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可以从医院回到那座桥上的，最后却没这么做，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假如那个男孩没把她拽下来，她也不确定自己会向前迈步还是向后退步，于是从那以后，她每天都会思考自己和那个跳下去的男人有什么不一样，这促使她选择了一项预备从事终生的职业——心理医生。来找她求助的病人全都痛苦不堪，像极了当年站在桥栏杆上、已经探出一只脚的她，她坐在这些人对面的椅子里，用眼神告诉他们：“我也曾经和你一样，但我知道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她在医院里醒过来，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她刚刚瞥见有个男孩冲过来，下一秒就失去了意识，所以当护士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到了他，可她的后脑勺的确在流血，她只好说自己是打算爬到栏杆上给夕阳拍照，结果摔破了脑袋。为了不让别人担心，她早就习惯迎合别人，说他们想听的话，所以她想都没想就重复了老习惯，护士看上去还是很担心，也不相信她的话，但她很会撒谎，这毕竟是她练习了一辈子的技术，于是最后他们说：“爬到那个栏杆上，简直傻透了！你没掉到另一边去摔死，真是太走运了！”她点了点头，干裂的嘴唇动了动，说了声：“没错。”走运。
当然，有时候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那时候为什么打算跳下去，然而所有相关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尽管还是会孤独地坐在餐桌旁，但她发现了应对的方法，找到了出口，终于从那座桥上爬了下来。有的人就是能够接受自己永远都不会摆脱焦虑的事实，学会与它和平相处。她试图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她告诉自己，这就是你应该善待别人的原因，哪怕对方是白痴，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可能背负着怎样的重担。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意识到，几乎每个人都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优秀吗？我让什么人感到骄傲了吗？我对社会有用吗？我擅长自己的工作吗？我是不是个大方体贴的人？我在床上表现得是不是足够体面？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我是好父母吗？我是好人吗？
那个叫杰克的十几岁男孩看见了她。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会回到那座桥上，而且每天晚上都过去，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父母当然不许他去，可他从来不听，执拗地偷偷跑出去，仿佛这样就能再一次看到那个男人站在桥上——然后他就可以倒转时钟，让一切回归正常。当他看到这次站在桥上的是个十几岁的女孩时，并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所以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冲了过去，用力把她拽下来，她没有站稳，后脑勺磕在了碎石路面上，晕了过去。
人人都想成为好人，至少内心深处都存在这样的渴望。人心固然是向善的，然而问题在于，你很难一直对白痴表现善意，因为他们是白痴——这是纳迪娅研究了一辈子的课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痛处。
这个溺水的画面在纳迪娅的脑子里生了根，她仿佛时时刻刻都活在里面，跟父母坐在餐桌旁，她会不由自主地想：“你们看不见吗？”但他们确实没看见，她也什么都没说。终于有一天，她没去上学，而是打扫了自己的房间，整理好床铺，没穿外套就走出家门，因为她不再需要外套了。她在镇上晃荡了一整天，走走停停，四处溜达，希望这个镇子能最后看她一眼，让它明白没能听到她那些无声的尖叫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她没盘算过具体该怎么死，只要能死掉就行。太阳落山时，她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已经站到了那座桥的栏杆上——只要往前挪出一只脚，再挪另一只，是不是很简单？
她再也没见到过那个曾经出现在桥上的男孩，有时她真心实意地相信他是她幻想出来的人物。也许他是天使吧。杰克同样再也没见过纳迪娅，他也没再去那座桥，但从那天开始，他成为警察的计划就变得不可动摇，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她站上了那座桥，发现水面离桥下的地面有些远，意识到假如跳下去，自己不会淹死，而是落在混凝土上摔死，她觉得稍微有些宽慰，因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害怕淹死，但并非畏惧死亡本身，而是害怕淹死之前的恐慌和无能为力。有个没脑子的大人告诉过她，在旁人看来，快要淹死的人看起来并不像是快要淹死的样子：“溺水的时候，你喊不出来，胳膊也挥不起来，只会往下沉，你的家人可能还会站在沙滩上高兴地朝你招手，却完全不知道你快死了。”
十年后，经过培训，纳迪娅成为心理医生，搬回了这座小镇。她接收了一位名叫扎拉的病人，后来扎拉在看房的时候被劫为人质，杰克和他爸爸吉姆找来人质事件的所有目击证人问了话。出事的那套公寓有个阳台，从那里可以望见那座桥，这就是扎拉去那里看房的原因。十年前，她在自己家门口的擦鞋垫上发现了一封信，信是跳桥的那个男人写的。他的名字整整齐齐地写在信封背面，她想起自己曾经和他见过面，虽然报纸从来没公布过男人的名字，但是这个镇子实在太小，她很容易查出他的身份。
纳迪娅只知道自己从来没跟任何人有过共同点，始终孤独地活在别人无法理解的各种感受之中。她坐在满是同龄人的教室里，表面看起来一切正常，内心却有个站在森林深处尖叫的小人，震得她的心都快要炸开。森林里的树也在不停生长，直到有一天，阳光再也无法穿透枝叶，照亮那里的黑暗。
扎拉依然每天把这封信随身装在包里。她只去过那座桥一次，男人跳桥之后的那一周，她来到桥边，看到一个女孩爬上了同一段栏杆，但被一个男孩给救了。扎拉站着没有动，只是躲在阴影里发抖。救护车来接女孩去医院时，她还站在那里，此时男孩已经离开了，扎拉来到桥上，捡到了女孩的钱包和身份证，知道了她的名字——纳迪娅。
她倒没受过什么伤，也没遭遇过不幸，只是有个不会被X光片照出来的邪恶小生物占据了她的心，一刻不停地对着她的脑袋低语，指责她不够优秀，软弱而丑陋，永远不会有任何成就，只会变得很糟糕。当你哭干了眼泪也没法让那个只有你能听见的声音安静下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和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尽管你总是小心翼翼地收着一口气，缩起来的肩膀从来不曾放松过，握紧拳头贴着墙根走路，老是害怕有人注意到你——因为没人搭理你才是天经地义的——可也会有筋疲力尽的那一天。
扎拉用了十年时间暗中观察纳迪娅的人生——从她上学一直到工作，但始终与女孩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不敢接近她。扎拉也用了十年时间观察那座桥——从远处，从每座待售公寓的阳台，因为她也不敢靠近它，担心假如自己再次走上那座桥，还会有人跳下去，而且，如果她主动接近纳迪娅，由此发现了自己的真面目，也许跳下去的人会是自己。但矛盾之处在于，即便意识到了自己的抗拒，扎拉内心的人性还是迫使她忍不住想要了解跳桥的男人和纳迪娅的区别，因为她为这件事感到愧疚，觉得自己是个坏人。尽管每个人都口口声声地说想要认识自己，但没人真能做到，所以扎拉仍然没有拆开那封信。
对你来说，这个女孩是谁显然并不重要，她不过是数十亿人中的一个，大多数人永远没有机会以独立的个体的身份出现在你眼前，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面目模糊的一员。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我们无非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短暂接触的只有彼此的外套，浑然不觉各自之于对方的意义。桥上的那个女孩名叫纳迪娅，男人跳下去之后的那个星期，她也站到了桥栏杆上。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她和他的孩子们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校园里人人都在谈论男人跳桥的事，正因如此，她才萌生了同样的念头。无论事前还是事后，没人说得清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到底为什么不想活。诚然，生而为人，难免时常受伤，逼得人偏要跟自己过不去，要么嫌弃自己的脑子，要么讨厌自己的身体，照镜子时总觉得里面是个陌生人，还要问上一句：“我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么复杂的故事看似不太可能发生，也许这是因为大多数故事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比如这一个，实际上它可能跟抢银行、看房、劫持人质什么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甚至也不是讨论白痴的。
十年前，有个男人写了一封信，把它寄给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女人，然后这个男人送孩子上学，在他们耳边小声说他爱他们，接着，他一个人开车去了水边，把车停在那里之后，他爬到一座桥的栏杆上，跳了下去。这件事过去不到一周，有个十几岁的女孩也站上了同一座桥的栏杆。
也许它是关于那座桥的故事。
这是个关于抢银行、看房和劫持人质的故事，不过本质上还是跟白痴的联系最大，当然也可能没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