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说的是‘股市崩盘’，但实际上崩溃的既不是股市，也不是银行，崩溃的是人。”
“为什么不行？”
“你会这么想，其实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比较。”
“真的？”
“你在赌场里输了钱，会怪到发牌的人身上吗？”扎拉问。
“因为你总觉得世界欠了你什么，其实它什么都不欠你的。”
“这会让你感到内疚吗？”心理医生问，她主要是想看看扎拉明不明白世界上还有“内疚”这种感觉。
“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为什么喜欢你的工作，你告诉我的却是你为什么擅长这份工作。”
“分析师期待崩盘。只有当形势对银行的客户有利的时候，经济学家才能赚钱，而分析师什么时候都能赚钱。”
“只有弱者才会喜欢他们的工作。”
“你是说，分析师会预测崩盘吗？”
“我认为这话不对。”
“经济学家只研究已经发生的问题，所以他们永远不会预测股市什么时候崩盘。”
“那是因为你喜欢你的工作。”
“这有什么区别呢？”
“听你的意思，好像喜欢自己的工作有错似的。”
“因为我是分析师，而大多数跟我做着相同工作的人都是经济学家。”扎拉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是不是又觉得难过了呀？你们这种人特别容易难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心理医生向后靠在椅子上。不难发现，扎拉像极了教科书上描述的那种典型人格：避免和人目光接触，不想握手，喜欢挑衅，宁愿做只跟数字打交道的工作，而且总是忍不住想要摆正书架上的那张照片（为了测试扎拉的反应，心理医生每次都故意提前把它弄歪），但对于扎拉这样的人，你又很难直接跟她讨论这些事，所以心理医生只能迂回地问点儿别的：“你为什么喜欢你的工作呢？”
“不知道。”
“高级餐厅的桌子之间离得更远，头等舱没有中间的座位，豪华酒店有单独的套房客人入口。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你能买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因为你们自始至终都是错的，假如别做那么多错事的话，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心理医生看着桌上的时钟，她依然相信扎拉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可也许“孤独”和“没朋友”是有区别的……不过心理医生依旧什么都没表现出来，只是用无可奈何的语气嘟囔道：“你知道吗……我想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心理医生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回答。
扎拉冷漠地点点头，站了起来，把椅子塞回桌子底下，角度不偏不倚，非常精准。她半转过脸去，突然开口问：“你觉得世界上有坏人吗？”语气却含含糊糊，听上去好像不是真的打算把这句话说出来似的。
“我的钱花在跟其他人保持距离上面。”扎拉回答。
心理医生竭尽所能不让自己显得惊讶，然后谨慎地回应：“你想让我从心理医生的角度还是从纯粹的哲学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胜利者能赚很多钱，这也非常重要，我说得对吧？你赚到钱以后会怎么花呢？”她问。
扎拉再次露出仿佛在和烤面包机说话的表情。
心理医生觉得有点儿找不着北了，她试图把话题转回原来的问题上。
“你是个裤兜里随时装着字典的小孩吗？难道还要拿出来照着念不成？别管那么多，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世界上有坏人吗？”
“失败者一文不值，亲爱的。你以为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坐到会议室的主位上吗？”
心理医生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扭得裤腰都快掉了。
“那很重要吗？”
“我大概只能说……没错，我觉得世界上有坏人。”
“成为胜利者。”
“你觉得他们知道自己是坏人吗？”
“你们在努力做什么事？”心理医生问。
“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不能搞冲突？冲突是好事。弱者才喜欢和谐，所以他们整天碌碌无为，还要嘲笑我们这些努力做事的人。”
扎拉的目光落在“桥上的女人”那幅画上。
扎拉边听边疑惑地歪起脑袋，以至于连脖子都跟着响了起来。她能听懂每一个单词，却不清楚它们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这些单词是随机从帽子上拆下来的零散字母。
“我反正见过很多完全像猪一样的人，反应迟钝、没有脑子，但无论是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坏人。”她说。
心理医生打算采用一种听着不像是谈论这件事的方式来谈论这件事，于是她说：“你似乎引起过很多争议，扎拉。我有个建议，每次你发火之前，可以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惹你发火的人是否故意想要伤害你？第二，你对当下的情况了解得是否全面？第三，你能从冲突中得到什么好处？”
心理医生思考了很长时间才回应道：“没错。老实说，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应该告诉自己，我们得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做点儿贡献，至少别让它变得更糟。要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哪怕有些坏事看起来似乎有助于实现某些崇高的目标，也坚决不能做……其实每个人都能分辨是非，一旦违反了自身的道德准则，我们会下意识地为自己找借口开脱，我认为这就是犯罪学里面提到的中和技术理论——把自己的错误行为合理化，要么归咎给宗教或者政治理念，要么说我们是别无选择，总之我们需要一些东西给自己的坏行为辩护。我相信很少有人明知道自己是……坏人，还能睡得着觉。”
扎拉花了很长时间向心理医生解释，她其实是称赞那个年轻人——这年头，连称赞别人都能被说成是偏见了吗？
扎拉什么都没说，只是抓紧了她的特大号挎包，而且有点儿用力过猛，似乎打算坦白什么事。她的手已经摸进包里，马上就要碰到那封信了，在那个短暂的瞬间，她甚至还打算承认自己在兴趣爱好方面撒了谎——她不是近来才开始到处看房的，而是已经看了十年，对这项活动已经完全超出了爱好的程度，称得上一种痴迷了。
扎拉耸了耸肩，告诉心理医生，她面试一个来银行找工作的年轻人时，对方指责她“充满偏见”，就因为他走进房间后，她扫了他一眼，说：“噢！我觉得你应该去技术部应聘，你一看就像是那种很会摆弄电脑的人！”
然而她还是一个字都没说，就这么合上包，关门走了出去。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心理医生依然坐在桌旁，为自己的困惑而困惑着。她想为下一次咨询做些笔记，却不由自主地打开笔记本电脑，浏览起了售房网站上的房屋资料。扎拉下次会去哪里看房呢？心理医生显然不可能知道，可要是扎拉告诉过她，自己去看的房子都是带阳台的，而且在阳台上都能望见那座桥的话，也许就不那么难猜了。
心理医生耐心地点点头，继续下一个问题，不过一开口她就后悔了：“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你都是怎么无意中伤害了像我这样的人呢？”
这时候，扎拉正站在电梯里，电梯下降到半途，她按下了停止键，这样哭的时候就能不被打扰了。她还是没能拆开挎包里的那封信，也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勇气，因为她知道心理医生说得对——她就是那种一旦认清了自己的真面目就会再也睡不着觉的人。
心理医生又一次和扎拉见面时，扎拉说自己找到了兴趣爱好，就是“去看中产阶级住的公寓”，而且已经开始看起来了。她表示这相当令人兴奋，因为许多公寓根本没有她预想中的那么脏，住在里面的人竟然也会打扫房间。心理医生试图跟她解释，看房这种行为其实跟她所谓的“参加慈善活动”差得有点儿远，但扎拉反驳说，有一次看房时，她认识了一个打算亲自动手翻新房子的男的，拿他用来吃饭的同一双手翻新房子——“所以别再指责我不够努力，不愿意结交最不幸的那批社会底层了！”心理医生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扎拉注意到了她挑起的眉毛和张开的嘴巴，然后哼了一声，说：“我是不是让你难过了呀？天哪，你们这种人怎么都这样呢，别人只要一开口就准会得罪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