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女性解放和女性写作，是很大的挑战。找资料还原历史过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要调动生命经验和情感经验。以前我只愿意看到那些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和她们的生命经验，而在写作过程中我慢慢注意到，那些后来消失的女性写作者，其实她们也构成了现代女性文学史重要的一部分。现在看，这些思考其实也对我后来的工作非常重要，是一个基础。
我想找另一种方法，想做一些新尝试。就像王富仁老师在序言中所说的，摆脱旧的方法，回到中国现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她们的生命经验。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实际上我也找到了一条路：如何站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去理解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问题。当时甚至想，即使做得不好，试试又何妨呢。
站在历史的现场，理解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在我读书的时候，女性主义理论是“显学”，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确给女作家研究领域带来了新视角，直到今天，用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女性文学作品几乎成了研究“范式”，而当时的我所要考虑的是，难道理解女性文学或者女性写作，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吗？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当时学术界的传播。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学者来说，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潮启蒙是绕不开的话题。具体来说，那一时期还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今天我们把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称为现代文学的起点，但其实它并不必然产生现代意义的女性写作。女性文学、女性写作，有自身的源头和轨迹。在论文里我也写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诞生，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晚清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家外的对抗“贤妻良母”之战，另一场是五四运动——它为妇女们的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的目标。因为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写作者。这些作者是对社会主动发表看法、表达爱情意志、向传统发出挑战、与男性青年并列行走的女性青年。
张莉：2000年左右正好是我在读研的时候。一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译介了一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而经过几年的沉淀，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的接受开始成熟，出现了新一代学者。但同时，2000年左右也是中国女性写作的低潮期。当时人们提到女性写作，直接的联想就是“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女性文学研究一度兴盛，之后很快就归于平静了。
张莉：写这本书让我深深体会到，文学不仅仅只是文学，女性文学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女性解放史、女性教育史、新媒体传播，甚至与整个社会之于女性的想象都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把现代文学理解为“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写作史不再只是女性文学史，它还是现代女作者出现的历史，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历史。
当时有两篇论文对我触动很大，一篇是刘禾老师的《重返〈生死场〉》，她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评价萧红。我喜欢萧红，也喜欢这篇论文，深为认同刘老师的看法，但有时候也想，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萧红恐怕还真是想写抗日作品，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女性经验只是她书写抗日题材的途径，而不是目的呢？另外，还有一篇论文，是戴锦华老师的《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是她给《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那本论文集写的导言，戴老师的文章拓展了我对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的理解，今天想起来，依然深具启发性。
新京报：这本书的写作，如何改变了你对女性身份以及现代女性文学的理解？它又如何与你后来的研究发生联系？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在场性。那么，当你真正进入具体的女性写作历史语境中，比如五四时期，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些现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发生？
所以，写博士论文之于我是自我教养。我慢慢去体悟何为女性写作，以及作为女性写作者的不易。不过，今天重读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有一些遗憾，比如当时很想用一章写写女性写作者语言风格与晚清白话小说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最终放弃了。说不定过几年我会回头再完成。
张莉：我先来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冰心是最早一批女大学生，1919年，她十九岁，亲历了五四运动，她当时也很想为走上街头的大学生做些什么。要怎么做？她就去问她的远房表哥刘放园，后者是《晨报》的编辑。表哥提议她在报上写一些报道，写一些问题小说。冰心回家就开始写，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女学生谢婉莹”。这个新的有着社会关怀的女学生作家一进入公共空间，便满足了大众的全新期待，你看，在当时，新媒体和新的知识阶层多么渴望新女性发声。即使我们看到了现代女性写作的艰难，但也要说，现代女作家的出现在当时是众望所归，新的市民日报、新的文学期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现代女性写作与新媒体的助推有重要的关系。
写论文越到后面越意识到，这也是对“我”的追溯过程，我的意思是，虽然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源于一种好奇，但当我进入这些具体历史语境，进入每一位女性写作者的生命经验中，当我把她们的生命经验也当作自己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去理解时，我个人身为女性的困惑和思考也打开了。
我的论文里有个重要的观点是，在最早的现代女性文学发生期，女性文学某种意义上是“女学生文学”，因为当时的作家都是女大学生，而且她们所写的大部分也是女学生生活，同时她们在课堂上也受到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启蒙。
博士论文最初的题目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快要提交时，我和我的学姐梁鸿老师聊天，当时她已经毕业了，她说其实你写的是“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啊，我说是的。所以，“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这个名字是她帮我改的。2020年，也是十年后再版，我把书名又改回来了，现在的书名叫《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我想说的是，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女性解放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不是靠女性自身完成的。回到历史现场看女性写作的发生，会了解具体的历史语境，会看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如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女性解放起到微妙而意义重大的作用。
张莉：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读到孟悦、戴锦华老师的《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我最初的研究其实就是在这本书的引领下完成的。阅读过程中会想，这些女作家怎么就突然“浮出历史地表”了，之前她们在哪里？是什么使她们突然出现了？这是我的好奇心，慢慢就变成了我的研究兴趣。当然后来我所关注的其实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身份的生成史，以及现代女性文学风格的生成史。
新京报：我们刚才提到这么多现代女性作家。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学者/写作者/女性形象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可以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性别意识层面的？
新京报：我们可以从你的治学起点开始聊起。《浮出历史地表之前》是你的第一部学术作品，也是你的博士论文。你在书中梳理了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发生史。今天回看这部作品，有哪些感受？
张莉：中国女性学者方面，乔以钢教授、戴锦华教授都对我有重要影响，中国女性作家主要是张洁、铁凝，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当然我也很喜欢伍尔夫、波伏娃、桑塔格。
历史中女性的生命经验，与我息息相关
至于印象最深的女性形象，我现在想到的是一位无名女性。我小的时候，夏天会住在奶奶家，是在农村。在奶奶家睡觉，早晨一睁眼总能看到墙上的一幅画，是那个时代常见的一幅画，一位女性坐在拖拉机上，握着方向盘，梳着两个长辫子，既柔美又阳光，笑容灿烂。那是当时典型的劳动女性形象，我喜欢那张画，在我眼里，那个女拖拉机手整个人都很美。就是这样一幅画给了少年的我对未来的想象空间。它代表着我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她是健康的，是乐观的，是对未来抱有期许的，是有力量的，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