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俄国人在往前滚着一个带轮子的什么东西。上帝啊，那是一挺机枪！上帝快来把我们从这魔鬼面前解救出去吧！机枪开火的声音与此起彼伏的‘乌拉’‘呼啦’声混在一起。周围倒下的人纷纷发出惨叫和呻吟。我差一点没来得及跳进一条浅沟。火力越来越猛，随后突然戛然而止，穿着灰色军装的奥地利士兵开始纷纷往回跑……”
炮火变得愈加猛烈，“在这场钢铁咆哮的盛宴之下，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就连求救的呼声也被淹没。突然之间，俄国人的大炮停了下来，树林左侧响起了一片整齐划一的‘乌拉’声。一切随之安静下来，只听到人的叫喊声在回响……我们看见森林深处，一群人冲了过来，他们身上的衣服和灌木草丛是同一种颜色。这些人越冲越近，从一棵树飞快地跑到另一棵。我们也迎了上去。现在，不仅能够清楚看到敌人的脸庞，甚至在敌人高喊‘乌拉’的时候连牙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每个人心中顿时起了谜团：我们该怎样才能击退一场白刃战呢？……他们差不多已经到了眼前……”
不过，第二天轮到俄国人往后小撤了一段。奥军小心翼翼地下到河边：“堑壕里弥漫着俄国人的皮具和马合烟的气味，味道实在是大，只要闻一下就知道之前待在这里的是哪国人。”大批尸体堆在壕沟里，附近还散落着一堆信件。山上有一阵子沉寂了下来，奥军士兵甚至能够听到狗叫，野战炊事班也到了俄军阵地上。虽然看不见敌人，但并不妨碍奥地利士兵想象敌人就在周围走来走去、吃吃喝喝。就在大伙儿竖起耳朵仔细听的时候，有个家伙开了口，用颇为同情的奇怪语气说道，“都听见了吗？俄国佬把炊具带来了，在那儿做什么饭菜呢？”第二天，杀戮重新开始。图鲁西诺维奇后来当了逃兵，投奔了俄国人，在俄国人的军队里服役了好几年。
炮击终于停了下来，这批新来的奥地利士兵听到山谷里传来低沉的说话声，大为不解。有人说道：“这是俄国人在祈祷。”天色暗了下来，夜色不时被阵阵交火还有照明弹的火光划破，警报传来，原来只是虚惊一场。拂晓时分，俄军发起新一轮齐射，打得奥军防线南北两面的林子一片混乱，炸断的树枝四散飞溅。图鲁西诺维奇的士兵们“蜷着身子，在避弹坑里恨不得躲得越深越好，每个人都在祈求老天饶自己一命”。受了伤的发出阵阵呻吟，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着危险，出来帮上一把。
12月16日，两军在利马诺瓦打了1914年的最后一场大仗。战役结束之后，特奥多尔·泽涅克骑着马从战场穿过：
士兵们一个个吓得不知所措，好不容易摸到林地边缘，放眼望去，一眼瞅见打算占领的堑壕，立即飞奔过去，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没想到这些堑壕挖得太浅，还没完工，加上俄国人的炮弹准得惊人。士兵们于是开始发疯似的挖起来，一心想着赶快把洞挖深一点。图鲁西诺维奇冒着危险，从护墙上朝外瞄了一眼，下面的普鲁特河像一条灰绿色的带子一样。已经可以见到俄国士兵的身影，正冒着奥地利人的炮火，往河这边冲过来：“一个匈牙利机枪手正从胸墙上开火射击，离我只有十步远。可惜全都打偏了。看得见子弹全都打进了水里。一发炮弹落在胸墙周围，掀起的泥土落了我一身。我可不想死啊！”
眼前的景象实在太不可思议：堑壕像迷宫一样，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壕沟里到处都是空的弹药箱、坏了的枪支、弯曲的刺刀、木头碎成一片片，稻草早已腐烂，地下水汩汩流着，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祈祷用的圣经、奥地利人的军帽，普鲁士人的钉盔和俄国人的帽子……整个村子都被炸得一塌糊涂，电线杆倒了，桥也垮了。只见一队接一队的农民带着孩子，人人唉声叹气，哭哭啼啼，不知道该去往何处；这里堆着一堆士兵的尸体，那里排着一排新挖的坟墓；死马就这样躺在地上。村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村里的人大多被赶跑了，要么就是自己逃走的，农田被踩得稀烂。天上的乌鸦倒是成群结队，叫个不停，在找吃的……头顶，冬日的阳光依旧和煦，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劲，世界还是一样的和平幸福。
12月的一天，亚历山大·图鲁西诺维奇带着半个连奥地利援军，去普鲁特河北面抢占阵地。天色未明，一行人先在后方饱餐了一顿，还喝了一些啤酒。一位将军在大家面前高谈阔论了一番，说什么他们此次扮演的角色对于即将开始的战斗是何等光荣，将为赢得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是云云。全体人马坐上农民用来拉货的大车，排成一队，一路上走了6个多小时，下车之后又继续步行。正要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时寂静突然被打破，炮火把树枝都烧了起来，“仿佛一头巨鹿全力猛冲过去。接着传来阵阵哀嚎与呻吟，巨大的轰响在整个森林深处回荡，简直震耳欲聋，就连自己说话也听不见”。
1914年终于走到尽头，加利西亚的战事和其他地区一样依旧胜负难断。借用历史学家格哈德·格罗斯的话来说，德军在坦嫩贝格的胜利因为1914年东线“德意志帝国的战略失败”一时之间变得暗淡无光。不管8月底从西线抽调两个军增援东线的决定是否算得上致命失误，削弱了毛奇在法国继续作战的能力，现实明摆在那里：德军未能在任何一条战线上取得决定性胜利。鲁登道夫算得上一位得力干将，精力十足，却绝对称不上他自诩的那一类天才。他在解决资源、后勤、敌人囤积重兵，以及长途运输等基本困难方面，做得并不比交战双方的其他领军人物出色。西线战场的防线上平均每一码有6支枪；到了东线，每隔两码才有1支。
整个1914年，康斯坦丁·施奈德所在的师刚上战场的时候拥有兵力1.5万人，伤亡人数竟然达到了编制兵力的两倍，其中9000人失踪，绝大部分做了俘虏。待到圣诞将至，全师上下只剩下了4000人。大战爆发头5个月，康拉德的军队整体伤亡人数已达百万。“战争是对人类的报应，”中校特奥多尔·泽涅克哀叹道，“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因为这么多人失去了性命，而是因为道德价值已经崩坏。”可是，单单“失去了性命”这句话听起来就已经足以成为理由，让成千上万家庭悲痛哀悼了。
俄军缺乏战斗能力，加之指挥不善，根本无法战胜德军。他们只能打败奥地利人，那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实在腐败透顶。可是，俄国人自身的失败也给罗曼诺夫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巨大压力。俄国的敌人们虽然对于沙皇士兵忍受痛苦的能力感到敬畏，但是反应敏锐的俄国人意识到战争已经让数百万可怜的帝国臣民不堪重负。比起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国民来说，俄国人更加无法理解这场战争到底意在何为，也更加缺少同仇敌忾的意识。由于从达达尼尔海峡到沙俄的航运遭到切断，俄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俄国的粮食不能出口到西方，重要的补给品也运不进来。尼古拉二世的臣民们正在饱受折磨，走向死亡。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绝非因为捍卫什么崇高理想，仅仅只是因为自己的皇帝一厢情愿罢了。一名政府特工报告说农民议论纷纷，“管他哪个当皇帝，我们的日子还不是一样难过？”农民们建议俄国政府应该给德国的敌人送钱，好了结这场战争。
奥地利人打起仗来总是别出心裁。12月的一天，一位德国军官看到奥地利士兵排着队，正在懒懒散散往前走，于是用了“笨手笨脚”这个词来批评奥地利人行军纪律自由散漫，比起队形整齐的德军来说，简直有天壤之别。这场战役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让人意想不到。康拉德在加利西亚的“士兵”当中据说有40来个是女人。在大战爆发之前的东欧，妇女穿上男人的衣服，乔装打扮成男人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有些指挥官也允许妇女留在军中，即便暴露身份也无所谓。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出生在波兰的维也纳女艺术家索菲娅·普莱温斯卡。1914年，普莱温斯卡当时才19岁，化名莱塞克·波米安诺维斯基应征入伍，同年12月被派往利普尼察穆罗瓦纳前线，在那里参加了战斗。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士官朝着一群预备役士兵大声喊着口令，这些士兵都是农民来着，是大战头一年征召的900万大军中的极小一部分。军营里虱子满地、墙壁往外渗着水，潮湿的泥团裹着结核病菌。士官在咆哮：“向右看齐！全体立正！脚跟并拢，脚尖分开一枪托宽，膝盖夹紧，不要留缝！脑袋抬起来，正视前方……这样别人才能看出你是一个兵，要为了信仰、沙皇陛下和祖国勇于牺牲。你——你做什么鬼脸？给我把脑袋摆正！”
奥地利军队表现如此糟糕，反映出奥军在体制上对于军事科学的漠视，尤其是在后勤方面。康拉德曾在1913年至1914年进行过战争演习，即所谓的“大演习”。演习目的本应针对战场上此时此刻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也就是说，部署在加利西亚多个军团的部署与给养问题。当时有一位名叫特奥多尔·冯·斯尔格林根的教官指出，在一个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地区，后勤势必成为作战行动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可惜，斯尔格林根被认为是在制造麻烦，结果遭到撤职。弗朗茨·约瑟夫的士兵们之所以在1914年的寒冬经受着数不尽的艰难痛苦，这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失职，无法解决士兵们的口粮和生活保障问题。有一个中尉名叫亚历山大·图鲁西诺维奇，是个斯洛文尼亚人，讲述了自己的士兵分到的口粮有多么寒碜——几块黑面包，炖的汤里面连一点肉末都找不到，再加上一些喝的，用来替代黑咖啡——“士兵们差不多都快饿死了”。与此同时，图鲁西诺维奇和他的军官同事们“吃的竟然比整个连加起来还要多——葡萄美酒加蛋糕。至于香烟和雪茄，我都分给了士兵。如此不公似乎很容易激起反感，尤其当你身在堑壕之中。毕竟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被点到名的那个士兵一脸苦相，盯着士官，嚷嚷道：“我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啊！”
交战双方都谈不上有什么连贯的战略，都在朝令夕改。法金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成败关键在于西线。他在11月26日致函东线司令部，也就是在波兰的最高指挥部：“倘若西线不能取得胜利，那么东线赢得的任何胜利都将失去意义。”法金汉话虽然说得重，却无法阻止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意孤行，继续要求增派援兵。加之伊普尔失利之后，法金汉被认为应该承担个人责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二人的军中威信已在法金汉之上。在说服调遣德军部队增兵东线方面，政治上的用意要比军事意图更有影响力。同盟国陷入病态一般的焦虑当中，深恐一旦东线失利，中立国便会投入协约国的怀抱。柏林和维也纳担心不单意大利可能加入敌方阵营，同自己作对，就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有恐背叛。奥匈帝国倘若战败，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诚然，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好，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也好，二人手下的军事将领基本上都是无能的庸人，军队装备也难以适应现代战争之需，可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情况更为糟糕。俄国军队好歹白天作战，尤其是在防御战中敢打敢拼，奥地利人却连这一点也基本做不到。德国此后之所以还在东线试图有所举动，主要动机就在于要确保奥匈帝国留在阵中，继续作战。
“为什么做不到！”
事实上，新到的援军兵力有限，充其量只是为了防止奥军彻底垮台罢了，俄国人的混乱也帮了奥地利人一把。沙皇的几位将军们再次起了争执：南面的伊万诺夫想对奥地利人发动新的一轮进攻，前提是需要友邻部队保护自己的右翼；鲁茨斯基却对此毫无兴趣。反倒是奥地利人在12月初发起新的攻势。进攻一开始取得了一些成果，令康拉德兴奋不已，飘飘然地高调宣布赢得了胜利。康斯坦丁·施奈德却发现这样的进攻简直比撤退还要糟糕：“吃了败仗的……是不会看到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人的。反倒是打了胜仗的，不得不穿过战场，才会看见那些可怜的人儿在瑟瑟发抖。”施奈德还描述了那几天偶然见到的一幕，颇有意义：他那天碰巧看到一个俄国兵和一个奥地利兵倒在地上，两个人死之前都在想努力用刺刀刺死对方，没想到却死在了同一发炮弹之下。康拉德这场短暂的胜利依旧一无所获：他没有乘胜追击的本事，俄国人开始反攻。待到年关将近，奥地利军队被再一次赶了回去，又缩进了喀尔巴阡山地势较矮的坡地里头。
“我肌肉有病。小时候被打的！”
再往南走，奥地利人在经过4个月的艰难困苦，连连失利和糟糕透顶的指挥之后，士气一跌再跌。哈布斯堡帝国的将军们更擅长跳华尔兹，而非上阵打仗，对于如何带兵指挥，连最基本的意识也没有。康斯坦丁·施奈德11月29日前往克拉科夫，向军长汇报情况。经过战场上这么长一段日子的折磨煎熬，施奈德早已身心俱疲，没想到自己竟然又一次回到了平民的世界：“军队的生活仿佛一到城市边缘就停下了脚步。感觉就像施了魔法一般，一下子摆脱了战火。街道上灯火辉煌……这全新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让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仿佛从梦境转换进入了现实。这里的人不穿军装，每个人都在平静安心地忙着自己的活儿：女人衣着时髦；军官们头戴和平时期的黑色帽子，穿着卫戍部队的制服。回想起短短两个小时之前，俄国人的弹片还在我身边四散炸开，身边是满目疮痍的死亡区，谁能想到再继续走上几公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座充满生机活力的都市，这感觉真是奇妙。”军指挥部设在一座大酒店里，富丽堂皇。施奈德浑身上下拉里邋遢，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军装，和一群油头粉面、衣着光鲜的参谋官们站在一起，不免尴尬。施奈德从这帮参谋那里得知了一个重大喜讯：德国人的援军已经到了，正在下火车。“如此喜讯给了每一个人新的希望，胜利指日可待了。”
士官只好作罢，对于不得不把士兵当作残疾人对待大发雷霆。另一个士兵开了口，说起话来虽然结结巴巴，嗓门倒是大得很。其他人也开始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闹腾起来。按照托尔斯泰的描述，“全都摇摇晃晃，咳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喘个不停”。士官大声喊道：“你们怎么搞的，在这里得了痨病吗？安静！不要动！现在敬礼：手臂举起来的时候要跟弹簧一样快，手掌要硬得像块木板。敬礼是件严肃的事情！”不过，托尔斯泰从士兵们的举动当中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不耐烦。这些人“无法体味军队生活的美好之处，只能在纪律面前低头罢了……他们已经受到了第一波焦虑的打击，内心茫然，不知所措：‘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上帝救救我们吧。’”托尔斯泰感觉到这些人被陌生的军队生活给吓住了，感觉“什么都做不好，一切都乱了套”，被战争折磨得变了样。正是这场战争夺走了数百万人原本安稳、熟悉的生活。对于东线战场上所有参加战斗的人们来说，等待他们的是今后长达数年的痛苦与屠杀，这种苦难直有等到他们的主子面临最后抉择清算才会结束，而做这样决定的地方却距离战场好几千里。
鲁茨斯基虽然就战术而言，成功击退了马肯森，但已经资源短缺，捉襟见肘。11月短短3天之内，俄军单单一个师就消耗掉了215万发小型武器子弹。俄国开战之初拥有5000门大炮，储备了500万发炮弹。待到1914年年底，沙俄的工厂一个月能够生产3.5万发炮弹，可前线军队有时一天就能消耗掉4.5万发。12月1日，俄军弹药储备库里只剩下了30万发炮弹。除开弹药不足，俄军还缺少步枪，甚至连军靴也不够用。鲁茨斯基需要的是50万双军靴。士兵们驾着大车，满战场地搜，从死马蹄子上把蹄铁敲下来，留着给活马用。地面被冻得坚硬如铁，虽然有利运送补给，却给两军挖掘堑壕带来了麻烦。在厚厚的积雪之下，伤员若是得不到及时救援撤出，肯定会被活活冻死。就算没有炮弹和子弹的打扰，有些人也会在挨过一个冰冷的寒夜之后活活冻死在堑壕里头。德国人虽然一直在对华沙进行空袭骚扰，但飞行员双手冻僵，不能自如活动，无法操纵飞机，所以只能执行短距离飞行任务。双方军队逃兵现象层出不穷。德军进攻虽然遭到遏止，但俄国人打算入侵德国的计划显然也成了泡影。鲁登道夫向主子报告，声称自己又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其实只不过对俄军部分部队造成损失罢了。不过，鲁登道夫的声望依旧居高不下，足以说服法金汉从西线再给他抽调四个军。
第二节 塞尔维亚人最后的胜利
接下来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德军攻势日渐萎靡，弹药所剩无几。俄军不仅兵力占优，而且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罗兹城东山丘连绵，林木茂密，德军有三个师在那里被切断了退路。11月22日，俄国最高统帅部下令调用60节车厢，预计需要将大约5万名战俘运往战俘营。23日晚，德军军长冯·谢弗-博雅德尔男爵给集团军司令部发去电报，声称将在当晚率部突围，不然的话，“后备役第25军明天将不复存在”。经过一场殊死搏斗，谢弗于次日清晨7点50分再次发出电报：“预备役已经打光，情况危急！”十分钟之后，谢弗再次急电：“弹药食品急缺。请求立即援助。”奥古斯特·马肯森是德军第九集团军司令，见此情形，立刻调派两个军紧急驰援谢弗。谢弗率部奋力杀出重围，并且俘获了1.6万名俄国士兵。24日晚上，两支部队在布设什尼成功会师，俄军合围的计划就此落空。然而，鲁登道夫的进攻已经归于失败，之前放出的豪言壮语沦为空谈。虽然，与对手俄国人相比，德军在军事技能上明显更加出色，兴登堡的大部分下级将官能力也在俄国军官之上，但他的那位总参谋长绝非什么自吹自擂的所谓军事天才！
从战争大局来看，塞尔维亚可以说是最无关紧要的一条战线。可是，这条战线却对加速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功不可没。一如加利西亚和西欧战场，塞尔维亚的寒冬让士兵们的日子变得更加痛苦。奥军上尉罗兰·伍斯特一想起亲眼见到塞尔维亚士兵尸体内脏被动物吞食的场景，心里就后怕不已。亚历克斯·帕拉维奇尼描述了开车时遇到的困难：汽车不时陷进淤泥当中，只能靠马匹才能拖出来，简直就是对这件20世纪技术发明的侮辱。由于缺少配件，维修也是一件叫人头疼的麻烦事。燃料同样常常供应不足。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无论自己的军队打不打得赢，平民百姓都饱受折磨，苦不堪言。萨基诺维奇医生是贝尔格莱德精神病院的副院长，他在11月2日写了这么一段话，显得十分绝望：“如果再不尽快恢复和平，我恐怕就不再是给病人治病，而是成为病号中的一员了。我每天都在没完没了地抽烟喝酒，可是这些根本就不能让我增加精力。”等到有朝一日连香烟也没法到手，有些人甚至只好把干树叶拿来当烟抽。
俄国人一如既往地对于即将到来的进攻置若罔闻。最北面俄国集团军的司令官伦宁坎普正打算向东普鲁士发起试探进攻，而非保护自己在西面的侧翼。这支军队在进攻路上一路遭遇重大损失，被打得溃不成军。前线总指挥鲁茨斯基迟迟未能判明进攻德军的兵力规模。截至11月18日，罗兹已经几乎完全陷入包围，俄军被困在一个长16英里、宽8英里的狭窄地段之内。19日，只见一名神情紧张的军官骑着马，飞奔至第五集团军司令费列夫将军面前，将军正在与下属一同骑马前行。“阁下！”这位年轻的军官还没喘过气来便高声喊道，“第二集团军已被包围，很快就要被迫投降！”费列夫剑眉一扬，冷冷地看了这名传令官好几秒钟，然后说道：“小伙子，你是来演悲剧的，还是来送信的？如果是来送信的，就去找总参谋长。但是，你得给我记住——不要搞得跟演戏一样，要不然我就派人把你抓起来。”费列夫得知消息之后，决定和自己的几位集团军司令自行行动，抽调部分原本进攻德国的兵力紧急驰援第二集团军。费列夫的军队迅速掉转方向，直奔罗兹而来，速度之快，完全不像俄军一贯拖沓懒散的作风，居然奇迹般地抢在德军之前赶到了罗兹。说时迟，那时快——这也正是罗兹战役的一大特点——俄军7个军一下子挡住了正向罗兹逼近的德军先头部队的去路。鲁登道夫过于冒进，终于酿成大错：他手下的兵力只有25万，面对的俄军却有两倍之多。
奥斯卡·博迪奥雷克将军在八九月的进攻中蒙受惨败。不过，他在十一月初凭借着近乎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完成逆转，重创了塞尔维亚军队。博迪奥雷克为此受到德皇嘉奖，萨拉热窝还有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博迪奥雷克自负、无能和迟钝的毛病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不顾部下已经疲惫不堪，装备不整，仍然试图保持对塞尔维亚的攻势，一直打到冬季来临。有个师长提出抗议，声称“士兵们还穿着夏天的单衣，天气恶劣，会影响健康”。抗议归于徒劳。博迪奥雷克对此一口回绝，认为关于添置军靴、冬衣，还有什么更多装备弹药的要求统统都是“无病呻吟”。有人告诉博迪奥雷克说部分士兵吃不饱肚子，他回答道：“打仗就意味着得挨饿。”有个奥地利士兵把军中对于这位将军的议论传闻给记录了下来，写道：“大伙儿说他这个人对于仗该怎么打这些事情毫无兴趣，常常头一天发生的事情就给忘了个精光，发的那些命令也一点屁用没有。”
不过，亨奇本应在向奥地利人传信之前拜访一下兴登堡。这位德国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意见相左。二人11月11日从截获的电报中了解到俄军最高统帅部打算重拾攻势，进攻德国。无论有没有法金汉的援兵，鲁登道夫都已下定决心，打算抢先一步，先发制人。他对伊万诺夫军队的北翼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此役后来又被称作罗兹战役。
11月6日，博迪奥雷克发动新的攻势，挥师深入塞尔维亚境内。50万奥地利大军在三条战线上发起进攻，而守军兵力只有一半。“英勇的塞尔维亚军队已被打败，消息传来，迅速在首都引起一片恐慌，人人闻之变色”，斯拉夫卡·米哈伊洛维奇大夫写道，“留在这里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在准备逃走。”斯拉夫卡几天之后又写道：“天气变得冷得叫人难以置信，医院里的工作条件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吃的十分糟糕，供给已经差不多消耗光了。炮轰持续不断，通往乡下的公路全都已经被切断。”随着奥地利人向塞尔维亚腹地推进，士兵们被塞尔维亚人的贫穷给惊呆了。农民家里虽然都很干净整洁，但家具陈设少得可怜，只有几床绣花毯子和一些布匹——缝纫机是唯一随处可以见到的现代机器。墙上挂的多是几幅圣像和一些廉价的水彩画，画的都是塞尔维亚人当年在巴尔干战争中对抗土耳其人的英雄人物。奥地利士兵对这些敌人充满鄙视，不仅将他们视为野蛮人，还当作失败者对待。
反观德军这厢，法金汉给康拉德送去急电，解释为什么自己难以抽调更多兵力增援东线作战。负责送电文的正是理查德·亨奇上校，也就是毛奇在马恩河战役中做出关键决策的那个中间人。亨奇11月10日到了加利西亚的奥军指挥部——亨奇能够受此重任，意义重大，因为这看上去像是证明他在九月马恩河战役中正确执行了毛奇的指令，得到了认可。这位上校如果被人认为应该对德军当时遭遇的重大失利负责的话，那么他不大可能再获得这样一个传递消息的重任。此时此刻，亨奇要告诉康拉德的只有一点——奥地利人只能自己靠自己。
贝尔格莱德终于沦陷。12月3日，奥地利军队在市内举行了一场胜利大阅兵。消息很快传来，奥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克拉古伊耶瓦茨45英里的地方，塞军司令部就在那里。塞尔维亚人的弹药库存已经几乎消耗殆尽。逃难的平民百姓成千上万，只要一想起早年被奥匈帝国占领时的惨状就心有余悸，纷纷跟着撤退的军队一起逃命。塞尔维亚看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陆军总司令普特尼克将军敦促政治人物赶紧同维也纳谈判求和。谁知帕希奇政府回应誓要坚决抵抗，继续战斗，令普特尼克吃惊不小。无论是留在故土的，还是流落异乡的，塞尔维亚人的苦难都在加剧。俄国外交官尼古拉·恰雷科夫的妻子被尼什一家医院的悲惨景象给吓住了。医院在边境过去一点点的地方，位于保加利亚境内。有好几百名塞尔维亚伤兵被疏散到了这里，直接躺在地上，由于缺少麻醉用的氯仿，消毒剂和敷料，就连清洗伤口的温水也没有，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疗。
然而，西欧诸国对于盟友的前景依旧抱有天真的幻想：俄国人每前进一步，都能点燃他们的希望。11月7日，《新政治家》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报道，写道：“我们也许只需再等上两到三个星期，俄军主力就会踏上德国的土地……我们有充分的把握相信德国在东线已经被打败，无法凭借目前的兵力与俄国继续对抗。”《伦敦画报》表现出了对英国这位盟友的轻信态度，刊出了一整版尼古拉大公的肖像，声称大公“正在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要为俄军带来光荣”。不过，倘若换作大公的士兵，肯定会认为这样的赞美之词言过其实：尼古拉本人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况且俄国人根本没有能力充分利用秋季在加利西亚取得的优势。补给线几近崩溃，就连指挥车也被征去运送成箱的饼干，好让士兵们填饱肚子。弹药供应短缺的问题开始出现，圣彼得堡发出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后矛盾。
不过，打了胜仗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仗打到11月中旬，成群结队的奥军士兵拖着疲惫的步伐，向着下一个目标德拉金涅-波斯纳克迈进，全军上下可谓早已苦不堪言。运送粮草的大车陷入泥地当中，动弹不得，害得口粮常常到不了各支部队手中。士兵们干脆直接睡在泥里。一个士兵写道：“比起那帮牙痛难忍，要么因为风湿疼痛，连腿都迈不开的可怜虫来说，有些人只是得了个感冒，咳上几声，气色看起来要好上许多。行军背包和毛毯被雨淋湿之后变得异常沉重，背得肩上都勒出了血痕，只能硬撑着不往后倒，莫要摔个仰天一跤。大炮总是陷进泥里，连车轮都没了进去，看都看不见。哪怕牵来6头牛、6匹马拴在车上，有时还得花上一个多小时，拼死拼活，才能拉出一门炮来。”
话虽如此，东线交战的任何一方都对战局进展感到不满。德军这厢，东线也好，西线也罢，由于无法集中足够兵力，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以马克斯·霍夫曼为首的不少人对此忧心忡忡。“要么先和法国人，要么先和俄国人，总之希望看到能够一决胜负，做个了断，”霍夫曼10月21日在拉多姆写道，“那帮家伙要是多给我们哪怕两到三个军，我敢保证都肯定能够做到。可是，现实却是我们必须同兵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在这里纠缠不清。”这样一番抱怨倘若出自身在柏林的鲁登道夫之口，言辞恐怕会要激烈得多，而这也成了德国在东线战争中的主旋律：多一点，哪怕再给我们多一点军队，胜利就会向我们招手。德皇的将军们显然大错特错：除非沙皇的军队随着战争年复一年，旷日持久地拖下去，被彻底击溃，损兵折将，以致消耗殆尽，否则德国人断无取胜的希望。然而，沙俄的人力资源绝非德军有时想象的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914至19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正是由于沙皇动员兵力不足，俄德双方兵力差距其实并不如德国人想象一般看不到希望——奥匈帝国和德国共有大约84个师，俄国有99个。与此同时，优柔寡断的情况倒是比比皆是。在东线的北部战场，两军于10月下旬展开对抗。借用哈罗德·冯·马尔维茨中尉的话来说，“泡在浸满水的堑壕里，我们一只脚踩着德国的土地，另一只脚踩着俄国的土地”。马尔维茨的部队被部署在了两块界碑之间的地方，那里是东普鲁士与沙皇俄国的交界之地，就算急着想去其他地方，也急不来。
士兵们沿途遇见大批难民——老人、妇女，还有孩子，都是几个星期，要么几个月前从村里刚刚逃出来的，现在又想掉头回去。难民们在泥地里受的苦一点不比在奥地利人那里受的折磨少。“只要一看到这些难民队伍的悲惨景象，”下士埃贡·基希写道，“我们自己的苦恼就根本算不了什么。很多时候，村民的马车会陷进泥巴地里头，怎么拉也拉不出来，要么就是牲口因为没水喝，渴得倒在路上：沿途躺着死牛，有时还有翻倒的马车，车上的东西洒了一地。车主人站在原地，看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是好。看到这些人绝望的样子，我们简直心如刀割，却帮不了他们。”罗兰德·伍斯特写得更加灰心丧气：“我们没有一双像样的靴子，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口粮早就吃得精光，士兵们全都累坏了——草率冒进和激烈战斗就是这个下场。驮运行李的牲口有一半得了鞍疮，臭不可闻，跟在后面走路简直没法忍受。”
“和其他地方一样，”托尔斯泰写道，“这才是普通百姓对战争的真正回应。打个比方，卖面包和苹果的妇女专程去迎接运送伤员的专列，把一半商品送给伤兵。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妇女走到一个军官跟前。那个军官是我认识的。只见那个妇女同情地看着军官的脸，问了问军官的名字，答应会替他祈祷平安。”托尔斯泰的这番话指出了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关键弱点：统治阶级对待战争太过玩世不恭，一心只想让自己开脱责任，不愿付出牺牲。不仅如此，许多沙皇的臣民不但要承受战争的苦难，还要忍受种族和宗教上的不公待遇。一个应征入伍的穆斯林士兵就抱怨说信奉基督教的战友在军中有牧师，可自己和其他穆斯林却无法得到这样的精神宽慰，“即便事实上，（在我的部队里）有超过一半士兵是穆斯林，他们死的时候却没有毛拉陪在身旁，而且还要跟其他俄国人一起埋在同一个墓里。”
可是，命运之轮此刻再次转动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奇迹。法国给塞尔维亚运来充足的弹药，盟友空了的大炮拖车上又有了炮弹可用。普特尼克重新集结起了部队。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说服部队组织起了反攻。要知道这支部队又脏又累、衣衫褴褛、早就饿得半死不活。12月3日，塞尔维亚人在阿兰德赫罗瓦克的一场战斗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乘胜追击的塞军惊奇地发现奥地利军队已经摇摇欲坠：首先败退的是中路防线，接着是两翼。罗兰德·伍斯特在12月4日写道，博迪奥雷克军队的败退就好像拿破仑当年兵败莫斯科一样——辎重车队、大炮、攻城小分队，轻工兵连，全都混在一起，杂乱无章，“步兵连同清道夫和伤员夹杂其间。人人都拼了老命，想从这块充满厄运的土地上逃出去”。伍斯特第二天腿部中弹，眼看没人救命，只好把伤口草草包扎了一下，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的一座农庄，躺了下来。接下来的7个小时里头，伍斯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把血止住。这位年轻的军官绝望之下将家人的照片递给一旁的一名哨兵，要哨兵等自己一死就把尸体埋了。哨兵要伍斯特不要担心，说伤情看上去并非特别严重，不过说完又乐呵呵地补了一句，说自己不久前刚刚埋过一个战友，情况跟伍斯特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实在是叫人放心。”伍斯特无奈地草草写道。
俄军那一边，身在基辅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有一天晚上听到公告，说俄国取得大捷。消息传来，不少从哈布斯堡王朝投诚过来的人大为激动——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改了主子，在为沙皇卖命。托尔斯泰写道：“捷克军官在我住的酒店大厅里踱着步子，一手摸着脸上的红胡子，一手在地板上拖着军刀。其他捷克人在楼上又唱又叫，热烈欢庆。捷克志愿军里还有一些女人，被酒店门童唤作‘后备娘子军’。”不过，基辅市民并未因为这样的消息有太多触动：人们早就对所谓的胜利消息越发谨慎，因为很多这种消息不久之后就会露馅。只有到了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才见到一些人手持游行旗帜，聚集在古老的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宗教仪式。人们欢呼雀跃，唱着赞歌，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往天上抛鸭舌帽和羊毛帽子。
第二天，眼看炮火越来越近，伍斯特上了一辆马车。那马车没有弹簧，颠簸折腾了15英里才到了瓦列沃。路上走了差不多五个半小时，每前进一码对于受伤的伍斯特来说都是折磨。不想到了部队医院，正好赶上撤退，医生拒绝治疗。伍斯特实在忍不住，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之后想了个法子，坐车到了镇上的火车站，找到一列运货的火车，躺在敞开的车厢里，跟着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波斯尼亚边界，这才化险为夷。三天之后，伍斯特终于回到了林茨的家中。此时的他面容消瘦、胡子拉碴，就连亲生儿子也认不出来。伍斯特一面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一面忍不住再一次潸然泪下。他接下来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做噩梦，梦里发现自己被塞尔维亚人抓住，任凭对手摆布。
奥地利野战军再次选择后退。由于弹药短缺，难以为继，即使步兵受到重压，处境艰难，康拉德也只能给炮兵每日限额配发4发炮弹。如果说没有哪一方在10月的战斗中赢得大胜，那么同盟国的情况显然最差。霍乱开始蔓延，很快席卷整个加利西亚，短短一个月之内就有3632个奥地利人死于霍乱。疫情暴发之初，维也纳的陆军部拒绝批准接种疫苗，加之医院伤兵满营，人满为患，也无暇再接收霍乱病人。由于疫苗迟迟得不到供应，撤退到德国上西里西亚的奥地利军队将霍乱传染到了当地民众之间。随着瘟疫爆发，传染开来，许多士兵甚至军官为了能够撤到后方，甚至不惜伪装生病；军队无奈之下，只好出台严格的检验措施，防止越来越多的人假装有病，临阵脱逃。
12月14日，奥地利人目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逃兵成群结队，一个个惊慌失措，争先恐后，不顾一切地往河对岸的波斯尼亚逃去。陆军在萨瓦河上搭起的浮桥经不住重压，摇摇欲坠。虚张声势的塞尔维亚人见到这番情景，大喜过望，赶紧朝着奥地利士兵放枪。就在当天，塞尔维亚陆军总司令部高调宣布：“敌人已被打败、溃不成军，被永远驱逐出了我们的国土。”
有个波兰寡妇，名叫海伦娜·雅比昂斯卡，好不容易得到保证，有幸搭上一辆大车出城，11月8日到了一个名叫奥斯赞的村子，发现烧毁的废墟还在冒着青烟，一些活下来的村民坐在一堆破破烂烂的家当中间，抖个不停。“这些人已经像鬼一样，不成人形，”雅比昂斯卡写道，“这个地方比沙漠还要荒凉。找不到任何东西生火：树全被砍了，连树桩也被烧得干干净净。”最糟糕的是，俄国人已经打到前方不远的地方。逃难的人没法子，只好掉头折返，重新回了普热梅希尔。接下来将是一场长达5个月的围城，这是这场大战中时间最长的围城之战，是12.7万驻军和困在城内的1.8万居民的一场噩梦。
16日，一群奥地利步兵围着一份维也纳来的报纸，争着看个究竟。报纸是两个星期前的，直到这个时候才送到士兵手中。当大家读到奥地利成功占领贝尔格莱德的消息时，人人弯起嘴角，一脸嘲讽——士兵们看到这份旧报纸时早已撤出贝尔格莱德，正在又一次仓皇后撤的路上。就在12月16日当天，塞尔维亚人重新站在了首都的街道上。虽然街上满目疮痍，空无一人，但并不妨碍塞尔维亚人庆祝胜利。指挥反攻的兹沃金·米西奇将军此时此刻成了塞尔维亚的国家英雄。将军发出电报，骄傲地宣称：“除了俘虏之外，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奥地利士兵。”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斗在一直持续，一片混乱。奥地利人再次蒙受惨重伤亡。全军上下，失败的论调随处可闻。普热梅希尔面临俄军新的进攻威胁，士兵们饿得实在受不了，纷纷上街乞讨，拿着一丁点毫无用处的钱去换取面包和土豆。11月3日，守城部队得到许可，在普热梅希尔完全陷入包围之前，士兵们可以给家里寄最后一封信。第二天，住在城里的平民，要么换个说法，吃着闲饭，打不了仗，帮不上忙的一律被要求撤离。车站里挤满了惊恐的人们。有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拼尽全力才挤进车厢。待到火车缓缓开出，向窗外望去，才发现三岁的儿子竟然被一个人忘在了站台上，吓得大惊失色。
亚历克斯·帕拉维奇尼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描述了奥地利人仓皇逃往多瑙河和萨瓦河过桥的情形：“经过这一番狼狈经历之后，人们对最高指挥部的愤怒与怀疑似乎都有了说得过去的理由，想不出来还有哪个国家的指挥后勤体系比我们的更加差劲。实在找不到人去各处分发军靴，没有法子，只好在瓦列沃一把火烧掉了四万双靴子。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部队行军打仗要么穿着破皮靴，要么打赤脚。”博迪奥雷克的部队一路溃逃，塞尔维亚人此役缴获大炮130门，俘虏包括270名军官在内的奥军4万人。约翰·巴赫曼医生所在的步兵团在12月的撤退中溃不成军。由于没有运输车辆，巴赫曼只好丢下伤势最重的伤员，好不容易渡过萨瓦河，却发现身体不适，不宜继续服役，于是放了长假，回到家中，倒头便睡。巴赫曼一睡就是整整12个钟头，却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安心入睡：梦里总是想起在塞尔维亚噩梦般的日子。
施奈德的师长想出了一个点子，命令一支军乐队在奥军这一头的岸边演奏，借此鼓舞士气。于是乎，喧嚣的炮火、嘈杂的军乐，夹着士兵们的哀嚎融成了一锅大杂烩，多少人听着这样的声音，以为自己正在走向疯狂。进攻的大部分船只都被俄军炮火击沉。侥幸活下来的16日黎明被救回来的时候，借用施奈德的话来说，“这帮人连路都已经走不稳，眼窝深陷、形容憔悴，三天前还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现在却变得麻木不仁，沉默不语，就连自己经历了什么都说不清楚”。
正如战局日后发展所示，哈布斯堡帝国军队的失败并非不可逆转，塞尔维亚的资源在逐渐消耗殆尽。可是，弗兰兹·约瑟夫帝国的威信已经受到这个令人厌恶、遭人唾弃的小小邻国损害。康拉德·赫岑多夫承认在冬季剩下的时间里有必要让南面战线的军队采取守势。话虽如此，即便到了这个田地，赫岑多夫又一次做出了进一步战略妥协，实在蠢笨拙劣：奥军无论是在贫瘠的塞尔维亚土地上掘壕坚守，还是与塞尔维亚人隔河相望，作为屏障，其兵力虽然不足以发起进攻，可在防御敌人反击方面还是绰绰有余。康拉德在战争伊始的几场战役中面对斯拉夫人这个让他不屑一顾的对手，表现出来的指挥能力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和面对俄国人简直一个德行。奥地利人曾将入侵塞尔维亚比喻为“惩罚远征”；没想到此时此刻却被他们不放在眼里的塞尔维亚人改了个名字，叫作“受罚远征”。塞尔维亚人还特意创作了一首得胜歌，歌的开头是这么唱的：“沙皇尼古拉跨着一匹大黑马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骑着一头小骡子。”
援兵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最坏的情况。康拉德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本事，能够让灾难愈演愈烈。他在10月中旬下令，把加利西亚的部队也投入进去，又发动了一次东进行动。14日，奥军开始横渡桑河，没想到竟然遭到敌我双方炮火夹击，损失惨重。一支进攻部队发回电报：“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炮兵们对准俄国人打，别打自己人！”康斯坦丁·施奈德哀叹道：“我们的重型榴弹炮竟然炸死了上百自己人！”奥军根本无法搭建浮桥，因为俄国人的炮火已经把大部分驮运浮桥部件的马匹炸死，无奈之下只能通过坐船，摆渡渡河。
无论是战胜的一方，还是失利的一方，似乎都看不到苦难的尽头。如果说奥地利人在1914年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中行为野蛮，那么奥地利士兵一旦倒霉落入敌手，也会付出同样惨痛的代价。塞尔维亚人自己的食物本就不多，留给未来征服者的更少。政府有令，任何塞尔维亚公民都有权以微薄的薪水雇用奥地利工人。这个做法得到了奥地利战俘的欢迎，因为塞尔维亚雇主给的口粮要比同一阵营中的其他雇主好一些。不过，病死的不在少数：待到1914年年底，落在贝尔格莱德手中的6万奥地利俘虏中，有五分之一死于伤寒，死亡人数此后还在增加。截至1914年年底，奥匈帝国为自己对塞尔维亚的傲慢付出了巨大代价，动员的45万大军中伤亡人数多达273804人。维也纳这才迟迟意识到自己的绝大多数高级军官竟然如此无能，6个集团军司令中有4人遭到撤职，其中就包括奥斯卡·博迪奥雷克。
在康拉德的司令部，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看着一干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桌前，一旁放着电话，对于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感觉匪夷所思，惊叹道：“浪费了那么多笔墨纸张。这样的机构简直就像那种国际银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跟银行比起来，我们纸上圈圈写写的那些活儿更加没用。这个地方的不少人甚至连一声真正的枪响都没有听过，即便如此，还口口声声说仗就应该这样打。”哈布斯堡帝国上上下下，越来越多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们只要一想到这样一帮华而不实的家伙在制造这样一场恐怖灾难，就人人自危，畏惧不前。斯洛文尼亚神父托莫·祖潘回忆起康拉德战争开始前编出的那一套花言巧语：“上帝赐予了我们一场战争。”此时此刻，祖潘写道，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的疯狂欲望不仅可能拖垮整个哈布斯堡王朝，还已经在开始摧残欧洲的人民。祖潘在日记中对康拉德进行了深恶痛绝的怒斥：“你毁掉了那么多正值盛年、充满希望的生命。是否想过怎样弥补哪怕每一位死者的家庭？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哪怕给上十个亿，也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愿意牺牲自己的男人。”另外一位名叫伊万·符霍夫尼克的神父在10月18日写道：“今天，有更多人离开卢布尔雅那，开拔前往战场。刚开始响应对抗敌人号召时的那股热情已经荡然无存；（最新一批将要出发的军人们）喝吧，喝吧，用酒来冲淡离别的伤痛；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有多绝望。”
不过，塞尔维亚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有个年轻人在战斗中双目失明，唱起了一首歌，歌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我很伤心，因为见不到阳光、绿野和盛开的李树。”贝尔格莱德西面的萨瓦河谷变得一片荒凉。不少小城和村子遭到遗弃，街上杂草丛生。逃难的人们跟着军队一起慢慢往西还家，看着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变成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心里好生害怕。贝尔格莱德城内到处都是乞丐、残疾人和孤儿。这个国家能够通车的路本就不多，现在也在运兵的过程中毁了。通往萨洛尼卡的一条单行铁路成了塞尔维亚与外界的唯一通道，缓慢地运送着补给品，还有从中立国希腊获得少得可怜的一点援助。伤寒、痢疾和霍乱在塞尔维亚的大片国土上肆虐。一个人若是在战场上受伤，得了坏疽还能够活下来，简直就是天大的幸运。
东线的德国人还在为坦嫩贝格大捷自鸣得意，却被盟友们的碌碌无为、无法及时跟进弄得好生窝火。“东线战况一切顺利”，兴登堡的作战主任马克斯·霍夫曼10月8日在波兰的凯尔采写道，“除了奥地利人！这帮废物——‘浑蛋’——要是能够动起来就好了！我们给这帮家伙带来了胜利果实，结果却被他们从手中白白丢掉”。弗朗茨·约瑟夫的士兵的确累了，早就筋疲力尽，士气消沉。“我们已经太长时间没有休息”，骑兵指挥官维克多·丹克尔伯爵在10月15日写道，“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张了那么久，已经拿他们没法子了……出征那会儿还是那样满怀希望，可是现在精神已经崩溃”。丹克尔9天之后又写了几句：“士兵们已经无力继续发起进攻。我们缺少军官，现在还活着的也已经被吓破了胆，早就完了，没得救了。我们已经沦落到和俄国人一样窝囊：士兵们只知道躲在阵地里龟缩防守，照着黑压压的人群胡乱开枪，直到把子弹打光为止。”
塞尔维亚举步维艰，在英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温伯恩夫人、佩吉特夫人和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等社会名流纷纷前往塞尔维亚，和特鲁别茨科伊伯爵夫人一同参加志愿医疗队，后者是新上台俄国首相的老婆。可是，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国家地贫人穷，偏僻隔绝，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却已支离破碎、弱不禁风，即使有心相助，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塞尔维亚损失了163557人，其中69022人阵亡。这个国家将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遭受更多不幸，即使有再多胜利喜悦也无法弥补。15到55岁的塞尔维亚男性中将有62.5%的人死于这场战争；整个国家也将沦为一片废墟。
第一节 波兰
约德杰·斯坦诺耶维奇是一名塞军中尉，有一次借酒壮胆，义愤填膺地向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质问道：“那帮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做什么？凭什么不去打德国人？他们需要我们塞尔维亚派几个人过去，教教他们怎么打仗。我们塞尔维亚人知道打仗讲究的就是不怕死——仗接着就会很快打完了……”其他人也有和斯坦诺耶维奇一样的看法，其中一些还是司令官。这样的想法对于欧洲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可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