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至1934年间，希特勒必须认真对付的唯一内政对手或竞争对手，是保守派。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从未给他一点麻烦，共产党人也一样。
这未能实现。希特勒是如何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最终在下一年战胜他的保守小伙伴，直至在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将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不需要再仔细讲述。但值得被记住而且并非人所共知的是以下的情节，它或许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这一点在1934年以后他那完全掌权的年代也是如此。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们还是忠于其信仰的话，几乎都退回到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害的被动状态，要么回归内心，要么流亡国外，至于那些小规模的、建了被抓、抓了又建的共产党小组的纯象征性抵抗与地下组织，他们视死如归的绝望斗争尽管很值得敬佩，但对于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用警察就可以对付的问题。但是，那些保守派拥有着军队、外交与机关中很保险的位置，对于希特勒来说，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工作不可缺少，他们一半是结盟者，但一直也是半个反对派，有时，至少局部人，是全面的反对派。巴本与施莱歇尔在1934年夏天的危机中有所行动（施莱歇尔为此付出了他的性命，巴本被推到了一个外交的驻外职位），1938年与1939年保守的国防军将军策划政变，保守派政治家如戈德勒与波皮茨在整个战争时期，与军队、国家与经济的各种伙伴一起密谋对付希特勒，而1944年甚至最终形成了一种政界与军界保守的希特勒反对者大联盟，其高峰是7月20日的刺杀行动。“7月20日事件”本质上是一次高度保守派的行动——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其牺牲者名单读起来有点像“哥达贵族谱系”中的一段，尽管出于修饰目的在计划的政变政府中给几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安排了几个部长位置。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想实现的浪漫保守国家思想与巴本及施莱歇尔的国家思想一样，不成熟，不符合时代，远离现实。
二人当然刚开始就失败了，但后果最严重的是，他们因此反目成仇。施莱歇尔把巴本推下台，自己出任总理。而巴本复仇心切，总是想冒险，事后与希特勒结成同盟，说服兴登堡放弃施莱歇尔，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一直愿意接受希特勒为小伙伴（可以说是再次充当“鼓手”）；现在他愿意扮演总理希特勒的小伙伴；他还期待着，能与他的贵族出生的保守部长团队把希特勒“包围”起来。
保守反对派对希特勒从未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保守派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这是唯一的一个直到最后都使他头疼的反对派，而且是唯一的拥有一个尽管是微小的推翻他的机会的，并且至少作出了一次尝试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来自右翼，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处于左翼。
一开始就显而易见，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间，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希特勒手中的牌更硬。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是一个人，而他的对手是两个人。其次，是因为他身后有着一股群众运动，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只有崩溃的帝国被赶下台的精英。尤其是因为希特勒知道他要什么，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却不知道，实际上也无法知道。唯一能够支撑其专制国家的是复辟帝制，总之，在已经八十五岁的兴登堡死后是这样；但他们不敢把它作为明确的目标。理由很简单：不存在一个适合的与使人信服的皇位候选人。因此，他们沉迷于不可理喻的设想之中。巴本，身为一个潇洒的贵族骑士，幻想着禁止所有政党，建立一个纯粹的上等阶级独裁，甚至一个贵族独裁，只是以国防军的刺刀为依靠；施莱歇尔认为国防军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确实也是如此），他也在做他的美梦——分裂纳粹党，建立一个由“温和”的纳粹分子（除去希特勒），工会、青年社团与国防军为基础的等级国家。
这值得思考。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容易被划入极右翼。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他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是鼓动，他的统治工具不是界线分明的等级阶层，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聚集。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征。
希特勒就要登堂入室了！从现在开始，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容忍布吕宁的没有国会多数的紧急状态政府，视其为小祸，布吕宁可以半合法地继续执政近两年。但国难在加剧，希特勒的浪潮也在上涨，而布吕宁未能实行施莱歇尔委托的、从半合法的执政方式向新专制国家的过渡。1932年5月，他因此被推下了台。施莱歇尔的新一位、国会更不支持的总理候选人巴本出任总理，组成了一个“贵族内阁”，宣称要实行“一种全新的国家领导制度”。首先，他又解散了国会，在新的选举中，希特勒党的议席又猛然翻了一番，成为最大党。从现在开始，只存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三者之间的选择。没有人再提及议会制共和国，它已被默默地埋葬了，斗争的焦点是其继承权。
很显然，在20世纪的独裁者行列中，希特勒的位置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之间的某处，而且更仔细地看，更接近斯大林。而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就更加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他不是一个阶级政治家，他的纳粹主义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已经在前一章提到，他的“人的社会化”在今天（1978年）的苏联与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完全一样的对照物，而这些对照物在法西斯国家最多只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有时完全缺乏。但与斯大林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请注意概念上的相同点！）里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在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命令国家是否那样重要，这里先不下结论。但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的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为它们服务什么。有一个外在特征对许多本质性东西有着象征意义：墨索里尼穿燕尾服的次数与穿党服的时候一样多，而希特勒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总统兴登堡还在，必须维持与巴本的表面联盟的时候，有时穿过燕尾服，此后他与斯大林一样，只穿制服。
到1930年3月时机成熟了。施特雷泽曼已经于1929年10月去世，同月美国股市的暴跌引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并且马上殃及德国；政府未能作出及时反应，辞职了，而这次它未被一个受国会支持的政府所代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不很有名的右翼中央党人布吕宁（由施莱歇尔推荐），一位没有国会多数的总理，但拥有近乎独裁的全权，并拥有秘密的委托：实行向一个保守专制、独立于国会的政权过渡。他暂时依据紧急状态条款的紧急法令执政，当国会不顺从的时候，他便解散了国会。这是希特勒的机会。在1925至1929年间运转正常（或看上去运转正常）的共和国，他没有插手的机会。在1930年的国家危机中，他的党一下子就成为了第二大党。
在我们从希特勒1930年至1934年间的内政成功，转向其1935年至1938年间同样容易从当代历史解释的外交成功以前，还有必要作一个最后的简短总结。人们经常问：如果希特勒在今天的联邦德国在经济危机与失业达到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规模时再次出现，他还会像1930年那样有上台的机会吗？如果我们对希特勒夺权过程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回答是令人安心的：不，希特勒不会获得同样的机会；因为联邦德国不存在一个拒绝（民主）国家、摧毁国家、为他上台作准备的右翼。
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当1928年政府大选失利，自1920年以来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出任总理时，所有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保守派在其新领袖胡根贝格的领导下又走上了坚决反共和国的道路，即便已有了一个新领袖（卡斯）的中央党，也在说什么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而在国防部里，一位涉政的将军（冯·施莱歇尔）开始在策划政变。像1928年那样的选举结果以后永远不应该发生，政府（一个永久的右翼政府）应当独立于国会与大选，与在俾斯麦帝国期间一样；国会的统治应该被取消，应该实行总统内阁制。
一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危机与大众失业而崩溃，否则，大萧条期间在1930年至1933年间有着1300万失业人口的美国也该崩溃了。魏玛共和国不是被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摧毁的——它们当然加剧了灭亡的气氛——而是被魏玛德国右翼在此之前已经作出的以一个（没有明确设计的）专制国家取代这个议会国家的决定所摧毁的。它也不是由希特勒摧毁的：他出任总理的时候，它已经被摧毁了，他只是剥夺了那些摧毁它的人的权力。
使这个半心半意的思想变成为可能，并给共和国以巩固机会的关键性事件，发生在1925年4月：兴登堡当选为总统。许多人把它看成共和国终结的开端。完全错了。兴登堡的当选，是共和国的一大幸事，给予了共和国唯一的巩固机会。因为对于至此坚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来说，一个以世界大战英雄与帝国陆军元帅为总统的共和国，忽然看起来可以接受，一种近乎和解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只要有天主教徒、自由主义右翼与保守派组成的政府存在（1925年至1929年），这种和解气氛就持续着。这样，支撑国家的政党制度（第一次并且是最后一次）暂时能够扩展到全部左右派别（极端的边缘党派，如共产党与纳粹党除外）；因为现已成为反对派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左翼，其对国家的忠诚不必受到怀疑。
波恩共和国（联邦德国）与魏玛共和国的巨大区别却在于，那股曾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在联邦德国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其与希特勒竞争的失败，以及其多年无效的反抗希特勒的痛苦、流血的经历，使德国的右翼返回了共和国、议会主义与民主制度。总之，它在希特勒之后认识到，与其试图和一位煽动民意的独裁者竞争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权，不如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与其他左翼的议会政党，在一个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游戏中去较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天主教中央党与其他以前的右翼政党的合并）的建立，是右翼这一根本性思想转折的标志，它与社会民主党三十年前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议会党的转变一样，是德国政治的百年大事件。
其中有几个因素。首先出现了一个能干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开始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和解，给德国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面子上的成就。美国人的贷款促成了一个有限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人数众多、强大的右翼反对派，一直（或者说，仍然）盘踞在那个它们拒绝的国家的各个部门里，但暂时尝试着放弃了它们的反对立场，让他执政；原来的共和国敌人当了几年的“理智共和党人”。
联邦德国具有魏玛共和国所没有的，即一个民主的右翼。作为国家，它不仅受到中左翼联盟的支持，而且受到了全部政党的支持（极端的边缘组织除外）。这样，按常情判断，类似于1930年为希特勒开路的态势不可能出现。波恩共和国，仅就其政治结构而言——不仅仅是因为波恩基本法比魏玛宪法有着某些优点——是一个比魏玛德国更为稳固、更为强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就该专题的最后一句话是，即便有一天，与其前十七年一样，又有一个右翼政府，或者，譬如在恐怖主义的压力下，强化其法律，它仍将是这样。那些因此把联邦德国与希特勒帝国相提并论的人们（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经历过希特勒统治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但它还是获得了一个短期的（表面的）巩固，即所谓的“金色的20年代”（1925年至1929年的几年）；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毫无成就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他那反共和国的叫嚣没有引起一点反响，几乎成为了笑料。发生了什么变化了呢？是什么让“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突然起死回生呢？
到此为止，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的内政成功，我们现在转向其外交成功，这些成功也更多应该归功于其对手的软弱，而不是归功于他自身的强大。与他1930年在内政方面遇到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共和国一样，他1935年在外交方面遇到的是1919年欧洲和平体系的全面崩溃。与当时在国内一样，他在国外遇到的现状捍卫者已经失去了信心，而在那些想以另一种秩序代替现有秩序的人当中，他找到了他的非自愿的助手。要理解为什么如此，我们就必须像前面涉及到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那样，简短回顾一下1919年在巴黎建立的欧洲和平体系的历史。
其间发生了不合计划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它不符合魏玛共和国的方案，被镇压了。这造就了一个失望与激进的持久的左翼反对派，它从未承认这个魏玛国家，并且决不与其和解。但革命毕竟取得了一个不可取消的成就，它废除了君主制。除了将由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变成自己的以外，魏玛联盟别无选择。但这样它又造就了一个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持久的右翼反对派。它与左翼反对派一样不接受这个魏玛国家，它们称之为“十一月革命的国家”；而且它比左翼反对派更危险，因为仍然掌握着几乎所有国家机关与军队的官位。魏玛共和国在其国家机关中从一开始就有一大批宪法的敌人！自1920年起，共和国的左翼与右翼的敌人还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直到1925年，共和国犹如一艘刚刚入水的航船就在多年的海难中颠簸。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暴动（1923年希特勒的暴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认为共和国会长久地存在。
这是一段同样不幸的历史，而且有着同样的结构。巴黎和平秩序有着与魏玛共和国一样的先天缺陷。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它一开始既没有永久地剥夺内政方面最强大的、对于国家运转不可缺少的权力集团，即德国的右翼权贵（1918年革命本给予了它这个机会），又没有将其长远地融入新的共和国；而巴黎和平秩序的失败也在于，既没有永久地消灭同样仍是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对于欧洲的稳定不可缺少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力，也没有长期地把它融入欧洲。巴黎和平体系的缔造者甚至在这两点上作出了相反的举动。他们没有像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后对待法国那样，将德国作为共同缔造者纳入和平秩序的构建，而是侮辱与蔑视德国。他们没有分裂或占领德国（这样做倒是彻底的），使之长远不能捣乱。他们不仅保持了德国的在1871年至1918年间成为欧洲最强国的国家统一与独立地位，而且扩大了德国的国力，因为他们取缔了大部分以前存在的与德国抗衡的力量。
魏玛共和国在建立的时候，只由一个中间偏左的三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左翼与天主教徒）支撑着，这一联盟在帝国末年已经构成了国会的多数，在帝国的最后一刻实行了帝国的议会化（更确切地说，是别人扔给他们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后，它们构成了国民大会的“魏玛联盟”，创建了基本上模仿议会化帝国制度的魏玛宪法，并上台执政。但只在一年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它便失去了其国会多数，并且没有再次获得。
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1919年巴黎和平秩序直接有关德国的部分），首先看成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一点在心理上可以理解，它确实也是个侮辱，而侮辱之处尤其在于该和约形成的方式。这个和约，确实如受侮辱的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道命令。在此前，欧洲的和约，都是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谈判达成，当然，其间战胜国的谈判地位更强，但战败国形式上的参与是平等的，这样所达成协议的恪守就有了道德的基础。但这一次，德国是在同盟国的战争威胁下，在没有参与谈判与达成的和约上签字的。这样，从一开始就使德国人感到不必受被迫签字的和约的约束。甚至不需要该和约里比比皆是的侮辱他们尊严的、歧视性的条款来坚定他们“挣脱凡尔赛的锁链”的决心。这一决心决定了1919至1939年间的德国外交政策，在魏玛时期与希特勒时期都一样。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都取得了成就。希特勒上台时，1919年的欧洲和平秩序——“凡尔赛的锁链”是其一部分——已经开始全面瓦解。
如果要理解这一背景的话，就必须短暂地涉及一下魏玛共和国这一段从一开始就不幸的历史。
因为“凡尔赛的锁链”，正如在希特勒毫不费力地撕毁它以前就被证实的那样，是纸做的。在纸面上，德奥双方都希望实现的德奥合并，与德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一样，都是被禁止的；在纸面上，德国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下；在纸面上，德国人必须一代代地赔款。但是，强迫实行这些纸面上的限制与义务的权力却不存在。1919年巴黎和会使得它不存在；而且（德国在饱受侮辱的惊讶之中，起初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是后来才发现的）它实现了德国在四年战争以后都未能实现的格局：让德国成为一个绝对的、不可阻挡的欧洲强国。割让德国领土也不能对此有任何改变。
魏玛共和国在1930年，在希特勒于9月获得其第一轮选举大胜利之前，就终结了。3月份组阁的布吕宁政府，已经是第一届总统内阁。总统内阁应充当通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与宪法秩序的过渡形式，尽管具体还没有思考成熟与没有准确定义。与其两位后任巴本与施莱歇尔不同，布吕宁还处在宪法的边缘（他依仗紧急法令执政，还受到国会的“容忍”），但是宪法规定的国会多数，布吕宁已经不再拥有。凭借一个永久的、允许他无视国会执政的紧急状态假象，他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魏玛宪法。所以，认为是希特勒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它广为流传。当希特勒正式登场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已经岌岌可危，1930年至1934年间内政斗争中的焦点，实际上已经不是捍卫共和国，而是其继承权。唯一的问题是，取代这个已经被放弃的共和国的，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最终皇朝的）复辟，还是希特勒。
1871年至1914年间，阻碍德国从欧洲最强国发展为一个绝对霸权地位的因素，是其与四个其他欧洲大国，即英、法、奥匈、俄国的近邻关系。德国必须顾及到这些大国，因为它虽然比其中每一个都强大，但当然比它们的总和弱小。1914年至1918年间打掉其“向世界霸权伸出的手”的年是英、法与俄国，然后是它们又与美国结成的大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个大国中的一个，即奥匈帝国，1919年在巴黎被摧毁了；而第二个，即俄国，被拒绝参与任何欧洲事务。这样，俄国当然也被排除在战胜国联盟之外；而同时，1917年为替代俄国而参战的美国，退出了战胜国联盟，拒绝共同保障其原盟友的和平秩序。这就是说，和平秩序从一开始就只有英、法在支撑，与魏玛共和国只有三个政党支撑着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基础都太小，难以起到支撑的作用。因为从长远来看，元气未伤的德意志帝国（只要注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太强大，英、法两国单独难以将它限制在《凡尔赛和约》文件设立的栅栏里。而在原奥匈帝国领土，以及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地带上新建的小国，只要德国从战争的过度疲惫与战败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似乎注定要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在巴黎，人们不仅通过侮辱性对待将德国推上了修改（和约）主义与复仇主义的道路，而且同时着魔般地用一切工具铺平了这条道路。
在30年代，与20年代和40年代不同，希特勒遇到的都是软弱的对手。一度与其争夺魏玛共和国继承权的德国保守派，没有具体的方案，内部矛盾重重，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30年代后期，希特勒从他们那里获得外交胜利的英法领导人，也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1930年德国的状态、1935年欧洲的状态以及1930年法国的状态时，希特勒的胜利就失去了对于同代人所具有的神奇色彩。我们必须费这点劲，尽管我们的观察似乎在远离希特勒。不涉及一点当时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希特勒的成功。
那两个对此负责的国家，即英国与法国，也马上隐约感到，它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但它们从渐渐清醒的认识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英国认为，必须通过和约条件的逐渐改善使德国满意（“绥靖”），把一个不妥协的对手改造成一个心甘情愿的、修改后的和平秩序的共同维护者；而法国则认为，恰恰相反，必须补上在巴黎被耽误的对德国真正的打击。当法国1923年占领鲁尔区，将其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英、法的矛盾公开化了。英国不配合，法国被迫妥协，之后它有点忍气吞声地跟随着英国的“绥靖”政策。这一绥靖政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开始于1938年的慕尼黑（在内维尔·张伯伦的主持下），而是终结在那里。它开始于1925年的洛迦诺，在其兄弟奥斯丁·张伯伦的主持之下。
他的所有成功都是来自不能或不愿作出真正抵抗的对手。在内政方面，他给魏玛共和国以致命打击时，后者已经千疮百孔，实际上被放弃了。外交方面，他终结了1919年的和平体系，而这一体系那时已经在内部动摇了，已证实为不可维持。对内与对外，希特勒只是把摇摇欲坠的东西推倒了。
在随后的阶段（在德国，它主要与施特雷泽曼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的情况与国内在兴登堡当选以后的阶段出奇地相似，而且在时段上相吻合（但它比后者更长，因为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也在英国绥靖政策的拖缆后边航行，甚至希特勒在前五年至少表面上也是如此）：与在德国的共和国的反对者一时勉强接受共和国（前提是他们可以执政）一样，德国也暂时勉强尊重巴黎的和平秩序，前提是可以一步步拆除它。
因为希特勒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来自一个强大的或者哪怕一个仅是坚韧的对手，即使是20年代晚期的魏玛共和国，以及1940年的英国都表明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更不拥有一个弱者有时可以智胜与战胜一个强者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与灵活性：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与同盟国的作战中，他没有哪怕一丁点儿如何利用同盟国之间的矛盾而瓦解这一同盟的想法；恰恰相反，希特勒为这个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不自然的东西方战争同盟的形成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而他却以盲目的固执做出了一切让这个有时已经接近崩溃的同盟团结一致的事情。
它确实被一步步拆除了。施特雷泽曼、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的成功（《洛迦诺公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前从莱茵区撤军、取消赔款、原则上承认德国有同等的军备权利），并不弱于希特勒的成功（再次武装与普遍兵役制、与英国签订《舰艇条约》、莱茵区的再军事化、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地区）。但区别在于，希特勒的前任主要强调每次获得成功的和解特征，让英国一直感到愉悦，继续推行其绥靖政策；而希特勒则相反，他极力让他的成功表现为是从一个敌对世界里强行夺取的；他也得逞了，不仅因为他全部控制了德国的舆论，而且也因为德国民众的情绪有着某些倾向，他们一直渴望着取得针对被憎恨的凡尔赛体制的强力胜利，而对于在和解名义下取得的外交成果只感到一半的高兴。
我们将成就与成功区分开，不是没有考虑的。成就属于个人；而讲到成功，则总有两方参与。一方的成功则是另一方的失败。一个人可以同样的力量取胜于一个较为弱小的对手，但会失败于一个较强的对手，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恰恰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往往被忽视。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忽视它，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当我们把视线离开希特勒而转向他各个阶段的对手时，希特勒的成功与失败马上就变得容易解释了。
另一方面，希特勒所获得的外交成功是英国容忍他获得的，甚至是送给他的，但他以炫耀的方式渐渐地破坏了其英国伙伴的兴致。他们无法忽视希特勒越来越不兑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报答——参与巩固欧洲的和平与共同支撑已经为德国修改的和平体制。他们甚至逐渐有了怀疑（这是一个相当有依据的怀疑），他实际上把所有他们为了巩固和平而让他获得的一切，都用来加强进行一场新战争的力量。奥地利的兼并，英国人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兼并苏台德地区时，英国就要参与讨论了。而英国再次同意希特勒“最后一个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在英国就很有争议了。当希特勒半年以后撕毁这一协定，进军布拉格的时候，（英国人的耐心）终结了。绥靖政策已被埋葬，而在英国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愤怒而沮丧的心理准备，必要时就与德国重新作战。
这样，我们手中突然有了解释希特勒胜利弧线之谜的钥匙。这把钥匙不在于希特勒本身的某种变化，而在于希特勒所遇到的对手的变化与更换。
如此看来，几乎要怀疑，是否应该把希特勒的外交成功（恰恰因他善于赋予其使人惊讶的特征，而同时逐渐堵塞了其来源）真的看成纯粹的成功，而是应该把它归类于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他的错误。至少它们在为一个巨大的错误作准备：希特勒1939年至1941年间所犯的错误。他把不通过战争就重新建立的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放到赌桌上，把它转变为对欧洲的战争征服与占领，犹如故意强奸一个完全情愿的女人。
如果说希特勒是狂妄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这样说他），那么他一开始就是狂妄的。有什么还能比一个无名小卒、早年的失败者要当政治家的决定“更狂妄”呢？希特勒自己就一再说过，与他早年的勇气相比，后来的事情都不过一场儿戏而已；我们可以相信他这句话。另外，如果我们可以说他还有过学徒岁月的话，那么他作为政治家的“学徒岁月”异常地短促。实际上他1923年暴动的失败，是他唯一吸取教训的一次。除此以外，他一成不变，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他的政治决策起码从1925年到1945年完全一致。在这二十年有变化的，是他碰到的抵抗力量的强度。
不过，这些年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一些多余的、其长远影响甚至有害的成功，但毕竟还算是成功，这次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军事上的。这些成功中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只有一个：对法国的迅速而轻易的胜利。德国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军事上征服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与希腊这些国家，这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只会引起恐惧与仇恨，而不会引起仰慕。但是，德国能够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在六个星期内迫使让德国在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法征服的法国投降，再一次确立了（这是最后一次）希特勒作为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而且这一次还加上了军事天才。在其崇拜者眼里，1940年的他，在获得所有内政与外交成功以后，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
也不能（有人尝试过这种解释，有时与关于他所谓的身体衰弱的论点一起）用希特勒的狂妄，一个节节胜利者狂妄地挑战命运的傲慢来解释。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他的衰落由此开始），不是来自于后来因胜利而激发的灵感——它多年以来就作为希特勒处心积虑的主要目标被确定下来了，早在1926年就在《我的奋斗》中被写下与论证过。希特勒1941年的另一后果惨重的决定，即向美国的宣战，与其说是来源于狂妄，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的时刻（我们将在“错误”一章中更详细地论及这点）。希特勒在失败中坚持其原有路线的固执，是那种他在1925年至1929年间的失败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固执，那时，他的政党虽然曾多年竭尽全力地努力过，但未能向“合法夺权”靠近一步。
他不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这一点今天就不用细说了，但我们有必要针对他的军事上的批评家为他作一点辩护。按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们回忆录的说法，要不是希特勒干扰的话，他们都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希特勒确实懂一点打仗，他反思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场经历，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反思得更透彻，在战后他在军事上继续补习；与他的对手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相比（他们也都是外行战略家，他们不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还经常胡乱指挥他们手下的将领），在军事领域他并不逊色；也不比他自己的将领们差。当然，建立独立的坦克兵种的主意是古德里安提出的，而战略上精彩的对法作战计划（比那个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要好得多）源自曼施泰因。但是没有希特勒，古德里安与曼施泰因都不可能克服那些级别更高、固守传统与狭隘的陆军将领们的反对。是希特勒采用了他们的计划，计划的实行必须归功于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在对苏战争后期缺乏想象力、固执与死板的防守战略，暴露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壕（阵地战）性格，我们也必须质问，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固执，对苏战争或许在第一个冬天就灾难性地结束了。希特勒肯定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军事天才，但他也不是许多将军回忆录中描写的替罪羊，对军事一无所知，是个外行。总之，1940年对法战争军事上的意外胜利中，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
他不属于那些多见的、在成功之后就失去其成功性格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说，他贪图舒适，放松或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他的精力与意志力自始至终是惊人的，其统治的力量即使在其总理办公室的地下室里（其统治区域最终缩小到那里）也是绝对的。在1945年4月28日，当地下室的一位居住者、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费格莱因试图逃跑时，希特勒命令将其抓回枪毙，他就被抓回枪毙了。这一命令及其立即执行一样具有典型意义。战争最后四年的希特勒，与以前成功的希特勒，是同一个人。尽管他吃药、失眠，有时双手颤抖，但这些对他的坚定意志与魄力毫无影响。将战争末年的希特勒描绘成其本人的阴影，成为一个可怜的废人的说法，都是极度夸张的。希特勒1941年至1945年间的灾难性失败，是不能用其身体或精神的衰弱来解释的。
这不仅因为他看到了曼施泰因作战计划的价值，并且克服了陆军指挥官布劳希奇与参谋长哈尔德的疑虑，而且因为是他，只是他，敢于开始这场战争。德国将军们眼前还有着1914年对法战争的可怕画面，这场战争在初期进攻以后便陷入了一场四年阵地战；为了不第二次加入这样一场冒险，他们中有几个在1939年冬天甚至愿意对希特勒发动政变。与德国将军们一样，整个世界都理所当然地期盼着法国能够重复1914年的防卫奇迹；只有希特勒不这么看。恰恰是这种普遍的期待及迅速的失望，使得希特勒的对法胜利像一个真正的奇迹那样耀眼。但它不是奇迹；称得上奇迹的是1914年法国的防卫成就，而1940年的法国不是1914年的法国（提到以下一点或许不是多余：1978年的法国也不再是1940年的法国。他已经是一个年轻化的、物质上与精神上复兴的民族）。在第一批德国坦克跨越马斯河以前，它实质上内心已经被战胜了。
当然，没有政治家在所有阶段都干得一样好，几乎所有人都时不时犯错误——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进行纠正。这些我们都见过。我们也都见过，许多政治家在他们达到顶峰前需要一段学习、起跑时间；在顶峰上一段时间以后，便开始疲倦、衰退，或者相反，狂妄自大，肆无忌惮。但是，所有这些可想而知的解释尝试都不适合希特勒。它们不能解释在长期成功与长期失败之间的两次转折。而且，它们不能通过希特勒性格的变化或他能力的增减来解释。希特勒一直都没变。
我们在前面简述巴黎和平体系时，在讲到1924年时有点把法国给忽视了。在那一年，其在鲁尔地区的单独行动失败之后，法国被迫附和英国的绥靖政策：先是不情愿，还进行阻碍，以后越来越没有意志，最后几乎带有受虐狂式的顺从。自那一年起，法国实际上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主角由英国与德国扮演，中心问题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与德国的修改政策是否能相互和谐。法国只能期盼最好的结果，即德国在不满之处被解除以后，最后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任凭你翻遍史册，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先兴后衰，历史上是有的；成果与失败相互交替，历史上也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区别的三个由纯粹失败、纯粹成功，然后又是纯粹的失败组成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个长时段内似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外行，然后在一样长的时段内似乎是个天才，然后又被证实为（不仅是表面的）外行。这需要解释。我们会本能地利用常见的例子来解释，但得不到答案。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法国就要倒霉了，因为每个对德国的让步都有害于法国；随着每一个让步，一个七千万人口的民族，相对于一个四千万人口的民族的（法国自1919年至1923年试图打破而未能打破的）优势又重新出现了；如果绥靖政策（就像法国一直担心的那样）无效的话，而重新强大的德国有一天发动进攻与复仇战争的时候，英国还有一条海峡挡着德国，而法国则连一条莱茵河也没有。法国跟随着英国的政策，尽管它一开始就对之深深怀疑；法国这样做，因为它别无选择。但它的神经在其间渐渐被折断，它的自卫意志瘫痪了，它不敢设想再打一场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自1936年希特勒的军队再次进入其在莱茵区（法国六年前在绥靖政策的过程中提前撤军的同一个莱茵区）的原有进攻位置以后，法国就像一只兔子呆视着一条巨蟒那样盯着希特勒德国；最后在其潜意识里，期待着这一不可避免的可怕结局的到来。“人们必须结束它”，这个1939年伴随法国人走上战场的口号，听起来几乎是在呼吁战败：快点结束吧！
总的来说：先是十年的失败；然后是长达十二年的不间断的、令人目眩的系列成功；然后又是四年失败，以灭顶之灾而告终；而每段之间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
法国1919年至1939年的历史，是一段历尽艰辛取得胜利然后又完全丢失的历史，一段逐步从最骄傲的自豪到近乎完成自我放弃的历史，这是一场悲剧。在德国，人们当然不是这样看的，在他们的记忆中，法国一直是一个在战后初年纠缠不休的国家。而且，这个悲剧完全没有被德国人看到。德国人以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1919年凯旋的法国，而且是1914年那个英勇善战的法国。德国将军们几乎与法国人一样害怕一场新的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而且，不仅德国人，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与苏联1939年开战时，理所当然地期待法国时时刻刻将与1914年一样，为捍卫它的领土不惜牺牲其儿子们的鲜血。只有希特勒不这样看。
请看一下这段编年史：1930年国会大选，纳粹党选票猛增八倍；1932年再翻一番；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总理，7月所有竞争政党解散；1934年希特勒兼任总统与国防军最高统帅，获得全部权力。内政方面，此后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赢得了，而外交方面的成功则刚开始：1935年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普遍兵役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936年触犯《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区——什么也没有发生；1938年兼并奥地利——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9月兼并苏台德地区——甚至受到英法赞同；1939年3月，建立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区，占领梅梅尔地区。至此，其外交成功系列告终，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遭到了抵抗。而现在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战胜波兰，1940年战胜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法国，1941年战胜南斯拉夫、希腊。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陆。
事后人们容易看到当年只有希特勒所看到的：法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先是咬牙切齿地，然后越来越失去自我意志），出于放弃与绝望，一直在干违背其生存利益的事情。1925年它签订了实际上放弃其东方小盟友的《洛迦诺公约》；1930年它从莱茵区撤走了军队，本来它还可以在那里逗留五年；1932年夏它放弃了赔款要求，当年深秋它承认了德国军事上的平等权利；1935年，当德国公开宣布其巨大的扩军计划时，当1936年德国国防军进军本应非军事化的莱茵区的时候，当1938年3月德国（在军队的协助下）兼并奥地利时，它都瘫痪似的呆视着；同年9月，它甚至自己把其盟友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出卖给了德国，以换得和平；而当一年以后（而且是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六个小时后，这很说明问题），它因德国进攻其第二个盟友波兰，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哀地向德国宣战后，它长达三个星期宣而不战。在这三个星期内，整个法国陆军面对的只是一个德国军团，所有德国其他军团都在忙于征服波兰。这样一个国家，当它受到侵略的时候，还能打第二个马恩河战役和第二个凡尔登战役吗？它不会像1806年的普鲁士那样，在第一次冲击下就土崩瓦解？当年的普鲁士也推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懦弱政策，然后在最后、最不合适的时刻，跟早已比它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开始了一场对于拿破仑来说不能完全理解的战争。希特勒胸有成竹；而我们必须承认，他没错。对法战争成了他最大的成功。
与其生涯曲线一样，希特勒的成功曲线也是一个谜。我们记得，在生涯曲线那里需要解释的，是前三十年完全的无所作为、默默无闻，与后三十年最大规模的公共活动之间的显而易见的转折。这里（在其成功曲线上）甚至存在两个转折。希特勒的所有成功是在1930年至1940年之间获得的。在此之前长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事无成。他1923年的暴动失败了。他1925年新建的政党直到1929年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党。1941年以后，甚至自1941年秋天起，他再也没有成功过。他的军事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越来越多，结盟者离去了，而敌对同盟却坚不可摧。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但让世界惊讶的是，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但是，前面对希特勒所有成功所说的话，对这次成功也有效。它并不像给世界显现的那样是个奇迹。不管希特勒是给魏玛共和国，还是给巴黎和平体系的致命打击，不管他征服的是德国保守派，还是法国：他推倒的都已行将倒塌，他杀死的都已奄奄一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他有着某种本能，知道什么正行将倒塌，什么已经奄奄一息，只等着仁慈的一枪。他的这一本能比他的对手更灵敏（在旧奥地利时，他作为年轻人就有了这一本能），这让他的同时代人深为佩服，他自己也自鸣得意。但他这一本能（对于一个政治家无疑是一个有用的天赋），与其说像山雕锐利的目光，不如说犹如兀鹫灵敏的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