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女性学者会有许多特殊的辛苦，我自己怀孕、生育期间就是忙着在写硕士论文。目前的考评制度确实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作为女性学者，既然选定这条路，就要有咬紧牙关的劲头。只要方向对，总会有收获，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社会体制、大众观念对于女性来说都有不利的一面，但不至于完全没有空间，可以争取往好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我接触的年轻女性学者会告诉我，因为目前非升即走的制度，她们在晋升副教授之前是不敢成家、不敢生育的。所以对她们而言，是被迫做出人生选择的。
将来的女性整体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女性如何争取自己的地位。争取地位不是要上街游行，而是要让人看到你的坚持、你的能力，看到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时候，我会感觉到自己跟男性学者相比，确实不尽相同。同时毕业的同学里，男性有了孩子以后几乎不受牵累，学术精进，可是女性就明显受到影响。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女性学者畏葸不前的理由。有些女性会主动选择比较舒适的区域，并不是说她在能力上一定不如男性学者。现在人文学科的本科生中女生数量已经超过了男生，到硕士阶段男女数量也许差不多，到博士阶段女生就少了，一辈子坚持做学术的女性可能比例就更少。其实不是女性真的没有学术能力走下去，更多时候是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在现有条件下，这种选择也无可厚非。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对我说，女孩子将来必须得有自己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明白，某种程度上她是为了我父亲牺牲了她自己。当时他们两人都考上了大学，本来她也是有机会进入学术界的。可是家庭生活没有来源，当时我姐姐出生不久，所以我母亲就没上大学，选择了当小学老师，挣一份钱养活全家。
读书时，女生成绩通常不比男生差，但是进入学术领域后，特别是中年以后，女性学者确实容易受到更多限制。首先精力是个问题，像我母亲去世早，父亲老了，作为女儿我就会投入更多精力在老人身上，而孩子又小，我也要尽到母亲的责任。孩子不满两岁，我先生出国留学，我也觉得应该支持。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时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我要买菜、做饭，老人、小孩……处处都要照顾到。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完整、和睦的家庭，肯定要花费很多时间，这也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
不能给父亲丢人，是一直的压力，也是一直的驱动力
但是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不是按性别绝对区分的。我曾经在北大历史系开设“唐宋妇女史”研究生课程，班上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2003年我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一书，其中收录的研究也是一半出自男学者，一半出自女学者。任何话题都不是某个单一性别的专利。
新京报：就你个人而言，你是什么时候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感知的？是否曾为自己的性别感到过困扰？因为在一篇学术自述中你写道，父母为你取名为“小南”，而没有随两位姐姐排行，你曾感觉他们强烈地想要个“小男孩”。
邓小南：这可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女性学者相对来说情感比较细腻，观察问题敏锐，领悟能力强，所以做影视史、服装史或者社会生活史，或许有男性比不了的长处。这些优势若能充分发挥，肯定是一件好事。
邓小南：其实小时候我并没有这种概念。我和上面一个姐姐差了十五岁，后来才知道，我们俩中间有过一个男孩。当时赶上抗战，孩子早产，没有活下来。等到抗战结束回到北京安定下来，父母可能还是很想要一个男孩。但我小时候并没有人跟我说这些。
新京报：一些女性历史学者可能选择做影视史、服装史研究，而制度史研究领域显然男性学者更多。在这种环境下，身为女性，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同样的认可？
“文革”结束后，我为“小南”这个名字问过我父亲，是不是想要一个小男孩；他说这是派出所警察给起的名字：小囡。后来发现我大姐在我出生时——那时她已经十九岁了——在日记里写道，爸爸妈妈给小妹妹起名叫“小南”，说明他们还是重男轻女。至少她也觉得是有这个意思的。
女性学者自己要有足够的韧性
好在我父母那一辈人，认同“男女都一样”这个观点，所以也并没有给我什么压力，让我自由自在地成长。我从小没太把自己当成“女孩”。上小学的时候，总在大院中、胡同里跟一帮男孩到处跑，玩弹弓；也会和女孩一起画画、过家家，但是好多女孩喜欢的绣荷包、编玻璃丝，我都不擅长。到了上中学、上大学，在学术方面，好像男生能做的我也能做，没感觉自己哪个方面比他们弱。
因此性别问题不能只有一个维度，有更多非此即彼之外的因素需要纳入研究的视野。
新京报：虽然你不是因为父亲而走上宋史研究的道路，但在外人看来，你仍然属于“女承父业”，这种想法会不会给你带来压力？
再比如女性的缠足。现在通常认为，缠足在南唐就出现了。但是宋代的劳动妇女一般不缠足，只有演艺界的妓女、宫廷里的嫔妃、上层社会的妇人才会缠足。有研究者指出，直到清代，汉族女性缠足才成为盛行的普遍现象。缠足既是对于女性活动的限制与规范，是女性身心受压抑的屈辱、痛苦过程，又是特定时期的“审美”与女性“自尊”的扭曲体现。这样的过程，要回到历史中去追溯。
邓小南：肯定是有的。比如我考上北大历史系，我就怕别人会觉得是我受到父亲的照顾。其实高考没有“照顾”的可能，而且1978年高考我分数挺高，但还是担心同学里说起我爸爸是谁。
今天的研究可能是视角的变化——从女性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过去有些讨论虽然围绕女性议题，研究者却是从男性视角去认识的。例如我们在唐代壁画中看到不少女性形象，有人会说，唐代女性的穿着“酥胸半露领口低开”，她们的性别观非常开放。但是一位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就提出：她们是“开放”给谁看的？她们是自己想要这样，还是为了取悦他人？所以，同一个问题，从不同视角去看，得到的印象、得出的结论就会非常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哪一个观点绝对正确，但不同的视角至少会让我们关注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我们本科班上不少同学跟着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读书，好几位准备考隋唐史的研究生。但是一位老师能招的研究生是有限的，我就觉得不要内部竞争，于是转向考我父亲的宋史方向，当时确实感觉有很大的压力：“你怎么考你父亲的研究生？”其实那次研究生考试既不是他出题，也不是他阅卷。
我个人的感觉是，与女性相关的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观察这类问题需要有特定的女性视角，但也要意识到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以往的女性研究可能存在一些偏颇。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把性别看作重要的议题，没有把女性作为特殊人群予以关注，或者说没有将女性看作和男性同等重要的人群予以关注。女性是社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因此要从综合角度去认识女性，要探讨女性的自然属性，更要关注她们的社会属性和能动性。至于所谓“颠覆性”，我想还是不能切断与既往研究的联系。
我之所以后来没读博士，也是这个原因。博士生考试一般不会统一命题，都是导师直接命题、改卷，我也担心外人会有质疑——确实一直有压力。
邓小南：有学者提出，以往的历史研究也会涉及女性问题，但是其中提到的“男尊女卑”，是从个人感受而不是从社会体制的角度出发的。因此他们当时强调，要对过去的研究有一种颠覆性的认识。
现在我也特别怕人家说我是“家学渊源”。因为我小时候父亲一直因为“白旗”而被批判，从来没在家中对我有特别的指点传授；“文革”开始时，我才上初三，之后十年我都在下乡，回来以后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其间一直没有浸染“家学”的真正机会，没有那种环境。所以的确说不上“家学渊源”。
新京报：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也反映了这个社会处于怎样的发展程度。你曾经提出：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女性，也要从女性的角度看历史。
张广达先生有一次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小南现在是北大研究宋史的主力。但是她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必须替她说一句，她固然有家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政治运动，她父亲并没有单传给她一些什么没传给别的学生的东西，今天小南的业绩纯粹是小南自己努力做出来的。”我真是由衷感谢张先生的理解。
从整个社会来讲，我觉得要关注女性的特殊境遇。我在东北农场将近十年，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男女都一样”“妇女顶半边天”。女生干的所有活儿都跟男生一样，冰天雪地中劳作，遇到生理期也无法请假。现在条件好了，考虑到种种特殊的生理需求，女性在身心方面需要特别的关注。
新京报：我能感受到你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你在《祖宗之法》一书的《赘语》中写道，“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父亲在晚年是否曾感到精神深处的孤寂。作为女儿，我从学业到处事，都不曾使他满意。这种愧疚，直到今日仍在啮蚀着我的心。”我觉得你是过于自谦了。
当然女性的身心成长跟她的生理特征也是有关系的。例如成年之后女性就面临着生育这类问题。生育在人的一生中都是重要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女性后半生的选择。就个人而言，我觉得选择专心照料家庭或选择出去工作都可以，照顾家业不要把自己收缩到“井底”，专注事业也需要兼顾家庭。这些选择并没有绝对的“对”或“错”，要看是否合理。
邓小南：这本书出版后，我送了一本给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她带回家后，她先生翻看了这篇后记，叹了一口气说，当名人的女儿真不容易。确实是会有这种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某种程度上也是驱动力，我会觉得自己不能辜负这些期待。
为什么强调社会性别？因为女性的很多特点，都是社会赋予或者说强加的。从小就会有人告诉你，女孩子不应该玩枪；还不懂事，家人就给你买了各种娃娃。社会期待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性别特征。所以我觉得谈性别问题强调社会影响是必要的。
现在的研究条件不同了。在某些特定领域我们可能超越前一辈学者，但是很难再有他们那样一种气象。我父亲那一辈是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学生，亲炙大师风采；而我们是按部就班上一门一门课训练出来的，所以还是会有很大不同。
邓小南：应该说，女老师（包括我自己）并不一定都有女性自觉；不过，从个人角度观察，可能会比男老师有更多一层的体悟。有些男老师觉得女性研究在历史上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或者不必“拎出来”讨论；但是女老师即便不专门做女性研究，也可能有更强的性别意识，会从性别的角度思考问题。其实也有男性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妇女史或者说社会性别史——像早年的陈东原先生，现在就更多——他们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观察角度。
新京报：这种压力或者说自我期许会影响到你和父亲的关系吗？
新京报：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尤其是政治史、制度史，大部分是男性书写的，关注的对象也是男性。你在自己的研究中会有某种女性自觉，或者更加关注女性个体的命运吗？
邓小南：我上大学后一直住校，我继母出国后我才住回朗润园家中。1997年我父亲病倒住院，我和姐姐每天陪在他身边。当时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我看着他，尽管已经枯槁无力、那么无助了，满心想的还是学术。那段时间我体会很深，对我内心的感染是非常强的。
此外，现在通常会说“社会性别史”，而不是“女性史”，因为性别问题受到社会机制及文化氛围的制约，并非单一生理性别的问题，包括跨性别、变性等情形，都需要从总体上予以观照认识。
新京报：他有向你提出过对你学术上的期许吗？
我自己觉得，不同的研究方向之间会相互刺激和启发。就学术脉络来说，女性史应该是社会史的重要部分。但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忽视，学界要在某种程度上纠偏，把妇女史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研究方向，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邓小南：他没有明确提过。但是我能感受到。比如我们硕士答辩时，他指导的学生中有三位是同时毕业的，其他两位硕士的论文他都改得非常仔细，一位同学说，“红字比黑字还多”，对我就没那么仔细。但是毕业答辩时，其他评议老师对我的论文评价挺高，他还是非常高兴。我觉得他内心还是有很多期许，但嘴上并没有说出来。
接触社会史其实也比较偶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课题，叫作“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希望邀请大陆学者共同参与。黄宽重先生邀请我，我当时没有做过社会史研究，但也觉得应该尝试不同的学术方向，就答应下来。后来写过几篇文章，台湾学界和欧美学界的同人反馈不错，我也从中学到许多。
我从美国回来后，系里让我做班主任，还让我额外教一门专业英语。虽然我去过美国，但这跟教英语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学生们也正处在躁动时期，所以那时候压力挺大的。我刚从国外回来，满心满意想要写点东西，却一下子碰到这些意料之外的事情。我父亲一方面也觉得，怎么这么多事儿；可另一方面，他又找到报纸上“如何当好班主任”一类文章拿给我看。其实他还是记挂着我的工作，但是他不会说什么。
邓小南：选择妇女史研究，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九十年代初，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妇女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了。但是国内甚至没有开过相关课程。我在1987年至1988年间曾去美国交流，回来之后，包括英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各个专业的老师就一起商量，是否开一门相关课程。当时历史系女性教授特别少，郑必俊教授便与我合开了一门妇女史的课程。她退休之后，我们觉得这门课、这个研究方向应该坚持下来，我就接下了这门课。当时也开始带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为了能讲好课、带好学生，自己必须身处一线，做这方面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妇女史研究。
新京报：对于你的后辈、对于年轻学者，你会有怎样的期待和建议？
新京报：在制度史之后，你为什么选择唐宋妇女史和社会史研究？
邓小南：学界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非常简单：首先要选择好自己的道路，其次要合理安排。年轻教师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也面临许多选择，而时间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权衡：是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上，还是把更多时间放在科研上，甚至于放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上？实际上，这些抉择并不一定排他，可能像是“弹钢琴”，各个节点侧重不同，都是面对特定情势做出的安排。在你选择的这条道路上，要尽量能够走得好，走到底。我们的人生道路，最终就是由这些选择构成的。
要有特定的女性视角，但不能只有单一的女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