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国企却出了大问题。建成还不到10年的时间，通通得了“国企病”，症状表现为贪污、浪费、低效、亏损、冗员充斥和行政垄断。这种病，说实话是没治的。到19世纪80年代，明治政府实在不堪重负，于是决定低价抛售这些国有企业，让民间来接手。而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行为造就了日本最早的一批财阀，其中住友、三井、安田、三菱等因规模实力远超其他财阀，遥遥领先，堪称日本的“四大财阀”。
工厂虽然建起来了，但还得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更是必须先行一步。政府首先是在全国架设电信网，让全日本通起了电报。工部省为此专门成立了司局级的电信寮统管，还重金聘请英国专家坐镇指挥，为政府、军警和企业提供高品质通信服务。电报虽极其便利，但价格过于昂贵，民间多半消费不起。于是，政府贯通了全国的邮政网络。废除原来藩国之间所有的关卡，初步建成全国统一市场，进而推动国内商业贸易。大力引进西洋农业技术和农牧品种，出台政策奖励士族务农，从而推动国内农业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全日本的商业氛围，1873年政府积极组团参加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同时也开始在国内举办各种产业博览会。当时正是世界铁路建设的高潮期，明治政府也急于在日本大建铁路。但钱从哪里来？以当时明治政府的财力状况，根本负担不起，唯有大借外债。然而日本民众对此强烈反对，更加不同意修建铁路，可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政府干脆来了个“霸王硬上弓”，逆民意而动，坚持借外债修建铁路。1872年，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条铁路——品川至横滨线正式运营（中国第一条铁路也在同年通车运营），全日本的铁路网由此铺开。
以四大财阀为代表的日本财阀的形成，说明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民营企业取代政府变成了主角。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这个转变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大亮点。国有资产被贱卖给民营企业家后被盘活，政府还增加了税收，这总比“跑冒滴漏”亏损干净，养肥一群“硕鼠”要强太多了。专业的事情必须交给懂行的人去办，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常识。正因为有民营企业唱主角，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工业化才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几乎所有生产领域都建立了大量资本主义企业，日本实现经济“弯道超车”，成为后来居上的列强国家。与之相比，中国洋务运动最大的败笔就在于实行官办和官督商办。虽然投入巨大，却始终没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什么结构性的改变，在“国进民退”中，一直没法形成一个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一开始，民间不接受西式工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主要是没有本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殖产兴业只能由政府挑头干起。明治政府采用拿来主义，引进了法式纺织厂、德式冶炼厂、英式军工厂，还开办了培养工人的技工学校。同时，明治政府还接收了一批原来属于幕府和藩国的工矿企业，对其进行注资和改组。这样一来，日本最早的一批工矿企业，几乎全部是国营的。为了管理这些企业，政府专门设立了工部省和内务省。
当然，日本财阀所起的作用也绝非全是正面的。财阀本就是“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物，先天带有弊端，比如“官商勾结”的腐败、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而日本财阀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让少数人享有改革开放的大多数成果，造成了贫富不均等严重的社会不公；其二是财阀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过大。从明治维新中期起，为了满足财阀对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无止境需求，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的。1930年后，财阀更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推手。二战后，他们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被清算。
万事开头难，日本的殖产兴业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状况下起步的。但启动以后，从西洋学来的产业真经，就开始大念特念起来了。主要内容包括积累资本、兴办工厂、砸碎关卡、铺开邮政、大建铁路、激活航运、升级农业、奖励创新、扶植民企、推动出口，力图实现贸易立国。
文明开化：日本式的“全盘西化”
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岩仓使团在法国考察学习期间，最关注产业发展的大久保利通发现，法国里昂绢丝工厂所使用的原料竟是产自日本的生丝。这一发现让他萌生了自行办厂的想法，于是一回国就推动建设官办缫丝厂。日本一方面从法国引进成套缫丝设备，一方面聘请法国专家组来日本指导建厂。很快，工厂建设完成，但他却傻眼了，因为根本招不到愿意进厂工作的女工！派人一打听，才知道民间有着大量与工厂相关的匪夷所思的言论，称运转的机器可以吸收人的精气，法国人每天都要饮用人的血液，千万不能去工厂工作。大久保利通听后气得拍案大骂：这里可是东京又不是乡下，怎么能这么愚昧无知。但是骂完后，还是于事无补。无奈之下，为打消民众疑虑，大久保利通只好率先垂范，让妻子带着一批政府官员的妻女们去工厂做了第一批女工。就这样慢慢地，日本民间逐渐认可了机器缫丝厂，大量中下社会阶层家庭的女性开始愿意走出家门做女工了，日本纺织业从此进入快速发展期。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人不但夺回了本土市场，而且打入了海外市场，纺织品成为日本的主要出口物。当时，日本纺织厂与西洋同行竞争的主要手段就是山寨，西洋新品出来后几个月，日本人就山寨出了更好更便宜的替代品，把西洋同行气得半死。
日语中的“ぶんめい”即“文明”这个词，由日本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福泽谕吉所创，是他从英文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直接对译过来的。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西方文明是优等文明，东方文明则为劣等文明。日本想身心俱进、脱胎换骨，就必须脱亚入欧。而日本其实早在之前100年间的德川幕府锁国时期，就开始接触西方文明，还形成了有关欧洲文明的专门学问——“兰学”。日本民众从荷兰医生精湛的医术开始，产生对中医进而是天朝上国的怀疑，日本的锁国政策并不严格，与世界先进文明一直没有脱节过。因此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广受推崇，对日本人有绝大的影响力。明治维新时代的文明开化就是日本人的“全盘西化”，主要表现在学仪容、改风俗、调饮食、易建筑、更历法、换思想，比洋人更洋人，比西方更西方！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提到“明治维新”都会涉及三个关键词，即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其实，这也是岩仓使团取经归国后给日本开出的三剂救国良药。那么，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是如何殖产兴业、发展经济的呢？
在仪容上，天皇和官员率先垂范，剃发易服，全国臣民则有样学样，与时俱进。日本男人剃去了原来的发髻，留起了西洋式短发，武士们也不再带刀上街。日本女人则不再剃光眉毛染黑牙齿，而是学起了西洋女人的化妆法。日本人逐渐脱去和服，穿起洋装，甚至还搞起了西洋味儿十足的化装舞会。
殖产兴业：财阀的兴起
在饮食上，日本人开始喝奶吃肉。明治天皇又做了带头者，据说他一边吃喝一边吐，但吐完了还坚持接着来。在明治以前，大多数日本人是不吃肉的，屠户的地位极低，被称为“秽多”，列为贱民。日本人好洁如癖，在古代，甚至把生孩子视作污秽之事，对屠宰牲畜更是厌弃至极。据说，日本人古时不吃肉是因为他们信仰佛教，但在我看来那只是表象，其深层原因乃是耕地不足，没有多余的粮食做家畜饲料。此外，日本海洋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日本人即便不吃肉也完全可以通过吃海鲜来补充蛋白质。明治维新推行文明开化后，不吃肉反倒成了必须破除的“陋习”。当时的日本人都认同一个说法：西洋人之所以人高马大，就是因为他们天天吃肉喝奶。因此，明治政府“每天一杯奶强壮大和族”的口号，一下子就在日本列岛流传开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从素食者变成了肉食者。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喝奶吃肉的确强健了日本人的体质，日本中小学生的平均身高逐渐领先亚洲其他国家，日本人也不再被看作是矮小的民族。
同样是被西方列强强迫打开国门，中国是削弱了中央集权，陷入混乱与分裂，日本是完成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样是改革与革命，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却先后失败，辛亥革命也没有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1949年才完全达成。相同的开始，产生不同的结果，原因很复杂，简单地说是因为日本船小好掉头，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却过于庞大，要重新崛起实现复兴绝非易事。
在建筑上，日本人开始兴建小洋楼，传统的痕迹被一点一点地抹去。明治十年（1877年），东京的银座建成了西洋商业一条街，它是文明开化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街道，此处也是整个日本西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汇聚了各种来自西洋的时尚和奢侈品，被称为东京的“心脏”，号称“亚洲最昂贵的地方”。日本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仿，西洋做派开始由中央向地方，由官场向市井弥散，一时间西风东渐，城里人争先恐后地比洋气，谁不洋气谁就OUT了！
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表明日本的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革命。这是国家制度层面的一次升级换代，大大提升了国家发展的效率。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日本由一个尊一强为共主、各地封建武藩割据的碎片化传统国家，转变成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近代国家。中央政府政令畅通，执行力超强，能够集中所有的资源，从而强力推进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四民平等制度让日本原有的国民组织结构产生了彻底的改变，一方面为经济、法治的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前提，另一方面则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相互平等的日本人有了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这样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让绝大多数人愿意为国家富强去奉献去牺牲。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的建立，让日本避免了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反而成为亚洲第一个有资格参与现代化进程国际竞争的国家，挤进了列强的行列。因为这样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参赛单元的。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文明开化，除了体现在上述硬件方面，更多地表现为软件的更新上。明治六年（1873年），政府明令废止旧历改行新历（太阳历），采用年号和西元双纪年。而最重要的软件更新，是学校教育的全盘西化。西式课程、西式教师、西式校舍，里里外外都是西式的。总之，一切向西洋看齐，彻底告别野蛮落后。
可以说，四民平等以最显眼的方式宣告了日本旧时代的终结，同时以最响亮的口号召唤着日本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以后，海内一家，四民平等，万事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耕田、做工、经商、当兵任你选。
在东亚，如果说传统中国是个礼仪之邦，那么日本则是货真价实的教育大国。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启蒙教育就已经世界领先了，入学率男子为45%，女子为15%，比同时期的大英帝国还要高。这意味着日本人的识字率在明治维新前就超过了40%。反观中国，1908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规定立宪与识字率挂钩，为此制定了宏伟计划并写入宪纲，打算用8年时间将民众识字率提高到2%。
推行四民平等，还产生了一个事先未曾预料的结果：原先的公卿、藩主和上层武士即维新后的华族，不少人不愿拿一笔钱混吃等死，就主动转型成了工商业者。原本可能成为改革开放阻力的这一人群，居然转变为动力群体。这既是其本身的幸运，也是日本国家的意外之得。
明治政府把发展教育列为文明开化的头等大事。1871年，成立文部省，次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教育制度，名曰“学制”。政府在学制中宣称“学问乃立身之财本”，故要想“人人自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遂其生”，必须要“修身、开智、长才艺”。此外，政府还极力劝导家长们务必要让子弟上学，称这是爱国者必须要尽到的义务。按照政府规划，全日本将设置8大学区、256所中学和53760所小学。但这个规划过于宏大，落实起来很难。到1878年时，日本才建成了26584所小学。不过这成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它与当下日本的小学总数基本持平。明治时期的小学教育，最受政府重视的是爱国教育，叫“修身”课，占总课时的7%，其余的课时则用于教授语文、算数、常识、地理和历史。除启蒙教育外，政府还狠抓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工部就创办了“工部寮”，后来改名“工部大学校”，专门培养科技人才。为推动教育的铺开，政府一方面大力创办师范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向欧美大量派遣留学生。更难得的是，明治政府欢迎并鼓励私人办学，包括高等教育，大教育家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大藏卿大隈重信下野后则创办了早稻田大学。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1870年代的日本，这些就已经不只是口号或写在学校围墙上的标语，而是扎扎实实的行动了。
事实上，明治政府大力推行四民平等，不是基于道德考量，而是出于现实需要。为什么要让四民平等？是因为要推行征兵制，要推动自由贸易，要摆脱财政负担。为什么又让平民称姓？因为要推行地租改正。以前是幕府向藩主征税，现在则由政府向平民征税，因此纳税人都叫“太郎”怎么行呢？又为什么让贱民翻身呢？因为要改订不平等条约。洋人一贯对外宣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倘若日本公开把一部分人称作“贱民”，那就是典型的“不平等”，意味着日本就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因此条约不能改，领事裁判权也不能还。明治维新的要旨，是在日本实行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货币统治，以商业为根本，尊重自由贸易，要求法律平等和自由雇佣，这都要求破除身份桎梏。试想一下，一个腰间插两把刀且能“斩舍御免”的武士，哪个老板敢雇其为员工？
在文明开化的软件建设上，日本政府特别注重借用“外脑”，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仍不惜重金大量聘请西洋专家。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到处可见洋人身影。1887年，仅政府聘请的洋专家就多达2000人。在当时，洋人的工资要远远高于日本人，一个洋人铁道参配员的薪资竟是太政官（相当于首相）的3倍左右！这可不是日本人要充当冤大头。那时候来日本的洋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高端人才，身怀真本事，而且相当有操守，在工作上恪尽职守，在学问上倾囊相授，在交流上知无不言，在生活上与日本人打成一片。他们的表现对得起日本人付出的高薪，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洋专家旅日期间被日本人的学习精神和工作态度感动，对日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回国后，对日本大加称赞。这些人在各自的国家又都是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无形之中，间接地给日本做了一个效果超棒的形象推广。日本能够比较迅速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订立平等交往的新国际条约，能够作为非白人、非基督教信仰的后起之秀，较顺利地挤入国际列强的行列，都与此有莫大关系。在全盘西化的文明开化过程中，注重借用洋外脑，真让日本赚大了！
在这项改革中，影响最重大深远的，是让平民有了姓名，开始成为独立的个体。1870年，允许平民称姓；1875年，政府强制平民称姓。明治维新前，日本只有士族与公家有姓，其余人都只有名，包括天皇在内。天皇没有姓，是因为他至尊，故不能偏私任何一姓。而平民没有姓，是因为他们卑贱，不配称姓。明治政府的强制令一出，日本就掀起了一个给自家起姓的热潮。由于是临时现起，许多人就逮着什么姓什么，田中、山本、酒井、下田、猪口、小泉等等，姓什么的都有。于是乎，日本人有了全世界最多的姓，总数达12万之多。
日本式的全盘西化过程中，也有奇葩人和奇葩事冒出来。前面说过，在日本的“以华为师，和魂汉才”时期，即中国的宋代日本的平安时期，出过“度种”之事。差不多1000年以后，也有人要把当学霸的事情做到极致。先是在民间发生了日本女子向欧洲人借种事件，而政府对此却采取默认的态度。不止一个官员很严肃地提出建议，日本的全盘西化还要更进一步，要引进欧美英俊男士进行跨种族繁衍，全面开放日本女子向欧洲男子借种的宏大工程，让日本人也彻底西化。此议虽然最后无疾而终，但日本的全盘西化之偏执却显露无遗。
版籍奉还之后，政府部门取消了公卿、诸侯等相关称号，将藩主公卿统称为“华族”，将藩主旧臣统称为“士族”，将农、工、商统称为“平民”。在废藩置县后，政府部门取消了原有对华族、士族与平民之间通婚的禁令，且允许华族和士族进行农、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接着政府又颁布《征兵令》，允许农、工、商三类人群从军。1871年，政府部门出台了《贱民废止令》，取消“秽多”和“非人”称号，承认并允许其职业、婚姻与居住自由。同年，政府部门允许僧侣食肉和结婚。1872年，《娼妓解放令》颁布，娼妓、艺伎与长工皆在解放范围内，还允许娼艺自愿营业，条件是从业者要接受体检并缴纳赋税。1876年，《废刀令》出台，明文规定除穿大礼服者、军人及警察之外，禁止其他任何人带刀。至此，“斩舍御免”已成明日黄花，武士平民再无分别。
同一历史时段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简单对比一下会发现：日本人看什么都像“才”，科技、文化、制度、风俗，到最后衣冠服饰都一概改掉，剃发易服，视为文明开化，结果反倒留下了和魂。而中国人看什么都像“体”，道统、体制、风化、国情，一个都改动不得，只剩下买买买，买来用，不学其中的原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结果当然是既玩不来西用，也没真正留住中体。
这样一个把人分三六九等且永世不得翻身的门第制度，不仅不得人心，从道德上看更是邪恶万分，而且已经严重阻碍了日本的进步，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明治政府在日本全国全力推动四民平等。
强兵富国：以农民为牺牲品的现代化
在德川幕府时代，一个人的身份由其出身确定，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其中士是统治者，其余三类是被统治者。除农人外，士、工、商都生活在城市（日语称“町”），工、商二民合称“町人”。士族享有特权，他们有权向平民收税，也有权杀人。幕府授权武士可以在平民对其无礼时斩杀之，称“斩舍御免”。在每个阶层内还有层级，从将军到足轻都叫士，从高级的地主到低级的佃农都是农，从大型巨商到小商小贩都是商，高层级人群相对于低层级的人群拥有一定特权。除了这四类之外还有两种阶层，顶层为皇族、公家（公卿与贵族）、僧侣和神官，底层为贱民，包括“秽多”和“非人”。秽多指从事屠宰和皮革工作的人，还包括殡葬员与刽子手，非人则指乞丐和游民，包括云游艺人。贱民被认为是不洁不祥之人，他们生活在特定区域，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即便是到了今天，日本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贱民，名曰“部落民”。部落民仍被主流社会所隔离，没有公司愿意雇用他们，也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只有山口组这样的黑社会组织欢迎他们。
在维新元老心中，强兵富国是国家进行改革的终极目标，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不过是为了完成目标的手段。想要强兵富国，首要的是有大量的启动资金。而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无法通过出售资源来换钱。甲午战争前，也没有殖民地可抢。要想捞钱，只能先靠剥削自己人了。于是，人数众多又似一盘散沙、缺乏资讯的农民，就成了主要的盘剥对象。因此，明治维新时期的强兵富国，实质上是以农民为牺牲品的现代化。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日本，世界第一个现代化强国英国，不也有“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嘛。
日本幕府时代封建等级示意图
这一时期日本的“强兵”，与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这三个人干系颇大。大村益次郎被称为日本“战神和军制之父”，山县有朋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西乡从道则被称为日本的“海军之父”。
大村益次郎（1824年—1869年），是原长州藩（山口县）的军事要员，他主导了长州的军事改革，并率领长州军打败了第二次征长的幕府军。幕末，长州藩积极推行新兵制，允许平民参军，把武士和平民混编成奇兵队。奇兵队采用西洋练兵法，并配备西式武器，队员作战颇为骁勇。倒幕成功后，大村实际上主导了明治新政府的军事事务。他把奇兵队模式推广至全日本军队，并把他多年来的军事思想付诸实践。大村益次郎有三个改革目标：首先建立中央军，其次建立军事学校，最后建立兵工厂。在当时，法国陆军威震全球，于是大村益次郎采用法式练兵法。这场由其主持的军制改革，触怒了藩主阶层，而他的《征兵论》更是得罪了下级武士。明治二年秋，大村被激进武士刺杀身亡。这个曾经不入流的乡村医生，靠个人奋斗摇身一变为近代日本的军事奇才，但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为了表示纪念，明治政府在1893年于靖国神社中设置了大村益次郎的铜像。这也标志着日本有史以来最早的纪念铜像诞生了。
明治维新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步，是实行四民平等。
山县有朋（1838年—1922年）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首领。在伊藤博文去世后，其势力冠绝其余改革元老，在领导层变更和参政议政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参与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多次对外战争，包括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他还是制定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大陆政策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使用战争方式对中国和朝鲜等周边相关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这也是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特征的主要表现。山县有朋开创了日本军人干政的先河，一生掌握军政大权，倡导武士道精神，长期给予日本群众和军人军国主义思想，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作为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还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日本陆军的传统。
版籍奉还以及废藩置县是日本走向中央集权的重要途径。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真正的统一，积贫积弱的日本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了。而这正是后进国家发挥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优势”的必备前提。
近代日本，陆、海军分别建制，征兵制主要为陆军政策，海军基于自身特点主要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制）。想成为一名合格水兵，首先要有水性，旱鸭子不行，还要有很强的技术，3年时间都很难培养一名合格的水兵。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在当时称雄世界，日本海军便以其为学习目标，他们聘请英国教官，使用英式练法，购买英国武器，派遣赴英留学生。日本海军的“以英为师”可是丝毫不打折扣的，连英国海军喝下午茶的习惯都学了个十足。直到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官佐，还有下午在军官俱乐部进行茶叙的习惯。陆军最初师从法兰西，后来改习德意志，因为在明治四年俾斯麦领导德国陆军打败了法国陆军。普法战争后，山县有朋彻底推行了亲德路线，聘用德国教官，实行德式练法，购买德国武器，派遣赴德留学生。文官们也被普法大战深深触动，政府火速派岩仓使团出访，归国后推行德式政经体制，并最终发展成东方德意志。
明治维新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步是废藩置县。废藩置县之后，日本全国分为3府302县，3府即东京、京都、大阪，由中央直辖。1871年11月，又对302县进行合并重组，简化为72县。至此，日本形成3府72县的行政区划。后来又经过几次行政区划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京都府、大阪府）以及43县。这里需要科普一下：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日本的省则相当于中国中央政府的部，如日本“外务省”相当于中国“外交部”。
日本的海军之父西乡从道出身于萨摩藩，早期的海军将佐也大都是其同乡，由此形成了萨摩藩军人控制日本海军的传统。由于萨、长两藩长期存在的心结，日本的陆、海军从一开始就相互鄙视，海军说陆军是土鳖“马鹿”，陆军则回怼海军是少爷兵，不会打仗。陆、海军之间的互相鄙视和争斗，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日本皇军的历史。
明治四年（1871年）旧历七月十四日，大戏又开演了。明治政府中央召集各知藩事来东京开会议事，并召集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一万名武士进京震慑。会议上，天皇诏书指明废藩置县，要求各知藩事转移至东京，各藩的政务、财税和负债均移交新政府。面对武力压迫，各知藩事只得乖乖向中央政府交出了领地治权。几百年家业可谓一朝尽丧，这些原藩主觉得上了恶当，满腹心酸和委屈。在江户时代，他们虽然常受德川家的气，但不管如何也还是个藩主，手下有地有人。可在明治时代，不仅什么都没落着，连家底也被人谋算得一干二净。本以为跟着天皇和萨长同盟闹革命，是只革德川幕府的命，没承想到头来，连自己的命也给搭进去了，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在“富国”上，明治政府只能先打农民的主意了，这就是企图稳定并增加农业税的“地租改正”。明治四年秋，新政府撤销了土地自由耕作禁令，不再管农民种什么，而是爱种什么种什么，什么赚钱种什么。明治五年（1872年），新政府将地券普及到全国，国家承认私人土地所有权。不过，要想发行地券首先要测量土地，新政府对此采取了“自主申报”政策。同年，新政府在大藏省下设立地租改正局，并于次年（1873年）公布《地租改正条例》，废除了旧的田地纳贡制度，确立了新的土地租税制度。
明治二年（1869年）旧历元月二十三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藩主联名上书朝廷，奏请天皇收回其领地，应予应夺，悉遵皇命。瞎子都看得出来，这是四位藩主与天皇朝廷合演的一出大戏，幕后排布这一切的是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日本其余200多个藩主，明知这是一出戏，但还得像模像样地跟着演。因为毫无他法，形势比人强，天皇的大义名分加上四强藩的带头示范，谁敢当“出头鸟”站出来反对？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藩主们纷纷效法四大藩主，陆续向天皇政府奉还了领地。当年六月，新政府实施了藩政改革，任命原藩主为其所在藩的“知藩事”，任命原藩府重臣为“大参事”和“少参事”。这就是明治维新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史称“版籍奉还”，“版”即版图，也就是土地，“籍”即户籍，也就是人民。
新税制与德川幕府的旧税制截然相反：一、以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二、以地价而不是收获量作为征税基础；三、向土地所有者而不是耕种者征税；四、以个人而不是村为征税单位。新税制的税率为地价的3%，这是一个极高的税率。试想，如果你有一套100万的房子，国家每年向你征3万块，你会是什么感受？新税制以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意味着粮价变动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农民。以地价为征税依据，完全不考虑年景丰歉，明显有失公允。新税制还确立了“一地一主”原则，对那些多人共用之地一律充公，使得农民失去了柴火和饲料来源。新政府在算定地价时往往以超过农民申报数额为准，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农民负担。
明治维新，实质上是日本版的现代化进程。日本的发展和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相似，是“晚发外生型”。多是先经济后政治，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后推动社会转型。而日本却独树一帜，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由于是从可怜的农民口中抢食，多地农民掀起了反地租改正的“一揆”，使地租改正事业从一开始就不顺利。但新政府铁了心要办成此事，先是火速派镇台兵镇压各地农民的暴乱，有数万人被判有罪，其中很多被投入监狱。接着新政府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松方正义、陆奥宗光等大员齐上阵推进新税制。为了缓解矛盾，政府在明治十年向农民做出了妥协，将国税税率由3%降至2.5%。然而实质上并未减轻农民负担。新政府的地租改正方针是“不减旧有的年收入”，也就是说不能比过去征得少！农民除了要交2.5%的国税，还要交1%的地税。在这一税制下，农民的生活竟不如德川幕府江户时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政治体制改革先行
地租改正虽推行艰难，但一经铺开不可逆转，它为明治政府提供了稳定税源，为维新各项事业提供了启动资金。在新税制下，土地归私人所有，粮价变动较大，赋税相当沉重，许多农民乃至小地主选择抛售土地，进而造成了土地兼并，豪农阶层因之壮大。豪农崛起与农民失地，是地租改正的后果，它对日本日后的政治走向，也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日本学霸的第二次“西天取经”，收获满满，勾画好了“以欧为师”全方位改革开放的蓝图。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照蓝图逐一施工了。这个浩大而艰巨的工程，史称“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