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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文化输入国到输出国的华丽转身

日本这个学霸出身的老师,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当然集中表现在赴日留学生身上了。在我看来,1949年前的约40万留日学生,虽然在中国人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万分之一,但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日两国,乃至对亚洲和全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甚至有关键性的影响。其中,以下三点是特别突出的。

这个时期日本的“好为人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大亚洲主义”。当时日本人自强了,变成了“优等生”和“一等国”,但往周围一看,“小伙伴们”都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可不行啊!于是一群日本的仁人志士,立志不仅要振兴日本更要振兴亚洲,联合和团结黄种人与白种人相抗衡,实现“大东亚共荣”,这即是“大亚洲主义”的要旨。因此就有不少日本人主动对中国留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而留学生呢,看到之前的“千年小弟”通过变法革新,先咸鱼翻身击败自己,接着又打败了之前一直暴打自己的欧美白人(虽然只是二流强国俄国),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以日为师”实施变革、振兴自己祖国的想法。当然在这里要强调的,也许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那时的日本绝非要当“活雷锋”,一些日本有心人有意识地引导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情绪,刻意地塑造日本是变革中国的大本营的形象,甚至暗中支持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武装力量,宫崎滔天、北一辉等日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其用心并非那么单纯。其中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肯定是抱着削弱甚至分裂中国以为日本谋取更大利益的企图的。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说了,对此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者,可自行查阅孙中山和黑龙会的关系等资讯。

第一,20世纪中国革命的领袖和骨干人物,基本都出自这个群体。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层大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除了胡适、刘半农等少数人是欧美留学生外,其余的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都有留日经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军政人物,除了毛泽东之外,大都在青年时代赴日留过学。如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阎锡山、何应钦等,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

当时日本的“好为人师”,其实很好理解,静水流深,半桶水才会乱晃荡嘛。熬了上千年,好不容易上位给自己昔日的老师当了老师,怎么会不大肆表现一番?于是,只要中国留学生想学的各个方面的强国之道,日本都几乎毫无保留地传授,从工程技术、医学到政治、法律、管理、教育、商科、哲学,无所不包,甚至连军事和警务都几乎毫无限制,蒋介石、蔡锷、阎锡山、何应钦、蒋百里等20世纪中国的大人物,可都是日本陆军官校的毕业生。要知道,当时欧美各国政府可是都不同意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和先进科技的。

第二,与留美学生回国后基本都是亲美派大为不同,留日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在1930年代后都变成了坚定的反日派,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领袖和主要将领,多是留日学生出身,比如提出“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抗战战略的蒋百里将军(钱学森的岳父)就毕业于日本陆军官校。除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少数人外,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当了汉奸卖国贼的留日学生很少。其中的原因,主要当然是日本公然侵华妄图灭亡中国,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愤怒和反抗。此外,美日两国对外来人口的态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作为种族大熔炉,移民或留学生很容易找到同族群的存在,主动融入的压力相对较小,可以保留族群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性价比高,主要表现为两国同属于一个汉字文化圈,学习起来隔阂少点,互动交流比较容易,至少中国人学日语比起学英语要轻松得多(这个纯属个人体会)。此外,日本在向西方学习上先走了一步,经过这个学霸学习消化过的西方学问,更适合中国人在第一阶段的学习要求。当时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跟西方之间隔着一个日本”,意思是说中国大规模地接受西洋文化,中间必须仰赖日本这个“二传手”。就那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个说法是颇有道理的。在中西文化之间,日本是个重要的中转之地,日本人扮演的“二传手”角色,对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这个群体对20世纪中国主要的影响和贡献,集中于文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新闻出版等领域。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等留日学生,在20世纪中国的大文豪、大艺术家中,占了半壁江山。这里说个不算太冷的冷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也是留日学生出身。

原本中国人是不屑于正眼看日本的,哪怕是最开通的洋务派,也只觉得“师夷长技以制夷”中的“夷人”,仅仅指的是欧美列强。结果一场甲午战争,被日本摁在地上饱以老拳,完全还不了手。满朝文武才突然发现,日本这个“蕞尔小国”不知什么时候就猛成那个样子了。不行,我大清国得研究研究,于是在1896年,有了第一批13名官派日本留学生。1905年起,中国留日学生有了爆炸性的大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被日俄战争的结果震撼教育了一把。日俄战争中,日军陆上惨胜,但在海上却先后两次轻松团灭俄国舰队。在海军这个高技术兵种上,能与欧美列强正面对抗并且取胜的亚非拉国家,古往今来可仅此一国。清朝这回总算看清楚了,日本这个自己一向瞧不起的小国,不是只有一点点强,而是已经强得远远超过自己了。大清国要走向强国学习的正路,必须先低头向日本学。另一个原因则是,1905年清政府宣告全国科举废止。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猛然就被“安乐死”,造成的震荡颇大,留下的后遗症更多。仅仅是为了给被坏了前途的广大科举生员们找个出路,也得大批派出官费和奖励私费留学生赴日学习。而日本之所以成为第一选择,除了路途近、花费少、生活习惯相近等几个主要原因外,赴日留学的性价比较高,日本这个新上位的“老师”急于表现得更“好为人师”,则是特别要指出来的。

学去了汉字,传回来“和制汉语”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超过了8000人,1906年更是一举破万。千万别小瞧这两个数据,因为直到1949年,中国所有的留学生加起来也不到60万人,直到1979年,出去留过学的国人,也不到70万。其中留日学生最多,大约共40万。

在本书的第二章,曾说过日本文字是基于汉字创制出来的,直到万叶假名发明之前,日本的文献都是完全用汉字记载的。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对日本是纯文化输出国,日本则是纯输入国。到了20世纪,近现代日本对中国,变成了文化输出方,中国则成了输入方。最典型的是,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1000年后又反传回一大堆现代词汇,让现代汉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和制汉语”。这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上文说到的留日学生群体,在这个反转过程中是主力,扮演了一个“搬运工”或“二传手”的角色。

从20世纪开始,日本绝对是一个文化输出国,而到了21世纪,更是个文化输出大国。日本对中国的文化输出,是从大量留日学生的出现开始的。

先举个例子,中国现在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包括3个词汇,除了“中华”以外,其余两个都是“和制汉语”。

日本至少在1000年的时间里,都是纯粹的文化输入国,“以华为师,和魂汉才”更曾是日本历史的一条发展主线。但是到了20世纪,日本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一下子变成了文化输出大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师生关系,发生了颠倒性的位移和反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例子,说明现代汉语中有大量词汇都来自20世纪的日本。对此,现在的中国人其实不用大惊小怪,更不要有什么违和感或是情感上的不适。你只要这样想想,就自然地心平气和了——你日本从我中国这儿拿走的汉字,用了上千年都还在用,最近这100多年里,我直接拿你些词儿用用,也没啥不好或理亏的吧?大不了就算扯平了呗。

学霸的逆袭:师生角色的颠倒与互换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力噌噌上涨,西方文明大量涌入,日本人在亚洲率先翻译出版了大批的欧美书籍,其内容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医学、自然科学、现代技术、宗教、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方面。从189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开始,就打开了日语汉字词大量涌入汉语的大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那句“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说的就是这回事。当时的在日留学生当了一回“二翻手”,将西方著作引进了中国。因为日语和中文同有汉字词,就导致了许多日本制造的汉字词被原样引进了汉语。这也就是“和制汉语”的由来。

按照这个标准,具有其中两个特质的,就是文化输出国了,如果四个特质皆备,那妥妥的就是绝对的文化输出大国和文化强国。

现在中国的大、中、小学都开设有政治课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辩证法、哲学”等词汇应该都不陌生,而这些其实都是“和制汉语”的词汇。这样的词汇,可以罗列一长串,比如革命、唯物史观、科学、人权、解放、斗争、战线、抗议、主义、阶级、银行、金库、特权、知识、教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宪法、干部、市场、经济等。

在切入正题前,先给出一个判断标准。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文化输出国,主要看其是否具备这样四个特质:第一,看他是不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地,留学生择校的主要选择对象国;第二,看他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字和审美意趣,有没有超出其国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会不会左右别国的观念、思想和审美取向;第三,看他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被别国羡慕和模仿,还要看其商品和服务能否成为别国人眼中的时尚、高档甚至是奢侈的标志,是否会引起人的强烈消费欲望;第四,看他的大众传媒产品和内容,能否成为别国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追随模仿对象。比如,是否为版权输出国?小说会不会被翻译成别国文字并畅销?影视剧是否存在着大量别国的剧迷?开发的各类游戏动漫产品,有没有别国人沉迷。

这些就是所谓的“和制汉语”。当下有一个观点,认为现代汉语70%的词汇都源自日本。当然这一观点言过其实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的比例。但越是受过学术训练、学历程度越高的人,对这些词汇的使用就越普遍。原始的汉语词汇不精确,无法清晰准确地界定现代社会必备的基本概念。纯粹的汉语白话,现在只能到古典小说里找了。现在大部分中国人由于习惯于阅读日本词汇,读中国古典小说时会感到吃力,更别说看文言文了。

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繁荣,在文化上先进,在政治上还多多少少有了点民主宪政,让日本一下子成了全亚洲的楷模,连老牌的欧美列强都不得不刮目相看了。1910年10月1日,日本强制合并了朝鲜。对此,英国驻日参赞兰博尔德有过这样一个评论:“日本是否符合它的角色尚未可知,但该国已成为大陆国家,它拥有强大的陆海军,并奉行现实政治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与德国十分相像。”而当年的日本人,把“优等生”和“一等国”挂在嘴边天天念叨,生活在都会圈的日本人,眼看着来自中国、朝鲜、越南、东南亚的有志青年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纷纷涌入岛国,更是万般享受这种“万国来朝”之景。那时的日本人,个个都骄傲得不行,每个人脸上似乎都写着:“嘿,爷们逆袭成功了!瞧,我大日本帝国多牛!”这里面当然难免有一种“暴发户”的得意张狂,但也并非全是自鸣得意。因为日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文化输入国到输出国的华丽转身!

如果将这些词汇比喻成产品,那么一部分确实是从日本进口而来,但不一定是原装。因为原创者不是日本人,源头是欧美先进国家。后来,经过日本的处理加工,转而变成有高附加值的新潮产品又传回到了中国。也就是说,日本人他们先行一步学西洋,学会之后在日语里面造出这些词,然后留日学生又把这些词从日语里搬到现代中国语境中来了。日本这个“二传手”的角色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中西文化之间隔着一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