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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和魂汉才

11世纪起,菅原道真从流放者的怨灵升格成专司学识的神,成了日本神信仰的一部分。现今更已成为日本学术研究者、教职人员与学生的守护神。每到考试期,学子们皆前往各地的天满宫本社或分社祭拜祈福。这就犹如中国人考前对孔子的祭拜一样,祈求逢考必过。

为了平息事态,日本朝廷急忙给菅原道真平反,并且追赠官位,但未起效。于是又在京都的北野建成了北野天满宫,特地祭拜菅原道真怨灵的化身火雷天神。1004年,当时的一条天皇更亲自到北野天满宫主持祭祀仪式。之后,日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菅原道真怨灵作祟的灵异事件。这也就是说,日本朝野上下忙活了一百年,才终于让菅原道真的怨灵平息下来。

你们说,由这样一个号称“日本孔子”的大神,提炼总结出来的学习方法,能不牛吗?

第二个故事,是说菅原道真死后,由日本第一怨灵变身为“日本的孔子”的奇事。901年,菅原道真因左大臣藤原时平(就是上一节说过的那个藤原家族的权臣兼外戚)给天皇进的谗言,被贬为大宰权帅,流放到僻远之地(今天的九州福冈),而且祸及家人。他忧愤交加,不到两年就死在了流放地。菅原道真死后,日本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灵异灾祸,先是流放了他的醍醐天皇一个接一个地死儿子,以至于皇位差点后继无人,皇宫的清凉殿也连续遭到雷电袭击,死伤无数。于是传言四起,都说是菅原道真的怨灵化作雷神在作祟,日本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京都城人心惶惶。当时的京都流传着童谣:“离去时一路颠簸,归来时带来恐怖……”故去的菅原道真,就这样成了日本“御灵信仰”中的最顶端——第一大怨灵神。

日本民族精神成熟

菅原道真于一个世袭的文章博士之家降生,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学者,他自幼便展现出出众的才华,长于汉诗,汉学成就尤多,著有《类聚国史》《菅原之草》《新撰万叶集》等,故深得日本宇多天皇、醍醐天皇赏识。日本朝廷之所以接受他的建议,停止派遣唐使,是认为他的建议有道理,反映出了当时日本精英们的共识。

再说回“和魂汉才”。在上一节里提过的日本经典《源氏物语》中,多次提及了“和魂汉才”。紫式部在这部经典中曾说:“人总须以学问(即汉学)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这实际上是更进一步升华了“和魂汉才”的观念。代表了日本本土文化发展第一个高峰的《源氏物语》,正是一种以“和魂汉才”为思想主导的文学复合体。在“和魂汉才”的基础上,《源氏物语》创造了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物哀”的观念,这是将汉文化“和风化”并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第一个故事,是他在894年被任命为遣唐使,却提出了停派遣唐使的建议,成为日本遣唐使的终结者。当时有人推测说,他是因为怕被淹死在大海上才提议停派遣唐使的。这个说法不靠谱,太看低菅原道真这个被后世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的大家了。

通俗一点来说,“物哀”观念的出现,表明了“和魂汉才”中的“和魂”开始形成体系,一个日本自身的精神体系。“物哀”以及此后陆续形成的“幽玄”和“侘寂”这三个理念,构成了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完整体系。

菅原道真是个特别有故事的大神。篇幅所限,这里只讲两则。

为便于读者理解,就用中国古诗来做个比喻,“物哀”的意思类似于“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幽玄”意味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而“侘寂”指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日本人看来,“物哀”是极淡的人性,“幽玄”是极稀薄的神性,而“侘寂”是极简陋的物性。

“和魂汉才”是菅原道真(845年—903年)首先总结提炼出来的日本引进外来文化的学习方法,意思就是在“以华为师”的过程中,要以日本的精神为核心,中国的智慧技术为应用。

说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接着我们再看看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一直以来,不少中国人都想当然地把日本人想象成与自己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但从日本政治体系的构建,到日常的行为以及思维来讲,日本人都是自成一体的。日本虽向中国学习,但只“为我所用”,在许多本质问题上,中日两国认识差异巨大。举个例子,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其中“礼”是为了“义”而服务的,而日本人只学走礼仪。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日本虽接受儒家文化,却没有形成“德”的观念,所以,日本人依据遵规守纪来坚持道德。

“日本孔子”与“和魂汉才”

日本也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是中国中央王朝的附属国,日本从统一后,就一直只自认是中国的学生。日本是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创建的所谓朝贡体系中,唯一一个对中国保持了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换句话说,从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就没有遵循过中国古代天下体系的惯例。日本新一代天皇即位,也再不要求当时中国中央王朝的册封。这和周边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世纪日本大规模全方位地“以华为师”,之所以成果如此丰硕,和学霸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密不可分。这个方法,就是“和魂汉才”。

有人说日本曾经接受过东汉的册封,但因为中国两汉时期的日本还没有统一,日本随便一个割据政权或者部落的代表到中国来,求册封求赐予金印,只是一种“拉大旗作虎皮”的投机行为,目的不是要依附当时的中国,而是想在日本列岛上压服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