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后来写专栏，无论是思考还是语言上困顿的时候，都会去鲁迅那里找资源。再后来，我从香港读完博士回到华师大任教，一边上课，一边也和炼红一起旁听了薛毅的鲁迅课。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最深的学者，也一大半是鲁迅研究专家，包括王富仁、钱理群、李欧梵和汪晖老师等人。因此，虽然我不敢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鲁迅，但鲁迅从来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所有的中国作家和思想家中，只有他能以表情包的方式活在全中国人心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思想和修辞从来没有过时。
如此，等到王老师持续推动人文精神大讨论，在文科大楼一场又一场激烈直接的讨论中，我第一次体认到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精神。那时候，王老师给我们上课，经常用沉郁的语气，大量使用问句，“你想想，中国现在的危机是什么？你再想想，读书人该对国家负什么责任？”这个“你想想，你再想想”被文尖推广后，成了我们的口头禅，而研究生三年，在我整个的求学生涯中，是最重要的时段，尤其王老师用他刚刚完成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我们讨论鲁迅，使得未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觉得背后有鲁迅的目光。
文化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跟研究者体温的消失有关
毛尖：就我自己而言，这些转变更像是时代发出的指令，或者说，我们就像时代的App，时代的每一次版本升级，都会拖着我们做出改变。大一写作课，格非和宋琳给我们上的，先锋作家先锋诗人，搞得班上不少同学，白天课堂睡觉，晚上带瓶墨水去通宵教室写作，我也去了几次，小说没写出来，但结识了不少中文系朋友。他们对我们外文系言必称莎士比亚很看不上，觉得没个性，如此一边逼着我们去看冷门作家，一边对中文系生出一些莫须有崇拜，所以，我后来转到中文系读研究生，养生愿望虽然也真实，但更主要的是，那个年代的中文系有一种邪魅感，好像他们守着另一条道路，和传统不同，和课堂不同，他们和艺术系一样，生产着一些离经叛道的人物，光头或者长发，长衫或者乱穿，他们向站在世纪转角处的我们示范什么是混乱和思想，后来我们泥足深陷，才发现他们的邪魅也不过是套路。
新京报：是在师从王晓明时期，文化研究进入了你们这一学术共同体的视野的吗？你又是如何从文化研究转向影视剧研究的？
新京报：从上海到香港再回到上海，求学地点的变化也伴随着专业选择的变化。从英美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再到影视剧研究，你如何回顾这二十年的学术研究转变？是什么促使你探索、锁定最终的研究方向？除了专业上的转变，还有什么重要的节点标志了你在学术研究上的重大变化吗？
毛尖：很大程度上，正是鲁迅式的追问，使得王老师带着我们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转向了文化研究，那时候我们相信，用我们的高温，向这个越来越低温的社会，吹点“热风”。我们一起做热风网站，起早贪黑地在网络上发声，也确实聚拢了不少人。一边，我们联合上海六所高校的老师，周末做文化研究联合课程，迫使一大批研究生博士生周末来上课，现在想想，当年真是愚公的力气，集体备课集体授课，到处借教室，还给看门的大爷买烟。当然，后来我们这群人也各自转向，但“热风时期”的热情已经舍利子一样存在于岁月中。
所以，回望那段日子，过去我们都喜欢讲那个年代抒情的一面，每个人都是猛虎蔷薇，如今时代翻页，倒是可以更诚实地来谈谈那时苏州河并不干净的景象。比如当年全国人民奉为偶像的人物，今天看看，有些也就是《万尼亚舅舅》中的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自私自恋又自大，领着时代往个人主义道上发酵。
至于我的影视剧研究，和陆灏很有关系。1997年，陆灏办《万象》，我开始写电影，似乎还受读者欢迎，陆灏就一直催我写，他催一次我写一篇，直到《万象》易手。后来陆灏编《文汇报·笔会》，他叫我开了一个《看电视》栏目，我又开始转向写电视剧。所以，我做影视剧，本质上是业余的，但因为是业余的，也就没什么习气吧。
文化热带来文化爆炸，刚好也是我们自己身心爆炸的时代，爆炸对爆炸，有时会有特别璀璨的结果，我们如狼似虎地阅读各种西方名著，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当教材看，把所有的课程都变成西方文学课，谈情说爱不引用普鲁斯特就显得不够全乎，校园里最轰动的讲座，也都是作家学者的先锋文艺主场，像今天海报上的大公司CEO、CFO根本不可能占据学校礼堂，诗人能带走校花，总裁还不能。但爆炸对爆炸，常常也会闪瞎彼此的眼睛，就像我们呼啦啦登上公交，呼啦啦又集体下车。
新京报：你们的“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为大学生讲授当代文化理论，课程讲稿《巨大灵魂的战栗》出版时，你所作的序言感动了许多读者，那段经历给我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情谊之感，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都构成了一种由学术热情联结的共同体。也有评论指出，其中的文本解读还是较多偏向传统的文学理论，当时授课的初衷是结合更多的前沿文化研究理论吗？后来，你曾经提及自己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多的“狐疑”，这种“狐疑”主要指向什么，可否展开讲讲？
毛尖：最近刚看了一个日本电影，《驾驶我的车》，算是2021年日本最佳吧，具体内容我不描述了，其中男主是戏剧导演和演员，他有个习惯，喜欢一边驾车一边练习台词，为了这习惯，他去别的城市，也故意选择住在离剧院很远的地方。回到你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时为了听一个讲座或会议，经常会从华师大跋涉去别的学校或作协等机构，交通不便的年代，三个小时很正常，但从来不以为累，一方面当然是年轻，另外一方面，这路上的时光也很丰富，尤其听完讲座，趁热回锅，有一次，过于激动，集体忘了买车票，又不甘心被罚，和售票员吵架，然后被赶下车，索性一路沿苏州河走回学校。听的什么讲座，记不得了，但是傍晚苏州河的肮脏景象触动了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只看到苏州河波光粼粼。这种状况，蛮有时代隐喻。
毛尖：这门课程从2006年开始，2010年停了一年半后继续，前后大概十年，课程会介绍前沿的文化研究理论，但主体还是经典理论，比如第一节课就是文尖讲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那时文尖腿上还打着钢钉，拄着拐杖讲了半个学期，薛毅又接着讲了半个学期的卢卡奇。《巨大灵魂的战栗》是其中一门课的结集，我在序言中写过，为什么要在文化研究联合课程里开一门看上去如此传统的经典作品选读，是因为，当我们批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体温。而经典文本，是建立体温的一个途径，一种传统。
新京报：你大学求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是一段寄寓了国人复杂情感的时期。一方面是席卷而来的文化热，另一方面又揭开了一个剧烈变动时代的序幕。你曾在主编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求学那阵，为了一个讲座去坐三小时的公车。”那段时期对你的阅读和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今天回头看，当年开这门课的决定是多么正确，文化研究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你提到的我的“狐疑”，都跟研究者体温的消失，或者说，历史感的消失有关联。粗糙地说，我的狐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文化研究在国内短暂地成为“显学”后，政治正确的立场很容易被学生习得又随便操作，学生一面手机里反复播放着他喜爱的歌曲，一面在作业里对这首歌各种批判。好像只要政治正确，学术研究就一劳永逸。“永远站在弱势者一边”成为机械空洞的口号后，文化研究连“内卷”都卷不起来。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常常又显得没门槛似的，学上半学期就能对人民生活指手画脚，好像全中国就他们洞穿了节日是资本家的阴谋。
今天回想，这场讨论虽然在很多议题上没有真正说服我，比如在王朔问题上，我至今觉得当年把王朔看成虚无主义是很大的误会，但王老师、徐麟他们投入这场讨论时的不舍昼夜和严肃认真，却长久地影响了我们，让我觉得成为一个人文学者，也有十面埋伏短兵相接，有一个意识形态较量的疆场。所以，你要问我一个坐不住的人怎么能成为学者，这个问题，当年研究生面试，王老师也问过我，估计他也觉得我生性好动，宅不住学者生涯的寂寞，但是今天，反过来我倒也想说，一个特别坐得住的学者，在这个坏人坏事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不是也算不上特别的优点？当然，这么说，带着点滑头离题的成分，不过我的意思很直接，很多太坐得住的人，也不一定适合成为一名人文学者吧。
当然，这些狐疑主要来自我对自己卷入其间的上海文化研究的一些观察，我讨厌站位高调门花的研究，如果一个富士康工人歌唱他的工作，是不是就该死？如果广场舞大妈穿着LV舞蹈，大爷是不是就该送大妈去上文化研究课了？文化研究喜欢批评官僚主义，但有时他们自己的调门都非常官僚学术体，既得不到生活认证，也得不到身心检验。
毛尖：进了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之后。一进教室，男女比例跟肉丝和面似的，去文史楼上课，看人家中文系阴阳调和，就想着得换个专业。如此大学毕业就转到中文系跟王晓明老师读书，同门师兄师姐有金海、罗岗、倪伟和李念，他们每个人都是我老师，尤其罗岗，常把福柯、罗兰·巴特挂嘴边，搞得我们这种文艺青年马上自觉文盲，也跟着装神弄鬼苦学了一年新批评、结构主义，不过其时王老师已经转向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也自然席卷其中。
李欧梵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走学术之路的？为什么决定留在学校里做学术研究？在之前的采访里你调侃说做学术是因为留恋学校、寒暑假，又“反省”说自己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很好奇这样的性格特点是如何影响你的学术研究与写作的？
新京报：你曾提及著名学者李欧梵对你的学术之路产生很大影响，他对你的影响具体是在哪些方面？你在香港读书时翻译了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为何当时会选择这本书翻译？其中的文化研究、都市研究对你的学术研究兴趣、研究方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主流阅读也从来没有真正退场，或者说，集体主义这些概念，已经构成我们的潜意识，只不过时间走到八十年代，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兄弟，“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烽烟举”也是兄弟，看到乔峰段誉虚竹，在天下英雄面前义结金兰，准备同生共死，我们沸腾的热血，和看《保密局的枪声》（1979）一样一样的。影片结尾，潜伏在保密局里的我党同志刘啸尘被他的顶头上司张仲年发现了身份，坏人拿着枪在刘啸尘背后阴森森说，举起手来，然后枪响，开枪的是另一个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无名英雄常亮，刘啸尘上前叫一声“同志”，观众席上的我们心魂荡漾。这是我们又分裂又统一的少年时代，最美好的人是同志，也是兄弟，所以必须要读大学，进了大学，才会有满屋的师兄师妹。
毛尖：1997年，我到香港科大跟陈国球老师读博。陈老师主治古典文学，我在陈老师的教导下，苦读了一年古典文论，算是补古典方面的缺，但终究不敢写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陈老师博雅通融，让我自己选。当时欧梵老师在香港科大任教，刚刚完成《上海摩登》书稿，给我们上课也大量涉及上海文学和电影。老师的课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博士论文就做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电影，写得不好，你别追问我博士论文。老师用他的书稿上课，他叫我翻译，我就一边上课一边译。一个学期课程结束，书稿译完。中文稿《上海摩登》第一版因为用的是老师的英文未出版稿，内容比后来正式出版的英文稿还多了点。说实话，不是我翻得有多快，真心是老师的论述系统漂亮又明确。他创造了一个摩登话语体系，所有的概念都丝丝入扣历史和文学史，加上他有自己的修辞追求，对我而言，整个翻译过程不仅是学术训练，也是写作训练。之后，我花了比翻译长得多的时间找《上海摩登》中的引文和注释资料，老师很多资料扔在美国，我回上海找，有些上穷碧落下地库也找不到，也因此知道，这个摩登宇宙用了多少周边资料。
毛尖：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少年阅读从一开始就是分裂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主流，手抄本、海外文学是暗流，叛逆年代，坐在教室里卖身不卖艺，心思全在金庸梁羽生身上，老师家长越苦口婆心“朱德的扁担”，我们就越不三不四。那时录像厅跟着一起进来，虽然被我们看成黄片的港台片，最多也就衣服滑落一下，但是，大银幕上，接吻还主要是企图，《少林寺》（1982）里，坏人王仁则一把扯破牧羊女的裤子，就能紊乱我们的小心脏，看到海外电影中的床上镜头，哪里受得了。
现在回头看，欧梵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和欧梵老师一起去铜锣湾看侯孝贤的《海上花》（1998），因为确实很沉闷，加上用的还是沪语，就有人不耐烦，在座位上弄出声响，欧梵老师轻轻一句“镜头真美啊”就把我们镇压了。本质上，欧梵老师是艺术家、学者、作家三位一体。桑塔格对伟大的作家有个分类，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借用这个分法，欧梵老师跟加缪很像，他是一个有着情人外表的正派丈夫，或者说，他是一个有着狐狸品格的刺猬。有的人看到他出入摩登场合的风光，有的人看到他在图书馆皓首穷经的坚毅，有人觉得他高调恋爱太不像个大学者，有人觉得他一件西装从芝加哥穿到哈佛太不修边幅，但所有的矛盾在他身上汇聚，显得毫不违和，好像是，他重新定义了生命中的很多概念，用这个方法，他扩大了学术的边界，让原来彼此反对的范畴可以互相叠加，他的“上海摩登”就是这样撑开了上海研究和摩登论述，霓虹灯下和霓虹灯上，都可以在摩登界域里被理解。《上海摩登》也因此推动了全球的“上海热”。
新京报：在大学教育之前，你的阅读经验是怎样的？
书中关键词都是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三一律交汇处：舞厅、咖啡馆、公园、跑马场、娱乐场、电影院、饭馆、百货公司以及大马路，欧梵老师用本雅明注视巴黎的激情注视上海，但他的批评框架并没追随本雅明对巴黎的构造，二十世纪的上海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带拱门街的巴黎，老师从“上海如何被寓言化”这个问题出发，重新整理了一百年前的都会时空，然后把它们兑换成一个能指所指新宇宙，上海也在“摩登”这个总的意象里敞开，用这种方法，欧梵老师重新发明了现代文学，重新发明了上海。这种本雅明-李欧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直让我很膜拜。当然，二十五年过去，我自己对“上海摩登”这个框架也有一些零星再思考。
现在回头看研究方向的转变，多是时代发出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