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1673年三藩之乱开始后，清朝的大炮辎重，无法进入浙江、福建等南方山地，也很难发挥作用。康熙委托南怀仁负责解决这个难题。南怀仁在短时间内对大炮制作以及运送方面做出了革新。他造出了小巧的大炮，还在大炮下安装了一组轮子，这一武器革新为平定三藩发挥了关键作用。南怀仁的炮造好以后，在郊外演习，康熙带着满朝文武观看，大炮的威力和准确性立时让朝廷上下官员叹服。南怀仁是康熙的人，他的大炮造得好，也是给康熙长脸。造炮以后，康熙又硬塞给南怀仁一个工部侍郎（仅次于工部尚书的职位）的官衔。据记载，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905门，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南怀仁造的。53鸦片战争后，入华的欧洲人发现南怀仁造的大炮做工精致，图案雕刻有文物价值。八国联军侵华时，欧洲国家专门找到已经废弃的南怀仁大炮，把他们运回欧洲当文物。现在在罗马、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博物馆都有专门收藏南怀仁造的大炮，他的名字就刻在炮身上。54
南怀仁一生跟随康熙二十多年，从康熙十几岁一直到三十几岁。除了当康熙的老师以外，还参与了平定三藩和与俄罗斯谈判这些康熙早年的朝中大事。当时朝廷内外，都很敬佩南怀仁神父，认为他是一个渊博得近乎无所不知的神奇存在。他作为一个洋人，来华后，不仅学会了汉语、满语，还能把欧洲的书籍翻译成汉语和满语。除了精通天文观测，他还是一个机械设计和制造方面的工程专家。康熙1671年要重修他母亲的陵墓，上好的石料很重，没法运过卢沟桥。当时的难点是，如果用很多马同时拉石料，马蹄同时用力会引起共震，再加上石料重量，可能把桥给毁了。朝廷工部没有办法，上书康熙。康熙派南怀仁去解决。南怀仁设计出了同时拉动的绞盘，通过多处人力共同转动来牵引石料，这样解决了可能产生的共震问题。（图3.1）
南怀仁还在北京制造出了世界最早的四轮蒸汽推动的可以控制方向的汽车。车身动力来自于车身中间架起的一个炭盆烧出的蒸汽。南怀仁把他制作汽车每一个部分用的材料、制作步骤都详细记录下来，让人带回欧洲，并在1687年出版。55南怀仁没有具体记录车是哪一年制造完成的，但根据他书中所写的其他时间推算，应该是在167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这比牛顿1688年提出的蒸汽车构想要早十多年。南怀仁和牛顿的设计相比，车的动力驱动部分，也即通过炭盆烧出蒸汽用以驱动的想法是一样的（图3.2和图3.3）。南怀仁当时已经把实物做了出来，车可以运行大约一小时，直到蒸汽用完。而牛顿那时提出的仅仅是一个构想。南怀仁在蒸汽动力以及汽车发展历史中的位置，最近几十年逐渐被西方科学史家认可。南怀仁的比利时家乡博物馆还专门按照他的记载复制出一个模型来。南怀仁在书中还提到，他还做过蒸汽推动的船，船试航的时候还请了康熙的大哥来观看。56可惜的是，船是怎么建构的，他没有细写，只提到用的是和他的蒸汽车推动一样的原理。尽管南怀仁不知道后来的蒸汽时代以及蒸汽动力对世界产生的改变，但他在书中已经预感到用蒸汽推动将是一场大的运输革新。57西方科学史家相信南怀仁确实做出了蒸汽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南怀仁背后有强大的大清工部支持。这个蒸汽车能做出来，除了构想以外，对铁艺和木艺两方面都有很高要求。当时的工部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在两方面都给予南怀仁支持的机构。
对于南怀仁所说的“侍奉在侧”和传教事业的关系，后来的传教士是赞同的。后来到北京的传教士确实也把精力都放在了如何侍奉康熙上。1671年到京给南怀仁做天文观测助手的闵明我神父（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本身是一个画师。1673年到京的徐日升神父是个乐师和钟表师。后来很多出入深宫的传教士，都在朝廷里面没有任何职务。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王公贵族有支持科学研究的风尚。各学科的科学家很多都依附于各地的达官贵人做研究、做实验。对于王公贵族来说，自己支持的科学家做出了成绩，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南怀仁在送回欧洲出版的科技书籍中，标题部分就明确写出，他是在康熙皇帝的关照支持下做的各种科学实验。后来欧洲一直认为康熙是东方的开明君主，就源于各种关于康熙支持西方科学的报道。5817世纪七八十年代，荷兰、葡萄牙、俄罗斯等国都派有使节来华，由于有传教士翻译，双方可以比较深入地交流。康熙一方面作为君主，会在礼部安排下，走完各种接待国外使臣的步骤。但他还会在正式接待结束后，把使节招到内廷交谈。当然交谈也都是传教士在做翻译。59荷兰使节就很惊讶于康熙的科学素养。康熙不仅问了荷兰的地理情况，还问他荷兰的经纬度。也是因为康熙对学术的崇尚，后来法国国王在选派传教士到中国时，还将学术水准作为一个遴选门槛。
有些人或许会质疑：到底跟着皇帝出行侍奉在侧，对于整个传教事业有什么好处或者用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会说，首先我必须遵照皇帝的命令跟随左右，因为皇帝的想法决定了能如何传教以及整个传教事业能否成功。52
康熙跟着南怀仁学习西学，是在皇宫内廷中进行的，学习中的各种具体事务是康熙的内务府在安排。尽管清朝正史中记载的都是南怀仁制作日历、观测天象以及制作大炮这些“公”事，但是南怀仁和康熙的私交才是令当时满朝文武称奇的。南怀仁比康熙大三十一岁。铲除鳌拜势力的1669年，南怀仁四十六岁，康熙十五岁。从南怀仁写给欧洲的信函中，可以看出他是把康熙当成自己的一个聪明学生在看待，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对康熙是有真感情的。在他1682年春跟随康熙去东北祭祖的旅行记述中，就流露出他得意于康熙对他的各种照顾。祭祖前一年的冬天（1681年12月），清朝大军进入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兵败自缢，自此持续了八年的“三藩之乱”终于结束。这一次祭祖，二十九岁的康熙是去告慰满人列祖列宗的。康熙组织的祭祖队伍，阵容庞大，有七万人的规模。整个祭祖行程距离北京上千公里，一直到吉林松花江边上。据南怀仁记载，出了盛京（沈阳）后，很多地方都已经荒芜。只有沿途偶尔出现的一个个废弃村庄的遗迹，才仿佛显示满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满人打仗的传统是自带武器干粮，战胜得来的战利品也归自己所有。满人远征以旗为单位，出发的时候一家男女老少都跟着走，后来随着军队的胜利，满人也就迁徙去了他们占领的地方，很多人没有再回东北。康熙的回乡大军也遵循满人的老传统：以家为基本单位，马匹食宿自理，各旗分别自行安排扎营地。康熙选了十几匹他自己的马给南怀仁用，把南怀仁交给他的舅舅佟国维照顾，让他负责南怀仁的食宿。在康熙的安排下，南怀仁和佟国维同一桌吃饭，同一大帐住。整个远行没有作战的压力，又是出来庆祝胜利的，整体安排更像今天的户外野营郊游。康熙白天打猎钓鱼，遇到好的食材，还派快马送回京城孝敬孝庄太皇太后。晚上，生起篝火，康熙和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围坐在一起，在浩瀚的夜空下，听南怀仁讲星星。在座之人，除了南怀仁，就属康熙最懂星空了。用南怀仁的话说，康熙也正好可“夸示自己的学问”。60
对于南怀仁和后来的传教士来说，经常见面的康熙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一个有爱恨情仇、有温度、有想法的人。从大方向来说，南怀仁应该是延续了汤若望的传教策略，也即通过在朝廷里行走来为传教争取方便。但南怀仁对这个策略做了一点改变，他的着眼点不再是像汤若望那样去做一个有影响的朝廷大臣，而是像满人的包衣奴才一样安心当一个皇帝信赖的身边人。在1682年，南怀仁就明确写到为皇帝服务对于传教事业至关重要：
在路上，朝鲜人还给康熙进献了活的海豹。康熙当时没有见过，问南怀仁欧洲知道这种动物么。南怀仁说知道，还告诉康熙他在自已编辑的关于鱼类的书籍中画过海豹，介绍过海豹的基本习性。康熙半信半疑，让快马回京城把书取来印证。在看到书上果然有介绍后，康熙表示很满意。“后来，康熙带了一小队人去捕捞松花江中最著名的鲟鳇鱼，也把南怀仁带上。鲟鳇鱼大的超过两米，重两百多斤，自宋朝起就是有名的贡鱼。可惜的是康熙一行连遇几天大雨，不仅没有捕到鱼，回程也受影响，一路泥泞。在南怀仁的记录中，有一天，早上可以走过去的小溪回程时已经涨水变成一条河了。当时只有一艘小船可供渡河，帐篷食物都在对岸，过不去河就意味着要在泥泞中饿着肚子露宿一晚。康熙带着太子和几个权贵乘船先渡河，渡到一半，船又调头回来。等船的人都觉得奇怪，纷纷猜测原因，结果原来康熙是专门回来接南怀仁的。这一下让焦急等待的满人，切实感受到了南怀仁和康熙的关系。后来，又遇到差不多的情况，皇帝总要带着南怀仁先走，康熙的舅舅佟国维不干了，说南怀仁是他照看的人，要带走南怀仁就要把他一起带走。康熙却说让南怀仁以后行程就跟着他，不用舅舅再照顾了。
根据《康熙实录》记载，征讨大军是于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日启行的，这一天是1690年8月18日。而康熙在前一天（8月17日），还见了当时北京教他的所有传教士（见表格3）。而且在这之前的8月6日（《实录》中的辛卯日），康熙上朝安排军务，派自己的哥哥福全为大将军，大儿子胤禔为副将，同时安排了朝中各大要员在远征非常时期的不同职务。康熙的两个舅舅中，佟国纲出征，佟国维留京。从《实录》中能看到，当时各部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开始各司其职运作了起来。四天过后，在8月10日这天（《实录》中的乙未日），康熙在紫禁城太和门，举行仪式送福全率领的前锋部队出征。就在这百忙之中的几天，康熙在8月7日还跟四位传教士一起上了课。据此推断，南怀仁说康熙在平定三藩之时，还有心上课，应该不是编造的。康熙这次亲征，出发不久就生病了。病征是：“夜间身热心烦。至黎明始得成寐”，大意是晚上发烧，天亮了才能睡着一会儿。康熙没法继续赶往前线，只得派出他最信任的康亲王杰书替他前往。三十六岁风华正茂的康熙很想和当时蒙古声名远播的噶尔丹一决高下。他休息了好多天，希望病能好，然后再上前线。但可惜的是病情还加重了。康熙只得同意回京，遗憾地对身边人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亲灭此贼，甚为可恨。”按《实录》记载，康熙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康熙生病这些日子，太子和皇三子还从北京赶来探病。但太子表现得漠不关心，这深深刺伤了康熙的心。十几年后，康熙几次废立太子，这件事都是他的一个心结。《实录》里原话是：“见圣体未宁，天颜清减，略无忧戚之意，见于词色。上以允礽〔太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什不怿。令即先回京师。”就这样，康熙第一次远征噶尔丹，由于身体原因，没能亲上前线。清朝派出去的大军，苦战后艰难获胜。康熙的舅舅佟国纲战死。51
按中国传统政治来说，能够近距离接触皇帝就是特权。这个特权其实有一个不是官职但又有很重分量的头衔：“御前行走”。比这个差一点的是“内廷行走”，再差一点的是“乾清门行走”。这几个“行走”在政治上的不同分量，就是根据距离皇帝的远近来区分的。南怀仁与康熙的接触已经超过了“御前行走”。他和后来的传教士入宫，走的都是内务府专用的西门，这道门一般大臣都是不能用的。大臣入宫是走南边的太和门，然后再从乾清门进入内廷，完全是不一样的路线。
康熙跟着传教士学习过西学，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由于汉文、满文资料对康熙和传教士交往只有零星记录，人们一直不清楚康熙到底学了多少，学到了什么程度，对此缺少一个定量的认识。而从1690年这一年的学习频率中就可以看出，康熙学习西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而是在深入学习。1690年这个年份不是笔者有意挑选出来的，只是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正好覆盖到这一年。1690年康熙已经三十六岁，这时他还能有这样密集的学习频率，可以想见康熙早年跟着南怀仁学习也很用功。南怀仁没有留下系统为康熙授课的记录，但他留有很多感叹教书很累的文字。而且南怀仁还感叹过，三藩之乱那么忙，康熙竟然还有心继续学习西方课程。南怀仁的这些文字和感慨，后来学者最早是存疑的，认为是南怀仁为了吹嘘自己能接近康熙而说的大话。但根据多个传教士从不同侧面留下的1690年的记录来看，康熙确实学习用功。而且1690年是康熙戎马一生中很忙的一年。1689年清朝刚和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断了准噶尔蒙古的后援。1690年，康熙开始出征剿灭日趋强大的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汗。在表格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康熙一直都在召见传教士学习，五月和六月甚至天天都在学。但八、九、十月中断了学习，这是因为这期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去了。
传教士带给康熙的世界
无论南怀仁内心如何挣扎，他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还是有实际帮助的。1665年历狱，汤若望被扳倒以后，传教士在朝中就没人了。南怀仁1669年重新出山，得到了康熙以及康熙内部圈子的信任，才让传教士又有机会走进紫禁城。作为康熙的老师，南怀仁长期陪伴在他身边，在康熙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成长过程中，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按照现在的成长理论，这一时期正好是心智定型的关键期。从康熙的学业来看，他是从1669年铲除鳌拜以后才开始正式在礼部安排下学习汉语以及中国传统典籍。在学习中国诗书礼易的同时，康熙还跟着南怀仁学习数学、几何、天文和西方音律等欧洲学术科目。所以，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南怀仁的培养下耳濡目染的结果。作为老师，南怀仁应该说是很成功的，他激起了学生康熙对西方学术的兴趣。南怀仁之后，后来的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安多（Antoine Thomas）、白晋和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都做过康熙的老师，他们都留下了很多康熙学习西方科目的记录。法国学者伊莎贝拉（Isabell Landry-Deron）综合几位传教士留下的日记和讲课材料，做了一份表格，标注了1690至1691两年时间中，三十六岁的康熙跟几位传教士在宫中学习的时间表。50这张时间表反映的是南怀仁去世后（1688年），新来的传教士教授康熙西学的频率（见表格3）。
南怀仁除了教授康熙具体的知识以外，还深深影响了康熙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影响了大清后来一百多年北方和西北方向的战略部署。南怀仁给康熙普及了欧亚地理知识，特别是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的角色。康熙平定三藩后，首要目标是平定西北和北面还没有归顺的蒙古部落。解决蒙古问题，就要处理和俄罗斯的关系。南怀仁告诉康熙，当时俄罗斯正在西线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让康熙明白俄罗斯也无意在东线与清朝为敌。这为康熙最后制定与俄罗斯和谈来解决蒙古问题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信息。
除了受到康熙信任，南怀仁神父自己有意愿回到宫中，而且有能力应对朝廷中各种关系也是他在康熙身边得以立足的关键。在1665年历狱案的审理中，南怀仁代表中风后不能说话的汤若望参与了各种审问和应答，他深知涉足朝政的风险。所以1669年他决定重返朝廷政治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其实从南怀仁递交朝廷的奏疏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有过犹豫的。1669年2月，天文观测证明传教士的历法正确以后，朝廷任命南怀仁到钦天监任职，南怀仁写了一封很长的陈情奏折，希望朝廷能体谅他是一个传教士，不适合在朝廷做官。康熙收到礼部转过来的上奏，但仍坚持让南怀仁任职。48南怀仁再次上书，写了一封更长的上奏给康熙，恳求康熙遂了他当神父的志愿，同时保证他会尽全力为钦天监服务，唯一的要求是不要给他官衔。康熙收到上奏以后，又转交礼部部议。礼部给出的结论是可以同意南怀仁不要官职，但是他必须收下相对应的俸禄。南怀仁接受了这个提议。南怀仁的这些上奏都是他内心挣扎的表现。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如何与政治保持距离而烦恼。1682年，他去世前六年，在跟随康熙出访塞外的日记中，他还在苦恼这个问题。
1676年俄罗斯大使斯帕法里（Nikolai Gavrilovich Spathari，1636-1708）率领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入华，在北京停留了四个月时间，南怀仁是翻译。斯帕法里这次还带来了两封明朝皇帝发给俄罗斯的信。一封是以永乐皇帝名号发的，一封是以万历皇帝名号发的。这两封信用中文写成，但俄罗斯朝野上下没人懂中文，所以斯帕法里把信带到北京，希望把信翻译成拉丁文。俄罗斯使团有带信到北京来寻求翻译的想法，就是他们知道康熙的朝廷里有传教士。同时斯帕法里还提议以后双方的正式交流语言为俄文、满文和拉丁文。俄国发出的函件为俄文和拉丁文，而清朝的回复用满文和拉丁文。康熙让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最后同意了。拉丁文应该是16-18世纪环球航行以后，全球化中各国参与世界交流共同使用的语言。清朝正好有传教士在，也就很自然地融入这个世界体系中了。据统计，从1676年起到1730年，传教士为清廷共翻译了110封拉丁文的公函。62
功不可没的南怀仁
斯帕法里是学者，他早年在希腊接受教育，精通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九种语言。他和南怀仁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他们用拉丁文长谈了很多次。南怀仁向斯帕法里透露了很多清朝内部运作的信息，以及他的理解。同时斯帕法里也给南怀仁讲了很多他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63
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7
斯帕法里使团除了在通信语言上与清朝达成了一致，其他谈判问题都没有结果，因为清朝坚持要求俄罗斯以藩邦附属国地位与其谈判，这让斯帕法里觉得完全不可理解，当然也没有同意。清朝礼部坚持使团行跪拜叩头的礼节，斯帕法里也表示难以接受。64
传教士和佟家的主奴关系，以及汤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后的表现，为传教士获得了宫廷政治中最珍贵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信任。这个信任是传教士后来能接触到康熙，以及后来能侍奉在康熙左右的基础。按中国传统政治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能“上达天听”。能够把想法直接说给皇帝，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了不得的特权。举一个例子，南怀仁在1673年9月直接求康熙帮忙，说他有件“很小的事”办不下来。45他在六个月前按照朝廷程序，上奏礼部，希望能批准一位在扬州的传教士到西安的一处教堂去，因为西安教堂原来的神父过世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南怀仁折腾了半年都没有得到答复。结果康熙一介入，礼部第三天就回复南怀仁，批准了他的请求。
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早就明白西方国家交流中的平等观念。但大臣坚持既定的传统规矩，他作为皇帝也不能干预。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称明朝皇帝是体制运作中的一个部件（instrument），就是这个意思。“清朝皇帝在继承明代的朝廷制度以后，也经常感到制度对他们个人权力的限制。而康熙和后来的雍正面对这种限制，想到的办法不是改革朝廷制度来加强皇权，而是绕开朝廷制度来私下办理。这是本书后面会涉及的内容。比如康熙后来接待一些外国使团，就直接绕开了礼部和理藩院这些朝廷部门，而安排他的内务府来承办，以此来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立嗣是大事。在满汉政治传统中也都是很敏感的事。每个皇子背后都有一个派系，牵涉很广。对于利益并非密切相关的官员，参与到立嗣中其实是一场政治赌博。支持谁、推选谁就是把注下到了那位皇子身上。在顺治驾崩之际，汤若望早已是政治上的老手，他完全明白建言皇嗣选立是一场政治赌博，也明白所附带的风险，所以他推举玄烨为嗣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汤若望传教角度看，母家出自佟家的玄烨确实是对传教士最好的选择。在利类思和安文思奴籍早年转到佟家的时候，汤若望就在写给欧洲的信中说，这是二人奴籍转移的最佳选择，而且还提到自己与佟家有很好的关系。“3所以汤若望才会放手一搏把注押到了玄烨和佟家上面。汤若望建言选立玄烨应该是朝廷内外都知道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明末清初被称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在给汤若望祝寿的文中就赞道：“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这一句就是在公开赞美汤若望建言选立康熙一事。“后来康熙与传教士交往甚密，并没有引起当时人的非议，因为大家都认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规律：登位的皇帝会最信任那些登位前就支持他的人。无论汤若望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注押在玄烨那里，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赌对了。
尽管清朝和俄罗斯使团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南怀仁还是在和斯帕法里的交流中，验证了他心中的一个想法，就是从欧洲经由俄罗斯陆路来华的路线是可能实现的。当时全球航线已经形成，但是航道主要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几国垄断。天主教传教士尽管名义上都是教皇派出的，但是每个传教士在欧洲各属于不同国家，因而欧洲各国传教士入华前，还要得到当时几个海上称霸国家的支持。像荷兰已经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在欧洲就有分歧，加上欧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又在不停变化，对一些有志来华的传教士来说，走海路有许多麻烦。当时的海路航行风险也很大，有不少花很大精力培养出来的来华传教士因为各种原因死在了路上。顺治时代，罗马就派出过传教士探索陆地线路，传教士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在汤若望的经济支持下，走西宁、拉萨，翻越喜马拉雅山，通过尼泊尔加德满都到印度，开辟陆地线路。尽管白乃心最后回到了罗马，还把中国西藏、尼泊尔的故事讲给了欧洲，但是北印度有一段不让西洋人通过，他只能走海路，也就是说他没能找到一条传教士可以通行的陆地线路到中国。他最后向罗马汇报的结果是这条线路太苦，沿途各种势力盘踞，不确定性与海路不相上下。66所以南怀仁把希望放在了俄罗斯线路上。他认为如果得到俄罗斯的允准，可以很大程度上方便欧洲传教士入华，而且陆路的安全性也更好。
其次，汤若望神父为后来的传教士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在感染天花后，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在驾崩前两天，汤若望觐见了顺治皇帝，并推举了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42汤若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玄烨已经得过天花，并恢复过来，这样可以保证其不会再感染，也就能保证皇位传续。至于这个理由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清朝正史以及《康熙实录》对顺治选定康熙只有一个童话般的交代。就是顺治曾问六岁的玄烨有什么志向，玄烨说要学习父皇。按正史说法，这一句话打动了顺治。清官方正史想传达的信息是，顺治其实早就有意传位于玄烨。不过熟悉满人早期历史的都知道，满人本没有提前立皇嗣的传统，正常来说，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生前应该并没有仔细考虑过皇嗣的问题，很可能是在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后，驾崩前几天才开始匆忙决定皇嗣选立。
南怀仁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教皇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康熙的支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也认为南怀仁的想法是可行的，他派了两队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一组人走的陆路，一组人走的海路。走海路一组到达了中国，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讲到。走陆路的一组在1687年1月到达莫斯科。因为在两年前的1685年，莫斯科收到大清发来的边界谈判文件（文件有拉丁文翻译），俄罗斯对谈判条款很不满意，同时认为耶稣会传教士帮助清朝谈判，而且还帮助清朝制造大炮和俄罗斯作战，这些都是背叛西方的举动。于是俄罗斯直接把耶稣会告到了罗马，要教皇给个说法。67在这个背景下，俄罗斯没有给两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颁发通行的文件。这一组人没能继续他们的行程。他们带给康熙的信件也没送到中国，这封信现在还保存在法国。红票中提到的四位传教士中的薄贤士就是第一批探索陆路通道的法国传教士之一。虽然陆路没能走通，最后他还是从海路到达了中国。
传教士在康熙早年朝廷上的各种动作引出了一个本书开篇提到的问题：洋人传教士凭什么能接触到康熙，有什么资格在朝廷上参劾奏议？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第一章提到的传教士在八旗里的归属问题。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四川被豪格大军擒获以后，成为正蓝旗下的奴隶，后来他们的奴籍挂到了正蓝旗旗主豪格那里，豪格成为他们的主子。豪格回京被抓冤死狱中以后，二人的奴隶身份又转到了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那里。佟图赖善待两位神父，把二人当成包衣奴才，让他们吃住在自己家有一年半时间。也是在这段时间，二人跟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佟国维、佟国纲（康熙的两个舅舅）有了很密切的关系。总结而言，以满人的政治派系来说，二人是正蓝旗佟家门下包衣奴才，而佟家又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作为康熙母亲娘家外戚包衣奴才的这一特殊身份，是传教士得到康熙以及周围人信任的基础，也是他们参与到康熙朝廷纷争的基础。
当时从欧洲进入俄罗斯最关键的一个国家是波兰。1680年代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King of Poland，John III）是欧洲的风云人物，他与奥地利组成的联军在1683年维也纳之战中战胜了锐不可当的土耳其军队。约翰三世也是热衷文化的君主，他的私人图书馆在当时欧洲都是很有名的。按中国说法，约翰三世是文治武功俱佳的君主。欧洲现存的很多油画中还有约翰三世的画像，都是英明神武的姿态。由于约翰三世和俄罗斯有各种协议，当时欧洲教会都把打开俄罗斯路线的希望寄托在约翰三世身上。南怀仁1685年发了一封信到德国耶稣会分部，请他们把信转交给约翰三世。在这封转交的信中，就附有康熙祝贺约翰三世取得维也纳之战胜利的贺词。贺词原件已经不存，据记录是康熙毛笔手书。约翰三世和南怀仁的通信还有一部分存世。在其中一封给南怀仁的信中，约翰三世附了一张自己的肖像画，让南怀仁转交给康熙，表示对康熙恭贺他胜利的感谢。68约翰三世对南怀仁和康熙请求开辟俄罗斯路线的建议很上心。1686年，在波兰和俄罗斯签订的一份协议中，约翰三世要求在条约中加入“教会人员可以通过莫斯科领土前往中国”的条款，但俄罗斯拒绝了这一条。俄罗斯谈判方称，条约中已有持波兰国王发放文件人员可以在俄罗斯通行的条款。也就是说，波兰国王要支持传教士到中国，通过发放文件就可以帮他们通过俄罗斯。6后来真有一批波兰耶稣会传教士报名，希望通过这个条款借道俄罗斯到中国，不过俄罗斯方面以人华线路不安全为由，把到来的波兰传教士都劝返了，归根结底，俄罗斯还是不希望打开这条通路。
因而当利类思在奏疏开篇大谈佟国器受牵连，要为佟家伸张正义，就是借此来显示他们传教士属于佟氏派系。传教士的另一份联名奏疏是请求康熙恩准让流放到广州的传教士返回他们以前传教的地方。康熙把这两份奏疏都转给了礼部处理，礼部也都批准了里面的请求。41
路易十四和约翰三世积极呼应南怀仁，希望和大清康熙皇帝建立关系，除了国家利益考量以外，还因为这两位都是热衷学术并且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的君主。约翰三世的华沙宫殿中，有专门的中国馆，还有中国的花瓶。开辟陆地线路，当时有许多学者加入讨论可行性以及可能的路线。著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茨就和波兰国王私人图书馆馆长有很多讨论路线的通信。其中几封信中，二人还在探讨为什么俄罗斯不让传教士借道去中国。二人猜测，俄罗斯是怕欧洲国家开辟了陆地线路后，打破俄罗斯对东北亚贸易的垄断。对当时欧洲的学者来说，东北亚以及西伯利亚很多地区都是未知区域，他们都很有兴趣了解那里的人和事。
佟国器是佟氏家族经营江南的代表人物，历任江南各省督抚。而他受1665年历狱影响，被迫回京，接受关于他和传教士关系的审讯。现存历狱档案中，还有对他的审讯记录。佟国器在江南和传教士交好，当时是天下共知的事。他为传教士修教堂，给他们的书写序言，都是公开进行的。大概是佟氏在北京的势力大，审讯佟国器的人没有为难他，接受了他的解释：佟国器说他和传教士没有什么往来，只是早年为传教士修教堂捐了二十两银子罢了。”清初的案子，人为操控空间大，众所周知的事都有操作可能。对于这一点，陈寅恪考证过柳如是贿赂南方官员帮助钱谦益摆脱谋反罪的过程。4传教士记载中说佟国器能脱罪是靠佟家的关系，尽管没有提到细节，应该也不是臆测。总之佟国器最后并没有受到处罚。
南怀仁和康熙除了写信以外，对建立陆地线路也有切实的行动。在南怀仁建议下，康熙派出当时在钦天监内给南怀仁做助手的意大利闵明我神父作为他的特使去往欧洲。作为康熙特使，闵明我神父有两个任务：一是从欧洲方向联系俄罗斯，他当时带着兵部发给俄罗斯的信函；二是看有没有可能打开陆路通道。闵明我神父1686年冬离开中国，到达罗马汇报完中国教会的情况后，就寻求罗马教廷的帮助以打开陆路通道。他还动用各种私人关系，希望能说服1682年登基的彼得大帝。他在罗马和莱布尼茨见过面，拜托莱布尼茨帮忙联系劝说和他有私交的彼得大帝。70
康熙朝早年，在南怀仁、利类思和安文思三位传教士中，南怀仁看起来似乎是中心人物，实际上三人是互相协作，作为一个团队在共同应对朝堂政治。为了验证历法的对错，朝廷组织了高官一起来观测天文。在观测那天，三位神父同时出现。安文思除了神父角色以外还是个匠人，观测所需的仪器都是他制作的。前一天，安文思还连夜赶制出一个日晷来方便观测日影。37 1669年，三人还一起上了两份奏疏，希望能为1665年的历狱翻案。上疏中，利类思名字排在最前面，其次是安文思，最后是南怀仁。这个署名顺序，其实也反映了三人在团队中的自我定位。利类思最年长，而且来华最久，理应靠前，而南怀仁年纪小而且来华晚，所以排最后。他们的第一份奏疏是鳌拜被擒一两个月之后（1669年7月或8月）递上去的。尽管这份奏疏的实际目的是要讨回1665年被没收的教堂，但在提要求之前，奏疏写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恢复佟国器的名誉。38
清朝还请1686来朝的荷兰使节充当调停人，让他返回欧洲后，通过荷兰的渠道帮助清朝与俄罗斯交流，希望尽快与俄罗斯达成边界共识。荷兰带给俄罗斯的信是以大清兵部名义发出的。71
传教士与宫廷政治
康熙有这种大国互动的世界格局，就是在南怀仁的帮助下逐渐形成的。其实在1680年代，清朝和俄罗斯在东北还不断有军事冲突，如比较有名的雅克萨之战。但在南怀仁的指点下，康熙明白那些冲突对中俄两方来说都不是核心利益所在，两国完全有可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看到，在1680年代，清朝廷官方在不停说硬话，还在派军队，而康熙又同时在寻找各种渠道和俄罗斯谈判。1686年以后，康熙和彼得大帝双方都有很强意愿签订条约，这样二人好放手来干自己心中真正的大事。1686年俄罗斯加入了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组建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同时俄罗斯在这一时期还在克里米亚打仗（1687、1689年）。另外俄罗斯跟瑞典还处于敌对之中。同时，清朝西北面的噶尔丹汗日趋强大，1686年开始吞并蒙古其他部落，康熙几次发出警告，噶尔丹都没有理会。康熙知道这一时期噶尔丹的许多战争都得到俄罗斯支持。对于康熙来说，跟俄罗斯签订条约，他才好放手来对付噶尔丹。清朝和俄罗斯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是这一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果。而这个条约从开始谋划，到最后签订，康熙都是站在近代国家平等观念下在思考。思考的过程也接近现代国家谈判思维，考虑的是利益取舍，没有在一些虚无的礼仪称谓问题上费心思。康熙在思维方式和战略眼光上都远超其朝廷里的大臣。这一切应该说都和南怀仁的培养以及他给康熙提供的信息分不开。
1668年开始的历法之争只是康熙清除鳌拜集团众多操作中的一个小环节。尽管案件本身并没有影响到鳌拜，但这让康熙一派摸清了鳌拜一党在朝廷高层的分布。天象观测的结果是客观结果，谁对谁错一目了然。而面对这个客观结果，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各人的不同反应，就显示了其人的政治倾向。这为后面迅速清理整个鳌拜网络提供了关键讯息。35
南怀仁对康熙的价值，从他死后的恩荣上也可看出端倪。康熙赐给南怀仁“勤敏”的谥号。对于谥号，大清的规矩是必须一生勤恳，没有大的污点才能获得。而且正常情况下，只有一品大员会有谥号。不是一品的，需要皇帝钦赐。南怀仁没有做过一品大员，所以他的谥号是康熙钦赐的。对比之下，康熙早年的宠臣索额图和明珠，都因为后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获得谥号。能得到钦赐的谥号，在康熙一朝是很难得的恩宠。而且谥号是有品次的。表明品次的是谥号的首字。南怀仁谥号的首字是“勤”字，而当时最有名的拥有“勤”字谥号的是佟图赖，也就是康熙的外公。佟图赖是八旗正蓝旗汉军都统，带领军队从东北一路打到广西，为满人夺取天下立了大功，最后获得的谥号是“勤襄”。南怀仁最后的谥号可以和佟图赖并立于“勤”字档，在康熙一朝来说是极高的评价。最后南怀仁的墓碑上还是汉满双语并立，使用满语说明康熙把南怀仁当成自己人。南怀仁在1688年去世，中俄双方都认可1689年最后的条约能够签订，南怀仁当居首功。
时间点是了解传教士参与鳌拜案的关键。1669年历法之争的起始结束都和康熙铲除鳌拜势力的布局紧密相连。这并不是巧合。南怀仁混迹北京多年，又亲历了四年前持续了八个月的历法案，他比谁都明白历法对错不是什么学术争论，而是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在他用拉丁文写回欧洲的信中，就明确写了辅政大臣鳌拜是杨光先的靠山；33同时他还告诉欧洲，少年康熙和鳌拜各自都在暗中争权。34他的信中，还回答了一个清史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就是康熙早年为什么不把案件送到朝廷六部处理，而是转交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比如像1669年的历法之争，按规矩应该是礼部牵头来调查。南怀仁在信中解释，因为朝廷六部里面都是鳌拜的人，而在议政王大臣会议这边，康熙有一个他信赖的小圈子，不仅可以为康熙提供建议，还有足够的势力和鳌拜的人周旋。35从南怀仁信中提到的内部权斗信息，就可以看出他是康熙圈子内部的人。
《尼布楚条约》签订
如果说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和康熙擒拿鳌拜二者发生时间接近还有可能是巧合的话，那么传教士在擒拿鳌拜以后的动作就确认了他们在康熙政治圈中的地位。在鳌拜被擒的一个月之内，利类思在1669年6月14日执笔代表在京三位传教士上书朝廷，请求为1665年的历狱平反。用利类思奏折上的话来说，就是“今权奸败露之日，正是奇冤暴白之时”。29作为修行之人，利类思的汉文奏折行文比较克制，没有明确点名鳌拜，但是当时朝堂上下也都明白其所指。利类思上书并不是要参与朝廷斗争，其主要目的很现实，就是把上次案件中被收缴去的教堂教产要回来。8月，南怀仁再次上奏朝廷，直接指明杨光先就是鳌拜党羽，要求给1665年的历狱翻案。当时朝堂上下正在追查康熙侍卫中的鳌拜党羽，整个案件处在关键时刻。1669年8月27日，作为侍卫统领之一的巴布尔善及其党羽都被定罪。30九天之后，9月5日，康亲王杰书上书康熙，代表议政王大臣会议回复南怀仁所请。首先，康亲王确认杨光先为鳌拜党羽。其次，他建议推翻1665年历狱的所有判决。对于已在1666年中风过世的汤若望，建议恢复其名誉，把收缴的属于汤若望的教堂教产归还给传教士，同时按照汤若望在世时的官品给予相应的丧葬待遇。对于那些已经被正法的官员，给予家人补偿；被流放的，调回京城；降职的，官复原职。康亲王同时建议，当年由于1665年历狱而流放广州的二十四位传教士也应一并召回京城。除了召回广州传教士这一条，康熙允准了康亲王的所有建议。3十五天后，朝廷正式恢复了汤若望的品衔，并宣告以后对汤若望的祭祀都将按其在世时的品衔进行。是年12月，康熙亲自为汤若望撰写了墓志铭，并刻在了他的墓碑上。3康亲王和康熙的这一系列举动其实就是对传教士之前参与铲除鳌拜的报答。要是传教士没有参与其中，康亲王哪有可能第一时间来帮传教士翻案。当时朝廷等待翻案的案子尚有许多，而康亲王在处理完巴布尔善九天后就帮传教士处理此案，这从哪个角度都不能不说是特别关照后的结果。
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去世。六年前，利类思神父已经去世。这样，康熙朝宫中第一代传教士已全部去世。当时北京能在康熙身边经常出现的还剩下徐日升、安多两位神父。徐日升神父是葡萄牙人，在南怀仁引荐下，1673年进入宫中。他擅长音乐，把西方音乐介绍给了康熙。徐日升神父和康熙的儿子们相处融洽，后者把他当成家里人。康熙的家训里还有大皇子拿徐日升神父的大胡子开玩笑，被康熙制止的故事。”安多神父是比利时人，1685年入京，在南怀仁引荐下成为康熙的西学老师。而南怀仁在钦天监的位置则传给了闵明我神父。闵明我一直是南怀仁的助手，精通天文历算。南怀仁去世时，闵明我被派回了欧洲未返，但钦天监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直到1694年他返回北京以后，才正式顶了南怀仁的缺。
三位神父中，南怀仁最懂天文，找问题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来找传教士的范承谟出身的范家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和佟家是一个派系的，属于八旗汉军的核心势力。范家和佟家互相之间多次联姻，是亲上加亲的关系。尽管康熙背后势力筹划扳倒鳌拜的过程现已不可考，但可以确知的部分是，南怀仁突然上书参劾杨光先，卷到朝廷纷争中，不是他自己的主意。站在神父的角度来看，南怀仁参劾杨光先对他自己以及传教事业都没有好处。神父到中国是来传教的，朝廷参劾，无论输赢，都是树敌的举动，对传教没有任何意义。同时，如果不是康熙亲自支持，南怀仁作为一个无官无职的人来参劾，朝廷大概率也不会受理，更不可能得到康熙的详细批复，再转到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另外，从南怀仁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神父，一生都在尽量避免卷入朝堂纷争之中。即使是在参劾杨光先的折子中，南怀仁都还心存愧疚，在结尾部分，写自己是“自幼学道，口不言人之长短”。28 1668年参劾杨光先是南怀仁在康熙朝廷几十年中唯一一次主动参劾他人的例子。总而言之，各种迹象都表明传教士受到了康熙背后势力的指使。
南怀仁去世后十天，也就是1688年2月7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走海路入华的白晋、张诚、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和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五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终于抵达了北京。73尽管五人未能见到南怀仁，但是在他们六个月前到达宁波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南怀仁在清朝的影响力。按照清朝规定，西洋人入华只能从广东进入。但是从澳门到广东的入华路线多年来都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这五位法国传教士为了回避葡萄牙人，选择了从宁波进入中国。当时的浙江巡抚金鋐见五位西洋人突然来访，上书朝廷，询问应该如何处理。管理西洋人的礼部给出的回复是严格执行现有条例，不允许传教士从宁波进入，责令他们离开，同时要求巡抚严惩带他们到宁波的商人。不过六天后，礼部这一回复被康熙否定了。康熙声称这几人懂得历法，让他们来京，听候差遣。据传教士记载，浙江地方官得知康熙让他们进京后，亲自到他们的住处拜访，恭喜他们能够得到皇帝恩宠接见。由于他们是康熙钦点要接见的人，所以从浙江赴京一千多公里的路上，他们得到了沿途各处地方官员的款待和照顾。74法国传教士知道这一切都是康熙的面子，当然也清楚这一切都是南怀仁在华几十年兢兢业业深耕的结果。
根据传教士记载，在参劾前，范承谟（范文程的儿子）还有一些礼部官员私下来找过他们，把杨光先负责的钦天监编出的日历交给他们，让他们找问题。据安文思神父记载，来找他们的官员表现得很神秘。在与他们会谈前，官员要求神父安排一个秘密的没有闲杂人等的地方会谈。在交代过程中，官员们表示他们说的事情是康熙面对面口头交代的。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安文思神父已察觉到这些官员交代的事情，并不是找日历中的问题那么简单。他猜测背后有更深远的谋划，只是并不知道是什么。27
由于南怀仁的缘故，康熙对这几位新来的传教士都很信任。康熙把白晋和张诚两位神父选留在宫中。他们二人的生活起居由康熙的内务府负责打理。据白晋记载，每天早上，内务府派人和马把他们接入宫中，然后指派专人帮助他们突击学习满语。吃和住也都是内务府负责安排。75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教，都是为了奉献上帝，做好了外出吃苦的心理准备。这几位法国传教士没想到，到了中国，被一路款待；到了北京，就能人宫行走，享受皇家待遇，这些都远超他们预期。
南怀仁神父是比利时人，生于1623年10月9日，十八岁时准备去南美最原始最苦的地方传教，后来耶稣会把他派到了中国。他于1658年到达澳门，后来在陕西传教，再后来被汤若望招到北京，帮助他处理钦天监内的事务。1664年历狱发生后，汤若望中风，说话吃力。南怀仁就代表汤若望出席了各种审问。这次参劾杨光先时，南怀仁没有任何官职。
康熙对法国传教士的信任优待其实是对南怀仁信任的延续。仅仅过了一年，1689年与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康熙就把张诚派入谈判队伍中。张诚此时汉语和满语都没有学通，但康熙知道他是人才，还是派他去，还赏赐给他专门的衣服，要舅舅佟国纲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支谈判队伍是索额图和佟国纲领衔率队。毕竟张诚来华时间太短，索额图和佟国纲都和他不熟悉，他们对如何使用张诚以及张诚的忠诚等有疑虑。后来他们想到的办法是，他们只与使团里另外一位神父-老熟人徐日升交接联系，而把张诚安排在徐日升神父手下。这样一来，要是张诚在出使之中出了什么问题，就要徐日升负责。
南怀仁的参劾发生在1668年12月，也就是擒拿鳌拜前半年，这正是康熙为擒拿鳌拜做准备的时期。当时宫中的侍卫处内，各派势力都安插了眼线，康熙不能放心使用里面的侍卫。因此康熙以练摔跤为名，组建了一队年轻人人宫，完全听命于他。这队年轻人就是最后擒拿鳌拜的队伍。这个队伍是1668年10月组建的，就在南怀仁参劾前两个月。
新来的张诚，知道俄罗斯在欧洲那边已经焦头烂额。它陷在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好几年，同时还在和瑞典以及奥斯曼帝国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控制权。了解这些信息，相当于知道了俄罗斯的底牌，知道俄罗斯有很强的意愿和清朝解决东北亚地区的边界问题。只有把东北亚问题解决了，它才能放开手脚专心处理西面的问题。76名义上索额图和佟国纲是清朝谈判代表，但其实两位神父才是谈判的实际代表。他们二人不是翻译，因为大部分谈判时间索额图和佟国纲都没有出席，是二位传教士直接去俄罗斯代表处，用拉丁文和俄罗斯代表谈判的。最后拟定的条约总共七条，主要在四个方面达成一致。条约的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同时有满文和俄文的版本。条约汉文版本是鸦片战争以后才翻译出来的。合约第一要处理的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最大的模糊地带是黑龙江以外西伯利亚地区划界问题。当时中俄双方对黑龙江以外的地区地理所知都很有限，两位神父也基本一无所知。双方谈判边界其实是在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牌。当时俄罗斯代表问清朝准备要在哪里划界。两位传教士回来问索额图和佟国纲，二人提出边界需要划到Nos山脉处。Nos山究竟是什么地方，学界现在没有定论，但肯定在乌第河（Uda river）以外很远的地方。一说是上扬斯克山脉（Verkhoyansk Range），还有说是俄罗斯领土最东北，接近阿拉斯加的部分。”这个提议让俄方感觉完全不可接受，断然拒绝。根据徐日升神父的日记记载，两位传教士回来问索额图和佟国纲是否知道Nos山脉在哪里，结果二人说不知道。78同时在清朝带出来的地图上也没有这个地方。清朝的地图最远处就在黑龙江区域。”张诚告诉两位大员，根据他看到的俄罗斯地图，按照经纬度计算，他们要的Nos山离北京有约四千公里（800里格，1里格约等于4.8公里。而北京距离哈尔滨约1200公里）。80两位大员听后，只是互相对视了一眼，立刻决定不再漫天要地了。81后来清朝提出把边界定在黑龙江以外的乌第河附近。黑龙江区域到乌第河区域不通航，大山阻隔。清朝军队其实从来没有到达过乌第河区域（起码没有任何记载）。82只是黑龙江周围的满人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乌第河区域的传说，在以前的贸易中知道那边有一些珍贵的动物，传说那边还有一些神奇的大鱼。83两位大员只听过一些那边的传说，实际所知甚少，而且连乌第河区域的地图也没有。“不过好歹他们还是讲出了那边的物种，给出了满人需要去那边捕猎这个理由。在两位传教士的争取下，俄罗斯代表认为可以接受，最后双方同意乌第河区域为中间地带，双方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一区域。85应该说俄罗斯谈判一方，对那边情况也所知不多，只是他们拿来的地图上可以看到那个区域。另外清朝要的乌第河区域比之前要的Nos区域小了很多。按俄罗斯的说法，Nos山的最南面，离乌第河区域都至少还有十周的行程。86根据现代学者的计算，几天之内，清朝对领土的主张缩小了50倍。8东北端的边界谈妥以后，其他的边界双方都相对熟悉，也就没有多少争议了。
这个参劾案本身不大，但对康熙朝政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该案是康熙独立处理的第一个朝堂案例。25当时康熙十五岁，按南怀仁写回欧洲的信中所言，是“还没长大的孩子”。26该案发生前两年，在1667年8月25日，朝廷给康熙举办过一个成年仪式，程序上已经确认康熙可以亲政了。但朝政还是由辅政大臣在处理。1669年这起参劾案为康熙亲政试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向满朝文武展示他已经能乾纲独断，处理朝政了。该案妙处有二：一是涉及的天文观测结果完全可以预测，这样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故；二是天文观测的结果是客观的，也就不会产生无休止的朝廷争论，这样一来事件容易把控。最后尽管该案没把鳌拜一党牵连进去，但康熙得以让满朝文武见识了自己的执政能力。
条约第二部分是解决了人口归属问题，先前清朝和俄罗斯在东北的冲突，很多都是由于一些部族因为各种原因不满清廷的统治，跑到俄罗斯那边去了。之前很多次谈判。清朝都有一个叛逃重要人物名单交给俄罗斯，要求俄罗斯把上面的人交还回来，但俄罗斯拒绝配合。东北亚地广人稀，人就是重要资源。从国家利益上来说，俄罗斯是欢迎人口迁徙到它那一侧去的，所以它一直拒绝清朝的要求。这次双方在选人问题上达成一致，约定条约签订前的选人，双方就互相不追究了；以后的逃人，双方需要互相遣送。如果有超过十五人的团体潜透越境，双方需要互相知会。在清朝八旗中，还有一个小团体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这些俄罗斯人是以前战争中的战俘，这个条约也意味着这些人不用再送回俄罗斯了。
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后续调查并未如康熙所愿，没有把四年前的历狱联系到鳌拜那里，而是把所有错误都归到了杨光先及其手下那里。议政王大臣会议要求把参劾案转交刑部深入调查，并严惩杨光先。24走到这一步，康熙也没有办法继续，但他也没听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建议，用严惩杨光先来结案，只是把他革职了。
三是贸易问题，双方都可以派人去对方国家贸易。这一条款当时认为是俄罗斯占便宜，因为清朝对去俄罗斯贸易没有多大兴趣。而俄罗斯根据这个条款，在北京驻扎了一个代办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大使馆。各西方国家都很羡慕俄罗斯在北京的代办处。后来人华的教皇特使，也想在京城购置房产建一个类似的机构。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讲到。
康熙绕过了朝廷六部，直接把参劾案放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处理，目的自然不是为了验证一下观测，搞清楚日历对错那么简单，而是意在挖出支持杨光先背后的鳌拜势力。在收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报的观测结果后，康熙在回复中明确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解释，为什么四年前你们说杨光先是对的，现在又说他是错的？这就是要议政王大臣会议继续深挖案情，目的是要牵出鳌拜一党。康熙的回复虽然是以问题的形式发下去的，其实他自己什么都知道。康亲王杰书以及康熙两个舅舅都深入参与了四年前的历狱。有趣的是，康熙在回复中还担心现在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不知道去哪里调查，主动在回复中写下了一串人名（包括南怀仁），表示这些人知道当年的案情。33
四是俄罗斯永远撤出雅克萨，并拆除雅克萨的堡垒，把雅克萨的俄罗斯人撤回国，雅克萨归大清所有。1680年代，清朝和俄罗斯数次为争夺雅克萨开战，尽管战争规模不大，只是几千人级别的军事冲突，但始终是双方一个重大的争议问题。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让康熙和清朝赢得了颜面，清朝谈判代表索额图和佟国纲对此很满意。索额图也直接向两位神父许诺，以后朝中有事，尽管找他，他一定鼎力相助。
1665年历狱结束后，汤若望在次年去世，京城中的神父都没有官衔，也就没有朝中之人了。在蛰伏了差不多三年半后，1668年12月，耶稣会南怀仁神父突然上书朝廷，参劾杨光先和他负责的钦天监，指出钦天监发布的第二年日历有诸多错误。这时的南怀仁和当年的杨光先一样，都是在无官职的情况下上书朝廷的。这一次，奏本又一次绕过了本应该负责这类事务的礼部，被康熙转给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让他们安排人员来核实日历的对错。22后来在二十多位朝廷高官一起观测下，印证了南怀仁的理论是正确的。
两位传教士一直对外声称二人只是清朝的翻译，因为他们不想得罪俄罗斯。当时教皇和俄罗斯是同盟，在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他们写回欧洲的信件，也强调他们只是翻译，决策都是索额图和佟国纲两位官员做的。但实际二人对很多谈判细节有关键影响。康熙在使团出行前，专门和徐日升神父探讨过各种问题，应该是给过徐日升一个谈判底牌，告诉了他哪些是大清不能退让的问题。这一点从索额图和佟国纲对两位传教士意见的依赖上可以看出。同时根据俄罗斯使团回去后的报告，他们认为清朝在条约谈判中的一些意见是两位传教士的意见。当时俄罗斯使团还贿赂过两人。由于俄方贿赂物品算作使团开销，所以有详细记录。记录显示，其中有红酒、黄油、十五只鸡、四十只紫貂、一百五十只白鼬和两只黑狐狸。黑狐狸皮在当时极其贵重，俄方领队就穿了一件黑狐狸皮的衣服，张诚神父还专门夸赞过。89
传教士登场
两位传教士并没有偏向俄罗斯，俄罗斯最后的报告说传教士就是偏向清朝。俄罗斯使团甚至找到随团的蒙古语翻译，与索额图直接对话，质问他那两位传教士坚持的是不是清朝使团的意思。”在尼布楚谈判前一年（1688年），俄罗斯和清朝在色楞金斯克（现在俄罗斯境内）已经谈过一轮，所以他们大概知道清朝的底线。按照俄罗斯使团的报告分析，清朝使团对签订条款是很急迫的，反而是两位传教士从中作梗，在深度捍卫清朝利益。俄罗斯使团的分析大约是有道理的，索额图也确实担心无功而返，他后来也劝说两位传教士在有些地方可以让步。
侍卫处的重要性，康熙生母这边的佟家当然也清楚。康熙的母亲是正蓝旗都统佟图赖的女儿。康熙继位后两年，她就去世了（1663）。在这一年，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康熙的亲舅舅，佟国维和佟国纲都被安插进了侍卫处。19从历史来看，康熙和这两个舅舅是有真感情的。康熙六十大寿的时候当着朝臣感慨过：“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20而康熙的两个舅舅让少年康熙感受到了难得的亲情。后来康熙晚年，为立皇子之事烦心，也只有佟国维敢跟康熙直接叫板，支持皇八子。康熙听烦了，让他闭嘴，佟国维则回答道：除非把我杀了，我才闭嘴。这些剑拔弩张的吵架细节，其实正好说明了两方关系的亲密。吵架归吵架，康熙晚年仍把京城守卫最重要的职位交给了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儿子。根据耶稣会士记载，康熙私下和朝堂上，都直接喊佟国维和佟国纲二人舅舅。二人也把“舅舅”视为一种荣誉。在佟国维给他一个夫人写的墓碑上，就把“舅舅”写在他所有官衔的前面，成为他名字抬头落款的一部分。2
中俄这次条约签订是在打心理战，很多问题其实双方都没有预定底线，都是在互相探底，多一点，少一点，其实双方都能接受。92上面讲到的西伯利亚地区边界谈判就是这种情况。而传教士比清朝官员更了解俄罗斯，同时他们在实际谈判中，根据俄罗斯的说词，察言观色，也能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他们给俄罗斯人印象更强硬。当然传教士也想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来表现自己。他们受到康熙的眷顾和恩宠，这是在欧洲都不可想象的，那里不会有多少国王或者王公贵族多看他们一眼。张诚在写回欧洲的关于这次行程的信函中，就很感慨地说，他何德何能，康熙皇帝竟然能如此信赖和恩宠他，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93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写作中的套话，谦虚之语。张诚当时才三十四岁，一行人中他是最小的。而索额图和佟国纲都已五十多岁，纵横官场几十年，但他们一路都对张诚的意见很重视。从私人感情上，康熙对这些来华传教士而言是有知遇之恩的明主，所谓投桃报李，传教士也有心全力以赴为清朝谈判。从传教利益来讲，中国才是传教士需要传播福音的地方，他们当然要效忠清朝。后来彼得大帝看了条约以及使团报告中提及的传教士的表现，很生气，认为这些耶稣会传教士背叛了整个基督世界。当时正在开辟陆地线路去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其实已经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个代办处，作为去中国的中转站。彼得大帝一怒之下，封了这个代办处，还把耶稣会所有传教士都赶出了俄国。
在清初政治中，侍卫处是非常重要但又经常被忽略的机构。辅政大臣时期，太监划归内务府管理以后，内务府里的人和侍卫就是少有的能接触到皇帝，同时又能进出宫门的群体，因而这两个机构的职位都很热门。顺治任命的四大辅政大臣，除了在朝廷的官僚系统任高官以外，都在侍卫处兼有职位。同时，四个辅政大臣也都想尽办法在侍卫处安插自己的人。侍卫处根据需要，以皇帝为中心，提供了三层护卫。第一层护卫太和门，第二层在乾清门以内，第三层就是在皇帝周围。皇帝身边的贴身护卫有六十个人。这六十个人能随时上达天听，自然也就是朝廷各大派系争夺的对象。后来鳌拜集团被铲除，被清算的巴布尔善就是侍卫处的一个统领。在侍卫处培养亲信的重要性，孝庄肯定是知道的。这也是她不顾两个辅佐大臣的反对，坚持要康熙娶索尼孙女的原因。铲除鳌拜后，康熙立马换掉了朝廷六部、御史，以及理藩院的满人主管。而新换上去的八人中，有六个都是康熙的贴身侍卫。18
小结
顺治朝，索尼是内务府总管还兼任侍卫处统领，实际管理着紫禁城的日常运作。索尼有五个儿子，其中四个都在侍卫处任职。索尼的大儿子噶布喇是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统领着宫中的侍卫。要嫁给康熙的正是噶布喇的女儿。后来有名的索额图，是索尼的三儿子，当时正是侍卫处里的一等侍卫。耶稣会神父记录中经常提到索额图，称索额图为Sosan，就是“索三”（索家老三）的音译。
现代数学中，代数几何大部分基础概念的汉语词汇，都是康熙那时候翻译出来的。康熙晚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回忆说自己开始学习数学天文是在杨光先参劾汤若望的时候，94也就是1665年左右。1665年是康熙五年，这时康熙十二岁，尚未亲政。
如果说在满人宫廷政治中讲文化联系听起来有点牵强，那么索尼家在宫中侍卫处（当时称领侍卫府）的势力则是实打实不可忽视的。长距离奔袭移动作战一直是满蒙的军事传统。这个传统下，侍卫日夜守在统帅周围，都是由统帅身边最信得过的人组成的。由于清朝皇帝有出巡、骑射、狩猎等常规活动，侍卫是常跟在皇帝身边的人。满人的侍卫处是独立的军事机构，直接归皇帝管理，不属于朝廷或者军队的任何部门。16
1665年，朝政还掌控在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手里。这一年是他们辅政的第五年。康熙当时还未成年，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皇帝应该学习什么，是国政，是辅政大臣要安排的国家大事。前章已经提到过，恢复满人传统是辅政大臣时期的治国方针。这个方针也体现在康熙的学习安排中。康熙这时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满人传统的骑马、射箭、打猎这些技艺。当时礼部的官员很着急，曾经多次上书，奏请辅政大臣允准汉臣给康熙开蒙。对于这些奏请，辅政大臣没有驳斥，但也没有允准。第一次正面回复这些奏请的是康熙自己。在1669年铲除鳌拜势力后，十五岁的康熙命礼部尽快安排他学习汉文经典的各项事宜。这之前，他只跟宫中的太监简单学了点汉语。可以看出，辅政大臣对于文化经典并不重视，有意思的是，他们连康熙学习满文都没有做安排，反而是孝庄太后实在看不下去，让苏麻喇姑来教康熙满文。95
康熙缔结第一桩婚姻时，生母已经过世，但正常情况下，康熙生母佟家应该是孝庄以外决定康熙联姻的另外一股势力。佟家也是满人中少有的重视文化的家族，从这个角度上说，索尼家和佟家是门当户对的。康熙结婚时才十二岁，这桩婚姻确定了康熙最早的成长圈子。回看历史，康熙文治武功都可圈可点。但其实满人入关之初，很多权贵并不重视汉人的文治。康熙十五岁亲政以前，礼部曾数次建议辅政大臣，请为少年康熙开蒙，但都没有得到允准。4康熙真正开始系统学习汉文是在他铲除鳌拜以后。15后来康熙在骑射以外，还对各种学问感兴趣，这离不开家庭影响，与他早年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康熙亲政以后，最受宠的两个大臣索额图和明珠都是侍卫出身，同时还有大学士的头衔。康熙对学问有兴趣，身边的人也不排斥文化，这些对传教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设想一下，如果康熙跟鳌拜一样，只对满人传统骑射狩猎感兴趣，传教士的西学怎么可能在宫中派上用场？
了解康熙早年的学习大环境后，就衍生出一个问题：连汉文经典都没有正规学习过的康熙，为什么能够学习数学，而且是西方数学？无论是满人传统还是汉族传统，皇帝都没有学习西方数学的先例。而且康熙学习过的日影计算，不仅需要数学知识还需要几何知识，这些知识不可能凭一时兴趣，一两天就能学明白，而是需要系统的数学学习。为什么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会被允许接近康熙，而且教康熙这些数学知识？
索尼及其父兄从追随努尔哈赤起就是满人权贵。不过与其他三大辅臣比较，索尼一家在军功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却是满人权贵中少有的书香门第。索尼及其父兄都通晓汉蒙满三种文字。后来皇太极称帝后，设立文馆，索尼一家都在里面供职。”索尼死后的谥号“文忠”，就是最直接明了的官方评价。第一代入京满人从战场上下来，最后谥号中配上个“文”字的，只有索尼一个。13
接触皇帝在历史中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圣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特权。住在深宫中的皇帝，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接触到。官僚系统尽管理论上有可能让一般人“上达天听”，但是实际操作中，不要说面圣，就是书写的奏疏能递到皇帝手里都是很困难的事。任何能够接触皇帝的渠道都是很珍贵的。为什么历史上总是有宦官弄权？就是因为宦官在皇帝身边，是那一小部分可以垄断接近皇帝渠道的人。
蒙古势力之外，孝庄还安排了康熙的第一桩婚事。满蒙传统中，婚姻历来都是扩展巩固政治势力的手段。1665年，十二岁的康熙娶了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在这次婚姻中，孝庄没有像对儿子顺治那样，为康熙安排蒙古女人，而是选择和索尼家族联姻。这个安排一箭双雕，一方面拉拢了索尼派系，同时又分化和打破了四大辅政大臣之间的政治平衡。其中的政治意味，时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鳌拜和遏必隆两大辅臣都上书明确反对这桩婚事。＂不过，孝庄还是顶住了压力，坚持了与索尼家的联姻。
尽管如此，这些西洋来的传教士却一直可以在康熙朝的六十一年中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他身边。长期以来，大都认为是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经常接触传教士。这个解释明显颠倒了因果。如果不是因为先接触到了传教士，一个中国皇帝怎么可能对西学凭空发生兴趣？
孝庄的认可和支持对于康熙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对从小失去父母的康熙而言，孝庄就是他在宫中最亲的亲人。康熙儿时生活都是在孝庄的安排下进行的。孝庄派了他的侍女苏麻喇姑负责照看康熙。”康熙在个人感情上也很亲近孝庄这个奶奶。康熙后来提倡孝道，他的表率就是通过孝敬奶奶来做出的。从政治角度来看，孝庄带给康熙的是她身后的蒙古势力。嫁到满人高层的众多科尔沁蒙古女人，以及这些女人的儿子都是孝庄的势力范围。从大局来讲，整个长城以北的蒙古势力都要给这个当时最有权力的蒙古女人面子。在1670年代，康熙处理南面三藩之乱时，孝庄就靠自己在蒙古内部的关系，为康熙稳住了一些蠢蠢欲动的蒙古部落，使得康熙免于腹背受敌。10因小说和影视剧而出名的康亲王杰书，母亲就是科尔沁蒙古女人。康亲王比康熙大八岁，是努尔哈赤二儿子代善的孙子，也是康亲王头衔的第三代继承者。从派系上讲，二人的父系都属于努尔哈赤的第四代，也都出生在满人入京以后。同时两人也都在科尔沁蒙古女人的网络中。在多重关系的加持下，康亲王是康熙年轻时代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康熙早期朝廷中的关键人物。
这里所谓的西学，主要是以数学为代表，纯理论性质的代数和几何。比如康熙去世前五年，在用满文写给皇三子的一封口谕中，要他问一位刚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到底欧洲数学家有没有找到新的方法来求解平方根和立方根。这就说明康熙知道老的方法，但嫌太笨了，所以想知道新方法。对这种问题感兴趣，是很纯粹的学术兴趣。康熙大约也是中国第一批接触到西方代数的人。传教士把代数书写好以后，直接呈给了康熙，说这是一种把数学问题变简单的方法。康熙外出离京时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当闲书看。但他没看懂，写了张条子传给宫内的奴才，上说：“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查阿尔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康熙让宫里奴才去找北京传教士，让他们把书里问题写得再清楚明白一些。这里康熙说的“阿尔巴拉”就是代数Algebra的音译。康熙把数学当成出巡时的娱乐读物，这兴趣是不一般的，而且他的皇子阿哥们还跟他一起看。
从嫁给皇太极的1625年算起，到康熙1661年继位，孝庄皇后亲历了满人从亚洲东北的一个地方势力发展成为取代明朝的强大帝国的过程。她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摄政、顺治皇帝，以及鳌拜摄政等大大小小的历史变迁。尽管孝庄在史书中不算一个积极干政的女人，但是在满人每一次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都有她的身影。皇太极去世以后，她的儿子顺治继位，她需要帮助顺治去协调平衡与控制实权的多尔衮之间的关系。顺治亲政以后，孝庄皇后其实是有私心的，她一直想加强巩固科尔沁部在满人中的地位。顺治在位时，她先后就选了六个科尔沁部的女子嫁给顺治。但天不遂人愿，这六个女子都没能生出一个皇子来。”顺治去世，遗诏最后是孝庄敲定的。因此可以说，选择康熙继位是孝庄最后认可的选择。8
“兴趣”这个词经常被大家用来解释人起意行动做事的原因，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兴趣和兴趣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个人喜欢饮酒，喜欢女色，这些是天性，可以归结为自发产生的兴趣。但还有一些兴趣有很高的门槛，康熙感兴趣的数学就属于这一类。数学作为学问，有内在的逻辑和纯粹的美感，但要领略到这个美感，就得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康熙对西方数学感兴趣必然是先有传教士和康熙接触的因，然后才会有康熙对数学感兴趣的果。
孝庄来自于蒙古的科尔沁部，是该部第二位嫁给皇太极的福晋。满人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孝庄在地位上属于妻。蒙古的科尔沁部号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实际不是），是第一支投靠满人的蒙古大部落。3科尔沁部基本跟所有满人高层的核心人物都有联姻，皇太极、代善、多尔衮、豪格等都娶了科尔沁部的女子。随着后来满人势力的壮大扩张，更多的蒙古部落投靠了满人，这样满蒙联姻成了一个传统，两边通过大范围的联姻来加强联系。4科尔沁部是满蒙联姻中的最大赢家，一举成为了满人统治下最有势力的蒙古部落。皇太极的七个福晋中，有五位来自科尔沁部。5孝庄之前，第一位嫁给皇太极的是孝端文皇后，但她以及另外三位科尔沁部福晋都没有儿子。只有孝庄生下了顺治皇帝，也是唯一科尔沁部女人生的皇子。皇太极死后，皇位绕过皇太极的成年儿子，传给还未成年的顺治，侧面显示了当时科尔沁部女人的能量。6
小时候就在康熙身边的南怀仁，是引导康熙对西方学科感兴趣的“因”。南怀仁作为一个神父，性格和善可亲、平易近人，朝堂内外都喜欢他；同时他又博学多才，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技术艺术，样样精通。南怀仁的科学著作放在当时的欧洲也是一流学者的水平。康熙跟着南怀仁这样的老师自然也受益良多。只是康熙和南怀仁的私下教学和交往属于内务府府中之事，清史中对他们交往的官方记录很少。
康熙背后的势力
当然也有可能是康熙有意避免史官记录他和传教士的往来。在他派出去和俄罗斯谈判的队伍里，一个汉官都没有，这也是清代正史对中俄尼布楚谈判记录很少的原因。从头到尾，康熙和俄罗斯的谈判都是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康熙在签订条约后第二年的春节，对群臣说：“俄罗斯之事，满汉诸臣咸谓彼距中国道远，难以成功。朕谓此事断不可中止，即遣大臣前往。”9这虽然是康熙对着群臣自我炫耀，但也可以看出康熙对俄罗斯之事的决策，“满汉诸臣”都是不支持的。康熙派出的索额图和佟国纲，都是他的心腹。而且康熙交代过二人，不要再像1676年接待俄罗斯使团那样，纠结于“天朝上国”的礼数。这大概也是康熙不派汉臣加入使团的原因，连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明珠也没有让他参与，而俄罗斯问题之前本来一直是明珠负责的（明珠一家是满人里汉化程度很高的，他的儿子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词人）。索额图和佟国纲在谈判中关注的都是实际利益，最后签约都是在俄罗斯的帐篷中进行的。反而是传教士感觉签约环境有点简陋。在最后去俄罗斯大帐确认签约仪式时，传教士向俄罗斯大使提出，能不能在签约那天，清朝使节骑马过来时，请他出大帐亲自在马前迎接一下。俄罗斯大使笑了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9康熙能先于他的群臣走出传统中国的世界观，与俄罗斯像现代国家之间那样签订和平条约，传教士功不可没。
要了解传教士是如何进入康熙的圈子，就得先对康熙最早的圈子有认识。十五岁的康熙能剪除鳌拜及其党羽，除了他自己有勇有谋，自然也离不开支持他的满人势力圈，也就是他的政治基本盘。王朝政治关系网中，血缘关系当然是最根本的纽带。康熙皇帝也不例外，血缘上最直接的父系和母系是他天然的依靠。康熙母亲所属的佟氏家族是朝中的大家族，康熙的父系是努尔哈赤家族，这自不用多说。顺治早逝，真正在康熙少年时代，代表努尔哈赤家族训练康熙，为康熙筹谋的是他的奶奶孝庄皇太后。
康熙与俄罗斯签订这个条约，对清朝后来一百多年经营西北、平定蒙古各部都有深远影响。大清内部的各种史书，也都公认与俄罗斯的谈判为处理蒙古部落问题打下了基础。”条约在1689年9月签订完毕，而俄罗斯使团在1690年3月回圣彼得堡的路上，碰到了准噶尔派往俄罗斯的使臣，他们希望俄罗斯能帮助准噶尔对付清朝。当时准噶尔与清朝控制下的蒙古部落之间摩擦升级，大战即将爆发。俄罗斯使团拒绝了准噶尔的请求，确认了与大清的友好关系。100有了与俄罗斯的条约和俄罗斯的许诺，康熙第二年（1690年8月）就御驾亲征准噶尔。后来几年，康熙围绕着准噶尔进行战略部署，前后三次亲征，直到准噶尔的噶尔丹汗1697年兵败自杀。再后来雍正时期，在进攻中亚蒙古部落之前，雍正专门派了使臣到圣彼得堡，希望俄罗斯不要干预，同时不要接收蒙古部落败走的残部。101俄罗斯在与大清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也切实尝到了与清朝贸易的甜头，因而后来很重视与清朝保持亲善的关系。雍正派去圣彼得堡的使臣在俄罗斯获得了极高的礼遇。当然俄罗斯也确实不再支持与清朝打仗的蒙古势力。大概南怀仁和后来的传教士自己也想不到，他们积极参与的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交往，会在中亚的地缘政治上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1669年6月14日，来上朝的鳌拜刚踏入乾清门，就被一群少年一拥而上按在了地上。征战一生勇猛过人的鳌拜就这样被康熙拿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经过八天的快速审理，判了鳌拜三十条大罪。2康熙念在鳌拜以前的功绩，免了他的死罪。在清除鳌拜势力后，康熙坐稳了江山，开启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属于他的时代。生擒鳌拜的故事，在正史、野史，乃至后来的小说、影视剧中都有涉及，算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桥段。不过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后来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充分关注传教士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