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的计划中，英国被设计为一个盟友，至少是一个善意的中立国。希特勒没有作出侵犯英国或一场海上战争或封锁的准备。冒失地登陆他不敢，鉴于英国的海军与空军优势，也不无道理。恐怖轰炸，被证实为一个让英国放弃战争的劣等工具；它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样，自1940年起，希特勒拖上了一场不情愿的、无法终结的与英国的战争，这是他1938年至1939年决策错误的一个征兆。
宣战，还不真正意味着战争。在物质上与精神上，英国与法国在1939年都没有做好对德积极作战的准备；它们让希特勒对自己开战。对法国作战来说，他是有准备的，而对英国作战，却没有。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法国的“消灭”一直是针对苏联的主要战争的前奏。1940年的对法战争也就成了他的最大成功。
但是，他战胜了法国，这在全欧洲赋予了他不可抵御的光环，而且他占领了从挪威的北角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整个西部大陆。《慕尼黑协定》给予了他一个针对东欧的机会，而现在他又获得了一个针对全欧洲的机会：赋予欧洲一个“新秩序”与长期巩固德国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出现在他眼前，而且几乎不可回避：因为现在已经打了仗，一场胜利的战争，如果不是白打的话，就要缔结和约。而且，法国不仅愿意缔结和约，它的有些现在执政的政治家甚至愿意建立盟友关系。他们明确提供的是所谓的“合作”，这是一个完全有伸缩性的概念。如果希特勒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在1940年的任何时候与法国缔结和约，如果这一和约缔结得比较宽容的话，它无疑也会使所有那些被希特勒侵犯的西欧小国渴望和约。先与法国缔结和约，然后与法国一起召集欧洲和平会议，或许可以在此会上建立一种欧洲国家联盟，至少一种防卫与经济共同体：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处在希特勒位置上的德国国家巨匠来说，是举手之劳。另外，它可能是将英国在心理上解除武装，终结与英国的战争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如果那些让英国为它们向希特勒宣战的国家已经与希特勒缔结了和约，那么英国还应为谁而战呢？它又能拿一个统一的、团结在德国周围的欧洲怎样呢？
他也没有组织其新的大帝国所需要的耐心，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终生任务。他最迟从1925年起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占领与征服苏联，作为准备，先打败法国。而且，我们已经提及，他要把他所设想的一切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没有时间了。1939年4月他五十岁了，我们记得他那句话：“我宁愿在五十岁的时候打仗，而不愿意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提及，他本来想在1938年就开战。《慕尼黑协定》被希特勒的朋友与敌人看成是他的一个童话式的胜利，事实确实也是如此，但希特勒自己却几乎把它看成是一个失败：这并不如他的本意，他从英、法手里接过了他本想以暴力夺取的东西，而且他失去了时间。因此，他1939年强行挑起了1938年未能得到的战争：通过完全多余的对毫无抵抗力与软弱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与再次瓜分，他摧毁了《慕尼黑协定》的交易基础，而当英、法随后与波兰建立或重建同盟关系的时候，他几乎以一种“正好”的态度强行开战，由此激发了英、法的宣战。
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证明，这些可能性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的十二个月内，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不是先考虑一下，然后否定它们；这种策略的想法完全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提出和平的对象，不是被战胜的法国，而是未被战胜的英国，想起来，这是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行为。英国刚刚宣战，正在调动其力量与预备力量，它可以完全悠然而为之。因为它的海军与空军可以抵御入侵，它没有看到它参战的原因已被取消；相反，因为希特勒的新的进攻战争，以及对挪威与丹麦、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占领增加了，为什么它要缔结和约呢？愿意缔结和约的是战败者，而不是未战败者。
但是，希特勒缺少的恰恰是这些素质。我们已经提及他在国家巨匠的建设性天赋方面的缺陷：连自己的已经存在的国家，他都未能或不愿意给予一个新的宪法秩序；更别说一个必须新建的国家共同体了！这里所需要的国家建设方面的想象力，希特勒就是没有。说起来奇怪，他对这些现在放入他手中的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不感兴趣。对他来说，它们只是他下一步行动的协助民族、原料提供者与进军区域。
战争的目的，在于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使对手签订和约，如果胜方不利用败方签订和约的愿望，那么它就扔掉了其胜利。希特勒扔掉了其对被战胜的、愿意签订和约的法国的胜利，反而转向未被战胜的、不愿签约的英国，而且也不示意自己会在造成与英作战的争议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他在扔掉对法国胜利的同时，还扔掉了统一欧洲的、使得欧洲愿意接受德国霸权地位的机会，这把他的失策扩大到大错特错的地步。奇怪的是，这一巨大失策在希特勒的研究中至今没有被看到。
这就是说，希特勒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一个梦想：一个充当原奥地利后继国家，以及在德奥与俄国之间整个区域的领导国家的大德意志国家，而所有这些是在没有经过战争，在英、法完全同意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苏联虽然对其西边的这一巨大的权力集聚满腹狐疑，但也无可奈何。现在要做的，只是整理这一新建的大德意志—东欧帝国，将它纳入正轨，给予其所包含的各个民族适应新形势的时间。此时已经不需要战争，而不通过战争达到目标，是英、法同意的潜在条件。它们本来要在慕尼黑“为我们这个时代（购买）和平”。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从慕尼黑回来后（后来证明是过早地）宣布已经实现目标，这是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从现在开始将有好多年处在和平的忙碌之中。因为组织与巩固张伯伦与其法国同事达拉第在慕尼黑给德国提供的辽阔与繁杂的东欧势力范围，除了礼貌分寸与细致入微的政治感觉以外，还需要两个东西：建设性的国家艺术（可以说是国家建设艺术）以及耐心。
不过，我们也难以想象希特勒会是一个宽容的胜利者，以及有远见的、有耐心的和平使者。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后一次广播讲话里，他称自己是一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人，即只知道打、打、打。这一自我描述，原意本是自我夸耀，但实际上是一种或许有些过分的自我指责。希特勒不仅只会使用暴力，而且也很狡猾。但是，他从未理解克伦威尔关于“一个人并不真正占有他仅仅通过武力占有的东西”这一名言中的哲理；他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这或许是绝大多数有关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提到他1940年夏天失去的巨大机会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将“影片”恰恰停在1940年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要正确判断希特勒的强点与弱点的话，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同时而完全地看到这些强点与弱点。
1938年3月，希特勒通过兼并奥地利，将德意志帝国扩张为大德意志帝国，同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协定》中允许这一大德意志帝国又兼并德意志人居住的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边境地区。《慕尼黑协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它寄希望于与法国的联盟，但未能如愿）；它实际上意味着英、法在政治上退出东欧，承认直到苏联边界的东欧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慕尼黑协定》遗留下来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便成了希特勒手中的面团。他让波兰与匈牙利参与了对捷克的抢劫，这样它们就成为了他的盟友，而且是一个强者的弱小盟友。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已经与德国经济建立了紧密联系，几乎可以说是依附关系，也必须寻求在政治上建立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它们与法国的盟友关系在《慕尼黑协定》后已经失去了价值。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友，它们现在又在向德国靠拢。
希特勒毕竟自己造就了那个被他扔掉的机会。他无疑证实了自己是意志、精力与成就力量的一个化身。他展示了他所拥有的不容忽视的政治才能，尤其是那确实可靠的、对一个对手潜在弱点的嗅觉，以及一种“冰冷地”利用这些弱点并“闪电般地”作出反应的能力（“冰冷地”与“闪电般地”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词语）。另外，正如他在这一历史时刻证明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完全是罕见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的结合；但他完全不拥有的是国家巨匠的想象力、建设持久事业的能力。因此，与他在此前不能在国内建立一个宪法秩序一样，他不能达成一个和平条约（和约对于国家共同体来说的意义，与一部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一样）。他对于确定状态的恐惧与他的急躁，也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两者又与他的自我欣赏有关：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完全信任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不能建立束缚他的机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纲领，所以他不能培植一种需要时间成长的事业，不能把任何事情留给后任去做，连接班人都不安排（关于接班人的想法一直使他感到不舒服）。
下面我们先简述一下史实。
关于他那些造成严重疏忽性错误的性格缺陷与天赋的不足，就讲这些。除此以外，对1940年的严重疏忽的原因，也在于“纲领家”希特勒的思想错误，我们已经在“错误”一章中讲过。
但我们不能做白日梦。德国有了希特勒，这一格局是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与强大的、尽管先是被德国统治的欧洲，还是发展成为事实上发生的结果，完全决定于希特勒——不管历史学的社会学派怎么说。希特勒1945年2月在波曼笔录里说：“我是欧洲的最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他说得对。不过，他还应该补充一句：“而我摧毁了这个机会。”他摧毁了这个机会，这是他的第二个重大失策，即让他的欧洲政策受到他的反犹主义的连累。为了理解他是如何与为什么将这个机会摧毁的（而且连续两次），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他1938年秋与1940年夏的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两次得到的机会，两次要么没有看到，要么故意扔掉这种机会，一个两次重复的疏忽性失策，与他1941年更为明显的失策（向苏联与美国的宣战）一样严重。
对于“政治思想家”希特勒来说，战争是正常状态，而和平是非常状态。他看到，和平往往可以用于备战。他没有看到的是，战争总是必须应该用来缔结和约。对于希特勒来说，所有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胜利的战争，而不是赢得的和平。他自己曾经在（口头上一再保证和平的）六年里准备了战争：而现在，他有了战争，就不能让它这么快地走了。有时他干脆直接说出来：如果他在对波兰与对法国战争胜利后让一段间断性和平状态出现的话，那么就不那么容易让德国“振作起来”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新战争。
这一点让人能够理解，希特勒1938年在欧洲与1940年在战胜法国以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可以感到一点和解与服从的愿望，当然这在当时还不能算是与19世纪中期德国统一期望一样强烈的对欧洲统一的期望。这在1945年以后才有，而那时孩子已经掉到井里去了（太晚了）。但是，一种屈从暴力，从对不可抵抗暴力的屈从中获得最好结果的愿望，在1938年与1940年完全是存在的，它至少在某些地方是与认为欧洲或许完全需要较高程度统一的预感有关联，哪怕是以德国的（或许只是初期的）霸权地位为代价。人们仍然记得，1866年俾斯麦的普鲁士是如何通过战争统一了被战胜的德意志诸邦，然后又逐步融入了如此统一的德国。一个胜利的德国也将如此逐步融入统一的欧洲，逐渐磨损其可恶的棱角，这难道不可思议吗？或许甚至可以通过迎合行为加快这一值得追求的进程。这些想法在几乎所有国家（尤其在法国）都很普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人愿意回忆起它们。如果当时德国有一个俾斯麦，而不是希特勒的话……
希特勒尤其不愿意与法国缔结和约，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强者的胜利总是意味着“弱者的消灭或无条件地屈从”。恰恰在《我的奋斗》中涉及到法国的地方，“消灭”一词似乎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他在那里写道，“我们与法国之间永久的本身无结果的搏斗”，只有在“德国只是把消灭法国看成随后能给予我们民族在另一个地方扩张可能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在1940年的条件下，当希特勒还希望英国回心转意的时候，希特勒不能在法国推行已在波兰推行的、下一年行将在苏联开始的消灭政策。但除了消灭以外，希特勒不能想象另一个涉及法国的战争目标，因此他的思想更不能允许与法国缔结和约，而为了起到有益的作用，它还必须是一个和解的和约，甚至是一个统一的和约。消灭的思想没有被取消；只是其实现被推迟了，或者至少是未作出决定。至少希特勒不愿在这方面给自己制造障碍。
与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在许多方面（如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宪法上的混乱、法制的瓦解与被迫的文化狭隘性）是一个噩梦一样，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欧洲无疑也会是一个噩梦。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另外的东西：19世纪欧洲的均衡体制在20世纪已无法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和平秩序摧毁了它的核心，而1939年英、法在长期犹豫后半心半意作出的重建尝试，在1940年就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验证明，欧洲要么接受德国的霸权，要么接受美苏霸权。无疑，就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霸权的样子，美国的霸权远远比它好，甚至可以说苏联的霸权（尽管有人会否定这一点）也比它好些。但是，德国的霸权地位或许能统一欧洲，而一个美苏霸权则必然分裂欧洲。一个由德国霸权统一的欧洲能保住其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一个被美、苏分割的欧洲必然仓皇地失去它们。
在这里，希特勒的两个初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个性，即他对确定的恐惧与他的纲领方面的固执，以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两者融合，使他变得有些无视现实。他既看不到不希望得到的、不在计划内的机会，也看不到与纲领不吻合的危险。在这里，他有别于与他有许多共同特征（包括残酷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的斯大林：斯大林一直对他周围的现实保持着警惕的目光；而希特勒则自以为能够移山倒海。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目标可以实现或值得追求。今天只会有少数人肯定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1938年秋天与1940年夏天的欧洲局面，而且将欧洲在希特勒之后的可怜地位与希特勒以前欧洲的世界地位相比较，那么我们会陷入沉思。欧洲如果要维护这一世界地位，不是必须统一吗？如果能在不借助于暴力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统一，它是否至少在初期阶段需要其最强国家的霸权地位？而德国不就是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吗？总之，不仅仅德国人（他们的两代人）是以“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1938年与1940年所显现的是，许多非德国的欧洲人尽管或许有所保留，但也随时准备说出一个犹犹豫豫的“是”。1945年以后的结果表明，他们的态度还不算完全错误——或者说，可能还不算完全错误——如果他们所面对的德国不是希特勒德国的话。
所有这一切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年里，希特勒不自觉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欧洲大陆和约必然让英国的战争意志瘫痪的可能性，他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对整个与英国的战争都不感兴趣：这场战争不在计划之中，它不能被纳入希特勒的世界观。至于在英国的后面，美国正在危险地接近，希特勒不把它当回事。他深信，美国的军备还落后，内部干涉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之间矛盾重重，在最严重的时候，还有日本在牵制美国。在他自己的行动纲领中，没有美国的位置。这一纲领要求，在针对法国的准备性战争以后（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尽管没有一个和约终结它）发动一场主要战争，即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在一些反复以后，希特勒最终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尽管在他的纲领中，英国本来在这场德苏战争中不是被设计为敌对国，而是作为盟友或者善意与中立的旁观者；尽管在这场进行着的、违背纲领的对英战争中，苏联本来作为原料与粮食供应者起着不可或缺的、突破封锁的作用，而且表现得忠实可靠。对于第二点，希特勒不以为然地认为，一个被占领的苏联，比一个善意与中立的苏联，将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原料与粮食提供者。至于英国，他自我说服地认为，如果其对苏联作为未来盟友的希望落了空，英国将绝望地放弃对德战争。他没有看到，苏联没有给英国的这种希望任何养料，而英国显然没有希望苏联，而是希望美国成为未来的盟友。
在今天（1978年），这一问题只要被提出，一般就不加讨论地被肯定了，今天的联邦德国人也这样认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会像看疯子那样瞪眼看着他们的父亲与爷爷，因为他们竟会树立如此一个目标。不过，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父亲与爷爷们，也就是两代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一目标是合理的与可实现的，他们曾为此欢欣鼓舞，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生命。
我们不应过于认真地对待希特勒的这些合理化想法。希特勒进攻苏联，不是因为对英战争仍在进行；也不是因为1940年下半年与苏联的矛盾，这些矛盾到1941年夏天已经消除了；而是因为苏联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图上一直被设计为德国的生存空间，是因为在希特勒的时间表中，在战胜法国以后，现在上演全部征服剧目中主要节目的时刻到来了。早在1940年7月，希特勒就已经向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的意图，12月18日就此作出了决议，1941年6月22日，决议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以反犹主义给他的权力追求从一开始就加上了一个难以估计的障碍，这无疑是他的第一个严重失策，一个一直被低估的失策。不过，还必须有其他失策，才会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尽管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从一开始就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但希特勒曾有两次离他的目标很近的事实仍然毋容置疑：先是在1938年，当在英国与法国完全同意赋予他东欧霸权地位的时候；后又在1940年夏天，当对法国的胜利以及对许多其他国家的占领，几乎将苏联以西的整个大陆放到了他的脚下的时候。这迫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或在欧洲的霸权，是不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个乌托邦，希特勒的这一目标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希特勒对苏联的（未受挑衅的）进攻是一个失策，而且是一个单独就决定战争结局的失策，这一点今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最多可以提问的是，是否当时也能被看出是一个失策。1941年苏联被普遍低估了（英国与美国总参谋部都预期苏联会快速战败），而苏联在其1939年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也为此提供了一些依据。1941年令人鼓舞的初期战果似乎在证实希特勒对苏联抵抗力量的低估是正确的。他如果用另一种战略是否会拿下莫斯科，直到今天还有争议。总之，他差一点拿下。
这些在1933年立刻成为了历史。希特勒使绝大多数犹太人受侮辱而由爱情变成了仇恨；除了德国犹太人以外，他还让那些继续忠诚于他们犹太人朋友的德国人（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德国人）变成了敌人。德国消极抵御希特勒潮流的一大部分，是由他的反犹主义造成的。这种少数（还不能说是完全微乎其微的少数）默默的不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希特勒，当然难以计算。譬如尽管德国文学界有地位与名望的作家几乎都流亡他国的事实希特勒能够承受，但这还是成为了从一开始就促成希特勒德国在世界上名声败坏的不确定因素。比这影响更大的是，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给德国科学界造成了大失血。不仅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犹太科学家流亡他国；重要的非犹太科学家也跟着他们的犹太人同事与老师出走了，而以前大批闻名而来德国的外国人不再前来。直到希特勒上台，世界核研究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1933年则移往了美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
但是，鉴于苏联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与1812年一样——1941年攻克莫斯科也未必能够终结战争。鉴于如此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怎么能结束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呢？很奇怪，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与以前对待法国一样，他不想军事胜利以外的事情。他的战争计划设想的也只是在军事胜利后，一直进军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线；这意味着，即使在那时，他还将有一个漫长的东方战线，而与英国的战争还在进行，还可能与美国交战。
自他们获得解放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都成为了优秀的爱国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像在德国那样达到了如此灼热的、深情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犹太人对德国人的恋爱事件（约格·乌特曼在其著作《面貌酷似的人，你这个苍白的伙计》中探讨了这种特别的犹太人与德国人亲和性的根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是施爱的一方；而德国人，如果没有把这种感情当作犹太人的纠缠而加以拒绝的话，他们最多只是（感到受了恭维，也有点儿不舒服）接受了其同国犹太人的崇拜。不管怎样，犹太人与德国人的恋爱关系在文化领域引发了灿烂的奇葩：譬如（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及其作家群，又如马克斯·莱茵哈特及其演员。而且，德国犹太人还为德国在20世纪初期在思想与文化、科学与经济领域第一次明显地超越英国与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现在与英国的战争，以及对被占领但未和平化的欧洲大陆的控制，已经牵制了德国四分之一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以及全部海军，包括相关的供应工业。这一没有结束的西线战争，也给了东线战争严格的时间约束。英国在开战时，在军备上落后德国好几年，但越来越强大，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在两年，最迟在三年之内，这两国将在欧洲转向攻势。所有这一切理由，都足以让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袖再三考虑，是否在1941年的背景下发动一场无人强迫的对苏战争。但希特勒只为自己负责，在《我的奋斗》中写下这一判断后的十五年里，他那未加核实的直觉一直在告诉他，“东方的巨大帝国”“行将崩溃”。他盲目相信这一直觉，以至于他连一套过冬装备都不为德国陆军准备。他深信，6月22日开始的那场战争，一定会在冬天到来之前胜利告终。众所周知，冬天的突然降临，给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军带来的却是第一场失败。德军指挥部的作战日记中对此写道：“当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的灾难降临时，元首……明白了，自这一转折点起……不能再取得任何胜利了。”这天是1941年12月6日。12月11日，希特勒又向美国宣战。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给他自己在德国设立了巨大的障碍（尽管这种反犹主义先是表现为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侮辱、诬蔑与歧视，还未让人看出其恐怖的最后表现方式），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侮辱，就足以把朋友变为敌人；而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简直是热恋着德国。令人感动的是，一小部分犹太人甚至在希特勒之后，尽管有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仍然是这样。
这是希特勒登峰造极的、恰恰因它是如此显而易见而一直最难解释的失策，他以此在1941年自掘了坟墓。他似乎从对苏闪电战的失败中得出了一个希望战败的结论，而且要一个尽量全面、尽量灾难性的失败。因为，如果在没有战胜英国与苏联的前提下，又加上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失败将不可避免，这一点希特勒不可能看不到。
关键之处不在于人们如何估计犹太人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希特勒可能过高估计了这种影响，那他就更应该把他们拉到他的一边去，而不是毫无道理地推向敌对的一边。因为直到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绝大多数完全是一个对德友好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敌对国对此深有体会。在美国，这种影响长期而明显地推迟了美国加盟协约国。在俄罗斯，它在由德国成功策动的沙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朋友成为了敌人，把本来处在德国一边的砝码推到了敌人的一边，其效应是双重的。
直到今天，对希特勒的这一（我们几乎要说是）疯狂行动都没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试想一下：这一宣战实际上是邀请美国对德作战。因为希特勒没有让德国对美积极作战的工具，他连能给美国一点不痛不痒打击的远程轰炸机都没有。而且，希特勒以这一宣战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做了一件最为舒心的事；因为一年多以来，罗斯福一直试图以其对英国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挑逗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罗斯福是希特勒的对手中毫无疑虑地愿意打这场战争的唯一一个，因为他认为它不可避免，但他因为国内的反对而不能自己开战。希特勒一年多以来（这也是理智的）尽力不挑衅，相反，他作出一些努力，通过鼓励与加强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势态，让美国转移注意力，不参加欧洲战争。恰恰现在这一转移美国注意力的政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开始了它的对美战争。如果德国现在保持沉默，罗斯福怎能指挥他那个受到日本严重挑战的国家不向日本作战，而向没有干任何伤害美国事情的德国作战呢？如果他那样做，他如何向美国人民解释呢？希特勒用他的对美宣战为罗斯福代劳了。
在政治界，同时追求两个目标，总是一个失策；当第一个目标如此高远，以至在集聚所有力量且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的时候，更是如此。每一个曾树立统治欧洲目标的人（查理五世、菲力普二世与路易十四）都失败了。这或许不是一开始就把每一个尝试都当作毫无希望而不作出的理由；还是可以设想，德国能够在20世纪实现西班牙在16世纪、法国在17与19世纪未能实现的目标。不过，鉴于可预见的、事情本身将带来的巨大阻力，这是一个（如无必要）不再附加上一个与本目标无关的另一目标的理由。谁要征服欧洲，就不应该在欧洲将会制造敌人的基础上，再附加上分散在全世界的（也在自己国内）影响巨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失策，特别是当这些额外的、自己人为制造的敌人原来是自己最好朋友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失策。在希特勒把他们当作敌人之前，犹太人就是德国的最好的朋友。
这是出于对日本的“尼伯龙根式的忠诚”吗？这不大可能。德国没有责任参加一场日本自己按自己的算盘开始的战争，反过来也一样。1940年9月的德、日、意三国联盟是一个纯防御性同盟。日本因此也没有参加德国的对苏进攻战争。相反，当1941年4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昭然若揭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却签订了一项中立协定，并且也严格恪守；而且，挡住德军对莫斯科进攻的部队，恰恰是从满洲里的苏日边界上撤回来的西伯利亚军队。希特勒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义上，完全有理由把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当成一个来得正好的、转移美国注意力与减轻德国负担的行动，对于德国来说，它完全可以成为这种意义上的行动。希特勒完全可以像日本坐视德国对苏联的战争那样，冷笑着观看日本对美国的战争，何况他也不能干什么支持日本的事情。他不是一个让感情依赖影响自己决策的人，何况是针对日本的政策，这就更不用说了。
一方面是各民族（更确切地说是白种人之间的，对希特勒来说，有色人种不算）永恒的争夺生存空间与统治地位的斗争，胜利的最高奖励是由一个民族统治世界；另一方面是所有白种民族针对犹太人的共同斗争。与此相应，政治家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追随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一个是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一个是“去除犹太人”，即消灭犹太人。前一个目的与后一个完全没有关系；两个目标甚至相互阻碍。
希特勒自己挑起他一直竭力想往后推迟的使美国参战，其原因不是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而是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胜利反攻，有证据证明它给了希特勒“再也不可能打胜仗”的直觉。有把握的，只能说这么多；但这样希特勒的决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释。哪怕当作绝望的举动来观察，对美国的宣战也难以理解。
不过，部分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错误。起码在他的一个思想错误（也是他的第一个思想错误，它自1933年起就开始起作用）中，“纲领家”希特勒就勾画出了政治家希特勒的轮廓。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看到，在希特勒的世界现象理论中，存在着两条十分不同的行动线索。
这一宣战隐藏着求救呼吁吗？1941年12月不仅显露出了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得到证实的事实：拥有两亿多人的苏联，就是要比只有八千万人的德国要强大；而且这一更为强大的国力长远来看必然要获胜。12月的事态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先是由于希特勒的意志力而得以避免的）前景，即一场在苏军进攻与苏联冬天的双重影响下很快会发生的拿破仑式的灾难。鉴于这种可能性可以想象，希特勒几乎盼望着英、美在西线的进攻，以便于至少可以不输给苏联，而是输给西方国家，他们可能会较为宽容地对待德国。但是三年以后，希特勒的决定否定了这种解释法。到了那时，当德国只有选择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得到致命打击的时候，希特勒作出了相反的选择，就此我们会在“背叛”一章讲到。另外，希特勒很了解美国的动员与军备方面的落后状况：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西方国家无论如何还没有登陆欧洲大陆的能力，美国人没有，英国人更没有。
换句话说，希特勒没有什么建树，而是（不过如此）捅了个大娄子。几乎没有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大人物”像他那样以惊人的猛劲打偏了，但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曾经两次——1938年秋与1939年夏——非常接近他的真正目标。所以，找出他所犯的、使胜利在望变为满盘皆输的错误，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游戏，同时对希特勒的个性进行研究，也不是病态的好奇心：因为他所犯的决策错误的根源，绝大部分在于他的性格缺陷。
或者希特勒想通过建立美、英、苏同盟——它只能是一个很不自然的同盟——来分裂他的敌人？他是否尤其认为，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会很快发生争吵，他可以借此脱身？这在“不能够再打胜仗”的局面下，尽管是一个幻想性的，但不完全是一个不现实的考虑？苏、英、美确实在以后的战争进程中多次发生十分严重的争吵，在1942年与1943年是因为“欧洲的第二战线”，1943年与1944年是因为波兰，最后在1945年是因为德国（不过，其中丘吉尔的英国比罗斯福的美国更会争吵）。后来的“冷战”，确实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准备之中，1941年的时候，不需要什么预见能力就能估计到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希特勒没有作出任何利用它们的努力。在1942年或者甚至在1943年局面的前提下，与苏联单独缔结和约或许还可以得到（那时，苏联可以说是遍体流血，几乎承担了战争的全部负担，无效地呼吁“欧洲的第二战线”），但希特勒一直拒之于千里之外；与西方缔结和约的可能性，他却通过恰恰在1941年以后的巨大罪行给摧毁了。
而希特勒所造成的，却是美国在西欧的、苏联在东欧的霸主地位，是德国的分裂以及所有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是一个拥有两个权力顶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原来的欧洲殖民地突然获得了狂欢节式的自由，欧洲（各国又有不同的等级）附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德国先是完全失去了其国家主权，跌落到了地窖的地位，被分裂与被占领，用了几年、几十年时间，也只是为了向上努力，获得美国与苏联的盟友地位；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停滞在这一地位上。
我们在寻找希特勒不可解释的对美宣战的动机时，必须依赖于猜测，因为他自己没有表露自己的动机。这一宣战不仅仅是最不可解释的失策（因为这一失策，他把一个几乎全面的胜利转换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失败），它也是他最为孤独的决定。他在为此召集的帝国国会会议上宣布它以前，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没有与他身边的、与在对苏战争开始以来与他度过主要时光的将领们说过，没有与他的外交部长，更没有与他的自1938年以来从未召集过的政府内阁说过。
希特勒所追求的，是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对俄罗斯的直接统治；另外维持欧洲对非洲与亚太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想建立一个权力金字塔，处于这个金字塔底层的是传统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与德国的新殖民地俄罗斯，中层是其他欧洲国家，又分层为德国的邻国、协助民族、卫星国与伪独立或半独立的同盟国，而德国则处在金字塔的顶峰。这个庞大的由德国统治的权力结构，应该在未来很有把握地进行与美国和日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但是，在丹麦外长斯卡维纽斯与克罗地亚外长洛尔科维奇两位外宾面前，他于11月27日，也就是在苏军的反攻还没有进行，只是德国的进攻被顶住的时候，讲了一些奇怪的话，这些话被记录了下来。“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话。1945年，希特勒确实命令炸掉德国所有还未倒下的建筑，去掉德意志民族任何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灭绝来惩罚德意志民族，因为它被证实无法征服世界。这种背叛念头，在碰到第一场失败的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了。这与我们已经熟悉的他的个性相一致：他喜欢作出最极端的结论，而且是“冰冷地”、“闪电般地”。对美宣战是希特勒内心已经变了主意的征兆吗？他现在是否已经作出了决定，既然他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被载入史册，那至少应该作为最巨大灾难的制造者？
我们必须追溯到很远的历史阶段（或许一直要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才能找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在较短促的生命时间内根本地与长远地改变了世界的先例。但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以独一无二的暴力成就引发了与其愿望恰恰相反的结果的例子。
有一点是肯定的：希特勒对美宣战，使得德国以莫斯科城前决战为预兆的战争败局彻底确定了；而且，他从1942年开始就没有再做任何扭转败局的事情。他再没有提出新的建议，既没有政治上的，也没有军事上的。他在前些年中不可否认的丰富想象力，自1942年起就像被风吹走了一样无影无踪了。从失败的战争中想办法挣脱出来的政治机会，甚至军事上的或者扭转战争命运的机会，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的意外胜利，都没有受到重视。似乎希特勒已经不对胜利而是只对其他事情感兴趣。
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会认为，没有希特勒，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没有希特勒，完全有可能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发生，过程与结局也会不一样，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联盟、战线与结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当今（1978年）的世界是希特勒的产物。没有希特勒，便没有德国与欧洲的分裂；没有希特勒，美国人与俄国人就不会驻兵柏林；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以色列；没有希特勒，便没有非殖民化，起码没有如此迅速的非殖民化，没有亚洲、阿拉伯、黑色非洲的解放与欧洲世界地位的下降。更确切地说，没有希特勒的决策错误，就不会有这一切。因为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这些年里越来越深居简出。人们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讲话。他不与民众接触，不访问前线，不视察遭受空袭的城市，几乎不作公开的演讲。希特勒只生活在他的军事大本营。不过，他在那里还掌着权，像以前那样不可一世，像在流水线上工作那样撤换着将领，并亲自作出所有军事决定——常常是奇怪的决定，如把第六军牺牲在斯大林格勒。他在这些年的战略是固执的、毫无想象力的。他唯一的方案就是“以一切代价守住”。代价付出了，但仍未能守住。自1942年底起在东线，自1944年起在西线，占领的地区一块一块地丢失了。希特勒没有反应；他打的是一场延长的阻滞战，很显然不再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获得时间。奇怪，此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现在他为时间而战。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认为，恰恰希特勒这样一个现象证明了，上述历史研究的整个方向是一条歧途，列宁等人的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影响局限于他们本国，而希特勒却把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不是他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这是他这个个案复杂而耐人寻味之处。
但是，他还在战斗，他还需要时间。为何？希特勒一直有两个目标：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与犹太人的灭绝。第一个目标他实现不了了；现在他集中实现第二个目标。当德国军队进行着长久的、牺牲惨重与徒劳的延缓战的时候，满载人员的火车天天开往集中营。1942年1月，“最后解决”的命令下达了。
另一障碍存在于当今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这一潮流试图将历史写作尽量接近准确的科学，也就是要寻找规律，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上，因为那里最可能发现规律；而相应地低估本质的政治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决定政治的单个人物的影响几乎给予否定。希特勒当然不适合这种潮流，谁要是追随这一潮流，就会觉得，去研究一个前后总共十五年起过政治作用的单个人物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的问题，其间或许还要研究该人物的个性，而且还是希特勒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个性，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这些都是老一套了！
在1941年以前的岁月里，希特勒让世界紧张不安的，是他的政治与军事行动——这从此结束了；现在他让世界震惊的，是他的罪行。
研究希特勒决策方面的失误，会遇到两个障碍。一个是我们在观察希特勒的错误思想时已经遇到的那个。与将希特勒的所有思想——仅仅因为是希特勒想过的——统统称为谬论的倾向相对应的是，将所有希特勒干过的那些事情——仅仅因为是希特勒干的——全部都称为错误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成见当然不利于获得正确的认识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