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可靠的捷径可走。正如乔治·奥威尔在一代人之后的睿智评论所言，要想尽快结束战争，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投降认输。战斗在西线的将军们如果能够更加珍惜士兵们的生命，对于士卒的牺牲表现得不那么明目张胆地冷酷无情，他们的声誉在今人眼中会高得多。但是，这些将军们到底有何妙策良方，能够打破僵局，确实难以看出。在1918年之前，摆在协约国面前的选择基本上只有一个，要么容忍默许德国掌握欧洲大陆霸权，要么拿起武器，予以反抗，继续承受可怕的代价。无论当时，还是今天，倘若有人认为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只能说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
英法联军的指挥官们为了夺回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和法国东部，从1914年9月开始就在一直忙个不停——他们必须面对一些基本困难：有些地方非攻不可，德国人却能够随心所欲，想守就守，觉得有利可图的时候甚至可以拱手相让。为英国人在战场上赢得更多份额，成了道格拉斯·黑格爵士1916年到1918年的重任——黑格此时已经接替弗伦奇·约翰爵士成为英军总司令。黑格1914年10月在伊普尔的经历对他本人的作战思路影响巨大。每每想起德国人当时距离突破防线只有一步之遥，黑格就会认定决心与毅力，也就是说意志上的优势对进攻一方赢得决定性结果有多么重要。不过，在今人看来，西线交战双方在1918年之前发起了一波接一波那么多攻势，却没有任何一次能够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定手。只有待到德国精疲力竭，美国参战，英军在作战方法上有了明显改善——黑格对此完全可以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胜利才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法国作为大战主战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法国不仅最终动员兵力要比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多，达到800万之巨，也是几个大国当中损失比例最为惨重的一个。来自法国各大城市的士兵死亡人数达到130万，占到应征士兵总数的16.5%。相比之下，德国损失为15.4%，英国为12.5%，奥匈帝国12.2%，俄国11.5%，意大利只有10.3%。法国死亡人数占到总人口的3.4%，这个比例仅次于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土耳其的死亡数据因为一场自导自演的恐怖行径掺加了不少水分，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死在了同国土耳其人的刀下——另有300万法国士兵受伤：应征入伍者中有40%遭受了这样那样的伤亡，军官有五分之一非死即伤。即便如此，回到1914年12月，法国人虽然和其他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同样明白自身处境有多么悲惨，但他们保留了巨大的意志与决心，只有在1917年的兵变叛乱中才露出疲态。
1914年的各位指挥官当中，霞飞因为提出“第17号计划”，遭到的攻击指责最多。可是，这位法国最高统帅倘若少了这份固执——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坚持目标的力量——之后的马恩河反击战恐怕就不会取得胜利。1914年冬，随着霞飞在这场巴黎郊外与毛奇的意志大战中取得至关重要的胜利，其本人作为法国战争总指挥的地位从此不再受到挑战。10月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让人看到，法金汉比起他的协约国同行来没有丝毫高明之处，根本拿不出办法来赢得胜利。虽然，德军在体制上要优于敌人，但是德皇的军事将领们没有一个显示出所谓的天赋将才来。哪怕是鲁登道夫，战术上堪称大师，战略上也不过是一个拙劣的泛泛之辈而已。
在哈布斯堡帝国，弗兰茨·约瑟夫的不少臣民都承认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俄国人还在一厢情愿地希望匈牙利没准会单独媾和。到了12月，奥地利人伤亡已过百万，其中18.9万人死在了与俄国人的战斗中，在加利西亚前线上集结的兵力只有30.3万人。康拉德一面催促柏林抓紧增派援军，大胜仍然可期，另一方面也在警告，倘若援军不能及时赶到，奥地利将在来年开春垮台，退出战争。再看俄国，俄军最高统帅部虽然此时正在紧锣密鼓，积极策划在东普鲁士发起一轮新的攻势，但俄国人相信只要再在加利西亚打上一两场大仗，奥地利人就将被彻底击败。虽然，俄国人也对自己蒙受的损失感到沮丧，对于战争的低落情绪弥漫整个沙皇俄国，但除了那帮革命者之外，没有任何明确派别会吵着闹着，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停战谈和。
西线作为大战的主战场，1914年至1918年间发生的大规模战役如此之多，在胜负揭晓之前，大量死人几乎不可避免。1939年至1945年的情况同样如此：即便西方盟国的人员损失大幅缩水，也不能反映领导能力比“一战”有所改善，只能说明在这第二轮大战中俄国人承担了更多责任，自然也付出了更大牺牲。只有在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中，英美两国大批军队与德国国防军在前线局部阵地展开直接交锋，某些部队的步兵损失率才能与1916年相提并论。这样惨重的伤亡一直持续到德军防线被突破，艾森豪威尔的大军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出色的机动能力才告一段落，而这样的战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根本就不存在。
1914年冬天，德国经历了国家领导层会议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场纠纷。德皇抱怨自己被排除在战略决策体系之外。“总参谋部什么都不跟我说，有任何事情，也不来找我。”德皇11月6日的话说得煞有其事，口气愤怒：“要是有人以为在德国是我在管军队，那真是大错特错。”不过，威廉二世手中还保留了一项重要权力——总参谋长的任免权，总参谋长的一切命令都以德皇作为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由此在德皇麾下各军事将领之间产生的分歧不和影响重大，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大战结束。
寄望通过在达达尼尔海峡发起一场奇袭，就能打垮土耳其，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哪怕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战役进展要顺利一些，恐怕也难以达到目标。英国为了保护帝国切身利益、好比苏伊士运河，势必要同土耳其人兵戎相见。可是，就算英法联军1915年通过军事行动在黑海赢得出海口，但能否达到让土耳其人投降的地步，这一点依旧存疑。有了畅通无阻的海上通道，能够自由出口海外，俄国本可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是粮食出口这一块。可是，即便真的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派遣兵力，打赢西线战争，就能保住沙皇政权，这似乎不大可能。体制的无能严重拖了俄军后腿。不仅如此，1915年至1916年期间，西方盟国一直缺少军需用品来补充自己的军队，勿论为俄国人提供足够装备，改变历史进程。伦敦倒是传出过一些有力的声音，有意让俄军士兵使用英国生产的武器，这样一来，省得英军西线增兵，自然也不会产生那么可怕的“伤亡名单”。如此做法不免讽刺，自然不了了之。英法两国对土耳其联合动武，击败奥斯曼帝国之后大肆劫掠，真正影响深远的是中东日后的命运走向，而非这场战争的胜负输赢。
德国的军事将领们将在接下来花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去为自己的军队为何无力在1914年赢得历史性胜利寻找替罪羊。毛奇显然是最好的人选。不过，法金汉的声望由于10月比利时前线进攻失败，招致巨大损失，因此一落千丈。1914年的最后4个月里，德军伤亡高达80万，其中军官1.8万人；战殁者多达11.6万人。总参谋长在提到德皇时写道：“陛下情绪极其低落。认为在伊普尔的进攻已经失败，感到万分悲痛。难过到了这个地步，这场仗也……这是最高阶层在道德上的失败。”不仅如此，法金汉对于同盟国必将战胜协约国的信念也开始产生严重动摇。
《将军》（The General）一书发表于1936年，C.S.弗雷斯特在书中用轻蔑的笔触成功刻画了一个战时英国军官的形象。作者将“一战”期间的指挥官比喻成粗野之人，一心只想凭借蛮力，东找一个支点，西找一根杠杆，把螺丝钉从木头里撬出来。真是可惜得很，弗雷斯特如是写道，这些人看不透事实，不懂得只要轻轻扭动，哪怕花上小小的一点儿力气就能够把螺丝钉取出来。弗雷斯特关于战时领导者的这种看法恰好代表了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看法，并在此后赢得广泛认同。不过，如果正像当前许多“一战”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找不到办法“扭螺丝”，没有办法确认什么才是可靠的方法打破僵局，又该如何是好？
法金汉提出的解决方案颇为激进——与俄国单独媾和、赔款，但绝不割地。在法金汉看来，如果东线德军能够调至西线，法军将很快垮掉。法金汉将英国视为德国的“头号敌人”，对《福斯报》的观点表示赞同：“世界战争的驱动者是英国。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得到各方共识。数百万无辜的人们因为重商主义深受其害——是他们养肥了伦敦的那帮富商，还有那帮富人对钱财的可耻贪婪。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只是一门生意，是一场商业竞争，旨在通过战争的手段摧毁竞争对手，而这个对手就是德国。”
这位内阁大臣有意在巴尔干半岛开辟新的战线：出钱出力，支援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借道叙利亚，打击土耳其。劳合·乔治认为如果军队领导者能够更富想象力，就能找到路子，避免重大伤亡，尽快赢得对同盟国的胜利。劳合·乔治的看法虽然大错特错，可他在此后的一生当中依旧热情不改，坚持己见。丘吉尔虽然多少认同劳合·乔治的观点，却有更多保留。他在战后写道，“要想打胜仗，就得杀人，就得用计。越是伟大的将军，在计谋上下的功夫越多，就越不需要依靠杀人来打胜仗。”丘吉尔本人直到“二战”期间仍然心存幻想，认为如果采取的军事手段足够高明，就有可能以较小代价赢得胜利。可惜，对于20世纪那些工业大国之间的较量来说，他的看法是错的。
11月18日，法金汉将建议递交给了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东线停战。这位帝国首相听后，大吃一惊。他与总参谋长意见恰恰相反，一直以来都将俄国视为德国利益不可调和的威胁，对于凡是保留俄国实力的建议，一律不予接受。霍尔维格要法金汉好好看一看协约国9月刚刚签署的协定，各方明文约定，不得单独媾和。霍尔维格对康拉德提出的警告同样心有余悸，深恐德国如果不及时增派援兵，奥匈帝国将难以为继。12月初，贝特曼前往司令部，亲自拜访兴登堡，在司令部与鲁登道夫就一众问题进行了探讨。那位将军可是性情冷酷之人，常常感到时不待人，容易情绪激动，心里始终抱着一个念头不放，认为只要再增加兵力，就能够击败俄国，如此一来，才有希望在西线赢得胜利。鲁登道夫看不起法金汉，1915年1月甚至带着几个师去了康拉德那里，既没有问过法金汉的意见，事先也没有打过一声招呼，自此之后便一门心思想把那位总参谋长拉下马来。
丘吉尔有关西线陷入僵局的看法，得到了英国最负盛名的演说家和最具名望自由党政治家的认同。劳合·乔治早就对英法联军领导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长此以往势必引发轻慢侮辱。劳合·乔治致函阿斯奎斯，写道：“除非政府当机立断，把握当前局势，否则我对战争前景着实感到不安。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我军领导者和指挥者能够拿出什么方案让我们摆脱当前的尴尬局面。若非亲眼见到这帮人如此鼠目寸光，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坐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竟然会这样缺乏远见。”
贝特曼回到柏林时对“东线战友”充满了信心。汉斯·冯·海夫顿少校身为鲁登道夫在首相府的联络官，为了撤掉法金汉，让那位坦嫩贝格大捷的将军取而代之，可谓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大力游说。贝特曼虽然对此表示同意，却遭到德皇否决。德皇显得异常激动，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永远也不会对鲁登道夫这样的“可疑人物”委以重任，这样的人“早就被个人野心完全吞噬”。为了绕开威廉二世行事，前帝国首相比洛亲王和提尔皮茨元帅还讨论起了是否有可能宣布德皇精神失常，由其子代为摄政，兴登堡出任皇家总管。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甚至一度想把毛奇召回来，重新扶上总参谋长的位置，作为傀儡，任由二人摆布。
反观内阁其他人，丘吉尔尽管对于战争热情不减，到了这个时候也开始担心西线一旦陷入僵局，数百万士兵就只能“嚼着铁丝网过日子”。首相阿斯奎斯在12月5日写道：“（温斯顿）脑袋里想法很多，现在关注起了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打算大干一场，在加里波利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来一次冒险，我对此完全反对。”丘吉尔对自己在海军部里的位置感到愈加无趣，提不起劲来，一心渴望获得军事指挥权。他在战后声称，1914年冬天没有举行英法战略会议是一个极大错误。丘吉尔此言不虚。协约国之间的合作支离破碎，一开始更多考虑的是到哪里筹措资金，而非如何打赢战争。英国的盟友们认为，既然英国兵员贡献相对较小，那么就应该至少支付大部分账单。英国也的确这样做了，尤其是给法国提供贷款。可是，英国人与此同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解决联军在法国各自为政引发的严重问题，只是到了1918年3月德国大举进攻，危在旦夕之际，才做了44个月前该做的事情，把英军交由法军最高统帅福煦元帅指挥。
虽然这样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但毕竟反映出了弥漫在柏林政治层中的绝望情绪，而此时距离德意志帝国政府满怀热情地在欧洲挑起战事才刚刚过去五个月。前线一旦陷入僵局，紧随其后的必然是德国领导人之间的僵持不下。贝特曼开始对法金汉大肆抨击，称其为“赌徒……一个卑鄙之人”，并且疯狂支持向东线投入更多兵力，坚持认为将在波兰为德国赢得战争胜利。非但如此，这位帝国首相还亲自拒绝建议，拒不认为同盟国应该接受事实，承认胜利遥遥无期，至少在东线寻求和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协约国认为德国是受到穷兵黩武的普鲁士好战派摆布控制的同时，在1914年冬天对于任何谈判妥协不置可否，断然拒绝的却是贝特曼这样一位政治官员。
阿斯奎斯本人倾向于乐观看待问题，较之西线，更多受到东线战事的鼓舞。他在沃尔默度完周末之后曾向维尼西亚·斯坦利透露，“看来好像有些确凿的理由，让我觉得奥地利有意自作主张，单独媾和”。阿斯奎斯有时候会有不少古怪的想法。就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告诉斯坦利，自己在唐宁街的位置被赫伯特·塞缪尔给抢了过去，在谈到赫伯特的时候还用上了哈尔王子的一段话：“一个犹太人，一个希伯来的犹太人！”阿斯奎斯虽然在打仗这件事情上一没本事，二没天赋，还是在首相位置上一直待到了1916年12月。当然，为阿斯奎斯辩护的人可能会说法国、俄国、德国、奥地利还有意大利政府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年里也不比英国自由党政府有任何高明之处。
与此同时，法金汉由于没有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那样赢得过重大胜利，结果声望日减，个人威信一落千丈，陷入困境。虽然，老谋深算的法金汉机敏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实现不可能的任务，但他在1915年至1916年还是保住了位置。这位总参谋长在鲁登道夫的要求面前被迫做出让步，以西线为代价增兵东线。法金汉虽然看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援兵对于改变战局起不到任何作用，但这样的满足除了聊以自慰以外毫无意义。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击败俄国人，抢得大片土地，最终在1918年2月通过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确认了胜利。签约的另一方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这无疑进一步证明了弗伦奇的判断有多么俗套。弗伦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英法联军策划的春季攻势将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深信不疑。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并未因为自己8月以来表现一塌糊涂，尤其是在马恩河战役之前和战役期间指挥拙劣遭到撤职查办。弗伦奇在11月提到了法军指挥官们的表现，措辞之卑劣，对于一位战时陆军总司令来说简直不可饶恕：“说到底，法国佬的水平实在太低。你得时时记住，那帮法国将军都是些什么货色出身。”即便如此，弗伦奇仍然保住了位置，因为英国政府对于到底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依旧判断不清。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仍然抱有错觉，认为约翰爵士是一位有能力的指挥官，只是被那些胆小无能的盟友辜负连累罢了。即使是基奇纳本人，也觉得自己有必要在9月的上议院发言上替弗伦奇美言几句，夸一夸后者展现出来的卓越领导才华，“冷静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而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约翰爵士指挥错漏百出，就1914年担任司令官这一段时期而言，可以说毫无作为，之所以没有改变历史进程，这是因为英国远征军远无这般强大的力量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输赢。即便如此，让弗伦奇继续留任最高司令官，对于其麾下的军官将士们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弗伦奇的继任者黑格虽然在现代人眼中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也绝对谈不上军事史上的所谓名将，却是一个治军有方的有才之士。
俄国在这场大战中一共损失了650万人。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可靠，但估计是各交战国当中最高的。不过，鲁登道夫误以为战胜沙俄的军队就能够决定整场世界大战的胜负，他的想法错了。法金汉说得对。将东线胜利置于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表象罢了，毫无意义。法金汉后来在1916年因为没能拿下凡尔登而被解职。兴登堡走马上任，成为陆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作为第一军需主任，成为实权拥有者。然而，历史终将证明，这场罗曼诺夫王朝军队覆灭的最终受益者并非霍亨索伦帝国，而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党人。
基奇纳依旧脾气不改，和同僚下属关系疏远。难得有几个人会觉得和此君共事谈得上意气相投：年轻的西里尔·阿斯奎斯看着这位陆军元帅血色红润、青筋暴露的脸颊，不屑地写道：“他这张脸活脱脱就是一副波兰铁路图。”不过，那位恩涂曼战役的胜利者虽然资质有限，当年甚至建议把已经死去很久的苦修派领袖马赫迪的头盖骨从喀土穆运到伦敦去搞一场公开展览，却绝非一个没有脑子的傻瓜，甚至要比英国远征军的那位总司令还要审时度势得多。西里尔·阿斯奎斯的妹妹瓦奥莱特此时也在沃尔默。她告诉朋友鲁伯特·布鲁克，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事态发展出奇地乐观，比自己的爸爸甚至基奇纳还要乐观得多。（那位最高司令官）已经观察到德国人中间出现了不少“过劳”信号，意义重大——扬言自己在过去三周除了教育俘虏之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事情！……在弗伦奇看来，一场突然崩盘可能近在眼前，整件事情没准会在4月，要么5月发生，在没有任何人预想得到的地方，好比柏林。
随着圣诞临近，教皇本笃十五世公开号召各方在神圣的基督节日来临之际暂时停战。教皇的呼吁虽然很快遭到各国政府和指挥官的拒绝，但士兵们更加乐意接受。于是乎，交战各方——除开塞尔维亚，其他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少士兵停止敌对——在1914年圣诞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停火休战。这一现象令后人不禁浮想联翩，认为这反映出战争既没有真正的敌人，也没有真正的目的，因此毫无意义。如此结论其实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停火背后并无特殊意义可言。多少世纪以来，很多战争中都出现过如此这般充满友爱的插曲，却根本无法阻止士兵们在此之后继续互相残杀。1914年12月之所以迸发出多愁善感与自怜自哀的情绪，其始作俑者几乎全是德国士兵，只不过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圣诞来临之际，几乎每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信徒都渴望待在家中，与心爱的家人待在一起，现实却是数百万人在异国他乡的屠戮战场，在雪地与污泥中挤作一团，瑟瑟发抖。如此境遇让人一时之间不由得心生怜悯，某些人于是做出一些充满人性的举动，可是之后又回归常态，继续遵照自己国家领袖们的意志，开始日复一日的野蛮屠杀。
12月20日，约翰·弗伦奇爵士去往沃尔默走了一遭，在肯特郡的海边与阿斯奎斯和基奇纳进行了一番会晤。首相及其阁僚虽然感觉被逼无奈，只能将政府大事和国家命运托付给一帮带兵打仗的外行，可是除了这帮人，又有谁对军事上的事情略懂一二呢？阿斯奎斯对于那帮高级军官在公共场合口无遮拦，同样感到忍无可忍。这帮人要么无知无畏，盲目乐观，要么就是一副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腔调。阿斯奎斯写道：“政府应该……给打仗的那帮家伙每个人舌头上统统安一把锁，管你是陆军还是海军。”
12月24日，一个名叫卡尔·穆勒格的巴伐利亚士兵步行整整9英里，走到科米讷，在那里买了一棵小松树，接着返回了前线的部队。穆勒格扮演起了圣诞老人，邀请连长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为自己的战友、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求和平。就在穆勒格的防区，午夜12点过后，德法两国士兵在无人区碰头聚会。迪克斯梅德附件的比利时士兵也干了同样的事情：他们爬出阵地，朝着伊瑟河对岸的德国人大声喊话，要对方给自己在占领区的家人寄明信片。几个德国军官走了出来，要求见一位比利时随军牧师。军官们给了牧师一个领受圣餐的容器，这还是他们的部下在迪克斯梅德战役中找到的。容器被放在一个粗布麻袋包中，系在一根连接水道两岸的绳子上。比利时人把布袋拉到了自己的岸边，显得非常感激。
此时此刻，英国远征军已经部署了27万士兵，编制上包括艾伦比的一个骑兵军，外加两个集团军，一个由黑格统帅，另一个由史密斯-杜利恩执掌帅印。8月以来，英国远征军已有16200名军官和士兵阵亡，47707人受伤，16746人失踪被俘。阵亡的贵族后裔共有47人，其中不少人名列150位牺牲的伊顿校友之中，这些人占到伊顿公学战时最终损失人员的15%。虽然，这些伤亡数字对于英国人来说已经足够吓人，但比起其他参战国来说却显得微不足道，这也反映出英国在1914年对战争的投入相对较小。当然，后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待到停火之际，英国已经通过征兵前后征召了600万人入伍，占到了英国成年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八分之一死在了这场大战当中。
在加利西亚，圣诞节当天，奥地利军队得到命令，除非遭到挑衅，否则不得开火。俄国人同样表现出了克制。包围普热梅希尔的一些俄国士兵把三棵圣诞树放在了无人区，还附上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给对手的话，语气相当客气礼貌：“普热梅希尔的英雄们，祝你们圣诞快乐，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士兵在无人区见了面。俄国士兵用面包和肉同奥地利士兵交换香烟还有荷兰产的杜松子烈酒。几天之后，当沙俄士兵庆祝属于自己的东正教圣诞节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也同样还之以礼。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就战略展开辩论。约翰·霍恩和艾伦·克莱默写道，在1916年之前，“这场战争将因其在军事上的发展过程，使得发动战争时的道德和政治意义相形见绌，变得微不足道”。这一点在1914年圣诞来临之际已经成为事实。将士们8月的满腔浪漫理想统统破灭，取而代之的是摆在眼前、令人困惑的新现实。温斯顿·丘吉尔为老去的时代唱起了赞歌，字里行间透露出丘吉尔独有的机智，以及些许的温和自嘲：“这是一种耻辱，战争已经将充满骑士精神的冲锋陷阵抛在一旁，变成了一场贪婪、卑劣、机会主义的游街示众；已经只能去找那帮戴着眼镜的化学家，还有握着飞机和机枪操纵杆的操纵者帮忙，才能打赢……（政客们）把战争从懂得如何行军作战的行家里手和受过训练的人手中抢了过去，开始拼人、拼钱、拼武器装备，成了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丘吉尔这最后一番话道出了不少老兵真诚的怀旧情怀。当然，换作老兵的平民同胞可能会反唇相讥，声称这帮职业军人1914年的作战行动难得有一次兑现承诺，实现所谓对战争的把握。
在西线好些地段，双方士兵在各自的堑壕里展开了一场歌唱比赛。好比德军第二近卫兵师就唱了《平安夜》和《圣诞夜》两首歌，还在低矮的胸墙上插了一棵圣诞树。法国士兵齐声高歌之后，德国士兵则以“感谢新恩”回应。这场“歌唱大赛”很快变得越来越有民族色彩：法国人高唱起了《马赛曲》，德国士兵回以《守卫莱茵河》和《德意志高于一切》，唱完之后还三呼德皇万岁。
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声音陆续出现，要求放弃封锁，认为封锁不但起不到效果，还将损害外交形象。大臣们发现还有一件事情让人沮丧——美国驻欧各国的领事官员们正在不遗余力地保证对德海上货运渠道畅通，保持中立的意大利则在向同盟国提供粮食和橡胶。格雷早就被这场战争折腾的情绪忧郁，行为也变得愈加古怪。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个人建议：对奢侈品开绿灯，任其流入德国，借以消耗德国的外汇储备。白厅还在担心封锁若是过于严格，恐导致全球金融体系崩溃，将对英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鉴于上述种种争议质疑，英国到了10月已经几乎放弃封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变数，因为海军部早在1914年之前就在一直集中精力，将经济战当作对付德国的主要武器。可是，直到12月，来自英国的商船还在鹿特丹卸载食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将被送进英国敌人的肚子里去。直到1917年美国参战，协约国迟来的封锁才成为最终迫使德国投降的利器。
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写了这么短短几个字：“这是我服役期间过的第一个，也希望是最后一个圣诞节。”在距离伊普尔不远的地方，威尔伯特·斯宾塞写道：“我看见德国人的战线点起了一连串亮光，有9到10个。我猜可能是圣诞树，我猜得没错……到了圣诞节那天，我们听见有人在大喊‘圣诞快乐’，于是在木板上用德语写了‘圣诞快乐’几个字，举起来给对面看。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放枪，慢慢地两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露出头来。他们那边有两个人走到分界线中央，喊我们派一个军官过去。我走了过去，原来他们希望停火4个小时，把我们死的人抬过来，好让我们埋掉。要知道，几天前我们刚刚发起过一次猛烈进攻，伤亡惨重。我跟他们谈妥了安排，接着——好吧，我想你永远也不会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两边都从堑壕里走了出来，走到中间，大家见面，握了握手，祝对方圣诞快乐，还聊了起来。”
那么，究竟该用怎样的一种方式才能最好地避免误解产生？冬天日渐一日地冷了起来，各国军事领导人都在为将来做着打算。英国政府内部展开激烈辩论，讨论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收紧对德国的封锁，毕竟目前的封锁宽松得出奇。费舍尔和海军部急于在北海布雷，从源头上切断流入德国的大量货物，其中包括煤炭、食品，还有美国出产的棉花，后者是生产炸药的关键成分之一。但是，格雷和外交部坚决反对为此与美国产生争端。美国早已放出话来，声称支持棉花出口对于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外交大臣还有其他几位大臣也反对针对荷兰采取苛刻的政策。可是，大量物质正是通过荷兰进入的德国。在外交大臣等人看来，对一个中立国如此苛刻，不免让英国颜面扫地，毕竟荷兰是为了帮助邻国才投身战争的。
法军第99步兵团的士兵们也有着类似经历，谁知到了元旦当天，停火竟然被德国人猛烈的炮火给打断了，感觉受到了冒犯。第二天一早，一位巴伐利亚中尉赶紧跑了过来，为头一天的所作所为解释道歉。中尉满怀愧疚地说道，自己的上级长官看到大家表现得这么友好，吓了一跳，毕竟打赢这场仗才是正事。德军有个团在报告中描述了另外一起类似事件。事情发生在距离比亚什不远，就在索姆河的阵地上。有几个法国步兵朝着迎面走来的德国人挥手致意，有个法军上校以为对方会派一名军官来跟自己会面。“过来的是预备役中尉沃格尔，第15步兵营的一个连长。两边的军官在各自防线的中间碰头见面。法国上校提出现在过节，大家不如暂时停火。沃格尔没有答应。上校随后又说，至少能够把尸体埋了。有一个法国兵死在了双方战线的中间，尸体丢在那里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沃格尔答应了建议。尸体是两个法国兵和两个德国兵一起埋的。”报告虽然对于没能阻止双方示好表示遗憾，有一点倒是写得相当明确：营指挥部已经对参与违纪行为的几名军官士兵进行了处罚。
不管现代读者是否认可梅勒什的观点，梅勒什的观点对于与之同时代的人来说都要比欧文、萨松等人的“无用论”更加为人接受。欧文、萨松之流没有任何一个人设计出哪怕一个可信的外交方案来结束他们笔下生动描述过的这场噩梦。几乎每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人，只要心智正常，都会在战场的痛苦面前却步，和书中记录的那么多士兵一样表达对于战争的反感。可是，他们的这份情感不该遭人误读，让人以为发出这些肺腑之声的人们会坐视不管，任由敌人赢得胜利。
杰尔维·莫里隆当年刚刚20岁，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那些德国兵挥舞着白旗，大声喊着‘同志、同志，出来见个面’，看见我们没动静，不敢出来，于是朝着我们走了过来，全都没有带武器，一个军官走在前头。我们身上虽然不算干净，可他们比起来实在脏得让人想吐。我跟你们说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我们就连其他士兵都不能提。”莫里隆后来死在了1915年。还有一个士兵，名叫古斯塔夫·贝尔蒂埃，25岁，写道：“圣诞节那天，德国兵打了个信号，想跟我们聊一聊。那个德国人说他们不想开枪……早就厌倦了打仗。他和我一样也结了婚，成了家。除了和英国人，德国人跟法国人没什么过不去的。”贝尔蒂埃后来在1917年6月阵亡。
倘若假设英国单方面停战，或者撤军，如此一来同盟国获胜几成定局，那么这样的结局即便从英王乔治五世一己之私的狭隘角度来看都不失为一件好事。这种想法似乎是个错误。按照那帮“诗人们”的看法，协约国的战争事业固然有值得夸耀的可取之处，却因为战争的恐怖，以及众多军官的平庸而失去意义。这种看法在此之后大行其道，极大地扭曲了现代人的观念。许多英国老兵终其一生都在谴责威尔弗雷德·欧文以及西格夫里·萨松对自己这一辈人的无端揣测。有一位修正主义者，名叫亨利·梅勒什，声称有人扬言“战争是一场无边、无用、毫无意义的悲剧，仅仅应该作为一场可悲的错误被人铭记”，自己对于这种观点完全不予认可。相反，这位老兵在1978年写道：“我和那些跟我一样的人刚刚参战的时候，心里期待的是开始一段英雄式的探险历程，暗自相信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一项正大光明的事业；虽然，我们的探险因其性质，最终归于幻灭，可我们依然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斗争没有白费。”
不过，善意并非随处都在。10岁的法国男孩伊夫斯·孔加尔住在色当，刚刚开始打仗的时候还感到极其兴奋，现在却要在德军占领之下过圣诞。孔加尔在圣诞节当晚的日记里写道：“希望明年会比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好一些。天气好冷。爸爸被抓走了，关了整整一个晚上。晚上12点连弥撒都没有做……那帮外国人在老街上横冲直撞，所有人都不敢开口说话，也见不到开心的笑脸……这就是谁最厉害，谁说了算；是侵略人，是搞破坏；饿了的人在哭，连一块面包都没有；我恨那帮家伙，他们偷了我们的东西、烧了我们的房子，还把我们关起来；我们种的卷心菜、大蒜，还有其他所有东西都被那帮强盗抢走了，害得我们国没有国，家没有家。”
反观法英两国，虽然不少人内心深处的和平呼声日渐高涨，却鲜有人愿意支持一项有利于同盟国的解决方案——凭什么要求法国人和英国人对这样的方案表示支持？进入12月，反对德国抢夺欧洲大陆霸权的呼声丝毫不比8月要低。哪怕已经付出高昂的代价亦是如此。成千上万家庭早已失去至亲至爱。毋庸讳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一场欧洲浩劫。然而，战争一旦开始，政治家们究竟该采取何种手段，在战场决出胜负之前从战争中抽身，依旧扑朔迷离，难以看清。
英国掷弹兵团第二营圣诞节当天有三人战死，两人失踪，另有19人受伤；还有一个因为冻疮发作，被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又有22个人因为同样原因进了医院。二营28日的作战日志写道：“这个晚上真是糟糕透顶。浑身上下都湿了个透，到处都是泥巴。天上电闪雷鸣，落着冰雹，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时不时还有人在放冷枪。”在弗朗索瓦·迈尔防守的地段，德国人在80码开外的堑壕里高声喊着“弗朗索瓦，去死吧！”之类的话语。临到元旦前夜的午夜12点，德国人发起了一波齐射，法军士兵齐声高唱《马赛曲》作为回应。迈尔写道：“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听到士兵们用雄壮嘹亮的歌声作为回应，我感到深深触动。我们歌声刚停，他们那边就唱起了‘恺撒万岁！’”由于双方指挥官刻意回避，在大战接下来的几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圣诞节休战。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阻止双方在局部范围达成非正式谅解——双方此后一直都在努力“活下去，也让对手活下去”，这也成为这场战争几乎每条战线上不变的特点。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你大可在想要打仗的时候挑起战争，可什么时候收手，就由不得你自己做主了”。试问会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协约国政府愿意同德国和奥匈帝国进行谈判，坐下来谈一谈德皇，还有德皇手下文武百官一直追求的和平吗？凡是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巨大道德、政治和经济代价的国家，只要认为自己有可能赢得胜利，就没有哪个有意退出战争。贝特曼·霍尔维格迟至1917年才改变心意，愿意妥协求和，却因为鲁登道夫的观点占了上风，认为德国为了胜利只能拼死一搏，继续战斗，于是只好辞职下台。必须意识到，除开以牺牲盟友为代价，获取领土为战争目的，德国领导人对于内部敌人相当敏感。柏林一开始之所以做出参战决定，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希望通过击败德国的外部敌人，赢得大胜，来消灭国内显露苗头的社会主义威胁。言下之意，任何恐将政治优势拱手让与社会主义分子的结果，除非取得明显胜利，否则任何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
大战结束之后，奥地利中尉康斯坦丁·施奈德回顾自己的经历，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大多数战争中，随着最初的新鲜期过去都能找到，但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新的；一切似乎都是重复，之前体验过的感受重新再来一次罢了。打仗成了一件令人厌倦的事情。”公海舰队的士兵理查德·斯图姆夫也有同样感受，他在1914年圣诞刚刚过去那天的日记里写道：“管他发生什么，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难道要我写自己每天的任务吗？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只会一模一样，天天不变。”
1914年行将结束，现实摆在眼前：无论哪一方，无论东线还是西线，都无力取得战略突破，也无法兑现承诺，只要天气条件和弹药供应许可，就会尽快发动新的攻势。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法金汉的观点，但每一位军事领导人都从1914年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却没有一个准备承认彻底失败。只有一小部分普通市民认为不管出于任何目的，崇高的也好，不那么冠冕堂皇的也好，都不能为这场战争的代价正名。持这种观点的几乎全是社会主义分子，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国家。和平人士则认为不管停战要付出怎样巨大的政治代价，都最好就此收手，省得继续打下去，把欧洲的人文、财富与文化毁灭殆尽。这样的观点虽然在21世纪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却忽视了在实际可行性与道德层面的巨大障碍。
有个法国作家，名叫查斯特内，圣诞节前夜在《人民的权利》一文中写道：法国的教堂自打8月以来人就多了不少，要比20世纪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人们出于恐惧，才来祈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这场战争……我们会看到回来的人越来越少，一切也将归于平常”。查斯特内所言不虚。头一次为阵亡的本地士兵举行葬礼，全村的人差不多都前来参加吊唁。可是，随着这样的事情变得平常，来的人也越来越少。1914年早些时候，法国乡下不少地方接纳了来自比利时和法国西北部的难民，圣诞节之前已经多达300万，让为难民提供食宿的人简直不堪重负。越来越多城镇村庄开始拒绝这些外来难民，谴责难民们像蝗虫一样——有的邋遢，有的缺德，有的专干坏事，还有的干不了农活，一无是处。
德军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犯下的累累暴行，让英国人的这种说法似乎至少没有字面上听起来那样荒唐。虽然，英法两国同样在道德上打了折扣，一如历次战争中的所有交战国那样，所到之处，犯下罪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要比同盟国好了许多。在东线，俄国人在1914年，尤其是1915年大撤退的时候大肆迫害犹太人，在自己的记录上留下了深深的污点。不过，与德国人、奥地利人，还有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反复制造的大屠杀相比，英国人、法国人，甚至包括意大利人，都没有在家门口干下如此惨剧。德国人后来还在占领区残暴征召大批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像奴隶一样做苦力劳工。按照同盟国的说法，是协约国实行的经济封锁才使他们的人民陷入困苦，这样做一样等同于构成战争罪。不错，海上封锁在1917之前尤为严格，此举是否合法，的确颇具争议。但是，较之对平民的蓄意屠杀，经济封锁似乎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道德行为范畴。
回到8月，当时地方上的市长们还会庄重地穿上黑色外套，戴上勋章，披上象征职位的肩带，挨家挨户地上门告诉失去亲人的悲痛消息。可是，5个月过去，许多这样的大人物就将这个任务丢给了当地的老师。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个女人，名叫玛丽·普利松丽埃，住在伊泽尔省一个叫作拉瓦当的村子里。村里的邮递员上了前线，普利松丽埃就承担起了送信的任务。至于为何选中普利松丽埃，据说因为她似乎是传达这类坏消息的最佳人选，毕竟这种坏消息来得实在太过频繁。普利松丽埃说道：“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这是常事。有人听到消息，情绪激动，歇斯底里，但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反应是一种麻木的震惊，似乎对此早有准备。”拉瓦当全村有400人应征入伍，最终牺牲的有30人，还有100多人受伤。玛丽·普利松丽埃还在村里的礼堂主持例常宣讲会，借助地图和报纸给大家分析战事进展。一开始来参加的人很多，后来随着前方战事进入胶着，前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甚至来不了几个。无论是身在后方的普通人，还是像康斯坦丁·施奈德那样在战场上拼命的，每一天过得都像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交战各国都在极力争夺道德高地。《每日邮报》在1914年的最后几天发表文章，把德国海军野蛮炮轰斯卡伯勒，拿来和英国人圣诞节空袭库克斯港海军目标做了一番比较——后者（虽然没有击中任何目标）被认为要更加得体。“有些人还在狡辩，说什么战争本来就是惨无人道的，战争期间的行径多少有些粗暴残忍，不足为奇。库克斯港和斯卡伯勒的不同遭遇成了对这些下作言行的最好回答。反差如此之鲜明，反映出战争带来的痛苦虽然不可避免，但如果发动战争的人是守道德，讲公平的人，那么这样的痛苦就能够得到抑制和限制，而且丝毫无损于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反之，如果发动战争的是德国人，那么这种痛苦就会被无限扩大和加深”。
待到1914年年底，除了一小部分参战的，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这场战争已经不再像之前那般有趣，也不再有什么利益可图。相反，成了一种责任，一种令人作呕的责任，与之俱来的是多多少少得学会忍耐和压抑。在东线，虽然统治者们有不同想法，但哈布斯堡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士兵们都乐于见到和平，管他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反观在西线作战的士兵，虽然对于自身所处环境心灰意冷，却没有几个打算就此放弃胜利，在敌人的无理要求面前低头认输。士兵们面对一场还要继续持续46个月的战争，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决心，愿意受苦，愿意服从，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愿意去死。对于后人而言，夸海口这样做似乎是一种幻想，当年的那些人却表现得像蛮牛一样倔强蠢笨。有一种观点认为，协约国应该接受德国的霸权，作为交换条件，让自己从佛兰德斯的泥沼里抽身出来，这样的代价并无不公。可是，这种观点不仅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而且疑点重重。对于当时为英国、法国和比利时战斗的人来说，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更何况，这样的建议意味着放弃战争。德国直到1918年在战场遭遇失利，才打算结束在比利时和法国东部的残酷占领，放弃追求统治权。
《伦敦宣言》9月发表之际，协约国承诺不仅不会单独同敌国媾和，而且保证任何一方提出的和平条件只有在各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付诸实施。英法两国一直相互猜疑，生怕对方战后趁势扩展自己的帝国版图。法国的各位部长听到传言，说英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协商，要以印度支那、这颗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珍宝为代价，换取日本出兵欧洲西线作战，巴黎立时陷入恐慌。诚然，西欧各国的确渴望日本出兵欧洲，东京方面倘若无利可图，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提议。不过，英国人最后既没有给予足够许诺，日本也没有派兵参战。到了11月，英法两国又开始考虑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旦战败，又该如何瓜分战利品的问题来。这件事情让1915年至1916年的英法谈判变得更加麻烦不断。法国人想要将叙利亚收入囊中。英国人除开自己的清单，阿斯奎斯还同意满足俄国提出的主要要求，让沙皇得到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
塞尔维亚在1914年为了反抗奥地利入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国家惨遭同盟国蹂躏，残存的塞尔维亚军队被迫遭到流放。塞尔维亚人即便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也始终没有放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这也为塞尔维亚人在和平到来之际赢得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皮洛士式胜利——塞尔维亚人实现了自己宏伟的抱负，成立了南斯拉夫，获得了哈布斯堡帝国东部的大片土地。他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此后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罗马尼亚同样如此，虽然1916年因为加入协约国作战损失惨重，却在和平到来之际赢得了应得的回报——不过，正如后来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土地超出了罗马尼亚人能够掌控的能力。意大利人在1915年参战，目标明确，就是为了获取领土。他们同样从哈布斯堡帝国那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其中包括的里雅斯特港。不过，这些领土让意大利人付出了46万条生命的代价。1918年10月7日，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国三家治下的波兰联合宣布成为独立国家。波兰人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直战斗到1921年，才守住了自己的边界。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布拉格宣布成立；11月1日，匈牙利宣布脱离奥匈帝国独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随后也相继宣布独立。
当然，德国人这边恰恰相反，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生存之战。“生存还是毁灭”这句老话一直被德国人民挂在嘴边。德国人有先见之明，知道战争失利必将意味着国家蒙受侮辱。这场战争即便不能说是因西欧民主国家和中欧守旧帝国钩心斗角所致，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如此特征。德国人一开始完全无意主导世界，可是战争的残酷事实让德国的领导人不仅开始意识到失败的可怕后果，也进一步点燃了这些人的野心，让他们妄图在赢得胜利之后更加有所企图。贝特曼·霍尔维格对于领土诉求并不太多，仍然一门心思企图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对欧洲的政治控制。不过，霍尔维格的很多同胞，尤其是那帮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则对霍尔维格仅仅建立一个欧洲消费者联盟的观念不置可否，狂热地坚持要求吞并更多领土。尤其是法金汉，他虽然对沙皇俄国没有什么企图，但在西方事务上却是一个“多数派”，对永久占领西欧有着更加深远的野心与企图。
美国在大战开始的头33个月内，向英法盟友和德国两家同时出售武器和货物——只不过对德规模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儿而已——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虽然军事意义微乎其微，但由此在道义与工业力量上对战争结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协约国在最需要的时候增强了信心，同盟国的士气则遭到适时打击。美国的一臂之力不只弥补了沙俄1918年3月退出战争的损失，还为协约国注入了更多力量。在这场冲突的各大交战国当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完完全全得到了1914年加入协约国作战时想要得到的利益，而付出的人员财产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庆幸自己参加了这场战争。在战败者当中，这场战争夺走了哈布斯堡帝国150万军人的生命，德国有200万，土耳其死了77万。随着霍亨索伦王朝垮台，威廉二世的帝国成为共和国，这和哈布斯堡帝国覆灭之后奥地利的情况一模一样。大英帝国牺牲人数超过100万，其中80万来自联合王国；俄罗斯和法兰西两大帝国各自付出了约170万人的代价。布尔什维克人发动革命，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使得英王乔治五世成为欧洲大陆上唯一一位大国君主。
英法两国一心誓要摧毁“普鲁士军国主义”，也就是说，确保战后的德国不再具备工业和军事手段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两国于是从一开始就拒绝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调停，坚持认为如果无法动摇或者击垮德意志帝国，那么取得再大的成果，也无非是给德国重新发动大战创造条件。如此说法似乎完全站得住脚，只是英法两国就此认定若要让柏林完全听命于己，就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此之后再采取惩罚性的经济措施，明确保证英法两国战后的商业利益，如此结论就值得商榷了。法国总统普因加莱有意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划出一个缓冲区，归联军占领。12月21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致电俄国政府，在电文中向俄国强调了法国的承诺：“法国军队不会以阿尔萨斯—洛林一线为界，停下脚步。我们将继续前进……直到有一天，协约国各国政府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合法的赔偿，在欧洲创立一套新的分配体制，确保世界今后多年的长治久安。”
后人一直以来都对一个问题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列强的领导者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比他们的现代同僚更加愚蠢，也不比他们更坏，怎么能够允许这样一场战争爆发，而且一打就是4年。把1914年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领导者斥为“形同梦游”，这样的指责似乎并不恰当，因为这表明这些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意识。倒不如称之为“矢口否认”更加合适，因为他们宁愿一意孤行，坚持推行极度危险的政策战略，也不愿意接受事实，承认这些政策与战略难以实现目标，即便重新来过，也只能归于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直接原因就在于德国选择支持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德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不管奥地利人的入侵行动会引发何种更大规模的冲突，同盟国都有能力赢得胜利。给沙皇及其文武大臣标上愚蠢甚至鲁莽的标签，这一点倒是说得过去。沙俄为了塞尔维亚参战，结果却让自己本就岌岌可危的政权陷入灭顶之灾。不过，沙俄此举是针对奥地利先发制人做出的回应，道德谴责的矛头首先应该对准维也纳才对。还有另外一个要素促成了这场灾难，那便是德军在体制上的狂妄自大，具体体现在毛奇本人的人格缺陷之上。毛奇一心梦想毕其功于一役，而非直面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危机，如此操之过急的心态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心态同样体现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所作所为之中，只是没有维也纳和柏林那样明显罢了。
在德国国内，为了让民众继续支持战争，大张旗鼓地公开表示乐观被认为至关重要。柏林的《福斯报》声称：德国人民必将赢得胜利，原因显而易见，因为德国人民拥有“更加坚强的意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中，更加坚强的意志将确保胜利属于我们，将在这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为我们赢得更多有利条件”。沙皇尼古拉早在大战之初就曾预言，仗一旦打起来，就很难停下来，并将随着各交战国作战目的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德国开始流行起了一个新的口号——“用和平赢得胜利”。这个和平必然是胜利者主导的和平，而非谈判斡旋得来的和平。这种想法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显而易见。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希望停止杀戮——一并停止的还有庞大的开支——但是，只有在取得了足够的收获，让1914年付出的牺牲有所回报，才会收手。
诚然，尽管，或者说正是因为将大量精力耗费在了战争宣传之上，停战过去还不到10年，当初带领国民，投入战争的那个英国政治集团就已经明显失去了信任，不少曾经为之奋战的人也不再怀有信心，士兵们尤其如此。当他们回到家乡，眼前的社会道德衰退令人望而却步。有人将这种生疏感归结于士兵们参加的这场战争。笔者的爷爷曾经是一名炮兵军官，名叫罗尔夫·斯科特·詹姆斯，提到一位老战友在1923年说过的一番话：“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打了一场毫无意义的仗。”斯科特·詹姆斯补充道：“说这番话的人语气中没有丝毫因为绝望带来的愤怒。只是微微耸了耸肩，表明自己早已清醒过来。”回到那个时代，比起文中提到的亨利·梅勒什等人来，这样的观点依然只属于少数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产生出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及其盟友拿起武器去打这样一个敌人，与下一代人为了反抗纳粹英勇奋战相比起来，根本就不值得。前后两种观点反差如此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现实影响：当士兵们1918年从法国凯旋返乡之际，却发现社会并未有所进步，给予不了自己想要的胜利果实，不免心灰意冷。反观1945年回家的那帮人，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工党政府，承诺的是要把英国建设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只要一说起祖国在“二战”当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感到无比骄傲自豪，可是只要一提起1914年抵抗德国侵略的事情，就极力想要岔开话题，避而不谈。
各大报刊的年终评论读起来冷静而清醒。《每日邮报》发表社论：“联军在1914年下半年遭遇并且挫败了德国人对于法国首都的屠杀。联军1915年的任务是将敌人逐出法国，收复比利时……在一切军事条件都对防守有利的时候，士兵们却通过连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既需要我们英国，也需要比利时和法国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如果说这番论断代表了偷偷摸摸承认现实，那么仍然没有对一种观点给予认可，而这种看法在某些高级军官当中私底下大行其道，其中尤以法金汉为代表，换句话说，就算在战场上能够打出点什么名堂来，要想真正打赢，也得花上好几年才能看到。
现在看来，德国应当为这场战争承担主要责任，这仍然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观点。德国即使没有密谋发动大战，可是拒绝动用自己的力量，让奥地利悬崖勒马，阻止战争爆发。柏林即使没有策划一场欧洲全面大战，可是希望欧洲大战成为现实，因为德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德国领导人犯下的最大错误在于，透过武力的棱镜来审视自己的宏伟抱负，以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保全并且扩张自己的权力，却严重低估了本国的经济和工业能力。德皇威廉、贝特曼·霍尔维格，还有毛奇都试图像俾斯麦一样给予对手无情一击，赢得荣耀，却忘记了俾斯麦本人从未这样做过。
1914年的圣诞节来了。无论身在后方，还是远在他乡，征战沙场，欧洲各国的人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如果说人们之前还在怀疑政府要自己奉献牺牲的这场战争有多么严重，那么此时此刻已经不再有丝毫疑虑。在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7月的时候还在对战争表示热烈欢迎，此时的笔下却已产生出强烈的反感：“这些悲惨的日子，这场战争，耗去的不仅是人们的热情，还有物质财富。”理查德·梅纳茨哈根是一名英国军官，在东非的英军部队服役，对于和德国人在坦桑尼亚的坦噶召开停火谈判，态度如此温和，感到大为不解：“这件事情看上去有些蹊跷，好比昨天我还想着要怎样杀死某个家伙，今天却要同对方一起吃饭。看起来太不合常理，让我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仗，还是说我们大家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海琳·施魏达在不莱梅给在西线服役的男友写信，说道：“今天这个日子，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就连孩子们对幸福的期待也显得压抑了一些。”在每一个参战国，人们都给自己的战士们寄去大量圣诞礼物，仅法兰克福一地寄往前线的包裹就装了足足50节火车车厢。
战争一旦开始，如果还像不少生活在21世纪的人那样想当然地以为无论哪一方获胜，结果都将大同小异，那么这种看法可以说完全错误。协约国1919年在凡尔赛达成的和平协定固然愚蠢，但如果反过来，由德国作为战胜者来制定和约条款，那么欧洲的自由、公正和民主必将付出惨重代价。德国“一战”期间追求的领土目标丝毫不逊色于其领导者“二战”期间热衷的那些诉求。正因为如此，1914年至1918年间发生在欧洲的这场战争固然是一出悲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倘若就此将之描述得无足轻重，则大错特错。只可惜，这种以人的性命为代价，衡量军事战争对错与否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后人的脑海当中。只要承认德意志帝国不配赢得胜利，那么那些为了阻止德国获胜，在这场最终取胜的战争中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否则，任何战争中的任何牺牲统统无非只是一声叹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