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实力，织田信长堪称战国第一牛人，主张“天下布武”，理所当然地藐视一切，所以他说：“杜鹃不鸣，杀之！”杀之不足惜，霸气十足的答案！后来织田信长遭遇本能寺之变，没活过50岁。他死后，家臣丰臣秀吉正式登台，凭借出众的谋略最终统一日本，一句“杜鹃不鸣，诱之鸣！”完全符合他为达到目的不惜代价创造条件的性格，然其61岁身死之后，家族落败，仅历二世而亡。德川家康的特长是能忍，信长很厉害，我忍，秀吉也很厉害，我再忍。秀吉死了，没人比我厉害了吧？于是做掉丰臣秀吉的儿子，自己来当老大！所以家康的答案是：“杜鹃不鸣，待其鸣。”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最终活了70多岁的德川家康以“忍”赢天下，开创了历时200多年的德川幕府。
三种答案，三种态度，三种性格。客观看来，论天资，织田信长最高；论能力，丰臣秀吉最强；论心理素质，德川家康最好。
当然，忍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至少得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能活。活得久，把对手都熬死了，自然也就能笑到最后。在动物界中，乌龟能忍且长寿，这也是德川家康被人称为“老乌龟”的由来。看来，长寿才是王道啊！
德川家康：杜鹃若不啼，静待莫需急。
不过，在我看来，把德川家康的成功仅仅归结为他的忍功是失之简单化了。天下能忍的人多了去了，但成功的能忍者，在全日本整个历史上，可就只有家康一人啊！
丰臣秀吉：杜鹃若不啼，诱之自然啼；
除了能忍之外，家康也够狠。两件事情，就足以证明家康的狠也是远超常人的。本能寺之变前，织田信长要“赐死”德川家康的长子松平信康，儿子来找老爸求救，家康听了儿子一夜的哭求却一言不发，狠心地看着儿子走向死亡，只为了不招惹当时有“第六天魔王”之称的“天下人”织田信长。1615年（日本元和元年），家康起兵讨伐丰臣家族，把这个家族上下几千号人全都杀了，连只有8岁的丰臣国松也不放过。看来，忍与狠其实是一体两面，自己能忍，必然对他人够狠。
织田信长：杜鹃若不啼，杀之不足惜；
德川家康这个“忍者神龟”，最终能拿到天下，除了能活、能忍、够狠之外，当然主要因为其自身能力。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他作为家主，似乎就没犯过错误。其一生不可谓不传奇，给人的印象是他简直就是完美的主上。军事才能倒在其次，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实在是高明。无论是在信长、秀吉面前的隐忍，还是对武断派的拉拢，对西军的分化，建立幕藩体制，都无不显露出能力。在日本的贵族政治、封建政治体制下能笑到最后的人，往往不是最能打的，而是最会玩政治者，也就是可以协调好各个领主利益的人。谁能够获得大多数武士阶层的支持，谁就能拿到“天下人”的位置。比起信长和秀吉，家康在赢得人心方面高明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当然，日本幕府体制下的将军宝座，说白了其实也就是个诸侯联盟的盟主罢了，而中国历史上秦以后的得天下者需要扫平“八荒六合”，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有关三雄的性格差异，在日本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三个人对“如何让杜鹃鸟鸣叫”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同，有俳句——
德川幕府：最后又最强的幕府
三雄中，家康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胜出者，多数人都认为是由于性格差异。性格决定命运嘛。
1603年，德川家康在日本江户（今东京）又开幕了。这就是江户幕府（1603年—1868年），又称德川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的三大幕府之中，德川幕府历时最久，对后世日本的影响最深远，得到的评价却又是最不实事求是。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贵远贱近么，何况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当局，为了表明自己倒幕的正当合理性，肯定要拼命诋毁抹黑前朝。
在日本有这样一句老话：天下这块年糕，信长捣，秀吉和，家康吃。特别生动形象地说清楚了战国三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平心而论，德川幕府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也是日本古代社会最安定和平、制度最完善、经济文化得到最大发展、民众幸福感最强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作为学霸的日本，开始兼收并蓄，开创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明，为人类文明的丰富多样性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德川幕府虽然也有闭关锁国等问题，但总体上瑕不掩瑜，还算是颇有作为，至少这个幕府把日本建设成了一个成熟而典型的封建社会。按照“社会发展五阶段说”，封建社会之后才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与德川幕府的关联是否认不了的。
为什么他能熬过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成为最后的获利者？他又为什么会有“老乌龟”的绰号呢？
1615年，德川家康讨伐丰臣家族的大阪之阵结束，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日本战乱由此终结。天皇朝廷在幕府的授意下，宣布改元“元和”，以象征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史称“元和偃武”。从此，日本有了200多年基本无战事的太平岁月。千万不要看轻这个持续那么久的太平岁月，因为这在至今为止的日本历史上可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一点上，连中国历代王朝中内部秩序最稳定的清朝也是望尘莫及。“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是中国从元朝起就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懂得其中的意思，就明白了德川幕府治下日本社会的长期和平稳定是多么难得。
德川家康（1543年—1616年），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安土桃山时代三河国大名，德川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战国三雄中真正笑到最后的人。
这难得的长期和平稳定，首先是由德川幕府的制度造就的，那就是被称为“幕藩体制”的具有严格等级身份的封建统治制度。这是一个把日本社会所有阶级阶层都囊括在内的制度安排。
德川家康：笑到最后的“忍者神龟”
“幕藩体制”顺畅运行了200多年，日本也就基本太平了200多年。其奥妙在于“让有领地者无实权，让有实权者无领地”。这样一来，体制内欲犯上作乱的武将，基本上就被废掉了。体制外的反抗者，组织化程度低，可利用的资源更有限，不足为虑。在这种局面下，幕府将军只要不是太无能，偶尔胡作非为一下，也不会从根子上动摇统治。事实上，德川家康的后代继承者，没有一个像他这般英明神武，但也安稳地传了15代，历时264年。
二、这场战争，让中日朝三国都不约而同地实施起“闭关锁国”政策，一搞就是200多年。而这种自我收缩和自我封闭的政策，让这三个东亚地区最强盛的民族国家都错过了一个最佳发展良机，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新兴贸易体系来。而这200多年，又恰恰是西方殖民列强高速发展的时期，对比起来，西方的发展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如旭日东升，而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农耕文明，已如“落日的辉煌”，进入了回光返照期。从此，西风彻底压倒东风……
比如第五代德川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很混账，但其所作所为也没影响到大局。说他混账倒不是因为他怎么荒淫暴虐，而是他死读书，读傻了，以致爱心泛滥到搞错对象。他自身生活奢侈无度，痴迷养狗，不爱吃荤腥，就想当然地以为全日本都该如此。于是罔顾当时日本人普遍吃不上肉的现实，在1687年（日本贞享四年）一意孤行地布下“生类怜悯令”，全面禁止杀生。非只是牛马不许动，连吃狗肉都不准。如此这般，硬生生把日本人逼成了一个只吃鱼和野菜的“准素食”民族。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恨死他了，私下里给他起了个绰号“犬公方”（即狗将军），纷纷诅咒这个只爱狗不顾人死活的将军。
一、这场战争，让中日朝三国都大大伤了元气，历史发展出现了大变数。没安定多久的日本很快又爆发了战乱和政权轮替；朝鲜的李氏王朝更是由此一蹶不振，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停滞状态；而中国的大明王朝，从此就日落西山，江河日下了。镇守中国东北地区的边军，在这场战争中伤筋动骨，战力大大下降，越来越无法震慑新兴的女真人势力。战后不到50年，明朝灭亡，女真人入主中原，中国又一次改朝换代。
连令整个日本天怒人怨的“狗将军”也没导致天下大乱，说明德川幕府时期的和平稳定，是真稳定，真太平。在这种局面下，日本经济社会自然就有了长足发展，文化的繁荣更是可期。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这场战争改变了中日朝三国的国运，改写了东亚地区的历史？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经济发展，只从大米生产流通体系的变化这一个方面看，就很可观了。
三、为了尽快打通中日、中朝贸易线路。当时的中国宁波之乱和因倭寇横行导致的朝鲜三浦之乱，使日本与中朝两国之间的贸易已经断绝太久，这让日本的诸多豪商集团受到了颇大损失。在秀吉时代，主要由町人构成的工商业集团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丰臣秀吉本人及其团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为了幕后金主的利益也得发动战争去吞并朝鲜，征服明朝乃至主宰全亚洲。
日本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其政治主题都是内部冲突，本土有限的可耕地资源成为争夺的对象。自公元3世纪至19世纪，日本社会和政治都是建立在大米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大米生产流通体系正常，经济就是发展的，社会也就不大会乱。
二、为了摆平丰臣执政集团内部的纷争。当时这个集团新旧势力混杂，又处于扩张期，新人当然想上位掌握权力，老人却不肯腾地方，依旧霸占着位置。日本列岛上的疆土，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丰臣家的和谐统治。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出去，向海外扩张。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去夺取土地，摆平内部。
因为大米对日本是如此至关重要，江户时代的日本，居然鼓捣出来了一个堂岛大米会所，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交易所。堂岛是位于大阪近郊的一个小镇，那里的水陆四通八达，是当时日本的大米集散地，同时也是军需供给中心。大米的农作物属性，决定其价格会跌宕起伏。春荒季节，价格飞涨，收获季节，当农民满载整船的大米云集码头时，价格就暴跌。这样，一些眼光独到的做市商，为了保证货源、降低仓储成本、扩大交易，便尝试着以约定的价格、数量，用定金的方式和农民预约交易。农民为了尽早得到资金，降低价格风险，减少运输成本，更是乐意这样的预约交易。加上堂岛大米会所给各种质量的大米进行了完备的分级，现代商品期货的交易模式就应运而生。1710年，第一张期货标准合约和第一张期货仓单（大米库券）在堂岛大米会所诞生，据说K线图也是这个会所的发明。那个时候，堂岛大米会所的交易空前繁荣，从业的做市商有千人之多，会所开出的标准合约最多时有110000多包（当时日本大米库券的实物单位），而当时全日本的实物大米只有3000包。
一、秀吉本人要满足他自己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1592年的秀吉，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这三个较低层次的需求肯定是被大大满足了。此时，出身低贱、颜值太低又极度自卑的秀吉，迫切需要满足的，是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两类较高层次的需求。而对外用兵、征服朝鲜、开疆拓土，会让他赢得所有日本人的尊重，极大地提高他在日本的威望。如果真的能够打败中国，秀吉在日本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和开创历史的完人，就更是他充分的自我实现。
空前繁荣的交易，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稻米产业的发展，更为整个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手上有粮，心中不慌”嘛。一个基本算是内向型经济的国家，居然最早建立起大米期货交易体系，说明当时的日本在传统国家当中，经济发展完全不算落后，而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少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已经发展得很高。
在我看来，丰臣秀吉主动挑起战争的动因，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江户（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的日渐繁荣。德川幕府建立起了集权的封建制度，使得武士阶层向都市集中，这些当时日本最有钱的人群在都市的消费，必然会刺激出商业和手工业的迅猛发展，带来都市的繁荣。
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证明秀吉是昏了头，在日中国力对比上做出了致命的误判，大大高估了自己，也大大低估了大明。那个时候的中国，虽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的国力与大明相比还是拍马不及的。如果说当时的日本是刚刚发育的豺狗，那大明就是挨饿了几天的雄狮。可以说，大明要教你秀吉做人，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值不值当的问题。
而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率的提升，必定会导致对能写会算之人需求的大增。于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教育事业，就自然而然发展起来了。
这说明，丰臣秀吉已经自我膨胀到极点，居然要改变从7世纪中日白江口之战后就一直在实施的日本对华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有三：避免与强盛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政治上给足中方“面子”，通过日中交往为日本捞取大量的经济和文化利益。
江户时代的学校大致分作下列5种：
先看看他自己是怎么想的。1591年6月，丰臣秀吉对朝鲜国王说：“吾欲假道贵国，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用白话文说就是：“我小日本已经羽翼渐丰变成大日本了，我不仅要在东亚与大明中国分庭抗礼，而且还要建立起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把整个中国都包含进去。你小小朝鲜要是识相的话，就赶快来认我做老大，帮我收拾明国。否则要你好看！”
幕府直辖学校：以武士为对象，教授儒学、汉文、兵学，带有强制性。
第一个问题，丰臣秀吉为什么要挑起这场战争？
藩学（藩校）：初期只招收武士子弟，后期允许平民入学，除传授儒学外，还增加医学、兰学（荷兰人带到日本的欧洲文化）、兵学、算术、天文学等课程。
中国史书上管这场战争叫“万历朝鲜战争”，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是历史上的第三次中日之战（共五次），也是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上打的第二仗（共三次）。限于篇幅，我不准备对这场战争进行全面描述，只想讲两个问题。
乡学：幕府及藩主在乡村兴办，为富裕庶民服务。
丰臣秀吉这个“好战者”的问题在于，在一统日本后，还不肯消停，贸然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这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六年大战。而这场战争，不仅拖垮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让丰臣秀吉身死族衰，一生功业化为乌有，更深刻地改变了中日朝三国的国运，让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出现巨大波折。中国古代的著名兵法《司马法》中有这么著名的一句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爱好战争，喜谈兵法的丰臣秀吉，似乎只读懂了下半句，却完全忽略了上半句啊！
私塾：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授朱子学或王阳明心学的汉学私塾，另一类则是教授兰学的私塾。
丰臣秀吉能在2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帮主公拎草鞋的小厮，变身成指挥上万大军的将领，除了靠主公信长的知遇之恩和用人唯才政策外，主要还是靠他自己能征善战。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麾下领兵作战20年，从来都没吃过败仗，这自然而然地就把秀吉变成了一个“好战者”。本能寺之变后，秀吉能够迅速取得织田家的领导权，进而削平群雄一统日本，正式成为日本最大的实权派，登上关白的高位，主要靠的还是武力。因此，给他贴上个“好战者”的标签，是无可置疑的。
寺子屋：类似现代的小学，负责培养儿童读、写及打算盘的能力。江户时代总共有20000多所寺子屋。这种扫盲教育成效很大，不仅使得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识字率高居同时代世界前列，也是日本能轻易地在一战前就全民普及小学教育（90%以上男女儿童都小学毕业）的基础。寺子屋，可以说是日本对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的一个典型事例。现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其在全球推行的少儿扫盲运动，都称为“寺子屋运动”。
在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视野中，丰臣秀吉最值得了解和研究的，其实是他作为一个“好战者”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作为造成的后果和影响。
都市的繁荣、教育的发展、识字率的提高，加上活字印刷术的传入（从朝鲜和欧洲），必然带来文化的大发展。江户时代，日本文化已经发展到自成一体的程度，不再是单纯地学习外来先进文化了。即便是向外学习，学习的对象也已不仅仅是中华文化，增加了以兰学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而最能够体现日本这一时期文化大发展的，是其大众文化，或者说民间文化、通俗文化的累累成果。
精髓之二：做人比做事重要，做人除了要仰望星空，更要懂得脚踏实地。脚踏实地，就是要学会弯腰，放下架子，要懂得不争锋芒，虚怀若谷。至少秀吉是深得其中奥妙。同为织田信长器重的心腹部下——明智光秀就锋芒毕露，到处遭人嫉恨，被逼得只好下克上，下场很悲惨。而秀吉却笑到了最后，用平和的方式，达成了明智光秀下克上造反没实现的所有目的，还带上了为主公报仇雪恨的光环，可谓是志得意满，功成名就。
这种文化，主要面向日渐壮大的市民阶层。其中有两类，最具日本特色，也最具世界影响力，即浮世草子（以娱乐市民为目的的通俗小说）和浮世绘（花街柳巷的风俗画）。
精髓之一：要成功，先得学会伏低做小。这也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明白，在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之前，每个人都要经历外人看不见的辛酸苦辣。其实，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没什么天赋的，每个人在谋生的时候，都必须不同程度地伏低做小。在这种境遇中，关键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秀吉就是很懂这一点才发达起来的。他20多岁的时候，幸运地混到了织田信长身边，当了个小侍从。一开始只被分配到为信长打理鞋袜的岗位上，但他没有嫌弃这份看似低贱的工作，而是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做到了极致。天寒地冻的大冬天，为了让主公不受寒，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每天早上都坚持把主公的鞋袜放进自己怀里，捂得热烘烘的。这被织田信长无意间看到，大为感动。而被感动了的信长，也给了秀吉丰厚的回报。
在我看来，秀吉在世时肯定不知道有什么励志成功学，但其一生的所作所为，却生动地诠释了励志成功学的精髓所在。
浮世绘的代表画作《神奈川冲浪里》
秀吉不仅出身低微，打小日子过得清贫，而且颜值颇低，身材矮小，酷似猿猴，因此被时人蔑称为猴子。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成功逆袭，其成就和功业，足以秒杀世上乃至史上的一切“高富帅”。绝对是励志成功学的一个典范。
我们重点谈谈浮世绘。它兴起于江户时代，又常被戏称为花街柳巷艺术，主要描绘日常生活、风景实物和戏剧。放眼整个世界，应该是先知晓浮世绘，再了解到日本。比如大家熟悉的葛饰北斋最为著名的画作《神奈川冲浪里》，不仅冠绝浮世绘，甚至成为日本艺术在世界艺术长河中的代表作。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日本的浮世绘震撼了一大批欧洲画家，对1867年到1950年间的西方艺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显著受到影响的西方艺术家包括——凡·高，临摹了许多浮世绘；惠斯勒，直言上帝的艺术已经通过希腊雕塑和日本浮世绘全数传给了世人；莫奈，家中有且只有大量的浮世绘作品，甚至让夫人穿和服当模特自己学画浮世绘。
丰臣秀吉（1537年—1598年）出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乡（今爱知县名古屋市中村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本能寺之变后，他在织田氏诸家臣内部斗争中坐上头把交椅，成为织田信长实质上的接班人。此后一路高歌猛进，先后获得了关白、太政大臣的职位，继室町幕府之后，首次以“天下人”（能够统一日本的大名）的称号一统日本，成为全日本实际上的最高主宰者。其“丰臣”的姓是天皇赐的，这在日本历史上可算是空前绝后的殊荣。因为历代天皇只赐出过五个姓，其中藤原、源、平、橘这四个姓都赐给了皇室后裔，赐姓给平民出身的人，丰臣秀吉是绝无仅有的那一个（也有说法认为藤原不算是皇室成员）。
不过浮世绘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本土，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这可是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为什么掌握话语权的日本精英在江户时代不待见浮世绘？主要由于其表现主题流于大众，甚至失之于色情淫秽。
在下克上连续剧中表现亮丽的明智光秀，逼死了主公织田信长后，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已经逆袭成功，急不可耐地在京都建立起幕府，自任将军，准备全面接收信长打下的基业。但他高兴得太早了，在对织田信长下克上成功仅仅10多天后，他自己又被别人给下克上了，建立起的“明智幕府”实际上只有“三日天下”。在兵败逃亡途中，明智光秀窝囊地死在了一群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民手上。而让明智光秀梦碎身死的，就是丰臣秀吉。
然而，这不仅仅是浮世绘的问题。整个日本文化，似乎多多少少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大概和日本特有的国民性有关。
丰臣秀吉：一个改变了三个国家国运的好战者
日本这种在性方面顾忌较少的国民性，还表现在让多数国家的人们瞠目结舌的“成年男女混浴”现象上。这个不雅现象，德川幕府曾经也想管管。1791年，统领全日本政务的幕府老中（官名）松平定信就在江户城头贴出告示禁止过。但这根本没用，日本人该怎样还怎样。1853年率舰队打开日本国门（日本史称“黑船来袭”）的美国将军佩里，在他的回忆录《日本远征记》中曾这样写道：“日本人对光身裸腚根本不当回事，女人赤条着身子，擦肩贴臀与男人混浴出入一池，谁能相信这里还有道德廉耻？比起东亚诸民族，这真是个非常淫荡的民族！”
日本历史发展的列车在被织田信长扭转一下方向后，又回到了旧轨道，令人扼腕长叹！但织田信长无法被人们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忘记，这个“尾张的大傻瓜”，以他独特的性格魅力，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中。作为一个“政治偶像”，织田信长这个日本的“曹操”，一直被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崇拜着。
其实，佩里这个美国将军是有点少见多怪了，欧洲人可是早在300多年前就见识过如此与众不同的日本人了。难怪欧洲人要说美国人是“土包子”。
昔日小小尾张国的“傻瓜”大名，通过20多年的奋斗，逆袭成功，成为16世纪日本上空一颗最璀璨的明星。眼看着就要顺利实现其“天下布武”的目标，用武力降伏全日本的大名，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日本之前幕府统治的新政权。可惜天不遂人愿，这位日本战国时代最具有人格魅力的奇男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本能寺部下叛乱的一场大火中，年仅48岁。
154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遇到海难，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这也是史料记载中日本与欧洲最早的直接接触，这次碰撞出的火枪、基督教之风渐渐从九州蔓延到整个日本。1582年，在九州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日本大名的张罗下，四位少年组成的使节团随传教士乘欧洲商船到罗马去拜见教皇，这就是天正遣欧使节团，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欧洲去。
织田信长最不接受的就是循规蹈矩。战国中后期，军队中最流行的本是武士刀、长枪这类靠蛮劲的武器，但织田信长的大军早已手持进口火绳枪，站在了武器鄙视链的顶层。喜欢标新立异的他，还主动提出要与欧洲人搞点贸易往来。掌权期间乐于精简结构，撤销不必要的检查站，还设立乐市鼓励商业和贸易自由，鼓励各种技术的革新创造，并且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制度。
德川幕府时代，不得不说的一件大事，就是幕府对基督教的禁绝以及对基督教信徒的迫害。1612年德川幕府开始禁教，并且杀鸡儆猴地处决了3000余名日本基督徒。虽然幕府的迫害遭到了基督徒的反抗，但更多基督徒为了自保只能选择改变或隐藏信仰。1637年12月11日，天草四郎率领日本基督徒在九州岛原起义，武装对抗德川幕府，日本史称“岛原之乱”。这场坚持到1638年4月12日的武装对抗规模不大，但意义却很重大，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次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战争。比较起来，欧洲历史上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的战争颇多，而中国历史上则从来没有过。
1582年6月21日，织田信长曾经最为忠诚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起兵谋反。初以为是卫兵喝醉吵闹的信长，怎么也未想到自己最为器重的部下竟会发起反叛。然而终究敌军人多势众，信长身边只带了不到200个侍卫，完全无力抵挡。一代日本霸主，就此灰飞烟灭！这就是著名的“本能寺之变”。它完全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发展走向。
德川幕府之所以要禁绝基督教，主要是为了严格实施其“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个政策的长期实施，虽然对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长期稳定发挥过一定作用，但综合评估，对日本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这让日本这个海岛国家，与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擦肩而过，错失了大好的发展良机。这也是德川幕府后来最令人诟病的地方。
当然，织田信长也有很不像曹操之处。无论是在终极目标、对民心特别是部下的掌控上，还是各种能力方面，信长与曹操相比都是有较大差距的。最明显的就是，他搞了一辈子的下克上，最后却死于下克上。可以说是成也下克上，败也下克上。
但是，德川幕府也并非完全断绝对外往来和海洋贸易，幕府当局还是在长崎的平户开了个对外窗口的。平户位于日本列岛的最西端，是日本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江户时代，幕府单独特批了两个国家可以和日本做贸易，一个是荷兰，另一个就是中国。
织田信长在许多地方，的确与曹操很像。青少年时期的曹操，很乖张无行，留下了“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的惊世骇俗之言。而织田信长早年的言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老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还在襁褓中的信长咬伤过妈妈的乳头，在家长看来简直就是个小怪物，少年时也更是整日在街上惹是生非，活脱脱是个放浪不羁的问题孩子。成家立业当了爸爸后，连给自己儿子起名都随心所欲。传说信长觉得小生命的诞生非常奇妙，就给长子起名为“奇妙丸”。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日本就是东亚地区海盗势力的渊薮。倭寇就是海盗的同义词。中国明清之际猖獗一时的大海盗，哪怕本身是华人（如汪直、郑芝龙），其大本营也都放在日本，团伙骨干成员也大都是日本浪人。
这是因为在织田信长的一生中，有心人几乎处处都能看到那个对酒当歌、横槊赋诗的魏武帝曹操的影子，比如生逢乱世、青少年时期的无厘头行径、一战成名的传奇故事、“唯才是举”的胸襟气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智谋、一统天下的大业未成身先死的遗憾等等。
平户这个地方，跟中国是颇有渊源的。明朝嘉靖年间最大一股倭寇的首领，其实是个中国商人兼海盗，叫汪直，祖籍安徽徽州。他曾经长期盘踞在平户，手下有5000人，一多半是日本浪人，时常跨海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祸害很大，后被中国名将戚继光剿灭。
天下大乱、群雄纷起的战国时代，在今天许多日本人眼里，是最为曲折、生动的一段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期崛起的一代枭雄织田信长，被公认为表现最出彩的第一主角。织田信长（1534年—1582年）和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海瑞和张居正是同时代的人，但后人却都说他是“日本的曹操”。
另外一个与平户有渊源的历史名人，就是中国中学历史课本里讲得很多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从荷兰殖民者那里收复了“台湾”。其实，不少日本人也说郑成功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日本还有以郑成功故事为蓝本的漫画，颇受动漫迷的追捧。为什么迷之自信的日本人要出以郑成功为主角的书？这不是个中国汉子吗？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明末清初往来于中日海上贸易航线的大海商兼大海盗，而他的生母则是日本平户岛上的一个漂亮女子，叫田川氏。1624年8月27日，郑成功在平户岛上的川内浦千里滨（海边）出生。现在平户海边，还有块岩石被叫作“儿诞石”，坊间认为这就是昔日郑成功走向世界的地方，这里也是现在中国游客到长崎的必游之地。
织田信长：日本的曹操
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治下，日本几乎没有什么贪官污吏。据日本学者统计，整个264年的江户历史上，被处死的官员大概只有700多人，平均每一年不到三个，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德川幕府的三大改革时期以及幕末纷争中，所犯罪名也几无能够和贪污联系起来的。
在持续不断的下克上过程中，日本战国时代进入其最后一个阶段——安土桃山时代（以织田信长的安土城和丰臣秀吉的桃山城为名）。“战国三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将如何登台并抢到剧本的主角？他们的如戏人生，又给日本历史带来怎样的变化？
可话又要说回来了，德川幕府时代再怎么没贪官污吏，再怎么长期太平，毕竟还是有大问题存在的。等级身份制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固化，海岛国家闭关锁国，都使得日本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的发展良机，越来越无力应对欧美列强来自海上的冲击与挑战，这一系列问题，在幕藩体制下确实又是无解的。因此，历史走到了19世纪，日本必然会有一个冲破这个体制的大变局。而开启这个变局的，是来自太平洋对岸的美国黑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