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施泰因的话如果是出自一番真心，倒也难得。杰弗瑞斯带着部下奔赴前线，去参加另一场战事，途经梅维尔的时候碰上一个军官，虽然不知姓甚名谁，但也是掷弹兵团的。杰弗瑞斯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团里面？”这个面熟的军官答道：“天啊，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干这种蠢事吧？我已经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了。”杰弗瑞斯烦闷地写道：“这家伙是个懒骨头，厚脸皮，做事喜欢讨价还价，是铁路上搞征兵的那种军官，反正就是那一类人。”
可是，更多士兵对于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遭受的折磨都感到深恶痛绝。步兵更是不堪重负，苦不堪言。让士兵们同样感到厌恶的还有一个现实：在前线后方，成千上万的支援部队过着相对安逸的日子，有地方睡觉、休息、洗漱，吃的一应齐全，吃饭也基本上不用担心战斗随时来袭。有个德国士兵酸溜溜地说道：“打仗就像剧场里的一出戏。演戏的在前面，最好的座位都在后头。”炮兵威廉·席乐恩-弗林施写道：“留在后方的那些兵，日子过得跟和平时期一模一样，根本就看不出来在打仗。在我看来，在最前头冲锋陷阵的是步兵和轻工兵。这些人没日没夜，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给家中女儿的信中说起自己当司机会有一些便利，虽然并无多少害处，却感到沮丧：“有些士兵会一次又一次放出闪电来打敌人。你崇拜爸爸。可是爸爸打不了雷，有时会感觉很没面子。爸爸虽然升不了职，但是只要可以，爸爸就愿意去面对狂风暴雨。”
法国步兵喜欢自嘲，戏称自己是“捡破烂的”，越来越看不起那帮和自己穿着同样军服，却不分担风险的“长尾巴”。有个军官在路上偶然遇到几个陆战队员，竟然坐着汽车，而不是徒步前进。他问起陆战队的长官是否有所伤亡，得到的回答却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很少很少”，言下之意一个也没有。这位陆军军官写道：“我看着我可怜的部下在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灌满泥水的堑壕前进，等着在那里受苦受累。不，在这场战争里头，前线不同作战部队士兵经受的苦难绝对是不公平的。”一伙法军军官从前线退了下来，休息几天，正在乌丹的一家宾馆用餐，有一个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有个“捡破烂的”只要一听到他们喊“服务员，再来一瓶查特酒”就感到恶心。招呼服务员的那几个参谋官一眼就能看出对于每天晚上如此安逸地享用晚餐早就驾轻就熟。
年轻的德国炮兵赫伯特·苏尔茨巴赫碰见一些法国战俘，听到战俘们说起一路上能够毫发无伤地到达德国，把打仗的事情丢在脑后，简直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法军战线上也是同样如此：有个德国俘虏告诉爱德华·科德维“我们在这里当俘虏要好过打仗”。有几个同伴听了，大骂这个德国战俘不该。科德维于是问起他们是否认为法国应当为这场战争负责。“这既不是法国的错，也不是德国的错，”这帮德国战俘说道，“要负责的是俄国人。我们这些当兵的之所以打仗，纯粹是没有法子。”不过，雄心勃勃的英雄还是有的。“这些人从困境中获得了鞭策的快乐，或者说至少装出来这副模样。朱利安·格伦菲尔是一个受到同时代人追捧的偶像人物，原因在后人看来往往不得其解。他在10月曾经写道：“我热爱战争……战争就像一场大型的野餐，却没有野餐的目标。战争是最好玩的事情……正适合我强壮的身体、坚强的神经和狂野的性情。战斗带来的兴奋让每一样东西，每一个场景，还有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活力。人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深爱自己的同类。”
爱德华·科德维每天只要一见到军官们坐着铮亮发光的小汽车，从排成长队的伤员身边加速驶过，胸中就感到义愤填膺。伤兵们只能拖着疲累的身子，一步一挨走去最近的救护站——有一回走了差不多12公里。“这帮军官别看一个个衣冠楚楚，经过的时候竟然没有一辆车停下来，给累得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捎上一段。那个当少校的想必一定不能错过自己的烤肉。”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只要一说起前线士兵面临枪林弹雨，就对当参谋的鄙视有加：“那帮家伙躲在前线后面好几公里远的地方，只会摆弄摆弄书桌、电话，还有收发报机的纸条。军械主任就连马都长得膘肥体壮。”
各交战国出现了一股新的风潮，这股风潮和对8月战事的浪漫幻想与热情没有任何关系。路易·巴塔11月动身离开纳博讷，出发去往前线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反差：既没有出征仪式，也没有喝彩与亲吻，这与自己部队夏天出征时的热情游行截然不同。在巴塔看来，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在于：4个月前妇女们涌向火车站台，向士兵们赠送水果、果酱和白酒，可现在这些女人会将商品卖给士兵，自己赚钱。要是能够受点轻伤，简直求之不得。威廉·凯森中士的哥哥左手中弹。凯森在给家人的信中无不羡慕地说道：“哥哥这次可真是中了头彩。”弗朗索瓦·迈尔躲避炮火时摔倒在地，落在地上的一堆烂玻璃上，被严重割伤。这次受伤给了他好几天的宝贵时间，可以暂时远离前线。“我很抱歉要抛下同伴，但我跟他们保证，一个星期后就回来和大家团聚。”迈尔回到后方，不少平民前来看望。大家对迈尔受这一点伤就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不已。迈尔一开始感到无地自容，后来才慢慢好起来。“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在遮遮掩掩，不想告诉别人受伤的实情，只是说子弹打的。靠着编这些谎话，真真假假，换来了几夸脱咖啡和几瓶朗姆酒，都是送的，都不要钱。”
留在前线的只要不是蠢货，都会多多少少受到恐惧的折磨，只是有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加明显承受不起。“一个人要是给吓坏了，去看他的眼睛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弗朗索瓦·迈尔写道，“眼里充满着痛苦和恐惧，像个疯子一样。这些炮弹虽然可恶，但并不至于让人害怕到这个程度，只要不被炮弹直接击中，就没那么大伤害。炮弹打来之前，会听到一阵长长的呼啸声，接着数到十，就炸了。”救护车司机德罗西·菲尔丁提到某些人面对炮火，缩手缩脚，显得很是鄙视。有个志愿兵尤其如此。此人名叫约翰逊，在一家民间战地机构工作：“光听见（炮弹）打来的声音，就吓成这个样子，真是少见。邓砌齐的那个约翰逊就是这副熊样。当时只见一辆‘囚车’（德军炮弹）飞了过来，这个约翰逊居然一下子吓晕过去，瘫倒在地，还有一个司机也被吓成了这副德行。”
即便如此，那些一连几周相互对峙的部队直到最后也没能与这位求战心切的年轻法国军官达成共识。士兵们追求的是住宿条件能够好一点，日子多多少少没那么难熬。伊拉里翁溪的溪水从穆松桥北面的森林里潺潺流过，法德两军的士兵都会到这里来取水。在伊普尔北部，一阵强降雨过后，英德双方的士兵都只能趴在胸墙上休息，堑壕里灌满了水，排水沟也被炮弹炸坏。两边日子都不好过，没有任何一方还有干劲想大打一场。12月初，有个德国军医汇报说友邻的步兵团和法国人达成协议，每天到了晚上留出半个小时的例行停战时间，交战双方利用这段时间把死者抬出去掩埋，顺便交换交换报纸。不过，法国人最后还是抛弃了这段简单的友谊。“明显看得出来，法国人对于我们最近打败了俄国人，很是生气。”不过，更有可能是某些高级军官介入，才让此事作罢。德乌巴尔将军向同为将军的格罗塞蒂提出告诫：“请您务必留心注意，有些士兵在同一个防御地段待得太久，会和对面的敌人把关系混得很熟。搞出聊天，有时甚至相互串门这种事情来，恐将导致不幸的后果。”
除开心理负担，身体负担同样不轻。随着冬天气候日渐恶劣，就连身体最棒的士兵也有不少患上了风湿和堑壕足病，这是因为24小时长期穿着湿靴子和湿袜子，经常要在齐膝的脏水里涉水徒步。患病人数与日俱增。支气管炎司空见惯，有时甚至会夺去性命。虱子不仅仅只是惹人讨厌，更是疾病的携带者。“亲爱的，今天已经是待在堑壕里的第7天了，”中士古斯塔夫·萨克11月5日在阿尔德库尔给妻子写信，“我们看起来真的就像猪这个字形容的那样。大衣、外套，还有裤子上面附着的泥，毫不夸张地说，足足有一公分厚……报上都是些令人作呕的东西，要是看到说什么‘向前缓慢推进’，意思就是挖了整整两个晚上，朝敌人的阵地前进了50米到60米的样子。”萨克虽然之前是个记者，可是觉得只要一看到德国报纸上吹嘘战争如何如何崇高，堑壕里打仗是多么多么骄傲，就感到恶心，感觉自己永远无法提起笔来，把在法国的亲身经历讲给世人听：“凡是那些到处宣扬，说什么‘在经历过战争洗礼之后，要写一点东西来歌颂战争有多么伟大’的家伙，统统都是在放屁。”
职业军人，哪怕级别最高的军官，到了这个时候也把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双方坚强意志力的较量。既然如此，就必须展现出更胜对手一筹的能力，让人看到自己这一方更能承受痛苦与损失，唯此方可战胜对手。夏尔·戴高乐在12月7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场战争如果不是一场歼灭战，又是什么！像这样的战争，不管范围、意义还是残忍程度，都是欧洲从未经历过的，若不付出巨大牺牲，是绝对打不起来的。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只有最狂热渴望胜利的一方才能打赢。”戴高乐看到战线上的很多地段，交战双方慢慢养成了一种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心态，对此极为反感。法军有一次挖了一条堑壕，直通德军阵地，借以阻止敌人如法炮制，在自己阵地下头挖壕。戴高乐督促营长，认为应该利用这条堑壕来压制敌人火力。营长少校大为不满，反驳道：“你不要跑到我的地头上来开这样的头。这样做只会惹得敌人发作。让敌人在自己的窝里老老实实待着，他们不也让我们安安静静待在我们的世界里吗？”戴高乐听了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写道：“堑壕战存在一个严重缺陷，会让每个人越来越强烈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我不招惹敌人，敌人就不会来打扰我……真是可惜啊。”
乔治·杰弗瑞斯12月24日头一天晚上趁着天黑，把一支部队从前线给救了回来，隔夜第二天一早写了这么一番话：“我一大早四处走了一走。有些地方的水已经齐腰深了。天光亮了起来，这才看见我们堑壕选的位置相当的差，满是水和泥巴……这里的土地十分平整、毫无特色，地头上还有不少堤坝拦着……德国人可以从上往下看到我们……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沿着防线走了一圈，路上蹚了不少水。”罗伯特·哈克也是同样境遇：“到这种地方来打仗确实感觉非同一般，早就没有了时间概念，什么今天是星期几，几月几号，这些全都记不得了。感觉一切只凭什么时候进堑壕，什么时候出来放风休息来算……这些泥巴……可不一般。这里的泥里头有许多黏土和矿物质，黏糊糊的一大团，像捕鸟胶一样，腿一踩进去就被吸住，拔不出来。另一块阵地上有5个人被泥巴粘住，陷在了靠近射击线的一条交通壕里，花了足足7个小时才弄出来3个……跪在树篱拼成的柴把上，我们用手把他们大腿还有脚上的泥刮掉……泥巴粘在衣服、外套、裤子和装备上，差不多有半英寸厚，等于身上的负重多了一倍。枪也全被堵住塞住了，根本用不了。”罗伯特·哈克在被死神夺走性命之前就忍受了这么几个月的痛苦折磨。
德军士兵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加舒坦一点儿，下的功夫要比英军、法军或者比利时人都多。德国人不仅挖了深深的堑壕，还在掩体里添置起了一些装饰，多少有了一点家的味道。中尉阿道夫·斯佩曼对于手下亲自动手，在住的地方布置起棚架、天窗，还有壁龛，感到很是赞许。掩体入口的牌子被粉刷得干干净净，这样住所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快乐老家”。另外有一座碉堡周围摆满了法军打过来的哑弹，美其名曰“炮弹宫殿”。德国人吃得也比法国人好：“路易·巴塔的部队一连好几个星期喝的都是冷咖啡，吃的是大块干肉和一些面包，面包上还沾着泥，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开始分发。吃的如此寒碜，那些愿意、也有能力出钱的士兵只好私自加餐。巴塔有一个战友，每天晚上都冒着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危险，偷偷溜出营地，徒步走去贝休恩，负责为连里一半的人买吃的，每次赶在天亮之前跑回来，身上背得重重的全是吃的。”
弗朗索瓦·迈尔秋天刚开始给家中妻子写信的时候还斗志昂扬，信心满满：“我们过得很开心，每天吃得饱饱的。当然发牢骚的也不在少数——都是些老近卫兵——不过，我想说士兵们的士气整体上要比刚刚开始打仗那会儿好一些。有些暴力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又重新找回了爱国主义热情。”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嘟囔着要当逃兵，迈尔写道，不过对面堑壕里的一些普鲁士人也会干同样的事情，高举着双手，向我们走来，嘴里喊着“法兰西万岁！太残忍了！”一经审问才知道这些人是因为不满口粮太少，加上受到军官虐待。话虽如此，随着日子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过去，天气也变得越发糟糕，迈尔的昂扬斗志也和成千上万其他士兵一样掉了下去。10月31日，迈尔参加了一场进攻。连里大部分战友倒在了战场上，只有几个侥幸活了下来，得到命令，撤了回去。迈尔写道：“好运气就是在那个时候用完了。我们拼命往回跑，三个同伴全都中了子弹——夏布里埃脑袋被打中，倒在了地上；杜福尔受了伤，过了几个小时也死了；布兰克背上背的袋子替他挨了三枪。”
回到1914年，当时的军队打起阵地战来，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电话机数量不够，可信号兵既不能发莫尔斯电报，也不能像以前殖民地战争中习惯的那样打旗语，以免暴露自己。于是乎，指挥官们只好派人送书面情报，送信兵一旦被抓，风险极大。由于没有润滑油和棉花废料，步枪常常被泥土和火药残渣堵住，开不了枪。加上一些冒牌制造商生产的弹药粗制滥造，步枪卡壳成了常事。有一次，几个皇家威尔士步兵团的士兵跑到一个废弃的农场里头，杀了一头猪，把猪油拿来当作步枪润滑剂用。卫生设施极其简陋原始：士兵们索性直接尿在牛肉罐头里，再把罐子往胸墙外一扔，仍得越远越好。同样，躲在堑壕里拉大便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在日常废物清理制度出台之前，粪便也是随手一抛，直接扔到无人区去。工兵在皇家威尔士步兵团的阵地前面布过一道铁丝网，说是起保护作用。弗兰克·理查兹手下一个士兵轻蔑地戏称，就连长颈鹿都能从铁丝网下头走过去。即便如此，英国人自那之后一连好几个星期再也没有布设更多铁丝网。
迈尔发现自己被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无助感困扰，感到无力自拔，每参加一回战斗，这份无助感就变得更加强烈。“昨天我们发起了一场佯攻，把德国人的预备役部队引到我们这边来，”迈尔11月29日在亚眠东南面的罗谢雷斯写道，“这样可以帮助在凯努瓦恩撒特尔附近发起一场真正的进攻。在我看来，干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好玩。先是大炮照着敌人齐射了几轮，接着一阵猛烈放枪，再接下来，10个士兵在一个中士带领之下，从我们的战线朝前走了60来米。这下可好，炮弹像雨点般劈头盖脑打了过来。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的10个人回来了。不过，敌军炮击一直持续到了晚上。请问这样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不晓得。连里有一个死了，还有两个受了伤，就为了这一丁点战果。”威尔史密斯·亚伯·史密斯上校听到基奇纳预测说这场仗要一直打下去，感到大为震惊，用难以置信的口吻说道：“这种事情这个世界能够忍受两年，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士兵们对于待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老地方，一打就是陆陆续续好几个月，开始习以为常，这些地方的地标建筑也逐渐声名在外。英军步枪旅在梅西讷附近，为了抢夺一个阵地打了一场狠仗，阵地周围密密麻麻围着全是铁丝网，因此又被叫作“鸟笼”。拉巴塞有一个地方叫作“开动的火车”，其实是一些遗弃的货车车厢。德国人在里面装满混凝土，狙击手躲在后面放冷枪，还挺管用。在拉巴塞，一个英国士兵要是运气不错的话，没准可以“回趟老家”——受一点轻伤，就能获得机会，坐车回国。孚日有一块阵地，双方在那里都死了不少人。德国人管这块地方叫作“硬汉山顶”，法国人称之为“老杏仁”。只要占领了这个山头，就可以控制通往牟罗兹的道路，德皇的士兵们可是为此下了大力气，死了不少人。
交战各方的军队都发现通过惩罚手段维持纪律，大有必要。弗兰克·理查兹的部队终于接到命令，可以离开前线，告假休整一段时间。指挥官利用这次机会搞了一场额外的例行行军。这是一次迟来的惩罚，针对所有在蒙斯撤退过程中临阵脱逃的人。不管是开溜的，还是掉队的，就连军官也不能免于受罚。即便是跑到其他部队里头，端起刺刀冲锋过的也得参加，结果自然引得怨声载道。在休息的营地里头，还是这同一位军纪官，对发现违反军纪的士兵执行了第一号战场惩罚令。这一回不像以往，受罚的士兵不再捆在货车车轮上面挨鞭子，而是被绑在了乌普利纳一家工厂外面的栏杆上。当地的女人全都围了过来，看个究竟。有些表示同情，有些则在大声嘲笑。有个士兵坦言自己并不在乎接受军纪惩戒，“可是受不了让这帮吃蛙浑蛋（法国人）这么盯着看热闹”。
战场打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被炸弹完全夷平，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泥泞烂地——要想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成千上万门重炮再多“辛苦”几个月。1914年那会儿还有一些房屋完好无损地留下来，连同残破的篱笆树林一起免于战火，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屋子也所剩无几，难得再见到几栋了。德军在普尔卡佩莱附近有一个团，团长格里姆少校讲述了自己的一些部下找到一所农民的房子，在里面住得舒舒服服，优哉游哉，他自己也难得把好多天没刮的胡子刮了一回。不过，德国人的舒适老窝很快成为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农舍里头的大部分人没能活着出来。
虽然，每一个国家都会对战场上临阵脱逃或者离队的士兵处以极刑，但是德国人对于本国士兵执行惩罚的次数要远远少于英法联军。吕西安·拉比目睹了一个自行车步兵团的法国兵遭到枪决的场景。这个法国兵面对敌人，丢下岗位，临阵脱逃。“他死的时候很勇敢，解开军装，大声说道：‘亲爱的同志们，朝我的胸口，而不是脑袋开枪！’”被枪决的这个法国兵拒绝被蒙住双眼，直到最后还在高喊“法兰西万岁，阿尔萨斯万岁！”爱德华·比尔讲述了有一回比利时人行刑，场面一塌糊涂，错漏百出：两个士兵被定了罪，绑在电线杆子上。行刑队的10个人听到命令，开枪齐射了一波。一个士兵被打死，倒了下去，可是当医生检查另外一个士兵的时候，发现对方竟然还活着，于是向负责行刑的指挥官嘟囔了几句。指挥官随后打发一名下士去补枪。没想到这一枪打完，医生一看，发现这个士兵还活着没死。指挥官这一回只好从下士手中一把抢过步枪，亲手替那个可怜的士兵结束了痛苦。比尔写道：“等到那帮军官离去，人们上前砍断绳索，把尸体放了下来。大家都忘不了刚刚发生的一幕。我听见有人说道：‘啊！我宁愿脑袋被德国人的炮弹炸掉，也不要被这帮没用的畜生砍掉，太丢人了！’”
按照规定，莫夫莱还得帮着掩埋死人，“这些尸体大多已经臭得不行，早就完全腐烂，脸上全是黑的、肿的，上面还爬着蛆。你非得有这个本事，不怕反胃，才能给他们脱掉衣服，把身上的身份标牌给解下来”。战争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月里，军官和士兵是分开掩埋的。可是，随着伤亡人数增加，法军下令只有上尉及以上军衔的人才能享有这种特权。法国政府面对民众的强烈诉求，最终答应各家各户有权把牺牲的亲人带回家。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引发争议，因为很多家庭出不起钱托运尸体。英国人和德国人则选择将差不多所有战死的列兵就近掩埋，葬在普通墓地里头。
既然日子过得苦闷无聊，哪儿也去不了，住在堑壕里的人只好在自己部队阵地这一块狭小天地里找寻能够找到的一切东西来转移注意力。弗兰克·理查兹写道：“对于一个遵守规矩的老兵来说，一副扑克牌才是真正的圣经。”理查兹和战友们各种玩法换着来，打个没停。中士阿尔夫·布里斯利花了一周时间，把汉普郡步兵团的团徽雕刻成了贵妇小径下头一个采石场的模样——继布里斯利之后，法国和德国的士兵们也展出了自己的艺术作品。爱德华·科德维惊叹于十几个大男人竟然因繁就简，玩起了巴格代拉这种桌球游戏，投入之专注，就连炮弹时不时落在周围也毫不在意，直到最后一发炮弹差点击中他们，才不得不抬起头来。只听见其中一个愤怒地喊道：“这帮畜生就是要害得我们玩不成。”
路易·莫夫莱是陆军医院的一名护理员，谈起自己在尽力救助一个伤兵时感到多么无力：“那个人的脸上，下巴已经碎了，满脸血肉模糊。我们先是把他口里的碎片清理了一些，接着把一根管子插进食道，这样才能把灌肠剂灌进去，喂一些水和咖啡。”莫夫莱的救助站经常缺水，就连给士兵伤口敷料前清理一下手上泥巴的水都没有。碰上病人休克，简直无能为力。和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在这种完全谈不上卫生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输血。莫夫莱讲述了一个救助站的情况，自己曾在那里干过一段：“一进门左手边摆着两具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帐篷的帆布碎片，就这样丢在日头下晒着；尸体后面堆着高高的一堆装备、步枪、刺刀，还有浸满了血的毛巾。屋里用来照明的只有几支蜡烛和两盏油灯。我慢慢看清了躺在地上的那帮伤兵，差不多人人都是头顶着头，睡在地上。到处都是人身上的味道，鲜血，还有吐出来的东西；唯一听到的声音只有没完没了的哀嚎。最难的活儿是你得把一只脚踩在一个士兵的两腿之间，膝盖跪在另一个的腋下，才能为第三个人治疗。”
静态战为新技能创造了市场。有一位著名的法国画家名叫吉杭·德·斯沃拉，是陆军电话接线员。他想出了一个点子，找一些材料，与当地的地貌特征，比如说石头、草、树之类的特意融为一体，来伪装大炮。马恩河战役之后，斯沃拉的这个点子得到了普因加莱和霞飞的支持，得以付诸实践。“我采用了立体派的方法”，斯沃拉后来写道。他动员了多位画家朋友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包括福兰、杜诺耶·德·塞冈扎克、艾伯特·劳伦斯、阿贝尔·特鲁切特、德旺贝、布森戈、迪弗雷纳、卡姆安、焦梅斯、布拉克和罗杰·德·弗雷奈，还有一些雕刻家，比如德斯皮奥、布沙尔和兰多夫斯基等人。伪装开始流行起来。安德烈·马累把这门技术教给了英国人，还在笔记本中留下了自己的水彩杰作——坐落在人工树林和伪装废墟中的观察哨。
爱德华·科德维去一家法军战地医院，见一个生命垂危的朋友最后一面，看到80个伤兵躺在一座制糖厂里头，直接睡在稻草堆上，身上还裹着被泥水浸透了的军装。医院里只有一张病床，是留着给已经确诊，即将咽气的人准备的。10月的时候，一条铁路道岔出了故障，结果导致一辆满载着500名伤员的救护列车走错了道，开上了马恩河上的一座断桥。15节车厢里头只有两节没有一头栽进河里——说来也巧，那两节装的全是德国伤兵。并非每一个当护士的都是大慈大悲的修女。普略·德·迪于斯上尉就曾为这样的场景感到震惊：一个女人迈着大步，从排成长长一列的车厢前走过。每一节车厢里都装满了伤员，呻吟声此起彼伏。女人每经过一节车厢门口，都会敷衍地问上一句有没有人需要医生。有个伤兵求她救救身旁的战友，那名士兵的腹部伤口由于气性坏疽再次裂开，发出难闻的臭气。谁知这个护士竟然熟视无睹地径直走了开来。德·迪于斯最后找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因为超负荷工作，早已累得不行。德·迪于斯把情况跟医生说了一下就匆匆离开了那里，写道，“我已经受够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只能随他去吧”。
“我们不再在乎死去的人，只关心那些还活着的，”弗朗索瓦·迈尔11月28日写道，“正是这些贬低了人类为此付出的牺牲。人若是没有经历过战争，就谈不上见识过什么大风大浪。嘴里吃着东西，身旁躺着尸体，乌鸦在上面啄食，就这样和大伙儿有说有笑。真是可怕极了。”爱德华·科德维同样记录下了人们的麻木不仁：他有一次偶然遇到一个德国士兵直挺挺地靠着帆布背包，坐在那里，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快不行了，只能慢慢地把一块铺地用的防潮布顶在头上挡雨。“这个德国人趁着还有一口气，从外套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年轻的妻子和两个胖乎乎的小女儿。”让科德维吃惊的是自己的同胞不单害怕麻烦，不愿掩埋德国人的尸体，还在德国人手里紧紧捏着的相片上面画胡子，嘲笑德国人死相难看。有一名法军中士在12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趁着前线停火的空隙，几个担架兵抬着一个死人，从我们外面几米远的地方路过。有几个人抬头看了一眼死的到底是谁，其他人都在一门心思打扑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在“一战”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军事医学发展要比其他科学领域进展缓慢。在缺乏抗生素的情况下，坏疽病依旧是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元凶。如果伤口得不到妥善处理，耽误数日，死亡率将会更高。病人常常因为疼痛缓解，误以为正在好转。其实感受到的只是伤口变得麻木惨白，那是死亡来临的先兆。要想活下来，需要相当的运气。勒内·卡森12月在圣米耶勒附近被击中了腹部，这种枪伤多半都是致命的。按照法军医疗队的规定，卡森只有回去自己团里找医生，才能得到治疗，而他的团远在400英里之外。卡森只好忍着伤痛，走了10天才找到自己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做了手术。这段惨痛经历使他从此成为一名改革先驱，为了受伤老兵的人权奔走一生，大声疾呼。
古斯塔夫·萨克中士在阿尔德库尔的堑壕中朝外远远望去，看着成片的法军士兵尸体发呆。这些死尸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掩埋了，唯一的利用价值就是让巡夜的士兵从死者背囊里找一点口粮。“有个人开了一罐罐头，也许是不小心，也许是因为恶心，手颤颤巍巍的，接着吃了起来。‘为祖国而死是多么幸福，多么值得。’可怕，真是太可怕了！只要能够一醉方休，那就醉得不省人事吧！”好不容易挖出来的堑壕，因为过于潮湿，两边的墙都垮了下来。雨如果下得太久，掩体的屋顶也会倒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跟猪一样在泥里打滚了”。喜欢思考的人们会对周遭见到的一切表现得无比厌恶。德国炮兵阿道夫·斯佩曼中尉11月1日在索姆河前线写道：
如果说身体健康、没有受伤的人和牲口都觉得待在条件恶劣的堑壕里日子难过，那么那些受了伤的遭受的又是怎样一种折磨，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德国兵阿洛伊斯·勒文施泰因看着战场上的那些牺牲品，心生怜悯，写道：“一堆尸体里躺了三个受伤的法国兵，一个两条腿全断了，另一个肚子开了膛，还有一个想一枪打死自己。我们有个伙计把他的左轮手枪给夺了下来。那个法国兵朝自己脑袋开了两枪，想了结痛苦，但笨手笨脚，两枪都打得高了一些，无边帽被掀掉了，哼个不停，听得让人心里难受。另外一个躺在地上，显然已经没了气息，只剩下一条腿在那里抽搐，就像还没完全断气的松鸡一样。太可怕了！”
秋色如此美好，放眼望去，平原上的景色虽然略显单调，可是真的让人赏心悦目。不过，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连绵数英里长的地头都被堑壕和掩体连了起来，像一条条的带子，让人还以为是一条单独的堑壕线，从敦刻尔克一直伸到凡尔登。整个平原看上去死气沉沉，空空如也……有几头牛在地里吃着草；再过去就是敌人的地盘，能够看见一些农民在耕地，偶尔也会见到一辆汽车驶过。
至于那些体型笨重的耕马，当初军队征召的时候就有专家提出反对。军队招这样的马原本是为了拉大炮，此时此刻已经证明确实不能适应角色。官方历史学家写道：“兽医军官……早就预见这些耕马不适合做军事用途，预计如果不加区分，把这些马当作军马用于打仗，损失将会不小……因为这些马匹抗病能力极差，食量饮水需求巨大，而且无法承受高强度行军。”死在法国的重型耕马成千上万，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马匹的蹄子极不适应潮湿的天气。英军法军只好从国外大量购买马匹，予以补充，只到经历惨痛损失之后才甄选出最适合作战的马种。从加拿大来的不少新马有的死在了横渡大西洋的途中，有的刚刚抵达英国就一命呜呼。直到最后才发现最优质的马种并非在畜棚里饲养长大的，而是那些美国乡下马，这些马身强体壮，来自南北达科他州这样的艰苦环境。待到大战结束，英国陆军军马数量已经达到45万匹；西线交战双方征召服役的骡子马匹预计在200万左右。英国皇家陆军兽医部队1914年仅仅招募了360人，四年过后已有2.8万人。
明天蒂耶普瓦勒教堂的塔尖就要被炸掉了。那里一直以来都被法国炮兵当作瞄准点，是对我们整个阵地的威胁。塔尖既然是理想的观察点，自然也成了大炮重点关注的目标。波济耶尔塔也装上了炸药，敌人一旦发起齐射就会被炸掉。看着眼前遍地的断垣残壁，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谢，幸亏将战火带到了敌人的土地上。假若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打仗，那帮畜生又会干出怎样的事情来？
很多马匹因为赶马的人要么不懂驾驭，要么野蛮驱赶，结果成为牺牲品。兽医们对无知无识的骑手和马夫如何虐待马匹进行了分门别类：拉大炮的一般喜欢“勒紧”马嘴；骑兵常常任凭坐骑又饥又渴，不闻不问；士兵们即便没有要务在身，也会在坚硬的路面上肆意策马飞奔；骑马的人对于鞍伤毫不关心。英军在奥姆斯柯克、斯韦斯林和谢汉普顿专门设点，为骑兵更换马匹。每个站点附近都有一家兽医院，可以同时照料上千匹伤马。在温彻斯特附近的皮特角军营，军用马厩一次就接收了3000多头伤病牲畜。
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有着和斯佩曼同样的想法：“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真是可怜！我一直在想，感谢上帝，这场仗没有在我们国家打。”德国军事当局一直在考虑，法国和比利时已经遭到如此明显的大规模破坏，一旦战争结束，肯定会出现连番指责，需要有人出来负责。12月，德军最高指挥部作出指示。凡是占领的城镇和建筑物必须拍照留念，以示完好无损。如果之后有所损坏，德国可以拿出来作为证据，证明责任在协约国一方。
同样紧缺的还有役畜。英军1914年开赴法国的时候带了5.3万匹马，其他国家军队马匹使用比例大体相当。官方历史学家对此写道：“现代战争中牲畜伤亡导致的损耗超乎想象。”英国远征军征用的马匹和骡子年死亡率达到29%。1915年新年到来之前，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死于疾病和敌军行动的牲口就有1.3万匹之多。亚历山大·约翰斯顿估算了一下，自己在前往埃纳河的行军途中差不多每走200来码就能看到一匹死马：“可怜的牲口，真是遭罪。”马匹的死伤方式各种各样，有的是被打死的，有的断了腿，有的则被活活累死。英国陆军在战争刚开始的头12天里从猎户和农民手中购买了16.5万匹马，其中不少马匹就像这样死的死，伤的伤。德国人9月撤退的时候在路上丢了不少带着尖刺的铁蒺藜，又叫作“鸦脚”，用来对付追赶的骑兵。这些三角钉经常起到作用，加上法国的农妇习惯不把钉子和其他废铁清理干净，就把炉灰直接倒在乡间的车辙小路上，更令英军马匹损失惨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虽然只是一介平民，却也意识到了这场冲突之残忍惨烈，前所未有，写道：这场战争比起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来，不单更加血腥、更加残忍，还更加旷日持久、更加毫无同情之心……这场战争抛弃了我们和平时期遵守的一切法则界限，就是我们称为人权的那些东西。这场战争并不承认伤员或者医生享有的特殊权利，也不对非战斗人员和战斗人员加以区别对待。红十字会总部在日内瓦设有一个国际委员会，1914年9月当时只有16名工作人员，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德国抓的第一批法国战俘被放出来，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负责把战俘转交给巴黎的。在此之后，这个机构的人员承担的责任与日俱增，人员数量也飞速增加，10月就已经增加到200人，后来很快又增加到了1200人。
英军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将征兵的最低身高要求从8月的5英尺8英寸降低到了10月的5英尺5英寸，11月又降到了5英尺3英寸。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14年参军入伍人数一共达到1186351人。可是，其他国家陆军战场部署部队是这个数字的三到四倍之多。只有到了1916年，驻守法国的英军才获得与自己国家大小相称的兵力，也只有在当年引入征兵制之后，才保证了英军能够保持兵员持续补充，以应对这场战争源源不断的兵力需求。无论何种情况，一支庞大的陆军要想提前做好武装，保证配备充足，都是一件难事：英国远征军长期面临严重的冬衣短缺问题（头一个冬天配发的羊皮大衣完全不合适）。各种武器，尤其是炮兵的弹药奇缺。直到大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内工业生产才可以完全满足战争需要。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负责安排中立观察员前往各交战国战俘集中营的访问事宜。从观察员的报告来看，德、法、英三国均履行了各自对战俘做出的人道主义承诺——奥地利和俄国却没有。在德国战俘营里，法俄两国战犯共处一室，相处融洽，彼此教授语言，探讨各自的文化。安德烈·沃诺德是一名法国战俘，写了一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话，认为这样的共同经历“催生出某种很好的国际主义情怀——当然，德国人并不包含在内——让我们同心跳，共脉动”。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在给家中的信里提到：受伤的法国战俘要比英国的受欢迎，因为法国人会对照顾自己的德国护士表示感谢。相比之下，按照洛文施泰因的说法，英国人“又粗鲁无礼，又不懂得感恩”。
英国的《晨报》在为征兵大声疾呼，《新政治家》杂志却声称如此操之过急，“恐将引发这场战争中我们百分之九十的道德问题，不仅等于承认这个国家没有把心铺在战争上……这样完全站不住脚……还会动摇我们参战的基础。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场属于英国人民的战争，而是英国统治阶级的战争”。诺斯克里夫勋爵强调自己有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政府官员见了面”，诺斯克里夫有一天晚上对《每日邮报》全体主管讲话时说道：“他们让我搞一场大的征兵运动。我一口就回绝了，除非我们的人（在前线后方的新闻记者们）得到公正对待，能够方便地介绍我们的军队，这样才帮着征兵。我有本事招到50万人，但必须得按我的方式。他们既然不同意，那我就不答应。”就这样，在整个1914年冬天和接下来的一年里，英军一直想尽办法通过志愿兵制度招募足够人手，只有这样英国才能在这场欧洲大陆战争中扮演主角。
住在前线后方的平民一旦落到军队手中，就得遭罪受难，只能忍受。战争的大多数时候，大炮开火对于住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部城镇乡村里的人们来说，不过是如同管弦乐演奏一般的背景音乐。许多无辜的人被当作间谍，惨遭枪决。当地人常常声称自己的军队和敌人一样不把他们的财产放在眼里。比利时二等兵查尔斯·施泰因有一回同一个农民起了争执，那个农民还是他的同胞，抱怨说士兵把自家的秸秆偷走，拿去睡觉。施泰因的意思是换作德国人来了，农民的日子会更苦。不是这样的，那个农民固执地说道：“你们来之前，德国人就来过我们这儿。他们可都是好人，不管拿什么东西都会给钱。”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向陆军部大倒苦水，抱怨这一类人的种种不是：“我早就说过，我们需要的是有爱国之心的人，要懂得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意义。德国人都是在强烈爱国情感熏陶下长大的，所以才会心甘情愿为了国家牺牲。我们倘若不加以循循善诱，愿意为国牺牲的人就不会太多。我说过，把在剑桥和牛津读书的年轻人们派往战场，去当军官，只有这些人才懂得大英帝国目前面临的这场危机有多么深重。”德国人当然不会认可黑格口中德国人人欣然赴死的说法。在德国人看来，自己也面临着和对手同样的困扰：积极性不够，领导力低下。鲁道夫·宾丁在伊普尔写道：“毫无疑问，英法两国的军队要是碰上训练有素的军队，早就该被打败了。可是，这帮年轻小伙，刚刚经过训练，实在没用，尤其要是指挥官死了，更加派不上用场。我们的轻步兵营几乎全是马尔堡大学的学生……面对敌人的炮火，损失相当惨重。”
不过，在德军占领之下的法国东部，两百万平民百姓却生活在残酷无情的统治之下。老百姓管战线那一头的土地叫作“自由法国”。德国人强迫法国人采用德国的时区制度，按照季节不同，要比巴黎早上一到两个小时不等。有些胆大的想方设法向西逃跑，就像一个方丹欧皮尔的当地人写的那样：“住在方丹并不代表住在法国——我们是在按德国的时间过日子。”只要出一趟远门，就得带上通行证，公共集会一律禁止。占领军制定出一整套高昂的赋税，敲骨吸髓。伊夫斯·孔加尔是住在色当的一个男孩，为了逃避德国人对家养宠物征税，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家的狗被杀掉。
堑壕战已经变得形同例行公事一般——突袭、巡逻、冷不丁地放上一记冷枪、突然一阵猛烈齐射，再加上局部进攻，造成的人员伤亡源源不断，英军指挥官越来越担心兵力不足。国内的基地在竭力寻找兵员补充，直到基奇纳的新军为1915年的战役训练配备完毕。但是，旧军队里的那帮废物难堪大用。莱昂内尔·丁尼生在日记中写道：“中士斯文查特带着第二批援军到了，他是军士中最没用的一个。我威胁要把斯文查特带到指挥官面前，告他游手好闲，没想到他竟然开枪打伤了自己的一只脚，结果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斯文查特虽然遭到降级，却因为缺少证据表明有意自残，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在他看来，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
占领军对于海牙会议定下的规矩熟视无睹，强行征召成千上万平民百姓做苦力。有个老人，已经74岁，被迫一年四季打扫里尔的街道，“每日食不果腹，暴露在双方军队的炮火之下。只能任劳任怨，忍受这种残酷的奴役”。有个牧师也同样讲述了人们不分年龄，不分男女，都得强迫劳动的故事：“孩子们被吩咐去养牲畜，捡苹果；年轻女孩必须打扫德国人住的街道、马厩和屋子；其他的要么去田里干活，要么缝机关枪的子弹带。与此同时，年轻小伙得去挖坟墓，等着埋成批成批从前线运回来的死尸。”
12月21日一大早，考恩的部下正在擦拭步枪，“突然传来一声轰隆巨响，堑壕抖了起来，护墙和壕沟被炸得四分五裂，周围地上的泥土被掀到空中（敌人埋下的一串地雷爆炸了）。随后听到10码开外传来德国人的叫喊声，只见德军端着刺刀，冲了过来……最后（我们）只好撤退。我有好几个部下被活活闷死，还有几个死在了刺刀底下”。德国人在印度步兵团阵地前方引爆了10枚地雷，造成大量伤亡，引起一阵慌乱。考恩在支壕里集合起10个侥幸没死的士兵，连同友邻步兵营的40名廓尔喀雇佣兵发动反击。“有些人连武器都没有拿就冲了上去。我把左轮手枪给了布里斯班中士，他的那把已经没法用了。可惜，他在我身旁，不久就被打中了脑袋……上帝开恩，德国人不再照着我们冲过来，开始掉头回转……我捡起一把步枪，撂倒了7个德国兵，都是从背后打的。我还打中了一个德国军官……不过，德国人开始向我们开炮，横向依次打来。我们被强大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最后只好向预备防线撤退”。考恩所在的营损失了14名军官和516名士兵，“损失相当惨重……我的运气不错，活了下来，有一枚子弹还打穿了我的头套”。
并非所有占领军都对当地心不甘、情不愿的法国人表现野蛮。在卡内尔唐库尔，军医洛伦茨·特莱普林10月在村里组织了一个男孩赛跑比赛，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来的既有士兵，也有平民——拿了冠军的可以获得一盒薄荷糖作为奖品。有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过来抗议，说士兵把她家的牛给牵走了，家中有一个一岁大的婴儿，还有一个90岁高龄的老父亲，两个人都得喝牛奶。特莱普林写道：“当我搞清楚这两个要喝牛奶的都是真的，我们就把牛还给了这个女人。她答应以后每天送给我们几升牛奶。这样两边就扯平了。”随着冬季到来，双方进攻停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军医在此期间还给当地人做手术，当地人也送了梨过来作为答谢。
对于那些仍然留在堑壕里的人们来说，即使胜利无法唾手可得，双方的指挥官们也坚信必须采取主动，这样才能防止士兵们陷入沮丧和惰性之中。军官们为此采取措施，加大局部进攻力度。可是，对于被迫执行命令的人来说，如此举动显然毫无意义。法军的底层军官叫苦不迭，抱怨上级军官仅仅为了让人看到他们没有磨洋工，“有事可干”，就白白牺牲士兵的性命。在英军把守的防线上，约翰·考恩上尉描述了10月发生在吉旺希的一场战役：“我们有一个连进攻了一个德国蠢货，占领了他们的堑壕，没想到随后遭到机枪扫射，战友们成片成片地倒下，进攻的50个人里头最后只剩下两个活着回来，克尔中尉在回堑壕的路上被打死。三连赶紧上去支援，我们直到堑壕被炸垮才得到解脱。我……白天黑夜就这样醒着，浑身上下湿了个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过眼，每天晚上都在等着进攻随时到来，这样的任务真是又苦又累。”
莫里斯·德尔莫特是个农民，上了年纪，住在方丹。他记得德国军官一开始住到法国人家里的时候就连吃饭也枪不离身。无论是不愿接待的主人，还是借住他家的宿客，随着双方后来慢慢明白这场仗也许会一拖再拖打个没完，大部分家庭还是会设法腾出地方，让给“自己的”德国客人住。德国兵保罗·哈布曾在比利时一个名叫皮拜的小村庄里住过。他写信给妻子玛丽亚，叫妻子寄一本法德袖珍字典来，说“这里的人对我们非常热情友好”。保罗·凯斯勒随军驻扎在里尔，在陆军邮局干活，看到给占领军分发的《德法常用语手册》里头说话腔调粗俗刺耳，感到十分沮丧。按照手册要求，士兵入住寄宿家庭时，如果主人不大情愿，可以说这样的话：“马上带我去我的房间”……“敢让我住这么个不见光的破洞，你胆子可不小！”……“马上给我把所有房门都打开”……“我以……的名义逮捕你”。这本常用语手册很早之前就在柏林编纂完成，旨在让胜利的占领军了解一些基本用语。凯斯勒发现自己读到的是1913年发行的第33版。他在给妻子爱丽丝的信中写道：“真是太棒了……只要不是法国人，就可以这么说话。我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腔调跟人说过话……其实，要做到既彬彬有礼，又保持警惕，是完全可以的。”
指挥官们也在利用这样的喘息之机，把一些渴望回家的脆弱灵魂送回了国，其中包括陆军准将戴维斯，这位出生在新西兰的将军刚刚在埃纳河吃了败仗。一同送回家的还有掷弹兵团的诺埃尔·科里中校，他8月23日在未得到军令的情况下擅自从蒙斯撤退。乔治·杰弗瑞斯身为科里的副手，认为科里遭遇到了不公，因为撤退的决定是正确的。其他一些情况要模棱两可一些。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的代尔姆-雷德克里夫中校回到营地时已经精神失常。这是一个涵盖诸多不明症状的术语，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些正规军官表现得无法适应战争压力。这些人在1914年得到了军法更为宽大的处理，相比之下，那些地位低下的士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
格奥尔·班特林26岁，是一名随军外科医生，也是团里的营舍管理员。他遇上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如何在7000人口的比利时小城隆基耶尔安排驻军住宿。班特林有两个司令部的参谋要安排，还有一个步兵团，两支弹药运输队，一个炮兵分队，两个卫生连，加起来一共5000多人，外加700匹马。普通士兵睡在稻草上，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在地板上开了铺。只有军官能够分到床睡，还可以在当地的一座古堡里用餐。巴特林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装饰华丽的餐厅里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楼下花园的美景。晚餐都是精心配制的，酒水醇美。如此待遇，简直就像贵族一样，味道感觉和端着锡盘，拿着一把锡调羹，喝战地炊事班做的那些汤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的这身行头跟住的环境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用钉子钉住的军靴在漂亮的波斯地毯上踩来踩去；身上的军服经年累月，早已开线破烂，躺椅上铺着的却是华贵的绸缎，墙上糊着弗兰德的牛皮纸，挂毯都是哥白林挂毯，颇有年头来历。”
乔治·克列孟梭作为政治家和记者，也用同样的笔触写道：“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当兵就是和敌人上阵厮杀搏斗……可是，在枪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地静待时机，这样的耐心又需要多少更多勇气？任凭痛苦折磨，这样的考验又是多么更加艰难？在不断无情地吞噬着所有生理和精神上的反抗。”西线对垒的双方终于意识到在来年开春之前已经不大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德国军官鲁道夫·宾丁11月22日在佛兰德斯气急败坏地写道：“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单在佛兰德斯这里，而是整条战线，我们和敌人都被拴住了双脚……都……都失去了继续突破的动力……能够制造出这么一条漫无尽头、连续不断的战线，把阿尔卑斯山到大海连成巨大的一片，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绝不是我理想的战略打法。”待到局势明了，当前不会再有大规模作战行动，英国远征军索性给一些军官和士兵放了假，这是这些人8月以来第一次得到解放。大伙儿上了火车，争先恐后地抢座位，有一拨军官甚至坐着挂在机车后的煤水车，去了布洛涅。
在每一个占领的地区，街上张贴的宣传画都在告诉人们尽管放心，只要遵守德国人的规矩，就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当然，反过来如果违反规矩，就有可能会被枪毙。德国人一开始努力劝说当地的男人志愿报名，参加劳役团。到了1916年，替军队干苦役已经成了义务，而且极其残酷。每个占领区每周都会点两次名。有些德军士兵对招待自己的法国和比利时房东言行举止相当规矩，通常都会得到善意的回报。可是，另外一些人则不然，只要看中什么，就会抢走，据为己有。有个士兵给朋友写信，讲起了自己在拉昂城东的经历：“我们从当地人那里拿走了他们所有的皮具、罐子、铜器、软木制品、油、蜡烛架，还有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全都寄回了德国。我有一回和一个同伴一起去，收获不少，在一间四面是墙的房间里发现了15件铜制乐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150套被子、几条毛巾还有6个铜烛台。你可以想象我们住的那家的那个丑老太婆看到这个，该有多么惊慌失措。我哈哈大笑起来。指挥官也很高兴。”
10月18日，英国国内某报刊出一封匿名信，写信的是一名英国远征军军官。信中写道：“坐在这里，读着刚刚到手的英国报纸，让人不禁想起英国还没有成功摆脱旧有的认识，还在把战争看得波澜壮阔，或者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而这和现实扯不上丝毫关系。报纸给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打仗就是一顿猛冲猛打。”作者同时引用了根据伦敦苏格兰步兵营在伊普尔经历所做的宣传：“现在发生的可不是这样。我们的士兵拥有大无畏的精神，英勇无比，包括夜以继日地坐在湿透的堑壕里，听着骇人的噪音，炮弹打来，地动山摇……我读了运动员营的事迹，里面个个都是运动员（这个营属于新组建的‘好友营’之一），个个都是棒小伙，没有哪个不够勇敢。可是，我们需要的是普通人，是训练有素，懂得怎么瞄准开枪的普通人——是那些懂得不到合适的时机，绝不开枪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喊打喊杀，巴不得一枪打死两个德国佬的家伙——这样的普通人越多越好。”
德军上上下下都在疑神疑鬼，不仅害怕游击队，还提心吊胆，生怕那些狡猾的鸽子会给法国人送信。身在洛林的阿道夫·斯佩曼在日记里写道，按照命令，只要看见鸽子打头顶飞过，就要打下来，“这已经成了一项颇受欢迎的运动”。“一群鸽子从身后的村里飞了起来，飞快地向西边径直飞去。这些狡猾的家伙被抓住了，虽然可怜，但总要好过德国人（死）。”占领军一旦认定占领区有人包庇藏匿游击队，就会连带惩罚。汉斯·伦施中尉是莱比锡人，在一家铁路建设公司上班，10月19日开车经过一个名叫奥尔希的村子，那里10天前被德国人一把火烧掉了：“村子已经成了一堆废墟。我见到一个女人，带着个年幼的孩子，在自家房子废墟前哭哭啼啼。真是让人羞耻难过。看到二十几个女人和孩子在房子废墟周围挖来挖去，我都快要崩溃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只要当地人野蛮地对待伤病员（德国人说这些都是被游击队打伤的），整个地方就会被烧成灰烬。到底是谁干的，很难找出来。99%的人都是无辜的，却要遭这样的罪。法国人民要遭受这种莫名其妙的悲惨折磨。这些地方（烧成）这样，到了冬天，日子又该怎么过？”不过，伦施并不会为财产上的损失感到良心有愧。老家的一个朋友提出给伦施的部下送一点慰问品，这位中尉打消了他的想法，说手下已经给好东西腻坏了，只要他们要什么，法国人就得给什么。“我们从不缺衣少穿。我们的人‘发现’法国人并不心甘情愿把东西交出来。小伙子们在这方面有天赋。哪怕最破破烂烂的村子里头都能给你搜出一堆不错的东西来”。
就算睡意终于姗姗来迟，也会被铁锹铁铲叮叮当当、砰砰啪啪的声音给吵醒。“你们在干什么？”巴塔睡眼惺忪，看着头上模模糊糊的身影问道。“在埋死人，刚才那一阵子打死的”，上头的人粗声大气地回答道。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死尸丢在无人区，无人收尸。灰色军装裹着的尸体早已腐烂，成了老鼠和空中盘旋的乌鸦的食物。听另外一个法国士兵说起，那些进攻的步兵被机枪扫倒，尸体在他的堑壕前面躺了足足有一个月，“一排排倒在地上，好像演习一样。雨水无情地落在尸体上，子弹打得泛白的骨头碎片直飞。有一天晚上，雅克巡逻走到跟前，只见好多老鼠从褪了色的军装底下窜了出来。这帮家伙在吃人肉，已经吃得又肥又圆。雅克的心怦怦乱跳，趴在地上，朝着一具尸体爬了过去。那个人的头盔滚在一边，脸上还挂着痛苦的神情，血肉已经没了，只露出光秃秃的头骨，眼睛也被吃了个干净，假牙掉了下来，落在已经发烂的衬衫上，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只腐虫从里头蹦了出来”。
10月初的一天早晨，路易·巴塔——巴塔战前在奥德做制桶匠——所在的步兵团得到换班命令。全团上下一片欢呼，上午4点便早早出发，前往马赞加尔伯的宿营地休整。全团的士兵们兴高采烈地开往后方，谁知距离马赞加尔伯还有4英里的时候竟然被叫停了下来，每人还发了两天口粮。士兵们纷纷撅起嘴巴，明白自己还得再打一仗。指挥官告诉大家必须赶在天明之前发起进攻。巴塔痛苦地写道：“这就是给我们的休息——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次将会永远休息下去……可是，为什么要演这样荒诞的闹剧，为什么要耍这样可恨的诡计。那帮家伙到底在怕什么，难道怕我们兵变不成？他们也太高看了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就这样被牵着鼻子，带去屠宰场，也不会有一点抗议。我们哪里算是人，只不过是一群驮着重担的牲口罢了。”士兵们后来得知这次进攻只是为了牵制敌人，为英国人进攻拉巴塞，还有法军攻打阿拉斯打掩护，变得更加气愤。巴塔哀叹道：“啊，祖国啊，他们打着你的名义，干了多少缺德事啊！”
法国兵路易·巴塔所在的部队最早是在11月底被派往前线的，之前几个月一直在干看守犯人之类的活儿。冬天天黑得早，巴塔到达加莱海峡边上的阿讷坎时已是晚上，在此之前刚刚去了一趟法国南部的纳博讷。第二天一大早，巴塔在小镇附近遇见三个人跟自己打招呼，感觉很熟，十分惊讶。这三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泥巴，像鬼一样，简直分辨不出模样来，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都是战友，5天前刚刚离开同一座军营，“他们说起在泥里躺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任何遮掩，整天淋雨，吃的东西更是难以下咽。”没过多久，巴塔和战友们就被派去把守堑壕，沟里满是积水，好不容易挨到天黑，却又一连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觉，只能听着零星的枪声，看着时不时闪过的火光，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随之而来是一场屠杀。全团士兵在前进路上经过一块甜菜地，遭到敌军火力压制，“成了德国人的活靶子”。巴塔有个战友两边脸颊，舌头连同整个下巴都被弹片打穿。巴塔想尽办法给他止血，可是怎么止也止不住。由于缺少人手抬担架，折腾一整晚才把伤员全部运到后方。巴塔的部队次日清晨重新发起进攻。团长罗蒂埃中尉明显喝了不少，显得异常兴奋，居然面对对方火力齐射，在堑壕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手里还挥舞着一柄德军刺刀，口里念念有词，说什么要“用自己的刀亲手宰了那帮德国佬”，话刚说完才几分钟就把脑袋露出胸墙，想看个究竟，结果被一枪打中，死了。
士兵们开始学会如何好好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既然德国人的阵地就在隔壁，那么就能免遭敌人炮火威胁，“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法把我们‘埋了’，”佛朗索瓦·迈尔写这番话时明显心满意足。他用的这句法国俚语是在形容敌人开炮，就像“梅子”用来代表子弹一样。近卫兵团军官卡文勋爵在11月写道：“我们后来的主要工作是学习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怎样在堑壕里做木炭，做好了之后怎么搬，又该怎么用；第二件事是怎么扔手榴弹，这个活儿对于掷弹兵来说再简单不过；第三件是怎样才能把飞机打下来。不过，问题在于鸟儿太少，要等很久才能放上一枪。”在类似贵妇小径这样的防御地段，交战双方都用上了探照灯，这样可以更好地应对夜间进攻。起保护作用的铁丝网虽然还达不到接下来几年里那种让人无法下脚的密集程度，也已经布得越来越密。有些英国军官始终认为打仗就该光明正大，指责德国人不守规矩。罗伯特·哈克抱怨道：“德国人会使用各种阴招诡计，朝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穿着一身卡其色军装，搞伪装，有时甚至穿着苏格兰裙，用英语喊‘不要开枪，我们是某某部队的’，还会报出某些英军部队的番号。他们还会用英语喊‘停火’，打我们的信号。”
法军好些部队里头首先发作的不是兵变，而是如何防止这帮没脑子的蠢货胡来。“有些后备役士兵，”弗朗索瓦·迈尔写道，“早就没了遵守纪律的习惯，还跟长官表示，只要下令，自己完全不在乎顶着火力往前冲——有些人甚至扬言要跑到别的连去打仗，因为其他的连管理正常一些。”路易·巴塔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惨象，脑海里浮想联翩：“我们的博物馆墙上挂着的战争画面，还有历史书里的战斗场面，里面的指挥官一个个被描绘得身跨高头大马，阵中旌旗招展，鼓声震天，炮声轰隆，沉浸陶醉在一副英雄盖世的狂热豪情之中。可是看看今天，我们那帮伟大的司令官，还有低级别的军官们，都跑到哪儿去了？这帮人全都躲在防空洞里，忙着接电话呢。”
英军士兵慢慢养成了一套例行公事般的生活规律，单调无比，极不舒服：每天天还没亮就进入阵地待命，接着7点开始吃早餐，12点半吃午餐，4点钟喝下午茶，7点吃晚饭，不用站岗的9点半开始睡觉。不过，如此规律的作息制度虽然看着挺好，却常常会被打破。警报不分白天黑夜都会拉响，时不时得出去巡逻，走上一遭，站岗放哨令人筋疲力尽，所以绝大部分士兵都是和衣而眠，有时一天下来甚至连靴子也难得脱。成日靠咸牛肉、饼干、面包和果酱充饥，再加上家中寄来的一点儿零食，打打牙祭。邮递送信业务堪称一台效率极高的机器，让生活在死亡线上的数百万士兵能够获得一两天之内的英国报纸，还有各种各样来自国内的慰藉。军官们可以通过邮递从远在伦敦的商店订购雪茄、饼干，诸如此类的东西。掷弹兵团有一个军官每个星期都会从福特纳姆和梅森百货商店订购两磅咖啡，可惜只喝了一个月就死在了战场上。周二下午4点从泰隆库克斯敦有限公司寄出来的鸡蛋，周三下午5点就能送到弗尔讷比利时医院的梅恩修女手中。
罗伯特·斯科特-迈克菲1907年从英国陆军退役，当时是一名中士，在军中服役了7年，大战爆发那年已是46岁，重新征召入伍，进了利物浦的苏格兰步兵团，11月去的法国。他所在的连最初经历的一系列堑壕战可以说打得最为惨烈。“连里没有一个人没病没痛，”斯科特-迈克菲12月23日给父亲写信说道，“全营上下都传染了痢疾，一连好几个星期，战斗力严重削弱。”我们沿着大路往前走，路上全是泥巴，坑坑洼洼，“好多可怜的家伙掉了队……我遇上的头一场灾难是一脚踩进了一条深沟，沟里的水足有齐腰深。没过一会儿，我又一头栽倒在了一块烂泥巴地里，背上还压着重重的背包……想站起身来，可连爬都爬不出来。”到了前线，斯科特-迈克菲的营立刻投入激战，损失不少。除了这些损失，斯科特-迈克菲悲伤地写道，似乎没人关心“透湿的衣服，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机会晾干。装备丢了一半，枪也被泥巴塞住了，这些问题……利物浦苏格兰步兵团很快打得剩下没有几个……想想我这么大一把年纪，居然还没被打死，真是蹊跷”。
皇家近卫骑兵团的科尔温·菲利普斯从伊普尔写信回家，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待在这个地方，你要学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忘记什么叫作‘荣誉’”。进攻的时候，有些德国军官会拿着步枪，背着背包，借以避开敌军枪手的注意；士兵们会拔掉钉盔上的尖钉，因为这些钉子一旦从堑壕里露出来，就有可能赔上性命。要想不暴露哪怕一寸肌肤，就必须严格遵守纪律。步枪旅的莱昂内尔·丁尼生眼看自己营的友邻部队锡福斯高地步兵团粗心大意，不禁连声哀叹：“人的命运就是这样难以预料：只要20来分钟没有炮弹打过来，这帮人就会跳出堑壕，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好像根本没有打仗一样。结果可想而知，好多人就这样白白丢了性命。”
德国士兵克里斯滕·安德雷森目睹了战友们在皮卡第地区对一座小镇大肆抢掠，写道：“战争是何等残酷无情！至美至善的价值标准一一遭到践踏——基督的教义、道德、家庭，还有温情。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那多有关文明开化的说教。一旦人们不能给予价值观足够尊重，就将失去对文明和其他价值观的信念。”鲁道夫·拜丁描述了在佛兰德斯见到的荒凉景象，也陷入了绝望的沉思：“一切变得麻木不仁，这是人类和人类历史上干的一件蠢事，一个可怕的糟糕的玩笑，是对人类无尽的羞辱，对一切文明的否定，让人丧失了所有对于人类有能力取得进步的信心，是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让人感觉全人类都将在这场战争中在劫难逃。”
爱德华·科德维刚被派往法国东北部的时候，他和战友都为自己要待在这样一条深沟里感到不可理喻。科德维将之形容为“迎接我们的新玩意儿”，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日后的生活。好几百万人要在好几个月里守着几乎一成不变的阵地，而敌人就近在咫尺。“堑壕战刚刚开始的那些日子，”弗兰克·理查兹写道，“双方都相当不怕死。你会看见一个德国兵突然从沟里跳将出来，朝着村子直冲过去，这样的场景看过不下一两回。可惜，不是每一次都能跑得到的。后来日子久了，两边都领教了对方的准头有多么厉害，再也没人敢露一个手指头了。”《每日电讯报》记者阿什米德·巴特莱特撰文写道：“现代战争中士兵常常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了对付德国人的害人诡计，士兵们只好藏在地下。敌人要是不知死活，胆敢探头出来，就立刻起来，一枪把他干掉。”罗伯特·哈克11月写道：在我自己防守的这块地头上两边阵地相隔只有几码远，但是“像这种打法，有些防线你哪怕在堑壕里一连走上好几天，都有可能连一个德国兵都见不到”。
交战双方都是残忍暴行的制造者。10月5日，吕西安·拉比负责带队押解14名德军战俘去往后方，小分队路上突然被一支塞内加尔步兵团围了起来，塞内加尔士兵执意要把德国人的耳朵割掉。经过一番激烈的扭打，这帮殖民地来的士兵才终于退去。一个大个子塞内加尔士兵向吕西安敬了个军礼，满怀惆怅地说道：“哎，我的中尉啊。你好歹让我割两只耳朵回去嘛……就两只而已！”有位法国随军牧师一方面为这些殖民地士兵把德国人吓得瑟瑟发抖，拍手叫好，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的医院该如何处理伤兵感到为难：“北非的黑人和他们的柏柏尔或者阿拉伯同胞一样开化……（可是）还有其他一些来自西非和法属刚果的人……真的非常原始野蛮。”很少有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地区来的士兵会说宗主国的语言。有个苏丹士兵受了伤，拒绝脱下衣衫，接受治疗时“像野兽一样嚎叫，还狠狠咬了护士的手一口……第二天带到操作室给伤口排脓的时候，又对乙醚管产生了兴趣，拿着放到鼻子上闻了又闻”。
从1914年9月开始，直到大战结束，几乎所有主要战事都发生在凡尔登和英吉利海峡之间，这是因为再往南走，地形不利于展开进攻。比利时西部有一些小城镇景色宜人，至少在10月和11月的战事把这里毁掉之前算是不错的好地方。不过，平整的田地被高矮不一的树篱分隔开来，变成一块又一块，有的大，有的小，就不大招人喜欢了。乡间柳树成荫，杨木和悬铃木在路旁排成一行行，时不时还会冒出一簇两簇山毛榉。战事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牛群还在悠闲地啃着草，任由打仗的士兵从身旁穿过，正是田地里随处可见的动物粪便让不少伤员染上了气性坏疽。一旦连绵的秋雨来临，地势低洼的地方车辆便寸步难行，无法上路。由于这里地势高低差别不大，因此哪怕最微小的优势也变得至关重要，德国人无一例外地占领了较高的地方。作为占领者，他们完全不必因为掉头就跑感到面子挂不住，无须顾忌荣誉受损的问题，因此在战术上占了优势。反观联军，不到万不得已，否则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是绝不会轻易退让半寸土地的。
一种共同的受害者意识在参战各国的军队中开始滋生，发展蔓延，渐渐超越了对国家事业的投入奉献之心，怀有这种想法的绝对不只一小撮人。英军指挥官威尔伯特·斯宾塞讲起自己有一回偶然遇见一批德国战俘，写道：“这帮家伙其实待人非常友好。我很受欢迎，身边围了好多人，听我美妙的德语发音。我跟每一个人都聊了很久，还跟大伙儿保证，等到仗打完了就去柏林玩，跟大家一起喝德国啤酒。他们希望我以后能多来几次，看看他们。又是打仗，又是行军，这帮人身上的确非常邋遢，但整体来说真的相当有礼貌。”让·伯蒂是一位反战的社会主义人士，他在信中叙述了自己被德军俘虏后的生活：“法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还有英国人，全都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这是一座新的巴别塔。每个国家的人都有各自招人喜欢的地方，也有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有的心地善良、诚实、干净，有的争强好胜、贪得无厌、令人厌恶。这些人以前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却成了盟友。他们也好，我们也好，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是，不过被人要么当作玩具，要么当作木偶罢了。”
欧洲的冬天来了。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在靠近布莱梅的小城费尔登的家中凝视着窗外的冷雨，想起了在前线为祖国奋战的战士们：“士兵们不仅要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还要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斯卡德拉的担心并非多余，从瑞士一直通往大海的西部战线上，到处都是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和粪便，还有700万套被水浸泡的衣物和皮靴，散发出浓烈的恶臭，一连数周不散。两军对垒，战线延绵500英里，有的隐蔽在孚日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被炮火烧毁的松林中安营扎寨；有的因为无法挖掘堑壕，只好沿着伊瑟运河筑起一道坚固的胸墙，躲在后面。第一次伊普尔战争结束之际，法国人负责把守的防线有430英里长，比利时人有15英里，而英国远征军只有21英里。对于英国远征军那一点点微薄的兵力来说，他们已经尽其所能。不过，相形之下，待到1918年2月，英国人的防线将延伸至110英里。
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11月给家里写信，提起自己的部队已经守着同一块阵地待了4个星期，接着又颇有先见之明地加了几句，写道：“真是奇怪。我们还以为来到这里才4天呢。要是4个月感觉像4天，照这么算的话，这场仗会不会打上4年呢？”身陷困境，却又无力自拔，这种低落颓丧的心境在各交战国的数百万大军中慢慢浸润开来，浸染进士兵们住着的难看的土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