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两年没人问这个问题了。大家或许都能感受到，性权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性权派”本来就没几个人，我认识的几个朋友还都不爱在网络上争论，基本上是自己小圈子讨论讨论。所以，性权派的声音就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随着一些事件的发生，女权派内部也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这个议题不能简化为女权派如何看这个问题，因为女权也好，性权也好，内部是有差异的。哪怕同一个人，她的观点也是会变化的。我对有些问题的观点也在变化。
黄盈盈：新一代行动派，通常我们称“新女权”，其实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而且，我觉得最近几年也在发生变化，下结论还是有点早。以前有一段时间里，大概2014年前后，“性权”与“女权”之争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尤其在性侵这个问题上。在《我在现场》和《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出版之后，我接受过几个访谈，他们都会问我怎么看待性权与女权之争。虽然我不在网上参与争论，但据说大家通常把我归到性权派。我在书里稍微回应过这个问题。何春蕤老师也就女权主义的“结构-自主”问题做过专门的论述。
先说“性自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个词，绝对的性自由是不可能的。在涉及人际关系时，你肯定得找一个平衡点。你想要的是不是人家想要的？性自由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如果说，它只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我想要，我不管你想不想要，甚至以某种权力强制的方式来达到我想要的，这当然是有问题的，还用说吗？但凡涉及人际关系，总会有度的问题，有互动和协商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和能力？当然，不得不说，现在不少人确实缺乏这个能力，谜一般自信。
新京报：你一直对政治正确跟性侵叙事有保留意见。在你以前的采访中，你说新一代行动派一方面在反性骚扰这个问题上延续了麦金农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她们也主张性自主。你觉得这种性侵的危险跟性自由之间的度该怎么把握？怎么能够在保证性自由的情况下又能抵制性侵这种危害？
我在性侵议题上的发言比较谨慎，搞得我好像立场很不坚定似的。我当然不是说反性侵不对。在日常生活中，在不存在性侵的情况下，两个人的性是私密的。但这私密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成公共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从私密事件发展成公共事件。性的私密性特点增加了在公共领域讨论和应对这类事情的难度。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你对事件中的一些步骤是不清楚的，举证以及对于证据的判断都是不易的。我觉得用外在力量，包括法律的介入来应对那些最糟糕的状况是下策。生存之道、人际交往的能力、对待自己的身体与性/别的能力是我们打小要培养的。不要把这个动不动就归为“谴责受害者”，也不要仅仅是期待靠制度层面的改变来保护个体，我一直觉得建设个体与群体层面对系统的支持很重要，尤其是在应对私密关系问题之时。
“目前性和性别议题的讨论氛围很不健康，特别容易流于喊口号和贴标签”
撇开那些很明确的、赤裸裸的强制或胁迫式的性侵问题，大家都知道，大多数性关系中的感情是很难讲的。暧昧、调情，搞不好就成性骚扰了，外人有时是很难判断的。所以，我有时候挺惊讶，为什么大家都能那么斩钉截铁地做出判断？我不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对的，我通常会说，这事情我并不清楚，我只想先多了解一点。但是，但凡有所迟疑，我就会被人质疑是不是不支持反性侵。当你拿一个清晰的规定给这些事情定性时，这可能会抹消掉生活中的暧昧性和复杂性，其实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说到时间差，为什么近年来女性与儿童的性议题会特别凸显出来？首先，跟互联网的发展还是非常相关的。互联网极大增强了可见性与临近感，以及对个案的放大效应。这些讨论和资讯的视觉化呈现，会把这些议题以极度震撼和不可容忍的方式抛出水面。一些人是出于公义之心，也不乏一些蹭流量的，甚至恶意炒作。其次，这也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关。性别类进步议题会随着社会发展与全球化的加剧冒出来，大家对性别议题的敏感度会逐渐增加。女性的议题，性别的议题，不可能长期被忽略。还有，很直接的，这也与这些年来我们关注性别议题的年轻人的积极介入和推动有关。可以说，性/别议题的切身与道德化特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直接相关，此类议题在全球范围内联动性的加强，也进一步推动了此类议题越发冒尖，也更加的政治化。
有些人并不是落到地面上谈性与性别议题，而只是飘在口号的层面谈。一个朋友说得挺对的，就是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大家都能承认/承担，为什么一到性的问题上就搞特殊化？换个问法，性为什么就那么特殊？
很多社会都会把妇女与儿童设定成需要保护和关爱的群体，尤其是儿童。性又是一个高度道德化也极容易挑动人们神经的议题，除了“魔鬼学化”的特点，我们有一个性的道德滑坡理论。两者相加，很容易形成热点议题，也容易造成道德恐慌。怕带坏小孩或谴责妇女受害者往往是性审查时非常重要的两套论述。近现代以来，大部分人都认为性会对儿童和妇女造成伤害。如果说妇女议题还有些不同的声音，那未成年人的性基本是一块不容异议和讨论的存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也有不少，但是我也没想好怎么在公共空间讨论年龄与性政治的问题。可以说的是，我们对于未成年人（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的性/别世界的了解还太少，而未成年人一旦长成大人，尤其是家长，也往往会忘记自己曾经是怎样过来的。
新京报：所以有人说要在亲密关系里引入性同意权。
我在读西方性学百年历史的有关文献时，很明显地发现，当我们说一个社会发生“性革命”，你要看的不是男性的变化，而是妇女和青少年群体的变化，这才是反映社会性变迁的重要指标。在这个方面，近现代以来中西方之间没太大区别，除了有个时间差和具体事件不一样。何春蕤老师和潘老师的文章对此也都有论述。
黄盈盈：这个问题，像郭晓飞、朱静姝他们有过专门分析。同意权往往是一个比较明晰的东西，法律肯定是要明晰的。但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本来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若都变成确定的，那也挺没劲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性骚扰的取证是很麻烦的。我理解很多人希望推动法律介入到性关系之中，并认为要以受害者的意愿为主——如果我认为他是性骚扰，那就是性骚扰，因为取证太困难了。我并不认为这类事情不需要法律介入，我只是认为简单地拿法律的尺子去度量性关系是有问题的。
黄盈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儿童和女性的性并不是今天才成为性领域关注的焦点的。在性方面，儿童和妇女从来都是备受关注的，尤其是儿童。因为在性议题上，儿童和妇女往往会被构建为纯洁的无辜者、需要被照顾的人，隐含的也是潜在的受害者。
你希望日常生活中的性关系被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衡量吗？这意味着我跟一个人交往时，我还要时刻思考，对方要怎么同意才算是真的同意。有人提倡，男女，尤其是师生、上下级谈话的时候，要把办公室门打开，比如美国就这样做。好多人认为美国反性骚扰的法律制度健全，但这个解决问题吗？美国的性骚扰少吗？在建设制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我们想要的制度跟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新京报：这也跟我们媒体有关，近年来，女性议题是一个经常引爆流量的议题。观察这两年我们报道的很多新闻的性叙事，一个是像伍迪·艾伦、福柯等人被揪出来恋童的叙事；另外，就是像林奕含、韦恩斯坦、N号房间、伊藤诗织这样的性侵性骚扰的叙事，每个话题都有很大影响。现在有很多媒体人会讨论女性议题，但在十几年前的舆论场里，并没有那么多媒体人靠这个议题“吃饭”。我觉得，我们这些年的确经历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你怎么看待近年来女性和儿童作为性受害者的性叙事会成为舆论热点的现象？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谈。在网上，没有多少人会有耐心像你这样听我说半天，大概也没有多少人能把这篇访谈看完。目前性和性别议题的讨论氛围很不健康，大家特别容易流于喊口号和贴标签。这样下去，即便让你讲，最后谁都不愿意说话了，也会加剧某些人对女权的污名化。口号跟生活之间的关联到底在哪里？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我们该怎么考虑生活的复杂性？我觉得多想一想没什么坏处，营造一个更好的讨论环境人人有责。
当然，我完全没有代表性。我只是提醒自己谈这类议题时，要落到我自己的生活和切身感受上来谈，而不是一个性/别研究者在泛泛地谈一个性/别现象。研究者特别容易直接跳过去抽象地谈“社会问题”，而忽略朴素的切身性，因为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情况，而不是让我谈“女性的遭遇”。我知道很多女性研究者在家庭中所付出的时间和心力跟其女性身份有直接关系。我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和负担。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在我身上体现得确实不明显。而在工作中，我对制度和规则是有一些不满和批判，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确实也是男性主导，但是“被遭遇”的不只有女性研究者，也有男学者。某种角度讲，也可以说结构性不平等与个体境遇并不是完全吻合，也不是可以直接推演的，多样性和积极的面向也总是有的。当然，说我对“男权”的认识不够深刻，我也没意见，只是希望这个词不要成为一个标签和分析一切的概念，走向“惟性别主义”就没意思了。
我写了一篇《女权主义的性论述》（2018），基本上也是想通过回顾不远的历史来简要回应这个问题。那篇文章里没有直接谈中国，主要是梳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女权主义内部的争论。并非只有反女权的人才会质疑，女权主义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像当年所说的只有性权和女权两派对立，而是有着许多不同的声音，而且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以及更为后来的女权主义在性议题上的讨论与介入也有一些变化。八十年代女权主义的性争论是很有理论含量和现实关怀的，可以说积极地推动了性与性别理论的发展。中国台湾的丁乃非老师也专门分析过美国女权主义的内部分歧，包括对麦金农理论及其在全球走势的分析，以及相关论述背后的冷战思维。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下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性与性别议题的争论是有帮助的，包括明晰争论背后的思维与理论预设，政策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以及去思考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性/别环境是怎样的，在当下，又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或策略去实践。
但是，我后来没有纠正。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用“遭遇”是因为从群体层面上来说，社会上的性别不平等一定会反映到研究者群体里，学术界确实是男性占主导位置，用“遭遇”这个词也不无道理。但是，“遭遇”这个问法的预设性非常强，换到个人身上不一定合适。我想了半天我的“遭遇”，如果勉强说近期有，好像主要也不是因为我的女性身份。
“假如性教育的方向引导错了，可能还不如不教育”
黄盈盈：女性学者访谈系列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也是我愿意参与的原因，不是说多成功才能谈，才能“发声”。但是诚实地讲，你们刚开始发来采访想法的时候，我记得访谈提纲的第二部分里说，会谈到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的遭遇。我一看到这里就停住了，我不知道“遭遇”这个词到底合不合适，要不要改一个中性一点的词汇。
新京报：在性教育中，大家的关注点可能集中在反性骚扰，以及性医学、性科学方面的内容。你觉得我们的青少年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
新京报：你刚刚说到预设，我们做的这个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背后也有预设——女性学者的身份是有其特殊性的，以及在男性主导的学术界里，女性可能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你怎么看待这种预设？
黄盈盈：性教育又是一块重要的内容。“我们的青少年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这个问题姿态有点高，或许换成“现阶段，我们想要怎样的性教育”更合适一点。这里的“我们”是多主体的，也包括青少年。
“近年来，女性与儿童的性议题尤其凸显”
我之前在写文章的时候，在政策建议部分（如果有的话）也经常会落到积极开展性教育上。但是现在觉得这么说还是有问题，至少不能止于此。我在复杂化其他性/别议题的同时，又把“性教育”太想当然化了。这是惰性。这个词也需要好好梳理和辨析一下。
可能扯远了，回到你的性别议题。我刚才谈到的有一些问题跟性别有关，但是有些问题不完全是性别带来的。作为女性性研究者，性别对于我来说挺重要的，但并不是全部。所以，我不避讳但是也不会强调我是一个女性研究者。因为我在这个阶段感受到的首要问题还不是我的性别所带来的问题，而是当下学界的整体氛围，以及社会对性的态度和我自己知识结构的问题，它们之间有交叉，但不明显。
我们如何理解“性教育”？我一直觉得性教育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只有儿童或者未成年才需要的教育——它是贯穿一生的，很多时候，成年人更需要。而且，我从来不觉得只有课堂上老师对学生的性教育才叫性教育，家里有意无意间的观念流露与言传身教，网络上对于性现象与性事件的讨论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大学里，上与性有关的课程，开性/别有关的研讨会，等等，也都属于性教育的一部分。小说、电影，包括带色情味道的，都是人们接触性议题的渠道，而且有些内容也不是你想禁就能禁得了的。无论是我们的定量调查还是定性调查的认识，都很清晰地显示出涉性的政策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鸿沟。更现实一点的问题是：如何面对？
我最近是自己感觉遇到了研究瓶颈，跟能力与知识结构有关。我在写《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的时候自信满满，感觉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深入。但在写完之后的挺长一段时间里，我忽然意识到我遇到了瓶颈。比如，你现在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我会打磕巴。我还没想好。我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性议题很感兴趣，也希望在历史文本中，在小说、老百姓日常会说的土话中，去发现可以跟西方性知识体系进行更为平等对话的语言。我知道这些方向的研究很重要。但是，当我要把脚伸向这些领域时，会立马发现我的知识短板很多，能力有限，也有点畏惧。当然，我也依然可以继续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背景之下的性之变，当下也依然有很多的性议题值得深入，我还没想好下一步的具体研究方向。这跟大形势有关，也跟我自己的研究阶段有关。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性教育？我们两个人都做性教育，但是我们两个人对性的观点可能非常不一样——你要讲什么内容，你的导向是什么样的。你是希望未成年人在成年之前最好不要有性行为，还是希望未成年人要有能力对性行为说“yes”，这是很不同的导向。做性教育也不能流于喊口号。
还有，在我的研究里，大部分研究对象都是女性。所以有人会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我只能研究女性？或者我是不是只看到女性议题？我不是不可以研究男性的性议题，首先，我觉得女性议题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和价值，我们对于不同群体的女性的身体与性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次，我也研究过男性群体，比如男民工的性与阶层问题，还有男嫖客。不是说不可以研究，但是研究男性的性议题时确实受到了一些方法上的挑战。我去访谈男嫖客，相比潘老师，总觉得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层东西。我们可以聊一些事实性的、事件性的问题，但是比较难聊到细节性的感受。当然，男性去访谈女性也有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局限性。简单说，我觉得性别对研究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绝对的，跟资历甚至性格结合起来做具体分析会比较好。
现在的性教育大纲是怎样的，内容有什么，理念与导向是什么？性教育是要参考欧洲（比如丹麦）的经验、美国的经验、联合国汇总的（西方）经验、中国古代的压箱底的经验来写，还是可以有其他借鉴来源与依据？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细致讨论。不要把这些提问当作简单的、恶意的否定，从而直接产生排斥感。就内容而言，生理、医学、反性侵方面的教育是其中的一面，但显然远远不够，人文的、社会的、积极而快乐的身体与生活的一面一定不能被忽视。前者是偏防御保护性的，后者是更有力量的。“危险”与“快乐”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面，积极的性教育恰恰是应对“危险”的重要举措。而且，性的生理和肉身特点与其人文社会的一面，任何一方都不可偏颇，因为这触及我们如何对待自身、关系与貌似不相干的他人。只是说，什么阶段如何讲可以具体再讨论和协商。
最近几年，我的女性身份还有一个优势——在讲到跟性和性别有关的议题时，假如我是男性，恐怕很容易会被扣上男权的帽子。我虽然也没少挨骂，但因为我“身为女性”，受到的直接质疑还是要少很多。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更好说话。比如，在性侵议题上，我有时候会比较小心地说，法律的介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事情的复杂性。假如一位男性研究者说这话，你想想会是什么后果。我并不是在炫耀我的性别身份，相反，这么说的时候，有点悲哀。
此外，我个人觉得将性教育写进法律或许是有了制度的保障，但是远远不够，无论是内容、理念层面的讨论，还是对现状的了解（包括不同群体的青少年的世界）都还远远不够。假如性教育的方向引导错了，可能还不如不教育，因为还要使劲拉回来。还是说，大家有信心和强大的内心认为可以试错？说到这里，你也能感觉到，再一次，思考/讨论与做/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张力。
某种角度看，作为一名女性，我做性研究其实还是有点优势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男性去红灯区做调研，别人会对你做出道德的评判，“老色鬼”可能都会骂出来。对于女性来说，这种道德评判会少很多，我受到的道德评判就比潘老师要少得多。
新京报：那你期待的方向是什么？
黄盈盈：性别是我的特质之一，但它不是我的全部，甚至构不成一个非常凸显的或决定性的特质。就我自己来说，我首先会想到我作为一个性研究者在高校里教学、做研究、发文章时的境遇。性研究很受媒体欢迎，而且我个人其实是受益匪浅的，包括可能比同辈人有更多国际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但是整体来说，性研究在学界是边缘的，在灰色地带游走，近年国内发表都有些困难。目前看，“性研究者”这个身份比“女性”这个身份对我研究的影响更大，换句话说，社会对待“性”的态度比对待“性别”的态度对我个人的影响更大。
黄盈盈：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葛尔·罗宾在一篇文章里面说，“我觉得最能鼓舞人心的梦想是建立一个雌雄一体、无社会性别的（但不是无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的性生理构造同这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与谁做爱，都毫不相干”。
新京报：作为一名女性，你觉得自己的女性身份对做性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好像也不现实。我至少希望性/别议题还有多元讨论的空间，基于性/别的歧视可以减少，大家相互间多一点同理心，人际交往可以更为友善。这涉及如何理解和处理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涉及我们在生活中做出某种决定的能力，其中包括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能力，也包括应对风险与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这都是需要在生活实践中培养的，而且，我也一再强调，不是只有儿童、青少年才需要“教育”。
“作为一名女性，我做性研究还是有点优势的”
批评不易，建设更难。虽然我经常做批判性思考，但是我还是很佩服正在做事的这些人，她们在顶着压力推动性教育的进展。只是说，作为一个性研究的学者，在更大的世界格局与政治社会背景之下，做复杂化一点的批判性思考是我的职责。我认为这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即便可能不受待见。此外，我的批判和顾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了解到我国台湾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性教育与性别平等制度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社会后果在别处出现过，在中国大陆也有苗头，并不是我在象牙塔里空想出来的，也绝不是在玩智力游戏。做研究的也好，做实践的也好，争论归争论，我们总是希望善意可以导向更好的社会效果，以及不同人的快乐生活。既然最后是谈“期待”，就暂且乌托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