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衣”吧。现在的日本民族服饰是和服，这大家基本都知道。可和服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吴服”的改良升级版，估计就没多少人知道了。依据在哪儿？如果你现在去日本，就会发现很多卖和服的商店，招牌上就大大地写着“吴服屋”。
这些微观而鲜活的层面，最集中地体现为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等。
“食”这方面，限于篇幅，没法面面俱到地说，就概要地讲讲。
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中期起，日本民间出现了“宋潮”。这意味着，日本向中华文明学习的重心下移或重点转移了。有宋一代，日本“以华为师”的着力点，从此前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等宏观层面，转向了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等微观鲜活的层面。
“脍炙人口”这个成语，没人不知道吧？可你知道“脍”，就是现在日本著名的美食生鱼片吗？
连“借种”这样极端疯狂的事情都干出来了，说明这样一个状况——就在日本精英们认为不需要再向中国学习的时候，日本民间却开始疯狂地“以华为师”。这一点也不奇怪。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里，对先进事物，相对于上层，社会中下层的反应总会慢半拍的。
其实，在宋朝时，中国民间食用鱼脍已经很普遍了。宋代的文人笔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开封府有一个宋姓小娘子，刀功极好，擅长片生鱼做鱼脍，她用这个手艺，开了个大排档，生意好得不得了，足够她一大家子人丰衣足食的。像她这样能够以手艺撑门立户的女子，在当时为数不少，以至于北宋开封府“重男轻女”的风气都为之一变，不少普通人家生了女儿比得了男丁还高兴。
“宋潮”汹涌：民间版的“以华为师”
这个记载说明，如今大家熟识的日本生鱼片（刺身），起源于中国。
但讲这个故事，不是我在胡编乱造，蓄意要“黑”日本。因为明治维新后，在日本的“以欧为师，和魂洋才”时期，真有一大批日本精英冒出头来，明确提出要向白种人“度种”来改良人种，要不然日本陷入“国将不国”境地。还有日本学者专门为此著书立说，其中，最完善最成熟的著作，要算是高桥义雄的《人种改良》了。高桥义雄认为，谁的文明发展水平高，谁的人种就越优秀。他大声疾呼：如果日本人再不进行人种改良，那么日本人的子孙后代终将被无情淘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高桥义雄等人的主张曾经有过很大影响。这可是有确凿证据的。
中国的“鱼脍”之所以传到了日本后，变成了出神入化的生鱼片，成为日本的著名美食，一个重要秘诀就是酱油。熟悉酱油的人很多，但了解日本酱油是起源于中国的人，估计就不多了。
当然，讲历史只有孤证，是不算数的。仅依据出现在文人笔记中的一则记载，我暂时还不能确定这类“度种”的现象在历史上曾经大规模经常性地出现过。
目前可以查到的十分明确使用“酱油”一词的最早文献，是南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其中说到“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滴醋拌食，能利小水，治淋闭”，这说明，最迟到宋代，中国已经有了近似于今天意义上的酱油。
“度种”这样极端的事情，真实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性。他们一直自卑，一直想要变强，为了变强而不择手段。毕竟在日本，是有着“强者崇拜”悠久传统的。如果说“度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真正借种，那么“遣唐使”就是科学文化与精神制度层面的“度种”……
而酱油东传到日本，也有中日两方面的确证。1249年时，信浓（现日本长野县）的禅僧觉心到中国南宋修行，回国后带回了中国径山寺酱油的制法。这酱油是在大豆中加入小麦、盐、各季节蔬菜，用米麸发酵而成。
这讲的是什么呢？在当时的日本民众眼里，宋朝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甚至认为宋人就是世界上最“优等”的人种。于是，他们挑选最漂亮的日本女人与中国男士“度种”，以便繁衍后代，改良日本人种。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的“酱油”虽然最早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日本人对其制作工艺和味道进行了长期而细微的改良和升级。
在《清波杂志》中，有这么一则记载：“煇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祼病人就水滨，杓水通身浇淋，面四方呼其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便风以归。”
下面说“住”。
言归正传，这里真正要说的是周邦彦有个儿子，叫周煇。这个人写词不如他爹厉害，但所作笔记非常精彩，因为其中爆有不少猛料。他所写的《清波杂志》，是宋人笔记中较为著名的一种，记载着众多宋代名人轶事。
榻榻米本来是中国几千年席居文化的典例，是中国古人高度生存智慧的结晶，但如今却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是日本家居文化的精髓所在，实在令人遗憾。而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多数中国人自己也已不知道，榻榻米不过是日本学习中国生活方式后的改良升级版而已。
没读过？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没关系，宋代名媛李师师应该略有耳闻吧？对，这个周邦彦，就是宋代词人中胆最肥的那个，为了李师师，居然敢跟皇帝宋徽宗争风吃醋。最神奇的是，他还运气逆天，不仅没有因此倒霉，反而因祸得福，在李师师给宋徽宗吹了枕头风后，竟然升官走大运，当上了北宋时的全国诗词协会主席（即北宋时的提举大晟府），至少算个副部级吧。
从10世纪到13世纪，即整个中国的两宋时期，300多年里日本民间版的“以华为师”，主要学的就是生活方式，而且有很多都被日本学霸发扬光大，做到了极致，推出了改良升级版，在当下多被世人视作是日本的国粹。这方面的事例，我随口就可以罗列出一长串。例如，中国茶艺演化成了日本茶道，中国剑术变成了日本剑道，中国簪花变成了日本插花，中国摔跤变成了日本相扑，中国禅宗演变成了日本佛教……
中国宋代有个大词人周邦彦，其名篇《苏幕遮》：“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哪怕是民间版的“以华为师”，也是一样有选择地自主型学习。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日本精英没有学在中国盛极一时的程朱理学，而日本民间更没学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宣扬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强迫女子裹小脚，绝对是惨无人道的，不仅仅是审美意趣上的病态，更是人格上的极端变态。日本人没学这些，说明这学霸越发长进了。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时期日本民间的“向宋学习”潮流有个直观印象，先讲个最极端的小故事。
商人主导下的“宋潮”
何谓“度种”？
商人在这个时期的日本“以华为师”过程中，作用很关键，地位很高。一般而言，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否能发挥关键作用，主要看其号召力、影响力以及其整合运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在这300年里，日本商人的这三项力量，都很出众，因为日本从来没施行过“抑商”政策。而宋代商人在上述三项力量上也很不俗，因为宋朝对商业发展的限制比较宽松。
但仅仅只过了不到100年，形成这个共识的日本精英们就被事实狠狠地“打了脸”。从公元960年北宋开国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几百年里，“宋潮”在日本不断兴起，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到镰仓时代的日本，民间“向宋学习”蔚然成风。
日本民间版的“以华为师”中，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是主体内容，而中日经贸往来是这样的学习能够持续深入进行的主要推动力。从北宋到南宋，是古代中国史上商业贸易最兴盛的时期。而造就这一兴盛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与日本之间日趋频密的经贸往来。北宋时山东半岛上的登州（今天的山东蓬莱一带），南宋时东南沿海的明州（今天的浙江宁波），发展非常繁荣，其中最功不可没的就是往来中日之间的两国商人。而日本在平安时代中期后的长足发展，更是主要仰赖于与中国两宋的海上经贸活动。
公元894年，日本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的政府以财政持续困难为由，宣布终止派出遣唐使。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就这样被一纸政令看似轻飘飘地翻了过去。政府没钱再折腾遣唐使这个事，是可以公开说出来的理由，而无法公开说出口的理由，则是当时精英们的一个共识——日本对中国的学习基本完成，该学能学的早就学到手，日渐衰败的唐朝已经没什么值得兴师动众去学的东西了。13年后，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宋潮”所处的时代，恰恰也是两国民间交流的黄金盛世。在没有了政府的主导和参与后，由于商贸活动成了中日交往的主体，商人当上了民间版“以华为师”活动的主角，使得整个活动在现实的经济利益驱动下具备了可持续性，日积月累之后，反而取得了比官方版“以华为师”更大更多的成果。现在可以看到的鲜明例证就是，对日本衣、食、住、行和文化方面影响最深远的，不是唐朝，反而是宋朝。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观念，都是活生生的东西，从生活方式入手进行文化输入，才是向先进文明学习的最有效途径。从这个视角去考察，民间版的“以华为师”，对日本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有巨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不仅真正学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而且还青出于蓝地在日本发扬光大了这些精髓。随着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传承，这些精髓得以留存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