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心理医生终于开口道，她的声音在颤抖，还带着一丝经过深思熟虑的矜持。
整个房间陷入可怕的沉寂，连两个女人的心跳声都清晰可闻。心理医生的手指滑落到记事本上，呼吸变得轻浅而急促，每次吸气只敢填满肺叶的三分之一。她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我也很遗憾，说实在的，还很郁闷。”扎拉说着抹了抹眼睛。
“我得了癌症。”
“是……什么样的癌症？”心理医生问。
她们又讨论了很长时间别的话题，突然，扎拉像是在审视自己的内心那样沉默了一会儿，当她终于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变得低沉而陌生。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扎拉轻声说。
直到第三次咨询时，心理医生才意识到扎拉是多么的不对劲。扎拉说：“作为一种制度，民主制注定要失败，因为只要故事编得好，白痴就什么都相信。”心理医生只能尽量无视这些胡言乱语，转换话题，引导扎拉谈谈她的童年和工作，反复追问她有什么“感觉”：那件事发生时，你有什么感觉？提到这个，你有什么感觉？当你回想自己的感觉时，又有什么感觉？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吗？经过一番努力，扎拉最后终于感觉到了什么。
“对，对，当然没有。对不起，是我没考虑到。”
咨询结束时，扎拉没和心理医生握手。出门之前，她忍不住伸出手来，摆正了心理医生搁在书架上的一张照片，重新排了排其中三本书的位置。依照职业规则，心理医生不应该有最喜欢的病人——就算有的话，也绝对不会是扎拉。
扎拉漫无目的地望向窗外，直到外面的光线变换，从上午变成了中午，她这才微微抬起下巴，说：“你不用道歉，我得的是虚构的癌症。”
扎拉耸了耸肩：“好吧。要是这么说能让你好受点儿的话。”
“什……什么？”
心理医生友好地纠正道：“你是说……贫困。”
“我没得癌症，我骗你的。其实，我想说的是，民主制根本行不通！”
扎拉飞快地点点头，用“答案显而易见”的语气说：“穷人。”
心理医生就是在这一刻意识到扎拉是多么的不对劲的。
“这么说吧，你认为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她问。
“你……你这个玩笑可有点儿大。”她终于憋出这么一句。
心理医生鼓励地笑了笑。
扎拉扬起眉毛。
扎拉回答：“不怎么担心。”
“你的意思是，我还不如真的得癌症？”
心理医生当然没有照办，反而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打算帮助扎拉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她的焦虑，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担心地球的未来吗？”
“不！什么？绝对不是，但是——”
正捧着手机看新闻的扎拉头都没抬，说：“是啊，没错，神经衰弱是因为睡不着觉，所以给我开点儿安眠药吧！”
“你瞧，假装得癌症可比真的得癌症要好得多，对吧？还是说你宁愿我得癌症？”
她们就是这么开始打交道的，毫无疑问，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但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怎样，心理医生还是轻而易举地对这位新病人做出了诊断，一点儿都没费事：扎拉的病因是孤独。不过她没有直接说出来（心理医生还有五六年的学生贷款要还，她借钱学了那么多东西可不是为了当个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白痴的），而是向扎拉解释，根据症状表现，扎拉可能得了“神经衰弱”。
出于愤慨，心理医生的脖子变红了。
“这个问题最好由你自己来回答。”心理医生说。
扎拉两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膝盖，黯然地说：“反正我感觉就像是得了癌症一样。”
“那我还来这里干什么？”扎拉问。
心理医生当天晚上也没睡好，扎拉有时候就是能影响到其他人。下一次扎拉过来拜访的时候，心理医生已经把她母亲的照片从办公桌上拿走了。在咨询的过程中，扎拉其实考虑过说出导致自己失眠的真实原因：她的包里有一封信，这封信能说明一切，要是她这时候拿出它来，此后发生的所有事都有可能变得不一样。然而她只是坐在那里，盯着墙上的那幅画——画里有个女人，望着无边的大海和远处的地平线。心理医生舔了舔说得发干的嘴唇，轻声问道：“你看着这幅画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我不能开安眠药，只有你的医生才能开。”
“我在想，要是我也只能选出一幅画挂在墙上的话，这一幅是绝对没门儿的。”扎拉回答。
“我想要安眠药，我早就说了。配点儿红酒送下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心理医生尴尬地笑了笑，问：“我一般会请病人猜一猜这个女人的情况。比方说，她是谁？她快乐吗？你想不想猜猜看呢？”
“我们的任务是讨论你的问题，扎拉。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我又不知道她认为什么是快乐。”扎拉漠然地晃了晃肩膀。
心理医生看上去有点儿生气——也许并非只是“有点儿”而已。
心理医生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老实承认道：“我以前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回答。”
“亲爱的，看穿你可一点儿都不难。你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变得跟你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复杂。你们这代人其实什么学科都不愿意研究，只喜欢研究自己。”
扎拉哼了一声，说：“这是因为，你提问的时候总是先入为主，假定世界上只存在单一类型的快乐，可快乐是跟金钱差不多的东西。”
扎拉像百无聊赖的猫那样伸了个懒腰。
“听起来很肤浅。”心理医生露出了只有自认为思想非常深刻的人才会露出的优越感十足的微笑。
心理医生试图夺回谈话的主导权，她问：“这就是你在银行业工作出色的原因吗？因为你能读懂人心？”
扎拉就像试图给一个不是青少年的人解释某件事的青少年那样呻吟了一声。
“我让你用自己的话讲讲什么是惊恐发作，别扯什么教科书上的定义，于是你就用了‘带宽’‘处理’和‘防火墙’这样的词，它们不是特别常见的词汇，可能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假如你和父母的关系还不错的话。”
“我的意思不是金钱等同于快乐。我是说，快乐跟金钱差不多——它们的价值都是编造出来的，是我们无法衡量的虚假的东西。”她说。
扎拉又对着烤面包机呻吟了一声。
心理医生的声音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是的！”
“好吧……也许你说得对，但我们可以衡量和评估抑郁的程度。我们知道，抑郁的人害怕感受快乐，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因为一旦习惯了抑郁，它对你而言也许就会变成某种安全保护膜、离不开的舒适圈之类的东西，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假如我没有不快乐，假如我没在生气——我就会迷失自我！”
“这重要吗？”
扎拉皱了皱鼻子。
扎拉发出一声不情不愿的呻吟，仿佛在教一台烤面包机识字。
“你相信这一套吗？”她问。
“我爸是程序员，我妈是系统分析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的。”心理医生回答。
“我本来想说的是‘垃圾’，不过，说‘感觉’也行，假如能让你感觉好一点儿的话。”扎拉说。
“这是因为，每当看到比自己富有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总是会说：‘没错，他们或许比我有钱，可他们快乐吗？’好像快乐才是人生的意义，可一天到晚觉得很快乐，这是连白痴都能做到的事。”扎拉说。
扎拉突然顿住了，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冒犯的心理医生接话道：“虚无缥缈的……感觉？没错，我就是研究感觉的。”
心理医生在本子上记了点儿什么，然后盯着本子问：“那你认为怎么样才算快乐呢？”
“你有时候是不是会觉得丢脸啊？你是怎么应付这种羞耻感的——你父母做的至少还是跟现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你却在研究那些虚无缥缈的……”
从扎拉的回答里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她显然已经思考了很多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她而言，做一份重要的工作要比快乐地生活重要得多。
“你怎么……怎么可能……你是怎么知道的？”
“快乐就是拥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目的和方向。你想知道真相吗？真相是，在‘有钱’和‘快乐’之间，多数人宁愿选择‘有钱’。”
“你父母从事的是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可能是程序员。”
心理医生再次露出充满优越感的微笑。
“真的？”
“银行董事当然会对心理医生这么说。”她说。
“我对你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你对我的了解。”
扎拉又哼了一声。
“为什么这么说？”
“你每个小时的咨询费是多少来着？如果免费能让我快乐，你可以不收我的咨询费吗？”
“你在工作方面可不怎么专业啊。”扎拉嘲讽地说。
心理医生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这可有点儿不太专业，她随即惊讶得脸都红了，急忙欲盖弥彰地掩饰道：“不，可假如你能让我高兴，我也许会给你免费。”
心理医生不自在地在椅子上动了动，思索着各种备选答案，最后，她说：“我认为，惊恐发作是心理痛苦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焦虑感强烈到引起了躯体的不适，迫使大脑无法……呃，这里不知道该怎么说，简单打个比方吧——大脑没有足够的带宽处理所有的信息，导致防火墙崩溃。焦虑使我们不知所措。”
这回轮到扎拉不由自主地发笑了，笑声就像是不小心从她嘴里溜出来的一样，她已经很久没这样笑过了。
扎拉打断了她，说：“不，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随后她们沉默了许久，甚至到了有点儿尴尬的程度，这时扎拉终于朝墙上那幅画里的女人扬了扬脑袋。
心理医生用只有心理医生这种专业人士才能驾驭的方式回答：“这种症状很难定义。但是，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说法，惊恐发作……”
“你觉得她在干什么？”
第二次咨询时，扎拉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惊恐发作是怎么回事？”
心理医生看着那幅画，慢慢地眨了眨眼。
心理医生看起来很不自在。第二次跟扎拉见面的时候，她没戴那只海豚胸针。
“跟其他人一样。她在找东西。”
扎拉回答：“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海豚，那就是有心理疾病；如果你杀光了所有海豚，那就是精神病。”
“找什么？”
心理医生问：“你认为区别在哪里？”
心理医生的肩膀向上提起一英寸，又向下耷拉了两英寸。
扎拉马上提出自己的疑问：“我的情况属于精神疾病还是心理疾病？”
“找可以抓住的东西，可以为之争取的东西，可以抱以期待的东西。”
心理医生叹了口气，问：“你希望通过我们的咨询解决什么问题呢？”
扎拉把目光从画上移开，望向心理医生身后的窗户，透过窗户往外看。
扎拉说：“没那么严重。”
“要是她在想着自杀呢？”她问。
心理医生问：“你觉得你的睡眠问题跟工作有关吗？你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你经营着一家银行，这似乎是个压力很大的工作。”
心理医生还在看着那幅画，她只是笑了笑，没有把内心的愤怒表现在脸上——她经过了多年的训练，而且很爱自己的父母，不愿他们为她担心，所以能把面部表情控制得很好。
扎拉回答说，她“睡不着觉”，虽然此前也找医生开过安眠药，但现在医生不给她开了，让她先做个心理咨询再说。“所以我就来了。”扎拉说着拍了拍她的手表，仿佛她才是那个按时计费的专业人士。
“你为什么觉得她会这么想？”她问。
心理医生拿起笔，露出老练的笑容，说：“帮你什么？”
“所有的聪明人都应该想过这件事吧？”扎拉反问。
扎拉望着心理医生办公室墙上挂的唯一一幅画，若有所思地噘起嘴巴，说：“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能帮到我。”她的语气却出人意料地诚恳。
起初，心理医生打算运用一些她在训练中掌握的话术回应扎拉，但她很清楚这没什么用，所以她诚实地回答：“没错，也许是这样的。你觉得是什么阻止了我们这些聪明人自杀呢？”
对心理医生来说，这是莫大的侮辱，但她不愧是专业人士，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她平静地回答：“虽然我从业的时间不是很长，接触的病人也不太多，可我知道，他们都还活着。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扎拉俯身向前，下意识地挪了挪桌上两支笔的位置，让它们互相平行，然后才回答：“恐高。”
扎拉耸了耸肩，补充完刚才没来得及说的后半句：“拣你知道的说。”
此时此刻，地球上没有人可以确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所以心理医生思考了很久才提出下一个问题。
心理医生心头一紧，立刻回答：“没有。”
“我想问问，扎拉——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扎拉将信将疑地点点头，问：“你的病人里面有自杀的吗？”
“兴趣爱好？”扎拉迷惑地重复道，好在语气并没有先前那么不屑一顾。
心理医生做了个深呼吸，说：“我理解。我只能说，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很好，行了吗？”
心理医生连忙解释：“没错，比如，你喜欢参加慈善活动吗？”
扎拉说：“找技工修车的时候，我先得了解一下她自己的车是不是一文不值的垃圾。”
扎拉无声地摇了摇头。心理医生起初还觉得庆幸，这一次扎拉竟然没拿侮辱性的语言回击她，可紧接着她发现扎拉的眼神不对劲，仿佛自己刚才的问题把她心里的什么东西给打翻弄碎了。
心理医生意识到扎拉的反应不正常，听到这样的消息，正常的反应是安慰对方，但她并没有当面指出这一点，而是不动声色地回应道：“今天的讨论对象不是我。”
“你还好吗？我说错什么了吗？”心理医生焦急地问，但这时扎拉已经在看表了，随后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入行不久的心理医生缺乏经验，还处于会因为担心失去病人而感到惊慌失措的阶段，所以她不由自主地说出了非常不专业的话：“别干傻事！站住！”
扎拉问：“她在世的时候，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扎拉惊讶地站在门口。
心理医生回答：“她最近去世了。”
“什么傻事？”她问。
扎拉问：“你和她关系好吗？”
心理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尴尬地笑笑，试探地说：“行啦，别干傻事……你还欠我咨询费呢。”
心理医生回答：“我妈妈。”
扎拉突然哈哈大笑，心理医生也跟着笑了起来，这下子她更难把握笑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不专业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扎拉最近正在看心理医生，因为她从事的职业比较特殊，时间久了，有时候就得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提醒自己人生并非只有工作。扎拉的第一次心理咨询还不算太糟糕，她一上来就拿起桌上的一幅镶框照片问医生：“这是谁？”
扎拉走进电梯的时候，心理医生坐在办公室，看着墙上那幅以天空为背景的画里的女人。扎拉是头一个怀疑那个女人可能打算自杀的病人，以前从来没人想到过这一点。
实际上，看起来五十出头但没人敢问她年龄的扎拉并不打算买下那套公寓，当然不是因为买不起，她从自己家的沙发垫缝里翻出来的零钱，随便凑凑都能轻轻松松买上一套。（但扎拉认为零钱太脏，是滋生细菌的天堂，不知被多少中产阶级的脏手碰过，所以她宁愿烧掉沙发垫，也不想把零钱抠出来。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她家的一张沙发和那样的一套公寓是等价的。）可想而知，她是皱着鼻子去看那套公寓的，耳环上的钻石大得能撞翻中等个头的小孩——假如有那个必要的话——而且不止如此，假如观察得够仔细，你还会发现，钻石的光芒足以掩盖困扰她内心的忧伤。
心理医生觉得，画里的女人凝视地平线的动作只可能包含两层意义：向往和恐惧。她画下这幅画是为了提醒自己一些事。心理医生喜欢画，因为哪怕你对着一幅画看了很久很久，都不一定能注意到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这幅画里的女人其实是站在一座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