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军队都对丢失阵地表现得极其敏感，将其视为一件面上无光的丑事，英国人尤为如此。伊普尔战役开始头3个星期，随着进攻反击反复拉锯，英军战线也在不断变化，有时鼓出去一块，有时又凹进来一截。阵地先是拿了下来，接着丢了，然后又再次抢回来，有时一连几天数次易手。惨烈的近身肉搏也随之出现，士兵们拿着军刀、刺刀、枪托，甚至手枪上阵搏斗。一如20世纪之后发生的大多数战争一样，部队一旦遭到炮轰，往往会放弃阵地，混乱程度也因人而异。即便再勇敢、再有纪律的部队，面对榴弹和高爆炸弹劈头盖脑地打过来，身旁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还要求士兵们坚守堑壕，确实说不过去。如果说待在一个地方肯定会一命呜呼，那么但凡有点理智的士兵都会转移别处，这也让带兵打仗的将领们好生郁闷。丢弃的阵地势必要再次夺回来——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抢回来，这得视情况而定……有时候几分钟之内就会发动反击，更多时候要等上一两个小时。不过，这个时候德国人恐怕已经布置好马克沁机枪，静待对手上门了。
不过，德国人当天的经历也极其悲惨。德军正在向前推进，不想太阳渐渐驱散了迷雾，结果被英国炮兵看得一清二楚。进攻德军当中有一名军官，眼睛一直盯着田间的水塘不放，看着池塘里的水在炫目的炮火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军官还看到杨树在炮火下摇晃起来，成片成片倒了下去：乡村的自然美景就这样一点点消失殆尽。英军炮火变得愈加猛烈，打得不少德国士兵只好找地方隐蔽起来。有一个普鲁士军官非常愤怒，大声质问道：“巴伐利亚人凭什么不冲上去？他们凭什么躺在那里？”进攻的德国士兵只好极不情愿地勉强爬起来，继续前进，枪声也重新响了起来。“我们是起来了，”有个德国军官后来写道，“可是能去哪里？往前冲的，大多数都是去送死的……我的排活下来的一共只有5个……英国人在一块烟草地里挖了堑壕，在一个宽阔的山头上面，位置很好，打得非常顽强。”德国炮兵反复出现射程不够远的问题，结果炸死炸伤一些自己人。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东线还是西线，德国炮兵总是粗心大意，害得自己的部队在“友军火力”下损失惨重。29日当天，一个巴伐利亚团就有349人阵亡，受伤人数大体相当。
有些营表现得格外顽强，有些则随时随地准备逃跑，名声极差。10月21日，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就对南兰开夏郡第二步兵营报以嘲讽：“那帮家伙真是孬种……根本不能作任何指望，今天已经是开战以来他们第4次逃跑了。”29日，约翰斯顿又在炮火纷飞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后来过了一会儿才找到，有几个是威尔士第一步兵营的，南兰开夏郡第二营的相当地多，一个个全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身上的装备丢了个精光……居然差不多跑到了后方两英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听到这种消息真叫人难受。炮轰的滋味固然不好受，但持续时间并不长。怕成这个样子，我感觉这足以反映出这些士兵有多么紧张。”贝德福德郡团、诺森伯兰郡火枪兵团，还有柴郡步兵团也属于那些看上去不太让人放心的部队。
德军在10月最后几天里发起的进攻堪称最为猛烈，英军防守也极其顽强。26日是星期一，道格拉斯·黑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到了下午4点钟，第七师大部分部队基本上都从凸出部撤了回来。大多数部队已经被打成了散兵游勇……我3点左右驾车出去，看看情况如何，惊讶地发现士兵都回来了，一个个吓得半死。当然，第七师还有一部分部队没有放弃堑壕，仍在坚守。”29日，德军投入七个师的兵力，对伊普尔发起攻击。有个军官名叫奥伯曼，是个上尉，头一天晚上花了大半晚的功夫爬过无人区，偷偷侦察英军在梅嫩公路阵地的情况。第二天一早，德军趁着迷雾发起进攻，奥伯曼被苏格兰团的机枪击中，身受重伤，死在了副官的怀里，成为该营在佛兰德斯阵亡的第二名军官。奥伯曼手下有一名下士，带着大家发起冲锋，最终让英国人的机枪哑了火。开机枪的是一名顽强的老兵，一直不停地开火，直到德军冲入阵地才中枪倒下。这批德军中有不少人是慕尼黑来的志愿兵，随后向上级报告英军已经丢弃阵地，逃往后方。让黑格碰上、感到沮丧的正是这一批英军。黑格眼看有些部队居然把士兵部署在向上的斜坡上，不禁连声哀叹：阵地完全处于德军的视野之中，当然要付出惨重代价。
欧内斯特·汉密尔顿上尉是英国远征军作战经历的早期记录者，他在1916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描写了战场上的经历。欧内斯特在序中用充满歉意的口吻写道：“希望读者能够有清醒的认识，能够理解书中虽然一次又一次提到某某营从堑壕里被赶了出去，但我并无半点意思讽刺这些部队无能”——这个词不过是懦夫的一种委婉表达——“对于这些营来说，英国远征军的每一个营在过去12个月里，很可能都会出现这样那样被迫放弃堑壕的情况……这是因为炮火过于猛烈，无力支持……丢掉的堑壕可能被另外一个营夺回来，可是这个营各方面的战斗能力反倒比被赶跑的营要弱，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战殁者当中有些是少年，才十五六岁，头一回上阵打仗，其他的是老兵。26日阵亡的士兵当中有一名二等兵，名叫威廉·麦克弗森，是利斯人，曾在南非的皇家苏格兰步兵团服役3年，后来又在汉普郡做了8年警察，之后才重新应征入伍，加入苏格兰近卫兵团。档案中对此人描述如下：“他是爱丽丝·麦克弗森的丈夫，住在伯恩茅斯市博斯坎普区温莎路19号。”约翰·布鲁克上尉来自戈登高地团，30岁，战前是桑德赫斯特荣誉之剑的获得者，生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29日在对伊普尔东南德军阵地发起的第二轮进攻中阵亡。当天在格鲁维特的战斗结束之后，掷弹兵团第一营打得只剩下了4名军官和100来个士兵。
英军营一级以上指挥官的指挥水平多乏善可陈。不少士兵身在前线，不但要提心吊胆，身心俱疲，还常常感到孤立无援，犹如困兽般苦闷。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对此极为愤怒：“我认为旅指挥部里头有些人的做法让人恶心，为了躲避流弹，整天待在防空洞里，寸步不出，哪怕炮弹在两百码外爆炸，都会吓得东躲西藏。这帮人倒是会下各种命令，要求做这做那，可有时待人极其刻薄。身在前线的士兵真是可怜，所有的打击，所有的折磨差不多都得自己扛。那些有权的里头哪怕有几个人，隔一天去前线偶尔走上一趟，说一两句鼓励的话，我敢肯定那些可怜的士兵都会坚持下去的。”
自古以来，军队打仗，战斗一般持续一天就鸣金收兵，偶尔也会打上个两三天，之后才偃旗息鼓。可是，联军和德军此时此刻正在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战斗，双方厮杀不断。要么你杀我，要么我杀你，一连数周不停。戈登高地团的团长向来喜欢夸海口，勒令部下在新年到来之前，每人务必打死40个德国兵。高地团有一名中士名叫亚瑟·罗宾逊，10月24日因为伤重不治，死前居然还为自己没能完成指标道歉。
约翰斯顿过了两天，接着又写道：“我敢肯定旅里面那些军官并不真正了解局势，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体会士兵们的状态，也懒得花心思去好好睁开眼睛，看一看当前形势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虽然不是故意的，可是军官现在的做法伤透了士兵的心。”约翰斯顿的话反映了战争初期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随着静态战的出现，将成为这场大战中的一件大事。高级军官们为了保证命令得到有效执行，需要和参谋一起坐镇电话线路网的枢纽，为此必须和前线保持一定距离。可是，如此做法的代价在于军官和自己指挥的士兵之间因为环境不同，从而出现严重的心理生理隔阂。尽管有些参谋官为了能够逃避上火线，毫不掩饰自己的庆幸心态，但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少有懦夫，他们只是思维有限，难以理解士兵们承受的巨大痛苦。一如伊普尔的这场噩梦一般，士兵们是多么需要与人接触，得到情感支持。可是，有些高级军官几十年来早就习惯了军队中僵硬教条的传统约束，完全无法适应改变，为士兵提供支持。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有多少英军部队在第一次伊普尔战争的各个阶段败下阵来，而是有多少部队守住了阵地。
10月25日，奥特玛尔·鲁兹上尉目睹了英国近卫兵团被猛烈的炮火打得溃不成军，地点在伊普尔东南的克鲁塞克：“炮轰的效果惊人；英国人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英国兵纷纷跳出堑壕，正好进入我们的机枪射程。复仇的时刻到了！”从鲁兹的报告来看，英军甚至还没等到德军步兵发动进攻就丢下武器，逃之夭夭。德军冲进英军堑壕，俘虏了许多还在顶着炮火坚守的英军士兵。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当天的记录写道：“德国人之所以能够打到爱尔兰第二步兵营的堑壕里头去，是因为步兵营的士兵实在太累，全都睡着了。”待到25日结束，步兵营全营上下只有4名军官生还。英军当晚一度组织反击，还是无力收复阵地。次日清晨，更多英军士兵放弃阵地逃跑，很快就被下马作战的德国骑兵生擒活捉，不少德国骑兵甚至连靴子上的马刺都来不及解下。胜利者早就等不及瓜分战利品，香烟尤其抢手。
10月还剩最后几天，德军又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在伊普尔城南打开一个缺口。这支部队由6个师组成，由马克斯·冯·法贝克将军指挥，外号法贝克集团军。然而，待到这支部队10月30日向前发起进攻的时候，士兵们惊讶地发现火力准备绵软无力。法金汉的大炮急需弹药补充。虽然为了给伊普尔战区腾出炮弹，西线的其他战场都对大炮做了定量配给，一天只能发射两到三发炮弹，可仍然没有足够的炮弹，对伊普尔进行集中炮轰。进攻的法贝克集团军经过连续数夜急行军，方才抵达前线，行动尚未开始，便已显露疲态。霍勒贝克是德军的第一个目标。有位高级军官眼看最高指挥部期望过高，正告道：“近些天来，我军接连错失良机。敌人兵力明显弱于我军，我军却任由对手一拖再拖……进攻缺乏一鼓作气，坚持到底的勇气，做不到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没有意识到每一次进攻的目的在于一举消灭敌人，赢得胜利。”
不过，德军攻势此时突然一下子没了后劲，英国人抓住喘息之机，拼死夺回失地。伍斯特郡第二步兵营的士兵刚从火线撤下来，正想歇息片刻。“每一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脸上胡子拉碴”，其中一个名叫约翰·科尔的二等兵说道，“能够到后方去休整一下，简直如释重负。没想到……才刚刚抵达休整地点，就有命令传来，要我们赶紧出发，阻挡德军的另一波攻势……这样的罪真是受够了”。担任伍斯特郡步兵营营长的是36岁的爱德华·汉基少校，是在前任上校提拔升职之后才接的手。汉基为了夺回多边形森林，率领全营士兵展开连番白刃战。战斗异常惨烈，虽然损失惨重，却保住了英军防线。当晚，皇家工兵旅的一名士兵写道：“树林里的景象太恐怖了！地上躺的全是尸体。我们旅一天之内就在这里发起了三轮冲锋。”德军有一支部队在这片松林里损失了70%的战斗力量。带头发起冲锋的团黎明时分还有57名军官和2629名士兵，待到夜幕降临只剩下了6名军官和748名士兵。其他地方战况大同小异。10月20日—21日，德军在更南面的普勒格斯特尔特森林中同样蒙受了巨大损失。
10月30日早上，驻守弗罗梅勒附近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第二营的士兵们一觉醒来，吃了早餐，每人只有3块饼干，上面涂了一勺果酱，一听咸牛肉4个人分，每人定量一勺朗姆酒。弗兰克·理查德的连长——这个老兵虽然不怎么喜欢这位连长，倒很尊敬对方——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手枪，在堑壕里从头走到尾，轮流走到每一个阵地，反复告诫站在踏架上的士兵，务必坚持战斗，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营的姊妹营皇家威尔士火枪兵第二营负责防守赞德沃德城堡，全营400来号人遭到德军猛烈炮击，抵抗顽强，直至中午时分阵地被敌人占领，全营上下几乎悉数战死被俘。下马作战的皇家骑兵团在邻村遭到进攻，经过将近一个半小时的火力预备密集炮轰之后被打得退了回去，留下一地尸体，其中包括内近卫骑兵团的机枪军官沃斯利勋爵。上午10点左右，德军已经占领赞德沃德山脊。英军一个营试图夺回阵地，结果全军覆没，大部分士兵做了俘虏，待到傍晚重新集结时活下来的只剩下了86个人。
英军给梅嫩公路以北的大片欧洲赤松起了个名字，叫作多边形森林，这是因为这些林地在地图上的形状就是一个多边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林地中间居然有一所比利时骑兵学校。有些英国军官年轻气盛，不顾炮弹就落在附近，仍然策马扬鞭，跳跃障碍。10月24日，这里成了一系列漫长艰苦战斗的战场。英军士兵有的10个人、有的20来人、有的50人一组，只要一遇见德军，就同敌人展开战斗。有些英军士兵坚持战斗，直到阵地被敌人攻破，才丢下手中的武器，举手投降，谁知犯下大错，等待他们的竟是敌人的刺刀屠戮。敌人这样做当然并非不合情理。战斗惨烈至此，投降这种事情不是你想，对方就会接受的。
不过，进攻德军同样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德国人不仅在争夺赞德沃德的战斗中，在对其他地方发起的进攻中同样伤亡惨重。就在30日同一天，德军再次对兰赫马尔克发起进攻，由于缺少炮火支援，再次无功而返。眼前炮火如此猛烈，有一支部队的士兵们发现齐泽维茨中尉竟然倚在一棵树旁，端着望远镜，观察英军阵地，无不感到惊愕，要知道他可是部队里唯一还活着的军官。士兵们请求齐泽维茨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可是，齐泽维茨没有听取警告，直到一发炮弹落在身旁，倒了下去——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胸口，伤口虽小，却足以致命。待到夜幕降临，进攻依旧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在兰赫马尔克北面，一位名叫弗兰奇的副职军官写道，到了晚上，阵地上最难受的事情就是你堵不住耳朵，总能听见无人区甜菜地里传来伤兵们绝望的喊声。听得见声音，却见不到人：“德国人，到这边来！”“救救我！”“医务兵！”“救命！”进攻德军11月初一直保持对兰赫马尔克施压，由于靠海的阵地受到洪水影响，无法行动，于是抽调了一些部队前来增援，即便如此，仍然寸步难前。
英军防守的并非一条连续的战线，中间断断续续，留下的空档不小，德国人完全可以渗进去，抢得一些阵地，就像之前在蒙斯一样，只不过当时规模要小不少。作战仍然主要以营为单位，许多部队到了战场上各自为战。大部分参战部队早已在埃纳河消耗惨重，有的从1000人减员到600来人，甚至更少。这些部队的兵力到了11月还将进一步缩水。英军相当一部分大炮部署在阵地后方，地势较低，结果害得军官看不到天际线另一头的德军。加之大炮炮弹不足。更为严重的是，英国远征军几乎没有配备铁丝网。20世纪的战争中，防守是否得力的一大关键就在于要有能够得到火力掩护的障碍物。可是，英军鲜有障碍物可用，以致面对敌军进攻，主要的拦阻方式只有子弹或者炮弹，更何况子弹也好，炮弹也好，从来没有备足过。
更往南面，德军各部队指挥官在10月30日晚召开会议。到场的高级军官宣布各营将在次日恢复进攻。命令一出，立刻引起了一位指挥官的不满，插话说道：“对不起，上校先生。您刚才用了‘营’这个词，可是我们在中路已经没有一个营是完整的了。士兵们已经连续作战48小时，一连三个晚上没有合眼睡过觉了。”这名军官接着说自己无法重新发起进攻，上级军官听后勃然大怒。上校咆哮起来：“你胆敢说不可能？根本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都是军人，必须接受死亡的威胁！”上级指令不可违抗。10月31日必须重新发起进攻。
很少有人会有丰富的情感去想一想到底是谁在遥远的后方遥控操纵这些人去发动如此惨无人道的屠杀。迪戎便是其中一个：“嗯，我想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有朝一日会要给比尔皇帝记上一笔的。想一想那些受伤的人有多么痛苦，还有那些人的妻子、母亲和朋友日后将要遭受的折磨；想一想这场战斗的规模有多大，每一边恐怕都有将近50万人，在短短25英里的战线上展开殊死搏斗；想一想这样惨烈的战斗现在战线已经拉长到了400英里。再想一想，这个人原本可以让所有人都免于战祸。”
来自符腾堡的保罗·哈布是突出部中路、靠近格鲁维特的德军一员，31日那天在给妻子的信中草草写道：“亲爱的玛丽亚，我感觉非常难受，还不如不说给你听……在这里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更加明白家有多么美好……一提到家，我就有好多话想说。这些日子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简直找不到词来形容，身边全是悲惨的事情。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我们的血都流成了河……周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惨不忍睹。士兵们死的死，伤的伤，牲口也是有的死，有的伤，死马的尸体，烧了的房子，田里的泥巴地被踩了个稀巴烂，车子，衣服，还有武器……真没想到打仗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只剩下几个人对付那帮英国人。”
到了这个时候，每一名英国士兵都已经清楚，只要敌人一停止炮轰，就会开始步兵进攻。哈里·迪戎上尉在给父母的信中讲述了10月24日遭遇夜袭的经过：“只见一大群人，灰蒙蒙的一大片冲了过来，冲到离我们不到50码远——大概就是从凉亭到马车房那么远……我首先开的枪，接着其他人差不多同时全都开了火。有人看到这一大群德国人抖动起来。其实是有些人被打倒之后，其他人倒在身上，后面的又继续冲了上来。我从来没有在这么短时间里头开过这么多枪……右手因为上上下下不停拉枪栓都被磨破了，青了一大块……枪声慢慢平息下来，黑夜里只听见传来一阵阵呻吟声。手脚还能动弹的在地上爬来爬去；动不了的就只能挨着，直到最后断气。夜晚的寒风吹在残缺的身体上，刺骨的痛。农舍里透出的光血红血红，照着成堆成堆的尸体，灰压压的一大片，都是被我左边下头那帮伙计打死的。场面不但古怪，而且吓人，里头有些人会用一只胳膊想把自己撑起来，还有几个会爬上一小段路才断气。”
“那帮英国人”由于兵力远处下风，感觉只有自己在受苦受难。不过，德国人10月31日又打了一仗，战斗异常艰苦，战果却相当有限。31日这一天对于英国人来说成了伊普尔战役中最血腥也是最危险的一天。梅西讷是一座小村子，村里有一座教堂，一家磨坊和一家石灰厂，常住村里的一般有1400来人，此时此刻守卫村子的是第9枪骑兵团和第11轻骑兵团。士兵们下了马，在每一座民宅上开出枪孔来，让敌人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法贝克的部下由于火力不足，无法组织发起连续炮击，夷平村庄，消灭盘踞在村里的英军，只好挨家挨户展开猛攻。即便如此，英军由于兵力实在过少，仍然抵挡不住德军攻势。德国人打到一个地方，调上一个野战炮兵连，在200码开外照着英军一顿猛轰，打得一些英国士兵举手投了降。炮兵中士威廉·爱丁顿后来写道：“4挺马克沁机枪掀起了一场弹雨，照着街的另一头横扫过去。街对面的房子早就被德国人的燃烧炮弹和燃烧弹击中，起了熊熊大火，现在烧得更旺了。这样的场景简直难以形容。”幸存的英军最终不得不撤退，把重要的高地拱手让给了德军。
这是一场痛苦与牺牲的比拼较量。德国士兵保罗·哈布10月23日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玛丽亚，这样打仗真是说不出来的惨。你只有看到抬担架的排成长龙，才会明白我的意思。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开枪。我们得同看不见的敌人战斗。”虽然，爆炸发出的巨大轰响让哈布永远失去了听觉，但是他的许多同志命运更加悲惨。有一个德国军士，名叫克瑙特，在伊普尔北面胸部中弹，伤势严重。克瑙特后来写道，自己惊讶地发现受伤反而让自己轻松下来：“也好，这样你就能够回家过圣诞节了。”法金汉的攻势还在继续，部下的痛苦也在继续。军士古斯塔夫·萨克在信中向妻子宝拉讲述了自己部队配给的食品是如何少之又少。信是10月26日在佩罗纳附近写的：早上7点，也不知道喝的是咖啡还是茶，反正从外观质地上来看分不清到底是哪一种。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会发一点汤和定量的面包，行军厨房做的那种。士兵待的地方不是连成一线的堑壕，而是一个一个的散兵坑，人就直接睡在稻草上。至于战争，“一切都和你能够想象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要更加疯狂……你看不见任何东西，哪怕邪恶的敌人——虽然语气沉重，但这个词还是让人看得出萨克的幽默——离你只有三四百码远，却能听见很多声音。”萨克在另外一封信中写道：“我都快冻僵了。今晚轮到我站岗放哨，从晚上7点一直站到早上7点。月亮很高，云朵像棉花和羊毛一样，太阳出来了，景色不错，周围有很多野鸡，一切都像画中一样漂亮——就是感觉冷，冷，冷，还有饿！”
10月31日加入战斗的部队当中有一支是来自伦敦的苏格兰步兵营。这是一支地方部队，人数不多，在白金汉宫旁边的白金汉门专门有一个大厅训练。这支部队在抵达伊普尔之前，已经在后方待了6个星期，每天尽干一些乏味无聊的力气活。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对“地方部队”的战斗能力表示怀疑。不过，如今正值危难当头，这支步兵营也被匆匆送上了前线，士兵们坐的是征用来的伦敦双层巴士——和几个月前把他们带到伦敦城办事处的恐怕还是同一辆。待到到了军指挥部，有人告诉营长上校，说步兵营可以把科尔德斯特里姆第一营的车辆拿去用。营长问道，难道科尔德斯特里姆一营不需要汽车用吗？得到的答复是：是的，已经不用了，这个营已经差不多死光了。
10月23日，法军为了重新夺回帕斯尚尔，孤注一掷，再次发起步兵冲锋。冲在队伍最前头的是指挥官穆西将军。将军大声喝令全军前进：“冲啊，冲啊，小伙子们，给我向前冲！向前冲！”士兵们齐声答道：“遵命，将军。”话虽如此，可每每面对敌军猛烈的炮火，士兵们只能退回来找掩护，无力向前进攻。穆西试着讲起了笑话：“今晚大家务必夺下帕斯尚尔，不然就没有晚饭吃，没有晚饭吃噢！”可是，不管活下来的有没有饭吃，法军还是没能打下帕斯尚尔。虽然，英国人觉得穆西此人的行为举止与其说是个将军，倒不如说更像是个连长，可还是有不少英军将领争相效仿。不管日后如何夸耀吹嘘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是何等“将才出色”，第一次伊普尔战争中交战双方的高级军官都任由自己的部队暴露在敌军眼前，双方伤亡也基本相当。
伦敦苏格兰步兵营的头一仗是在维茨希特村打的——英国人给这个村子起了个外号，叫作“白床单”——这一仗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士兵们配发的弹药竟然和手中的步枪不匹配，就这样对梅西讷山脊发起反击，结果付出了沉痛代价：伤亡394人，其中阵亡190人。全营在敌军炮火之下坚持了整整一天，待到左翼被突破，又端起刺刀，发起冲锋，试图扫清敌人。不过，这样的任务对于这支部队来说实在过于艰巨。下士爱德华·奥尔根目睹了伦敦苏格兰营回来时的样子，写道：“队伍已经完全不成样子……被打得支离破碎。德国人像割草一样把他们打垮了。”这次行动或许勇气可嘉，可这毕竟是一支地方军，缺少作战经验，也没有武器派得上用场，才害得初次作战落个如此悲惨下场。
诚然，佛兰德斯的英军防区是法金汉煞费苦心的目标所在，此言不虚，但是法国人经历的磨难同样不少，法国人同样为守住防线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德军在审问法军战俘的时候，报告说法国人抱怨自己的英国邻居表现糟糕，多少反映出法国人对盟友的不满。就在英国远征军营地的南面，福煦的军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反击，对敌军持续施压。中士保罗·科乔这一年35岁，在布列塔尼有一家杂货铺，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在佛兰德斯头一回上战场打仗，着实吓得不轻：“我从来没有想过打仗会是这个样子……看到我们团乱作一团，毫无指挥；伤员几乎没人照料……头两天只能靠着几片小小的干面包填肚子。当然，由于情绪太过兴奋，也没怎么感觉饿。一开始有酒喝，有几个伙计懂路子，去那些废弃破房子下面的酒窖里搜了一些酒回来，到了后来，就只有冷咖啡了。”科乔把自己的经历描绘成一场漫长的噩梦，直到11月底因病退下火线，才从噩梦中醒过来。
在格鲁维特，德国人的压迫变得愈发难以阻挡，成为当天故事的基调：鲁普雷希特亲王的部队虽然损失惊人，但是德军凭借人数优势最终“掰弯”了英军防线。德国人在一条堑壕里一次就抓获了200名俘虏，这些英国士兵当时正准备逃往后方，英军的炮弹就已经落在了自己人的头上。待到中午12点30分，英王皇家步枪兵团、女王皇家步枪兵团，还有北兰卡夏郡团统统被从格鲁维特赶了出去，英军的一些60磅大炮也被德军缴获。格鲁维特的所有英国炮兵都被迫匆忙后撤。“我们刚刚把大炮搬走，敌军就冲过山头，进入眼帘，我们只好赶紧逃命。”炮兵查理·巴罗斯后来说道，“我们也搞不清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只见炮弹遍地开花。我的从马受了伤，累得走不动，几乎掉了队。可是还得往前——我们必须往前走——沿着梅林公路一直走。我从没想过能够活着逃出来。往后撤了一英里，躲到一片地里歇了歇脚。死了一个军官、两个军士和一个炮兵，另外还有几个开车的也受了伤。”英军最后一共丢了6门大炮，格鲁维特就此失守。
在伊普尔接下来进行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战役当中，艰辛、悲惨、恐惧、绝望和牺牲这些字眼在双方的记录中反复出现。几乎所有人都误以为英国远征军是在孤军奋战，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强大的敌军。这样的感受也影响到了英国国内。丘吉尔在那几个星期里头描写了自己是多么黯然神伤：“感觉好像在和一头怪兽在陆上展开搏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一头面目狰狞，力大无穷的野兽……我感到心情无比沉重。”到了11月，英国国内再次掀起一阵恐慌，人人心忧德国入侵。虽然时间不长，可基奇纳和丘吉尔也双双受到影响，重新开始把德皇想象得拥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任其支配，为所欲为。
牛津郡轻骑兵团是一支义勇骑兵部队，温斯顿·丘吉尔后来也和这支部队过从甚密。这个骑兵团之前一直是英军最高司令部的直属部队，现在可好，竟然要一路颠簸30英里，赶赴梅西讷。士兵们先是骑马冒雨，连夜赶路，接着又下马徒步前进，一到前线就立即进入阵地。“我们压根都不知道打成了什么样子，”爱德华·奥尔根回忆道，“不过还是可以感觉得到战况相当激烈……看得见农场和农舍都在燃烧，炮弹不断落在身旁。我们就在山脊正下方，可以说是躲了起来。不过，有时会有连串子弹嗖嗖飞过头顶——像成群的蜜蜂嗡嗡飞过一样。人人都感觉紧张——好吧，我想应该说是害怕——你要是感到害怕，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唱歌，其他人都会跟着大声唱起来……大家唱起了‘滑稽的牛仔乔’。我根本没管别人在唱什么，脑袋里只是想着大家全都趴在那儿，枪炮就在附近砰砰响个不停……我还从来没有被这样吵过一整天，这算是头一回。”
牛津和白金汉郡步兵团第二营10月22日的作战日志是这样写的：“德国人排着密密麻麻的队伍冲了过来，我们在不停放枪，光线也足够看清目标。”冲在最前面的德国士兵倒在距离二营阵地25码开外的地方。英军的榴弹虽然制造了一些损失，但双方都缺少炮弹：大多数人死在了步枪和机关枪下。兰赫马尔克有一仗打得尤其惨烈，德军阵亡1500人，另有600人被俘。人性到底有多坚强，伊普尔的这场恶战成为最大考验。为了防止士兵临阵脱逃，军队会时不时采取极其残酷的惩罚，要么至少会拿惩罚出来吓一吓人。威尔特郡步兵团的二等兵爱德华·坦纳就在10月29日遭到行刑队枪决——他在后方被抓住的时候穿着一身平民的衣服。英王皇家步枪团的中士威廉·沃顿在伊普尔附近当了逃兵，东躲西藏好几个月，最后还是被抓了回来，如期枪毙。莱昂内尔·丁尼生就扬言，倘若下次还有哪个士兵去无人区巡逻，胆敢中途逃跑回来，就要一枪打死。“无人区”这个词以前在中世纪是用来形容伦敦城北的一片无主之地，死刑一般就在那里执行，现在头一回被士兵挂在嘴边，指的是敌对双方堑壕之间的空地，根据地形变化，宽度在50码到200码不等。
伍斯特郡步兵营曾在一个星期前发起反攻，拯救了英军阵线。全营虽然损失巨大，可现在又被再次征召起来，奉命前去收复格鲁维特的中路阵地。全营士兵先是饱餐了一顿炖肉，喝完朗姆酒，接着下午两点从兵营动身，向进攻发起线出发。士兵们身上背着棉制的子弹带，里面装着额外配发的弹药。一名军官写道，就在大伙儿拖着步子，向前跋涉时，遇到大队人马朝后方跑，都是其他部队的。黑格后来向英王乔治五世描述道：“那帮逃兵沿着梅嫩公路一路逃了回来……为了逃命，凡是能够扔掉的，全都扔了，连枪和背包也扔了。脸上惊恐万分，我可从没见过哪个人有这样的表情。”有些英军士兵三五成群地舞着白旗，枪口朝下，举起双手，朝着敌人阵地走去……这帮人运气确实不错，敌军居然接受了他们的投降。
德军进攻夜以继日，昼夜不停，很多时候双方都在借着房屋熊熊燃烧的火光作战。10月21日晚上，有一支部队摸黑偷偷靠近掷弹兵团，煞有其事地开口喊道：“我们是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的。”不过，掷弹兵们一眼瞅见地平线上露出的尖顶头盔影子，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将来犯之敌打倒在地。一名军官写道：“简直就像是在打绵羊，真是一帮可怜的家伙，听话是很听话，也守纪律，说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今晚在林子里搞偷袭，结果被我们拿枪一顿猛打，打得抱头鼠窜，真是可怜。”牲畜没人照料，四处走来走去，有些士兵甚至趁着炮轰暂停的间歇，给奶牛挤起了奶。有一次进攻，德国兵赶着一群牛，走在队伍前面，结果连人带牲口被打死不少。
这支古老的郡团逆势而为，冒着猛烈的炮火发起冲锋，向前挺进了大约1000码，一直冲到格鲁维特城堡的下方，发现还有一些南威尔士边境部队仍在那里坚守。汉基少校骄傲地吹响了猎号。伍斯特郡步兵营把一些零散的德国兵从灌木丛里赶了出来，然后挖壕据守，凭着步枪击退了敌人的每一次反击。不过，身在后方的将军们一开始还是经过了一段忧心忡忡的等待，心中悬而未决，直到后来才得知汉基取得胜利的消息。约翰·弗伦奇爵士对黑格的意见表示认同，认为英国远征军恐怕不得不放弃伊普尔，往城西撤退。这位军长一度骑马上了前线，想要亲眼看一看战场局势，结果被沿途见到的混乱场景吓了一跳。只见各支部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仓皇逃窜。黑格的参谋官注意到黑格用手用力拉着自己的小胡子。黑格每次感到压力巨大的时候总会习惯性地用手拉扯胡子，这是他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的标志性动作。那位英军总司令后来将当天下午比喻成英国远征军大战期间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他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在大部分英国人看来，印度士兵组成的部队并不适应大陆作战。弗兰克·理查兹在印度服役多年，后来说起此事，语气中透露出一股行伍之人的不屑：“印度兵在法国表现糟糕。报纸上有人甚至说他们忍受不了寒冷的天气。不过，真实情况是这些印度人胆子太小，敌人只要打几发炮弹，在堑壕周围一炸，就足以让大多数印度兵吓破胆子。”印度骑兵部队的指挥官麦克·里明顿中将不无讥讽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手下“只配喂猪”。这样的说法太不公正：是印度士兵教会了英国远征军其他部队如何巡逻。不过，这些观点同样反映了一个核心事实：即便大英帝国有难，急需援手，让这些从世界另一头征调过来的雇佣兵不远千里跑到佛兰德斯来打仗，面对巨大的文化冲击，怎么说都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在更南面，艾伦比的骑兵们下马作战，拼死顽抗。可是，位于前方的法国人伤亡要比英国人更加惨重。2点30分，黑格接到第一师师长报告，说第一师已被“打垮”：其中一个营是女王步兵营，已有624人阵亡，只剩下了32个人，大部分是炊事兵和交通员。第七师同样陷入绝境。就在这次谈话结束不久，炮弹落在第一师设在霍格的指挥部，师长连同大部分参谋官非死即伤。约翰·弗伦奇爵士面对绝境，一筹莫展，正要离开黑格指挥部时，只见一名副师长跑了出来，报告伍斯特郡步兵营已经夺回阵地。下午3点，准将查尔斯·菲茨克拉伦斯发来报告：“我的阵线守住了。”傍晚时分，局势已经明了，德国人的攻势被阻止住了。
不少英军士兵从8月开始奔波劳累，身上的军装早就成了破衣烂衫。有些甚至穿着平民百姓的裤子，威尔士火枪兵团的老兵弗兰克·理查兹的帽子早就丢了，头上系着一条手帕，打了个结。弗兰克倒是并不在意：“我们看起来确实有点滑稽，但是斗志昂扬，准备好了应付各种情况。”弗兰克的部队走到弗罗梅勒东面刚刚过去一点，就给士兵发放了挖沟的工具：“当时压根没有想到……挖的洞居然成了以后的窝。”理查兹写道。10月22日，两个印度师加入英国远征军右翼。援军的到来解了燃眉之急。第一个赢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印度士兵是一个俾路支人，名叫库达达德·汗。这个印度兵是一名机关枪手，因为在霍勒贝克表现英勇赢得了勋章。
伍斯特郡步兵营为英军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让第七师能够把逃跑和掉队的士兵找回来，重新部署。伍斯特郡步兵营出发时全营一共370人，一天下来伤亡损失将近四分之一。很多很多年以来，当地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刻着长长的一列名字，上面写着这些人都是在“同凶残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之后倒下的。到了现代，今人说话的口气温和了许多，石碑上的铭文也改成了“同意志坚决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英国人虽然对伍斯特郡步兵营的英勇顽强印象深刻，德国人却并无这般感受。他们对于能够继续保住格鲁维特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不过，德国人失去了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机会，这是他们一直苦苦找寻的机会，英国人也对这样的突破惧怕万分。在德国人看来，法军在南面的奋力反扑才是德军10月31日进攻受挫的关键原因。不过，德国人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虽然，单凭一支部队就能改变一支军队在战场上的走势，这样的事情鲜有发生，但伍斯特郡步兵营在伊普尔或许做到了这一点。有一点倒是明白无误，那便是福煦中31日当天面对法金汉赢得了士气上的优势，后者从此一蹶不振，最终决定了德军败亡的命运。
虽然，伊普尔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第一军才是德军此次进攻的主要目标，但南面的法军和英军打得同样艰苦。10月的最后两个星期，联军一直在阿尔芒蒂耶尔的前方和拉巴塞的后方陷入苦战。最高统帅部迟迟未能摸清德军进攻规模大小，却仍然把部队送上前线，以为很快就可以发起进攻。结果待到部队上了前线，才发现情况与预计大相径庭。“不管走到哪里，都能见到德国人在前面等着”，掷弹兵乔治·杰弗瑞斯写到。威尔弗雷德·亚伯-史密斯也感到出离愤怒，在22日写道：“说我们前头一个敌人也没有，纯粹是胡说八道。德国人简直成群结队。这些德国兵非常能打，炮兵准头也相当不错……我们当然会杀死一群又一群的德国人，可是又会出现一波接一波更多的敌人。”
英军当晚一面连夜抓紧挖掘堑壕，一面展开反击，将德军新的进攻一一击退。其中，伦敦的苏格兰步兵营也在当晚遭到进攻。“德国人这一次并没有贸然冲锋的意图，”二等兵赫伯特·德·哈默尔认为，“他们稳扎稳打，向前推进，走到近前便纷纷倒下。火舌沿着德国人的阵线喷射出来。没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只听见步枪咔嚓咔嚓的射击声。子弹从我们前面的山脊穿过来，打在身后的河岸上啪啪作响。从头到尾，只要我们一准备还击，新配的步枪就卡壳，打不了了，有时刚刚打完一发，有时是打了五发就会卡住……不过，过了一会儿，就不再有德国兵朝我们攻过来了。”苏格兰步兵营试图发起冲锋，地面被周围房屋燃起的大火照得雪白，结果被打了回来。联络官保罗·马泽描述了次日吃早餐时遇见一群幸存士兵的情形，写道：“那是一个伦敦苏格兰营的中士，身上的军服已经烂成了碎片，看上去完全没了力气，正在吆喝手下的人排队站好。那些士兵看起来就像一群水手，站在沙滩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船沉下去一样。”受伤人员当中有一个以前在伦敦城做运务员，是个二等兵，名叫罗纳德·考尔曼，1909年加入的地方军，这次脚踝被弹片击中，成了瘸子。不过，这样也好，伤过这一回就不用再继续打仗，没准也算救了自己一命。不过，伤势并未阻碍考尔曼日后去往好莱坞，成了一位电影明星。说来也是凑巧，与考尔曼同一个部队的巴兹尔·雷斯伯恩、赫伯特·马歇尔，还有克劳德·雷恩斯都去好莱坞当了电影明星。
大战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一些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极力找寻某种想象的“兰赫马尔克精神”，借以展现德军面对敌人时的无畏勇气。这完全是一派骗人的鬼话，掩盖了事实。德军从21日到23日三天之内发起的进攻毫无作用，纯属徒劳，堪比法军边境战役期间的所作所为。“真是血腥的一天”，巴伐利亚上尉奥特玛尔·鲁兹在21日写下了这样悲伤的话。鲁兹举了好几位军官好友的例子，都是在进攻伊普尔的路上带队冲锋时阵亡的。英军的猛烈火力还击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感觉好像没有人打算活着离开这里。”第二天早上，虽然经历了一番周折，食物还是送到了前线德军士兵手中。一同送达的还有详细指令，要求重新发起进攻。这是不少人两天来吃的头一顿热饭——也是许多人的最后一餐。法金汉的第四集团军叫苦不迭，抱怨自己白天付出巨大代价，刚刚打下的阵地到了晚上又被敌人抢了回去。
就在11月1日，礼拜日当天，乔治·杰弗瑞斯与第七师师长托马斯·卡珀爵士会面碰头。杰弗瑞斯少校说道：“先生，我恐怕您的第七师要有一段日子难熬了。”这位将军答道：“是啊，的确不好过，第七师都已经打没了。我现在成了一个怪物，说是师长，可师没了。”杰弗瑞斯听得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写道：“师长看起来好像是在讲别人的笑话。”卡珀的第七师自从上战场打仗以来，短短3个星期损失了五分之四的兵力。英国远征军几乎所有部队都遭遇了同样可怕的巨大损耗。约翰·弗伦奇爵士手下共有84个步兵营，其中75个只剩下了不到300兵力，还有18个营大幅减员到不足100人。
有一名德军下士参加了一开始对兰赫马尔克的进攻，那里位于伊普尔北面，后来写到此事颇有一些疲态：“不管是那一天，还是接下来的几天里头，谁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也好，敌人也好，到底打算干什么，谁又搞得清楚？……突然之间，炮弹就在我们阵地开了花，炸得死的死，伤的伤，一片狼藉。我看到的也好，亲身经历的也好……那种场面只有胆子最大的人才敢想象。我们师最后剩了多少人？……每一块草地上头，每一座山脊背后，都躲着一群群的人，有的多，有的少，可是这帮人到底在干什么？这帮人又能干什么？”21日午后一点左右，德军有个团因为伤亡过于惨重，无力再战，全体军官或死或伤，士兵们逃得一干二净。日暮时分，普尔卡佩莱村的每一栋农舍里头都挤满了伤兵，全是从兰赫马尔克的屠宰场抬回来的。德国人次日重拾攻势，但结果还是一模一样。
福煦闻知那位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疲态尽显，情绪低落，不由心生不安，赶紧派遣两个师，在科诺的骑兵支援下接管艾伦比的部分防线。照理说，但凡援军到来，总会叫人高兴，可是法国骑兵还是像战争刚刚开始那样穿得非常不合时宜。一位英国护士小姐目睹了法国骑兵前进时嘈杂的哗啦哗啦声：“骑兵们一脸正儿八经的样子……穿着艳丽的军装，戴着明晃晃的胸甲，看上去华丽夺目。场面虽然让人伤感，但的确好看。”基奇纳意识到自己的法国盟友对于弗伦奇的精神状况感到担心，于是提出用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取代弗伦奇。没想到，霞飞和手下的将军们对此竟然表示反对——法国人的反应确实出人意料——不愿草率换将，生怕动作过大，反而害得自己摸不清对方的底细。
帕斯尚尔村失守，落入敌手一去就是三年。前线阵地接到命令，要求掘沟坚守。士兵们面面相觑：拿什么挖？不少人的挖沟工具要么早就不见了踪影，要么仓促之下丢在身后，连一把重一点的铁铲都找不到，只能找到什么，就拿什么来挖，有些人甚至徒手作业。21日双方再次经历鏖战，损失惨重。从埃纳河赶来的英军刚到前线，就进入阵地。部队一支接一支赶来，迎接他们的是德军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德国人的攻势夜以继日，昼夜不停，战线也越拉越长。不过，德皇的士兵们在20日和21日两天同样损失惨重，感到对手难以击败。骑兵司令马尔维茨对英军阵地做了一番仔细研究，在22日写道：“此处的乡间地带完全由一整片农田组成，每块田地面积不大，由树篱围隔开来，上面还缠着铁丝网。我们该如何才能穿过进攻呢？敌人动作熟练，充分发挥了潜质，要么从农舍屋内向外射击，要么从堑壕中开枪。英国人挖堑壕的速度可谓相当迅速。”
纵观英法联军的整条防线，其他地段对于联军此刻在比利时的境遇有多窘迫，知之甚少。夏尔·戴高乐8月留下的伤痛已经愈合，带着部队回了香巴尼。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北边传来的消息虽然还不错，但是说句实在话，进展实在太慢。中午喝了苏特恩白葡萄酒和香槟。非常惬意。来了一些客人。大家一起干杯庆祝进攻顺利。还能听到德国人在堑壕里唱歌。没错，唱的是赞美诗。真是一帮古怪的家伙！”
第七师的士兵们只有在劈头盖脑落下来的枪林弹雨中才能学会如何打仗。有些军官把白痴行为同英勇无畏混为一谈。沃尔特·劳瑞中校来自沃里克郡第二步兵营，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走在全营最前面，朝着梅嫩进发，结果被一枚子弹击中了脚后跟。劳瑞大声咒骂起来，经过一番包扎，仍旧坚持继续骑马。没过多久，坐骑中弹毙命，劳瑞随即换了一匹，结果也中弹倒下。这位中校最终在24日战死沙场。当时他一只脚穿着拖鞋，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当中，还在督促士兵加快步伐。劳瑞一家三兄弟，全部死在了大战开始的第一年，他是头一个。
就在同一天，德军在重炮火力支援之下对伊普尔近郊重新发起进攻。炮火大部分瞄准的是英国骑兵把守的阵地。巴伐利亚志愿兵路德维希·恩斯特勒给家里人写信，讲了讲自己干的活：“我给今天写的这封信起了个题目，叫作‘万灵日’，上帝啊，‘万灵’这两个字背后是多少条人命啊。”恩斯特勒在信中描述了德军向维茨希特发起突击的场景，英国人从每一座地窖，每一栋房子里向成群结队的德军开枪扫射。“我们的人太少了。军官连个影子都看不到，只好退了回来……打到这个地步，掉头往回走，我们排实在太惨。活下来的人没有几个，其中一个开口问道：‘你还活着吗？’。”联军最终没能保住维茨希特，和梅西讷一样宣告失守，联军防线朝里面凹进去一大块，局势岌岌可危。不过，德国人清楚决定性的胜利仍然没有到手。炮兵上校克洛茨在11月1日战斗结束之后提笔写道：“我们把敌人从每一个角落都给清理了出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本突破不了。”
比利时的乡间地头随处可见树篱农舍，林地成片，牲畜还在田里吃着草。德国人跨过一道道浅沟，朝着英国人脆弱的防线冲去。英军士兵有的利用浅浅的堑壕做掩护，有的干脆直接趴在草地、树根或者树茬上面。守卫此地的英国士兵不比远征军的其他部队，之前还从未见过如此大批敌军步兵：符腾堡的士兵头戴尖顶钢盔，看上去气势咄咄逼人。一如史密斯-杜利恩的部下在蒙斯和勒卡托所做的那样，守军噼里啪啦，一顿猛打。英国人夸耀的所谓“一分钟狂射”其实不免夸张。密集的枪声刚刚平息下去，转瞬又响了起来，战斗就这样时断时续地从头打到尾：不仅弹药存量成为关键考量，而且要打的目标看上去无穷无尽，叫人不知该打哪个是好。
第二天战事一刻不歇。乔治·杰弗瑞斯写了11月2日晚上遭遇夜袭的事情：“这个时候德国人距离已经非常近（有微微的月光照着），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往前推进得相当缓慢，感觉好像不等我们开枪，就要撤回去一样，不过每次总会往前走上几步。德国人队伍里还跟着一个鼓手，平时一直敲个不停，这个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躲到树后面去了。我一直没有看见鼓手倒下，估计是因为我们没有朝他开枪的缘故。进攻的德军在我们开枪之前就渐渐退了。不过，让德国人靠得这么近，感觉很不舒服。”11月3日，德军一名军长发布了每日例行命令，提起自己的部下3天之内一共俘获了大约40名军官和2000名士兵，写道：“英国人如果觉得进攻猛烈，打得受不了，就会投降。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我命令攻就要攻得坚决彻底，要吹军号，还要让军乐团奏乐。军乐团的乐手如果在进攻的时候奏乐，将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有个德国士兵描述了当天试图突破兰赫马尔克以北法军防线的情况：“法国人高度戒备……我们一开始往前突进的时候并没有遭遇敌人火力……没想到突然一下开了火，打得真是残忍。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撤下来。点名的时候发现这次进攻我们部队死了不少人……整个连基本上死光了。”
当然，回到1914年10月的那一天，英军士兵们只是想着在一片尚未被战争殃及的美丽乡野小停片刻。星期二，也就是20日一大早，当地百姓开始成群结队地赶紧向西逃离，有些人甚至赶着自家牲口。英军严阵以待——他们并未等待太久。短短几小时之内，德军就在密集的炮火支持下朝着第七师发起了第一波攻击。进攻德军大多为预备役，缺乏训练。一些士兵甚至从未受过训练，就被火车拉到了梅嫩，下了车徒步赶往前线。德军一个旅向英军发起进攻，旅长对着手下吼道：“给我把那帮躺着的废物扔到海里去！”
3日入夜时分，在法贝克集团军的指挥部里，取得突破的希望已经全部落空。德军3日之内伤亡1.75万人，炮弹几乎消耗殆尽。弗里茨·冯·洛斯伯格中校是法贝克的参谋长，写道：“11月3日发生的一切表明……不可能在佛兰德斯通过强攻取得胜利。”不过，洛斯伯格随后又加上了几句，说起法金汉和德皇拒不接受事实。在洛斯伯格看来，鉴于11月1日至3日遭遇的失败，以及此前数周的失利，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停止在西线的大规模行动，分兵东线，因为只有在东线才有可能取得对俄国人的决定性胜利。
到了星期天，也就是18日，第七师接到命令，前往梅嫩，路上和德军巡逻队有过几场小规模交锋。次日一早，派往东面侦察的皇家陆军飞行队的飞行员带回重大消息：发现大批德军，兵力远远超过英军步兵和掩护的骑兵，几个小时之内就将逼近。英军迅速取消命令，停止前进，沿来路折返，当晚在一处低矮的山脊露宿，此处正好可以俯瞰伊普尔——英军两翼依旧漏洞大开——就此拉开了后来有名的伊普尔突出部之战。所谓伊普尔突出部，指的是此地恰好在联军防线上形成一个突出地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有超过20万英军士兵命丧于此。
英法联军与德军堑壕里的状况都在急剧恶化，让对手行动带来的伤害更加雪上加霜。伯纳德·戈登-伦诺克斯11月4日写道：“天快要黑的时候下起了雨，雨势凶猛。堑壕里的泥土全都湿乎乎的，成了一片泥巴地，让人更加难过。不过，一想起德国佬的情况就算不比我们差，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心里多少宽慰了一些。”戈登·伦诺克斯已经心生厌倦，继续写道：“我想大家会慢慢习惯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被一个一个抬走，只好想想自己还能够活着待在这里，运气已算不错——至少现在还活着。”伦诺克斯说得不错。6天之后，他就被炮弹炸死了。
炮兵查理·巴罗斯16日写道：“我们早就厌倦了这样没完没了的等待，迫不及待开始战斗。天气阴沉，冷飕飕的。听说敌军先头部队已经撤到前头几英里的地方，放火烧了一座村子。”抓了几个德军俘虏，其中一个巴伐利亚士兵是从阿兹布鲁克押过来的，跟一个英国军官大吐苦水，抱怨法国老百姓欺负他。“联军的俘虏要是被抓到德国，”那个德国兵说，“会有蛋糕，甚至巧克力吃。可是，我们却被人扔石头，太不人道。”话虽如此，这帮俘虏还是有理由要求特权：毕竟对他们来说，仗这就算打完了，而他们活了下来。
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写道：“我想起了可怜的伯纳德，几天前累成那个样子（我早上离开的时候，他还待在堑壕里。多希望能够顶一下他，可他就这样死了）……我想他现在已经得到了安宁，再也不用面对所有这些喧嚣与痛苦。虽然她（戈登-伦诺克斯的妻子）很可怜，但是对于伦诺克斯自己来说并不坏。她要是知道伦诺克斯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后人没有那么虔诚的信念，看到那么多阵亡将士墓碑上刻着的那些话，好比说“他终于找到了永久的安息之地”“他得到了永久的安宁”，总是不以为然，以为都是空话，却不知道这些话对于那些在佛兰德斯经历过生死恐怖的人来说意义有多么深刻。
亨利·威尔逊是个奇怪的人，看事情总是带着一些玩世不恭，又有点一针见血，早在几个月前就指出英国难得有几个士兵会注意到“像比利时这样有意思的小国家，哪怕他们当中不少人很快就要命丧于此”。英国远征军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约翰·弗伦奇爵士明知联军在奔向大海的路上势必经历连番恶战，却仍然向手下的军官信誓旦旦地保证，正在进入的这个国家空空如也，基本碰不到敌人。10月15日，第七师出了伊普尔城，在城东几英里处建起一条新的防线，指望着一旦远征军的其他部队跟上来，就可以继续往前迅速推进。
11月5日，法金汉又组织了一波新的攻势，对伊普尔突出部北南两端发起近乎自杀式的进攻，攻势持续了整整一周，中间几乎没有停歇。两军士兵似乎已经学会了如何忍耐，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类似这样的屠杀与灾难不可能拖得再久。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的理查德森中尉写道：“我真是烦透了待在堑壕里头，又怕又累。真不想再在里头待下去了。盼着德国人赶快下命令，进攻吧。”英军阵地一连数日遭到炮火不断骚扰。6日，法金汉指挥步兵对伊普尔东南面的克莱因齐勒贝克村重新发起进攻。英军依旧利用猛烈炮火，展开抵抗。好几支德军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有个志愿兵描写了自己刚刚参加的部队在格鲁维特附近迎头遭到敌人的猛烈炮火袭击，一下溃逃的情景：“所有人都向后方涌去，猫着腰，在灌木丛里挤来挤去，跑了两百来米……头一回打仗就碰上这种事，有点糟糕。”这个志愿兵还把第二天形容成简直就像“人间地狱”，不断遭到火力攻击，受伤的人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援。
第七师两个星期前才从英国过来，登陆上岸，此时此刻已经在比利时泥泞的道路上走得人困马乏，在四处转悠，却连德国人的影子也没瞧见。第七师求战心切，走在英国远征军其他部队的前头，10月14日终于开进伊普尔。士兵们很快就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外号，叫作“威普斯”。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几天之后也带着自己的掷弹兵进了伊普尔：“这是一座古城，相当不错，街道窄窄的，上面铺满了鹅卵石，有些屋子修得非常漂亮美观……当地好像还有很多神父修女……在这种乡下地方打仗感觉实在古怪——我们过去一提起打仗，总会想到热带地区。”
不过，英法联军在6日同样陷入险境。法军好几支部队和爱尔兰近卫兵团——借用杰弗瑞斯的话来说，“在6日当天之前就已经很难坚持下去”——被德军打垮，英军右翼暴露在外。皇家近卫骑兵团快马加鞭，上前迎战，下马一看，才发现德国人阵中还夹着一大群法国士兵，正在仓皇逃窜。休·道内少校是一名参谋官，带着内近卫骑兵团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道内本人虽然战死沙场，却为英军保住了防线。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英国远征军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是完整的。以掷弹兵二营为例，该营在伊普尔一共损失了20名军官和800名士兵；爱尔兰近卫兵团减员到只剩下3名军官和150名士兵；科尔德斯特里姆一营则连100人都不到。
霞飞希望自己的联军盟友不要这么拖沓，能够加快进度。战争开打过去了十个星期——这段日子感觉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折磨——英军损失要远远小于法军。英国远征军有些部队一想起在贵妇小径度过的那段残酷日子就后怕，可是看到佛兰德斯乡间未遭战争破坏的绿色原野，立刻又来了精神，有了焕然一新，重新开始的感觉。不过，英军前进的步伐并没有任何加快的迹象。通信主任亚历山大·约翰斯顿看到部队走得如此缓慢，痛心疾首。他在10月13日写道：“又是令人极其失望的一天，我们在这里整整一个师，竟然就这样被几个德国步兵和骑乘炮兵拖着，耽搁掉一整天。在我看来，人人都在指望着左边、要么右边的部队去干这些苦活累活。我们事实上一天下来没干成任何一件事情，干等着左边的第八步兵旅采取行动。”
黑格对于某些部队表现软弱，大为不悦。他在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林肯郡团、诺森伯兰郡火枪兵，还有贝德福德郡团，哪怕听到一丁点小小的枪炮声，就统统丢下堑壕，逃之夭夭。有几个逃跑的从师指挥部门前路过，我就在里头坐着。我下了命令，像他们这样胆小如鼠的孬种，一律送上军事法庭受审。（丢了的）堑壕统统给我夺回来。”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和这位将军一样，对临阵脱逃感到极为震惊与反感，写道：“突然一下子，一大群士兵就往回冲进了我们的指挥部——大部分人看来连枪都扔了，不少连装备都没有。这帮家伙每个人嘴里都说着同样的一套话，有的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有的说‘大家人人都在撤’，有的说‘我们是派回来补充弹药的’，还有的说‘德国人已经进了堑壕’，诸如此类的话。看到这么多英国士兵一个个如此胆小懦弱，感觉真的伤透了心……我要不是威胁把其中几个抓出去枪毙掉，这帮人根本不会继续战斗……我们还从墙角旮旯里揪出来了一些藏着躲着的士兵。”
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下从埃纳河一路撤退，搭乘火车，到了这片尚未受到战争侵扰的地方。当地百姓士兵生活一切照常，似乎对战祸将近毫不关心。有个法国军官见到一群英军士兵在贝休恩买东西，当地人服务热情周到，感觉相当吃惊，耸了耸肩，说道：“这就是你看到的法兰西精神。我倒是惊讶于英国人能够如此淡定，毫不顾及危险迫在眉睫。我见过一个连被派往前线，路上走得慢慢悠悠，士兵嘴里叼着烟斗，军官拄着手杖，看起来还以为是出去打高尔夫的。没过多久就听说这个连正中埋伏，被打死了好几个。”
次日，第三师师长发来报告，说“自己已经无法命令部下发起冲锋，收复原来的堑壕”。接下来的一周内，来自伦敦的苏格兰步兵营营长上校向军部发去报告，声称自己的部队“状态不佳，无法上阵——士兵们完全垮了。全营急需时间休整。如果得不到批准休息，步兵营将全军覆没”。黑格挖苦道：“在我看来，更想休息的不是士兵，而是这个上校（上校名叫马尔科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这个名叫乔治·马尔科姆的上校还在担心，生怕自己的部队到达比利时太晚，赶不上参加战斗。
比利时军队和法军阵地之间是一片内陆地区，英国远征军从10月起开始在这里布置阵地。从6日开始，直到14日，大批德国骑兵在这块地头上转来转去，来来走走，试图打掩护，不让联军察觉第四集团军的动向。马尔维茨的骑兵进入伊普尔——这也是大战期间他们唯一一次这么做——找地方安营扎寨。有个德军军官写道：“当地人对我还是非常友好的，不过他们对于德国人打来既没有什么欢迎，也谈不上多么反感。想表达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比利时太可怜了’。”虽然，德国骑兵很快就得被迫放弃伊普尔，但德军接下来发起的进攻对于英国人来说算得上1914年最惨的一次，标志着这场战斗决定性的转变。
按照现代一辈人的眼光来看，黑格面对一群受尽折磨、已近极限的士兵，口里说出这样一番话，听上去似乎过于残酷无情。可是，既然身为将军，就得硬着心肠。联军要想在伊普尔守住防线，就必须承受伤亡和痛苦的代价。除了顽强抵抗，战术上别无他途，也没有工夫去大发慈悲，同情弱小，悲悯死者。黑格在败走蒙斯的过程中表现不佳，进攻埃纳河的战役中也并无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可他在伊普尔三个星期以来表现出来的冷静与决心，为自己赢得了同僚的尊重。黑格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头脑冷静，颇有将才，如果职责需要的话，完全能够一面调度指挥一场战斗，一面美美地享用一顿午餐——在接下来的4年里，黑格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责任所在。鲜有人谈得上多么喜欢这位第一军军长，但是黑格的确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反观其他人，尤其是那位约翰·弗伦奇爵士，在这方面明显有所欠缺。若是没有黑格，英军在伊普尔的防线可能早已被德军攻破。
迪克斯梅德虽然被德军占领，但这座小城也让德国人付出了不少性命。菲尔丁后来成为第一个荣获英国军事奖章和法国英勇十字勋章的女性。更南面的英国士兵对于联军兄弟部队的表现完全不屑一顾。掷弹兵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写道：“我听他们说，比利时人从来就没干成过什么正儿八经的大事。只要一开炮就软了下去——话说回来，除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谁也禁不住大炮折腾。法国人，还有比利时人都离我们不远，都靠不住。”这些话说得何等狂妄自大：要知道法国和比利时部队的表现可比英国人说的要好得多。不少英军士兵很快就将被持续不断的炮击打得畏手畏脚，甚至抱头鼠窜。有个德国军士在描述迪克斯梅德战役时，话虽然写得伤感，但还是带着几分尊重：“法国佬还是证明了自己有种，是根硬骨头。”
此时此刻，德军攻势渐弱，指挥官们遭受重创，军心动摇。11月7日晚，德军沿着梅林公路发起进攻，第143步兵团的乐队奏起了《约克军团进行曲》和《德意志高于一切》两首曲子。进攻最终演变为乐手们的灾难：吹双簧管的瓦尔德迈尔被打死，一同吹双簧管的维勒宾斯基和中士巴斯双双受伤。巴斯在被送往后方之前，拿起乐队指挥的一瓶白兰地，赶紧几口喝了个干净。这次行动结束之后，军乐队得到命令，交出乐器，开始承担起新的职责——抬担架。个中意味，不言而喻。
我们的汽车在昼夜不停地开。通往迪克斯梅德的最后两英里是一条直路，没有任何遮掩，成了一条死亡公路，只要有任何活着的东西出现在路上，马上就会有炮弹劈头盖脑地落下来。好多次我们都像赛跑一样，开着侦察车狂奔，上面装着担架……城镇、村子，还有农场都被烧了。火光虽然夜里方便看路，但看上去感觉就像地狱。火舌蜷曲着，在黑夜里窜上蹿下，房屋在烈焰中坍塌，发出咔嚓断裂的声音，非常可怕。有一天晚上，我们开车穿过迪克斯梅德的街道，两旁沿街的房子全都起了火，热得灼人，我只想尽快开车穿过去。车胎竟然没有被玻璃碴划破，也没有被余烬烧坏，真叫人不可思议……伤兵从前线接回来，没有地方可去。因为人太多，弗尔讷的医院只能接纳一些濒死的伤员。余下的都得继续转移，要么搭火车，要么找到什么就上去……牛拉的大车上铺着一些干草，脏兮兮的。既没有灯光，也没有水喝，更找不到一个医生问上几句。火车只要一装满就立马开始分流，不过也就是在旁轨上可能停上那么几个小时。加莱的医院在后方距离这里只有四十英里远，可是按照规矩，一般要三到四天才能把伤员转移过去。你简直无法想象这帮家伙送到后方的时候有多么悲惨。断了腿的一路颠簸折磨，就连能够平躺下来的担架都没有，也找不到一块破布盖在身上，只能穿着一身被雨水和血水浸湿的军装，冻得瑟瑟发抖。
9日，德军掷弹兵近卫团正朝着进攻发起线进发，士兵们突然看见路边出现了一名高级军官，穿着一身龙骑兵第一近卫团军装，身旁还跟着一些随从。此人正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这位德国总理亲自前来视察战事进展。要知道，正是霍尔维格挑起的这场战争。霍尔维格对着那位团长上校自我吹嘘了一通，说道：“上校先生，我这个人做事向来都有自己的规矩：必须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到场，好给小伙子们‘抹油’。”——“抹油”这个说法颇有历史渊源，指的是很久以前角斗士在进入角斗场之前要在身上涂抹油脂，这样对手就没有那么容易抓住自己。不过，士兵们虽然听着总理大人夸夸其谈，心里可没有忘记这个说法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路德宗的死亡仪式上也要“抹油”。贝特曼当天没能看到胜利，只看到了更多死亡。
在比利时军队和英军之间，法国海军陆战队为了守住迪克斯梅德也在奋力战斗。德罗西·菲尔丁写道：
战斗再次短暂平息下去。埃本·派克上尉是一名英军掷弹兵，他在11月9日写道：“我们在这里拼命死守。”几天之后，派克也死在了战场上。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写道：“我无法忍受看着朋友们一天天死去。埃本被击中的那一刻，我的心沉了下去。可是，我必须面对这些困难，希望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不是相信上帝，我想我没法坚持这么久。”英德两军都有士兵日渐绝望。11月9日，德国掷弹兵团的贝瑞克上尉正在审讯一名英军囚犯，突然横在众人前面的栅栏开了，一个佐阿夫轻骑兵用法语大声喊着：“不要开枪！我还有一大家子人，有好多孩子要养。”这个士兵接着一把抢过一名德军士兵的水壶，把壶里的水喝了个精光，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就在同一天，德军一位团级副官冯·绍罗写道：“从前方传回的报告来看，在当前条件下发起任何进攻都毫无希望取胜。鉴于目前完全缺乏对敌军、地形乃至我军自身阵地的清楚了解，完全没有希望通过正面进攻打通佛兰德斯的沼地。尽管已经多次尝试说服高层明白这一点，可是一切努力均告失败……成百上千最优秀的小伙子为了这场毫无胜算的进攻，白白献出了生命。”
10月26日，比利时的战地指挥官再次提出撤退，遭到阿尔贝国王拒绝。可是，形势已经明了，刻不容缓，必须尽快采取措施阻止德军沿海岸线发起的攻势。如果比利时人阻挡不了德军，那么就只能借大自然的一臂之力。10月27日，尼乌波特港趁着涨潮打开闸门，发动水淹。海水滚滚涌入，淹没了周围的农田。德军面对不断上涨的洪水，只好在31日发动最后一波进攻之后赶紧撤退，联军左翼就此转危为安。“一铲子下去，刚刚挖出的坑里就灌满了水”，一个德国兵悲伤地写道。由于补给出现问题，迪克斯梅德前线有些士兵迟迟拿不到口粮，不少人开始拉肚子，一病不起——这很可能是因为喝了被污染的水——吃不下东西。比利时军队在水淹地区西面的涝地上修起护墙，开始重新布置阵地。
由于多名指挥官执意坚持，德军在11月10日对法军阵地又发动了一轮进攻。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进攻。德军次日也对英军展开强攻，普鲁士近卫兵两个旅的兵力沿着梅林公路两侧，朝伊普尔直逼而来。天色微明，晨光暗淡，防守的英军士兵简直不敢想象眼前的景象：敌人排着密集的队形，人数之多，令人咋舌，仿佛鲁普雷希特亲王手下的兵力用之不竭。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战斗中，德军一次又一次向前发起强攻，在英军防线上打开了好几个缺口。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中简单写道：“人人慌了手脚，纷纷夺路而逃。枪啊，装备啊，所有东西都被丢在了身后。”英军发起反攻，收复了阵地：牛津和白金汉郡步兵团9月曾在“苏皮尔之心”战役中大放异彩，这一回又在诺讷伯什森林赢得胜利，规模虽小，但十分关键。当天阵亡将士当中就有近卫旅旅长查尔斯·菲茨克拉伦斯，他是防线上大家公认的一位英雄人物。德军方面，有个近卫兵团11月10日一日之内伤亡超过800人，7名军官阵亡，德军攻势最终在距离伊普尔不到3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阿尔贝国王的军队在不断后撤，伤亡持续增加，士气日渐低落。“伤兵源源不断地被人抬进来，又抬出去”，英国女护士梅恩夫人在弗尔讷医院照料比利时伤病员，写道，“院子里摆的到处都是担架，上面血迹斑斑。黑灯瞎火的，要是一不小心绊倒在上面，手上黏糊糊的沾的全是血”。27日，二等兵施泰因用蹩脚的英文写道：“我们待在堑壕里，感觉非常的累。”过了两天，施泰因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又写了两句：“一只七星瓢虫爬了过来，非常可爱，乖乖地停在我的左手上休息。我捏起瓢虫，放在纸上，包起来放进口袋。这只七星瓢虫能够带来好运，我把它送给了我最心爱的女友。衷心希望这只瓢虫给她带来好运，就像带给我好运一样。”施泰因的话说得早了一些。没过多久，一发炮弹落在堑壕前面，爆炸开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施泰因和战友们如释重负，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几秒之后，这群人就被一枚炮弹直接击中：“我想我肯定昏过去了很久，睁开眼睛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想爬起来，却翻不了身，只觉得后背痛得厉害。”施泰因后来转了好几次院，在英国人的医院里待了几个月，做了几场大手术。
皇家火枪兵团下士威廉·霍尔布鲁克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霍尔布鲁克的排在无人区遭到敌军火力压制，一连好几个小时无法脱身。就在此时，只见一个德国军官突然从灌木丛里爬了出来，用一口标准的英语喊着：“我受了伤。”霍尔布鲁克的排长中尉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呵斥道：“你就不该打过来，那样就不会受伤！”火枪兵团的士兵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惜，这名英军中尉几分钟之后就被流弹击中身亡，手下的士兵群龙无首，不知该如何是好。霍尔布鲁克帮助一名战友从膝盖里剜出了一枚榴弹弹片，战友随后趴在地上，爬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他自己则坐在一个弹坑里。四周光线昏暗，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德军士兵的脑袋露了出来。这个德国兵受了重伤，疼得直哼哼，口里喃喃念着“水，水！”霍尔布鲁克递过自己的水壶，给他喝了几口，没想到水竟然从这个人的嘴角汩汩漏了出来，里面合着全是血，简直吓了一跳。这个德国兵伸出3个手指，可怜兮兮地说道：“孩子。”天还没有完全亮，这个德国兵就死了。霍尔布鲁克也趁着天色未明，赶紧逃回了英军阵地。
诚然，英军在自己的比利时战友面前表现得一如既往的轻蔑傲慢，但是部分比利时部队反抗顽强，一直坚持到了10月的最后一周。人们虽然认为约翰·弗伦奇的部下普遍看不起比利时兵，德国人的记录当中却丝毫看不出这种轻慢之情。两军在交错纵横的堤坝和河道当中展开近身激战，进攻德军迫于无奈，只好临时搭桥。桥不断被炮火击毁。比利时人反复发起反击。德国人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损失惨重。英国皇家海军有些炮舰吃水较浅，在沿海游弋，照着德国人迎头一顿炮火猛轰。有一名德国指挥官10月27日报告时情绪相当激动：“我们营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天气寒冷，冷雨交加，地上一片泥泞，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折磨。即便付出再沉重的代价，也要延缓德国人的推进步伐，这已成为联军的共识。
当天晚上，伊普尔那座建于中世纪的纺织会馆着火，烧了起来。戈登·费舍尔中士是军需主任，来自地方军赫特福德郡团，刚刚参战不久，当时还是坐着公共汽车上的战场。费舍尔看着夜空被照明弹的火光划破，呆呆地入了神，连连惊叹，心想：“难道这看起来不漂亮吗？跟放焰火一模一样。”费舍尔直到后来才慢慢明白眼前这番美丽景象到底有多么恐怖。约翰·迪莫尔中校是一名机枪手，31岁，属于那种比较少见从士兵做起，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军官。11月12日，在伊普尔，迪莫尔正用机枪对着冲过来的普鲁士近卫兵团开火扫射，机枪突然被一条浸湿的子弹带卡住了。迪莫尔凭着一把活动扳手修好了机枪，继续开火，不料敌军一颗子弹打来，正中下巴，机枪也再次卡住。迪莫尔试图修理故障，又被击中，右肩中弹，同一个地方留下了3块弹片。迪莫尔不顾伤痛，坚持射击。距离最近的德军眼看已经逼到50码开外，没想到竟然一下子掉头转身跑了。迪莫尔面部也中了枪，双眼被鲜血蒙住，几乎无法看清，所幸活了下来，并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迪莫尔后来还获得了军事十字勋章，直到1918年1月在指挥一个营战斗时阵亡，那时他才刚刚结婚3个月。在伊普尔，英军各支部队虽然不断减员，但正是靠着许多像迪莫尔这样的人凭借着大无畏的英勇行为坚守阵地，才牢牢守住了防线。
即便如此，德军依旧取得进展：截至24日已经渡过伊瑟河。比利时士兵爱德华·比尔是从安特卫普撤出来的，算是老兵一个，看到大批难民逃离小城梅赫伦，写道：“全城的人都赶在那帮强盗到来之前逃了出来。一大队人马全都凄凄惨惨，愁眉苦脸。大车上装了一些零散家具，这些都是宝贵的记忆，可不能让人毁掉。逃难的队伍里有不少当妈的，怀里紧紧抱着孩子，生怕孩子冻着，大一点的孩子紧紧跟在身旁。老人大多身体虚弱，若不是害怕敌人，也不会有这个力气走路。至于我们，虽说是保卫人民的忠诚卫士，却不得不经常挡住难民们的去路。这些逃难的人以为这样一走，就能逃出生天！有时候执行这种任务，真的很难下手。”
在英军左翼，法军也在从宗讷贝克至比斯舒特的战线上打得十分艰苦。兰赫马尔克依然处于持续重压之下。11月12日当天，德国许多城镇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则告示堪称大战中最厚颜无耻的一则官方通告，上面写道：“在兰赫马尔克西面，（我们）年轻的小伙子们高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对连成一线的英军堑壕发起进攻，夺取了敌人的阵地。”事实却是，英法联军守住了兰赫马尔克西面的防线。至于英军战线上的其他阵地，如果真的有人高唱进行曲的话，那么待到日落时分，德国人也没有多少值得庆祝的了，因为他们又一次没能实现突破。
10月23日早上，查尔斯·施泰因和几个同队的比利时掷弹兵瞅见一群德军正在匍匐前进。守军于是悄无声息地进入阵地，各就各位，静待德军靠近。进攻德军摸到距离300码左右的时候，“突然齐齐跳将起来，朝着我们发起冲锋，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好像婴儿牙疼时的哭闹。与此同时，我们的机枪和步枪也一起响了起来。看着德国兵被成片成片地打倒在地，余下的连滚带爬地仓皇逃窜，心里开心极了”。彼得·科勒惠支、也就是那位女画家的儿子因为放假，8月从挪威兴高采烈地归国效力，结果在当天的战役中死在了迪克斯梅德。
16、17两日，德军再次发起局部进攻，将更多弹药倾泻在了小城伊普尔的头上。掷弹兵团二营的作战日志写道：“进攻反反复复，气势汹汹，全营一共打了2.4万发小型火炮炮弹。”然而，德军到了此时此刻，也和英法联军一样疲态尽显。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在11月16日写道，英军不少部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他随后又补充道：“好在我感觉面前的德国步兵也没有多少精力折腾了。”约翰斯顿所言不虚。恶劣的天气使得朝任何方向行动都变得异常困难。救护车驾驶员多罗西·菲尔丁11月17日哀叹道：“湿成这个样子，待在堑壕里的士兵真是可怜。看着他们那个可怜兮兮的样子，不是滋味。一个人就这样受冷挨冻，浑身透湿，根本干不了。”
德军10月18日在比利时重拾攻势，开始大举进攻。符腾堡公爵的部队对海峡沿岸的比利时军队率先发难。德国人犯下的战术错误堪比法国人之前干过的蠢事。有一份报告记录了20日的进攻情况，描写了汉斯·格拉夫·冯·温特金格罗德上尉是如何战死的：温特金格罗德骑着战马，带头冲锋，“高举着手中的军刀，不断督促士兵们奋勇向前”。结果不出意料，温特金格罗德身中数弹，倒在两军阵地之间的空地上，无人理睬，在寒冷刺骨的倾盆大雨中挨了整整6天6夜才被人发现，紧急送往救护站，最终在救护站不治身亡。
随着一连几天大风暴雪的开始，伊普尔的战事逐渐平息下来，交战双方各自据守着被鲜血染红的阵地。德军在抢夺地盘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当数占领了梅西讷山脊一线的高地，直至1917年6月。不过，德军在伊普尔一带的伤亡人数已经高达8万，许多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二甚至更多兵力。一个德国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这些天过的日子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想象，从没想过有人能够忍受坚持下来……我们一营打仗英勇无比，从1200人打到只剩下194个人。但愿上帝保佑，让我很快就能再见到你们，这些可怕的日子也会很快结束。”写这封信的士兵运气不错，不久之后就当了俘虏。
事实上，在利斯河北面集结，正挡住英军去路的德军可不止五个军。法金汉还组建了一支新军——第四集团军，由符腾堡公爵指挥，在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右翼负责进攻。这支部队的不少士兵都是预备役出身，缺乏训练，带队的多为上了年纪的老兵。10月的时候，有一个团的团长连同下面三个营长全部死于年老体衰，而非受伤。有些士兵已经人到中年，早就过了冲锋上阵的年龄，年轻士兵里头却没有几个对于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所了解。各支队伍装备极差。有好几支部队发现自己不仅缺少铁锹和野战炊具，而且发到手中的制服和装备年代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1871年。让炮兵们感到失望的是，开炮的难得有几个晓得如何赶马。即便如此，这支部队仍然兵多将广，正朝着联军直扑而来。
第一次伊普尔战争的赢家无疑是英法联军：德国人为了在西线赢得战略突破，在这个冬天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洒尽鲜血，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法国、英国，还有比利时的军队凭借着顽强防守，面对重重困难，勉强守住了战线。丘吉尔日后将伊普尔战役誉为“前所未有的光荣”。丘吉尔此言不虚，胜利的确至关重要。可是，对于胜利的一方来说，经历的苦难与悲痛如此巨大，以致日后很少有人愿意为之庆祝。英军得益于参战的大部分士兵都是老兵，经验丰富，面对的德军却是预备役部队，训练水平低下。不少德军将领日后总是以此为由，指责法金汉没有征调更好的部队。英国军事将领没有展现出任何伟大的战术才华，仅仅只是要求部下坚守到最后，与阵地共存亡，这也是英军几个世纪以来的一贯作风。不过，伊普尔的代价在于这些老式军队基本消耗殆尽。英军损失了54105人，8月到11月底的伤亡总人数就此达到89964人，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英国远征军首批投入战场七个师的兵力总和。自此之后，在比利时和法国境内的英军除非得到大英帝国增派大批援军，或者基奇纳在本土训练的新军支援，否则就只能指望着待在原地，守住阵地罢了。
伴随妄想同时出现的还有新的谣言。弗伦奇手下有位师长，名叫查尔斯·门罗，本该是个识时务的人，没想到口里的话简直自信过了头，说什么“大批俄军增援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现在已经在英国北部登陆”。尉官莱昂内尔·丁尼生则要表现得更加谨慎一些。他瞄了一眼10月11日报纸上的消息，随后写道：“听说安特卫普已经失守，可法国人和俄国人仍然在接连取胜。这种事情现在道听途说得太多，已经有点儿叫人不大相信了。”表现得兴高采烈的并非那位英国远征军总司令一人，乐观情绪同样可以在经常光顾巴黎拿破仑咖啡馆的记者当中找到，那里可是一个八卦消息满天飞的地方。《新政治家》杂志有一名记者就在咖啡馆的露台上写了一篇报道：“一个月之前，人人脸色阴沉，忧心忡忡；现在个个兴高采烈。胜利的气氛随处可见。我相信我们不能提早过于乐观，可是又情不自禁地会想到局势真的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卡梅伦高地步兵团的乔治·马西森下士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出发的时候，我们有军官士兵1100人，现在只剩下了伊登少校和80来个士兵。相信国内还有不少士兵。不过也好，就凭现在这点人手，我们也能应付得来。”民众迟迟才明白正在发生的这场战役规模究竟有多大。《新政治家》11月21日发表了一篇自鸣得意的报道，字里行间完全嗅不到一星半点血腥味：“除了英勇无畏的战斗事迹——尤其是英国步兵力挫普鲁士近卫兵团——西部战区自从上个星期以来，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报道。交战双方战线变动很小，小到甚至要在大比例地图上才能看得清楚……伊普尔地区的战斗越来越像是一场对于双方耐力的纯粹考验。”
13日，德军在军乐队的伴奏之下高唱着“保卫莱茵河”，踏着大步，开进里尔。两旁街道上的有轨电车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从队伍旁边驶过，让德国士兵一时不知为何物。霞飞后来大发牢骚，抱怨不该丢掉这个大型工业城市。霞飞声称，如果铁路系统当时不是英国人只图自己方便，用来转移自己的部队，增援的法军也许就能赶到里尔，守住里尔。然而，霞飞如此说法并无道理。英国远征军及时赶到北面，虽然英军总司令并未意识到自己干了件大事，但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约翰爵士又一次莫名乐观起来，自信德军在比利时西北部兵力薄弱，凭着自己手头集结的三个军足以快速挺进，先打下布鲁日，再朝着根特推进。
虽然在英国国内民众看来，英国远征军损失惊人，可是法军付出的牺牲却在英军十倍以上。在一众指挥官中，福煦居功至伟。福煦凭借着旺盛的精力、敏锐的直觉和天生富有感染力的领导才华，再加上黑格的一臂之力，为英法联军在伊普尔成功守住战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比利时军队的战斗实力只剩下一半。从10月18日到11月12日的数周之内，战况之惨烈，骇人听闻，失去的不单是成千上万士兵的性命，还有多少希望。但是，将领们没有绝望，这一点毋庸置疑：为了胜利，继续战斗，这不仅是为将之人的道义，也是职责所在。不过，真正见证这一幕的却是对垒之中的两军士卒，他们不单只在伊普尔，还在跨越平原、山谷、一个又一个山头，直到瑞士边境、延绵数百英里的堑壕之中亲历着真相。交战双方都拥有无尽的力量，对对方造成损失与伤害。可是，只要一方还有士兵和枪支尚存，那么防守一方得到增援的速度，就要比进攻一方乘胜追击的速度更快。
10月中旬的比利时，阿尔贝国王的士兵正在安特卫普节节败退。再往西去，由于长期以来对对手动向不大了解，英法联军和德军在开阔的田野乡间绕来转去，互相捉起了迷藏。霞飞一直以来都对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提议感到不安，后者要求将英军分遣部队转移至联军左翼。这样的话，一旦战略上出现什么娄子，靠近大海的英军就可能仓促之下逃回英国，要知道8月的时候那位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就一心急着这么干。不过，虽说英军在埃纳河赢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强大的英国骑兵倒是在东北地区能够派上用场。要是通过海峡沿岸的港口从英国本土提供补给，也会轻松得多。于是乎，霞飞最后还是同意了英军转移阵地的要求。10月的第二个星期，这支派往欧洲大陆的英国军队整整一个星期都在向佛兰德斯转移。步兵坐着火车，骑兵则好好放松了整整一周，在温和的秋日里悠闲地骑着马穿过皮卡第，每走上一段路就会在热情好客的法国村庄驻足。那些能够活着走完下一年的人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都说这是人生陷入黑暗之前最后一段比较舒适幸福的时光。
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在10月28日写的这段话颇有先见之明：“枪炮的噪声虽然吵人，却也不那么令人悲哀。当然，人们对于危险已经有了半是清醒的意识——不过，最主要还是厌倦感。多想从这永不停歇的喧嚣中摆脱出去，轻松几天。我不知道这些仗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已经陷入僵持。战线这么长，哪里也去不了，不能往前走（要不然马上就会陷入危险），也没法继续打下去，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侧翼可言，谈什么绕过敌人。只要一侧翼包抄，飞机就会暴露你的行踪，敌人马上就会应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仗。双方摸到相互距离只有几百码远的地方，然后开始挖壕，停在原地，白天放一整天冷枪，晚上打个不停。”亚伯-史密斯的一席话道出了未来的战略趋势，如此走向足以令双方的指挥官感到胆寒。双方都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倾尽全力，拼个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直到1918年春天姗姗来迟才打破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