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的同代人中，也有三位女性深刻地影响了我，她们是：张炼红、贺桂梅和董丽敏。我们几乎一样大，有非常相似的岁月记忆。炼红为她的《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豪掷二十年，桂梅除了抽烟，丽敏除了打牌，几乎都从不浪费时间，她们永远在绵密地推进自己的思考，她们，包括前面讲到的王安忆戴锦华许鞍华老师，都在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强悍的天赋，就是勤奋。我自己不是懒惰的人，很多朋友，也觉得我看书看剧很勤奋，但我仔细想想，我是凭淫欲学习，她们是纪律，我很容易陷入虚无，她们则不，她们都给自己的才华加上了纪律，如此才能用一生来过关斩将。能和她们一起成长，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毛尖：2018年上海师大做了一次许鞍华电影周，我的三个女性榜样有过一次同台，她们是：戴锦华、王安忆和许鞍华。我主持了她们的对谈，是我特别认真准备但一句话没敢乱扯的一次。我自学电影，就是看戴锦华老师的书。这些年，我们做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也是大量地在戴老师的延长线上工作。戴老师做冷战谍战，我们跟着追到《天字第一号》（1946）。戴老师谈切·格瓦拉，我们把切格瓦拉挂在墙上。戴老师始终在前沿，始终比我们年轻，她身上混杂了强烈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感。无数年轻女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戴老师的影响。安忆老师一直在上海写作，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文学史了，但她至今都在匀速地持续地高质量写作，雷打不动天天在写，别说上海，整个中国如果没有王安忆的创作，都画不成一个版图。许鞍华老师是我最敬重的华语电影导演，她的电影定义了香港新浪潮香港电影史，她本人定义了爱和艺术的强度，定义了生命的宽度和深度。她们三个人身上，都有无比强烈的少女感，一种任何痛苦和时间都夺不走的斗志，每次和她们在一起，都有吸氧效果。
当我们太执着于单一话语视角时，肯定会造成理解的粗暴
新京报：有没有哪位女性学者/作家/写作者的作品对你产生过重大影响？
新京报：你曾经在散文中提到父母的相处，“当我翻翻现在的文艺作品，影视剧里尽是些深情款款的男人时，我觉得我父亲这样有严重缺陷的男人，比那些为女人抓耳挠腮呕心沥血的小男人强多了。而老妈，用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简直是太需要被教育了，但是，在这个被无边的爱情和爱情修辞污染了的世界里，我觉得老妈的人生干净明亮得多”。这段话非常动人但透露出某种“政治不正确”的危险，如何理解这一段话？我在此前（你的友人）的文章里读到，说也是你照顾儿子、照料家庭更多？你会觉得这造成了困扰或负担吗？
而且，就像我前面说的，现在影视剧里的女性，大批次地在家里绣花，被劝导成为新世纪刘慧芳，或者画眉入时地在高楼大厦随时准备跟总裁发生碰撞，不像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像，女性用结结实实的劳动站在天地间，女性能直接跟坏人坏事做斗争，现在好人坏人都长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难。
毛尖：没错，这段话有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倾向，但我说这个话有一个语境，它的话语对象是当代文艺中的蒲志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了爱情耽误工作的男人，成了影视剧中的抒情对象。比如《我的前半生》（2017）中，宝马男追离异女主，为了给她儿子过生日，放弃工作放弃大生意，如此，女主感动死，观众见证真爱。对比一下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真正是天差地别啊。《今天我休息》中，女主听说男主是为了帮助群众误了约会，马上不别扭了，一直到八十年代都这样，《烦恼的喜事》（1982）里，电机修理工田建，加班加点为人民服务结果耽误第一次见丈母娘，女朋友玉婷也没什么怨言。反正，在那个年代，劳模爱劳模，先进工作者喜欢先进工作者，都是天然。工作高于家庭，集体大于个人，婚姻向社会让渡出一点家庭时间，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妈之所以愿意伺候我爸一辈子，是因为我爸确实把他的精力都奉献给学校了。一个中学校长没有家庭的支持，很容易心力交瘁的，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妈完全没怨言，但是，那个时代的情感法则鼓励为人民服务，大环境如此，我们家这样，邻居家也这样，没人因此闹离婚。
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到今天，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文化上是越来越封建了，由此年轻女性要进入学术，受到的压抑性力量也会越来越大。现在的文化事件，动不动就是劈腿被人肉，离婚揭老底，加上政治正确和没有偏见又是时代政治的一部分，赤橙黄绿青蓝紫任何一种肤色都不能得罪，上层和下层哪一层都不能骂，文化变成温吞水。在这个温吞水大锅饭里，女性会是首先被煮熟的青蛙。加上以前的歧视很容易被识别，现在喜旺们也学乖了，绝不会说出你就在家绣绣花做做饭这样的话，他们也让李双双去面试，但会用其他题材劝退李双双。
在这点上，我们这一代女性应该也还算同时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为国奉献和为家庭奉献的精神的，而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其中乐趣也不容抹去。当年，《真是烦死人》（1980）中，家庭主妇觉得一个洗衣机就能解决家务烦恼，现在我们什么机器都有了，所以，困扰和负担，一定程度上也是时代情感的一个变量，也是在这个议题里，我们说，今天的爱情修辞绝对是个污染源。
毛尖：在我个人的研究生涯中，可能我比较麻木不仁，倒没太觉得受到歧视。当然，鸡零狗碎的女性降维事件总是有，但是我也不太想把这个说成是歧视。二十多年前，研究生报选题，我要说我写周作人，王老师马上就会CUT我，罗岗说他做周作人，王老师立马就同意，不过也没觉得是歧视，因为罗岗确实强，加上还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不过，我的心态跟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一直生活在弱循环环境中有关系，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的成长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还为我们撑着天干地支。
新京报：谈到女权主义议题时，很容易引发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负面情绪与争议。你提及很害怕公开谈论女权问题，是否有此担忧？在你看来，一旦涉及女权主义话题，为何总是产生如此多的对立情绪？
新京报：对于青年女性学者，很多人曾提到感受到当下社会中结构性的性别制度与歧视问题。在你过往的研究生涯中，有遇到过类似的困惑与阻碍吗？对于有志于学术事业的青年女性学者，你有哪些建议？
毛尖：这其实不是女权主义领域的特殊问题，当我们太执着于单一话语视角时，肯定会造成理解的粗暴。而由于粗暴引起的争议，又是媒体乐见的，所以，稍微一触动，就花火四溅了。曾经有一次做活动，我对#MeToo运动说了句担忧的话，马上被下面一个站起来的女生教育一通。当然，也不是说我真的害怕，只是这种情况，会让人觉得，武侠挺好的，如果能动手，就不动口了。
以前的歧视更容易识别，现在则更容易温水煮青蛙
新京报：以前读到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说“不要成为你所反对的东西的对应物”。在女权主义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提醒自己需要时刻警觉，我们批判父权话语与压迫，但同时我们又要避免成为它的对应物，以至于思考与生活局限于性别视角。虽然出发点可能不同，但你肯定也有注意/思考到这种批判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或者说，理论与现实之间总存在龃龉，理论无法完全指导生活。但你似乎很好地处理了这种不对应关系，作为一名学者，你如何看待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缝隙？
毛尖：影评门槛确实不高，这个，反过来理解，也应该是好处，这样可以席卷更多群众加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远大于其他奖，就因为文学奖谁都能嗑上几句。加上这些年的影视剧，一大半是烂剧，骂骂咧咧，谁还不会呢。所以，我从来都说，我们影评人，干的是清道夫的工作。在这个平台上，我对拿红包这件事，也并不严厉，虽然我也可以问心无愧一句，我自己从来没有为红包写作，但这也因为，我不是专业影评人，不靠影评谋生。再加上，我写影评，虽然起源是约稿，但也自带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使命感。对我影响很大的学者，很多也跨入过这个行业，包括欧梵先生。因此，最初，我是非常自大地以为能改变点影像生态而成为一个影评人的，当然，马上被按倒在地了。有一次一个制片人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做的电视剧写篇文章，我脱口而出，没法写啊这么烂，他一点不觉得被冒犯，兴奋地说，那你骂呀，往狠里骂。所以有时想想，在今天这个大环境里，影评人写作，有争议，不算坏事情，我们没有完全被折现成流量，就是赢了。
毛尖：谁拿着理论生活，谁肯定一败涂地啊。理论要是能指导生活，理论界的幸福指数不该全球最高了？看看我们小说和影视中的主人公，搞理论的，最后不都活成了时代的壁纸？《猎场》（2017）里，祖峰扮演的文艺理论家，是不是死得最早？作品中直接搬理论，编导不弄死你，观众也处死你。至于你说我处理得好，事实是，我从来没有把学者当成我的主要身份。我的生活中没有这些严肃的矛盾，我的痛苦和理论没关系。所有和我的身体经验八字不合的理论，我进不去也用不来。
新京报：影评写作是一份很容易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它要求极高的准确性但却常常被误认为门槛很低（剧情简介＋观后感）。同时，围绕影评写作、影评人，还有诸多其他争议，比如拿红包给好评，拿红包删差评，“你行你上”“不会实干就会扯淡”等言论。你如何看待围绕影评人写作的诸多争议？
期待重新激活今天，呼唤出一个新的觉醒年代
至于说在不同文体间平衡，我也没那么牛逼。而二十多年专栏写下来，关于文体，我自己的界定是，一千字属于一种文体，五千字以上，又是一种，所以，约稿，我都第一时间问字数，超过两万，我打退堂鼓，那得虚构。写小说要换体质，也不是没想过，好多师友鼓励过我，崔欣都催了我好多年，伟长把小说名字都给我取好了，《铁证如山》。还是我自己没准备好吧。
新京报：在学术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欢做哪些事情？最近正在关注什么话题/事件？你最近在读的书是什么？你下一步的研究与写作计划，可否给读者透露一二？
毛尖：江湖所谓“毛尖体”，不过就是以麻辣快的方式，以普通读者的视角写文章。于我很简单，这是长期专栏的一个结果，千字卡死，赋比兴一通的话，刚开头就得结束了。因此，毛尖体，往上说是接地气，往下说是不怕死。精力旺盛的时候，我同时在十家报纸上写专栏，一天能得罪好几拨朋友。不过，除了作家，我的另一个身份是大学老师，“毛尖体”也说明我不太会用学院派的方式来写影评。
毛尖：追剧就是我的日常。过去的一年，除了日常看片刷剧，我主要在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和关乎社会主义影像的书籍。今天重新回头看那个时期的电影，实在有太多值得重新检视的经验。比如，社会主义时期的散文叙事非常发达，而今天，已经很难在银幕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散文电影。像“十七年”电影中，“寻找”，构成一个主要银幕动机和语法表现，《五朵金花》（1959）、《魔术师的奇遇》（1962）、《小铃铛》（1963）等大量电影，都是用一个找人找物的方式勾连起社会主义的各种空间、各个民族和各类社会关系，借此，少数民族政策也好，各行各业的差距也好，都在一个相对容易沟通的场域内得到理解。影像表现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哺育，当时的电影提供了很多方法和道路，诸如此类，都可以用我们的研究重新把它们召唤到当代。
新京报：你的影评写作独树一帜，形成江湖人称“毛尖体”的高辨识度文风。你如何看待这种旗帜鲜明的写作风格？这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是浑然天成还是逐渐打磨寻找的结果？同时，你的写作也跨越多个文体，从论文到杂文、影评，你如何平衡不同文体的写作？
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在影视剧中加强意识形态表现，反过来讲，不同的意识形态应该有自己的“形式的形式”和“形式的内容”。经常有人花式赞美英美影视剧不搞意识形态教育，其实是人家的意识形态教育掌握了润物无声的法则。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新冷战时代，但最后的战役肯定还是文化仗，八十年代以来，我们野性套法西方，现在可以搞一个“双减”。以往社会主义文艺中的爱情表现也好，风景表现也好，都有特别牛逼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我们的群戏电影，那时的群戏语法真心高级啊，这些，都可以在今天重新激活，呼唤出一个新的觉醒年代。
我们没有完全被折现成流量，就是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