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的做法使得日本谋取到了大量的实际利益，这种踩着他人肩膀得以进步的行为遭人唾弃。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近代史上，有得到利益的国家，就有失去利益的国家。在相同的时代中，中日两国命运截然不同，其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他不但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大大提速，也让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越走越顺。在国内实行宪政治国，推广工商业；对外走军国主义道路，迅速扩张、发展。日俄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都让当时的中国饱经磨难，中国台湾和中国东北遭到侵占。
时人对伊藤的评价是“好酒及色”。他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风流宰相，座右铭是“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这位宰相一生风流，到老还很是放纵地流连于花街柳巷。他并不贪财，但也不会管理财富，始终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死后所留下的遗产竟然不到5万日元。为了落实他留给妻子10万元养老的遗嘱，明治天皇从内库中特别拨款10万元。
当代日本著名传记作家久米正雄，在其所写的《伊藤博文时代》（又译《伊藤博文传》）一书中，对伊藤博文有这样的评价：“如果他早生10年，或许只是萩城的一个农民，平安平凡地度过一生。又如果他迟生10年，恐怕不过做了长州派的一个幕僚，只留名于明治政府的一隅罢了。”伊藤博文是日本历史进程中的传奇人物，他出身平凡，甚至被人称为“市井之徒”，但就是这样一个“混混”式的人物却引领了日本数十年的历史发展。
当代的许多中国人会将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进行比较。伊藤博文在两个方面比李鸿章强：其一是见识。伊藤对欧美列强和世界大势的认知，至少领先李60年，而在如何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上，则可能比李先进一个世纪！其二是伊藤博文在权势和对国政的影响力上，远远高于李鸿章。为了验证这一点，先说一个关于采购军舰的小故事：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曾为北洋舰队在欧洲定制了一艘先进的炮舰，但由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没钱付那艘船的后续购买款。伊藤博文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在日本号召全民捐款，明治天皇捐出了私用，皇后捐出了首饰，底层民众捐出了一天的辛苦所得，最终为日本海军买下了这艘船。这就是后来的“吉野号”军舰，留名甲午海战的那艘“吉野号”。伊藤博文死后，日本朝着他规划好的方向发展；李鸿章死后，他一生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显然，伊藤比李要强得太多，也幸福得多。
伊藤博文（1841年—1909年），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日本近代政治家，长州五杰之一，也是明治九元老之一。他还是首位枢密院议长，首位贵族院院长，日本首位内阁首相，同样也是明治宪法之父。
伊藤博文其实还可被视为励志偶像。通过个人奋斗，他在40岁就从日本社会的最底层爬到了最高层。这得多才华横溢，多聪慧机敏，多坚忍不拔才行啊！中华皇皇2000多年帝王史，只出过刘邦和朱元璋两个这样的“奇葩”。日本也是出了两个，一是战国的丰臣秀吉，一是近代的伊藤博文。巧合的是，两人都因朝鲜而与中国作战，只不过前者败了，后者胜了。
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后，还曾经当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管他在《马关条约》中敲了中国一笔大竹杠，但当时的中国人仍然很佩服这个东洋小个子。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甚至有意邀请伊藤博文来中国做宰相。在那时的中国人眼中，伊藤博文就是个天才，一个在专制社会里成功缔造了宪政的不世奇才。若是没有立宪政治，“小日本”怎么可能先后打败清、俄两大帝国，崛起为黄种人里唯一的列强国家？一个近代日本的铁血宰相，一个明治维新的标志或符号，为什么会给中国人留下反差如此巨大的印象？为什么提及近代日本，就不能不提伊藤博文，提及明治宪法，也不能不提伊藤博文呢？
伊藤博文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因为曾经贫困潦倒的生活让他从心底里有着一种自卑心态，因此他经常会做出一些博人眼球之事，以表明自己的过人之处。他年轻时就立志，不能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悄无声息地活着，而要成为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人，过锦衣玉食的日子，要强悍起来，勇敢地豁出一条贱命，去冒险去奋斗，成为一个能够被历史铭记的人。
在中国，伊藤博文这一人名流传颇广，知之者甚多。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文献纪录片、通俗影视剧，都曾一遍又一遍地说起此人。在多数知道此人的中国人心目中，他是近代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因为他发动了甲午战争，领导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打败了中国，害得我们失去了台湾并赔掉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导致了列强侵略中国的狂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伊藤博文已经是日本的顶梁柱。他将天皇、军部、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让整个日本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也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个人野心，他准备带着全部日本民众走向一条民族崛起之路。
日本的“铁血宰相”——伊藤博文
但是，追梦的脚步却被一个来自朝鲜的血性男儿一枪击碎了。历史进程经常会被小人物所改变，伊藤博文手下的一个小小阿德中尉色心大起，侮辱了朝鲜王后，这让王后的仰慕者——朝鲜宫廷卫队长安重根勃然大怒。1909年10月26日，响彻哈尔滨火车站内的枪声，终结了他的性命，也击碎了全体日本人的“日本梦”。
西乡隆盛虽然在死去时被称为“叛徒”，但很快便被赦免。他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中，他的铜像也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地标性建筑。
毫无夸张地说，伊藤博文被刺杀，让整个日本都陆沉了。因为日本再也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惊才绝艳的人物。除了伊藤博文，那时的日本没有哪个领导人能让这个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方向始终保持正确。失去了伊藤博文，明治维新所建立起的日本政治体制的漏洞，一下子彰显无遗，而且没有了修补的可能性。
西乡隆盛之所以会选择起兵造反，武装反抗自己浴血奋斗建立起的明治政府，是因为他发现当时的国家状态早已脱离了他心目中的那个日本，他曾经引领的武士道精神已不复存在，民众缺乏上进心，官员终日勾心斗角。正是因为他对于现状的这种不满，同时也想找寻曾经的武士道精神，希望人们抱有对荣誉和规则的追求，因此选择了带领中下级武士寻求正确的发展方向。但他悲壮地失败了，武士群体势必退出日本的历史舞台，不然明治维新就无法顺利推进，日本也不可能迅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日本的现代化，是追赶欧美列强的“晚发外生型”现代化，一开始就必须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创建一个行政优先的强大政府。为此，在伊藤博文的主导下，1890年日本推出了以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为蓝本的明治宪法，实行二元化的君主立宪制。该宪法规定，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领，其下设有五大机构，即内阁、陆海军、帝国议会、裁判所和枢密院。军队与内阁地位等同，拥有直接面对天皇的“帷幄上奏权”。这造成了内阁无法管控军队，而更要命的是，军队甚至可以挟制内阁。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一开始就有四大漏洞：其一，国家没有制度化的领导核心；其二，军队唯我独尊；其三，内阁可能会频繁倒台；其四，国会羸弱无力，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877年，西乡隆盛率领武士叛乱，成为武士们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表演。9月24日，西乡隆盛身负重伤后，让其部下介错砍下了头颅。他如此悲壮地死去，是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日本武士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切都为了行政，一切都是行政，这就是伊藤博文为日本创建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当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更容易导致行政失控。伊藤博文是个国家级的“人精”，中江兆民称其为“才子小人之绝顶”，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会看不到当时日本政治体制的漏洞。只是他过于自负，认为只要有他在政坛上掌舵，一切都不是问题。但他一死，问题就全冒头了。德高望重的元老死了，军队没了制约，就开始随心所欲。帝国陆海军——尤其是陆军，凭借力量及制度不断压迫内阁，毫无节制地吞噬全国最优质的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军队越来越傲慢无礼，甚至逐渐无法无天地搞起了“下克上”，最终成了暴走于亚太的东方恶魔，毁灭了东亚的和平，也颠覆了日本帝国。到了昭和年间，维新元老凋零，不甘寂寞的裕仁天皇要大展宏图，更是让日本帝国走火入魔。
西乡隆盛可以说是“日本版的韩信”。韩信和西乡隆盛的命运都是一场伟大的悲剧，但是，西乡隆盛对于日本乃至东亚国家历史上的影响，高于韩信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
为什么日本群星会闪耀在此刻？
“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在日本是最得人心的那一个，粉丝无数，多数日本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武士，也是日本最后一个武士。现在，中国有许多人对西乡隆盛十分崇拜，而在当时的年代更多，梁启超、谭嗣同都是西乡隆盛的粉丝。按中国人的话讲，西乡隆盛是一个“性情中人”。
从以上几个人物的故事可以看出，明治维新时期的确是“日本群星闪耀时”。
西乡隆盛（1828年—1877年），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他们在日本近代史中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西乡隆盛初期一直从事倒幕运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坚持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后因坚持征韩论遭到反对而辞职，重返家乡鹿儿岛，创办了军事政治学校，而后发动了反政府武装政变，最终兵败身亡。
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英杰辈出的时期？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东京有个上野公园，哪怕没有去过日本的中国人也大都知道。因为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是鲁迅写的《藤野先生》。课文的开头，描绘了樱花绽放时节的上野公园，提及了樱花树下三五成群的清国留学生，有的盘着大辫子，有的解散着辫子。现实中虽然已看不到课文里描绘的情景，却可以一眼就望到一个头大得不成比例的雕像。这尊雕像，是一位踩着木屐的胖大叔，牵着一只猎犬。大叔就像是某个清早出门遛狗的邻居，模样普通得很。这就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一代英豪西乡隆盛的雕像。
其一，日本人具有向强者学习的悠久传统，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学习能力。日本人崇拜强者，也希望自己成为强者，所以他们认为，若要进步就一定要向强者学习，这种思想也深深铭刻于每一个日本人的心底。这又让日本人有了持续不衰的学习动力。有能力、有意识又有动力，自然就会造就出很多学霸，学霸基数大了，产生英杰的概率自然也就提高。更关键的是，日本不仅有1000多年向中华文明学习的深厚积淀，而且还有100多年向欧洲学习科学技术的不懈努力。向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学习的成果，与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文明学习的成果，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结合起来了。这种结合必然会发生化学反应，而最能适应这个化学反应的日本人，就成为日本历史星空上的那些闪耀明星。
“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自然灾害尤其是地震多发，在历史上，日本人的心中一直有着忧患意识，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资源匮乏。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他们时刻保持清醒，有着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心理，所以日本人具有极强的上进心。当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来时，日本国内惊慌失措，因为在他们心中，大清帝国强大无比，能够战胜中国的国家，那必然更加强大，这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同时也让他们更加提高了警惕。
福泽谕吉是日本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思想家，他最大的功绩是启蒙宣传和作育英才。在日本，他最早指明了国家崛起的顺序，即思想进步—制度进步—器物进步，三者顺序不能颠倒。在福泽谕吉等人的大力教育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明白了思想进步和观念更新的重要性。只有思想进步了，才能够推动制度进步，才能带来器物进步。而他1868年创办的庆应大学，是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为日本培育了大量英才，有力推动了日本整体的进步。
这也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引发如此空前反响的重要原因。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人就从荷兰人那里了解到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此，日本更加坚定了向西方强国学习的信念，他们立志做到后浪推前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明治天皇即位后，便谕旨：“开阔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正是因为日本有着极强的忧患意识，才造就了日本的这种输不起的心理，也让日本的人才鼓足干劲，努力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为国奉献，而此中的佼佼者，也就成为日本历史舞台上耀眼的“偶像”。
从明治维新时期到1945年日本投降，福泽谕吉所带来的理论被视为行动指南，一直指挥着日本如何前进。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子里，日本也始终遵循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方式，不断挑起战争，其中就包括侵占朝鲜、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时也让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饱经磨难。但是这只能给日本带来短暂的辉煌，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福泽谕吉的思想对日本来说到底是好是坏，仍需审慎思考。
从历史课本上看明治维新，似乎是一蹴而就。但多数人忽视了数代日本人此前100多年的不懈努力。实际上，早在18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由于这些科学技术是由荷兰人传入的，所以又被称为“兰学”。18世纪，日本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兰学家，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英杰，多半早年都学习过兰学，如福泽谕吉、伊藤博文等。这对他们之后的脱颖而出十分重要。
福泽谕吉影响最大的思想，是其“脱亚入欧论”。他极度鄙视以宋明理学为核心的“东方文明”，认为自蒙元入主中原后，日本才是华夏文明的正宗传人，而在工业文明的新时代，西方成了“华”，而东方成了“夷”，东方应该学习西方，甚至应全盘西化。这样的思想理论，使得福泽谕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上的“领军者”，既在理论上对发展路径予以规划，又在战略上进行部署，理论上是“脱亚入欧”，实践上则是“侵亚排欧”。福泽谕吉是明治日本的灵魂，他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体，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用和服紧紧包裹着东洋身体。作为一个以民族前途为己任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深知狭小的国内市场无力承载日趋膨胀的产能，日本未来的出路只能在东亚大陆。
其二，时势造英雄，能力足够的人站在时代的风口，就会创造和推动历史发展。1854年“黑船来袭”后，日本风云际会，从“尊王攘夷”，到倒幕运动，再到明治维新，整个日本的社会架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职位迫切需要大量人才予以补充，如果能够做出正确选择，把握时机，就能够有所作为。但在旧时代，原始制度和规则被强权所掌控，有能力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合适的机会去发挥所长，熬出头的人极少。可以说，幕府末期所开启的乱世，是展现人才综合能力的舞台，所有国人目光都汇聚于此，能够胜出者便可以名垂青史。
福泽谕吉（1835年—1901年），出生于大阪的一个低级武士家庭，幼时丧父，全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英杰。他从学习研究“兰学”起步，靠自学英语当翻译获得了到欧美游历的机会。在游历过程中，他拥有十分开阔的视野，并没有迷失在繁华的城市氛围中，也没有对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绝对的痴迷，而是将国家各类领域的综合发展作为主要考察内容，因为如果将这些学到手，回国后都可以进行模仿。回国后的第一时间，他就开始编撰相关材料，同时也将西学作为重要的思想内容予以推广。他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启迪了日本国民，也创造了日本的现代文明。
在日本的历史积淀中，拥有大量优质的文化内容，这也是大和民族的思想内涵。优质的精神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强大驱动力，也是优质人才得以迸发的保障。日本的明治时期，正是国家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节点，维新元老也是生逢其时，一方面，他们推进了时代的变革；另一方面，时代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
日本和朝鲜不一样，并没有从中国学回去科举制。因为没有科举制，传统日本社会的阶级阶层固化很严重。“黑船来袭”事件严重撼动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根基，却让日本下层武士和下层都市人看到了希望，一个另辟蹊径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所以倒幕运动变得那么顺理成章。中国的科举制度，让社会有了一个可以向上流动的通道，只要考试合格就能当官，维新？变法？图强？不好意思，我对你们说的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就想读好书考过关去做个县太爷，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而底层百姓由于愚昧无知，更对所谓的美好未来毫无期待。
到变革前夜，即19世纪50年代为止，在全国层面上，日本的商品经济、资本因素、国内统一市场之发展皆高于同时期的中国。由于使用字母表的缘故（假名），日本的一般民众识字率更是远高于中国。这些都是日本人才辈出的坚实基础。
外国人第一次见到日本面额一万日元纸币时，可能多半会以为上面的头像是日本的某位天皇或者著名领袖。然而，此人的真正身份却是一名出身贫寒，从未出仕的教育家、思想家——福泽谕吉。
中国早就有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以至于可以轻易压制一切反对声音（理论上），维持旧制度的稳定，故而并无激烈的变革意愿。日本则分裂为200个以上的藩国，外样大名可以凭借维新之旗号对抗幕府，浪人、义士们也可辗转各地，寻求可以依靠的大名去推波助澜。如果要做个比喻，那就是：彼时中国如一潭压抑的死水，而日本则是一锅沸腾的滚汤。日本从封建制到中央集权，属于重建政府，这给了众多没落武士历练和展示的机会。
“一万日元上的伟人”——福泽谕吉
其三，英雄推时势。自古以来，局势变化的关键，很多掌握在意志坚定的少数英雄手中。而以维新九杰为代表的日本群星，就是这样的英雄。在这些日本英杰身上，有一些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性格特质，包括：小岛现状，大国情怀；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淡薄生死的人生观念；关照本心的信仰倾向；等等。正是这些性格特质，让他们推动了日本的时势，确保了明治维新的基本成功。这些人大部分先是在旧式私塾里读书，又出去转了一圈深造过的。大都学过外语，学过造船造炮，用外语读过外国书，领略了西方的先进，深刻体会变法之必要，同时又知道如何变法，变成什么法。
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时闪烁的火花会照耀人类文明的天空，而明治维新就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群星闪耀时”。杰出人物的出现，让日本历史的天空刹那间就星光灿烂。这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呢？为什么日本历史的天空，只在明治维新这个时段下了一场如此光辉灿烂的“流星雨”？
但要特别指出的是，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的确是有见识和行动力的时代精英，但却算不上是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除了福泽谕吉之外，日本这个岛国，似乎从没出现过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因为缺乏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战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没有走上英美式的海洋立国、工商贸易立国的正常发展道路，反而学德国走军国主义道路去搞大陆扩张，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先后把朝鲜、中国和俄国当作验证明治维新成果的试验场。虽嚣张了50年，每次靠赌国运搏上位，最后的下场却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