险。在这样夹带着天象的劝说下，顺治只好同意不去迎接。满蒙官员也不敢在“上天垂象”前继续辩驳。40顺治后来派了一个满人亲信代表他去迎接，并向达赖喇嘛表示了歉意。41从汤若望和汉官一起打的这套组合拳中，明显能看到，在朝廷争论中，汤若望要是从天象方面加入他的解释，偏向汉官，那么满蒙官员就很难有胜算。尽管在我们后人眼中，汤若望是欧洲来的天主教神父，但是在当时的朝堂中，朝廷官员并不这样看待汤若望。汤若望会说汉语、写汉语，观测后引据的经典也全是汉人的书。在朝堂政治中，对于满蒙官员来说，汤若望不折不扣是汉官的代表。
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遂发大难，逐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汤若望，而夺其位。然光先实于历法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24
明白了汤若望和他的占算在朝廷中的特殊功能，才能理解为什么满蒙高层看到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立刻接受了他的参劾并着手开始调查。“杨光先是懂占算的技术性人才，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从专业方向上挑战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从后来案子的审理来看，杨光先也确实发现了汤若望和钦天监的技术性错误。43在审问的档案中可以看到，杨光先不仅能多次指出汤若望的错处，还能直接说出相关问题应该在哪本书里面查找印证。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其实有两套基本评价体系。一是时人的评价，二是后来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容易将这两套体系混淆，会以已度人，以今度古。跟杨光先同时代的人，对杨的评价并不多，倒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后，陆续有人注意到杨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论述。由于切合了后世的一些局势，关注杨光先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本书主要关注同时代的人对杨光先的评论，以寻求还原接近当时实情的历史。对于杨参劾汤若望一事，王士禛也有评价：
在历狱中，杨光先从算命的技术角度指出钦天监在埋葬夭折皇子的时辰以及墓地方位上，都选错了。这些错误成为后来定罪的依据。有趣的是，同样的事由，汤若望带着钦天监官员在六年前（1658年）还参劾过礼部，说礼部没有按照钦天监算出的时辰埋葬皇子，而是自作主张晚了两个时辰下葬。钦天监隶属于礼部，汤若望参劾礼部就是直接参劾上级主管部门。这位夭折的皇子在顺治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董鄂妃所生。因而当时顺治对礼部的处罚很重。礼部的满人主管和六位满人官员被革职，其中两位还是死罪。44当时礼部里的满人并没有人懂这些风水测算，因而完全没有办法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争辩，导致最后损失惨重。这次参劾礼部也让汤若望得罪了一部分满人权贵，汤若望在发给欧洲的信函中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以当1664年杨光先站出来，从测算的专业角度攻击汤若望时，满人官员如获至宝。他们终于找到了能在占算上直接挑战汤若望和钦天监的技术人才。
上面两条都是对杨光先在崇祯末年抬棺进宫一事的评论。当时杨光先为表示死谏决心，抬着棺材进了朝廷。明末党争，互相参劾是朝堂文化的一部分。文士以敢于坚持谏言、坚持意见为荣。如果因为进谏、议论而被处死或者下狱，这在当时被文士视为一种荣誉，堪比武将战死沙场。23当时杨光先带着棺材进宫参劾陈启新，确实惹怒了崇祯皇帝，把他流放去了辽西。当然带棺进宫一事也成为北京士人的谈资。上面两条评论中的章正宸、王士禛与杨光先是同时代的人，也都是当时京城士人中的头面人物。可以看出，两位对杨抬棺之举并不认可，认为杨只是通过乖张行事来博取关注而已。所以二人对杨进谏的论点都没有提及。除了对杨光先持负面评价外，二人在评论中都对杨的身份颇有微词。明代重视科举，能够通过各级科试考取功名，是当时士人资历的根本所在。章正宸和王士禛都是一路通过科试，进京拿了进士的人。而反观杨光先，连最基层的科试都没有考过。杨光先生长在黄山脚下的安徽歙县，是人才辈出之地，也是著名的歙砚产地。而章正宸说“杨光先，草莽甲士”，很明显这不是在说他来自偏远不毛之地，而是指他没有功名，出自“草莽”之中，也就是没有什么来历。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章要说杨“妄干朝事，已属不经”。在章的眼中，没有功名，不属于士大夫圈子的杨光先根本不配干预朝廷之事。王士禛的评论，虽然没有章正宸的尖刻，但是对杨光先的鄙夷也是跃然纸上。不仅说他“敢言”之名是妄得，还说他是“市侩之魁”。显然，王把杨归到市侩之中，而非士林之下。
历狱审判
“杨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师，以劾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22
历狱审判前后持续了八个月，传召了各方面的证人。45所谓的中西文化之争，儒家和天主教之争，这些都是现代书写历史的人关注的问题，在当年的审讯中完全没有出现，因为这些都不是满人关心的话题。历狱之初，北京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和利类思确实都被召到朝廷，就天主教传播相关问题接受审问。但审理的核心不是天主教教义，而是查天主教是否有谋反行为。当然后来没有发现有谋反举动，审问就停止了。后来整个案子审理的方向都集中在顺治夭折皇子的墓葬问题上。46
2．王士禛（1633-1711），顺治十五年进士（1658），在官场、文坛、诗坛都有盛名。
案件之初，杨光先和汤若望以及钦天监里的汉官都滔滔不绝，各谈自己的理论。里面涉及的古代天文和测算知识，大概满朝文武没有人能听懂，更没有人能判断到底他们谁对谁错。试举一小段他们的技术辩论：
“杨光先，草莽甲士，妄干朝事，已属不经；且以不祥之器轻污禁地，滔天之罪，可胜诛耶！盖条陈参劾亦常事耳，何须作此怪诞之为?"21
讯汤若望：据尔前供，冬至之太阳不躔寅宫，而躔丑宫之箕三度，云云。据杨光先供称，冬至太阳躔寅宫箕三度，云云。此事怎讲？
1．章正宸（？-1646），崇祯四年进士，复社社员，后跟随南明反清，最后拒绝降清，遁入空门。
汤若望供称：寅宫位于丑宫之西，以新法言之，众星天自西往东行，而箕三度之分秒，古时位于寅宫，今已入丑宫。今之冬至太阳，已位于箕三度之分秒，故曰位于丑宫。杨光先言众星天不自西往东而行，箕三度之分秒亦在寅宫，故曰今之冬至大阳在寅宫，而不在丑宫。等语。
要了解当时士人对杨光先的看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跟他同时代的人怎么评论他：
杨光先供称：箕三度在寅宫，箕四、五、六、七、八度，斗初、一、二、三度，亦皆在寅宫，当行至斗四度，始过丑宫。今之冬至大阳行箕三度，而西洋人不知宫度不移之理，故而每岁视冬至为可移动者，并移一分五十秒，列入丑宫初度初分。若按彼之法，万万年之冬至太阳皆躔丑宫初度初分矣。实非如此。等语。
如果汤若望和北京士人的关系真的像上面生日贺文中展现出来的那样高山流水，互相欣赏，那么杨光先攻击汤若望、攻击天主教的文章又算什么？确实，杨光先写有多篇批驳汤若望和天主教的文章，都铿锵有力，表现出一副要把天主教赶出中国的架势。尽管长期以来杨光先作为反天主教、反西方的早期代表人物，一直颇受学者的关注，但有几个问题鲜有人追问过：到底杨光先在他所处的时代算是什么分量？他的议论能代表当时士人的想法吗？如果能，那么可以说他的主张从某方面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想法；如果不能，那么杨光先的议论就只是他的个人观点。
看不懂上面文字是很正常的，因为当时的礼部高官也看不懂。这只是一小段，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样的辩论大概有两万字。礼部尚书和他的官员看完后，只能上书说：“天文精微，且又至关重大，臣等难以悬拟。”然后建议朝廷通知各省大员，到各地寻访高人，送到北京来判定汤若望和杨光先的供词。他们还特地提到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边远地区也要访求。后来康亲王杰书和一班满人权贵，代表议政王大臣看完双方的长篇大论后，也是差不多的结论：“天道精微，孰是孰非，难以悬议。”刚开始的调查，其实没有给汤若望和钦天监带来大的麻烦，毕竟古代算命风水理论众多，很多都能自圆其说。总结起来，在理论层面的审问中，汤若望应对自如，庭审并没有给他带来问题。47
杨光先的地位
给汤若望以及钦天监真正带来致命打击的是安葬中很具体的风水问题。杨光先指出汤若望和钦天监把埋葬荣亲王的时间和墓地下葬的地方都算错了。荣亲王就是董鄂妃所生，三个月就夭折的皇子（1658年2月25日去世）。尽管只活了三个月，顺治还是给这位皇子封了荣亲王，下葬也是按着“王”的标准。诡异的是，荣亲王下葬后两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董鄂妃就在宫中病逝（1660年9月23日）；而顺治也在半年后突然染天花驾崩了，死时仅二十三岁。皇贵妃和皇帝年纪轻轻接连去世，朝廷上下都觉得很蹊跷。而杨光先用测算理论，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汤若望和钦天监把荣亲王葬期、墓地方位风水选错导致的。杨光先在审讯中，给出了他对荣亲王的八字命理推导：
从贺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士人清楚地知道汤若望是来中国传教的，而做官只是为了方便传教；同时他们也承认汤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这些士人对汤若望通过世俗学问以及做官来便利传教，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还很认可。因为他们经常把汤若望和唐代僧一行作对比。尽管擅长天文历法的僧一行是佛教中的和尚，但他的故事一直都是历史中的美谈，是和尚入世造福天下的善举。所以汤若望以传教士身份为朝廷做天文历法是完全被当时士人接受的，而且都认为他的水平很高，适合为朝廷效力。19除此以外，当时士人对汤若望的道德品行也是推崇的。他们知道汤若望年少就出家成为了传教士，凭着一腔信念，远渡重洋、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到了中国以后，言行举止都有风范。据传教士记载，当时顺治皇帝派了探子白天晚上打探汤的品行，后来证明汤若望确实是言行一致，值得推崇。20所以在贺文中，这些儒家士大夫给了汤若望他们对修道之人的最高评价，赞扬他是“得道”之人。
凡阴阳二宅，以其人之本命为主，山向岁月俱要生扶本命，最忌克命。选择造命之理，要生扶之四柱，忌克泄之四柱。······〔长篇阴阳五行的具体分析略〕使荣亲王之葬，年犯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不知其凭何书何理而选之也！
传统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在宗教层面是兼容并蓄的，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儒家士大夫和道士、高僧往来切磋的故事大量存在，并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有阻碍。明末清初的士人受王阳明学派影响最大，在求“真”上很执着。具体到对僧侣的评判标准，就是看该人是否为“知行合一”的“真”修行者，是否能够身体力行平时宣讲的道理。比如，明末的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嘲笑和尚道士不能守戒律，经不起世俗诱惑的故事；但同时，也有很多故事记录实修的僧道，赞扬他们用功修行的。当时的标准很直接，你能做到自己宗教宣扬的清规戒律，就值得尊重褒奖。当时士人评判佛教、道教、回教信徒基本都是这个标准。甚至对犹太教，士人也是这个标准。清初开封大水后，那里住的犹太人重修犹太教堂，当时进士给他们写的汉字碑文，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在写。18他们对汤若望的评价当然也在这个评价思路之下。
死后墓地称为阴宅，人生前所居为阳宅。杨光先首先总论“阴阳二宅”选取应该与人本来出生时的生辰八字匹配。人一出生，生辰就定了，年、月、日、时四个部分，算命中称为“四柱”。每一柱根据万年历又可转换成天干地支的两个汉字（比如庚子、辛丑这样的两个字），这样四柱总共就八个字。所以算生辰的又称“四柱八字”。天干地支的八个字各有阴阳五行属性，而五行属性的“木火土金水”互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相邻两字，前一个“生”后一个，同时“克”后面间隔的一个。比如木“生”后面的火，是相生的关系，同时木“克”间隔一个的土，二者就是相克的关系。另外“火”在被生的时候用掉了“木”，这在算命中称为火“泻”木。同样的属性，比如“木”和“木”在一起称为相“扶”，取相互扶持的意思。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有五行属性。如此，人的八字五行就可以和自然界的一切相联系起来，进行推算。当然具体推算中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就是测算人的本事了。杨光先在这个引用中就给出了他的判断逻辑，他认为在选阴阳二宅的时候，山的朝向、下葬时间五行，都要“生”或者“扶”该人的八字五行，忌讳“克”这人的八字五行。在这个总论之下，杨光先又洋洋洒洒地具体分析了荣亲王的八字命局。最后结论是荣亲王下葬的时间方位等都是错的，犯了大忌。对于杨光先的八字分析，汤若望称他“仅知天文历法”，测算、地理、风水这些都是下属送上来，他只是例行公事，盖了印而已。48
从表中整理出来的头衔可以看出，写贺文的都是当时汉人士大夫中的名流。他们选择用诗文唱和的方式为汤若望祝寿，其实已经说明了他们认可汤若望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从贺文内容来看，汤若望和当时北京士人关系融洽，这些人都很敬重汤若望。
道理上，虽说被测算的人是身份非同一般的荣亲王，但是这位皇子毕竟是一个三个月就夭折的婴儿，所以很多下葬环节钦天监确实没有仔细推敲。根据口供看，埋葬时的1658年是戊戌年，钦天监官员的口供显示，其实他们也知道杨光先所讲到戊戌年在丧葬方面的一些禁忌，而且他们还向顺治皇帝派来负责丧葬事宜的佟吉提到过。但是否相信这些传说中的风水禁忌，很多时候是看主管人自己的理解。代表顺治出面的佟吉有可能自己不怎么相信，也可能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好向顺治交差。无论什么原因，佟吉的回答是“小王无碍”，也就是说小王丧葬不用忌讳这些。”从众多参与办理丧葬事宜的人提供的口供来看，出去选葬址及操作下葬的人，都以尽快完事，不要节外生枝的态度在办理。所以整个丧葬过程就算不说是敷衍，但说没有人真正上心在办是不为过的。
汤若望应该算是当时北京士大夫圈子内最有名的一位传教士。明末和清初，他都在朝廷做官，自然也为他融入士大夫圈子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和士大夫圈子的交流可以在众多北京士人为汤若望七十一岁大寿祝颂的贺文中看到。这次寿宴在1661年4月29日举行，也就是历狱发生前三年，大概在顺治死后一年多，而距离杨光先1659年第一次公开批判汤若望已有两年的时间。6这次祝寿对于汤若望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他长期和北京文人士大夫们互相交流中的一次。但对后世来说，这次交流的特别之处是有很多文字流传了下来。汤若望收到了士大夫们的祝寿贺文，贺文都对汤若望赞誉有加，在华传教士也许觉得脸上有光，认为这些贺文是他们多年耕耘的成果。于是传教士把这些贺文收集起来，连同江南士人写给其他传教士的朝贺书信一起，编订成册，发回了欧洲。最早的一个版本就是祝寿当年即1661年编订的，现存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该图书馆还把全书扫描到了网上，方便阅览。17
这样的办理过程自然经不起杨光先来细推。而且审讯中，由于都过了六年，很多细节也记不得了，互相又在推诿，举一列口供：
就汉人来说，整体氛围也不反对西洋人和天主教。清初的北京，汉人权贵其实有两类。一是满人入关前就效力于清朝的汉人。这些汉人是八旗子弟，隶属于八旗的汉军旗。还有一类就是明遗民，即清入关后降清的汉人士大夫。前面章节已经讲过，传教士和八旗中的汉军关系良好，他们进入满人上层网络主要也是通过这些人。同时，传教士和明末士人关系也一直很紧密。传教士自明万历年间入华以后，融入汉人的士大夫圈子是他们始终坚持的一个方针。他们认为打入士大夫圈子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站稳脚跟，便于传教。明末清初，耶稣会神父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已经在北京和江南的士大夫圈子中小有名气了。
杜如预供称：小的奉差在外，不曾共同选择日期。等语。
对满人来说，天主教确实是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宗教。但天主教和他们不熟悉的其他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满人对中国的道教以及汉传佛教的禅宗一样感到陌生。这些宗教和满人自己的萨满教以及后来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区别很大。总体来说，满人在长期征战中，早就习惯了遇到陌生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归顺的人，他们不在乎你信的是什么教，唯一在乎的是这些外来文化或者宗教会不会把满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改变掉。前面讲到辅政大臣要在北京朝堂上改变汉人传统，就是满人老派势力的反抗。满人进入中国各地以后，八旗上下都慢慢喜欢上了中国习俗，而渐渐忘了满人的祖制。满人上层真正担心的是满人自身忘了本，被改变掉，而天主教根本就不在满人上层的眼里。1660年代，当时天主教在北京只有四个传教士，是一个影响小到不值一提的宗教。
杨宏量供称：不曾有人前来传唤小的，小的不曾共同选择。等语。
前书已经讲过，满人最初和传教士接触其实不是因为天主教，而是因为传教士带来的各种新奇的西洋物件。满人权贵对天主教和西洋人并不抵触和敌对。在大多数满人的认知中，传教士就是一帮懂大炮、天文，经常有奇珍异宝，而且长相跟汉人不同的来自远方的人。满人社会内部的阶层是建立在军功基础上的，懂西洋大炮的传教士一开始就给满人留下了好印象。
汤若望供称：杜如预、杨宏量共同选择属实。等语。50
满人、汉人和洋人
这只是一个例子。钦天监算日子和选墓地的是两组人，如果把汤若望单独算，那钦天监就涉及三组不同利益的人。算日子和选墓地的人，当年就对一些细节有不同意见。他们两组人在一些五行分析上意见不一致本来也属正常。长期以来，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两组商量一下，统一意见就完事了。没料到这次遇到杨光先这样的高手来追究。而且整个审理的大环境对钦天监极为不利，因为现实就是荣亲王下葬不到三年，董鄂妃和顺治就接连去世。这相当于已经坐实了钦天监风水选取有错。所以杨光先提出下葬问题以后，整个审讯的基调不是调查之前的下葬风水到底有没有错，而是在调查错误出在哪里，是谁的责任。大概汤若望也知道这个问题没有辩驳的希望，所以代表他回答的南怀仁神父（当时汤若望神父中风了，说话吃力，朝廷允许他和南怀仁用德语交流，再由南怀仁答辩）完全没有谈理论，一开始就是在划清界限，说汤若望不懂风水，选日期和选墓地他都没有实际参与。
历狱始于1664年，是辅政大臣执政的第四年。从大环境上看，案子发生在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大背景下。就连礼部上奏建议给康熙皇帝开蒙，让他学习汉字，辅政大臣都不批准。康熙只能私下从身边的太监那里学习一点简单的汉文。15
埋葬风水选取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埋葬人的八字五行分析，二是埋葬地方和埋葬时间的五行分析。从钦天监官员给出的口供看，他们对杨光先分析的荣亲王八字中的五行属性、五行强弱这些没有异议。双方辩论的焦点是1658年埋葬那一年和那个月的五行以及墓地的方位五行到底应该怎么算属性。概括起来，杨光先认为那一年五行属水，而钦天监说那一年属火。
从现实角度看，这份罪已诏最实际的作用其实是借顺治之口承认了以前朝堂政策中的汉化问题。这就为后来辅政大臣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变革扫清了道路。比如辅政大臣重整了宫中的管理，裁撤了太监的很多部门，把太监放到了满人控制的内务府之中，废除了太监的权力。这样终于终结了长期困扰历代政治的宦官问题。
而就是这五行属火的分析口供给整个钦天监带来了灭顶之灾。杨光先在看了钦天监给出的口供后，指出如果是属火的话，这个说法只可能出自一本叫《灭蛮经》的历法书。按杨光先解释，《灭蛮经》是有意把五行日历搞乱，然后再把这本书传播到蛮夷之地去混淆视听用的。作为“蛮夷”之一的满人，得知这个解释以后，整个审问的性质就完全变了。钦天监的错误一下从技术失误上升到了反清谋反的高度。用审问者的话来说：“今用《灭蛮经》选择，以壬水为火，埋葬荣亲王，险恶用心。”51
对顺治来说，平衡满汉两个传统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的很多政策也因此在不停地变化。顺治有几年重用汉官以及太监，这些都被视为有违满人祖制的汉化政策。所以在顺治的罪已诏中，才会出现“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这样自我批评的总结。当然这份诏书落款日期是顺治去世当天，历史上也有说法认为，这份诏书是顺治生母孝庄拟定的。不过，无论是顺治还是孝庄的意思，这份遗诏都体现了满汉传习是当时朝堂之争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传统算命风水理论来看，当年钦天监给出的结果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公正地说这应该都是技术上的失误。但在审讯中，钦天监的人为了自圆其说，就把一些年份的五行按照符合他们测算结果的方向作解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细节上的解释，会被杨光先抓住把柄，上升到谋反的程度。
对于为何“国治未臻，民生未遂”，顺治总结的原因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简单来说，就是用了汉族的传习，而更改了满人祖制。尽管顺治在位十八年，但是减去多尔衮辅政的八年，顺治实际是十三岁开始亲政，到二十三岁终，亲政仅十年。年纪轻轻的顺治，从满人帝系上看虽然不是第一个皇帝，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中国的满人皇帝。除了南方南明势力以及各地持续不断的反清复明活动以外，顺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农耕传统下的汉族统治和游牧方式下的满蒙传统。对于这个问题，顺治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元代的忽必烈汗（1215-1294）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的蒙古皇帝。尽管忽必烈名声很大，但顺治和朝堂上的大臣都知道元代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忽必烈死后，元代在中国的统治也只持续了七十年。
当杨光先说那年属水的时候，给出了依据，并指出在哪些书上能验证他的说法。同时他质问钦天监说的属火是依据哪本书，钦天监回答不出。而当杨光先说唯一有记录这年属火的书是《灭蛮经》时，钦天监的人也没有找到反驳理由。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14
满人高层为了确认杨光先的说法，专门派人到浙江、福建等地，寻访了一些当时公认的算命方面的高人，这些人都确认了杨光先的五行分析是正确的。同时这些人也听说过《灭蛮经》，印证了杨光先的说法。其中一位还说《灭蛮经》是中国人所编写，而传至外藩，“使彼用而断根绝后”。这就使整个案子急转直下，刑部看完卷宗后，给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建议是所有钦天监参与占算的人都以“大逆之罪”论处，而刑部引用的刑律中“大逆之罪”的处罚是“不分首从，俱行凌迟处死”。刑部认为汤若望是当时掌印之官，也难辞其咎，也要凌迟处死。后来，和硕康亲王杰书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后，认可了刑部的谋反认定，同意将参与占算的人全部凌迟处死。52
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在染天花后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在遗诏中，他传位于佟氏所生的时年八岁的玄烨（后来称为康熙皇帝），并任命了四位满人老臣为辅政大臣。这份遗诏，同时也是顺治写的一份罪已诏，承认自己执政期间的诸多问题。第一条，顺治这样写道：
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北京在该案审判定罪后发生了大地震，很多人相信这个案子有冤情。在孝庄皇太后出面干涉后，汤若望被赦免了。不过还是在赦免的批文中写到，汤若望作为掌印之官，“本当”处死，只是念其“效力多年”，免了死罪。但汤若望属下汉官的死刑还是执行了，只是没有凌迟。
满汉路线之争
案情之外，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此案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了八个月才结案。对比之下，三年以后鳌拜被抓，同样是和硕康亲王杰书主持审理，议政王大臣会议用了八天就判了鳌拜三十条大罪。为什么汤若望这个案子会拖那么久？这是因为有满人高层势力在暗中保护传教士，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背后的佟家势力，以及豪格的正蓝旗。佟家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一直是满人中的大家族，康熙即位以后，佟家作为外戚，势力更超从前，朝廷各个部门都有佟家的人。
满人在整个案子中的关键作用其实随处可见。首先这个案子不是朝廷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在处理，而是由凌驾于朝廷系统之上的满蒙权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在负责调查。13其次，由于整个案子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负责，所有案件的材料都是用满文书写的；有汉人证人出席的证词也都直接翻译成了满文，没有原始汉文记录。这两点就已经说明这是一个满人办的案子，他们才是控制整个案子走向的一方。最后，从历史的大环境上说，案子发生在顺治死后四年，康熙尚幼，还未亲政。这段时期朝政由四大辅政大臣打理，有些历史中，也称这段时期为“鳌拜专权时期”。1669年康熙智擒鳌拜是历史、小说、影视剧中都广为流传的桥段。而从1661年顺治驾崩算起，鳌拜专权时期持续了八年。对传教士来说，鳌拜专权时期的历狱一案让他们认清了世道，明白了该如何在满人的天下生存。而就这个案子来说，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关于风水的案子会在选址下葬数年以后突然被翻出来？这一切就得从顺治驾崩说起。
前章已经讲过，汤若望与安文思、利类思虽然同属耶稣会，但由于各种私人矛盾，双方一直不和，在北京各有各的教堂，各传各的教，几乎没有往来。历狱一案开始以后，汤若望由于已经中风，所有辩护相关的重任落到了当时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神父身上。南怀仁和汤若望不同，他跟安文思和利类思有良好的私交。由于杨光先在历狱开始时还连带打击整个天主教，这样安文思和利类思就走到了南怀仁身边，一起对抗杨光先。安文思和利类思背后的佟家势力，也在杨光先攻击天主教的时候被牵扯进来。当时在江南长期资助天主教的佟国器被召回北京，接受审问。佟国器是封疆大吏，之前在江南几个省都做过巡抚。从审讯记录来看，佟家势力很明显干涉了审讯，佟国器在承认给教堂捐过一点小钱后，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审讯也不继续纠缠他和天主教的关系了。53刑部满人尚书尼满也暗中为汤若望开脱，把罪过推到汉官身上。后来显亲王富绶专门密奏，说汤若望其实是“专司天文”的，因而选择错误不应该罚他。54显亲王富绶是豪格的儿子。尽管密奏上只有富绶一个人的名字，但这说明汤若望和传教士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他后面是有一个满人权贵群体在相助着。
整个案子审了八个月。由于风水对错、安葬时间等都涉及历法计算，历史上又称此案为“清初历狱”。汤若望这位洋神父是案子的中心人物，因而这个案子长期以来被视为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案例。11但这种文化冲突理论有个根本缺陷，就是没有考虑作为统治者的满人，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满人在中西冲突的二元对立理论中直接被忽视了，或者说因为最后的判决是偏向杨光先，中西冲突理论就把满人简单看成了汉人文人士子的代言人。12而且最后的结果，好像是杨光先获胜了，但实际上传教士基本没有损失。整个案子最大的受害方是钦天监里的汉人，核心成员都被处斩了。
正因为有满人权贵暗中帮助，传教士在整个历狱后，才有可能全身而退。刚开始的时候，杨光先的参劾中还提到天主教是外来的邪教，有谋反的举动。当时满人人京仅二十年，各地反清复明的活动还此起彼伏。谋反的指控在当时是很敏感也很现实的问题。因而各地的传教士被召到了北京，接受审问。大家都很惶恐，不知道最后审问的结果会是什么。他们都很担心半个世纪前（1620年代）日本禁止天主教的历史会重演。传教士最初是被礼部审问的，后来礼部给出的建议是禁止天主教，没收教堂。但满人主导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没有发现这些传教士有谋反行为，因而对于天主教和传教士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惩处。后来汤若望获罪，完全是因为他钦天监监正的身份：判决和他的职务相关，和他传教士的身份以及天主教都没有关系。在汤若望的死罪赦免以后，北京的另外三个传教士也被允许留下来，汤若望就由他们照顾。之前传言要没收、拆毁北京的教堂，后来也允准全部保留、维护。55被召到北京的传教士，本来是要安排送到澳门。但人到广州后，就得到了当时两广总督的接待，他们也就留在了广州。
传教士在顺治身边走动，为整个传教事业换来了十多年风平浪静的局面。传教士的好日子在顺治死后四年，也就是1664年结束。这一年，汤若望被参劾，罪名包括谋反在内的多条。大部分罪名经审查都子虚乌有，但汤若望还是栽在一桩他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上。1658年，也就是被参劾前六年，那时顺治还健在。顺治最爱的董鄂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惜三个月就夭折了。朝廷各部门各司其职，按照既定程序把这个夭折的皇子安葬了。而汤若望最后被定罪的关键一条，就是他把这位皇子埋葬地的风水算错了，而且被认定这导致了二十三岁的顺治在皇子下葬后不到三年，也就是1661年，就英年早逝了。汤若望是当时负责选风水的钦天监监正，是该部门的第一负责人。参劾汤若望的核心人物是杨光先（1597-1669），他在崇祯时期就以参劾大臣得名。除了参劾葬址风水问题以外，杨光先还参劾了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有谋反举动，因此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都被各省官员押送到京接受调查。经过八个月的调查，1665年4月朝廷认定钦天监确实选址有误，但是传教士没有谋反之事。结案结论是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内一帮汉官是有意错选埋葬风水，判决凌迟处死。巧合的是，结案不久，北京发生了一场地震，当时人认为这是案中有冤情之故。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皇太后直接出面干预，汤若望被赦免死罪。不过，其他汉官没有被赦免，只是没有凌迟，5月被处斩了。
小结
传教士被抓
历狱本来只是康熙早年辅政大臣时期一件普通的宫廷案例。从清官方记载来看，这个案子并不是什么大案。但它的特别之处是在朝廷以外还留下许多记载。早在参劾汤若望之前五年，杨光先就开始写文章反对天主教和西洋人。他写的文章都是檄文性质的，言辞激烈，总体思路就是天主教是邪教，有违中华传统。其中比较有名的两篇是1659年写的《辟邪论》和后来的《请诛邪教状》。在1664年参劾汤若望的同时，杨光先还把他写的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不得已》出版。面对杨光先的挑战，传教士除了用中文写文章回应以外，还将事件经过细节记录下来，发回欧洲。杨光先和传教士一攻一守的文字往来，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公开的素材。19世纪后，无论是讲西方入侵、帝国主义，还是中西文明冲突，后世史家都能在这个案子中找到材料。这也是这个案子在中西交往史方面的书籍中经常出现的原因。反而是案子的满文庭审记录，最近几年才陆续出版公开。从庭审记录看，汤若望被定罪并非因为他是洋人，也并非因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是因为他是钦天监监正，是这个朝廷机构的一把手。作为朝廷官员，他在这个案子中受到牵连，这是典型的朝廷争斗，不涉及“中西文明冲突”这些后世才关心的历史大问题。
不过，十几岁的顺治皇帝虽然对汤若望讲的东西以及安文思带来的西方机械小物件都有兴趣，但这并不是这些传教士能够接近顺治的原因。准确来说，应该是这些传教士首先找到了关系，有机会接近顺治，顺治才开始对他们的东西感兴趣。汤若望是范文程引荐给顺治的，而安文思是通过佟家的关系接触到的顺治。另外，顺治虽然对传教士讲的东西有兴趣，但他自己是虔诚信佛的，他把浙江天童寺住持木陈忞请入宫中内廷，常年讲法。8汤若望写回欧洲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说顺治常年被和尚“迷惑”。”顺治笃信佛教，后来还一度在宫中落发潜修。以至于后来民间有传说，他并没有去世而是上五台山出家了。所以传教士虽然和顺治有很多往来，但这些往来停留在世俗层面，是基于君臣关系和主奴关系的，和天主教信仰无关。10
在鳌拜等辅政大臣当权的朝堂政治中，汤若望被视为汉官势力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有特殊能力，被视为类似满人巫师一样的存在。打击汤若望其实就是满人当时打击朝廷汉官势力中的一环。1664年杨光先开始参劾汤若望之时，正是鳌拜等辅政大臣掌朝的第四年。这几年中，打击汉官势力，恢复满人传统，加强满人统治是辅政大臣一直在干的事。尽管看上去，汤若望是被主攻的对象，实际上，辅政大臣的目标是钦天监中的所有汉官。因而在最后的判罚中，虽然汤若望的死罪被赦免，辅政大臣还是处斩了汉官。案子结束后，杨光先被授命负责钦天监的技术部分，而从刑部抽调了一个既不懂天文也不懂占算的马沽到钦天监做监正。马沽能坐上这个位置，唯一的理由大约是他那地道的满人身份。这样马沽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管理钦天监的满人。56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案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中国人在参劾一个西洋人，但本质是当时朝堂上的满汉之争。57
卫匡国神父返华后五年，于1661年病逝于杭州，他是第一个回欧洲乐观介绍清朝统治的神父。他对未来的乐观估计首先来自于他自己的切身感受。当清朝军队打到浙江的时候，并没有为难他，反而对他礼遇有加，后来还保护了他和他的教堂。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北京耶稣会传教士的消息，他们已经在北京朝廷建立起了关系网。当时汤若望在清廷做官，同时还和顺治皇帝有私交。那时在华的传教士都知道，顺治皇帝几次拜访汤若望的教堂，还公开用满文喊汤若望爷爷（玛法）。另一方面，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在北京与佟家有关系，而且在佟家引荐下，顺治皇帝让安文思做自己西洋器物的管家。”前文已经提到过，汤若望与利类思、安文思神父分属两派，互相不合，但神奇的是，两派都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与顺治皇帝建立起了私人关系，并且都得到了顺治的信任。比起明朝崇祯的时候，传教士在顺治这里的情况可以说要好很多。对于传教士来说，顺治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符号，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以一起谈话聊天的皇帝。
尽管历狱本身跟天主教传播没有多大关系，但它的确影响了后来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的方针策略。在历狱之前，北京有两座教堂，一座是汤若望的教堂，一座是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的东堂。1665年，汤若望被赶出他的教堂，教堂被朝廷征用，杨光先作为钦天监官员入住。58中风的汤若望被迫迁往东堂居住，并在一年后去世（1666年）。这样后来的天主教在康熙时代的传播是从利类思、安文思以及南怀仁一起驻扎的东堂开始的。
澳门隔岸观火的传教士，可能由于身在局外，因而罗马认为他们发回的报告更客观。经过比较和对形势的推测，澳门传教士认为在清廷的汤若望比在南明朝廷的传教士对未来在华的传教事业发展更有利。41650年，卫匡国神父被派遣返回欧洲全面报告在华的传教事业。卫匡国神父对满人统治持正面意见，这和他自己以及北京神父与满人高层的接触有关，他们认为满人统治是有利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除了向罗马汇报在华传教事业以外，卫匡国神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欧洲招募更多的神父到中国来传教，为长期在华传教打下基础。卫匡国神父还带了一个年轻的华人到欧洲学习天主教。这个人叫郑玛诺，字惟信，后来在欧洲加入了耶稣会，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加入耶稣会的华人神父。5卫匡国1653年到达挪威，从那里进入欧洲大陆。去罗马汇报之前，他用了一年时间在欧洲各国巡游，积极宣传中国的传教事业。这一年中，他还出版了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一本叫《鞑靼战纪》，就是关于满人历史以及他们如何一步步征服中国的书。这三本书在当时都是畅销书，被翻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1656年，返回中国的时候，卫匡国顺利招募到十名传教士跟他一起到中国。
历狱给了传教士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算命风水这些领域触碰不得。尽管短期之内可能吸引信众，对传教有利，但算命风水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所以最好避而远之。康熙亲政以后，委派南怀仁掌管钦天监。南怀仁就吸取教训，坚决只做天文观测，不触碰测算部分。
从传教角度看，追随南明朝廷的传教士还是很成功的。他们已经成功接触到了南明皇帝及其身边的人。卜弥格（Michel Boym）和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神父为南明永历帝的生母王太后施洗，给她取的天主教名字为海伦娜（Helena）。瞿安德神父把王太后受洗的消息传回了欧洲，认为要是南明能够复国，会对天主教在华传播极其有利。卜弥格神父更是在1651年带着王太后的信，返回了欧洲，甚至在欧洲游说各国派兵援助南明。3
同时，历狱还让当时的传教士们充分认识到，大清已是满人的天下了。自从明中后期入华以来，传教士一直认为士大夫是促成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关键，因而他们一直在努力融入士大夫圈子。但经过历狱，他们发现跟汉人士大夫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多大用处，还有可能招来祸事。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将满人权贵圈层作为主要的接近目标。后来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驻扎北京的，满语学习也都排在了汉语学习之前。从此以后，传教士和汉人士大夫的往来大大减少。很多史书中都注意到了这一转变，但大都认为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后渐渐对传教士的西方学问失去了兴趣。59其实不然，不是文人士子口味变了，而是传教士不再热衷于结交文人士子了，毕竟传教士是来华传教的，不是来推介西学的。
1650年以后，尽管南方很多传教士知道清军势如破竹，一路向南，也知道汤若望神父在北京大清朝廷中有了官位，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南明复国的希望。来华的传教士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内心深处是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明朝能够复国。他们当时叫满人为“鞑靼”人，认为满人入侵是蛮族入侵。“鞑靼”这个词本身在欧洲就有来自蛮荒之地的意思。现在一些欧洲餐馆的菜谱上还能看到一道菜叫“鞑靼牛肉”（Tartar Steak）。这道菜的主体是一个生鸡蛋打开后淋在一块切成肉末的生牛肉上。整盘菜完全生吃，不做任何烹调。“鞑靼牛肉”是不是真的来自满人已不可考，不过这道菜很具体形象地刻画出欧洲人印象中“鞑靼”的原始感。
传教士对权势等各种利害关系看得很清楚。历狱结束后，他们不计前嫌，抓住一切机会结交满人权贵。辅政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当初是支持杨光先的，但安文思神父利用自己的知识，帮苏克萨哈家打井，还帮他制作了方便取水的工具，就这样在历狱结束不到一年时间，已成为了他家的常客。60
明清之交，战争连绵，人口锐减。据估计，大概有四千万人死亡，占了当时两亿人口的20％。面对尸横遍野的场面，传教士将其比喻为基督教传说中的“最后审判”。2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在华教会并没有统一的部署，传教士投靠归顺哪一方，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已对形势的判断和估计。汤若望神父在清军入京以后就归顺了大清。但谢务禄神父就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明朝廷，跟着南明朝廷一路南撤。另外，浙江的耶稣会神父卫匡国先是忠于南明朝廷，后来1645年清军打到浙江的时候，他按照清军要求换了一身衣服，就算投靠满人了。当时，教会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到底明清双方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因而到底该投靠哪一方，完全是传教士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