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张莉的研究一直强调在场性。“在场”，讲的既是要有情感与肉身的体验与思考，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学术风格，而不是言必称某某；同时，这种在场性也要求研究者与现实发生互动，而不是关起门来，把自己埋进去。2007年，张莉发表博士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学生昵称其为“莉老师”。在这项让她“出圈”的调查之前，她已出走“老本行”近十年。2004年，张莉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富仁。
这篇论文也成为张莉的治学起点。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张莉反思了当时作为“显学”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试图回到中国的语境里，去理解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问题。在序言中，导师王富仁这样写道：“它较之那些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直接阐释和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女性文学研究，更多地离开了本质主义的考察，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描述之中来。”
今天回过头来看，张莉一方面感佩于作家们的坦诚，同时她也强调，我们需要对性别观调查的分析保持审慎。这是因为，性别观并不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唯一尺度，更重要的是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
博士毕业后，张莉转向当代文学经典研究和当代文学现场批评。这似乎是当时许多女性学者的共同选择。做学问到了一定阶段，她们纷纷选择“出走”，摘掉身上带有“女性”意味的部分，这既是时势使然，也说明了一个极为朴素的道理，没有哪个人愿意一直被禁锢在别人给的性别身份标签之中。哪怕到了今天，许多学者或作家仍然对“女性”这一身份前缀保持警惕。这几乎成为女性想要做成大事的自觉前提。在性别观调查的问卷回答中，我们也能看到明确的线索：
这项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它让我们得以窥见不同年代的作家如何理解自身的性别身份，又如何看待性别与创作的关系。其中还有不少“冒犯性”的问题——如何看待《水浒传》里的“厌女症”；是否会在创作中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怎么理解#MeToo运动等。在一串不断更新的名单中，既有响亮的文坛前辈，例如铁凝、韩少功、苏童、迟子建、虹影等，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例如李静睿、淡豹、双雪涛等。
之前，一方面自然地接受女性身份，另一方面也认为无论社会还是自己，都可以也应该忽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己不是由性别定义的。那时读社会学，曾有教授建议我做性别社会学研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议题“太小了，太女了”，自己希望做关于经济观念、政治变革的“大问题”。我当时会觉得，如果做性别研究，岂不是占自己性别身份的便宜？岂不是被钉在女性这个小阵营里出不来了？就非常希望能忽略性别，以为自己可以做无性的人、无性的研究。
2019年3月，一份名为“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报告横空出世。这项调查自2018年8月启动，发起者张莉先后对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及六十位新锐男作家进行了“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调查”及“我们时代文学的性别观调查”。
——淡豹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最受研究生欢迎十佳教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持微火者：当代文学的二十五张面孔》《小说风景》等。2019年3月向一百二十七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影响。2019年至今，每年主编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中国短篇小说二十家、中国散文二十家系列，另编有《我认出了风暴》《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2021年起，开办“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
访谈中，张莉谈及近年来铺天盖地的性别话题热。她提到，在文学领域，许多作家到了一定年龄，才开始不再拒绝女性身份。她们出走，是因为女性的身份带给了她们伤害与蔑视，她们回来，又往往是因为重新发现了女性或者说是性别的意涵。如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尴尬是因其夹缠于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等暧昧话语中，近年来更为主动的性别意识发生，无疑让人们感受到某种确实的变化，重提女性写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采写|青青子
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里，张莉更像是一位记录者与行动者。她记录这个时代的文学轨迹，也试图从文学中捡拾与淘洗女性的生存样态。如果文学在过去曾是讨论性别问题的试验场，在今天，它是否还能保有如此功能？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当描述时代的语言变得匮乏与同质，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