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名字的背后是一种象征结构的认同
对我来说，和父亲的关系是好处理的，他太具体了。但是就像我在电影里说的那样，母亲因为很早就不在了，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在写作中面对她，只能留待时间流淌。
新京报：女性在村庄中的被“遗忘”，和“出嫁”的完成有联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情感结构里，出嫁依旧是一件喜庆和感伤并存的事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即使是很“现代”的家庭，在女儿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常常会落泪，但对儿子却不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结构。
梁鸿：每个写作者的内在驱动力都不一样，对我来说，故乡始终都在纠缠着我。我觉得并不是说要去和解，而是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面对故乡、面对原生家庭的情感。对我来说这是一生的课题，写完梁庄之后，它依旧未完成。抛开我个人，我觉得家庭是很多作者的重要母题，因为只有最亲密的关系，才会激发你最真实的喜悦、幸福，也才能真正深刻地伤害到你。
梁鸿：我和我先生当年是自由恋爱，在恋爱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种未来要嫁到“他们家”的很强烈的感受，直到婚礼仪式到来，有人把你“交到”对方手里面，就突然产生了一种即将“离家”的感情。我觉得这就像一种“断裂性”的情感结构，也是一种来自农耕社会的文化惯性，我们是很难摆脱的，我很自然地就哭了，尽管家人们依然会对我很好，但我就会觉得，似乎要被自己的家驱逐了，要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家庭了。这种惯性，其实也体现在名字，尤其是姓氏上。一个名字背后，其实就是对一种文化、一种象征结构的认同。
新京报：在电影里，你的那段叙述会让我感到每个人心里都有需要自我和解的部分，对你来说，可能是原生家庭。你觉得这种与原生家庭自我和解的寻求，是牵引你写作的一条线索吗？
新京报：不论是非虚构中的《出梁庄记》，还是《梁光正的光》《神圣家族》，可以感觉到“家庭”其实是你写作中经常花很多笔墨书写的一个部分。在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你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姐姐。你觉得家庭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梁鸿：有时候我也在思考，写故乡对这一代年轻人有什么意义。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确实需要舍弃很多东西，而旧有的“故乡”，可能就是这些被牺牲、被舍弃的东西，包括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传统，在整个转型的过程里也会存在阵痛。不过，也会随之诞生很多新的东西。现在社会的流动性抛弃了一些固定的依靠，也会带来很多开放的观念。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在于，故乡不能被本质化，它本就是一个很私人的概念，我有故乡，我儿子这一代可能没有。或许年轻人很难从这些写乡村的作品里，读懂那种对故乡的依恋，但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这个社会的多面，这就是故乡或者说乡村书写最大的价值。
梁鸿：是永远神秘的力量，感性的、不由分说的情感。
新京报：有关乡村，2021年你出演的纪录片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很多观众对你在电影里讲述的那段有关梁庄的记忆印象深刻。尤其是电影的最后，你带着儿子讲河南话那个片段特别有意思。其实对于城市里长大的年青一代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是很隔膜的，尤其是对于在乡村的老家，很多年轻人并不眷恋。你会怎么理解故乡、乡土之于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意义？
新京报：2020年你出版了虚构作品《四象》，这是一个围绕死亡展开的故事。其实这个主题也在你笔下的非虚构、虚构作品中常常出现，比如你会用很多笔墨写乡亲们的一些家人去世的消息，写坟地。死亡意象和乡村书写之间，你会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联系吗？浏览你的作品下面的评论，读者提到最多的词就是“沉重”，你会觉得自己对“死亡”“消逝”这些悲观、沉重的话题更敏感吗？
不再有“故乡”的年轻人，看乡村文学有什么意义？
梁鸿：也许吧。从小经历过太多疾病、疼痛、死亡，它们已经变成一种血肉和记忆驻扎在内心，一提笔，墓地上的荒草、冬天的枯树、盘旋着的黑鸦总是第一时间赶过来出现在我脑海里，喋喋不休，我必须得把它们写出来。《四象》正是在这一情形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