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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仍然在路上

另一方面,则来自她拒绝遵从由男性所开启的学术规范。“在我一生当中,两种评价一直伴随着我。一种是说我过度女性化。比如认为我的文字太过情感性或情绪化,比如认为我的文字修辞性过强,不够学术,不够严谨。另一种批评完全相反,说我不够女性化,因为过度严密、过度逻辑、过度理论化,以至于它缺乏女性气质。”两种评价之间,戴锦华认为自己此生最大的任性,便是坚持自己的游戏、坚持自己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当然,“有代价,甚至惨痛,但我让自己‘输得起’”。

某种意义上,学术场域中的戴锦华一直难以被准确归类与言说。这种难,一方面来自她拒绝被绑在“学科战车”上,拒绝学术上的复制再生产。虽然她无疑是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科开拓者,但她从不认为自己是为学术生产而生产。“我这一生从开始时的不自觉,到后来高度自觉的状态是,我的学术必须与我的真实生命、我的社会生存与我的社会关注紧密相关。这种相关度以及我用个人生命去面对与体验它的真诚度,对我来说是首位的,而学术评价系统反而要次要得多,我甚至不能或者说不想勉强自己去调整这种状态。”

也是在这样的任性与拒绝之中,戴锦华曾主动从学术生产的“流水线”上消失了十年。世纪之交,社会的急遽变化让她人生中头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与工作方式产生了怀疑。对此,她的回应是投身于后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投身于大量关于全球六十年代的研究著作的阅读中,并在偶然中与一批人文社科的朋友共同开启了“广大第三世界”的访问考察和中国乡村调查。回头来看,戴锦华坦言自己确实因此漏掉了这十年间登临影坛的一代导演,但这十年也为她打开了新的思维方式,开拓了新的工作场域。

有趣的是,在大众的认知里,戴锦华一直从事的是电影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但她曾提到一位美国朋友替她回应了这种说法:“谁告诉你们这是三个领域?这不过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去做电影研究。或者反过来,是用电影研究当中获得的方法去做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则是其内在的立场。”

回来后,戴锦华频繁出现在大众文化的战场。无论是媒体采访、公开演讲,还是文化活动,戴锦华始终保持着对于社会与文化动态的高度关注。她研究流行文化,虽然很多时候是本着敬业的精神,但她真切地希望从中理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体会这一代人的爱与怕。她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那些无解的问题,分享二十世纪的逻辑,青春的逻辑,革命的逻辑,虽然很多时候她收到的反馈是“老师,你别……”的提醒,和一种被她称为无法化约的“代沟”。

戴锦华,现为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78年,她以理科生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据她称,这是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正如后来她坚定地选择教书这条路一样。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教书。1993年,在乐黛云老师连续三年的邀请下,戴锦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95年,从美国访学回来后,戴锦华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并在比较文学研究所之下创立了文化研究工作坊。自此,她开启了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科建制工作,虽然她一直强调这是一种反身命名的结果。

与此同时,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经历的新一轮变迁,让戴锦华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修订此前逐渐沉淀形成的问题系。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曾变过的问题,譬如,“我们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她认为,左翼思想者的工作始终围绕于此,也受困于此。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戴锦华此刻应该正在探访第三世界,或是在前往国际学术活动的路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全球传播阻断了她曾经首选的这两种介入方式。与此相应地,我们在B站、豆瓣等线上平台频繁看到她的身影。2021年年中,她在B站上开设账号“戴锦华讲电影”。如今,这一账号已收获了近五十万粉丝,累计播放次数一千多万次。在《性别与凝视:戴锦华大师电影课》的系列视频中,她每期解读一部全球经典影片,也会定期回答读者问题,依旧习惯性地长难句高频输出,依旧严肃而活泼。

2021年10月,我们和戴锦华做了两次访谈,聊了将近六个小时。第一次访谈,我们从她的学思历程聊起,聊到她生命中的困惑,聊到她对于当下现实的诸多追问,贯穿其中的,仍是许多无解却重要的问题。譬如,当我们提及她如何理解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断裂,她坦言:“我们需要坦荡地承认,我们此前既有的知识和思考近乎完全失效,我们对于这个被疫情所改变的世界和疫情之后(如果有)的世界,很可能一无所知。”

中文专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合著)、《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电影批评》、《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性别中国》、《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等十余部;英文专著有Cinema and Desire: 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1999),After The Post-Cold War: The Future of Chinese History (2018)。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曾在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访问。

我们也聊到女性主义的过去与未来,聊到我们各自与女性主义的连接。“事实上,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我毕生都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听到戴锦华在我面前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我有点不知所措。

戴锦华,1959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1993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是中国大陆最早从事女性主义理论、中国电影史论、文化研究的学者。

第二次访谈很短,我问她:“你对这个世界的原点式相信是什么?”她沉默了一阵子,忽然看向我说:“很早以前,我和一些朋友有过一次比较动感情的讨论,聊到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具神圣感的所在?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现在依然如此,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采写|青青子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戴锦华教授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