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梁庄三部曲”视为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标杆式作品，认为它借助丰富的纪实细节，以梁庄为样本，折射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许多结构性问题。不过在梁鸿眼里，梁庄固然有它“中国”的一面，但它更多时候是私人的。“我始终秉持的观点，都是故乡不能被本质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写方式。”梁庄写了十年，除了借助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社会，梁鸿也在不断通过写作反观自己。
2007年，梁鸿突然觉得“一定要回家，要回家写点什么”。于是她返回家乡，重新认识身边的人和事，由此开启了如今成为其代表作的“梁庄三部曲”的写作。《中国在梁庄》里，她写梁庄内部的故事，写过去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政治风波，写如今基础教育的隐忧。到了《出梁庄记》，她的视野进一步扩展，跟随父亲一起遍访四散在各地的梁庄老乡，用文字跟随他们走上工厂的流水线，踏上嘎吱作响的三轮车。
刚刚过去的2021年，“梁庄三部曲”的最新一部《梁庄十年》出版，熟悉梁鸿的读者会在新作中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中国在梁庄》里，梁鸿本人的大段评述不时出现。《出梁庄记》中，她还会在写郑州工厂里工作的老乡的章节前引用一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原文。而到了《梁庄十年》，梁鸿的视线则回归梁庄内部，更多地让故乡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多篇章甚至采用了接近口述的写作方式。
1997年，梁鸿来到郑州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她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著名文学研究者王富仁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她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先后在青年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在物理距离上，这似乎是一条“离乡之路”，然而，故乡从未在梁鸿的视野里缺席，而是在情感与智识上始终在场，召唤着她踏上归途。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庄十年》中女性个体发出的声音——她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在书里拥有了正式的名字。和中国的许多乡村一样，在梁庄，出嫁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别家的人”，她们在本家的观念里被“驱逐”，甚至都不再被人们所谈起。这不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也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惯性。用梁鸿在书中的原话说：
在这个被社会学者马歇尔·伯曼称之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年轻人或许越来越难以理解“故乡”一词的内涵。但在梁鸿这一代人中，它或许象征着某些相似且重要的东西——借用同样参演电影的贾平凹的一句台词，那是一个留存了“最快乐也最痛苦的时光”的地方。从家乡走出的人们，可能也注定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不断地重新认识它。
在之前的梁庄写作中，当谈到大堂哥、二堂哥时，我会详细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写到女性时，我从来没想到写出她们的名字，都是直接用“建昆婶”“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来代替……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早年读博士时，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盛时期，我也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一度想以女性主义为主题写博士论文……可是，在无意识深处，在最日常的表述中，我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没有人觉得有问题，我没有察觉，好像读到这两本书的人也没有察觉。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
电影中，梁鸿的言语间流露着十分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提起父母和姐姐，她娓娓道来，情到深处会不禁落泪。同时，她似乎也有着许多隐而不发，用语言难以勾勒的言说对象。面对家乡，年轻一辈与怀揣复杂心绪的父母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影片的结尾，梁鸿领着儿子用他很不标准的家乡方言，一字一句地念出一段独白：“我的爱好是物理，我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梁庄女性们身处其中的这种集体无意识，隐喻着我们所熟知的某些女性的普遍处境。而这种处境可能不仅关乎女性，也关乎叙事。除了写作和研究乡村文学，梁鸿也写过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与《梁庄十年》同年出版的文集《“灵光”的消逝》中，收录了一篇有关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男性”角色书写的研究。她指出，女性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其实是文化的镜像，对“男性”的书写方式及象征意义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境。而从文本传播和流通的角度来看，女性书写的每一次变化，都在不断经历着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社会话语场的过滤。
和梁鸿见面是在北京的一处茶楼，她和儿子一块儿坐在对面。2021年9月，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之后，后者现在可能偶尔也能被人认出来。尽管这部以知名作家们的家乡为主题的电影收获了极为两极的评价，但梁鸿和儿子在电影中的互动，被不少人公认为是电影中最有趣，也最值得思考的片段。
尽管那篇文章写于2009年，但身处当下语境，这一观点似乎显得更加合乎时宜。当代公共空间中的女性表达，不仅面临着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凝视乃至围猎，更遭遇着新的被消费主义吞噬、收编的风险。叙述与言说本身，成为一项布满陷阱的实践。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非虚构文学著作《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学术著作《“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作为方法的“乡愁”：〈受活〉与中国想象》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和《四象》。
同样布满“陷阱”的，还有梁鸿擅长的非虚构写作。过去的几年里，非虚构写作成为公共讨论热度最高的一类文体，它常常成为人们看见世界复杂性的窗口，但也会因为一些写作方式引来争议。前不久，谷雨实验室发布的《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虚构作品应该如何处理好讲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写作者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梁鸿认为，并非只有非虚构作者，所有类型的写作者都需要长期追索这些问题。
采写|刘亚光
“写作就是一场自我的‘搏斗’。”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