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无数的“90后”，听到“大家好！我是野原新之助，大家都叫我小新！”“总之，这就是我，喜欢我哦！”都会想起那部陪伴自己成长的日本经典动画《蜡笔小新》。这部动画片，其实就是日本“一亿总中流”的形象代言。“一亿总中流”意味着一个以城市工薪阶层为主体的日本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城市中的白领和蓝领的区别较小，很多公司职工穿西装开小车上班，进入职场立即换成工服工作，已经不足为奇了。“一亿总中流”现象的出现，表明战后日本的发展是以富民强国为基本着力点的，其发展成果惠及到了大多数民众。这反过来又提振了日本的内需，刺激消费浪潮，促进投资，发育了日本的国内市场，日本的发展由此进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这和明治维新时期唯有财阀和军队受益相比，明显高端太多。这种状况，妥妥的就是“人和”。
战后日本，实行以年功序列工资制、终身雇佣制为主的就业制度，企业和各类机构看上去层级森严而且流动性很低。在许多外人看来，这样的体制会令组织陷入僵化，最后导致人浮于事，但实际情况却让这些人大跌眼镜。在这种体制下，为了避免被边缘化，日本的上班族反而更努力地奉献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帮助机构实现发展目标。另外，在这样的组织制度下，雇员们也对组织更加忠诚，其彼此之间也更加团结，有助于长期规划和大型项目的实施。那时的日本人非常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终身而仕”，说白了，我这辈子就在这一个单位了，哪儿也不会去。如果跳槽，那就是背弃，是最大的耻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这种模式非常有效，因为“群情激奋”，大家干劲十足，加上这种制度的保障性极大，日本人拼命给公司卖命，公司拼命地“榨取”工人的“消费者剩余”，于是日企快速发展，同时催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消费激增，繁荣场景立刻显现无疑。
战后日本“人和”的第四个表现，就是国内环境异常稳定，社会也不是一般的安定和谐，几乎没有发生“工潮”等社会动乱事件。
战后日本“人和”的第三个表现，则是日本的上班族变成了一群团结奋进的勤劳“工蜂”。他们靠的不是弯道超车和投机取巧，而是不分昼夜地拼命干活，最终在创造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奇迹的同时，让自身也进入了“一亿总中流”。
战后日本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人们可以携带贵重物品毫无顾虑地行走在深夜街道上。连日本最著名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都表现得越来越像个做“好人好事”的模范。为了使自己的帮派更加“亲民化”，山口组会在每年的万圣节派发糖果给小朋友，用当下中文互联网上的流行语说，凶巴巴的叔叔们给小不点们派发糖果，是强烈的“反差萌”。从1960年至1973年，美国等国家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唯日本在逐年减少，这得益于日本警察的尽忠职守与公众的通力合作。
日本在战后初期经济十分困难，民众生活艰难，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将6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为9年，将整体国民收入的5%以上（相当长时期是8%以上）致力于公共教育事业，极大提升了日本国民整体素质，为日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日本以教育立国，政府在全国所有的学校实行最低标准的义务教育，对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学校编制特别预算，投入远远超过发达地区。专家的测试与分析表明，日本城镇与农村儿童的学力差别不到1%。约95%的中学生进入公立学校，不按成绩分班，而是要求必须在每学年学完所规定的课程。正因如此，到1975年，日本高中生的毕业率达到97%，领先美国的79%。显然，公平而优良的教育，为日本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与各类人才，为其崛起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日本奇迹的制度保障
“加工贸易立国”战略，其实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资源大量进口，加工后的工业制成品则基本依靠出口。而要实施这个战略，就必须靠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通过发展教育来提升整体国民素养。因此，战后日本“人和”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真正全面落实教育。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最可靠的保障，其实还得是制度。探究战后日本新生的奥秘，就得去看看其制度保障是怎样的。
提及这一战略，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大来佐武郎（1914年—1993年）。他在中国大连成长，毕业于东京大学电工系。这个日本“工科男”的“不务正业”，不仅让他自己跨界成了日本知名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官（1980年出任日本外相），而且大大造福了整个国家。1954年，他提出“大来设想”，主张以加工贸易发展经济，受到日本各界广泛认同也为政府接受，“加工贸易立国”由此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1955年起，日本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神武神气”“岩户神气”和“伊奘诺神气”。其经济计划的有效执行，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民收入的起飞。
战后日本的成功崛起，起码体现在7个方面：知识、政府、政治、大企业、基础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简约归纳为三类制度保障上的成功：教育制度上的成功、组织制度上的成功和社会管理制度上的成功。
“人和”的第一个表现，是日本总算确立了真正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而且这个“以加工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还得到了举国一致的认同和落实。
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不需要再多强调了。先讲一个中国最著名的“照片泄密案”，即“由对一张照片的解读研判抓住了大商机”的故事，从这个故事看日本智库在情报搜集方面的努力，是怎样为日本成功提供制度保障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庆油田的位置、规模和加工能力是不外泄的。日本三菱重工为了明确是否和中国做石油设备的交易，迫切需要了解确切而真实的情况。为此，其情报机构和智库着手系统地收集中国报刊上与大庆的相关报道。在1966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该机构看到了当时被中国政府树立起的著名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站在钻机旁的一张照片，日本情报专家通过对照片细节进行研究，解读大庆油田的位置秘密。根据王进喜的衣着，推断位置大概在北纬46度至48度内，进而推断大庆油田位于中国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再通过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判断出油井的直径，还从照片细节中断定了油田的储量。结合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石油需求，三菱重工认为中国急需大量引进设备。基于判断，三菱重工立即集中相关专家人员，充分做好夺标准备。不久，中国政府向国际市场寻求石油设备，三菱重工的设备再一次中标，由此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西方石油工业大国惊诧不已，眼中满满都是羡慕了。
除了钢铁产业外，日本战后所有领域的发展，基本都得益于把“地理”变成“地利”。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转变，则主要靠的是其“人和”。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战后日本新生的奇迹。日本政府根据本国国情，有见地性地发展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通过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敦促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地为全社会托底。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政府无须承担过多的责任，企业也只需要承担对应的责任，社会成员可通过工作来保障日常生活。只有那些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才会得到政府的完全保障。显然，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为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社会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由于把地利因素发挥到了极致，在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不利条件下，日本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起了雄厚的钢铁工业，不仅钢产量于1980年超越了美国，在规模上长期位居世界第二（1992年—1995年第一），而且在技术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长期保持钢铁大国和强国的地位。
企业是现代社会中最多也最重要的经济社会组织。战后日本涌现出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三菱、三井等旧财阀的大企业，如日产、雅马哈等等，其亮丽表现，证明了日本在组织制度上的大成功。这里只说说雅马哈，一个跨界力度颇大的“非专业”公司，绝对“奇葩”。
战后日本钢铁产业均集中于沿海地区。要知道，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穿梭于日本和澳大利亚间的海航轮船24小时作业，从澳大利亚输入的是铁矿石原材料，从日本输出的是钢铁成品。
提起雅马哈，你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雅马哈摩托车”。然而，这个公司刚开始是主营钢琴修理的。钢琴修理和摩托车，两个不搭界的服务和产品，居然出自同一家企业，这跨界力度你万万没想到吧？由于修钢琴技术过硬，公司发现做乐器不仅不难，赚的钱还多，那还修什么乐器啊，直接做乐器吧！于是雅马哈有了各式各样的乐器，完全可以组一个雅马哈乐队了。在做乐器的过程中，这个公司自制数字信号处理器，成功掌握该技术。该公司的创造力实在太强，先后又掌握了木工技术和发动机技术。会做发动机了，那造车还有什么难的？不久之后，为人熟识的雅马哈摩托车横空出世。还有员工提出要做家庭游泳池，于是有了带音响的浴缸，这脑洞实在够大。处处雅马哈，艺多不压身。雅马哈现在已经成为生产乐器、电子设备、发动机、摩托车等的综合厂商。从修理乐器、做乐器，到生产摩托车和互联网硬件设备，雅马哈“奇葩”跨界的背后，是神奇的创造力、靠谱的技术与精湛的企业管理。
这其实是日本学生把“地利”因素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侧面表现而已。从地理环境和资源约束条件上看，海洋国家是其优势，其劣势则是资源匮乏。这一地理和资源条件，在战争时期是致命的，但在和平的发展阶段，却完全可以扬长避短。
类似雅马哈这样的日本大企业，区别于明治维新时拼权贵、拼政府背景、拼靠山的财阀企业，从家庭小作坊变成了国际性的企业集团，开始拼市场、拼技术、拼管理、拼服务和拼创新了。它们的努力，让日本从山寨大国变成了制造大国和创造大国，见证了日本从技术引进国到技术出口大国的华丽转身。
圆珠笔几乎每个人都用过。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圆珠笔产地，一年要生产将近400亿支圆珠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一支圆珠笔赚不到1分钱，利润空间并不大。用这个行业知情者的话说，大钱都被洋人赚走了。日本人赚的是钢钱，瑞士人赚的是制造设备的钱，而中国人赚的却只是苦力的钱。400亿支圆珠笔的笔尖珠芯，就是那个小小的钢珠，近90%是从日本进口的。日本不仅在一个小小的“钢珠”上赚中国人的钱，更在最“高精尖”的军工领域赚美国人的钱，美国现役的潜艇和航空母舰所用的高强度抗压特种钢材，可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为什么一个既没有铁矿又不怎么产煤的国度，居然可以从自己的两个老师身上大赚特赚？
1955年，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下文简称自民党），其竞争对手是日本社会党。自民党告捷，取得政府中大多数议席。1955年起，自民党在国会占有过半席位，而左派的日本社会党则为最大在野党，之后的情况并无大变化，“55年体制”因此而得名。截至1993年，自民党才结束长达38年的一党独大。农民群体是自民党最大的支持者，城市白领群体在选举中也会给予其支持。自民党在国内政策态度中趋于保守，长期垄断着日本政治。自民党支持财团，财团提供大量政治献金助选，两者利益共生，因此自民党常被视为财阀政治的象征。
日本学生自带的“地利”与“人和”
“55年体制”的形成，表明日本战后的政局趋于稳定。其执政的38年间一贯奉行的经济优先战略，促进了日本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使得日本出现发展奇迹。此外，自民党受到实力相当的社会党制约，执政措施需考虑各方利益和需求。
日本抓住美国将众多制造业引进日本的先机，在模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成为对外学习和吸收能力最强的学霸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战后日本引进的科学技术，有90%源自美国。因为“引进”比“原创”的开支少，且效果显著。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并非“独创”，而是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美国研制一项成果的成功率仅为1%，而在日本可达到70%以上。就这样，日本在1950年至1975年期间，仅用了将近30年时间，花了仅60亿美元左右，就成功引进了25000多项技术。而西方国家却为此花费了半个多世纪、2000多亿美元，日本着实是赚到了！
“55年体制”下，日本的政务官（决策者）是选出来的，而事务官即公务员（执行者）则是考上来的。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生为顶尖的官僚集团，在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美国老师高度自信，从没有被取而代之的顾虑，不担忧让学霸日本学到一身的真本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存在！
“55年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政府换届时的“换派换人但不换党”。“换派”指的是自民党内的各个流派轮流坐庄，哪个取得党内支持多，哪个就能上台组阁。这实际上是一种“派阀政治”。“换人”指的是，日本政府首相也要在自民党的派阀领袖或政治家族首领之间轮着来，没人搞得成终身制。谁在自民党内最有人望，谁手下的小弟最多，谁当首相。
这个秩序下，各种制成品的价格极高而大多数原材料的价格极低。这对自身没什么自然资源但制造力越来越强的日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单以现代社会运行的“血液”石油为例，日本战后复兴时期，石油价格最低时才1.2美元/桶，1973年“石油危机”后最高也不过30美元/桶。相比较起来真正是气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恰逢国际油价大涨，最贵时高达150美元/桶，目前也一直在50美元/桶左右。日本便宜占大了，而且不仅是在原材料的低买与制成品的高卖上占便宜，在外交方面更是大占便宜。日本基于“日美同盟”，力求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做遍了全球生意，比美国老师还得意。
政治家族，实际上是一种“世袭政治”，但又与传统社会父子或兄弟相继的世袭制有很大区别。因为战后日本政治家族的代际传递，是要经过民众选票的认可的，选举中得票不够，任你是哪个牛人的后辈子弟，也无法直接继承大位。1955年后，自民党内出现了安倍、鸠山、小泉、麻生和福田等五大家族。其中实力最强的当属安倍家族，由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开创。岸信介曾是甲级战犯，1952年后“咸鱼翻身”重返政坛。他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山口即倒幕运动中的长州藩，这个地方在明治维新后出过八位首相。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在任期间提出“无核三原则”（即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获得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是日本目前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顺便一提，安倍家族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日本政治家族。
第二，由于当了美国老大的驯服小弟，二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又是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因此得以安享这个秩序带来的各种福利。
自由民主党中最大的派阀是田中派。这个派阀是由田中角荣创立的。田中应该是中国人最熟知的一位战后日本政治人物，在任期间他对中国进行访问，并顺利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很大努力。田中的中国之行，让日本社会刮起了中国风。1972年，中国赠予日本大熊猫兰兰和康康，它们一下子就变成了日本的超级明星，全日本的孩子们都在嚷嚷着要父母带自己去看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田中是日本政坛上“草根逆袭”的典型，出身于新潟县农家，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当过“包工头”，是日本政治史上唯一一位没有读过大学的首相，因此有“庶民宰相”之称。在任期间，他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构想。此外，他还想“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美好理想的社会”，基于此，致力于推动各项基建工程。田中对战后日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正反两面的深远影响。在任期间他提出“人数就是力量”的理念，使日本政坛大兴贿赂之风，泛滥成灾。1976年，田中因涉嫌在首相任内卷入“洛克希德贿赂事件”而被日本反贪机构控罪，在日本政坛掀起大波澜，最终被迫退出了自民党，但退党后仍在政府及政坛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其长女田中真纪子也步入政坛，成为日本第一位女性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的丈夫田中直纪也担任官府要职。
再说说战后日本享受的和平红利。1945年迄今，日本已经享受了70多年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恰好说明美国实际上保障着日本安全与防务。在军事上，相比于美国和其他西欧各国防务开支，日本严格按照美国要求，将指标控制在国民收入的1%以内，仅保留少数的自卫队，且直到目前也不过24万人左右。不用花大量的钱养军队保国防，更不用打仗死人，只发财。这样的好事，似乎只有日本在二战后摊上了。
田中是第一个因贪腐被判罪的日本首相，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连曾经为国家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首相都会因贪腐被追究，说明日本制度是较为健全的，不会出现塌方式腐败。那么，日本是如何反贪“打虎”的呢？日本公职人员的清廉干净到底是靠什么来保障的？
先看看战争红利。二战后，美国总共在亚洲地区发起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和越南战争（1964年—1973年）。“韩战特需”一来激发了日本生产部门的活力，使之得以正常运转和飞速发展，二来客观上又进一步使得日本的出口贸易得以增加，日本从中获益最多。仅仅一年时间，1951年日本的国际收支，不仅直接消除了赤字，还有1.6亿美元的盈余。由于美国加大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援助力度，解除了对日本转让先进生产技术的限制，1951年底日本就提前完成了战后复兴计划，国民经济积蓄甚至超过了二战前。为了让日本乖乖为自己做事，美国不仅在帮着省钱，还大方地“撒币”。据相关历史资料显示，截至1951年6月，美国当局先后援日资金共计达到21亿美元。除此之外，不仅未对日本索要其应得的战争赔款，还想尽办法阻碍其余国家索取应得的赔款，袒护之心昭然若揭。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一度成为美国各类军备和物资的供应地，大量军需供货累计总额高达22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美元可是个宝啊，1972年前的33美元就可换1盎司黄金，而2017年7月的1盎司黄金相当于1320美元左右，即约人民币9000元）。1964年，日本收到美国提出的4040亿美元的“特需订货”用于扩大侵越战争。截至1973年越战结束，日本外贸出口额比此前增加了近4倍。这恰好说明，日本战后新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第一，日本始终存在着在野的反对党，它们会始终盯着执政党，巴不得找到台上人员的错处好“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贴身盯防”下，日本政坛很难有贪腐的容身之地。
第一，美国老师让日本学生享受到了战争与和平的双重“红利”。这个双重红利，让日本得以专心致力于国内建设，排除发展干扰项，迎机而上，鼎力推进各项事业进步，想不创造发展的奇迹都难。
第二，日本有公开透明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日本官员的财产公开20年，国民可自由查阅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官员财产申报，所有人都可以查官员当官之前有多少钱，当官过程中有多少钱，当官过后有多少钱。这个制度，在政商之间建防腐墙，避免政商勾结和裙带关系，升官和发财绝缘了。该制度实施以后，日本大面积腐败很少出现。
日本在战争废墟中重获新生，是一个奇迹。但凡是奇迹，皆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相辅相成。这“天时”，主要是由美国老师带来的。细究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三，日本在检察机构里设置特别搜查本部。这是一个让贪官瑟瑟发抖的组织，专门查实政界人士的贪腐案。特别搜查本部拥有很大权力，依据正常法律程序可对官员进行调查。这一反贪机构独立运行，遵循法律法规，不受任何政府官员或政党领导。
美国老师带来的“天时”
第四，报禁开放以后，日本新闻传媒成为反腐利器，成本低、收效好、无后遗症。日本的贪腐事件经常是媒体先报道曝光，反贪机关才跟踪调查。日本媒体对待贪腐事件，就像狗仔队盯明星一样疯狂，日本公职人员想干点坏事可难了。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正式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26日，邓小平一行乘坐新干线列车，对东京等多地进行访问。随着相关画面在中国电视节目里播出，一种被称为“子弹头”的科幻一样的火车开始为人熟知。随后，邓小平又参观了当时日本著名的汽车产业。在亲身体验过程中，邓小平认识到“现代化”的深刻内涵，亲身体会到日本的迅速发展，他也急切感到中国发展需要加快，同时其改革决心也进一步笃定。邓小平的这次访问，意义十分重大，影响也极其深远。中日两国之间师生角色的互换，被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式确认。中国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后日本废墟中重生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表现在哪些方面？日本人又是如何创造出这个奇迹的呢？
而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战后日本的复兴奇迹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