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是新乡村建设运动。从运动开始构想和讨论到正式开启，我始终是参与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志愿者，尽管我也参加组织工作，但我始终未能获得一种笃信或把握感，我仍然未能确认“我要什么”的问题。或者说我未能获得一个令自己确信的答案——二十世纪的历史债务对我说来，依旧沉重而巨大。当然，我相信这是一次重要的社会试验，是众多年轻人的宝贵的另类选择。所以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愿意充当“工具人”。
第三条线索重要而偶然。我和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朋友共同开启了“广大第三世界”的访问考察和中国乡村调查，也参与了这两个场域相关的社会行动。我几乎出席了每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和包括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乔姆斯基等在内的左翼思想者共同行动和讨论。这段时间中，我参与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作为中国协调人参与了一个中国基层妇女的网络的建立，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保持联系，仍在试图运行这一共享、互助的网络。
直到最近，梳理世界电影现象时，我才发现自己确乎漏掉了这十年间登临影坛的一代导演，或者那十年我没有付出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追踪影坛的最新的动向，我当然会看电影、读小说——那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我的时间和热度则投注在上述三方面。
另一个线索或曰工作重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六十年代研究。我当时采取的工作方法极不规范：在全球的旧书网站搜寻各种各样的关于六十年代的回忆录、访谈录，这段时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够多，但是我想从亲历者的角度，获得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个人讲述，我想从中去获得一种扣访和与那段历史再度相遇的切口，或者说是尝试将那段历史与自己的现实困惑和焦虑连接起来。与此相关的是，我尽可能全面地扫描和阅读世界前沿学者对后冷战世界的思想回应。除了我学术生涯的早期，我大概再没有过如此密集地读书了。
新京报：我记得在你和吴琦的访谈里，你将自己这十年的尝试归结为失败。为什么这么说？
戴锦华：因为我想具体观察后革命时代。无须赘言，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是绵延一百年的革命历史。
戴锦华：就每一条线索的原初诉求来说，可以叫失败。但收获和意义却是在日后的岁月中逐渐显影的。在后革命与历史思考的层面上，收获是我不曾预期的。当我尝试以感受的方式重新扣访历史之时，我第一次获知或曰体认到了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后，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民众和反抗力量经历的低迷、失望与愤怒。和我想象中的胜利之后不同，可以体认到的是激变之后的创伤，社会的凝滞状态。
新京报：为什么是这个阶段？
最始料不及的收获，是对那些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读物，尤其是西方文论著作的再认识。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我们年轻时耳熟能详并且反复诵读的，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和历史之间的关联。当我重新进入这段历史时，才第一次意识到它们事实上充当了法国大革命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过程当中的某一种过渡或曰中间物。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预备期。这一发现，第一次令我真切地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的革命者经常经由文学走向革命。对我而言，这谈不上是对历史的发现，却是重要的历史体认。由此，历史对我展示出隐现中的线索。
戴锦华：是的。确切地说，我从学术生产的流水线上消失了。对身陷的焦灼状态，我的回应是三条思想或行动线路。这三条线索贯穿了我此后生命的十年。其一，我尝试重新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期的历史，延伸了对所谓短暂的二十世纪或者漫长的二十世纪的考察和关注。我可谓认真地重新研究了自法国大革命后的低迷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勃兴这一历史段落。
对我来说，这构成了鼓舞和安慰（也许有阿Q之嫌？）。当我们茫然、感到无力和有限时，我们深知历史不取决于个人的愿望与意志，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坚持做自己能做并且渴望做的事情。至于这些工作在历史中的意义，只有历史才能回答。这给了我一种支撑，让我可以继续我感到疑虑的学术与思想工作。
新京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几乎从学术场域中“消失”了。
而全球六十年代研究，是我最大的收获与失败。收获在于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此前的六十年代关注只是对欧美故事的复制：我自己居然也是以1968年的巴黎，或者以美国格林威治村为重心来讨论六十年代，或将其简单定义为反文化运动。而全球六十年代的发生是由第三世界的启动，以第三世界为主舞台的。巴黎1968，只是其结果，甚至是一个尾声，是一场终场演出。我称其为失败，是相对于我最初的天真构想和诉求：我以为在第三世界崛起的六十年代，我可以在欧美之外发现别样的现实，获取不同的思想资源。这次的收获令我意识到“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六十年代，在另一个视点中，也可以指认为现代性扩张的历史时段，一个狭义的全球化进程大幅推进的时段。
十年“出走”：对历史的体认式发现
这一失败与收获，为我开启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工作场域。也许有夸张之嫌吧，我把它称为“反转世界地图”。之所以这么叫，并非为了制造大词或大叙述，而是出自一次经验性的时刻：我第一次美国旅行，第一次看到美版的世界地图时，一时间竟辨认不出——因为我习惯了将中国置于中心位置的世界地图格式。看到这幅美版地图时，我瞬间意识到我曾不假思索地沿用的冷战的东方和西方，是以美国为中心形成的方位表述，明白了东欧为什么在冷战的历史当中位置特殊。当他们把美国放在地图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美国视角下的东西方格局以及文化政治上的“大陆桥”（我的称谓）。这对我形成了某种寓言时刻和启示，我第一次真切地思考，何谓“在中国（在第三世界）发现历史”的方法与意义。
当这个层面的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我真切地陷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
所谓反转世界地图，意指我们对无处不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和反思、反转，意味着重新确定自己的主体位置和观察角度，相应地，我们看到与形绘的世界历史会展现出不同的样貌，我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理解和阐释角度。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行动者，我相信我的动员力。但动员同时意味着责任。当我动员了人们，某种意义上，我必然承担起责任。问题是，我无法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一基本问题。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的动员力仍谨慎，我不想成为一个动员者。所以，每一堂课，甚至每一场公共演讲，我都会非常刻意地让自己不要进入到一个动员者的状态中。
我自己的六十年代研究，也包含了大量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的阅读。收获之一是对冷战终结（用左派的说法叫“大失败”）的历史偶然性的体认。美国或者说西方阵营内最为乐观的想象，也没有构想出冷战对峙会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形态结束。我同时观察到，冷战终结（“大失败”）发生之际，真诚的左翼学者大都保持了相当时间的沉默或曰经历着失语，大家不知道如何回应。尽管全球左翼力量早已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方式批判或拒绝了苏联模式，但这场冷战的胜利者却认为置身全球资本主义之中，我们仍毫无疑问地置身在失败者一端。
彼时，我认真地考虑过放弃学院和学者的身份，去成为各种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加入到建构的过程当中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与乐黛云老师交流了我的焦虑。乐老师说，我支持你做的任何选择。依照世俗逻辑，乐老师此前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将我这样一个本科毕业生调进北大，而且给我那么多的倾斜和支持，此刻她的支持在多重意义上何其珍贵。然而，当我真正考虑自己或许应该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建构者，而不只是批判者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我知道我不要什么，但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能够完整有效地去形构、想象我渴望的世界样态。
左翼学者与批判理论在沉默和失语之后做出了回应，我也相当集中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和工作成果。如果不惮自夸之嫌地说，阅读经验告诉我，尽管他们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尝试对大失败做出回应，但事实上我们的业余思考阻断在相近的隘口处。用我自己的表达是：不论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阻断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债务面前，面对二十世纪，面对并非必然的大失败，我们欲勾勒新的未来愿景与构想新的理论和行动方案，就必须再次认识并启动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而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势必是历史债务的承袭人和清算者。但无论是债务的清理还是遗产的认知与启动，显然都未及开始，遑论完成。
这双重的疑虑，让我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以及工作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前一次危机显露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多少陷于悲情，而世纪之交，我则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与自我追问——我在做什么？我做的这些东西有意义吗？我还可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不可能了的话，我未来的生活方式将是什么？
新京报：第三世界的调查是否也与此有关？
更进一步的怀疑是，当整个世界开始在后冷战格局当中发生如此大的激变时，批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在被削弱？大概从那时候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断地感觉到很多我们以为可能的工作形态、可能的思想资源、可能的工作方式，事实上都是冷战结构内部形构而成的。随着冷战结构的消失，曾经实存的社会空间被不断压缩与封闭，即使那个时候我对此还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但某种内在的怀疑已然浮现。
戴锦华：对。可以说类似认知成了我参与第三世界调查的动力。也可以说第三世界调查中的见闻构成了这类认知形成的经验性力量。当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力去回应“大失败”的时候，第三世界的行动者已率先回应。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萨帕塔运动”（Zapatistas Movement）。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日，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两千多个原住民拿着极少量的武器，多数人拿着木头枪、镰刀和斧头出现在州首府街头。他们呼喊着“受够了就是受够了”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向得意扬扬的冷战胜利者宣告：一切还没完！
当时，我一度以为我已经度过了危机，但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世纪之交，思想与精神的危机再一次强烈地显影出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变化的急遽，最为直接的是急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社会的合法化；也因为这样一个现实结构，令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合法化的过程），经由文化生产而获得凸显。对我来说，我必须给出直接的应对。也是在应对这一变化的过程之中，我开始形成对于此前拥抱和笃信的西方思想资源的怀疑。当然，类似思想资源的批判力足够强大。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强烈地意识到仅有批判是不够的。
深入第三世界腹地、与反抗者和行动者同在的这些岁月对我的一生弥足珍贵。但就思想和学术的预期而言，我所说的失败也发生于此。因为整体预期中最重要的，一是在遭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那里找到新的行动的可能性，二是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在未被欧美思想、理论玷污的第三世界获取别样的知识、思想与资源。类似的诉求在我们持续的、不断深入的对亚非拉诸国的乡村、腹地、运动现场的考察中，我的天真的预期遭遇了最大的失败。我常提到的例子是：在古巴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也是切·格瓦拉的故居，在他书房的书架上，我看到一部他反复阅读、边角都卷起了的书籍是法文版的《阿尔都塞文集》。我曾经以为我昔日的理论脉络，是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法国理论，而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则发生在它的平行线路之上。我自己不觉苦笑的是，我早已经知道阿尔都塞的学生、今天法国的有机知识分子德布雷是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成员，但我仍天真地构想游击中心论/切·格瓦拉主义是那一格局之外的“洁净”的存在。
戴锦华：和那次转型同时发生的就是所谓“向左转”。但类似描述并不真切或准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高度分享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共识，也积极行动，参与推进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共识之下的文化政治实践。但或许是出于幸运或者偶然，我进入了电影研究，而在欧美的历史与学科史中，电影研究被建构为一个基于评判理论，或曰带有左翼色彩的前沿学科。因此，当我将其作为单纯的理论去学习和接受的时候，我事实上就获得了左翼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储备。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思想危机，实际上也使得之前获取的左翼理论资源被激活，在这以后，我更自觉地追索新左派和批判理论在欧美的历史线索，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资源。
但比类似自我嘲弄更为深刻的感受是，殖民统治绝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统治，也是文化的摧毁，曾经差异性的地方知识与文化被暴力毁灭，令第三世界经历着精神上的赤贫与效颦。序号第三原本接续着序号第一、第二而排列。资本主义的全球版图不断地消灭着外部与异类。所谓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正因此而诞生。
新京报：面对那样一个激变的社会境况，除了学术上的回应，思想层面有发生变化吗？
这是我的失败，也是我的获知与获得。
也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自觉地开启和推进文化研究领域的工作，当然是仿效西方，例如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脉络，建立课程，组织研究团队，写作相关学术文章。这大约就是我的第一次学术转型。
自此，产生了我的学术成果：“萨帕塔运动”研究。我是编纂与翻译，也是学习与理解。我们抵达恰帕斯，重返恰帕斯，与当地的行动者、学者、原住民共处，访谈，请教。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了对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研究。
当时我对此的回应是我接受了乐黛云老师持续三年的邀请，离开北京电影学院，来到北京大学，同步朴素地开启了我尚不自觉的文化研究的工作。其实最早我只是直觉地想把自己的电影研究坐落在一个更大的参数和更宽的场域中去，我开始关注与研究文化市场，关注文化的生产过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领域名曰culture studies。我总说一个故事，我第一次到北美访问，被那里的学者介绍为中国的scholar of culture studies。我只能悄悄地问朋友：What do you mean by culture studies？我做的明明是film studies。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我此生确实没有追赶过任何学术潮流，的确就只是直觉的选择或不经意的遭逢，我因此幸运地开启了新领域的研究。
新京报：在方法论层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启，还有你曾经提到的经济政治学转型。你现在依旧认为那是一个失败的转型吗？
当然，坦率地说，这也关乎我的学术位置。那时候，我在电影研究中的位置已经初步建立了。可是突然间我无法回避的是，自己此前所形成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有效阐释当时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会合的事实。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困顿或是危机。
戴锦华：所谓政治经济转型，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放弃。放弃的原因不是跨学科，也不是学术的难度，而是我发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科学和我的构想间存在着落差。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建构性的功能性学科，服务于社会的主体结构。因此，相对于人文学科，后者似乎包含了更大的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空间。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给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维度和助力，但我的选择是借助社会科学，在他们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行。
最早的一次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商业化带来的，一方面是大规模的体制转轨，另一方面是社会整体价值体系的崩解、颠覆与混乱。我当时非常真切的感觉就是身边的一切都快速流逝，我置身于流沙之上，无以立足。所以我就必须要去重新定位个人的生活、价值体系和学术工作。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确立自己的文化研究、领域、范畴以及工作方法。
这三条路径，或者说三个面向的追寻，相对其最初的预期，都可谓落空或失败了。但当我再度开启自己在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工作时，这一歧路或弯路显现出始料未及的意义。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经历的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学术转型，而是和社会激变同时出现的一种个人思想和生命的困顿，以及我对这种困顿的回应和突围。每一次的社会激变，我首先要回答的就是我要如何自处的问题。我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同时也要回应在社会重组过程当中，我自己曾经归属的社群的变化。说得朴素一点，每一次激变，最让我痛的是失去朋友——变化之巨，会在突然之间，令大家曾经的共识不仅不再共享，甚至彼此冲突。
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如同昔日的女性主义一样成为我内在的视野或者说是观照角度。更重要的是，我的确满怀感激和自豪，当我再次将目光转向中国，在此投入电影研究与文化研究之时，我可以笃定地说，我拥有了世界性视野。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将我们的视野拓展向世界，但彼时我们所说的世界视野始终是欧美视野，进而是欧美视野加（与）中国视野。当我以自己的双脚走过如此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抵达如此多基层与现场之后，我相信自己对于世界的整体与真实状况，对于现代世界的理解，对当代中国如何理解和进入西方思想史、如何放置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相互位置，有了自己真切的、知识与经验的参数。
戴锦华：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有一点迟疑，原因可能在于“学术转型”这个词。直到今天，我从开始时的不自觉，到后来高度自觉的状态是，我的学术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我的社会生存与我的社会关注紧密相关。这种相关度以及我用个人生命去面对与体验它的真诚度，对我来说是首位的，而学术评价系统反而要次要得多，我甚至不能或者说不想勉强自己去调整这种状态。所以你也可以说，我的学术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我不处理它，我会不安，甚至夸张一点来说，我不处理它就难以让自己的生活继续推进。
例如，我可以知道，当我们说在非洲思考、在亚洲思考、在拉丁美洲思考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在这样一个曾经以欧洲为中心，此后是北美君临的世界格局当中，每个区域处于什么样的相对位置，其困境与可能何以形成。同时，在具体的问题上，比如某一波电影新浪潮的发生，某一个非西方导演的成名，我会有迹可循地去发现其与文本脉络相关的社会事实与国际互动逻辑。
新京报：在过往的采访与文章中，你曾提及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困惑总会造成某种学术或思想的转型，而这些困惑又往往跟中国社会的转折有关。我们不如先从这几次困惑及转型开始说起吧。今天回望过去四十年的学思历程，你如何定位这几次转型？
当我重新恢复了频繁的国际学术旅行时，我也真切地感觉到，在世界各地，类似的生命经验不仅受到同行的重视，也多少享有人们的羡慕。因为我不仅经由学理，而且经由经验和视野，获取了对世界不同的理解和表述。
我的学术自觉：它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紧密相关
开始时我们提到的危机和应对，我说过，对我来说，这始终不是单纯的或有意识的学术转型，这也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对生命、社会与知识的诚实与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