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0月21日，台南陷落，中国军民在台湾有组织的抵抗结束。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台湾北部登陆。
甲午战争或日清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以李鸿章一人之力”与“日本举国之力”的抗争。李鸿章的一己之力再厉害，也难与一国相抗衡，更何况，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已经走上了“大国崛起”之路。
1895年5月10日，日本天皇任命曾督战黄海海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
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这场战争是一场反殖民的民族保卫战。自黑船叩关后，日本民族危机空前，日本人有了更强烈的忧患意识。维新自强后，发现亚洲早已被瓜分殆尽，而大清又蠢蠢欲动，恃强凌弱，想吞并朝鲜废蕃划省。于是，甲午战争成了日本解放亚洲、反抗清帝国主义的第一枪。在战争中，日本旗帜鲜明地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民族口号，所发布的《告十八省豪杰书》，成为日后流亡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的皇汉政治纲领。
1895年5月4日，日本内阁决定放弃割让辽东半岛的条件，但要求中国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
在日本，这场战争被诗化为“明治时期一场青春的战争”。在文学家看来，这场战争的确是大和民族辉煌的成人礼。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成熟与强大，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走向未来的第一桶金。你当然可以躲在道德的大旗下指责日本人忘恩负义卑鄙无耻，但你无法否认人家的勤勉上进。试想，在拳击场上，如果一个大块头被一个小个子打得落花流水，恐怕最善良的观众也不会对那个倒地者有过多的同情吧？因为同情应当给予弱小者，而非不思进取之人。
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对日进行干涉。
自此，东洋成为中国人留学首选，师生易位，日本变成了中国的老师。
1895年4月17日，中日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新约》，即《马关条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要旨有四：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三、割台湾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予日本；四、开沙市、重庆、苏州及杭州四口通商并允许日人于商埠投资设厂。
这次惨痛的失败让国人受到强烈刺激，因为中国居然输给了自己长期看不起的“学生”。这种耻辱感让中国人清醒，也引发了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驱动了国家的发展。
1895年3月30日，中日签订停战条约。
愤青搅局：日本悲剧的先兆
1895年3月24日，日本浪人小山六之助开枪行刺李鸿章，导致李鸿章身负重伤。
1895年3月24日下午，春意盎然的日本马关，结束了第三场与日方艰苦停战谈判的李鸿章，在返回住所的路上，被一个刺客开枪射中面部，子弹穿过墨镜打在左眼下的脸颊位置，他顿时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这就是甲午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插曲——李鸿章在日被刺事件。
1895年3月23日，日军比志岛支队在台湾澎湖列岛登陆。
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的反应还算不慢，很快抓到了凶嫌。刺客名叫小山六之助，原名小山丰太郎，是一个来自日本偏远地区群马县的爱国愤青，其行刺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中日和谈，让战争继续下去直至征服整个中国。
1895年3月16日，日本任命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
根据国际法，所在国有义务保护外国使节的人身安全，由于日方安保疏漏导致李鸿章被刺，使日本在国际上顿时陷入舆论和政治的被动之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得知消息后鼻子都快气歪了，大骂“马鹿野郎，马鹿野郎！”（读作“八嘎牙路”，意思是混账小子），伊藤担心行刺会“使清国在乞求干涉上得到最大口实”，甚至在与外相陆奥宗光的交谈中表示，此次刺杀事件“比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
1895年2月19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和谈全权代表。
甲午中日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是巨大的灾难，但在中国与日本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并不是中国剩下的战备武装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的狂热分子做出的出格举动。李鸿章遇刺事件，在停战协议的签订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力图挽回刺杀事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只好暂时收起了准备痛宰中国的利刃。为了向中方表达歉意，日方主动在奉天、直隶和山东三省休战21天。为了防止李鸿章负气回国，日本政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公关，就连明治天皇都亲自出马了。
1895年2月12日，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向日本海军投降。
遇刺时的李鸿章，年逾古稀，他的水师已经全军覆没，未来也将日暮途穷。自抵日之后，他经受了之前从未遇过的羞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伤害。这场和谈不是他选的，而是被逼上梁山的，谈不拢他只是个老废物，谈成了却成了卖国贼。不如放弃算了，人家老佛爷都称病不朝，他李鸿章又何必坚持到底呢？大清国又不姓李！但李鸿章没有趁机回国，他连必要的休养都没要，而是带病与日本人谈判。你可以骂他蠢，但绝不能说他消极怠工。这个曾被伊藤博文称为“大清帝国唯一有实力可以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这个曾被西方人尊称为“东方俾斯麦”的老头子，这个就连垂帘后的慈禧太后都称许为“再造玄黄之人”的大清江山“裱糊匠”，在风烛残年中拖着伤残之躯，一点点地与日方讨价还价，于1895年4月17日在《马关条约》上落下了自己的大名。
1895年2月2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会谈破裂。在攻克威海卫南北帮炮台后，日军第二军主力当日最终攻克威海卫防御圈，占领威海卫。
因着这条约，李鸿章被钉在耻辱架上，成了难以平反的汉奸卖国贼。关键就在于这条约太霸道了，谁签字谁挨骂。之前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多算小打小闹，这份条约可真是伤筋动骨，因为它使中国失去了自主走向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资本。此后，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成了永无翻身之日的债务奴隶。一个奴隶，连现在都没有，哪里还有未来？
1895年2月1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广岛会谈。
1895年1月20日，日军山东作战军在威海荣成龙须半岛附近的荣成湾登陆，基本未遇抵抗。
《马关条约》签订场景，背坐者右一是李鸿章，他的对面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1894年11月21日，日军第二军占领旅顺后，为报复中国军队此前的抵抗，屠杀旅顺全城，几乎杀尽旅顺中国军民。
但在了解谈判内情的日本官员眼里，李鸿章不仅不是汉奸卖国贼，反而是挽救中国江山和清朝社稷的大功臣。因为李鸿章用他的遇刺和坚忍不拔，将对日赔款数额整整减掉了一亿两白银，这可是满清政府差不多一年半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日本两年多的财政总收入啊！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大规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获胜，就此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小山六之助这个日本的爱国愤青，一点也不清楚他们政府的处境，哪里知道假使中方放弃和谈，战争就将拖延下去，而他们政府的财政就濒临破产。更要命的是，中日战争有可能催生中国的内战，到那时，日本政府跟谁谈判去，找谁要钱去？最要命的是，中日和谈的横生波折，还为西方列强的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当《马关条约》内容敲定后，一直处于观望态度的西方列强国家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干预，沙俄联合法、德两国直接要求日本不得占领辽东半岛，否则三国将联合出兵中国东北，以保卫“远东和平”。面对三国干涉还辽，明治政府选择了退让，日本此时可再也经不起另一场战争了。不过“还辽”是有条件的：中国需再向日本赔付白银三千万两。就是这样仍不能消除日本人心中的怒火，他们立誓卧薪尝胆，他日与白人决一死战！
1894年9月15日，日军攻克清军据守的平壤，在朝鲜清军全线溃败，退回鸭绿江中国一侧。
什么是愤青搅局？小山六之助这个“爱国贼”的所作所为就是！这在日本又开启了一个别具特色的新传统，即“愤青以爱国始，以误国害国终”的传统。此后五十年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个新传统的形成，对刚刚发迹的日本帝国而言，实在是一个大大的不祥之兆。
1894年7月29日，日本陆军和清军在朝鲜成欢作战，次日日军占领牙山。中日甲午战争陆战爆发。
战胜就意味着维新成功了吗？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黄海丰岛海面偷袭中国海军舰艇和运兵船，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首开战事。
甲午战争本是一场力量悬殊，几乎可以预测结果的对决，但是却打出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尤其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日本在其GDP只有大清1/5不到的情况下，成功歼灭了中国人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宣告了“同光中兴”在政治上的破产，还拿到了天文数字一般的赔款，割走了台湾岛，并对其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而没有明治维新，日本是不可能在这场昔日师生间的终极对决中胜出的。那么，战胜是否就意味着明治维新完全成功了呢？
甲午战争发生过程：
恐怕未必如此。理由也是明摆着的：日本现代化的迅猛速度及其国力的日益强盛，基本上全都是以甲午赔款为基础的。当下的人一贯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从而促使近代日本得以迅速发展。其彻底程度主要表现为日本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体制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深入学习了西方。因为明治维新，日本才能很快超过当时的中国，这也是当下普遍存在的观点。可实际上，明治维新只是指引了日本迅速发展的方向，却不能提供发展需要的资金。而这份巨额的发展资金远不是日本国内生产能够积累起来的，由此，对外战争无疑是日本快速汇聚资金的最佳途径。日本的工业化及其现代化开始飞速发展始于甲午赔款后，这清晰地表明，明治维新并没有让日本在甲午战前富起来。
如果说日本方面把备战做到了极致，那清国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做过备战工作。举国上下对日本的情况简直是“两眼一抹黑”，除了会嚷嚷“日本蕞尔小国，竟敢屡犯天朝”外，没人想到或提出过切实可行的作战方略。至于战备，更是没影的事。用梁启超的话说，当时的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事实上，当时的明治政府，完全是以豪赌的心态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民族，对于他们而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失去所有。开战前的日本人，并非如今人想象的那般神采奕奕或志得意满，其实他们心里特别没有底气，在战争扩大以前，日本国民的情绪是心惊胆战而不是志在必得。毕竟，已经被中国的阴影笼罩了上千年，而且前两次在朝鲜都被揍得满地找牙。两国对比，心态上是戒骄戒躁对比虚骄狂妄，备战上是有备无患对比无备有患，最终打出个意料之外的战果，也就一点不足为奇了。
让日本突然暴富起来的，是从清朝那儿赢得的2.3亿两白银——2亿两的战败赔款加上3000万两的“赎辽费”，折合成3.6亿日元。这可是一笔巨款，而当时日本每一年度的国家预算仅有8000万日元，相当于日本一下子多了4年半的财政收入。为便于理解，再打个比方：假如一个人每年原来只可开支8万元，现在突然多出来28万元可以随便花，这种一夜暴富的感觉，对穷困潦倒了上千年的日本而言，绝对是天降横财！中国自古就有的一句老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其实对一个后起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了。
意料之外的战果
日本用这笔巨款做了什么呢？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甲午中日战争大大加速了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脚步。凭借战争得到的赔款，填补了战费的空缺，并拥有了大量资金来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继续用来扩充军备，此外，还创立了钢铁厂来建设铁路、通信事业，同时也用作经营台湾殖民统治的经费。最后一部分，用来充作皇室费用。让赔款成为基础，将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融合。甲午战争对日本完成帝国主义体制有着跨时代的意义。
这场战争中，日本表现最突出的，是其强悍的情报收集汇总能力。在日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1848年—1899年）的主持下，日本在战前就已经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谍报工作。1893年4月，川上更是亲自化装潜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对预定的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做最后的准备。日本派向中国的特务和间谍，不仅窃取了大量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而且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及沿海地区都绘制了极为详尽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每座山、每条川谷、每条道路、每个村庄都有详尽的标志，比中国人自己都门儿清。因为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一清二楚，日本参谋本部不仅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对中国作战计划，而且还能随时应对新变化。这场战争中，清陆军总兵员虽然是日陆军的近4倍（清军962463人对日军240616人），但在每一次具体作战中，日军却总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地位。就是因为日本事先掌握了情报，知道清军能够实际出动的兵力不过10多万，而且彼此之间绝对缺乏配合。这让日方得以从容部署，在每次具体战斗中都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对清军的歼灭战。
因此，日本赢得的巨额赔偿金，实际没有多少用到了教育上，民生工程上也不多。其中总额的84.5%都是和战争有关，一半以上的赔偿金都是用于军备扩充方面。日本在昔日老师身上得到了一大笔战争红利，又将其主要用于备战，以继续赢得更多的战争红利。这还真是发战争财上了瘾。
旅日学者宗泽亚所著的《清日战争》一书中指出：“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战术，更取决于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包括战争体系是否完备，组织理念是否先进，以及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按照这个说法，从以下的图表比对中，可以看出相对于中国，日本在诸多环节上表现优异，是进行了一个全然不一样的备战的。
扩军备战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拉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这已经被世界历史上很多的大国崛起进程再三证实。
反观清朝，在甲午战争前夕，正好赶上慈禧太后筹备六十大寿，本来大清财政状况就差，但为了过这个生日，关东铁路上的200万两筑路专款被剥削，在如此关键时刻，这条军事意义极其重要的铁路只能停止建设。接下来，海军中最基本的200万两战备费用又被剥削，以至于舰艇的正常维护都没有保障。更为悲剧的是，中国在1885年后再无大量投资用于军事建设，部分军人更是沉迷鸦片，一副萎靡不振，弱不禁风之态。
甲午中日战争前的10年，日本经济增长一直处于迟缓态势，甚至在1892年还出现过负增长。然而在获得甲午赔款后，日本1895年之后5年间的工业化成就，竟与明治维新以来近30年的总和不相上下。其工业产量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领先全球1.5个百分点，甚至比美国还要好。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纺织业为例，日本不但控制了本国市场，而且开始与英国公司在中国及印度竞争。日本由此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后起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奇迹。
1882年，日本的海军战备中没有大型铁甲巡洋舰。在而后的1885年，开始进行扩军计划，意在超越北洋水师。针对其重型铁甲舰队，日本特意请来了法国海军部专家白劳易帮忙，负责指导建造可以在速度和火力上对抗中国“镇远号”和“定远号”的“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也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购买了快速巡洋舰。当时为了筹集军费，明治天皇一家带头节衣缩食，最艰难的时候，明治天皇一天只吃一顿饭，皇后也变卖自己的嫁妆和首饰，日本民众进行大量捐献，就连孩子的压岁钱都被贡献出来。1893年，明治天皇自身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决定在未来6年里，每年从国库拿出30万元用来扩充军备。明治天皇做出的榜样，让日本军人无不感动。
日本的崛起的确是一个奇迹。德国也崛起了，但毕竟深受神圣罗马帝国的遗泽；俄罗斯也崛起了，但毕竟离欧洲中心很近；美国也崛起了，但毕竟是站在英国巨人的肩膀上。日本这样一个位置偏远、没钱没资源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跻身世界列强之列。这样的事情，不敢说后无来者，却也可说是前无古人了。
第二，表现为明治天皇和政府官员的率先垂范，大大加快了日本陆海军的军备建设步伐。1886年8月1日，北洋舰队来到长崎港口，日本人见到巨大的军舰后惊叹不已。清朝水兵与日本警察的那场纠纷，最终造成了80余人伤亡。最终在北洋舰队大炮的威慑下，日方被迫息事宁人。这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于是不断增加对海军的投入，加强舰队建设，以期超过清国。
对这个日本奇迹，欧美列强是十分认可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学者和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在1920年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当时那样大踏步前进过。它彻底消除了亚洲是不可挽救的、无望地落后于欧洲的信念。它使欧洲的一切进步相形之下显得是缓慢和暂时的。”
这个“不一样”，第一，表现为此时日本有一个阵容豪华的“举国一致”内阁。1892年8月8日，伊藤博文从松方正义的手中接过权杖，组织了第二次伊藤内阁。这届内阁阵容豪华，可以说，当时日本各方面、各派别最有威望和能力的大牛人，几乎都被网罗在这届内阁里。这样的内阁阵容，其豪华程度在日本历史上属于既空前也绝后，是日本最有领导力的一个团队。
如此看来，日本甲午胜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较复杂的鸡与蛋的关系。概括而言，明治维新为甲午战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甲午战胜则为明治维新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日本发展的“第一桶金”，不是经由明治维新而是通过甲午战争挖到的。
唯有日本在坚定地看好自己，认为一定能赢得这场终极对决。因为他们进行了“不一样的备战”。
问题又来了：甲午战争前日本很穷，打仗又是要花大钱的，那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与此同时，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大清帝国是一只连岛国日本都打不过的纸老虎。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已经“同光中兴”了的大清GDP可是日本的5倍多，洋务运动也进行了30多年，并且拥有号称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在前文就给出部分答案了。一方面是通过搜刮日本农民，另一方面则是依靠明治天皇率先垂范的全民捐献。但这其实远远不够支撑一场大战。其战争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的金融债券。在这场战争中，公债募集数目累计11680万日元，仅各国认购的公债就达到9664900英镑。
而当时的国际舆论，也都不看好日本。虽然西方的强国心里是支持日本的，但是表面上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因为大部分洋人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人对日本充满信心，因为明治维新、中央集权、推行宪政的时间都并不长，最不让人看好的就是日本在短短5年的时间内就换了6次内阁总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更有理由让人相信中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当时，日元与库平银比价为1.4比1，而英镑与库平银比价则约为5比1。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日本在甲午战前，是靠大力举债来扩军备战的，其中光从西方各国（主要是英国）那里就借了5000万两白银的外债。这是个什么概念？大清整个北洋舰队的军舰总造价才2000万两，这就是说，日本当时借到的洋债，足够买下2.5个北洋舰队！
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尤其是对于日本的战备。就在几年前，清朝的北洋舰队刚刚在日本进行了示威，舰队的巨炮可是把日本人吓得够呛。到长崎时，清国水兵因狎妓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当地警署逮捕了袭警的清兵，清兵二话不说，将巨炮对准长崎市中心，日本政府被吓坏了，不仅立马乖乖放人，还一个劲地赔礼道歉。但是事后日本却到处宣扬中国的威胁行为，同时也表明了极大的决心：一定要打败中国。但这一切都没让中国放在眼里，同时日本天皇通过节衣缩食筹集军费的行为也让中国大肆嘲笑。
日本这样刚开始维新的小国穷国，借外债是没有偿还担保能力的，尤其是借债主要投入方向还是在军事方面，只有战争胜利才有收回本息的可能，而日本能够用兵的地方，傻瓜都可以看得明白，只能是朝鲜和中国。国际金融资本敢在无可靠担保的情况下，把这样的巨款借给日本，等于已经完全押宝日本能打败中国，如果日本失败，这些借款和债券就将全部变成垃圾债券甚至一堆废纸。可以说，日本之所以能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重点就在于得到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西方列强的态度确实决定了甲午战争的胜负，进而决定了中日两国20世纪前半段的命运。
当年正赶上慈禧太后60岁大寿，这么重要的日子被倭寇给弄得不得安宁。她在事前也放出话来，谁敢让她过不好这个生日，谁就别想好过。
由此可见，没有西方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日本根本没有挑战大清的本钱。至于说西方列强为何对中日如此厚此薄彼，主要原因有三：
而明治天皇诏书中通篇表现出的自信满满，也让当时的中国人觉得莫名其妙。光绪皇帝在面对日本这个“蕞尔小岛”时，颇为强势并具有心理上的优越感。当了解到丰岛海战后，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认为日本是找死，并在短短一周之内就下诏宣战，反应堪称神速。光绪皇帝这种一反常态的强势作为，背后除了有着当权皇太后的首肯外，还有满朝文武的同声喊打在支撑。
其一，明治维新后，日本“以欧为师，和魂洋才”的全盘西化，让西方列强逐渐认可日本这个“黄皮白心”的小伙伴。日本这个放低姿态、全力“脱亚入欧”的好学生，就更容易得到欧美老师的欢心了。
光绪皇帝诏书中通篇都在念叨中国千年来对日本的“恩情”，谴责日本的“忘恩负义”。但历史证明，日本人只信服也只崇拜强者！
其二，日本的国情使得其就算发展到极致，也至多是列强之一而已。而中国体量之大，历史之辉煌，底蕴之深厚，则是不论兴衰，都是世界目光的主要聚焦地。如果真的发展起来，肯定会威胁到西方的领先和领导地位。
一个多世纪后，再细读两国元首当年的宣战诏书，发现其中充满了“鸡同鸭讲”的违和感。
其三，西方列强很清楚，无论是直接与中国对抗，还是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直接治理如此庞大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必定会付出极高的代价，甚至得不偿失。因此，将敌视中国的日本扶持起来，在亚太地区当西方列强的代理人，就是合乎生意经的恰当安排了。
同年8月1日，光绪皇帝正式发布宣战命令，当天，明治天皇也同样明文发布宣战书，宣告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在宣战诏书中，两名君主互斥对方的不当行为：光绪皇帝认为日本方面不守公法，极其嚣张，诡计多端；明治天皇指责中国扰乱国际秩序，使日本无法维持全局稳定。双方各执一词，中日开战在所难免。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列强特别是英美两国，对日本采取这样的战略选择和角色安排，其实是颇为高明的。而此后日本走上了与英美对抗的道路，是出乎其意料的。原因很复杂，以我“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看，主要是因为英美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多看到其积极一面，而对其缺失在认知上严重不足，特别是对日本人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国民性更是没看清楚。比如，当时的很多日本人崇尚名誉但无视道德，与是非相比，他们更关注利害，很清楚什么是“耻”，但几乎不知道什么叫“罪”。对此，彼时的西方人茫然无知。这也难怪，毕竟那时候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名著《菊与刀》还没影子，西方的“日本学”更是连萌芽都未出现。
1894年7月25日，日本方面的偷袭点燃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天上午7时许，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仁川西部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了中国的运兵船队。双方在海上战斗了一个多小时，结果，中国船队四艘舰船，“济远号”负伤逃跑，“广乙号”搁浅自毁，“操江号”被日军俘获，而满载千余名中国陆军官兵的“高升号”则被击沉。“高升号”是当时受清军雇用的英国商船，而日军舰船则几无损失。
其实，不要说与日本远隔万里的西方人，就是与日本一水之隔的近邻中国，对日本人，尤其是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都是存在相当大的认知缺失的。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明治维新是完全成功的。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因为他们总把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做比较，比较下来的结论当然就是明治维新成功，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先后失败了。事实上，这种比较有很大问题，因为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明治维新是日本人为发展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场全方位革命，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则只是传统中国社会精英在体制内的局部改良。这两者之间无论是范畴、性质，还是层面、进程，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如何能够乱比对呢？
不一样的备战
简明扼要地说，明治维新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改革开放的成果主要由军队、官僚、财阀、大地主等既得利益集团享有，没有惠及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其二，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弄出个二元君主制的残缺宪政体制和军政二元化的行政体制，缺乏民主和对民权的基本保障；其三，对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存在严重偏好，没有制衡军方和天皇“暴走”的顶层设计；其四，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一开始就跑偏，本该效仿英国的，却去模仿德国，没有实行海洋立国和工商贸易立国，却推行重陆轻海的大陆扩张战略。
1894年，是中国传统纪年法的甲午年，日本又一次挑起发动了对昔日老师的战争，史称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日清战争。302年前，丰臣秀吉曾经这样干过一次，但他只是踏上了朝鲜半岛这块跳板就失败了。这一回，日本人认为不会重蹈覆辙，定能赢得这场昔日师生的终极对决。因为明治维新让他们有了底气，觉得自己是有备而来，一定可以把中国打翻在地。其后事态的发展和演变，证明日本这一次真不是口出狂言。为什么一个学生能把过去的老师打得如此凄惨？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总而言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有得有失的。一方面，它让日本搭上了跻身列强的直通快车，迅速实现了大国崛起。另一方面，先天不足的缺失，又促使日本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不归路，最终在二战中被彻底打回原形。这不禁让人发出慨叹：历史总是不简单，世界何尝会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