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小镇叙事”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更年青一代。他们大多在小城镇生活、长大，而非在纯粹的村庄长大，所以，他们对“小城镇空间”的感知更为深刻，也更加具有叙事性。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小镇做题家”这一说法，在中国，哪一个参加高考的孩子不是“做题家”？只不过，小镇孩子拥有的资源更少，即使读大学之后，早年资源的匮乏、视野的相对狭窄仍然会影响年轻人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小镇做题家”就上升为一种气质。相反，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恰恰是社会资源过分不平等，社会结构过于封闭，才导致这些依靠高考走出来的小城镇孩子很难发挥自己的更多才能。
新京报：你有两篇较早之前写的文学批评有关中国的六七十年代作家群。在分析七十年代作家的时候，你特别提到了“小镇叙事”，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文学写作中常常聚焦于“乡村”与“城市”的两极，“小镇”常常被忽略了。这两年随着“小镇做题家”成为流行词，大家对“小镇”的讨论也多了起来。过了这么多年，就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现在中国作家的“小镇叙事”有哪些变化？
而从文学意识和美学结构来讲，正因为这样一种分化，这样一种既开放又封闭，既活跃又滞重的状态，中国的小城镇样态又确实拥有独特的样貌，它才给文学带来很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类似有问题的话语还有很多，比如还有个词叫“逃离北上广”，为什么要用“逃离”这个词？似乎显得不待在北上广就是一种失败，回到家乡或是一个二线城市就是当了逃兵，这些话语本身才是在封闭一个人的选择和可能性，也桎梏了我们的评价体系和一个人对生活的想象力。
新京报：你曾经多次对大家常用的概念做反思，比如那篇质疑“底层文学”这种说法的论文。近年来其实有个类似的词叫“打工文学”，其指向的也是城市中的某一些“边缘群体”写作的文学。你又会怎么看这个词？这一群体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在你看来重要吗？
梁鸿：我认为这个词更多还是一种自我戏谑，而在戏谑中，我们其实把更本质的问题消解掉了。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打工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无根”，没有“家”的感觉，在大城市里有一种巨大的流动感和漂泊感。而“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应试教育体制对人的思维和创造力的压抑，而它其实也是成为“打工人”——一个工业链条上某一环前的步骤。同时这个词可能还指向一种经验，就是穿越地域和阶层之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我对这个词并不认同，因为它的确在塑造着对某个群体的偏见，其实这种困境并非某一个地域的年轻人所有，而是整个年青一代共同面对的困境。孩子们是没有办法彻底挑战社会既有的结构或者权威的，在他们获得这些能力之前，只能先遵循游戏规则。我们不应该用一个有些批评意味的词语，去给他们强加一个需要有意识地反抗的义务。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地去改变这个结构，但在话语上，更应该看到这些年轻人身上的创造性。
梁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矛盾，但又真实存在。“打工文化”这个词使一部分打工者有了某种空间和位置，但另外一方面，又没局限于此。但我本人对到底有没有“打工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其实是持保留意见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肯定，有这样的文化空间是一件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思考，把“打工文化”特殊化，有没有可能反而把这些文化的价值降格了？归类本身是要特别谨慎的，它有可能是双刃剑。比如我最近很喜欢读陈年喜的作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作家、诗人，他的作品不应该单独被归进某一个特殊的类别，比如“打工文学”。用这种特殊化的视角去看，就有可能把他作品的内涵窄化，这并不是一种关切，而是偏见。对我来说，一方面，文本的质量很重要，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别，应该用哪种视角去看，其实是比较次要的。另一方面，当一个群体通过“文学”这一方式表达自己，呈现自己的精神和存在，哪怕比较粗糙，也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一过程中，所谓“文化主体性”，我们换个词语，“个体主体性”才有可能慢慢形成。
新京报：你一直在用写作积极地介入公共生活，这些年公共话语中出现了很多和你关注的话题相关的流行词，比如“打工人”“小镇做题家”，你怎么看这些词？很多人认为“打工人”这个词唤起了某种集体的反抗意识，因为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坐办公室，不同行业的工作都脱离不了相似的“异化”宿命。但也有人觉得，行业、阶层、地域之间的差异不会被话语抹除，这个词更多只是一种自我调侃，没有什么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