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被美国传染的经济危机，在日本持续时间较长，达到3年之久。金融业、工业、贸易业、农业等多种危机接踵而至，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之前的任何异常经济危机。其间，日本的工业产值下降三成，进口额和出口额下降都达到四成以上，破产和停业状态的银行达到58家，等等。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农业，被危机冲击得最厉害。一时间，农村凋敝，农民食不果腹，卖儿卖女成了稀松平常之事。
1929年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崩溃到了什么程度？当时的日本甚至出现许多“没有少女的村庄”，因为农民生活不下去，只能选择让女儿出去当娼妓。日本的《妇女》杂志曾经有这样一篇报道：贫穷的山形县小西国村中的397名少女被卖给妓院，村内再也见不到少女的踪影。这篇报道震惊了整个日本，山形县官厅狡辩说：外出的妇女仅有109人成为娼妓。然而，山形县的风波未平，秋田县的玉米村、下乡村，雄胜郡的秋之宫村等等村庄，都因为有大量的少女沦为娼妓而被广泛报道。到后来，“没有少女的村庄”已经不能引起关注，因为已经司空见惯了，许多村民全家自杀成为热点话题。直至1935年，因为营养不良，日本女性身高出现大倒退，平均身高仅为1.48米，男性平均寿命降到44岁。甚至许多城市妇女也脱下西式上衣和裙子，改穿和服，只有这样才能遮掩自己瘦骨伶仃的小腿。
如此大规模危机的冲击，让日本几乎无法喘息。地震带来的巨大损失、维持自身工业水平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高额的税收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累积、外国资本对日本市场的挤压和侵蚀等，这些统统在同一时刻摆在了日本决策层面前。怎么办？
1929年10月24日，美国历史称之为“黑色星期四”。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发生股灾，这如同一场瘟疫，很快传染到了世界各地。本身属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当时的日本，在资源、市场、资本和技术四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外部依赖，特别是对美国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依赖，而且本身又还没有收拾好关东大地震造成的烂摊子。对美国经济而言，股灾引发的只是危机，而对日本的经济来说，绝对会致死。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开始铤而走险，准备诉诸武力，大规模侵略亚洲诸国。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转化国内矛盾，才能引开日本人民的视线。只有打仗，利用军工企业运转，以及对外掠夺来挽救日本濒临崩溃的经济。而这对于日本，对于亚洲，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不祥之兆。
美国感冒，日本病危
日本帝国的走火入魔
一些日本人这样的疯狂行为，不仅暴露出日本人国民性中非理性的一面，更证明日本的文明开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尽管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的文明开化。
为了应对灾难、走出危机，当时世界各国主要有3个解决方案或说是3条道路，即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美国“罗斯福新政”、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道路、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之路。日本这个一战的战胜国，选了一条和战败国德国几乎一模一样的道路，如此的错乱和不知所谓，标志着日本帝国的走火入魔。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民间传得最广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完了”，日本民众的安全感跌入谷底。他们甚至担心自己的国家有一天会沉入海底，彻底覆灭。日本人的集体危机意识再次爆发，在大地震后做出了许多非理性行为。其中，最疯狂的就是传播谣言并滥杀无辜。在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民间弥漫着这样的传言：之所以发生大地震，是因为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侵犯了神灵。一些爱国愤青和黑社会分子甚至屠杀朝鲜人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据统计，被杀害的朝鲜人大约有6000人，其中还包括几百名被当成朝鲜人的中国人。
首先表现为日本放弃了明治维新以来“以欧为师，文明开化”的基本治国理念，自己破坏了世界政治群体上的外部环境，走上了与英美抗争的道路。这让其失去了稳定的目标和文明上的约束。
当时中国自身战乱连年，国弱民穷。甲午中日战争、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入侵、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一连串伤痛，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但是中国政府还是号召群众不计前嫌，帮助日本渡过难关。中国财政部迅速筹集20万元汇给日本政府，同时还下令暂免多种物品出口日本的关税。而中国2100多个民间团体以及众多个人为帮助日本赈灾，募捐总额超过50万元。这是中日两国在二战以前，最好的一次良性互动。毕竟，大家都首先是人，而后才是某国的国民，不管是哪个国家有难，作为人，最基本的人道同情还是要有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灾难面前更应凸显人性的光辉面。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初期，对西方是一种敬佩、倾慕的心态，与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心态相似。但到了一战以后，大和民族的地缘政治野心开始膨胀，民族心理开始变得狂妄、自负，“爱国主义”、民粹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渐渐成为风尚。头山满的玄洋社、内田良平的黑龙会、近卫笃麿的东亚同文书院等爱国组织，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感到十分厌烦和不满，希望日本要出头，要当头，要联合“同文同种”的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如果中国不配合或没有能力做出响应，就必须考虑以亲日政权更换中国政权。这些想法正是后来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并在战争后期与汪伪、伪满及东南亚各国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心态根源。
地震发生后，超过200万的日本人无家可归。为了搜寻食物，湖泊里的鱼都被捞光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际社会及时向日本伸出了援助之手，美、英、德、法等国，都提供了赈灾援助并发起了募捐行动，其中反应最快的是邻国中国。
日本人的这种心态，首先就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会”刺激的结果。日本的意愿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抗议，这就加深了日本对白种人的厌恶感。
这场大地震把日本这个国家此前积累的那些家底、那点精华，全给毁得差不多了。日本多年来励精图治、侵略扩张，百姓节衣缩食，甚至一代女性牺牲自己的大好青春积累的财富，还有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培养起来的一部分精英，全被这场大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给毁掉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震回到“解放”前。
对日本人更强烈的进一步刺激，出自“华盛顿会议”以及会议签署的3个重要条约，即《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九国公约》。日本迫于英美联合阵线以及世界舆论的道义压力，不情愿地接受了不合乎自身意愿的结果。日本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大国，妄图打破现存的世界秩序。因此，也就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也为在太平洋战场上撩拨美国埋下了伏笔。
地震的重灾区是日本关东地区，这里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本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劫难，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以上。
日本人还为自己的这种心态找到了理论支撑，那就是内藤湖南所提出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湖南（1866年—1934年）被誉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这个理论要旨是说中华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个地理概念，中华文化中心从唐宋之际就有不断东移的趋势。不只是中国才有中华，日本也有中华。学了中华文明的日本，成了正宗代表，文化中心向东边（日本）移动了。有意无意间，他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提供了文化注解和思想理论资源。
关东大地震共造成约14.3万人遇难，其中有90％因烧伤致死。伤者超过20万人，其中大多也都是因烧伤所致。因此“关东大震灾”是“世界火灾最严重的地震”。
这种心态到1930年前后，成为日本国民的群体意识。其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把仇外排外的主要对象锁定为英美，一个是过去的盟友和世界老大，一个是20世纪的新世界老大。你把它们视为仇敌、视为假想敌，不是作死嘛！可想而知，这样的态度加速了日本帝国的走火入魔，也注定是此后日本一系列悲剧的开端。
东京湾甚至发生了“水上火葬”的悲剧。数千名灾民因为无法忍受火焰带来的热量，跳进了水中，随手找来一些东西当救生板，漂在水面上。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夜晚来临，附近标准石油公司及其油库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数十万吨原油泄入海湾。爆炸引发了更大的火灾，同时东京湾附近的水域被火焰烧“开”了，这些侥幸离开陆地避难的人群，却在海里被烫死。横滨公园里发生了同样惨不忍睹的一幕，为躲避大火，数百人逃入水池中，人坐在水里，只露出头在水面上呼吸。大火袭来后，公园里2.4万多人被烈火吞没。汹涌的大火将湖水也烤灼得沸腾，躲入水里的人最终在劫难逃。
日本帝国的走火入魔，还表现为日本人把上述心态，化作在国内外同时大开杀戒的疯狂行动。
地震发生时，正值星期六中午的做饭时间，倾倒的炉火一下引发数百处起火点，地下管道也因地震受到严重毁坏。因起火点太多，救火队员无计可施。东京、横滨两大城市房屋多为木结构，火势蔓延在高层楼房之间形成“火流”，转眼汇聚成火海，人们呼救声不绝于耳。
在日本国内，从1921年的原敬首相刺杀案开始，政坛上发生了一系列颇具日本特色的政治刺杀案件。日本政坛内部认为应对中国徐徐图之的政治家们，与急于建立功勋捞取各种资本的军队以及需要战争订单的财阀们之间，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在军部和财阀的联合刺激下，日本的愤青纷纷效仿他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前辈，拿起刀枪，上演了一幕幕“下克上”，对他们认为的国贼展开了“天诛”。闹得最大的就是铭刻于日本史册的“二二六事变”，犬养毅等一大批日本政治家被杀。这个平民法西斯性质的兵变，使得日本早就支离破碎的政党政治在那时被正式埋葬。在军部和财阀的推动下，针对中国的侵略成为日本上下的共识，意识到日本自身弱点而反对的人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暗杀。
11点58分，地下传来巨大的声音，伴随而来的是大地强烈的震动和摇晃。港口水位急速上升，码头建筑也支离破碎。一场席卷日本关东地区的8.1级大地震爆发了！震中位于东京西南90千米处的相模湾。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们望着监测地震的仪器目瞪口呆，大部分仪器全部被震碎，只剩下一台进口设备可以勉强进行指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毁灭1府6县的关东大震灾”。
在日本外部，中国革命顺利展开，日本想要进一步加强控制以期继续在中国取得不正当利益，进而试图摆脱《九国公约》的限制。为此，日本策划了一系列事端，如“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开始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一去不复返，此举也使得日本自身和世界都进入了“寒冬”。
1923年9月1日中午，22岁的裕仁摄政在东京赤坂离宫东宫御所宴请各国驻日使节。骤然间地面剧烈颤动，碗筷叮当作响，宾客们受到巨大惊吓，“天崩地裂”的景象展现在裕仁面前，高达12层的东京塔瞬间被一折两断，高层建筑轰然倒塌。面对众人慌乱的叫喊声和铺天盖地扬起的尘烟，裕仁表情木讷，呆呆出神。
日本帝国的走火入魔，还体现为日本政治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固化，使得日本缺失真正的领导中心，整个国家变成了乱窜的“无头苍蝇”，各种“暴走”层出不穷。
关东大地震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政治体制由单一的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慢慢发展成为多重二元化权力体系。其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精神权威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操控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中期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元老权力的二元共存，到1930年前后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的二元对立共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取得了对日本内阁的全面压倒性胜利。
日本的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或许是上天看不惯当时日本人的那股“嘚瑟劲”，有意要弄出点劫难来折腾一下他们。一场天灾（关东大地震），一场人祸（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萧条），就让日本显露出其畸形发展的底色，把明治维新后强大和繁荣了的日本再次打回原形。充满理想主义的“日本梦”破碎了，日本帝国开始走火入魔。
在无脑又热血上头的军部主导下，帝国怎么可能不走火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