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之后，就在西面几英里开外，那位英国首相的千金小姐也在这场屠杀中找到了某种类似的冒险激情。瓦奥莱特·阿斯奎斯漂洋过海，来到法国，亲临战场，四处巡游了几天。她有一次走到巴约勒，那里距离前线后方大约3英里，见到当地百姓在嘲讽德军战俘，于是上前狠狠批评了一顿：“你们不要这么取笑战俘。”法国人不以为然：“噢，夫人！我们就要笑他们！您打算干什么？德国人是下等民族，是强盗，是野蛮人，到处搞破坏，搞抢劫。”法国正在遭受德国侵略者的蹂躏，而一个英国女人像观光客一样，走到哪里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引起法国人的厌恶，不难理解。“亲爱的爸爸，”瓦奥莱特在给首相父亲的信中写道，“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让我触目惊心，印象深刻。相比之下，之前经历过的，还有差一点发生的事情都显得苍白干瘪，索然无味。”
诺克尔一直等到天色渐暗，终于看见救护车朝自己开了回来，一个小时之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医院。诺克尔日后兴高采烈地评价了自己的此番经历，极其生动的反衬出那个时代中产阶级女性和平时期的生活是多么无聊与压抑：“这样妙不可言的大日子，我可不愿错过。”诺克尔在接下来的好多年里一直保留着这份追求刺激与浪漫的心，即使后来嫁给一位比利时飞行员，成为塞格拉斯男爵夫人，依旧热情不减。
安特卫普于10月10日下午开城投降。大部分守城部队和英军分队已经沿着海岸线顺利逃离，与联军余部会师。留在阿尔贝国王手中的比利时国土此时只剩下了狭长的一小条。国王骄傲地宣布自己将留守德帕内，直到战争结束。虽然最终有一千多水兵被德军俘虏，或在荷兰遭到拘押，英国海军师仍然通过奥斯坦德撤出了比利时，新组建的英军第七师也从奥斯坦德登陆上岸。该师原本为了增援安特卫普守军而来，好在审时度势的明智意见占了上风。不过，这却激怒了丘吉尔。
诺克尔在日记中写道：“四周一片死寂，听不到一丝声响。直到救护车远远消失在路上，我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我坐在萝卜地里，身旁躺着200具死尸，还有4个伤员坐在地上。我寻思着：‘汤姆会不会被抓住，回不来了？’‘德国人会不会想夺回梅勒，从萝卜地打过来？’我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说道：‘小姑娘，你会说德语吗？’我答道：‘会。’这个坐着的伤员接着说：‘你随便找个死人，把大衣和帽子脱了，过来我们坐在一起。’……这个伤兵告诉我德国人就在萝卜地的另一头，要是看到我穿着卡其色制服可能会开枪。”
这位海军大臣10月26日致函约翰·弗伦奇，写道：“安特卫普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小的打击，也给我的敌人多多少少留下了口实。”丘吉尔后来又自怨自艾地舔起了“政治”伤疤，写道：“这些年虚长了几岁，也徒增了几分见识，现在回头来看，我当时太过自以为是，执行这样的任务相当危险，胜算渺茫。”丘吉尔从未承认过安特卫普其实就是一场惨败。莫里斯·费斯廷对此大为反感，写道：“人们真该设定一些条条框框，来限制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胃口。他这个人只要冲动一来，就会意气用事，干出一些胆大妄为的混账事情来。可是，安特卫普尘埃落定才刚刚几个月，丘吉尔又开始忙活起来，这一回换成了达达尼尔。要是这段故事落到某个出版商手里，我一定要让英国老百姓做个见证，确保皇家海军陆战队再也不要接到陆上作战的命令，除非有训练、有组织，有装备，做好了准备上岸打仗。”
比利时军队共有8万士兵从安特卫普撤出，后来随着法金汉加紧对比利时的钳制，接连打了好几场硬仗，面对占据压倒优势的德军表现英勇。撤退队伍中有一小群英国护士和救护车司机加入比军作战。埃尔希·诺克尔是其中一员，他10月9日下午正好在根特北面一个名叫梅勒的村子里。诺克尔写道：“德国人突然冲上街道，枪上都上了刺刀。炮火猛烈，我们只好撤离。”诺克尔后来听说不少死伤的士兵就躺在不远处的一块萝卜地里。诺克尔坐车赶到现场，发现几十个德国兵，死的死，伤的伤，躺在法国陆战队士兵中间。开车的汤姆是个伦敦佬，两个人赶紧把伤员转移到车上，装了满满一车。汤姆开车载着伤员去了安全地带，留下诺克尔在原地，还有3个德国兵和1个肩膀烂了的比利时兵要照看。
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些崇拜者和传记作者对丘吉尔在安特卫普横插一手显得宽宏大量，认为这是一场冒险，充满着传奇色彩，为丘吉尔的多彩人生又增添了一份亮色。可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却是如此愚蠢，令人瞠目结舌。干这些蠢事的这位大臣不仅滥用权力，还背离职责。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海军大臣的阁僚同事们竟然如此轻易就原谅了他的错误判断，要知道这些误判原本会断送掉大部分人的政治生命。丘吉尔10月3日给首相发去电报，提出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作为交换，要求“获得一名别动队指挥官带兵打仗的全部权力”，结果引起同僚一片嘲笑。阿斯奎斯写道：“温斯顿以前是一名轻骑兵中尉，我若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他的手下可能会指挥两名战功赫赫的少将，至于准将、上校，就更多了。”
随着情况明了，英军开始陆续撤出安特卫普，要塞无力回天。副旅长费斯廷，连同有病在身的旅长，还有参谋官，一股脑儿全都挤进了唯一的一辆汽车，有人甚至站在了车门两侧的踏板上头。黑色的夜空被着火房屋燃起的熊熊大火划破。一行人走走停停，汽车发出突突声响，有两个轮胎爆了，只能依靠轮圈继续行驶。费斯廷写道：“10月8日晚上的安特卫普简直见了鬼。”英国人经过好一番苦苦哀求，才让将信将疑的守城士兵打开梅赫伦大门，成功逃了出去。
虽然，阿斯奎斯对于丘吉尔在安特卫普的所作所为看得很开，依旧保持善意，可其他高级军官纷纷对此感到震惊。海军部文职人员诺曼·麦克劳德10月12日写道，第四海军大臣“对于丘吉尔充当战略家的行为极尽挖苦”。英王私人秘书斯坦福德姆爵士的评价同样不无道理：“我们的朋友（丘吉尔）一定是昏了头。”另一位海军军官也轻蔑地说道，安特卫普事件“看起来就像儿童读物里的故事”。《晨报》在13日的社论中对于这位海军大臣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大肆批评，引得《新政治家》杂志也为其连连叫好，认为“此前对于政府的批评之声几乎全部遭到压制，这一回终于有一家声名显赫的报纸打破了报界自己套在自己头上的框框”。10月16日，麦克劳德再次写道：“失望之情随处可见——公众对于安特卫普失守，反应尤为强烈，毕竟之前的报道太过乐观……德国人正在朝着奥斯坦德和华沙进军……这也产生了影响——标志着海军部内部已经失去信心。”
丘吉尔日后谈起德国后备役部队时显得相当不屑，认为这支不入流的队伍在比利时要塞里“扭来扭去，像蠕虫一样”。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联军已经无力坚守防线：安特卫普在劫难逃。皇家海军陆战队从杰克·西利上校那里得到命令，全军撤退。西利原为英国陆军部长，此时也已到了战场，在海军师参谋部底下临时干事。费斯廷说话可没好气，直言此人就是“军中那帮游手好闲玩弄权术之徒中的一个”。混乱接踵而至。英军各部队开始零零碎碎地撤出阵地，逃离安特卫普。“我想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西利上校更让我讨厌。我知道他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一个重要朋友。我真的要诅咒老天，为什么让我们旅这么倒霉，落到这两个家伙手中。这两个家伙都是职业政客，对当兵打仗一知半解。”
阿尔贝国王的军队早已溃不成军、士气低落，此时已经退至伊瑟河和运河。伊瑟运河是一条修建于中世纪的古老河道，英国的羊毛正是通过运河从海上运往内陆，经尼乌波特，抵达巨大的制衣中心伊普尔。德罗西·菲尔丁在附近服役，她在10月10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比利时军队已经吓破了胆，连德国人的照面都不敢打。只要一听到打仗就立马撤退。这帮人一连好几个月来早就受够了德国人的冲击，已经完全累垮，变得像兔子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不过，看到周围有这么多英国兵，还是让人感到一丝希望，你知道只要有英国兵在，就不会输。”让娜·范·布莱恩博格的丈夫在比利时军中服役，她10月11日在根特给英国的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敬佩英国，英国真是一个伟大的慷慨的国家。英国士兵打街上走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夹道欢迎。”
与此同时，比利时守军的境况变得更加绝望。爱德华·比尔在7日写道：“随着夜晚很快来临，我们接到新的命令：趁着起雾，把村外的堑壕给夺回来。将军说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路上损失一半兵力也要完成任务。我们部队排成两列纵队前进，夜色漆黑，鸦雀无声。很快眼前出现一片巨大的火光，瓦切比燃起熊熊大火，烧得只剩下了断垣残壁。随处可见着火的房屋在火中还没有完全垮塌。村民们丢下的牲口在四处觅食。我们继续往前赶路，眼前的景象让人过目难忘，心情低落。脚踩在碎石路上沙沙作响，路上留下的一个个深坑表明这里给炮弹炸得有多惨。”
但是，英军在根特的日子也不会长久。战争如潮水一样席卷根特，德国人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第七师的人德罗西·菲尔丁之前见过。这个师从比利时的登陆港口出发，朝着伊普尔以北的阵地进发。一名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军官遇见乔治·马尔科姆上尉。上尉是新来的苏格兰步兵团的一员。上尉向军官表示歉意，说自己参加战斗“来得太晚，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马尔科姆的担心多余了。对于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来说，人人都会有足够的仗要打。第七师继续前进，前往会合点与正从南面赶来的远征军其他部队会师。两支队伍最终在战场相遇。这个战场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成为埋葬这支老旧英国陆军的坟场。
英国海军部战前已经指定海军陆战队在舰上服役。军事动员开始之前，“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已经跌至谷底，近乎滑稽可笑……（到了此时此刻）海军陆战队发现自己一没有计划，二没有装备和训练应对这样的紧急状况。”参加此次行动的人不少上了年纪，属于后备军人。费斯廷在到达安特卫普的头一个晚上就吓了一跳。他去一个营视察岗哨，发现全营上下竟然全都睡得如同烂泥，连一个哨兵也没有安排。第二天10月7日，士兵们首先接到命令撤退，刚刚走出没多远，又得到命令，要求掉头回去，把之前的阵地重新夺回来。费斯廷临危受命，当上了副旅长。他上任后的头一项命令就是把英军指挥部上空飘扬的那面大大的红十字旗给降了下来，插在了一家精神病院前面。这样做倒也恰如其分——一天之后，这个旅就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被打得溃不成军。
第二节 “魔鬼的发明”
陆战队士兵放弃里尔之后，一路心神不宁，步履蹒跚地往北进发，准备与南下的比利时炮兵会师。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联军口口声声誓要保卫安特卫普，其实并非真心实意。让费斯廷和战友们感到更加困惑的是自己要奉命完成的目标——区区2500人，一无炮火支援，二无后勤保障，更加糟糕的是还饥肠辘辘，饿得要命。一行人突然发现竟然遇上了海军大臣本人，不禁大吃一惊。眼前的这位海军大臣浑身滚圆，身披披风，头戴一顶海军军帽。“我们正在赶路，海军大臣视察了队伍，承诺吃的会丰盛一些。他看起来显得相当激动。”海军陆战队最终抵达安特卫普，海军师还有另外一个旅，纯粹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也加入进来。全队随后被带往阵地，很快发现德军观察兵可以通过系留气球指挥炮火，阵地处在敌军炮火威胁之下。丘吉尔弄来了几辆劳斯莱斯装甲车和一辆装甲列车，开车的全是身穿水兵服的水兵，这帮人到了这个时候也已经打过一些小仗。接着命令传来，要求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人。莫里斯·费斯廷写道：“竟然下这样的命令，可把我气炸了。要守住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阵地本来就荒唐透顶，不说倒也罢了，现在居然还下了军令，简直忍无可忍。”
对于1914年参战的士兵们来说，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不少，也制造出了很多麻烦。头等大事当数人类终于成功实现动力飞行。8月25日，南希以东的巴伐利亚军司令部有一个参谋突然发现一架飞机在头顶盘旋，转了几圈之后，扔下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巴伐利亚人还在寻思丢下这样一个毫无威胁的炮仗到底是何用意，就遭到了法国人的炮轰——原来他们的阵地已经被飞机投下的照明弹照得一清二楚。
只要看看比利时军队是何等不堪一击，再看一看安特卫普地处联军控制区域的最西北尽头，远水救不了近火，就知道这场战役人人都认为没可能打赢。现如今，却把一支兵力不足，临时拼凑的英国部队投入到这样一场战役中去，这种做法无论说怎样荒唐，都不为过。皇家海军陆战队上校莫里斯·费斯廷描述了自己的部下放弃里尔时有多么难过。里尔当地居民一度将他们视为救星，大加欢迎。可是，他们迫于丘吉尔的命令，却不得不放弃里尔，赶赴安特卫普。费斯廷在10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离开里尔对我来说是一场痛苦的回忆，只希望再也不要喊我去干这么丢人、这么痛苦的事情。”
有位当代作家名叫克里斯蒂安·柯尔特，指出人们刚一发现天空可以任由人类驰骋，不少人心中便激荡起了控制的欲望，一如征服狂野的非洲一般。回首19世纪，士兵飞上天空的冒险行为还只限于偶尔利用观测气球而已，那气球还得靠绳索系住。这些观测气球的确能够起到作用，整个“一战”期间也在继续使用，只是视野有限，而且只能在作战人员本方阵地后方升空。动力飞行标志着一个惊人的进步。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完成首次起飞，成功挣脱了地球千百年来对人类的束缚。在大战到来之前的短短11年间，飞机性能突飞猛进。德国试飞员厄内斯特·坎特尔在航空日志中写道，自己1910年时的飞行高度只有80英尺，两年后已经升至将近5000英尺。1908年每五名飞行员就有一人身亡，相当于每飞行1000英里就有一名飞行员死亡。到了1912年，事故死亡率已经降至五十一分之一，相当于每飞行10.3万英里才有一名飞行员死亡。
丘吉尔的皇家海军师士兵身上穿着海军军服，装备奇缺，可以说根本没有受过训练，压根不知如何陆上作战。丘吉尔对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打法情有独钟，之前已经派遣海军师干过好几回类似的事，第一次去的是奥斯坦德，接着是敦刻尔克，之后又去了里尔。这位海军大臣丢下海军部里的位子，心急火燎地亲自赶赴安特卫普，乘着一辆劳斯莱斯敞篷汽车在市内巡视。丘吉尔有一名随从，是个新兵，名叫亨利·斯蒂文斯，如此这般描述了丘吉尔的此行经过：“在我看来，处处都是丘吉尔先生在做主……他对阵地不大满意……时不时骂上几句，批评比利时军队堑壕选址不对，修得差劲……表达观点的时候非常强势，挥着手杖，敲着地面。说话极其尖刻，发泄一通之后会走上几步，看着敌军的方向出神。有时候一言不发，迈开大步，说走就走，一头钻进车里，极不耐烦地等着……丘吉尔有一回发现一条堑壕里头守兵极少，劈头就是一句‘这帮浑蛋死到哪里去了’。”
德国的军事将领们一开始更感兴趣的是飞艇，而非飞机，他们在1907年拒绝了莱特兄弟提出的商业计划。不过，一些业内人士很快看到，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在不久的将来将比齐柏林飞艇更加有效：威廉·黑森认为“这些飞行器将凭借着优越的速度与飞行能力，很快超越现存所有机械交通工具”。1909年，德国得知法国正在训练41名军事飞行员，而德国只有10人受训。德国人受此刺激，开始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对待这项新兴技术。阿巴托斯公司的沃尔特·胡特博士出钱让自己公司的司机学习如何开飞机，这名司机后来也成了一名军事教员。
9月28日，德军对安特卫普外围60英里防线正式展开围攻，只剩下西面荷兰和比利时交界一线的公路网开一面，未被包围。安特卫普周围大片农田已被放水淹没，成了一片泽国。此举原本打算阻止敌军进攻，结果没想到地表水深，害得要塞外面的防御部队没法挖壕据守。到了9月30日，也就是星期三晚上，德军开始发起持续炮击。爱德华·比尔写道：“场面甚是吓人。前面后面都能看见大炮发出的火光；北面全是火，南面和西面也是一样火光冲天。阿弗尔-圣卡特尼村中心燃起熊熊大火，烧得像个火炬，就连教堂钟楼也起了大火。”到了第二天早上，比尔所在的部队被大炮炸得实在顶不住，只好丢下阵地。好在当晚趁着大雾弥漫，又夺回了阵地。比尔过了几天继续写道：“这是我们第三个晚上没有合眼了……今天的炮击又死了4个，这一条沟里已经死了20个……哎，恨虽然恨，但是起不到作用。看到战友就在身边倒下，其他人受伤，却没法替他们报仇雪恨！眼看着同伴还没来得及开打，就倒在敌人的机关枪下。这段时期的密集炮轰太伤士气了。”
第二年，法国将军约瑟夫·莫努里——此君后来在马恩河战役中担任第六集团军司令——在军事演习中亲自体会了一把飞行的滋味，亲眼见识了飞机对于战争的巨大价值，深受震撼。德国陆军1912年演习结束之后，法金汉也开始思索一系列技术创新，最受关注的便是飞机：“这些魔鬼的发明一旦开始工作，起到的作用令人惊叹；即便派不上用场，也不会有任何损失。”1914年3月，德皇正式给予德国陆军飞行队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并且要求新教教会在为陆军日常祈祷时把飞行兵也加进去。
几个人好不容易到了阵地，放下担子，赶紧打道回府，回到要塞，受到了战友们的热烈欢迎。大伙儿见到他们活着回来，也都感到意外。
英国在空军方面起步较慢：1909年，陆军部暂时中断了陆军飞行实验，声称一次实验花费2500英镑过于昂贵。殊不知德国人已经在这上面花去了40万英镑，法国人的开销也少不了多少。即便如此，英国皇家飞行队还是于1912年宣告成立。在一年之后的一次演习当中，陆军中将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向英王乔治汇报：“陛下，我认为这些飞机在打仗的时候会要坏事。每次飞机从头顶飞过，我都只能命令士兵们用干草遮住脑袋。这家伙还发出噪音，像个蘑菇。”话虽如此，富于想象的格里尔森仍然成了这项新技术的早期信徒，利用空中侦察赢得了一次演习。每一支军队的高级军官都意识到从空中俯瞰地面会有多么巨大的威力，可以深入敌后，改变战争规则。兵力集中反倒成为轰炸的活靶子，每一次行动都可能遭到敌军反击。在以往的战争中，指挥官喜欢开战之前在山顶安营扎寨，以便纵览战场全局。现在再这么暴露自己无异于自寻死路：德国参谋条例就明文规定，不得将指挥部设在醒目的地方。
抬担架的不肯上前面去，我们的指挥官于是看谁愿意自告奋勇，把那两个伤得最重的抬到农场去。夏尔、我，还有另外两个人站了出来。指挥官同我们一一握手，说道：“有种，好样的。”我们穿过开阔地带，炮弹在身旁四散炸开，有时候就在眼前。受伤的那两个人我们每走一步，就哼一下，越走哼得越厉害。我们走不到二十步就得停下来，手指上湿漉漉的全是泥，抓不住裹伤员的毯子。
不过，空中侦察并非没有局限。最明显的限制就是天气：云层过低，或者大雨倾盆都能让飞机无法起飞。即使飞行员成功升空，观察到了部队动向，要想将看到的情形说个明白，还得下一番苦功。不仅如此，飞行员也无法保证那帮将军们会对自己的报告产生兴趣——弗伦奇在蒙斯，还有克拉克在马恩河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指挥官即使得到空中情报，还是无法做出合适的决定。最后，飞机数量长期以来一直不多，尤其是在东线。德国人一开始有254名受过训练的飞行员和246架飞机，其中一半是鸽式单翼机，剩下的是阿巴托斯公司和亚蒂克公司生产的，不过只有很少一部分随时可用。法国陆军飞行队情况差不多，有200架飞机和500名受过训练的飞行员，民间志愿飞行者不久也加入进来。这些飞机大多数由科德隆公司和莫拉纳-索尔尼埃公司生产，通常被编成小队飞行，有时6架双座飞机一组，有时4架单座飞机一组。法国陆军飞行队的指挥官做事反复无常，一开始自作主张动员飞行员是在7月初，也就是大战开始前一个月，随后得出结论，认为所有冲突不会持续太久，8月一到就关闭飞行学校，把所有教员送往前线。直到后来一位新的将军走马上任，才采取更为明智的政策。
我们需要鼓起全部勇气。场面太可怕了！到处都是尸体，有的没了脑袋，有的已经看不出模样，断肢横飞，开膛破肚。呻吟惨叫声不绝于耳，听得人心惶惶。大多数尸体都没有军牌，无法辨认。有个地方躺了37具死尸，活下来的只有4个，都受了伤，其中两个伤势严重。
英国参战时有197名飞行员和113架飞机可用，大部分是法尔曼和BE2a双翼机。丘吉尔也单独组建了一支皇家海军飞行队，一开始自欺欺人，认为只要邀请一些有地位的飞行爱好者，拿到自己的航空俱乐部飞行资格证，就能找到替补飞行员，替补的只要交纳75英镑就能入伍服役。陆军部颁布的一条指令明文写道：“应该鼓励有飞机的皇家飞行队成员带上自己的飞机去中央飞行学校，在学校接受训练。”不过，皇家飞行队在1914年秋匆忙上马了一个飞行训练项目。战争还没结束，训练中遇难的飞行员甚至比被敌人杀死的还要多。第一个在战场上受伤的皇家飞行员是军士长吉灵斯，他在8月22日飞越比利时领空时被一发步枪子弹击中了大腿。
安特卫普周围部署的比利时军队正身陷困境。一个月前，法国《晨报》还言之凿凿地宣称安特卫普“坚不可摧”。可是，这座要塞事实上自从1900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添置过任何现代化防御武器，和列日要塞一样在现代大炮面前不堪一击。卫戍部队中有两名掷弹兵，一个叫爱德华·比尔，一个叫夏尔·比尔，二人来自布鲁塞尔一个富裕家庭，家中兄弟四人。比尔兄弟七周之前匆忙入伍，一心建功立业，没想到被送到安特卫普，日复一日，每天就是挥着铁锹挖沟开壕，心情低落。此时此刻，兄弟二人身陷德军攻势之中。城市近郊要塞遭到猛烈炮火攻击，一发炮弹击中弹药库，引发巨大爆炸。爱德华·比尔在日记中写道：
这个时候的奥地利人有48架飞机，比利时人只有12架。俄国人的纸面实力骇人，拥有飞机200多架，型号多达16种，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设计天赋。不过，拙劣的组织能力让这些飞机一直无法投入实战。交战各国当中只有法国在战前拥有实战经验，在1913年的摩洛哥殖民地战役中利用飞机执行过军事任务。法国人的双翼飞机时速在50英里至70英里，根据天候情况，升至6000英尺需要30分钟到60分钟不等。布雷里奥和鸽式单翼机速度会更快一些，也更敏捷。
鉴于那位海军大臣令人捉摸不透的进取之心，麦克劳德的上述评论似乎颇有有先见之明。麦克劳德提到的“海军师计划”是丘吉尔想出的一个典型的海盗做法。丘吉尔纠集了一帮皇家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部冗员，一心想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私人军队，于是搬出一堆理由，声称安特卫普是个天赐良机，能够实现自己英军两栖登陆的梦想。可是，这个想法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欠缺审慎，甚至可以说鲁莽冒失。安特卫普被丘吉尔视为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滩头，无险可守，要想增援，只能溯斯凯尔特河而上，此举势必打破荷兰的中立地位。即便如此，这位海军大臣仍然自命为英国的全权代表，认为唯有自己能够解安特卫普之围，指挥着当时唯一能够抽调使用的英军部队——他自己的海军师——出发了。
早期的人们对于飞机并不熟悉，地面上的人看到飞机出现在空中，一脸茫然，不知为何物，惊讶不已。英国修女梅恩在比利时看到鸽式单翼机，形容像一只“美丽的小鸟”。不过，士兵和民众很快明白这些飞行器将成为自己安宁生活的直接威胁，于是开始想方设法消灭飞机。8月6日傍晚，弗莱堡市民看见两架法国飞机居然悄无声息地飞过德国边界和德军阵地，出现在了自己城市的上空，不禁大惊失色。有些市民感觉受到冒犯，端起猎枪，朝天开火，配有弹药的警卫士兵也纷纷朝天射击。法兰克福的民兵也干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听说法国人的飞机躲在云层后面，于是对着云彩好一阵开枪猛打。
文职人员诺曼·麦克劳德在当年的海军部文件里偶然发现了一本战前留下的战略备忘录。备忘录是丘吉尔写的，用麦克劳德的话来说，写得简直“妙不可言”。丘吉尔早在1911年就描绘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必有一战，“预言法国将在东北战线上被迫保持守势，很可能在德国借道比利时，发起进攻之前就得将领土拱手相让，就连巴黎也可能面临危险”——法国人民得玩一场伺机而动的游戏，至于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丘吉尔表示质疑——英国将派遣29万人的部队支援法国——40天过后，战局就将扭转。不过，麦克劳德对自己如此钦佩丘吉尔也做了一番解释，写道：“这份文件差不多是我见过丘吉尔唯一能够展示自身才华的东西——海军师的计划已经让人看到了他的问题——丘吉尔头脑灵活，点子很多，办事也相当得力，但是欠缺平衡与连贯，所以真正做起来实际效果不好。我很难想象丘吉尔能够把脑子里的宏伟计划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执行到底。他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开了个头，便没了下文，若是计划得不到贯彻，就会拿出一些惩罚来唬人，威胁部门头头，接下来又是犹犹豫豫，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决断，直到最后放弃计划。”
奥地利医生理查德·施特尼茨尔在普热梅希尔被围的时候就对俄国飞机入侵表示反感：“头顶要是有一架飞机高高飞过，会让人觉得怪异，很不舒服。虽然，在2000米高空的飞机分辨不出地上的人来，可还是感觉有东西跟在身后。”不同国家的飞机不久之后开始涂上标记，以示区分，比如德国人的飞机上画的是十字架或者三色徽章之类的标记，但这些标记从地面上通常无法看清。法国士兵弗朗索瓦·迈尔写道：“只要有飞机飞过头顶，我们就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10月27日，在伊普尔，一架飞机从苏格兰高地近卫团头顶飞过，全团士兵把弹匣里的子弹打了个精光，直到看见飞机燃起烈焰，坠落地面，才开始疯狂庆祝。有人见到此番情景，知道闯了大祸，写道：“我们……直到意识到原来是架英国飞机，才感觉有多么可怕。”奥地利上尉康斯坦丁·施奈德描述了部下在加利西亚头一回看到飞机飞过头顶时的感受：士兵们像疯了似的一顿猛打，军官们连压都压不住，就算发现是自己人的飞机也停不下来。战役开打才刚刚几天，就有三架奥地利飞机栽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向不懂审时度势，哪怕此番有机会带着整支英国远征军驰援安特卫普，依旧拖拖拉拉——其实，弗伦奇自打8月开始就想让远征军留在安特卫普。假设这个计划真的付诸实施，弗伦奇的部队几乎肯定会落入德军包围，甚至来不及逃跑就全军覆没。弗伦奇拖到最后，只是与法军达成一致，将英国远征军从埃纳河重新部署到联军左翼。10月1日晚，英军各部开始从贵妇小径陆续后撤。虽然已经开始撤退，英军还是在安特卫普发起了一场冒险。向安特卫普派遣整支远征军的想法尽管已经作罢，英军阵中有几个胆大的还是认为有机会试一试。
普通民众开始为空战这门新的艺术吸引。赫伯特·阿斯奎斯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充满好奇，将这种划时代飞行器称为“航空飞机”。早期飞行员随身佩带的武器只有一把左轮手枪，要么就是一杆步枪。飞行员很快成为受人敬仰的英雄人物：不管是象征意义还是事实上，翱翔空中都赋予了飞行员力量，足以凌驾于肮脏混乱的战场之上。这是一个工业化大屠杀的新时代，让人厌恶，而飞行员给人感觉重新绽放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芒。27岁的彼得·涅斯捷罗夫是著名的俄国飞行先驱，也是第一个驾机完成翻跟斗的人。8月25日，他驾驶一架莫拉纳·索尔尼埃单翼飞机，在波兰上空飞行，突然发现一架奥地利阿巴托斯BII型双翼飞机，开飞机的是弗里茨·梅赫伦，观察员是弗里德里希·冯·罗森塔尔男爵。涅斯捷罗夫打光了左轮手枪里的全部子弹，却没能命中敌机，索性驾机直冲过去，把敌机撞了下来。不幸的是，涅斯捷罗夫自己的莫拉纳单翼机也在撞击中严重受损，跟着掉了下去。涅斯捷罗夫由于伤势过重，翌日不治身亡。葬礼在基辅大教堂举行，民众纷纷前来瞻仰悼念：涅斯捷罗夫的棺木上摆放着他的皮帽，灵柩被鲜花簇拥着，有些鲜花还是从他飞机坠毁的地方专门采摘来的。涅斯捷罗夫的行为反映出了俄国飞行兵军纪涣散，喜欢这种同归于尽的自杀攻击。长期以来，上天作战的俄国飞行员几乎都未接受过像样的训练，这也使得俄国航空兵的意外伤害率在各参战国中最为严重。
不过，英国人雄心勃勃，另有打算。英国人对阿尔贝国王的这个国家投入了大量感情。约翰·高尔斯华绥在《每日邮报》上大声疾呼：“我们打算为比利时做些什么？——比利时是一众小国当中最英勇无畏的一个，却仅仅因为忠诚遭到铁蹄践踏。多少国家因为这场上帝的大决战受苦受难，比利时是中间最无辜的一个，我们又能为比利时做些什么？”这位小说家说得情真意切，道出了英国民众的心声。比利时虽然遭到入侵，但是相当一部分国土并未落入敌手。英国倘若出兵相助，肯定能够帮助比利时摆脱遭人奴役的命运。不少英国人，其中不乏文官武将，一想到能够在家门口，也就是皇家海军势力范围之内打上一仗，自然来了兴致。现在比利时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可以不用再受霞飞和那帮法国人的干扰，独自作战了。
莫里斯·巴林身为英国皇家飞行队参谋官，虽然在指挥部地面服役感觉不好，可是跟着一帮年轻英国飞行员飞越法国机场，看着满目秋色美景，不禁诗兴大发，写道：“我想起了我们小小的临时办公室，打字机在嘀嘀嗒嗒地响着。一个士兵在厨房里扯着嗓子，高唱起了‘与主同行’。亨利·法尔曼驾着飞机，飞过晴朗的夜空。‘归航的机翼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银色的月光洒在机场周围的麦茬上。营火星星点点，围坐一旁的人们唱起思乡的歌曲，多么美丽。”
法金汉下令务必扫清安特卫普这个障碍。德军已经先后两次遭到要塞内比利时驻军的骚扰，第一次是在勒卡托，第二次是在埃纳河战役的时候。德国人现在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眼中钉给彻底拔掉，解除对德军通信的威胁。德军最高指挥部从预备役部队紧急抽调一个军，在重型火炮支援之下开始攻城。比利时陆军大部分兵力聚集城内。声名扫地的毛奇也亲自来到安特卫普，希望能够重拾几分威望。比利时向法国求援，却遭到霞飞拒绝，因为安特卫普并不在霞飞的大战略计划之内——按照霞飞判断，安特卫普已成孤城，根本无法守住。在这位法军最高统帅看来，撤退势在必行。他只派遣了为数不多的一些佐阿夫步兵，地方军和陆战队前去掩护安特卫普卫戍部队撤退，好让比利时人沿着海岸一线退到法国境内。
战争伊始的一系列战役催生出一个重要后果：每一个国家的指挥官都认识到了空中武器的作用与潜力。霞飞对于空中侦察在马恩河大捷中起到的重大贡献记忆犹新，要求将陆军飞行队扩大到65个编队。截至10月，法国已经下了一份2300架飞机和3400台发动机的庞大订单。其他国家同样野心勃勃。基奇纳听人说起计划将皇家陆军飞行队增至30个编队，于是提高嗓门，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给我加到60个。”对于所有国家的航空兵来说，由于飞机型号形形色色，过于复杂，训练、保养和更换零配件因此变得相当棘手。法国人头一个对飞机编队进行明确分类，将飞机分为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英国皇家陆军飞行队也早在9月就开始试着在飞机上安装无线电发报器。装置虽然简陋，但是可以给炮兵发送信号。
30日，志愿参军的英国护士格莱蒂斯·温特波顿开车去威海姆接一名伤员，路上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只能绕来绕去。“桥边上躺着一个人，是那帮帅气小哨兵中的一个——已经死了。我们冒着猛烈的炮火过桥……就在这个时候，从桥的另一头跑过来12个士兵，一个个全都吓得腿脚发软，紧紧抓住桥两边的栏杆不放。带头的死了，这帮当兵的只好四散逃命。我们没有找到伤员，就把这12个士兵接上了车……这一伙人相当激动，差一点儿要抱住我，谢谢我救了他们。我实在累坏了，再也经不起猛烈的炮火折腾了。”
陆军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像个囚徒一样被困在地上，周遭环境一团糟糕，很容易指望得到空中同僚们的一臂之力。飞行员们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让人尊敬：9月17日，比利时士兵查尔斯·施泰因的炮兵团得到放假半天的嘉奖，感觉就像一支赢了比赛的中学足球队一样高兴，这是因为他们不但击落了一架德国飞机，还抓住了机组人员。英国远征军的罗伯特·哈克上尉11月写了一番话，字里行间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我和这里的一些飞行队士兵还有军官聊了一阵，感觉有意思极了。有个人跟我说，他被连续追着打了半个钟头，感觉就像一只被人追赶的野鸡——他说那些大炮瞄准飞机射击，打得又高又准，还说飞机来去自如，飞得又快，前一分钟你也许还在欣赏一场大战，下一分钟就可以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美美吃上一顿。”
法国人清楚知道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掌握自己国家北部和比利时尚未占领地区的命运，英军和比利时军队同样起着关键作用。从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军队在对阿拉斯以东法军发起进攻的同时横扫比利时。当地民众和比利时军队一路后退。根特的让娜·范·布莱恩博格夫人心事重重，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听到了好几次炮声，你根本想象不出这种巨大的声响有多么可怕……想一想，大炮每响一声，都会有好多人送命……想必你也在你们当地的报纸上听说了我们这里的遭遇，男女老少被统统杀了个精光，全村全城都给烧成了一片火海。”
美国人卡罗尔·德纳·温斯洛曾在法国波城的一所飞行学校接受训练，他将飞行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绅士；第二类人战前是飞机驾驶员和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械师；第三类来自民间，有的当司机，有的做机械师，因为具有相关专业技能，才得以进入开飞机这个上层领域。最好的飞行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年轻一些的不够成熟，容易出岔子；年纪太大的又过于谨慎，反应太慢。每个国家都发现一下子忙不过来，需要赶紧培养机身装配员、钳工，还有机械技工来修理保养这些由帆布、电线和胶合板拼接而成的飞行器。法国还从印度支那招了不少地勤人员，也就是俗称的“安南人”。
德皇御驾亲临绍尼前线劳军，旨在打消士兵心中的疑虑。“圣诞节前大家就可以回家了，”德皇反复强调，“我会让大家尽快回家的。”在巴黎，马恩河大捷的余韵犹在，人们同样思乡心切。英国大使馆的弗朗索瓦·伯迪爵士在10月1日写道：“如果霞飞这一仗打赢了，为法国夺回阿尔萨斯-洛林，他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不过，这只是那些未经战阵之人的想法。那位法军最高统帅在这个想法成为现实之前，首先必须被迫放弃侧翼包抄德军的企图。霞飞虽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前线增兵，却始终认为除了守住防线之外，别无良策阻挠德军的宏伟计划。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大军此时正朝里尔进军，阿拉斯告急。10月4日晚，阿拉斯被围。霞飞面对威胁，任命斐迪南·福煦代表自己负责指挥整个北部战区。福熙身为全权代表，在接下来数周之内做出的主要贡献在于让全军保持了钢铁一般的意志。福熙告诉下属，撤退断无可能，全军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德·毛迪此时正在福熙麾下任第十集团军司令，率部击退了德军对阿拉斯发动的一次主攻。随着10月6日夜幕降临，阵线基本稳定下来，法金汉只好转移注意，另谋他处。
所有飞行员都是志愿参军的，还有越来越多陆军军官也想加入进来，出一份力：有些是受不了堑壕，逃回来的；有些本来是骑兵，成日里无仗可打；还有一些是因为受过伤，已经无法胜任地面作战。所有人很快就会明白，飞行的危险丝毫不亚于在陆军当兵，死于事故的飞行员人数要远远超过被敌人打死的。12岁的艾芙丽德·库尔在施耐德米尔当地的飞行训练场，一天之内就亲眼见到两架飞机坠毁。她在日记里提起飞行员时一副无可奈何的口气：“飞行员头一次单独飞行总会紧张，结果就出事了。”
德军战线情况大同小异。炮兵赫伯特·苏尔茨巴赫随队奔赴前线，路上看着骑兵从自己的队伍跟前经过，一队接着一队，场面甚是壮观。苏尔茨巴赫在10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有达姆施塔特的龙骑兵、特里尔的猎骑兵，还有梅斯、卡尔斯鲁厄、布鲁赫萨尔、牟罗兹和卡塞尔来的骑兵团：骑兵们手持长矛，威风凛凛，给人感觉即将投身一场大战……看得人心中充满希望，激动不已。眼前疾驰而过的人里头有好些熟悉的面孔。这些人要在这片宽广的阵地上狭路相逢，该有多么奇怪。”苏尔茨巴赫发现自己的下巴冒出了胡子茬，更加激动起来，像老兵一样嘴里嘟囔道：“好几百万人一起打这一仗，能够成为其中一员，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飞行员在飞机坠毁时一般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生还。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可没有谁配备降落伞，一切全凭经验：低空飞行时，电话线和系留气球的缆绳都可能招来致命危险；飞机撞地之前得解开座椅上的安全带，被抛出去虽然也会死，但是危险性应该低于困在飞机残骸里，被发动机活活撞死。云层是个威胁，敌机可能就躲在里面。飞艇很快就只限于在即时战区执行夜间任务，因为艇内装满易燃气体，不管自己人，还是敌人，只要被地面炮火击中，就会报销——法军就不止一次把自己的飞船打了下来。飞艇到了晚上非常管用，因为双方直到此时都还没有意识到，前线后方的军事设施到了晚上必须实行灯火宵禁。
德国人从9月开始，直到11月一直在源源不断向海岸增派援军，可是兵力仍然远远不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法国人的火车要好用一些，这一点区别至关重要。9月23日晚，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向瓦兹河上游进发。霞飞身在统帅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摸清德军此举意在何为。不过，卡斯特诺的小伙子们有本事阻止德军的前进步伐。法军26日在南面挫败了德国人的另外一次突进，德军伤亡惨重。这一次又是在南面，法金汉麾下各路将领倾巢而出，下场和霞飞在8月行动中几乎一模一样——当时进攻的是法国人。不过，北面才是注意力真正所在：对于参加战斗的四个国家来说，不少士兵打心底希望能够赢得一场历史性胜利。法国境内，通往亚眠、阿拉斯、朗斯和里尔的各条公路上都挤满了骑兵和车辆；火车往返不停，将成队成队的步兵运到各地的指定下车集结点。
11月的一天早晨，住在汉堡的小英格博格·特莱普林大声对妈妈说：“等我长大了，要去好远好远的地方打仗。”妈妈问她：“好啊，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呢？”“我要去把开飞机的，还有飞艇全都打下来。”特莱普林夫人听了“吓了一跳”，要女儿不要打飞艇。“好吧，我不是要打我们的飞艇。”——这个孩子几天前在汉堡上空看到了一架飞艇——“但是，要是是从法国飞过来的，就会把炸弹丢在我的头上。”特莱普林夫人叹道：“这么小的孩子，都学了些什么！”特莱普林夫人的丈夫看过之后，在回信中写道：“仗应该不会拖得太久，不会等到我们女儿都长大了……去打飞艇才结束。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把这场仗做个了结，这样我们的女儿再也不用经历战争了。”
法金汉原本做出的判断不错，谁料走马上任后下的第一脚棋就违背初衷，竟然批准比洛孤军深入，向苏瓦松-兰斯前线突进。行动在9月16日宣告失败，法金汉随后孤注一掷，全力加强右翼。法军这厢，莫努里同样希望避免与敌正面交锋，一心绕开克拉克，小心翼翼地沿瓦兹河溯流而上，不料17日遭遇德军，行动受阻。霞飞赶紧派兵北上，组成一支新的集团军，交由卡斯特诺指挥。这位73岁的老将身体健硕，在“南希的大皇冠”一役中表现“稳如磐石”。不过，卡斯特诺手下都是预备役士兵，既无斗志，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法金汉得以腾出手来，分兵应对。新组建的集团军由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雷希特指挥。德军的问题在于虽然占领了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部分地区，但这些地方铁路为东西走向，难以大规模调兵遣将，从战线最南端运兵北上。比利时境内铁轨损坏严重，国王阿尔贝的国民们在撤退途中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将大部分机车运到了法国。德国人虽然征调了2.6万名劳力清理阻塞的隧道，修复损坏的铁轨，但是铁路系统直到10月依旧无法恢复正常运行。
特莱普林先生的心愿虽好，可惜无法如愿。各国此时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下大力气，推进空中轰炸技术升级换代，这样就能够飞越战场，深入敌国境内，对目标展开进攻。多项实验早在战前便已展开，法国的米其林航空俱乐部就举办过一场轰炸竞赛。鲁道夫·马丁是德国最早的空中轰炸倡导者，早在1908年就说过飞艇和飞机能够打破英伦三岛的安全防卫，“使之软化”，为登陆做好准备。马丁指出，同样的成本，造一艘无畏舰可以造80架飞艇。德国有足够的工业能力造出十万架飞机，每一架装上两个步兵，一晚上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飞到英国。马丁相信，德国只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空中战队就足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敌国形成战略威慑。一如许多高瞻远瞩之人，马丁虽然正确把握住了这项新技术的重要意义，却低估了技术臻于成熟之前所需的时间间隔——这样的时差何止一代人——也小看了这项技术在实现自己战场期望的同时，会带来何等可怕的毁灭力量。
英法联军为了应对威胁，开始重新部署。此番调兵遣将堪称联军参谋后勤工作的一次壮举。联军指挥官们普遍感觉乐观，认为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尚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发起一场快速运动战依旧可行，不用像在贵妇小径那样毫无意义地乱打一通。西线在9月、10月见证了1914年的最后一场可怕混战。深秋日近，天气不断恶化，敌对双方虽然对于海峡沿岸一线兴趣不大，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包抄切断对方的后路，但还是展开了一场被通称为“奔向大海”的交战。约翰·弗伦奇爵士让英国远征军移至联军左翼，原因部分在于图个方便，好和英国本土交通，另外也希望手下这支小小的远征军和强大的骑兵分队能够充分利用沿岸优势，把握战机。然而，无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系列遭遇战中难以脱身，接下来的正面攻坚战一打就是好几个星期，成为大战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联军防线在德军大规模攻势面前岌岌可危。
德国人的空中轰炸实验始于1910年。不过，两年后出台的一份报告指出试验结果“相当糟糕”，哪怕从300米的低空投弹，结果仍然难以令人满意。1914年，德国人组织成立了一个秘密轰炸编队，代号“奥斯坦德信鸽部队”。由于无法做到准确命中目标，部队后来遭到解散。不过，大战的到来大大加快了飞机和轰炸技术的进步。英国皇家陆军飞行队有一名军官，名叫马斯格罗夫，是一名少校，他在9月18日进行了英国首次轰炸实验，从驾驶的飞机上投下一枚炸弹。“炸弹虽然引爆”，地面观察员的记录简短扼要：“却并未落在预定地点，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爆炸。”3周之后，一架德国飞机在皇家陆军飞行队的机场上投下一枚炸弹，虽然毫无效果，却是英国飞行队头一回遭到德国轰炸。俄国人在12月成立了一个飞行中队，由伊里亚·穆罗梅茨轰炸机组成，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四发轰炸机，虽然收效甚微，但至少能够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目标展开常规轰炸。
9月2日，交战双方在瑞士至凡尔登一线展开战斗。漫长的战线连绵不断，从瑞士一直通往凡尔登。一个星期过去，战线稳定下来，从凡尔登到马伊又多了60英里。不过，在埃纳河到英吉利海峡之间仍然留有方圆170英里的空旷地带尚未遭到两军践踏蹂躏。法军和英军都在忙着抽调足够兵力，守住阵地。在北西两面，法金汉窥出端倪，认为有机会赶在冬天到来之前完成两翼合围，德皇的大军正是在8月错失良机。法金汉虽然并不认为德军仍有把握赢得绝对胜利，但是纵使无法对联军侧翼包抄，倘若能够拿下英吉利海峡沿线港市，可能的话甚至向西打到加莱，那么也好让德国在和谈开始时占据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
待到1914年冬天来临，除开英国之外的所有参战国都对其他国家但凡能够打得到的城市多多少少展开过空袭，飞机能够为战场上的炮兵实现目标定位，这一实战价值也得到了大力开发。飞机利用无线电为地面炮火定位，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成为这场战争众多技术革新中最具意义的一项。德国人在圣诞节前夜发动了对英国本土的首次空袭，为敌人的节日助兴——一架双翼飞机在多佛投下一枚小型炸弹，虽然没有造成伤害，却清楚地预示着一种针对平民的新型战争模式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有了可行的手段，任何道义上的条条框框也阻止不了这种屠杀行径。一天之后，也就是圣诞节当天，英国皇家海军飞行员利用水上飞机发起空袭，目标是库克斯港，那里据悉新建了一座飞艇库房。空袭最终中途作罢，彻底失败。3架飞机在返航途中甚至不得不被弃之海上。厄斯金·柴尔德斯是其中一架飞机上的观察员，虽然行动失败，却仍然满心欢喜，写道：“我们真是幸运，能够有幸亲眼见证这样的大事，这预示着一场战争方式翻天覆地的革命。”虽然，对于1914至1918年间的飞行员来说，观察飞机下方的敌军行动要比造成破坏更有意义，但是距离人类实现动力飞行过去不过十年多一点，闪电战的时代便已悄然来临。
第一节 丘吉尔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