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最晚至1633年，满人军队中就有葡萄牙的炮手了。这一年，孔有德带领一支明朝部队投奔了皇太极。这支部队是当时明朝最精锐的炮兵部队，由受洗了天主教的孙元化一手创建。孙氏自己就是明朝最有名的造炮专家。42在1632年冬，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和他带进中国的葡萄牙炮手们就和这支部队一起驻扎在登州。他们经历了孔有德带领部队叛变的全过程。在孔有德部队围困了登州以后，陆若汉半夜借着大雪的掩护，跳下城墙，突围出去，通知了北京朝廷孔有德部队叛变的消息。43葡萄牙士兵有12人在和叛军交战时战死。最后叛军占领登州，剩下13名葡萄牙士兵跟着叛军一起投降了满人。44
鸟枪都造不出的满人，突然技术大进，造出了大炮。这个技术的跨越，史官只能感叹，没办法解释。清史学者牟润孙猜测，满人可能直接从西洋人那里得到了技术，因为负责造炮的佟养性在投奔满人之前是在北京做买卖的商人，那时他接触到了西洋人。40尽管牟润孙没有能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猜测，但似乎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为什么满人突然能够超越明朝，自己把欧式大炮造出来的原因。41
孔有德叛军选择走海路投降满人，这样他们可以把大炮弹药等辎重一起带上。当皇太极知道这支精锐部队来降之时，大喜过望，亲自骑马出城十里迎接。据估计，这支部队有27门当时最先进的欧式大炮（而当时整个满人部队只有12门），以及12000士兵外加经过葡萄牙炮手训练出来的明炮兵精锐。45由于这支部队的特别战斗能力，皇太极破例没有将其编人到任何八旗中去，而是让其保留独立建制，成为一支劲旅。4611633年8月，在投降皇太极三个月以后，这支部队就在攻打旅顺的战役中大放异彩。旅顺是当时辽东的一个战略要地，城墙坚固，装备也很完善。尽管如此，旅顺还是经不住孔有德部队大炮的持续攻击。历史记载，旅顺在孔有德炮兵连续七天炮击后，被满人士兵破城拿下。47后来的战争中，孔有德部队都是满人南下的先锋，他们用大炮为满人骑兵拿下一个个战略要地扫清了道路。48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支部队不仅大大提升了整个满人军队的炮兵实力，而且还让满人见识了西洋大炮和西洋人训练出来的炮兵技术。
先是连鸟枪尚未造，造炮自此始。39
1631年大凌河一役后，皇太极不仅认识到了大炮的作用，同时也认识到了汉人在军队中的特殊作用，因为制造和使用大炮这一新式武器都离不开汉人。在满人社会中，以及在明朝北方的所有游牧民族中，军功都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当汉人使用的西洋大炮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以后，汉人在军事上的实力也大大提升了，发挥了满人、蒙古人都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皇太极在大凌河胜利后，开始把汉人归结到一起，组建独立于满旗和蒙古旗以外的汉军旗编制。49成立汉军旗也便是正式确认了大炮部队成为满人军队的特别兵种。这样1620年代以来形成的明朝炮兵与满人骑兵之间的军事平衡就被打破了。满人在其骑兵基础上建制了炮兵，军事的天平就开始向满人军队一侧倾斜了。对于这一点，史家陈寅恪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称这是“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50
官修历史中没有记载满人的造炮技术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在1630年代，明朝这边是没有技术制造出欧式大炮的，主要依赖进口。当年修史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只能用春秋笔法留下疑问，没有给出答案：
至少，满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大炮，使清朝疆域内汉人士兵成为满人部队的重要部分，同时提升了汉人整体的社会地位。乾隆朝官修的《皇清开国方略》中就坦承红衣大炮的使用是成立汉军旗的主因。同样也是这个原因，负责制造大炮的佟养性成为了第一支汉军旗的固山。当时皇太极在任命的时候，指出佟养性负责管理所有跟汉人有关的事务。同时皇太极还预感到，从各旗中抽调出汉人来集中管理，成立新的旗，肯定会损害到一些王公们的利益，所以还专门强调在有汉人相关的问题上必须要服从佟养性的安排。51对于集中在一起单独成旗的汉人来说，新成立的汉军旗无疑大大提高了汉人在满人社会中的地位。52
大炮生产出来的那一年就在艰难的大凌河一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就是后来满人出征都会携带大炮的原因。
第一支汉军旗成立于1631年，1637年发展成两旗，1639年变成四旗，最后1642年发展成了八旗。53每一次汉军旗的扩展都和满人缴获大量火器和汉人俘虏有关。1637年3月，满人终于在占领朝鲜后，拿下了皮岛。皮岛，现称椵岛，属于朝鲜。地理上看，该岛离朝鲜更近。1620年代以来，毛文龙率军驻扎在皮岛，一直是满人南下时后方的一块心病。该岛士兵以使用欧式红衣大炮闻名于世。该岛的炮兵是葡萄牙人训练出来的。1631年皇太极御驾亲征皮岛之时，守岛的炮兵就是在葡萄牙人带领下击退了满人的进攻。1637年的登岛之战是鳌拜的成名之战，他带领一队敢死队突破了守军防线，成功拿下了三个月都没有攻下的皮岛。登岛后，按照惯例，作为不投降的惩罚，满人屠杀了全部守军。所以皮岛之战的胜利，基本没有增加多少汉人俘虏，满人主要得到的是皮岛上面大量的火器和弹药（满人军队在岛上缴获了约10门红衣大炮，而当时满人已有约38门）。54在1637年9月，也就是攻占皮岛后半年，汉军旗从一旗发展成了两旗。
其年，征明，久围大凌河，而功成以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38
1638年秋，皇太极开始从两个方向进攻明朝。1639年，满人军队占领山东大部分地区，在济南缴获大量火器和弹药。山东人口密集，当时占领区有超过50万的人口。为了管理大量新缴获的火器以及汉人，八旗的汉军增加到四旗。1642年，在取得松锦之战胜利后，满人又获得了大量的火器和汉人，汉军旗进一步扩展到了八旗。这样汉军八旗就和满八旗以及蒙古八旗形成了相等的建制规模。至此，满人军队据称拥有了一百门红衣大炮，而明朝只剩下10门红衣大炮可用来拱卫京师。对于满人炮兵实力的迅速增加，辽东巡抚黎玉田在1643年3月上奏北京朝廷，分析双方的军事力量：
在满人那边，皇太极命佟养性负责办理所有大炮事宜。1631年2月8日，在佟养性监督下，满人制造出了第一批大炮。其中最大的一尊取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佟养性的名字连带一帮负责造炮工匠的名字都刻在这尊大炮的炮身上。36七个月以后，佟养性就用这批大炮在大凌河之战中立下了首功。3乾隆年间，清朝官修历史总结“红衣大炮”的章节，写道：
我之所以制酋者，向惟火器为先，盖因我有而酋无，故足以取胜。后来，酋虽有而我独多，犹足以侥幸也。今据回乡称说，酋于锦州造西洋大炮一百位，我之所有曾不及十分之一。设不幸，卒如回乡所言，酋以大炮百位排设而击，即铁壁铜墙恐亦难保也。55
但在1620年代末期，明朝还没有技术仿制欧式的“红衣大炮”，而主要依赖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进口，以及依靠他们训练军队，提高大炮的命中精度。1625年，已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明朝大臣徐光启派了两个门人到澳门去谈购炮之事。当时在澳门的葡商以及传教士都认为大炮贸易是天赐良机，可以借此加强和大明的关系。所以澳门的商人和传教士对大炮一事都很上心。1629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Joáo Rodrigues，1561-1634）带领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往北京。321630年1月，队伍在抵达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小城涿州时，正好遇到了满人南侵围城。他们一行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敌。据记载，满人骑兵仅仅是听到如雷般的炮声，还没有开始真正攻城，就撤退了。33有了这个战绩，自然整支队伍到北京后受到了相当高的礼遇，而且北京还给团队中每个人开出了很高的薪俸。当时只有带队的陆若汉因为自己的神父身份拒绝了明廷的俸禄。明军的前线将领得知这批带着大炮的洋人队伍来京以后，都纷纷上书朝廷要这些洋人和洋炮。34在这一背景下，明廷在5月又派陆若汉带人到澳门磋商进一步购买大炮和雇佣葡萄牙炮手的事宜。11月，陆若汉带着100名葡萄牙炮手和12门炮从澳门启程赶赴北京。可惜的是，当时明廷内部廷议不能平息，一些大臣反对雇佣西洋人。整个队伍到达南昌以后，朝廷又命整支队伍返回澳门候旨。3-
这一前线的报告对于双方军力消长的分析，就是立足于火器对比之上的。应该说双方都深知大炮对于整个战况的影响，这份报告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善于骑射的满人从1630年代以后一直重视炮兵的发展。
在满人最初辽东发迹的过程中，明军使用的西洋“红衣大炮”一直是满人骑兵的心腹大患。当明军在城池上架起西洋大炮，战无不克的满人骑兵基本束手无策。17世纪二三十年代，满人军队打的败仗基本都和明军用大炮有关。努尔哈赤自己就是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大炮所伤，几个月后就死了。28皇太极在即位后第一年，就兴兵为父报仇，但都败在宁远和锦州的大炮之下。不过这也让皇太极认识到了大炮的威力，开始致力于发展满人的炮兵部队。在1620年代后期，明满双方都意识到了西洋大炮在战争中起到的关键作用。1626年宁远大捷以后，明廷甚至派礼部官员给立功的红衣大炮做了祭祀典礼，望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以保大明江山。9袁崇焕也在宁远大捷后给朝廷奏事时总结道，对付满人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凭坚城以用大炮”。3同样，满人在大凌河之战中使用大炮获得胜利后，也确定行军打仗，大炮必不可缺。31
八旗汉军旗的成立和大炮使用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汉军旗的满语名字上。在满语中，汉军旗叫Ujen cooha，在一些汉文中直接音译写成“乌珍超哈”。56在满语中，汉人叫nikan，写成汉字音译是“尼堪”。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汉军旗不叫“nikan cooha”（尼堪超哈），而是用“Ujen”（本意是“重的”）这个满语词？57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简要论述：
满人对西洋人的印象
至满洲语所以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称为“尼堪超哈”者，推其原故，盖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之仿制西洋火炮，并用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58
对于佟图赖为什么会把两位传教士收入府中做他的包衣，当时在北京的汤若望在写给欧洲的书信中解释过，他说是因为佟图赖和西洋人的关系一直都好，和他自己的私交也很好。27汤若望所谓的“和西洋人关系好”指什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好关系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些问题和佟氏家族与清朝汉军八旗建立的历史有关。
关于“乌珍超哈”和大炮的联系，皇太极在成立第一支汉军旗时做的安排就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对于佟氏家族，跟本书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佟图赖会在豪格死后，同意接收利类思、安文思成为自家的奴才？而且让他们二人吃住在自己的府上，也即让他们做的不是普通奴才，而是包衣奴才？“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据清史前辈孟森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26满人人关以后，包衣奴才专指满人权贵家里面的奴才，是整个奴才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一群。后来许多清朝名人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就是康熙的包衣。
集诸贝勒大臣-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59
利类思、安文思在奏本中提到的佟图赖是佟养真的二儿子，是满人朝廷中“佟二代”的领军人物。从军事上来说，佟图赖声名显赫，不仅在最初满人的辽东扩张中有各种军功，在后来攻占明朝本土、消灭南明势力时，也立了大功（他带的部队人关以后一直打到广西）。入关以后不久，顺治皇帝还娶了佟图赖的女儿。1654年，也就是利类思、安文思上奏本的前一年，佟氏给顺治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
用牛车和骡车拉着的大炮，对于满人骑兵来说，肯定是“重”装备。当皇太极下令把这些重型器械收归到一处，统一交给汉军旗管理以后，各支满蒙旗都如释重负，这样他们便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快速奔袭的骑兵特色。
满人没有介意佟氏和明朝的种种联系，反而视佟氏家族与汉人的联系为佟氏的特有价值所在。努尔哈赤和后来的皇太极都信任佟氏家族的人，佟氏家族的人在满人军队和朝廷都得到重用。1620年代以后，皇太极更是直接把所有与汉人相关的事务交给佟养性来打理。这包括满人区域内的汉人、明疆域内迁徙过来的移民，以及在战争中抓到的汉人俘虏。25
就像是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分工一样，汉军旗的成立其实是满人军队根据战争需要而进行的一次部队的军事分工。1633年，皇太极把满人权贵聚集到一起，研究攻打朝鲜和大明的方略。豪格就提出应该让满蒙骑兵从北京的北面南下，穿过大漠，闪击北京。同时让汉军从北京的东北方向携带大炮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进攻。60豪格的这个建议，就很明显地表明满人军队在创立汉军旗的时候，对汉军旗携带大炮的战术特点有清晰的认识。
佟氏家族中的佟养性和佟养真在1619年投奔到努尔哈赤帐下。努尔哈赤按照游牧民族的老传统，嫁了自己氏族中一位女子给佟养性，把他称为额驸（驸马），这样通过婚姻纽带来巩固双方的关系。22在明廷看来，两位佟氏重要人物投靠努尔哈赤，意味着整个佟氏家族的叛变。因而佟氏家族的成员在明朝疆域内集体受到了牵连。按照佟家后人的记载，佟家成员一些被迫逃进山区，有些不得不隐姓埋名来躲避明廷的追查。23佟卜年也被查下狱，最后冤死狱中。至死，佟卜年都在喊冤，死前还留下了一份绝笔痛陈其清白。24
另外，满人使用“重”（Ujen）而不是用“汉”这个民族概念来命名“汉军”，还有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民族矛盾。因为当时在八旗的“汉军”中有很多使用汉语，但不是民族意义上的“汉人”，最有名的就是契丹人的后代，有些书中称为辽人，他们在东北的满人领地内属于汉化程度很高的一个族群。另外佟养性之后的第二位汉军旗统领石廷柱，就肯定不是汉人（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代，也有说是满人）。据《清史稿》记载，他家从他父亲一辈才开始使用汉族的“石”姓。61
在满人政坛中，佟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其成员兼具满人和汉人两方面的文化特点。由于康熙的母亲出自佟家，因而佟家是汉人还是满人就决定了康熙到底有没有汉人血统的问题。历史上一直争论不清到底他们是汉化了的满人还是满人化了的汉人。20但无论观点如何，都承认佟氏兼具了汉满两方面的特质。在17世纪初，明清在争夺辽东的时候，两方也都认为佟氏家族是自己人，两方都在争取他们。”在辽东地区，佟氏是少有可算作书香门第的家族。1616年，佟卜年中了明朝进士。当时明朝廷经营辽东的熊廷弼就把佟卜年招致麾下，希望他能作为佟氏的代表，帮自己打理辽东。
神父与大炮生意
明末以来，佟氏家族一直是满人龙兴之地-辽东地区的名门望族。努尔哈赤娶的第一位夫人就来自佟家，他还用“佟”作为他的汉族姓氏。佟氏家族从努尔哈赤时期起就在满人政坛中有重要地位。满人1644年入关以后，佟家子弟遍布朝野，当时甚至有“佟半朝”一说。
耶稣会神父自明末人华以后，他们在中国的发展与明清双方引进西洋大炮都有关联。他们希望借助大炮贸易进一步接触到明清双方的权贵阶层，以便推进他们的传教事业。在1630年成功和明廷做了第一笔大炮生意以后，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在第二批运送大炮的队伍中加了五位神父进去。由于第一笔生意受到了明廷的肯定，因而第二支队伍从澳门出发进入内地后，一直受到沿途官员的优待。62尽管后来明廷内党派之间不能统一意见，不能决定到底是不是应该信任洋人，在这支队伍走到南昌以后，让他们原路返回了，但陆若汉安插的五位神父还是悄悄地按照原定计划去到了各自的目的地。63同时，大名鼎鼎的汤若望神父，其实除了在明廷做一个天文历法的官员外，还在教授造炮技术。“他的讲解在明末编辑成书，名为《火攻挈要》。65
在豪格1648年去世以后，两位神父的奴籍转到了佟图赖名下。19佟图赖是正蓝旗汉军都统，是整个佟氏家族的核心人物。满人八旗，每一旗有一位旗主，旗下又分为满、蒙、汉三旗，也就有三位都统。由于旗主必须是努尔哈赤的后代，所以都统这个职位是非努尔哈赤后代在八旗中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有了大炮这个引子，才能了解传教士和八旗中汉军旗之间的关系。在满人中，λ使用西洋大炮的汉军就是八旗中最容易接纳西洋传教士的人群。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孔有德解救耶稣会神父谢务禄（Alvaro Semedo，1585-1658，又名曾德昭，葡萄牙人）。与汤若望神父投降清廷不一样，谢务禄一直死忠于明廷，后来追随南明一直南撤，直到在广州被清朝士兵俘虏。在清朝士兵要对谢务禄行刑之前，孔有德得知他是西洋传教士，亲自出面救下他。孔有德还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礼遇有加，并说降了谢务禄，而后委派他作为使节到澳门去和葡萄牙人议和，因为葡萄牙人不久前刚派了一支军队到广州。66
康熙母亲的娘家
孔有德是当时最为著名的降清汉人之一，他带着部队一路从东北打到广州。心怀大明的汉人都恨他入骨，认为他是最大的汉奸。问题是像他这样的清朝汉军统帅，为什么会出手救一位素昧平生的耶稣会神父？这就是因为耶稣会神父与当时的大炮军火购买有密切关系。当孔有德还是明朝将领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是孙元化。孙元化是明末受洗天主教的著名高官之一，同时也是明朝中大炮火器的专家。孙元化的部队长期以来都和葡萄牙人以及耶稣会神父往来密切。当孔有德率部队叛变准备降清的时候，部队中就有三十几位葡萄牙大炮教官以及一名耶稣会神父。”所以降清以后，孔有德部队一直是清朝军中使用火炮的王牌军。孔有德和耶稣会神父的渊源可以说就是来自于他的部队对大炮军火的使用。通过军火交易，孔有德接触过耶稣会神父，他深知这些神父的用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出手搭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神父，而且还能很快说服他，让他在与葡萄牙的谈判中为自己效力。对孔有德因为火炮的因缘搭救谢务禄，当时传教士也都知道，也告知了欧洲。68
两位传教士知道做过豪格奴才，表明了他们算是豪格一脉的人。这个背景对二人在顺治朝廷是有利的，因而他们在给顺治上奏本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已经过世了七年的前主子。
另外入明亡以前到中国的传教士基本都只学过汉语，不懂满语。这样八旗中的汉军自然而然就成为传教士的依靠。1646年，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在四川遭遇豪格大军，下到士兵上到豪格，都不会汉语。多亏八旗汉军的一位随军翻译从中斡旋，才使二位神父得到豪格的优待。巧合的是，在1644年满人人京的时候，汤若望神父也和这位翻译打过交道。”这位翻译的名字背景已不可考，但同一个人两次出现在传教士面前，已经说明清朝八旗中的汉军是传教士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贵人。70
对于做过豪格奴才的这一身份，两位神父并没有隐瞒。因为满人社会中的奴才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奴”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奴”属于贱民阶层，地位在贵族、官吏、平民之下。简单来说，在中国社会，“奴”和其他属于贱民阶层的人社会地位低，在社会多方面受歧视，而且法律和社会习俗还对贱民阶层有很多专门的行为约束。。18但在满人社会，奴才的身份不代表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主子的社会地位。用通俗的话来说，在满人世界，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是奴才身份，而是做的是谁家的奴才。如果是皇帝和达官贵人家的奴才，那是一种有利的身份。
佟氏家族与传教士
满人入关以后，汉族大臣极力反对满人的主奴统治，但满人上层还是力排众议，坚持主奴关系是满人八旗制度的基础。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清初严厉执行《逃人法》，这个法令的核心就是重罚那些胆敢容留逃跑奴隶的人。16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汤若望神父知道两位神父是奴隶身份，就不敢在他设在北京的教堂中收留他们了。17
耶稣会神父具体是什么时候和佟氏成员开始往来联系的，现在已不可考。但有详细记载的是，在满人军队入京的第二天，汤若望神父上了一道陈情书给范文程。范文程是当时清朝负责恢复北京战后秩序的核心官员。满人进京后，第一项大工程就是要把北京城北面的住户全部迁到城南，城北归满人贵族特有。这样的大工程就涉及大量住在城北的达官贵人，这些人都希望得到范文程的特许，允许他们不迁出城北。汤若望的教堂就在城北，他也用中文写了陈情书，希望他的教堂得到特许。根据汤若望自己的记载，由于他是外国人，他写的条陈才得以送到了范文程手中。范文程后来派了几个人去汤若望的教堂实地考察了一番，最后特许教堂不用搬迁。71
在行军路上的某个时候（1647-1648），二位神父的奴籍被转到了豪格名下。主奴关系是满人八旗世界中最基本的阶层关系之一。在满人的理念中，主子给奴才提供生活所需，而奴才对主子尽忠。14 满人统治者也深知奴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因而他们推崇主奴之间以家为单位，和睦相处。用努尔哈赤的话说，就是要形成一种“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15由于主奴关系中蕴含着家庭关系，因而外人在对待一个奴才的时候得看主人是谁；同样，要是主人升官了，自家奴才也跟着高兴，感觉脸上有光。
从家世来说，范文程和佟氏渊源深厚。他的姐姐就嫁到了佟家。由于佟氏是名门望族，部分佟氏名人降清以后，明廷震怒，在明朝土地上的佟氏族人受到迫害，范文程曾通过各种渠道出手相助。佟世思（1652-1692）在其写的家传《先高曾祖三世行略》中，就记载了佟氏受到迫害后，范文程对佟氏的种种保护。满人入关以后，范又帮助佟氏谋取官职。72
当然，两位神父跟着满人部队，适应满人生活的过程还是很痛苦的。从他们第一天在战场遇到满人士兵，他们就知道这些士兵是“外国人”。这些人和他们熟悉的汉人不一样，不会说汉语。尽管二位神父早已精通汉语，无奈从士兵到豪格，都不通汉语，完全没办法交流，他们所有交流都需要翻译。”满人军人吃的也和汉人不一样，两位神父得跟着满人学他们在行军中吃马肉。2跟着满人军队以后，两位神父的基本身份也跟以前在明朝以及在张献忠大西朝廷的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他们不算皇帝的臣民，而就是擒获他们的人的奴隶，是他们主子的私有财产。最开始的时候，两位神父各自有自己的主子。这样他们二人的生活，比如吃什么，吃多少，都由二人的主子决定。利类思运气较好，他的主子比较大方，能基本吃饱。但安文思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他的主子连基本食物都不给够，他好几次都差点饿死在路上。13
范文程自称是范仲淹的17代孙。1619年，他投奔努尔哈赤，显赫的家世背景使得努尔哈赤重用了他。73也是这一年，佟氏家族的佟养性和佟养正投奔了努尔哈赤。皇太极1636年在沈阳称帝后，要按照明朝廷的规模来积极组建自己的朝廷和汉式的官僚体制，范文程是负责人。当范文程得知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认为是天赐良机，上书催促多尔衮出兵，这大概是他对满人最大的贡献。74入京以后，他负责维系保证已有的明朝官僚体系继续运作。
由于有豪格的照顾，满人士兵不久也把两个神父当成了自己人。大概在二人被俘五个月以后，部队回京路过西安。这时，两个神父已经知道满人军队内部的行事习俗。当时满人军队进入城市，按例都要临时征用寺庙等公共设施来驻扎。两位神父率先找到了当地的天主教堂，住进去后，就对后来的士兵吹嘘这里已经被部队内某某大人物征用了。士兵听他们这样说，就离开另寻他处去了。10
范文程熟知中国官僚系统运作方式，因而他知道精通天文历法的汤若望神父对清初稳定天下有大用处。天文历法跟中国传统中的“天命”观念紧密相连。比如，1644年9月1号，出现了日食，与汤若望测算的误差仅有几分钟；汉官的测算误差是半小时，而回回的测算误差为一小时。75范文程明白，如果大清公布的历法能切合天象，就能让老百姓在心理上接受清取代明是天命使然。因此，范文程不仅特许汤若望的教堂不用搬迁，还让他掌管钦天监，成为朝廷命官。汤若望后来和范家保持了密切来往，范文程不仅给汤的教堂捐了钱，他的女儿以及一些家丁还都信了教。多尔衮去世以后，范文程还动用私人关系把汤若望引荐给了顺治皇帝。76
满人传统中，士兵行军打仗都是自备武器和粮草，擒获的战俘归士兵私有，成为士兵的奴隶。对于士兵来说，获得战利品和获取奴隶都是同等重要的经济回报。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奴隶最大的来源就是战场上的俘虏，所以俘获仆人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交人；后来他把仆人交给豪格，和献给豪格一匹布是差不多的。
在满人入京的第一个月中，代善（1583-1648）多次去教堂拜访汤若望，谈论满人历史。77代善是努尔哈赤的二儿子，自1615年努尔哈赤的大儿子去世后，代善就是努尔哈赤家族中的长子。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去世后的两次汗（帝）位争夺中，代善通过协调各方，避免了满人内部的分裂。在1644年的北京，代善理所当然地是当时最重要的亲王。这也是为什么汤若望特意把代善来访的消息记录下来，写在邮寄回欧洲的信中。现在已不可考到底是谁把汤若望引荐给代善的，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代善母亲所属的满人佟佳氏和康熙母亲的佟氏家族有很深的渊源。佟家后来也改姓为佟佳。
从四川被俘到最后1648年落脚北京，二人在豪格部队中跟着满人士兵一起走了一年半左右。8很多满人士兵也知道二人，知道豪格关照他们。有一次，豪格传令大部队，让士兵在各自俘虏中寻找两位神父的一个仆人。最初，抓住这个仆人的满人士兵并不想把他交出来，后来听说是豪格在找这个人，这个士兵亲自把仆人带到豪格帐内，当成礼物送给了豪格。”
京城以外，明清交替之际，佟国器在江南地区关照传教士是当时天下皆知的。佟国器的父亲佟卜年是明末进士，还在明廷做过官。后来受佟氏家族降清的影响，佟卜年下狱并冤死狱中。佟卜年死后，佟国器和他的母亲得到当时佟卜年江南师友的资助，辗转住在武昌、南京，最后定居宁波。佟国器的母亲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在佟卜年中进士后在抚顺等候官缺之时嫁入佟家。据陈寅恪考证，陈氏诗文水平颇高，能和江南才子们诗文往来。78佟国器除了父母都是能文之人，自身也是典型的传统文人，也有诗文传世。从文化角度看，佟国器是典型的江南士人。但佟国器和江南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籍贯，他属于抚顺的佟氏家族。正是因此，当佟图赖1645年率领的正蓝旗军队打到嘉兴以后，便把佟国器招至旗下，使他从一介平民一跃成为地方官，管理江南最富裕的浙江嘉兴湖州片区（浙江嘉湖道）。79
两位神父是在战场上遭遇豪格大军的，两人都在战场上中箭倒地。他们的欧洲人面孔救了他们，赶上来补刀的满人士兵没有杀他们，反而把他们带到豪格的大帐中。所幸当时随军的满汉语翻译和北京的汤若望神父有私交，救了二人的命。有了随军翻译的这层关系，二人虽然是战俘，并没有被为难，还得到了特别的关照。”
作为佟氏家族在江南的代表，佟国器仕途亨通，一路青云直上。1653年升任福建巡抚，1658年调任浙江巡抚。佟国器一家和传教士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夫人就是受洗的天主教徒，在西文中的天主教名字是Agathe。1645年他出仕为官以后，就一直在帮助传教士。在明清之交的动荡年代，意大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神父在江南的活动就多仰仗佟国器的关照。在江南为官期间，佟国器还在多地为天主教重修教堂。80他跟当时很多神父都有往来，他还给神父阳玛诺（Manuel Diaz，1574-1659）、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1592-1677）和贾谊睦（Girolamo de Gravina，1603-1662）出版的神学著作写了序言。8简单来说，佟国器支持保护天主教在当时是很出名的。后来，在1664年反天主教的教案中，他被归为天主教“三大护法”之一。82
有了这个背景，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位神父在奏本中提到了豪格的名字，而不提多尔衮。不过，两位神父提豪格也不能算是攀附。因为二人确实和豪格有实在的联系。豪格是西征张献忠大军的最高统帅，而两位神父于1644至1647三年间在张献忠成都的朝廷中做官。6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张献忠大军进入成都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听命于张献忠。他们从西医角度，认为张献忠患有精神疾病，也亲眼见证了张献忠残酷掠杀老百姓。后世各种关于张献忠暴虐的传闻，都能在二人的记录中得到印证。
消除奴籍
1651年2月，多尔衮去世。在他死后两个月，顺治皇帝就在济尔哈朗的支持下剥夺了多尔衮家的爵位，瓦解了多尔衮在朝廷中的残余势力。同时，豪格的所有爵位得到了恢复。1651年以后，多尔衮就不是适合在朝堂上攀附的名字了。
传教士通过西洋大炮火器和八旗中的汉军搭上了线，和汉军旗中负责大炮的佟氏家族有渊源往来。明白了这个基本背景之后，才能理解为什么豪格去世以后，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的奴籍会过户到佟图赖家去。而且，当汤若望知道两位神父过户到佟图赖名下以后，大赞这是最好的结果。
1648年3月，也就是满人控制北京的第四年，多尔衮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豪格。逮捕前一个月，豪格刚结束四川西征，剿灭了张献忠，得胜回京。豪格在被逮捕当月就死于狱中。无论正史、野史都基本一致认为豪格是被多尔衮害死的。最让时人惊诧的是，多尔衮在豪格死后，还把豪格的夫人纳入府中。就连北京的汤若望神父也把这当成奇谈写进了他发回欧洲的信中。
从佟图赖优待两位神父的种种具体表现来看，他无疑是亲天主教的八旗权贵之一。佟图赖把两位神父的吃住都安排在了自己府上。83也就是这段时间，两位神父和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佟国维、佟国纲建立了深厚关系。他们二人和佟图赖家族的关系不是什么秘密，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欧洲，都是广为人知的。就是七十年以后的1723年，巴多明神父在一封信中写到和雍正朝隆科多的交往时，还在念叨佟家和传教士的长期关系，还提到了这两位神父住在佟家的往事。84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儿子，他和传教士的故事在后面会讲到。
跟二位神父相关的大清历史大概得追溯到1643年，也即满人入关的前一年。后世称为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太极（1592-1643），在没有留下遗诏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这一年突然驾崩了。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各方势力的争位行动。简单来说，当时有两方势力不分伯仲，一派支持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位，另一派支持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为了避免满人内部的分裂，双方妥协达成了第三个方案：推举皇太极的第九子、当时六岁的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登位。作为附加条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一起为顺治当摄政王。虽然最后皇位问题得以妥协解决，但是争位的多尔衮和豪格叔侄双方成了仇敌。
1653年，佟图赖帮两位神父消除了奴籍，让二人成为自由身。佟图赖具体怎样操作解除奴籍的细节已不可考。但是据传教士留下的记录，可以看到佟图赖为两位神父消除奴籍没少费周章。他曾经几次摆席宴请官员来打通关节。85两年之后，也就是1655年，在佟家的引荐下，顺治皇帝赏钱赐地给两位神父，帮助他们修了属于自己的教堂。86对于两位神父来说，佟图赖作为主子能帮他们消除奴籍是对他们天大的恩赐。87在满人的传统中，只有对主子家庭有大贡献或者在战场上立了大功，才有可能在主子和朝廷相关部门都同意的情况下，解除奴籍。88对于两位神父来说，去除了奴籍才能更好地、不受约束地传教，接触信众。但同时，根据满人传统，解除奴籍以后，奴才和前主子之间的派系、政治纽带关系并不会解除。89这样一来，在朝堂上，两位神父还是佟家一系。明白了他们和佟家的这层关系，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在本篇开头的奏本中，他们要特别提到佟图赖，因为两位神父明白，在清初的朝堂政治中，家族派系是一切活动的基础，而佟家就是他们在满人世界中的“娘家”。
战场上的俘虏
小结
当然，他们提到的两个人，豪格和佟图赖，都是当时政治气氛中对于他们有利的人。那两个神父又到底跟这两位满人权贵有什么联系？这其实就涉及两位神父是如何从张献忠朝廷的罪臣身份一步步和满人权贵搭上线的问题。从二人1648年进京算起，到1677年安文思去世、1682年利类思去世，他们在满人统治下在北京待了超过三十年，历经了两位清朝皇帝。要了解二人怎么慢慢进入满人朝廷的故事，就得从他们与两位满人权贵的关系说起。
1655年，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递上开篇那份奏本的当年，他们盼望已久的教堂终于落成。教堂取名圣若瑟教堂。由于其位置在紫禁城东边，又俗称东堂。这座教堂今天是北京的一个景点，在现在的王府井大街74号。这座教堂汇集了两位神父多年的心血。
这个人就是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当二人在1648年跟着豪格的征西大军班师归来抵京时，他们的身份有两个：一是叛贼张献忠朝廷的逆臣；二是战地俘虏，已归为奴籍。2所以二人到京之时，是戴罪之身。当时在京做官的同为耶稣会神父的德国人汤若望，既不敢和他们联系也不敢把他们收留在他的教堂中。3但当时实际掌控北京的多尔衮，并没有为难二人，反而把二人交给专管接待外交使节的礼部来照顾，并且还给予了他们在北京城中活动的自由。“对于在成都张献忠的大西朝当过官的人来说，这二人最初能在北京没有被追究，并平稳地安顿下来，不得不说多尔衮对二人是有恩的。但是，二人上奏本的时候，多尔衮已经去世五年，早已不是一个可以在朝堂上提及的人。多尔衮的爵位在他死后几个月，就因为朝堂政治斗争被剥夺了。5两个神父很清楚当时的政治气氛，知道哪些名字可以提，哪些不能提。
长期以来，传教士的历史都忽略了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的存在。历史书写都把目光集中在了传奇人物汤若望身上。汤公在满人入关第二天就获礼遇，被邀入朝，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式大臣。再加上汤公曾在明末朝廷做官，李自成入京以后也对他礼遇有加，这些经历注定他是基督教历史中的传奇人物。汤公在清廷做官时，言谈和书写都使用汉文，而且顺治皇帝还经常邀请他入宫深谈。作为第一个在顺治皇帝身边的传教士，汤若望很自然地被视为传教士步入清宫的源头，他和顺治的君臣关系也被视为后来康熙与传教士关系的源头。
当1655年二人上这份奏本的时候，他们已在中国待了快二十年，早已不是来华的新人了。奏本中的遣词造句也可以看出，二人对于清初官场政治很了解。奏本感谢了肃王豪格和佟图赖固山（固山是八旗内的官职，是一旗的统帅，后改为都统）两个人，然后还提到了两个机构：礼部和光禄寺。为什么会感谢人的同时，又感谢机构，而不是感谢负责这个机构的人呢？这恰恰显示出了二人的圆滑老练，因为他们要隐藏和一个人的关系。
由于利类思和安文思1648年到北京后，汤若望拒绝他们住在他的教堂中，二位神父就一直希望有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教堂。据汤若望的记载，二人被俘入京后，他的朝廷眼线告诉他二人的身份是张献忠朝廷的罪臣，而且二人已归为奴籍。他的线人让他不要接触二人。同时，汤若望也请示过他所在教区的上级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9-1653），傅也指示不要接触，以免影响到整个北京的传教事业。90同时，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也让他不要接触，以免影响整个中国的传教事业。利玛窦以后，龙华民就一直是中国耶稣会的会长。他资历老，此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在1651年写过一封信给罗马，解释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为奴的情况，也指出了收留二人有可能给整个传教事业带来麻烦。91后来据写《汤若望传》的魏特考证汤若望的各种书信，认为汤若望其实一直关注着二人的案子，在可能的情况下暗暗帮助他们。不过，汤若望和两位神父的恩怨还是结下了。1650年接下来的十来年中，两位神父一直在向罗马教廷控告汤若望，指控他作为神父入朝为官、参与算命，以及私生活不检点。中国大部分的传教士也都被牵涉进来，接受罗马来来回回的各种调查问讯。”2在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后，最后罗马裁决汤若望无罪。93一直到1664年，也就是汤若望去世前一年半，两位神父才和汤若望改善了关系。因为这时清初著名的历法案子开始了，而案子针对的是整个天主教群体，他们不得不和汤若望站在一起，共同应对。从1648到1664年，两位神父和汤若望神父之间有16年时间的对立，这也意味着两个群体在满人占领下的北京按着自己的路线互不来往地开辟着各自的传教事业。
两位神父明朝末年就到了中国。利类思是西西里人（现属于意大利），1636年（崇祯九年）来华；安文思是葡萄牙人，1640年到成都，和利类思一起在那里传教。后来二人一直一起在中国传教，直到安文思1677年去世。
汤若望在满人入京后降清，然后仕途一帆风顺，成为了清初大臣，执掌钦天监，这些都是历史中为人熟知的。然而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是在战场上与满军相遇，在战斗中，利类思被箭射中大腿，安文思被射中手臂。94在战场上的生死瞬间，满人士兵因为发现二人的西洋人长相，竟然在手起刀落的瞬间，突然停下了砍向两位神父的刀。两位神父用文字记录下了这生死瞬间，并为此感谢上帝，认为是上帝救了他们。”不过，对于读史的人来说，一定有疑问，为什么满人士兵会有这样的意识，认为西洋人有用，从而刀下留人？
微臣感恩无地，敬进西国方物，以表臣忱事。臣等产于西洋，从幼弃家修道。明季东来至蜀，居堂传教有年，不幸遭寇掳待戮。于顺治三年，幸逢大兵西剿，恭遇肃王恩释，依随来京。仰荷皇上隆恩，特送礼部，光禄寺，图赖固山家豢养，朝夕焚烛万寿，今经五载。感激无涯，兹有方物六种，躬献阙廷，伏祈皇上，俯赐勒收。
对于明清之交的满人士兵来说，他们所能直接熟知的西洋利器就是大炮。早在1633年，豪格论述攻明良策的时候，就坦言用军中的汉军炮击攻城才是正道，而他所掌管的正蓝旗下的汉军旗一直以火炮攻击见长。96所以当豪格军中士兵在1647年的战场上遇见二位神父，看见他们的西洋面孔，他们就知道这二人可能有用。西洋大炮的威力，大炮对战事的作用，跟着豪格一路从东北打到四川的满人士兵是知道的。因而与其说是杀红眼的满人士兵突然感悟到了上帝之光而放下了屠刀，不如说是西洋大炮的威力救了两位神父的命。西洋大炮给满人士兵留下了西洋人有用的印象，他们才能在最后时刻刀下留人。大炮和西洋面孔的绑定思考并不是猜想，而是当时亚洲世界的普遍情况。有在印度的传教士就提到无论是否参与过大炮贸易，有些地方规定，所有西洋面孔的人都不能通行，原因就是西洋大炮在那些区域的使用。97
大西洋耶稣会神父远臣利类思、安文思谨奏：
二位神父在战场上捡回性命后，被归人奴籍，挂入了清朝八旗中。他们归顺清朝统治的轨迹和汤若望神父完全不一样。汤若望跟许多降清的汉臣轨迹相似，改朝换代后又直接成了新朝廷的大臣。而二位神父是以战俘奴隶身份进入到满人世界中的。他们的这一历史轨迹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被慢慢淡忘了。然而他们二人才是对天主教后来在华发展真正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奴籍在豪格死后转到了佟图赖名下，而佟图赖又是康熙皇帝的外公。也就是说，由于佟图赖的关系，两位神父被归入了康熙的外戚圈子之中。这一层关系，为后来传教士进入康熙的世界开启了大门。这其中的故事就是下面三章的内容。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655年4月3日），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给顺治皇帝呈上六件礼物外加一份中文写的奏本，感谢顺治皇帝以及清朝长期以来对他们的优容和恩养。在奏本中，他们简要介绍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经历。奏本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