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犹太人（这是希特勒对第二问题的答复）本质上是国际性的，不能形成国家。对于希特勒来说，“犹太的”与“国际的”几乎是同义词。一切事物，凡是国际的，也是犹太的，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甚至提及了一个犹太国家：“犹太国家从来不是确切的空间，而是空间上漫无边际的但局限于一个种族的结合。”因此，（现在来了）这个“犹太国家”、“国际犹太人”，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敌人，它利用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攻击它们，在外交上通过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政方面通过议会主义与民主。所有这些都是削弱与摧毁国家的工具，是犹太人的发明，因为他们只想通过这一切达到一个目的：干扰与削弱“雅利安”民族为生存空间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而狡猾的犹太人不参加这种斗争），以建立它自己的、有害的世界统治地位。
对于第一个问题，希特勒只能确定一点：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这一点他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不作论证，尽管本需要一个论证。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有一个犹太教，而且是这一宗教在长达近一千九百年的犹太人散居期间使其作为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不用多说了，总之，对于希特勒来说，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但至于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希特勒显然从未完全拿定主意。尽管他经常有过犹太种族的说法，而且是在“劣等种族”与“另类种族”的双重意义上；但是在他的第二本书（那里有他反犹主义理论的极为详细的阐述）中，他（应该说更为准确地）称他们为一个民族，而且他甚至还承认犹太人享有他承认所有其他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与每一个民族的全部世俗行为的基本倾向是拥有作为动力的自我生存的欲望一样，犹太人也同样拥有它。”但他马上又补充道：“只是因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有根本上不同的天性，它们生存斗争的方式也不一样。”
这样，我们就有了希特勒对第三个问题的答复。为什么必须所有民族团结起来一起对付犹太人呢？它们不是都忙着相互争夺生存空间吗？答复是它们必须，恰恰因为它们必须为生存空间而斗争，因此它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投入生存空间的争夺。犹太人是这场漂亮游戏的破坏者；他们用其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国际性的）资本主义与（同样是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让其他民族放松了它们的主要任务与主要事务，因此他们必须消失，不仅仅从德国，而且从世界上完全消失。他们必须被“除掉”，但不是像一件家具那样被搬到别处去，而是像一个污点那样被除掉。人们也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出路。如果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那不算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是一个种族。如果他们试图通过与“雅利安人”通婚逃脱他们的种族，这就更危险了，因为他们会劣化“雅利安人”的种族，致使那个民族失去必须进行的生存空间斗争的能力。如果他们愿意融入这一民族，想成为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或其他国家的爱国者的话，那这是最糟糕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试图“将各民族推入相互的战争（但按希特勒的观点，这不正是各民族存在的意义吗？），而如此渐渐地借助于金钱与鼓动的力量成为它们的统治者。”我们看到，犹太人不管干什么，他们总是处于无理的地位，必须被消灭。
希特勒曾试图给这三个问题一个答复；但他的所有这些答复，都有些含糊不清与牵强附会；这里是希特勒思想世界散脱的边缘。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二个理论，即他的反犹理论，它完全可以独立于第一个理论，也就是其民族理论，甚至很难与它融为一体。二者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希特勒主义”、“纲领家”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可以说是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对称物。
第三个问题：如何将希特勒关于犹太人与其他人的斗争的学说，与他关于同样是永恒的（同样是上帝所欲的）其他人之间的斗争的学说融为一体？
“希特勒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认为，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全部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如是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希特勒那里有着完全对应的说法，“所有世界事件都只是种族自我维护本能的表现”。此类的语句有着巨大的感染力。谁读了，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错综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艰难的变得容易。它们会给予愿意接受的人们一种舒服的启蒙与知晓的感觉，而且会让那些不接受它们的人们产生一定的愤怒和不耐烦，因为这些斩钉截铁的语句带着一种伴音：“其他说法都是欺骗”。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坚定的希特勒主义者那里，我们都可以遇到这种优越感与不容置疑性。
第二个问题：按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在干什么，因而对于所有其他民族来说如此危险，并且必须得到那样一种可怕的命运？
但是，认为“所有历史”是这个或是那个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历史是一个原始森林，而不是一个人们开辟的可以借此开发全部森林的林间通道。在历史上发生过阶级斗争与种族斗争，另外还（更多地）发生过国家、民族、宗教、思想意识、王朝、政党等等之间的斗争。在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在一定条件下，完全不存在不与另一个人类集体发生冲突（在历史上的某时与某地也确实发生过冲突）的人类集体。
第一个问题：在希特勒的眼里，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宗教、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
但历史（这是这些斩钉截铁式的语句的第二个错误）的内容不仅仅是斗争。仅以民族和阶级为例，它们在一起相互度过的和平时代，要比战争时代要多得多，而它们做到这一点的工具与途径，至少与它们经常发生战争冲突的原因一样有意思，作为历史值得研究。
眼下我们对此还不作批判（尽管很难不加批判地重述这些杀气腾腾的胡言），我们只是叙述；但一个单纯的叙述也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工具之一是国家，而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在希特勒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只占有一个十分次要的地位。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关联中，即我们考察希特勒成就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即他不是一位国家巨匠；他甚至将他上台前的国家体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尽力摧毁了，并代之以一种“国中有国”的混乱状况。这里，我们在希特勒的思想世界中找到了这一错误行为的理论论证。希特勒对国家不感兴趣，对国家一无所知，不把国家当回事。对于他来说，关键在于民族与种族，而不是国家。国家对于他来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且，简言之，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在1933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不遗余力地进行战争准备，但他所建立的是一部战争机器，而不是一个国家。他将因此得到报应。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又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与第一个刚刚简述过的理论，我们可以说是民族理论，只能十分牵强地被归为一类。在那边，全部历史的内容只是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永恒战争。这里，我们突然获悉，这还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除了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外，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历史还有另一个永久的内容，即种族之间的斗争，它并不是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斗争（对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确切的种族区别，希特勒完全不感兴趣），而是白种人内部的斗争，是在“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即犹太人与其他所有虽然也相互斗争但针对犹太人属于同一战壕的人们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标不是生存空间，而的的确确是生命，这是一场灭绝性斗争。“犹太人”是所有人的敌人：“他的最终目的是非民族化，降低最高种族的种族质量，通过消灭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并以本民族的人取而代之，来统治这个种族大杂烩。”还有，“如果犹太人借助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战胜了这个世界的民族，那么他的皇冠就是人类的死亡花环，那么这个星球就会像几百万年前那样空无一人地在太空中运行。”这就是说，犹太人不仅要消灭“各民族的知识阶层”，而且显然要消灭全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人类当然应该团结起来，消灭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确不仅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灭绝者，不仅仅具体定义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而是定义为全人类的先锋：“我抵抗犹太人，就是在为主的事业而战。”在他的政治遗言中，他把“国际犹太人”称之为“所有民族的世界毒害者”，而在他于1945年4月2日给波曼的最后一次口授的结语是：“人们将永久感谢纳粹主义，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在这里，他简直把自己当作一位国际主义者与人类的造福者。
因为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一部战争机器，至多是一个国家拥有一部战争机器，而且它也不一定是一个民族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的思想的历史不超过二百年。绝大多数国家过去与现在都包含着许多民族，如古代的大帝国，但也包括今天（1978年）的苏联；或者只包括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如古代的城市国家与现在的德意志国家。它们并不因此不成为国家。国家的思想比民族的思想要早得多。而且，国家首要的目的不是打仗，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其居民外部与内部的和平，不管他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维持秩序的制度。（对外）战争与内战一样，是一种非常状态与国家紧急状态；为了应付此类非常与紧急状态，国家拥有其垄断暴力的军队与警察。为此，国家也是为了解决各式各样的矛盾，但不是用这些工具为一个民族在以其他民族为代价的基础上征服生存空间，或是为了改善种族而发动战争，或为了获得世界霸权。
到现在为止，就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我们只是短暂地涉及过一次：这是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第一个在他那里扎根的思想意识，比他的民族和大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还要早。但在以后的每一章里——尽管很恶心——我们都必须讲到他的反犹主义，因为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不仅仅是他所犯错误中后果最为惨重的一个，而且是他实际政治中最早的一个错误；在犹太人身上他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他对德国的背叛行为中，其疯狂的反犹心理也扮演着一个不小的角色。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反犹理论中有哪些错误。
对于所有这些，希特勒一无所知；或者更应该说，他不想知道。因为希特勒世界观的唯意志论特征显而易见：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他所想看到的世界。世界不是完美的，充满了斗争、贫困、痛苦，国家的世界，也充满了仇恨、敌对关系、恐惧与战争——可不是吗，那些不愿自我蒙蔽的人们太对了！只要希特勒所说的不超过这些，他还处在真理的范围之内。但他不是像路德那样悲伤、勇敢而认真地说出原罪，像俾斯麦那样镇定地正视他所说的人世的不完美事物，而是用那尖利的像尼采常常用来欢呼值得哀叹的事物的声调来叫嚣。对于希特勒来说，非常状态是标准，国家是为战争而存在的。但这一点他错了。世界不是这样，国家的世界也不是这样。在现实的国家世界里，战争都是为了一个和平状态进行的；自卫战争不用说，即使是进攻性战争，如果它想有某种意义的话，也是如此，每一场战争都以一个和平条约或国家条约，以及一个一般长于前一场战争的和平状态而告终。当战争定局的时候，就必须签订和约，否则战争没有意义。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希特勒没有看到这一点或不愿看到这一点，这导致了他的最为严重的一个失策。
在希特勒那里，这一切都乱了套。耶克尔（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跟随他那本贡献卓越的关于希特勒世界观的叙述）还试图把希特勒的种族学说指定在总画面中的一个固定的、逻辑上无可挑剔的位置，这或许有点牵强了。只有去掉一些东西，而且对于希特勒来说主要的东西，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只要人们使用家畜养殖者的“种族”概念（希特勒有时如此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只讲能够与应该通过“培育”改善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这样的解释可以说得通。按照这种解释，历史的主体是民族，历史的内容是他们为生存空间与世界霸权所进行的战争与竞争，为了这场战斗，它们当然必须不断加强武装，不仅在军事上与思想意识上，而且在生物学意义上，也就是通过“种族价值”的提高，即消灭弱者，以及有意识地培育他们有利于作战的特征。这一切虽然不正确——我们还会讲到这点——但能够自圆其说。但这不是希特勒世界观的全部，而只是其一半。其另一半是反犹主义，而为了它的论证与合理化，他需要另一个“种族”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它，他需要一个全新的、与第一种解释在许多方面矛盾的理论。
在希特勒的世界观中，战争都是占领战争，目的是为开战的民族获得生存空间，长久地征服（或消灭）战败的民族，最终获得世界霸权。这又是一个错误。自民族大迁徙以来，至少直到希特勒，也就是一千五百年以来，在欧洲没有进行过为获得生存空间的战争，欧洲已经是定居区域，这里的民族都有固定的地域；尽管在签订和约时某一个省会改变其国籍，或者整个国家（如波兰）会被邻国瓜分，但其居民还是生活在原地；生存空间既未获得，也未失去。在欧洲，生存空间不是战争的目的。这一点，希特勒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间断后才又推行，并给德国带来了惨重的后果。例如德国人从他们原来居住的东方地区被驱逐，而这正是希特勒一直所宣扬的战争的意义，并且在被占领的波兰也推行过。
“种族”概念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同时在希特勒那里，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一种是质量性的，一种是中性的区别意义。“良好种族（品种）”、“改善种族（品种）”，这些是家畜培育者使用的质量性概念，他们在培育某个品种的时候将价值低劣的排除在外，想通过培育突出某个品种的某些特征。当希特勒提及可以通过弱智者的绝育与精神不正常者的处死提高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的时候，就经常这样使用这个概念。但除此以外，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还存在着价值中性的、用来区别统一类别的各种不同群体的概念，当然这种概念也存在于人类、马与狗。人们把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群，完全不加褒贬地称之为各种不同种族。如果在希特勒之后人们不愿再使用这一概念的话，就必须发明另一个相同意义的概念。除此以外，在希特勒时代也通常把白色种族的各种分支（如日耳曼人、罗曼人、斯拉夫人）或者各种体形与头型（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或者“迪纳拉式的”）称之为“种族”，这制造了混乱，其中夹杂着偏见与专断的评价；对于某些人来说，“日耳曼的”或“北方的”要比“斯拉夫的”或“东方的”好听点。
出于另一个原因，“生存空间”也是一个错误的设想。因为在20世纪已经不值得为生存空间而进行战争。如果希特勒在宣扬与实行“土地政策”时，用被居住与耕种的土地面积来衡量一个民族的富裕与强大的话，那么他忘记或无视了工业革命。工业化以来，财富与强大不依赖于土地占有的大小，而在于技术水平。对此来说，生存空间的大小无足轻重。
直到这里，所有这一切想得尽管有些狭隘、突兀与冒失，但还能自圆其说。看到希特勒如何玩弄“种族”概念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有些不舒服了。这个概念是希特勒思想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种族问题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但希特勒从未作出定义，它常被视为与“民族”概念相同。按希特勒的思想，“一个最高级的种族作为主宰民族”应该在某一天统治世界，但到底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是德国人还是“雅利安人”？这点在希特勒那里从未得到澄清，谁在他眼里是雅利安人，也不清楚。只包括那些多多少少属于日耳曼民族群的民族吗？或许还包括除了犹太人以外的白种人？就此，我们在希特勒那里找不到任何答案。
对于一个国家的技术与工业的发展来说，过大的“生存空间”，即幅员辽阔而人口稀少反倒会成为一种障碍，对此苏联就深有体会。任凭它如何努力，也未能开发与发展那一望无际、资源丰富但人口太少的西伯利亚。总之，十分明显的是，今天世界上几个最贫困与最弱的国家面积辽阔，而几个最富裕与最安全的国家只拥有弹丸之地。希特勒在某些领域，如军事技术或者大众机械化方面，思维很现代，但他的生存空间理论完全还属于前工业时代。
而民族之间持久战争的第三个目的，即最根本的目的，是统治世界。这一点，在希特勒1930年11月13日的演讲中得到了最简要、最明确的表达：“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扩张，每一个民族都在向世界霸权努力。”而且这也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预感到，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将遇到问题，只有一个最高种族的、拥有全球财产与可能性的统治民族才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资格”。在《我的奋斗》的最后写道，它（无疑是指德国）“必须赢得这个地球上属于它的地位”：“一个在种族毒化的时代保护其最佳种族成分的国家，必然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之主。”
但恰恰是希特勒的这一错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对前工业时代的怀念，与对这个“非人性的”、人造的（两百年来，我们越来越快地进入）世界充满恐惧的厌倦，不仅在希特勒时代，而且恰恰在今天又重新兴盛起来。这些情绪让许多希特勒的同代人觉得他的生存空间思想很有道理——地图上的德国与其强大和人口相比不是太小了吗？但如果德国要重新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在此，希特勒的想法奇怪地与小亨利·摩根索一样——那么它确实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不过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它才需要。
战争的第二个目的在于统治与征服。“自然的贵族主义式基本思想所希望的，是强者的胜利与弱者的灭绝或者其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力量的自由游戏”的内涵，“它必然导致持续的互动进化”。
至于“20世纪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统治世界”的想法，出现得比希特勒早，并且在希特勒之后还存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幕僚库特·利兹勒就写道：“从理论上来说……每个民族都要无休止地生长、扩张、统治与征服，愿意越来越团结并且纳入越来越大的范围，成为越来越高级的整体，直到整个太空在他的统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百分之百的希特勒，不过表达得更为婉转典雅而已。但它仍然是错误的：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这些目标。难道瑞士人与瑞典人不是民族吗？即便就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大国而言，我们也不能说它们真正在（每个国家为自己）谋求世界统治地位：几百年来深深扎根于它们心中的经验告诉它们，它们不能消灭对方，每一次对霸权的企图，必然在欧洲招来一个其他受威胁的大国的联盟来挫败它。
这一对外自卫的内容就是战斗：“谁要生存，就该战斗，谁在这个永恒搏斗的世界里不愿意斗争，那就没有生存的资格”，而民族（或种族）之间斗争的方式，是而且当然是战争。如果观察正确，“战争就失去了其单个的或多或少暴力的非常特征，而是可以列入一个民族彻底的、有良好基础的、长久发展的自然甚至理所当然的体制。”政治是一个民族为其尘世生存进行生存斗争的艺术。外交是维护一个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的大小与质量的艺术。内政是维持一个民族为斗争所必需的、以其种族价值与人数为方式的力量投入的艺术。简言之，政治是战争与战争准备，这种战争的目标首先是生存空间。这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所有民族，甚至所有生物都有效，因为“它们的自我生存本能及其繁衍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整个生命进程展开的空间是有限的。生存空间的这种局限造成了生存斗争的必然性”。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它“（必须）为其在那条从今天局限的生存空间通向新领土的道路上进军积聚力量”。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消除……我们的人口与我们的领土面积——既作为粮食来源地，又作为权力政治的根据地——之间的不相称”。
威廉二世时期的泛德意志者也认为，当他们憧憬德意志世界权力的时候，一般只是指德国应该成为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他们想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在亚洲与非洲的德意志殖民帝国（以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为基础），而不是对世界的征服与真正的世界霸权。
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既不是阶级也不是宗教，严格地讲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或者种族。历史“是一个关于一个民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所有世界历史事件只是种族自我生存本能的表现”。国家“原则上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它把人们的种族生存视为其目的”；或者，不那么防守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与促进”一个物质上与心灵上同类人的共同体，“内政的目的在于保障一个民族对外自卫的内在力量”。
当希特勒说到世界霸权的时候，很显然是当真的，尽管他基本上不期待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比建立德国在欧洲特别是包括苏联在内（他对殖民地的兴趣不大）的统治更大的目标。但这个他试图从被征服的欧洲改造而成的、在其中各民族应该按照一个新的民族等级融合的“大日耳曼帝国”，应该成为真正的世界统治的跳板。
现在我们尝试着简述一下希特勒的历史政治世界观，即“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它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不错，我们这个通过科技缩小的、受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世界需要统一，有关世界统治（世界统一、世界政府、世界统治，这些设想都很相近）的想法，由此在20世纪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希特勒的错误不在于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思想。希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德意志帝国看成了一个真有希望的世界统治的候选国。当时的德国无疑是一个大国，在欧洲是最强大的，但还是几个大国中的一个，在试图同时成为欧洲霸主与世界霸主的时候，已经失败过一次。只有当欧洲的统一实现了（而这是不能通过占领与征服实现的），如此统一的欧洲（而德国必须融入它）才或许会在竞争世界统治地位时不落后。但是欧洲的统一意味着“犹太国际主义”！希特勒相信可以仅仅通过一个大德意志帝国，通过种族政治与反犹主义而实现之；这是一个极端低级的错误。通过在养畜意义上的种族素质的改善，使德国得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武装，且不说这方面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就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而希特勒却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所设想的一切。至于反犹主义，不仅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他的反犹主义观点也是错误的。
譬如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而且（这一点自希特勒以后几乎无人再敢说）也存在着各种种族。一个在他的时代几乎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国家与民族应该尽量相互吻合，即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认为在国家生活中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也只是在希特勒之后才变得值得怀疑；而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这只是个例子，它警告我们，不要把希特勒所想过、说过的一切，只是因为希特勒如此想过、说过就都一概否定；不要对每一个把民族与种族当作现实的人，或者为民族国家说话并且正视战争可能性的人，用致命的恶名“希特勒”让他闭嘴。我们总不能因为希特勒算错了账就废除数目字吧。
希特勒真的以为（不仅被引用的书面与公开的，而且战时的口头与私下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以他的反犹主义能够获得在全世界对德国事业的好感，可以把德国人的事业做成人类的事业。他深信，世界上到处都是反犹主义者。但是，希特勒的灭绝性反犹主义只在东欧有，他是从那里得到的；而且，为了维护乌克兰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的名誉，我们必须指出，那里的反犹主义不是以希特勒式的关于犹太人奴役与消灭“雅利安”人的狂想为基础的，而仅仅是因为犹太人在那里完全作为一个完整的外来民族定居。在其他地方，他们都不采用这种定居方式，因此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都不以灭绝或“赶走”犹太人为目标。
第二种危险更大，因为希特勒思想的出发点几乎全是非原创性的。其原创部分（几乎全部可以被证实为错误的）是他演绎的，与他的建筑设计一样，传统的古典建筑风格是其设计的基础，这本身无可非议，但被他夸张、炫耀与挑衅式的比例糟蹋了。他的基本设想，他的出发点，与其绝大多数同代人相同；有些甚至是属于“二加二等于四”这类人所共知的道理。
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绝大多数是宗教性质的，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以前公开攻击犹太人与其他信仰者。这种宗教的、最常见的反犹主义的目的，不是灭绝犹太人，而是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如果他们接受了洗礼，那就没事了。
一方面是因为，只要不对希特勒思想进行批评，那么希特勒的思想（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多），不仅只在德国人中，而且在自觉的希特勒追随者中，将继续阴魂不散。另一方面是因为，只要这些思想中的错误部分不与或多或少是正确的部分区分开来，正确的部分就有被禁止的危险，只是因为希特勒也曾经这样想过；但二加二仍然是四，希特勒无疑也会赞同。
其次，还存在着——特别是在农村——一种社会反犹主义：在那里，人们憎恨那些以贷款为业的犹太人，而在犹太人获得解放（即平等权利）以前，这是唯一允许他们从事的职业。尽管听起来很矛盾，这种社会反犹主义的目标是犹太人的解放。当犹太人以另一种功能身份出现的时候，这种反犹主义就消失了，譬如某个地方偶尔有个犹太人医生，那他总是很受人尊重，很受欢迎。
但希特勒恰恰不是机会主义者或本能政治家。尽管希特勒在策略与时机问题上很相信他的本能（他的“直觉”），但是在政治战略问题上他却是以固定的甚至固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的。而且，他把其基本思想编织成了一个边缘松散但差不多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一套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耶克尔可以说是从希特勒政治著作中的许多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的段落中重新合成了这套理论，但是，耶克尔也就此止步了。他认为，对此进行批判是多余的：“对于文明的人们来说，不言而喻，这一实现世界观的途径，从一开始而且毫不遮掩地就是战争，在野蛮性与残忍性上大概从未被另外一种世界观超越。”太对了。批判性研究需要进入到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深处，而这确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仍是必要的，出于以下相互对立的理由。
最后，还有一种新的、在犹太人解放后出现的反犹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竞争性反犹主义”。自犹太人解放以来，即大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也承认这一点）犹太人之间的团结，很明显地在许多国家的许多领域取得了领导位置，尤其是在所有文化领域，但也在医学、律师、新闻、工业、金融、科学与政治领域。他们成为了许多国家的精英，如在魏玛共和国，至少在魏玛共和国的柏林，甚至可以说是第二批贵族；而他们因此不仅获得了应该得到的钦佩，而且也遭到了嫉妒与反感。谁要是出于这些原因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他希望一些犹太人得到一些谴责。但是要灭绝犹太人？不可思议！当希特勒只是口头上发泄其对犹太人的杀气腾腾的疯狂憎恨时，其他所有国家的反犹主义者的反应是摇头；而后来当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大为震惊。因为甚至常见的反犹主义者也只同意希特勒所散布的、关于犹太人的错误与荒谬言论的极小部分。这里我们要对此作一简短批判；简言之，实际上它们已经在我们叙述以后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值得更近距离地看一看希特勒的政治世界观，把其中错误的与正确的，至少说得过去的部分区分开来。奇怪的是，这一工作几乎到现在还没有人做过。在1969年艾伯哈特·耶克尔把希特勒分散在书籍与演说中的思想梳理出“希特勒的世界观”之前，有关希特勒的研究甚至都不愿意承认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世界观；相反，可以用英国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话来总结在此以前的主流观点：“纳粹主义的唯一原则只是为权力而权力，为统治而统治。”这一点与罗伯斯庇尔和列宁是截然相反的，在他们那里，“夺取权力的意志……是与主义的胜利一致的”。甚至直到今天，对于许多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人来说，希特勒还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个本能政治家。
希特勒可以无数次地重复说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事实恰恰相反。犹太教像一块无法忽视的巨大岩石屹立在世人眼前：它是第一个而且是最纯粹的一神主义宗教，是唯一一个敢于设想唯一的、无名的、无图像的、不可触摸的、不可理解的上帝理念的且坚持这一非凡理念的宗教；也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长达一千九百年的散居与反复的迫害中将其信徒作为信仰集团团结在一起的宗教。希特勒看不到这一点，可能确确实实没有看到。因为他本人不信教，尽管他习惯在口头上呼吁“天意”与“强大无比者”，而且也没有感觉宗教对他人有意义的功能。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基督教会的态度上。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得到它。“照耀”其末日的可不是未来荣誉的光辉。但完全正确的是，他是按照自己设计的纲领从政的，而且给自己的政治行动增加了困难。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几乎是设计了他的失败。因为他自造的世界观，他的纲领的基础，是错误的；就像一个使用一张错误地图的旅行者无法达到其目标一样，以此世界观为向导的政治不可能实现其目标。
很显然，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即使把“种族”概念用于白种人的各种部落与类别，他们也不是种族。譬如今天的以色列就完全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每个来访者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验证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犹太教从来都是一个传播性、竭力劝诱他人改变信仰的宗教。在罗马帝国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民族、部落的成员及各种类别的白种人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教与基督教几百年来是传教竞争对手。甚至还存在一些犹太人，尽管为数不多，甚至属于黑种人与黄种人。阿图尔·科斯特勒最近令人信服地说明，恰恰那些受希特勒迫害的东方犹太人大部分可能不是闪米特人，而是卡萨尔人的（原来在伏尔加与高加索之间居住的土耳其民族）后代，他们在中世纪接受了犹太教，后来向西方与西北方迁徙了。如此看来，甚至“反犹主义”（“反闪米特主义”）一词也不准确，但我们出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使用它。
希特勒很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也是我们不能随便把他归类为右翼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不仅想当一个政治实干家，而且想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与目标树立者，（正如他以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所说的那样）一个“纲领家”；可以说，他不仅要当一个“希特勒主义”的“列宁”，而且要当一个该主义的“马克思”；他特别自豪地认为，自己既是“纲领家”又是政治家，这在“人类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才会出现一次。不过，他很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按照某种理论、一个“纲领”行事的政治家，一般要比纯实干家碰到更多的困难：“因为一个人的未来事业越伟大，为此的斗争也越艰巨，其成功也越罕见。但如果在几百年中有人获得成功，那么他或许可以在晚年得到即将到来的荣誉的一丝光辉之照耀。”
我们能把犹太人称为一个民族吗？这倒是可以说的。尽管他们无疑缺少那个最标准的确认民族的标志，即共同的语言。英国犹太人说英语，法国犹太人说法语，德国犹太人说德语，等等。另外正确的是，许多犹太人（大约是绝大多数）自获得公民平等权利以来，都成为了其家乡的爱国者，在有的地方，如在德国，他们成为了超级爱国者。尽管如此，还可以看到一种犹太人的超越国界的归属感与团结感，一种犹太人的民族感受，今天特别表现为普遍的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团结。而且不难解释，对于长期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民族来说，宗教在其他情况下也充当民族凝聚的工具。譬如波兰人与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也有一个明确的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比波兰人与爱尔兰人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生活时间更长的犹太人那里，宗教起到的团结与造就民族的力量可能更为强大。经常的迫害也让犹太人更为团结。尽管一些人自己放弃了该宗教，宗教以及因迫害产生的团结力量，在他们那里还会继续起到作用。这一点也可以在其他宗教那里观察到。一个前新教教徒与一个前天主教教徒的思想方式的区别，并不比一个新教教徒与一个天主教教徒之间小。他们的精神习俗受着他们父辈与祖辈好几代人的影响。对于一个像犹太教这样强大的宗教来说，要对放弃这一宗教的人失去其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另一种政治家类型，试图将某种理论付诸实施，以服务于其国家或政党，同时为天命、历史或进步服务，绝大多数属于左翼，而一般更少成功；失败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与乌托邦分子，多如海边的沙粒。不过，一些伟人也以此类政治获得了成功，尤其是那些伟大的革命家，例如克伦威尔、杰斐逊，20世纪有列宁等人。尽管他们现实中的成功总是比所期待的要丑陋，但这并不影响其成功本身。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的理由，更不用说是怀着像希特勒一开始就带有的对犹太人杀气腾腾的仇恨与灭绝决心去迫害他们的理由。我们只能把这种希特勒特有的对犹太人的憎恨，当作一种病理现象来看待，因为希特勒试图用来证实憎恨的理由，即犹太人有着灭绝所有“雅利安人”的世界阴谋不仅显然是个错误，而且还是妄想型精神错乱。或许连这个也不是，只是一个用幻想作出的谋杀意图的合理化。总之，它完全是错误的。“世界犹太人”不仅没有希特勒所捏造的那些阴暗的目标，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目标。相反，恰恰在希特勒时代，犹太人处在其三千年历史上最为分裂的阶段，在传统的宗教性与现代的世俗化之间、在同化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出现了多方面的分裂趋势，更不用说，世界上所有大规模的政党分裂也离间了自其市民解放以来（与以前完全不一样地）融入了世界的犹太人。一百年或五十年以来，大部分人通过同化、皈依与通婚完全自觉地放弃其独特性，甚至完全融入了各自的国家；而任何地方的犹太人没有像在德国的犹太人那样，充满信心与激情地融入了当地的国家。当然，也存在一些顽强抵抗的犹太人。简言之，在犹太人遭遇希特勒可怕打击的时候，被希特勒视为强大的与魔鬼般的阴谋集团的犹太人，其共同体实际上正处在全面危机之中，它从来没有如此虚弱过，正开始四分五裂。众所周知，他们像绵羊走向屠宰场那样走向了集中营。希特勒屠杀的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而是手无寸铁的人们。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等级、阶级、机构与政党的生命，也远远长于服务于它们的个人的生命。结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而且有意思的是，右翼居多）会务实地行动；他们不可能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其中短暂登台的剧目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干眼下该干的事情；他们这样比那些追求远大目标而试图（绝大多数是徒劳地）看透“整体”意义的人们更成功。甚至还有政治不可知论者（而他们往往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完全不相信所谓“整体”的意义。譬如俾斯麦就说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国家、权力与尊严，与一只公牛一脚就踩烂的蚂蚁窝，或者一个遭遇一个蜂农的蜂窝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