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质被释放、公寓里传出枪响之后，他是第一个冲进去的警察。他跑进客厅，踩过沾满鲜血的地毯，扯开阳台的门，站在那里，若有所失地往栏杆外面看，因为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不合逻辑，他的第一个直觉和最大的恐惧是：“他跳下去了！”不过，下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记者和好奇的本地人，他们正透过手机的镜头窥视着他。银行劫匪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独自站在阳台上——在那儿，他能一直看到那座桥。现在，他站在警察局的走廊里，连擦掉鞋子上的血都做不到。
十年后，年轻的警察站在讯问室外面的走廊上，他爸爸依然跟房产经纪人待在讯问室里。他妈妈毫无疑问是对的：他和他的父亲永远不该在一起工作，这样注定会有麻烦。他没有听她的，因为他从来不听。当她累了或者喝过几杯酒的时候，偶尔会忘记掩藏自己的情感，她会看着自己的儿子说：“有时候我真觉得你从来没从那座桥上回来过，亲爱的。你还在努力拯救那个站在栏杆上的人，哪怕现在和那时一样不可能。”这也许是事实，但他不愿多想。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会做噩梦。警校毕业、考核、轮班、深夜加班……他在警察局的工作赢得了每个人的赞誉——但他的父亲除外。于是他更频繁地深夜加班，用更多的工作淹没自己，甚至开始厌恶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习惯在黎明时分脚步踉跄地回家，穿过账单成堆的客厅，走向空荡荡的床铺，用安眠药和酒精麻痹自己。在那些一切都变得难以忍受的晚上，他会出去夜跑，在黑暗、寒冷和寂静中狂奔几英里，脚步如同越来越急的鼓点，敲打在人行道上，但他从来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也不打算完成任何目标。有的人跑起来像猎手，而他跑得像猎物。筋疲力尽的他最终会蹒跚着回家，开始工作，重复前一天的循环。有时候几杯威士忌足以让他睡着，早晨洗个冷水澡就能让他清醒，而在半梦半醒之间，只要能钝化皮肤的痛感，止住在胸口涌动、尚未抵达喉咙和眼睛的泪水，他愿意拿任何东西来换。然而同样的噩梦总会重现：风拉扯着他的夹克，男人的鞋底蹭过栏杆，发出刺耳的刮擦声，男孩的尖叫声响彻水面，听上去和感觉起来都不像是他发出的，反正他也几乎听不见——当年的他实在过于震惊，甚至现在也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