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传统中国文化思想的儒释道三大家中，日本有选择性地学了儒家和佛教的思想文化，舍弃了道家。因为日本人认为道家与日本的气场不合。至于中国帝王统治精髓，“儒表法里”的传统，日本压根就一点兴趣都欠奉。对于讲求“法势术”的中国法家思想，日本人始终没看上眼。因为这种注重谋略或阴谋论的法家思想，实际上是家天下环境中的帝王心术，日本天皇学不来，一般日本人学了更是找死。
其次，日本没有学中国的太监制度和后宫干政传统。当时中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皇上一人独大，他说一，没人敢说二，只要他乐意，哼一声即可广开后宫，搜罗佳丽三千为一己所用。但后宫有些重活，女人天生干不了，只能让男人来干。可是，皇帝又担心自己被“绿”，于是有了毁灭人性的太监制度。而日本是个邦国林立的封建国家，天皇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和能力广收佳丽，因此也就没有实行太监制度的需求。没有太监，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宫斗，更谈不上宦官乱政或后宫干政。
彻底摆正学习姿态的日本，不再和老师叫板了。
首先，日本没学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科举制和文官制。科举制和文官制是相互搭配着上阵的，中国的文官制度可从科举制溯源。通过科举考试，草根可以逆袭，实现社会流动。而当时的日本邦国林立，做官就像个家传祖业，我爹是个官，我将来也是个官。这样的代际传承，和科举考试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因此，科举制、文官制再好，在当时的日本却用不上，也就没费力气去学。
会考试的不是学霸，什么都学不是学霸，亦步亦趋也不是学霸。真正的学霸是主动学，有选择性地学。学霸的学习目的是强大自身，愉悦自我，不是为了得到老师的夸奖，更不是为了讨别人欢心。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班级的话，那日本这个学霸，肯定是班上当之无愧的学习委员。
那么，日本这个学霸，选择不学唐朝老师的什么呢？
当然，任何学霸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日本也有一些天生的缺失。日本虽然做事极度认真，跟老师学得特别好，不仅有学习能力还具备选择学习的特质，推陈出新也不成问题；但是，一旦遇到老师没有教的东西或全新的情况，他就完全蒙了，缺乏及时的应变能力和全局战略思维。直到现在，日本似乎仍然没能弥补这些缺失。
学习态度好、学习热情持续不衰、学习能力强而效果显著，只能说是“三好学生”，还称不上学霸。因为真正的学霸，其学习往往都是以自我为主，进行的是选择性学习。换句话说，努力很重要，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面对再牛的老师都不盲目地照单全收，而要有所学有所不学，才是真学霸。
“奇葩”的师生组合
日本人如此大规模全方位地学习，使得很多在中国后世失传或绝迹的东西，在日本得以保存或发展。例如中国唐初“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如今在中国刊发的版本还是日本的影印本。
讲完官方版日本“以唐为师”的大历史后，下面应该有些“微叙事”了。就先来谈谈“赖在老师家里不走的学生”和“主动上门施教的老师”这对“奇葩”师生组合吧。
此外，日本还仿效中国造钱造货币。708年（和铜元年），元明天皇仿唐朝“开元通宝”，大力推行“蓄钱叙位法”。
大诗人李白有首诗叫《哭晁卿衡》，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估计当下知道此诗的人不会太多，至于诗中提及的晁衡是李白的日本友人一事，可能就更鲜为人知了。
第三，思想文化层面。日本积极主动学习中国的佛教和儒家文化，并将佛教本土化，变成了“为我所用”的日式佛教。佛教的引入，成为日本社会结构性变革的重要印记。从飞鸟时代（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开始，兴建寺庙成为风气。
是的，这里要说的“奇葩”师生组合中的学生，就是李白哭过的这个晁衡。
在军事制度方面，效法唐朝的府兵制，在首都置五卫府，在地方设军团，并规定国民需要服兵役。
晁衡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来，原名为阿倍仲麻吕，曾是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的留学生，抵达中国后改用中国姓名“晁衡”。此公好学聪敏，不仅通汉语，还善于吟诗。他在中国留学9年，学成之后不愿回日本，而是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结果还真考上了中国的公务员，进了政府机关太子左春坊，任司经局的校书郎（正九品下）。当时，恰好李白、王维等著名诗人被玄宗皇帝召进宫出仕。晁衡很快与李白等结识并成为至交好友，一起饮酒，吟诗唱和，足见彼此情深意厚。
在政治体制方面，效法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在中央设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八省（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一台（弹正台），在地方通常设置国、郡、里。
天宝十二载，作为唐朝使者，晁衡随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一行，返回日本办事。然而不久之后，传来晁衡搭乘归国的船队在海上遭遇风暴，所有人都溺死在茫茫大海中的不幸消息。感情丰富的李白听到这个噩耗，悲痛欲绝。于是，当即写下这首悼诗，寄托对故友的无限缅怀。
在土地制度和税赋制度方面，效仿隋唐“均田制”，改变了过去的土地私有制，推行班田收授法，将土地收为国有。所班田地不能进行买卖交易，死后交由政府管理。同时还效仿唐朝“租庸调制”。
“神转折”的是，李白这首情真意切的悼亡诗，居然摆了个大乌龙。晁衡并未葬身鱼腹，而是被渔民搭救上岸，奇迹般生还了，并且又辗转万里回到大唐京城长安。回到长安的晁衡，再也没有离开中国，就像个赖在老师家里不走的学生一样。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见识过开元盛世，也亲历“安史之乱”，堪称货真价实的“三朝元老”。大历五年，晁衡卒于长安。而在此前，李白已于宝应元年先卒于安徽当涂，没办法给晁衡写一首真正的悼亡诗了。
第二，制度层面，包括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日本废除当时豪族专政的制度，学习中国中央集权制的精髓，力图把日本也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看来日本这个小国，当时还真的很想成为“大国”。
而我要说的“主动上门施教的老师”，是指鉴真和尚。这个人可能许多读者都知道，因为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早就说过了。
第一，物质器物层面。日本模仿唐朝都城长安，将奈良建成了一个缩小版的长安城。在公元710年奈良建成之前，日本尚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建都奈良后，日本历史进入了奈良时代（710年—784年）。因此，此举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某种开天辟地的意义。奈良不过是1/16大的长安城，它与长安城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以抵御外夷为目的而修建的城墙。除了这点，日本真是把中国器物层面的东西学了个原汁原味。怪不得如今很多去日本旅游的人，回来都说日本还有唐代中国的遗韵。
鉴真和尚曾六次东渡，赴日传法，教学态度实在是太好了。他经历五次失败，历经磨难之后，第六次才东渡成功。一般人都会事不过三，而他即使双目失明也初心不改，勇往直前。有信仰的人，还真是要与众不同些！
在大规模“以华为师”的过程中，日本都向中国老师学了些什么呢？
和晁衡一样，鉴真虽身处异乡，却受到异国人的尊重与敬仰。抵达日本后，鉴真和尚得到了孝谦天皇等人的礼遇。754年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负责协助日本佛教事宜，封号为“传灯大法师”，日本人尊称为“大和尚”。
最后是学习效果超好。抵达中国唐朝的日本人，见识了唐朝的繁荣昌盛，也深刻认识到自身不足，因此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因鉴真在日本建立起严格的戒律制度，佛教走上发展轨道。这直接有利于政府对佛教的掌控，防止弊端出现，佛教后来发展成为日本的国教，也得益于此。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正规的戒律制度也得以建立。
其次是学习热情持续不衰。想想那个时代的交通状况，没有海轮没有飞机，日本人不畏重洋阻隔，不惧大风大浪，毅然决然地一批又一批漂洋过海到中国，向这个“西天”谦恭厚礼地求取国家富强的“真经”。据中日文献记载，有唐一代，日本政府曾多次组织大规模遣唐使团，共遣使19次，其中有14次（也有说是13次）成功来华。数百人的遣唐使团中，包括朝廷大臣、贵族、商人和学生等，身份各异。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远涉海洋前往中国，毫无畏惧。抵达中国后，各自学习专业技能，有的留唐生活，有的居住二三十年后回国。日本人这种悍不畏死的学习热情，可敬可佩！
鉴真东渡，不仅带去了大量佛经佛像，还向日本传授印刷、榨糖、制药、缝纫、烹饪、雕塑等技艺。你可能料不到，就连如今日本人爱吃的豆腐，也是鉴真一行带过去的。
日本首先是端正了对老师的姿态。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对高峰期中华文明的追慕，达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可以说是完全成了一个“死忠粉”。
老师再棒，再怎么“好为人师”，如果碰到不好学更不会学的“学渣”，也是枉然。好在日本这个学生，虽然一开始表现得“奇葩”了点，却有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超强学习能力，天生自带“学霸”属性。
为赴日传法而六次东渡的鉴真和尚
日本民族的学霸天赋
鉴真东渡上门施教后，日本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兴盛繁荣的时代——奈良时代。佛教的大规模引入，使得此前兴建大型古坟的风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寺院拔地而起。对日本国的称呼，也由此前的“倭”转变为“日本”。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中国唐朝处于文明先锋，不仅有包容天下的胸襟，而且还有“好为人师”的气度。日本在最需要学习的节点上，遇上了这么牛又这么适合自己的老师，看来它的国运还真不是盖的。有唐一代，日本的以华为师，主要是官方组织的全方位汲取中华文明。
一个中国僧人竟然能成为日本“大僧都”，甚至统领日本所有僧人；一个日本人竟然在中国半生为官，还多次接触到朝廷机密文件。这让后人大跌眼镜，连呼不可思议。但这种种事实正充分说明，盛唐时期日本“以华为师”的心情之迫切，中日官方交往之密切和程度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