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统治的十二年中，希特勒推动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过，我们必须在这里作出仔细的区分。
希特勒的新追随者中还有另一个口头禅，它就是“要是元首知道的话！”。它示意着，对领袖的信仰与对纳粹主义的信仰是两回事。当人们对纳粹主义有所不满的时候（对纳粹主义多有不满的人，仍然有很多），他们会本能地为希特勒开脱。客观来说，这当然是不对的。希特勒对那些破坏性措施与对那些建设性措施同样负有责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对法制国家与宪法制度的摧毁（我们后面将讲到）称之为希特勒的“成就”，即摧毁的成就。与其在经济与军事领域的积极成就一样，它们同样充满力量。他在社会领域的成就处于这两种成就之间，其破坏性与建设性难分上下。
德国历史上有三大社会进程，它们开始于帝国晚期，继续于魏玛德国期间和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还在迅猛前进。首先是社会的民主化与平等化，即等级差别的瓦解与阶级差别的松动；其次是性道德的变化，即基督教禁欲与市民规范越来越贬值与被拒绝；其三是妇女的解放，即性别差异在法律秩序与职业世界中的缩小。在这三个领域，希特勒的成就，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相对较小，我们这里之所以讲到这些，是因为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他阻碍了这三大进程，或者使它们倒退了。
能将全体人民召集在身后，而且仅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主要是依靠成就，而不是依靠煽动。当希特勒在20年代只拥有其作为大众导演的煽动性，其催眠般的雄辩与迷惑艺术时，被他说服为追随者的德国人不到5%；在1928年的大选时只有2.5%；其余的40%是1929年至1930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其他所有政府与政党无助的失职造成的。但最后的决定性的50%则是他在1933年以后通过成就赢得的。如果有谁譬如在1938年在可以说几句批评的圈子里说一句批评希特勒的话，那么他所听到的，在得到一半赞成（“有关犹太人的事我也不喜欢”）后的回答会是，“但那人干出了不小的成就！”，而不会是“但他多么能说会道！”，也不会是“但在最近的党代会上又是多么过瘾！”，甚至也不会是“但他多么成功！”；对此，1938年或1939年初，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最明显的是妇女的解放。众所周知，纳粹主义在口头上是反对妇女解放的。事实上，特别是在该政权的第二阶段，即战争阶段，妇女解放取得了巨大的跃进，而且受到了纳粹党与国家的完全赞成，经常获得大力支持。妇女从来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从事那么多男性职业与职能，而且这再也不可能回到原状——就算希特勒的统治渡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关，也不可能。
如此，在看到希特勒的成就后被说服或半说服的人们，虽然没有普遍成为纳粹分子，但他们成为了希特勒的追随者、领袖的信徒。在普遍的领袖迷信高峰期，肯定有90%以上的德国人是这种人。
在性道德方面，纳粹主义的表面态度是矛盾的。他们颂扬德意志规矩与道德，但也抨击牧师的虚伪与小市民的陈腐，不反对“健康的情欲生活”，特别是当它能（不管是婚内还是婚外）带来健康后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20世纪20年代开动的肉体与性崇拜的列车，在30年代与40年代仍然不可阻挡地向前奔驰着。
这种自我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爱的。但由此到第一次、还是不很情愿的“希特勒万岁”已经不远了。
至于等级特权的继续取消与阶级台阶的推倒，纳粹主义甚至完全正式地支持（这点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相反，他们将重建一个“合作国家”，即一个等级国家写在他们的旗帜上，这是许多不能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他们只是改变了词语；以前叫作“无阶级社会”，在他们那里叫作“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回事。不可否认的是，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时期有更为众多的地位上升与下降、阶级的混合与开放——“为能人开路”，也为思想激进者开路；不是所有的都十分悦目，但不可否认，在不断平等化的意义上，这是“进步的”。最明显的是军官团的发展，这点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支持，在魏玛时期的十万军队的军官团几乎还是个贵族的领地。希特勒的第一批源自魏玛时期国防军的元帅，几乎都还有带“冯”的名字，以后的元帅就几乎没有了。
看到希特勒不可否认的成就与接连不断的奇迹以后，希特勒原来的反对者，有知识与教养的有产者，即使是笃信的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中晚期也一定会扪心自问：或许，我自己的标准是错的吧？或许，所有我学到的、信仰的，都不对吧？我的观点，不是被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推翻了吗？如果世界（经济界、政治界与道德界）真如我一直信仰的那样，那么此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与最可笑的方式失败，对了，他根本不应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从无名小卒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人物，他无事不成，就是似乎不可能的事都能实现，他是万能的，万能的！这还不是证据吗？这些难道不迫使我改变我所有的观念，包括审美与道德标准吗？我不是至少应该承认，我的期待与预言错了，我以后是否要保留我的批评，作出判断时要非常小心呢？
这些都是为了完整起见而顺便提到；前面已经说到，这些发展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已开始，在希特勒时期与以后都在继续，希特勒的作用，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不大。但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是希特勒个人的作为，有意思的是，它在联邦德国被纠正了，而在民主德国则被保留并且继续推向前进。希特勒自己称之为“人的社会化”。他曾对劳施宁说：“我们何必要把银行与工厂社会化呢？……那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我把人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使他们不可逃脱……我们就将人社会化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希特勒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一面。
令人作呕的自我吹嘘，可笑的语法（“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但是，活见鬼，一点儿也不错啊——起码几乎是一点儿也不错呀。如果有人抓住几个或许不对的地方（克服了混乱，但没有宪法；重建了秩序，但依靠的是集中营），反倒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吹毛求疵的自以为是者。其余方面，1939年人们会提出什么异议呢？经济确实复苏了，失业者确实又有了工作（尽管当年不是有七百万，而是六百万失业者也罢），扩军也是现实，《凡尔赛和约》确实已经成了一沓废纸（有谁会在1933年设想到这是可能的呢？！），萨尔区与梅梅尔区确实回归了帝国，奥地利人与苏台德德意志人也回归了，而且他们确实为之高兴——他们的欢呼声还余音在耳。战争确实奇迹般地没有发生，就连希特勒在二十年前确实是一个无名小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不是工人也罢）。这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吗？当然他有助手与参与者，但人们真能认为没有他所有这些也能实现吗？那么人们还能拒绝希特勒，而不拒绝所有他的成就吗？鉴于这些成就，他的不良性格与他的恶行是不是只是瑕疵呢？
如果谁与马克思一样，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看成社会主义关键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那么他当然会否认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面。希特勒没有把生产资料社会化，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样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都了结了。但小心！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推入有益的生产中去……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和约一页一页地撕毁。我将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给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我在二十一年前作为我民族中的一位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有意思的是，即使今天（1978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有仅仅满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费大力气地要实现“人的社会化”，即将他们——最好从摇篮到坟墓——集体地组织起来，采取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牢牢地束缚于一套纪律”。我们完全可以思考一番，不管马克思怎么说，这一方面或许是社会主义更主要的一面。
但在此之前，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赢得了1933年还给他投反对票的大部分人的支持，这或许是他的最大成就。这一成就，使得今天幸存的老年人感到羞愧，对于后来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完全不能理解。今天，老年人容易说“当时我们怎么能……？”，年轻人很容易会问“当年你们怎么能……？”。而在当年，必须具有极为罕见的敏锐与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与成功中看出后来灾难的根源，而且需要极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这些成绩与成就的魔力。希特勒那狗叫式的演讲，今天听起来既令人作呕，又令人发笑，在当时却有一个使听众心服口服的事实背景。起作用的是这个事实背景，而不是希特勒的狂吠。以下是希特勒在1939年4月28日所作演讲的片断：
人们习惯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思考。但是，更正确、也更为重要的是，把个人主义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因为在工业时代，某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可避免，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积累、更新与扩展资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里，一个经理或工程师的工作与思考方式完全一样，工厂里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是异化的劳动；工人操作的机器与流水线，是属于一家私有公司，还是属于一个全民所有的联合工厂，在工作时对于这位工人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际差别。但是，在下班以后他是否无人关心，是否在工厂门口有着一个集体——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共同体——在等着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比人与劳动的异化（这在任何一个制度下的工业经济中可能都无法获得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隔阂）。再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除人的隔阂的话，那么人的社会化比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更能实现这一目标。后者或许消灭了不公平，但是，如果最近三十或四十年已经证明了什么的话，它是以效率为代价的。前者却是消除了一种隔阂，即大都市居民之间的隔阂，不过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因为与共同体和纪律一样，自由与隔阂是同一枚奖牌的两面。
它的建立是希特勒个人的功绩，而且是他军事领域中最大的成就，比他在战争中的受争议的指挥工作的成就还要大。没有希特勒，将领中看到独立坦克兵种的潜力的，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少数将领，绝不可能战胜保守派的多数，就像英国的富勒与法国的戴高乐一样，众所周知，他们因传统主义者的反对而失败了。如果说，在这些公共舆论几乎不感兴趣的内部军事争论中，1939年至1941年的战役，特别是1940年的对法战争已经被定局，那么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希特勒在当时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与被他马上炫耀的其他成就不同），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成就，它先是没有使他出名；恰恰相反，它使他在保守军官们那里特别不受欢迎。但它后来在1940年对法国的军事胜利中得到了收获，对法国的胜利，一时使他最后一批坚定不移的德国反对者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说具体一点。在第三帝国，不属于因种族与政治原因而受排挤与迫害的绝大多数德国人，与希特勒以前的德国以及联邦德国的人们所不同的，而与民主德国的人们如出一辙的地方就在于，其生活的绝大部分是在家庭以外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是正式成员与否），实际上是在无法回避的共同体或集体中进行的。与今天（1978年）民主德国的男孩必须加入少先队一样，纳粹德国的小学生必须加入“少年民族团”；与民主德国的青年进入“自由德意志青年团”一样，纳粹德国的青年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获得了第二个家园，年轻力壮的男子在“冲锋队”或“党卫队”以及体育与技术团体进行军事训练，妇女在“德意志妇女协会”参加活动（民主德国的妇女则在“民族妇女同盟”参加集体活动），谁已经出人头地或想出人头地的话，那就应该入党，当年在第三帝国与今天的民主德国一样；更不用提那上百个纳粹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职业、爱好、体育、教育与业余协会了（“力量来自快乐！”“劳动之美！”）。当然，在第三帝国唱的歌和讲的话，与今天在民主德国的歌曲和发言不一样。但是，人们的活动（远足、行军、野营、唱歌与庆祝、制作、体操与射击）都没有区别，同样没有区别的是在这些共同体中生长的关怀、友情与幸福等感情。在这里，希特勒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他强迫人们得到这种幸福。
3.在这一成就中，还有完全属于希特勒个人的贡献值得一提。前面我们说过，扩军的庞大细节工作不是希特勒的事，而是作战部与将领们的事。其中有一个例外。在具体的战争中被证实为相当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希特勒亲自干涉，亲自确定新国防军的组织，由此决定了它未来的作战方式：面对绝对多数军事专家的不同意见，他决定建立自成一体、独立作战的坦克师团与坦克军团。这种新型陆军兵种在1938年只有德军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中被证实为战场的决定性兵种，后来被其他国家军队所模仿。
这是幸福吗？或许那种强制也被感受为痛苦？今天（1978年）常有民主德国的人逃脱这种强迫的幸福；但当他们来到联邦德国以后，他们却同样经常抱怨无人关心他们，这是个人自由的消极面。在第三帝国大概也是这样吧。关于社会化的人还是个人生活的人更为幸福的问题，我们这里不下结论。
2.扩军也有一个重要的外交含义：它意味着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关键部分，即对于英国与法国的政治胜利，意味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剧烈改变。这一点将在“成功”一章中谈到。这里，我们在谈希特勒的成就，我们只把它当作成就来看。
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或许因此感到诧异），我们在关于希特勒的成就的本章里，非常低调地对待价值评价。这是源于事情本身。成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它们只能是优或劣的，而不是善或恶的。希特勒干了许多罪恶的事情，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足够的机会来谴责他。但是，人们不应该出于错误的原因谴责他（这是一个在当年带来严重后果的、今天还经常有人犯的错误）。“别把魔鬼矮化！”希特勒有他平庸与可笑的一面，低估他的诱惑总是巨大的，而它今天更大，因为他失败了。人们不应太快地被这种诱惑所俘虏。
1.经常有人说，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与军事奇迹实际上是一回事，就业问题完全或基本上是通过扩军实现的。这不对。当然，普遍兵役制减少了几十万失业人员，而坦克、大炮与飞机的大批生产，给了几十万冶金工人工资与面包；但是，希特勒上任时的六百万失业人员的大多数，则是在完全正常的民用工业再就业的。一辈子说了不少吹牛胡话的戈林，在当时打出了“不要黄油要大炮”的口号。实际上，第三帝国既制造了大炮，也制造了黄油和其他东西。
当然，我们有理由犹豫把他称为一位“伟人”。雅各布·布克哈特曾说过，“仅仅充满力量的摧毁者完全不伟大”，而希特勒最终被证实是一个有力的摧毁者。但毫无疑问，即使在摧毁方面，他也证实自己是最大口径的大炮。没有他那完全可以说不同寻常的能力，他带来的灾难也不会那么巨大。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他走向深渊的路上曾有过高高的顶峰。
希特勒扩军政策的前两个方面这里简要讲一下，第三个方面需要多讲几句。
约阿西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试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刺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六年半的岁月使希特勒远离这一荣誉。”费斯特在其著作的另一处又写道：“充满巨大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罪恶、危机、灭绝狂想、死亡的六年。”费斯特当然不认为希特勒的错误与罪行仅仅在最后六年才开始，恰恰相反，费斯特在其书中很好地突出了它们如何深深扎根于希特勒的早年。另一方面，费斯特很正确地认为，它们在其统治的第二阶段才完全发挥作用，在第一阶段被出乎意料的、对希特勒自己来说只是准备性的成就与成果所掩盖了。费斯特的以下观点也正确，即1938年与1939年之交的秋冬是希特勒一生的分水岭；到此为止，他一直是蒸蒸日上，从此以后则（他自作自受地）每况愈下。如果他当时遇刺身亡（或死于事故或心肌梗塞），绝大多数德国人肯定都会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位顶级伟人。但是，他们的想法正确吗？今天我们也会这样评价一个1938年去世的希特勒吗？
经济奇迹是希特勒最享盛誉的成就，但不是其唯一的成就。在其统治的前六年，成功进行的德国的再武装与扩军，至少是同样的惊人与出乎意料。在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只有一支十万人的、没有现代武器的陆军，没有空军。1938年，德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与空军大国。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如果没有魏玛时期的准备，它也没有可能，它的具体工作也不是希特勒做的，而是军事权力集团的奋斗成就。但是，是希特勒下的命令，出的点子。与经济奇迹相比，没有希特勒的关键性推动，这一军事奇迹更是难以想象，经济奇迹只是希特勒的即兴表演，与其相比，军事奇迹更多来源于他长久的计划与抱负。这个奇迹在希特勒手中后来未能给德国带来好运，则是另一回事；但他仍然是一个成就，与经济奇迹一样，是一个此前无人预料到希特勒会取得的成就。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取得了这一成就，引起了惊讶与敬佩，或许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他急速扩军究竟要干什么？），但绝大多数人感到的是满足与民族骄傲。在经济与军事上，希特勒证实自己是奇迹创造者，只有顽固不化的固执己见者才会拒绝感谢与服从他。
我们认为：不，理由有两个：
另外，与其几个前任相反，他还拥有权力，强力创造了通货稳定的表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希特勒经济奇迹的阴暗面，因为这一经济奇迹是在一个持续的经济萧条中出现的，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富裕岛屿，就必须将德国经济与外界隔离，因为他的财政计划就倾向而言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通货膨胀，必须由国家规定控制工资与价格。对于一个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独裁政权来说，两者都是可能的：希特勒既不要顾忌企业家协会，也不要顾忌工会的反应，他能将双方强制纳入“德意志劳动阵线”并由此瘫痪它们，他可以将任何一个擅自做涉外生意的企业家和一个要求增加工资并以罢工要挟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正因为这些，我们只能把30年代的经济奇迹称为希特勒的成就，因此甚至可以说，那些为了经济奇迹而忍受集中营存在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前后一致的反应而已。
首先，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决定发动战争了，而它必然会葬送他至此获得的成就。在1938年9月希特勒就打算开战了，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还后悔没有在那时开战：“从军事角度来看，我们想早一年开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早在1938年11月，他就在对国内新闻界主编们的讲话中承认，他前几年所有的和平许诺都是骗局：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经济奇迹真是希特勒的成就吗？尽管有可想象到的质疑，但我们还是必须作出肯定的回答。当然，希特勒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方面的外行；启动这一经济奇迹的具体主意绝大多数都不是他的，特别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危险的资金筹措绝招，是来源于另一个人，即他的“财政魔术家”亚尔马·沙赫特。但是，是希特勒把沙赫特召来了，让他干的，先是当帝国央行行长，然后当经济部部长。而且是希特勒把所有那些以前已经存在的，但因各种原因——主要是经费原因——搁浅的启动计划（从赋税抵偿国库券到MEFO债券，从义务劳动到修建高速公路），从抽屉里拿出来付诸实施的。他不是经济政策专家，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通过经济危机的弯路并以解决大众失业问题的任务而上台。这种任务完全不适合他；直到1933年，经济在他的计划与政治思想建筑中几乎没有位置，但是他有足够的政治本能知道，目前这是主要问题，而且出乎意料，与不幸的（前总理）布吕宁相反，他还有足够的经济本能知道，目前通货膨胀比预算与货币的稳定更重要。
局势迫使我多年来只讲和平。只有在不断强调德国的和平意愿与和平意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给予德国人民作为下一步骤必要前提所需的军备。当然，那么多年所作的和平宣传也有其消极面；它很容易使许多人头脑中产生固定的印象，当今的政府与无论如何要保持和平的决策和意愿是一致的。这不仅会导致对这一制度目标的错误估计，而且，尤其会导致德意志民族被灌输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久而久之必然会作为失败主义拿走当今政权的成就。
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都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那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与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前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希特勒反对者的广大群体。
表达得婉转，但足够明了。说白了就是，他多年来的“和平愿望”不仅欺骗了外国，而且蒙骗了德国人。而德国人相信了他，他们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愿望得到了满足，1939年，他们不像1914年那样欢欣鼓舞地走上战场，而是怀着震惊与沮丧的心情。希特勒1933年至1938年的成就的影响，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它们是不通过战争取得的事实。如果德国人事先知道，这些成就都是为了给战争作准备——许多人或许会改变他们的想法；如果他们事后得知（历史研究难免会揭露真相）——他们真的还会把希特勒当作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吗？
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国总理的时候，德国有六百万失业人员。短短的三年以后，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难与大众贫困，变成了普遍的小康状态。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希望与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绝望。更奇妙的是，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价格完全稳定。这一点，后来的路德维希·艾哈德都没有做到。
不过，值得向另一方向继续进行费斯特的思考试验：当然，当德国人在1938年秋得知希特勒突然死去的消息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首先会有失去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位国家巨匠的感受。但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几个星期，因为他们随后会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国家制度了，希特勒已经于1938年悄悄地把它摧毁了。
在希特勒的积极成就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他的经济奇迹，它让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经济奇迹”的说法在当时还没有；它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联邦德国艾哈德时期惊人的迅速重建与再次振兴经济的成就而言的。但是，它更适合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奇迹被创造了，以及希特勒是个奇迹创造者的印象，在当年更深、更强烈。
此后又怎么办呢？希特勒在1938年没有接班人，没有一部选举接班人的宪法，也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利与权力来推举一位接班人。魏玛宪法早就失效了，但也没有被另一部宪法所代替。国家因此缺少推出新元首的机构。可能的几个接班候选人都以一个“国中之国”为后盾：戈林依仗着空军，希姆莱依仗着“党卫队”，赫斯依靠纳粹党（就纳粹党而言，此时人们可能会发现，它几乎与“冲锋队”一样失去了功能）；另外还有陆军，其最高将领们在1938年9月差点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国家，它由希特勒个人聚合与掩盖着，在这个人离去以后，这一切将会全面暴露出来。而这种混乱是希特勒造就的，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就；一项摧毁性成就，至今未被觉察，因为它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更为全面的摧毁，因而不被觉察。
整体来说，纳粹统治时期前六年暴力的使用及其程度，可以被称为希特勒心理学的大师级成就：先通过杀气腾腾的威胁引起恐惧，然后是严重的但没有达到威胁程度的暴力措施，以及随后逐渐向几乎正常状态的过渡，但没有完全放弃暴力背景。它使先是采取反对或观望态度的人群（也就是多数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震撼，但没有逼迫他们进行绝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没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政权受到积极评价的成就转移到别处去。
我们前面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时，已经看到了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他让其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个人寿命的长短。现在，我们从另一个方向碰到了一个相似的事实，即他为了个人的极权与不可替代性有意识地摧毁了国家的功能，而且是从一开始就这样。一个国家的功能建立在其宪法基础上。这部宪法可以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第三帝国最迟自1934年秋起既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没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它既不认可与尊重限制国家权力的国民基本权利，也没有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法，即一套划分各个国家机关权限，并保证它们的工作有意义地融为一体的国家事务程序。相反，希特勒故意制造出一种状态，即各个独立的权力载体之间权限范围模糊、相互竞争，势力范围相互跨越，只有他自己站在所有人之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保障自己所想得到的、向所有方向都完全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感觉完全正确，任何一个符合宪法的秩序，也会限制权力最高的宪法机构：一个宪法国家最有权力的人，至少也会受责任范围的限制，他不可能向所有人命令所有事情；至少做好了没有他也能继续运转的准备。这两点希特勒都不想要，所以他毫无替代地取消了所有宪法。
而且，正是这种由希特勒故意散布的恐怖气氛，使得自1933年3月起伴随着希特勒夺权过程的暴行与犯法行为未能引起广泛的谴责与抵抗。人们本以为会发生更加严重的暴行，因为在此之前的整整一年里，“冲锋队”曾杀气腾腾、摩拳擦掌地扬言要大闹“长刀之夜”。但它并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针对少数几个特别被憎恨的反对者，它们是单个的、秘密的，而且不久即被控制了，但从未得到追究。希特勒曾亲自庄严地（在国家法庭前宣誓作证时）宣布，他上台后，将有人头（即所谓的“十一月罪犯”的人头）落地。1933年春夏，当1918年革命的参加者与共和国的名人“只是”被抓进集中营，在那里受到虐待、生命受到威胁，但绝大部分人或早或晚地都被释放时，人们几乎松了一口气。有几个人甚至完全没有受到冲击。人们心里已经作好了发生大屠杀的思想准备；但只发生了一天（1933年4月1日），主要是象征性的、不流血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简言之，希特勒上台初期虽然发生了严重的暴行，但比预先的威胁却要略轻一点。当在1933至1934年间暴力逐渐消失，在1935年至1937年间让位给（只是受到仍然存在的但人数逐渐减少的集中营的干扰）正常状态时，那些（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说“这只是一个开端”的人，似乎撒了谎；而那些说“这只是令人遗憾的过渡现象”的人，似乎对了。
他不愿意当国家的第一公仆，而是要当唯一的领袖，当一个绝对的统治者；而且他正确地认识到，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制度中，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只能在一个受控制的混乱状态之中。因此，他一开始就以混乱代替了国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一直知道如何控制这一混乱。但他的死亡，即便在他成就的最高峰，即在1938年秋，也将会暴露他所制造的混乱，而且因此损害其身后的名誉。
如果希特勒的观察者与评论者观察得稍微仔细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希特勒除了演讲能力以外，还具有组织才能，即创建并控制高效率的权力机构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纳粹党完全是希特勒的创造物，而且在它于30年代早期开始吸引大批选民之前，它作为组织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它使有着悠久光荣组织传统的社会民主党黯然失色；帝国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曾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小型的“反对国”。与早就臃肿与自满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希特勒的纳粹党从一开始就拥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只服从一个压倒一切的意志（细心的观察家在20年代就可以发现，希特勒有每时每刻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同化或消灭党内竞争者与反对者的能力），它的每一个支部都充满着战斗热情，是一架在德国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隆隆运转的竞选机器。同样，希特勒20年代的第二个创造物——他的内战军队“冲锋队”，也让其他所有政治武装（如德意志民族党的“钢盔团”、社会民主党的“国旗团”，甚至德国共产党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相比之下犹如小市民协会那样软弱无力。不管是在战斗精神、鲁莽勇敢上，还是在残忍与杀气上，它都超过了它们。它且只有它才使人们感到心惊胆战。
另外，还存在着另一个驱使希特勒摧毁国家的原因。在仔细研究希特勒时，人们会在他身上发现一个特征，我们或许称之为对确定的恐惧，或许更确切地称为对任何终结性状态的恐惧。他似乎不仅害怕他的权力会受到一个国家秩序的限制，而且害怕一个固定的目标限制了他的意志。他继承的德意志帝国，1938年他扩大为大德意志帝国，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他所要巩固与保护的国家，而一直是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大帝国的跳板。这一帝国或许不再是一个德意志帝国，而是一个“大日耳曼帝国”，这个帝国在他脑子里连地理边界都没有确定，只有一个不断向前推移的“国防线”，或许是在伏尔加河边，或许在乌拉尔河边，或许直到太平洋为止。
在此以前，希特勒只享有一个煽动者的名声。他作为大众演讲者与大众蛊惑者的能力，不仅从来未受到过怀疑，而且使他在1930年至1932年危机高潮中，逐年成为越来越有希望的权力继承人。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见到，他一旦掌权会经得起考验。人们说，执政毕竟不同于演讲。人们也注意到，在希特勒的演讲中，充满了毫无节制的对执政者的谩骂，要求赋予自己及其纳粹党全部的权力，不管是否自相矛盾地向所有方向的不满意者讨好，但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譬如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图霍尔斯基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他写道：“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因此，当这个人在1933年以后表现为一个魄力十足、想象力丰富、高效率的实干家的时候，对其反对者的心理打击就更沉重了。
当他在我们多次提及的1939年4月28日的演讲中自我吹嘘他“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时，他还没有说出他的真实设想：他想要的“生存空间”在遥远的东方，而且不是历史上的，而是未来的。倒是在他那我们也已提及的1938年11月10日的演讲中，当他说到必须让德意志人民内心做好迈出“一步又一步”准备的时候，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如果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准备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某一点停滞不前，将已经得到的（或者甚至是继承的）东西长期地作为国家巩固下来。恰恰相反，固定的东西必须灵活化、可移动，一切都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从这种临时性出发完全自动地趋向不断的变化、扩大与发展。德意志帝国必须不再是一个国家，才能完全成为一个征服与侵略的工具。
在其十二年统治的前六年，希特勒取得了一系列让敌人与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取得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在当时使希特勒的反对者（1933年仍占德国人的多数）感到疑惑，内心理屈词穷，让今天（1978年）的一些老年人仍然暗暗怀念他。
在这方面，希特勒与俾斯麦之间所存在的对立可以说是最大的，俾斯麦在获得了可获得的成就以后，便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但是，在这里，与拿破仑的比较也有借鉴意义。与希特勒一样，拿破仑作为征服者失败了，但他作为法国国家巨匠的许多成就却遗留下来了：他的伟大立法，他的教育制度，甚至他所建立的集权式的带有大区与府的国家体制今天还存在，尽管自那时以来国家形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希特勒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他那让德国人长达十年倾倒、让全世界震撼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已经无影无踪了，不仅因为它们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灾难，而且因为它们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终结性。单作为成就，健将希特勒或许甚至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个境界他从来没有达到，那就是国家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