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看电影和读书。也喜欢到各地走走看看，以前纯粹是旅游，现在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变化。因为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我把家里书柜书架都整理了一下，重读那些经典性的书籍和电影。
新京报：在学术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欢做哪些事情？
我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主要的休息方式是看电影。几乎每天都看一两部电影，有时间可以休息、坐下来的时候就会看。我看电影当然是有一些选择性的，一类是史诗性的影片，以及一些涉及根本的价值观，比较具有深度的影片，比如说像《黑客帝国》《一代宗师》《十诫》《教父》等。这种选择也跟年龄有关，人到中年以后，有相应的人生经验和思考的积淀，即便是休息式地看电影，也不大可能是纯粹娱乐式的放松，而会选择那些能够提供一些反思性的思考，涉及人生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或社会问题，而且艺术质量比较高的影片。还有一类是亚洲的武侠电影，因为比较轻松，也是因为我对这一类型电影比较感兴趣。另外也会根据兴趣集中时间看一些国别和区域电影，比如韩国电影、日本电影、英国电影等。当然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各个时段的电影是必看的。这主要是为了做研究而看。
从生活到学术：“走出去”，与现实对话
以前买了很多书，好多都没有时间读。原来都是为了写论文或写书而看，现在主要是根据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来阅读，比如说像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世界与欧洲文明的书、辩证法理论、古典政治哲学、批判性社会科学、帝国与传播、沃勒斯坦等反思社会科学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书籍，还有各种中国文明史研究的著作与经典。当然，这样的阅读潜在的动因都是希望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理解当代中国。
当然，戴老师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她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和思想领域。如果北大中文系没有这些女老师，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学生做女性研究。戴老师当时就是明星老师，她在北大的课一直一座难求，很多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都很喜欢她。但对我来说，我会更愿意深入到她的学术理论中去。戴老师教会我的，第一是理论层面的打开。戴老师主要研究电影，语言学转型后的理论在电影领域是发展得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当时我们中文系的主要学术理论资源还停留在审美批评、新批评理论，戴老师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资源和批判视野。第二是她的研究格局。戴老师不仅做理论，也做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大众文化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前沿而且覆盖面很宽的领域。
新京报：你曾提到，当“二十世纪”“中国”和“文学”成为需要被追问和质疑的范畴时，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命名和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似乎是你一直以来的野心，你也试图从中建立自己的理论风格。你会如何描述这种理论风格的原创性？在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领域，你想要激活或者打开的是什么？
贺桂梅：北大这边有许多出色的女性学者，包括戴锦华老师、乐黛云老师、夏晓虹老师等。对年轻的女学生来说，她们的存在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情。比如说当你作为一个女学生，被性别问题困扰，经受周围人的怀疑和自我怀疑时，你忽然发现戴老师还能做得那样好，就有了勇气和动力，仿佛她们在前面，作为学生跟在后面很踏实。这也是我做学生时候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她们构成了我作为女性学者的学术传统。
贺桂梅：我确实有“重写文学史”和建立自己理论风格的诉求，这是一以贯之的，简单来说是我力图把社会与文化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我比较重视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所以被称为“学院派”）。同时，我也注重从理论出发，立足文学研究，回应当代中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所以被人称为比较“晦涩”），注重对重要作家和文本的重新解读（这是“批评”的含义，但不仅仅是当下批评）。
新京报：女性学者这块呢？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谁？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五十至八十年代）处于整个思想界的前沿位置，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为对“纯文学”和专业化的强调，研究界很大地丧失了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我试图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重新激活文学（文艺）研究的活力。
在我看来，丁玲是二十世纪最具女性意识的女作家。她的性别立场很明确，她的文学创作也始终关注女性问题，同时不限于女性问题。八十年代丁玲晚年受到的争议尤其多。最近一年多，我重读她晚年创作的许多作品，包括写她自己三十年代被幽禁、五十年代被批判，以及北大荒经历等的作品。我觉得她晚年的精神境界很阔大，同时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无奈。不过这些都还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阐释。
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既是“走出去”，从专业化的文学研究中走出去，和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话；也是“再激活”，把文学研究放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的总体性视野中，讨论它可能具有的思想力和与现实对话的能力。
因为我是研究女性文学的，当然会大量接触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经典作家，比如远一点的有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近一点的有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等。我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萧红。虽然我觉得萧红很有天分，也很有文学才华，可我真的不大喜欢她身上那种自毁自怜式的调子。丁玲的自我是强大的，她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敢于不断地跨越自己。最初她带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以最摩登、最激进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二十年代后期她向左转，开始表现“他人”即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夏志清等人觉得丁玲的这种创作转向，是她江郎才尽的表现。但我觉得她最大的勇气就体现在这里，她敢于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表现自己不那么熟悉的普通民众，敢于突破中产阶级女性自我的局限，并在艰苦的磨炼中形成更加结实的自我。
新京报：你接下来有哪些研究计划？
贺桂梅：丁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一方面是我很喜欢她的人格样态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是需要被解释的，不能完全以喜欢一个作家的方式去对待。
贺桂梅：我的研究计划还是两块，一直在推进中。一是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我已经做完了当代中国五个时段的文学史研究，接下来希望自己能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对现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形成具有个人思想特点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另外是性别方面的研究。我在性别研究这块做了很多年，但目前出的成果就只有一本书。其实2021年我刚写完一本书，用九个女性形象来讲当代中国性别制度的变化，但还需要做些修改。还有一本是关于二十世纪女性经典的书，很快也会出版。
新京报：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可以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性别意识层面的。
性别研究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研究。既需要理论的累积，也需要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我希望之后能将文学研究和社会研究、大众文化和理论问题、二十世纪历史经验与当下中国问题综合起来，做出一些更具个人学术风格的突破。
女性榜样：跨越年龄和代际的命运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