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奥莱特如释重负，写道，“原来杀一头猪会产生这么大的心理阴影，也能达到恐怖的程度。”这个女人太过蠢笨，不知道对于一个法国农民家庭来说，杀一头猪有多惨，是多么大的经济损失。
“野蛮极了——他们杀了我的猪！”
最新几期的社会主流杂志《女士》同样反映出英国上流社会的幼稚无知。10月15日，有个女记者撰文感叹乡村上流社会家庭中的男主人和打猎的仆从都去参军当了兵，生活变得一贫如洗。这个女记者用了个大标题，名叫《女运动员和战争》，还愤愤不平地说道：“养狗场里的啰唆事情怎么干也干不完，这个时候可没有人有闲工夫去干这些。就算伊芙琳早中晚都守在狗场里，也没法完全相信自己有本事叫那帮人按规矩办事。喂狗食从来就是一件麻烦事，现在当饲养员的这个人又脏又懒，只有实在没有办法，才会喊一下，干一下。”
“德国人野蛮不？”
战争还才刚刚开始，就有迹象显示有一种趋势表现得日渐明显——互敬互爱的社会风气开始每况愈下，以前得过好处的人不免大失所望。有个英国人遇见一位来自牛津的老友，感叹道：“十年前坐公共汽车，车上要是人挤人，总会有工人站起身来，用手碰一下帽子，示意给我让座。现在遗憾得很，这样的精神已经见不到了。”种族区分倒是和以前一样尖锐。《号角报》10月10日的一篇报道就让人哀叹。有个英国将军和一名身着制服的印度王子同在一家酒店餐厅用餐，席间从始至终没有同王子说过一句话。第二天晚上，就在这家酒店的吸烟室里，有人看见一群同样的军官还是对这位“肤色黝黑的君主”不理不睬。《号角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愤愤不平地写道：“如果觉得和一位印度王子讲话有失身份，英国国王又有什么理由心安理得地让印度人替自己卖命？”
“是的，坏得透顶。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打得稀巴烂。”
问题问得不错，只不过这种问题英国社会的仲裁者们是不会回答的。出于无奈，非得回应的话，许多人会声称之所以要打这一仗，是为了捍卫传统英国社会的标准和礼仪。的确，几乎所有交战国都认为自己是在维护保守的社会价值观。借用里奥·埃默里的话来说，中产阶级里头志愿参军的那些人提出强烈反对，抗议“安置自己的军营跟一群浑身污秽，满身臭汗的混混挨在一起”。英国首相的小儿子西里尔·阿斯奎斯后来在法国当了一名军官，谈到参军服役时轻慢地说道：“就是在一帮无聊无赖之徒的陪伴下与一群蛮人打仗。”虽然，共同的危险会让前线阵地上的阶级隔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弱化，不少中产阶级人士——有男也有女——还是觉得被迫与比自己低等的人保持亲近，难以适应。“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遭遇，顶着隆隆炮火，一整晚和一群普通士兵挤在同一间房里，所有的人都睡在稻草堆上”，护士埃尔希·诺克尔写这段话的时候正待在比利时的一座谷仓里头。诺克尔后来陪着一群伤员回了英国，由于不得进入当地医院，大家只好在多佛的一家招待所凑合睡了一晚。到了尤斯顿火车站，诺克尔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才说服车站管理部门答应将伤员安置在女洗手间里，等火车来了再走。
“德国人是不是在你们村里干了坏事？”
相比之下，虽然人数不多，却总有那么几个幸运儿觉得现在身处的环境要比习惯了的家里更加舒适。34岁的奥地利农民卡尔·奥贝尔霍夫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响应征召入伍参军，跟着后备军住进了蒂罗尔的一家豪华酒店。奥贝尔霍夫惊叹道：“我们居然可以坐在餐桌旁，有女服务员伺候，像个贵族一样。根本不用操心其他任何事情。”奥贝尔霍夫运气不错，不用上前线打仗，觉得参军要比在自家农场辛苦干活舒服得多，和同伴们没日没夜地尽情喝酒、赌钱，放任自由，这些事情换作在家根本连想都不敢想。奥贝尔霍夫每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铁路线旁守上两个小时，这样一来，“除了吃饭，最累的差事就是教会游行了”。
某些特权人士觉得要把打仗当作一件严肃庄重的事情不大容易。瓦奥莱特·阿斯奎斯10月去了一趟法国，回来后给当首相的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盘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逃难老女人的事情，语调带着点戏谑，甚是好玩：
《女士》杂志在谈起欧洲大陆难民逃到英国的问题时表现得极其傲慢：“待在英国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为数不少，这些人想必觉得英国的生活方式相当古怪。有一件事情法国和比利时的女人们肯定会很怀念，没了这个还会感到失落，那就是讨价还价。回到她们各自的国家，差不多每一回买东西都少不了讨价还价。价格固定不变是大多数英国女人乐于见到的，可在法国和比利时女人看来，这样的安排相当无趣。”杂志上的社会闲谈专栏也挑选了相同的专题：“不少人看到比利时人饱受战争之苦，逃到英国，对其热情款待，礼遇有加。埃克塞特勋爵夫妇便是其中之一。夫妇二人将比利时的维勒斯伯爵夫人和她的五个孩子邀至家中，住在伯利庄园，这里是勋爵夫妇在英国中部的历史圣地。埃克塞特夫人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叫米拉，她留着一头金发，有着一双深色的眼睛，长得极富魅力，戴着一颗绿松石，上面点缀着漂亮的饰品。”
“凡是家里有人当兵，告假回来，全家人都会约定俗成”，本书作者的外祖父、炮兵军官罗尔夫·斯科特-詹姆斯写道，“以为他们不愿多说打仗的事，出于礼貌，都对打仗的事避而不谈。其实真正不想谈的是家里的人。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指在海外服役的人要比身在后方的同胞处境好多少或者坏多少——只是留在家乡的是一类人，出外打仗的又是另一类人。非要实话实说，留在后方的人其实连同情心都没有多少。”
《女士》杂志尽力帮助妇女处理战争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12月10日就在“每日难题”专栏中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有个女人养了几只猫，有个军官要上前线。女人答应军官照料他养的狗。假如这只狗要吃掉猫，请问这位女士该如何是好？《女士》杂志认为这位女士有责任保证这只狗得到妥善安置，没准还可以给狗找个新家。杂志还报道了礼节问题，从殖民地回来的太太们多会遇到这些繁文缛节。文章认为太太们不要在名片上印临时住址，要印永久地址。太太们应该意识到，一个社区里的人住得久了，除非是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否则是不会去新搬来的人家里串门的。为了方便互相走动，《女士》杂志建议刚从国外搬回来的应该找一家声誉良好的报纸，把回国的消息公之于众。杂志对于英国大老爷们在欧洲大陆的辛苦劳累提得不多，最挨得上边的一篇文章和后勤有关：“在现代战场上，能够让一支努力奋战的军队填饱肚子，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大可称之为‘养家’，养一个大大的家。不过，由于我们掌握了制海权，给远征军提供补给变得易如反掌。”如果身在后方的人只是依靠《女士》这样的杂志获取信息，那么对于法国的战况到底有多么吓人一无所知倒也不足为奇——这种事情知道的少点，兴许是件好事——再说了，那些正儿八经的报纸上有实质内容的消息也多不了多少。
不过，无论是在后方家中，还是战场之上，要想用一两封信把身边发生的事情好好描述一番，尤其是将心底的情感彻底抒发，满足远方收信人的情感需求，可不容易。还是艾塔·吉：“我每天都给亲爱的丈夫写一封信，把所有的事情，悲伤的也好，感动的也好，统统都讲一遍。昨天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今天又收到了两封。他把每天做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告诉了我，挺有意思。结尾总会写上几句温柔的话。要是少点儿大白话，多点儿甜言蜜语就好了。可惜我家男人做不到这一点——他心思那么粗犷，每写一句温柔的话都不容易。”有些法国农民去参军之后，会在给家人的信中做一番指导，教留在家中的女眷干农活。有一个士兵来自塔恩省圣阿尔邦，心里挂念家中马厩里头的一匹母马，在信中用指责的口吻问妻子道：“你说你没有耽误耕期，可是没有告诉我到底种了多少袋燕麦和玉米。”洛特加龙省有个女人，给丈夫的长官寄去一份肉酱，巴望着这点心意能够让长官手下开恩，别叫自己的男人参加最危险的任务。
有些人心思单纯，悲天悯人的点点情怀也飞到了前线。施奈德米尔的小艾芙丽德·库尔在日记中写道：“海员们的船要是在海战中沉了，一定会很吓人，别的船都不会停下来救他们。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淹死了那么多人，全世界都吓坏了。现在，每天都有船沉，却没有人关心船员怎么样了。”这个小女孩和好朋友格蕾泰尔有一个秘密任务：打理清扫坟墓。墓都是俄国战俘的，施奈德米尔附近有个战俘营，那些俄国兵背井离乡，死在了那里。
数百万人同家人天各一方，信件在这些分离家庭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士兵只要不上战场，每天都会给家里写信。不少妻子也尽可能展开纸笔，诉说衷肠。这个年代的欧洲人大都识字：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战场上的普鲁士士兵收到信件包裹差不多有50万个。相比之下，1914年每天寄给德军的信件包裹多达990万个。军中寄出的信件包裹也有680万个。收到心爱之人的来信总会令人心潮澎湃。“收到丈夫的来信，信上写了很多，充满爱意”，奥地利女教师艾塔·吉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女人家，可不能没有心爱的他！”
战俘营成了乡下人经常光顾的观光景点。在乡下，不管他来自何方，只要是个外国人，都会引起当地人的好奇。有些农民一到星期天，就会带着一家老小在战俘营外头溜达，隔着铁丝网看里面关着的那帮人，搞得当局好生恼火。明斯特市下了禁令，战俘营周围600米内，当地市民一律不得接近。在德国的大小城市，人们——大部分是女人——喜欢围在火车周围，看车上的俘虏等着运到战俘营去。有些爱国人士发现居然有人对这些落难的外国人心生爱怜，不禁大吃一惊：有个记者撰文指责人们不该沉迷于这样的情感当中，任由自己“在性爱冒险的低俗欲望”中堕落。政府也威胁要将这些无耻之徒的名字公之于众。蒂永维尔有4个护士和法国战俘订了婚。事情曝光之后，德国红十字会接到政府通知，红十字会志愿者不得进入战俘营。
随着活下去的希望变得越来越黯淡渺茫，一些人放弃了早婚的打算，另外一些则认为必须抓紧机会把婚事办了。议会律师休·戈德利有个朋友，女儿8月23日出的嫁，没想到4天之后就死了丈夫，成了寡妇。有个24岁的炮兵军官，名叫约翰·皮克·奈特，是杰出服役军章的获得者，1913年与布莱顿家的奥利弗·奈特小姐订婚。二人在1914年8月约好推迟婚期，待到战争结束再办。不过，寒冬来临让躲在堑壕里的奈特改变了主意。奈特获准短暂离队。这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在布罗姆利的圣约翰教堂中举行了婚礼。新郎并未身着盛装礼服，而是穿上了一身卡其布军装——这种衣服当时已经开始流行。婚宴在奈特父母家中举办，就在桑德里奇公园附近。完婚几天之后，约翰·奈特回到了法国的炮兵部队，1916年牺牲。报上报道了不少婚礼没有婚宴，甚至没有办完。比如说琼·詹姆士小姐和伦斯特步兵团的约翰·法雷尔先生。“两个人本来打算去苏格兰度蜜月，没想到计划泡汤，新郎只好临时归队。”
同情敌人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为人接受。奥地利的克恩顿州有一个斯洛文尼亚天主教神父因为亲塞尔维亚被捕入狱。神父告诉信众：“让我们为皇帝和奥地利祈祷，同时祈祷塞尔维亚人看到光明。”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卢布尔雅那，欧根·兰佩博士听到英国人吃了败仗，喜出望外，写道：“人人都希望英国人见鬼去。贝尔纳托里奇开了一家公司，当地的犹太人叫作‘英国服装大商店’。贝尔纳托里奇现在宣布重新改名叫作‘卢布尔雅那服装大商店’”。埃塞尔·库珀有个英国熟人，住在莱比锡，和一个德国人生了个孩子，这个德国人后来死在了法国。当地政府既不答应为孩子提供救助，也不允许女人找工作，因为她是敌人那边的人。牛津古典学者吉尔伯特·穆雷一开始反战，没过多久就改了主意，写道：“我发现自己无比迫切地希望听到德国无畏舰在北海被击沉的消息……要是知道哪次哪次交战，我们杀了两万德国人，第二天只杀了2000，我就会感到难过。”
威斯敏斯特公学举办了一场六年级学生辩论赛，其中一个辩题是《仲裁取代战争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正方以11:7获胜。颇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辩题“德皇应该对当前的战争负责”却以反方10:6获胜。校长们指引着昔日的学生走向战场，多少有些残酷无情。在他们看来，就好比是派出一支板球队参加大赛。9月2日，拉格比公学校长戴维博士致函《泰晤士报》，在信中强调义务参军有助提升道德素质：“现在是个好机会，给所有阶层的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也是对学校精神和特色的极大考验……对于家长们，我们愿意送上一条建议，这是一位母亲眼看儿子犹豫不决时说过的话……‘孩子，妈妈当然不想让你去（战场）。但是换作妈妈自己，妈妈会去。’”然而，该来的迟早会来。战争头几个月激起的情感热潮过于汹涌澎湃，随着伤亡人数节节飙升，有些人一听到这样的说教就心生厌恶，感觉受到愚弄。浮华的辞藻，虚伪的虔诚大行其道，联军战争事业的真正意义反而遭到极大抹黑，尤其在拼死付出才赢得迟来胜利那一代人看来更是如此。
路易·巴塔和一群士兵押着一车德国俘虏，坐火车穿过法国南部。好几家报纸都在煽风点火，要老百姓让这帮“人模人样的畜生”知道知道厉害。于是乎，每到一个车站，都会围过来一大群愤怒的群众——女人们在吐口水，男人们手里挥舞着小刀和石头。这同一拨人会往负责押解的法国卫兵怀里塞葡萄酒和葡萄。火车刚一开动，法国卫兵就会和看押的战俘一起分享这些美酒水果：“这些姿态体现出了同志般的友爱，对于那些针对赤手空拳敌人的作呕表演，也算是一种补偿。”那些亲眼见识过真正的战场到底有多么可怕的人可没有如此盲目的爱国主义表现。巴黎一家音乐厅有一名演员唱了一首歌，在歌中讽刺德国人的军队夹着尾巴逃跑，德国人的炮弹都是哑弹，没想到底下观众反应冷淡，在座的就有休假的士兵。有些法国小曲要流行一些，歌里唱着德国人真正罪不可恕的是向独裁暴政低头屈服。有一首曲子名叫《晚餐没了》，歌里想象邀请德国皇帝到巴黎来用餐。合唱团齐声唱到：“我们来做蛋糕，叫你来吃。”
截至1914年11月，战殁者中出自伊顿公学的有65人，威灵顿学院38人，查特豪斯和哈罗各21人，拉格比学院20人。这些数字丝毫无法扑灭这些公学学员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抱负热情。克兰伯恩勋爵是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继承人，邀请好友奥利弗·利特尔顿和亚瑟·佩恩住在自家在哈特菲尔德的庄园里头，等待陆军接受入伍申请。3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猎，一想起不久之后将要感受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枪声就喜不自禁，会心大笑。小伙子们从始至终把打仗看成一件开心轻松的事情，直到日后去了法国：佩恩后来双腿中弹，无法继续作战，被送回了家。他在自己的狩猎记录簿上加上了这么一条：“猎场——艾沃威河，猎物——我自己。”
欧洲各国的不少妇女看着自家的男人在战场上赢得勋章，受到人们的爱戴，自己却只能留在家里缝缝补补、写写信件，感到分外沮丧。“我们在这里留守大后方，很难体会到打仗有多么艰苦”，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在12月的日记中写道，“只能为战场上的爱人提心吊胆”。格特鲁德和母亲那年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给东普鲁士来的难民缝制衣服，还有收集慈善捐赠的东西。对于欧洲的妇女们来说，给士兵织衣服是日常工作，差不多成了一项神圣的职责。不过，妇女们的劳动成果有时得到的却是冷嘲热讽。奥地利士兵埃贡·基希的部队驻扎在塞尔维亚，11月收到一批货物。基希给货物编了个目录：“暖和的内衣——当然，织这些东西一点屁用都没有；手套绣得还算精细；腕套上有一个红心图案；连指手套太大了，一头小象都戴得进去；护膝可以给长腿鹳鸟穿。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姑娘们参加聚会时打发无聊时间，要么满足虚荣，一时兴起随手织的。”基希下士勉强表示了感谢，想着要是可以的话，还不如送点烟来实在。
像战士一样死去！
有些妇女对于参加急救课程兴致颇高，因为这个能够让她们有机会聚聚。不过，格拉茨市的中学女教师艾塔·吉在9月16日写了这么一番话：“每天都有事情压在心里。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越来越不满足，在这样伟大的时刻，除了照顾孩子，什么忙也帮不上。”在英国，就连《女士》杂志也在哀叹女人能够做出的贡献相当有限：“很快将要组织成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缝缝补补的事情一直在做，红十字会的成员已经做好准备，只等一声令下，挑选出来的护士就会去该去的地方，各就各位——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女性都在尽可能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专门工作。即便如此，人人心里还是想多出一份力。”
可爱的人啊，你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梅恩夫人是一个英国士兵的妻子，丈夫在爱尔兰驻防，自己在伦敦东区一家招待所上班，每天要面对一大群来自德国、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女人，都是一些不远千里，离乡背井的女人。战争让梅恩感到深深的孤独，丈夫不能陪在身旁。几个兄弟也接受军训，参军当兵去了，“这种感觉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梅恩看着卖国旗的、买东西的，还有救护车来来回回，忙个不停，写道：“这些我都看不懂，不过心里头还是（为英国参战）偷偷感到骄傲——现在我想我错了。”梅恩接受了一份工作，在比利时一家英国医院做手术室护士，动身之前将结婚戒指寄给丈夫杰拉德保管。不巧的是，由于临走时情绪激动，忘了附上解释说明，害得她丈夫收到戒指后大为不解，心情沮丧。
向着可怕的密林冲锋吧！
9月底，德国一个名叫海琳·施维达的女孩干了一件大胆的蠢事，只身一人前往法国，去军中探望心爱的男友威廉·凯森，谁知刚刚走到德国西部就被一个军官给抓了起来。军官要海琳回家去，傲慢地宣称只有男人才可以接近战区。海琳难过地写道：“我又忘了，忘了自己只是一个女人。”然而，随着战争一天天持续下去，女人开始证明自己在很多方面足以替代男人，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样的势头发展得越来越快。图卢兹和其他法国城市一样，第一次出现了女性邮递员、消防员，甚至还有电车售票员。人们送了个昵称，叫作“彭斯家的姑娘”，这是因为图卢兹公交公司老板叫作彭斯先生。在军火工厂里工作的女人则被称作“女军火员”。
带着你们高地兵团的小伙子们，
英国救护车女司机多罗西·菲尔丁10月17日在比利时给家人写信，抱怨自己运气不好：“所有事情都乱成一团，我只好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揽着。真希望有个男人带头冲在前面。我一回去，就要安顿下来，找一个又高又壮的男人嫁了，随他欺负。拖着其他人跑来跑去的日子我受够了。”不过，这种心情低落的哭诉发泄只是偶尔累了才会发生。菲尔丁当年25岁，是登比伯爵的千金，大部分时间还是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份活儿足够有趣，能够带来各种机会。
罗伯特·C.谢里夫在大战期间是一名军官，后来写出“堑壕剧”《旅程终点》（Journey’s End）而闻名于世。他认为公学学童之所以能够在法国起到引领民众的表率作用，靠的不是军事技能，因为他们不需要在这方面干出成绩，靠的是树立的个人榜样，“靠的是他们的耐心、幽默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英国公学体制的优缺点在1914年的战场上展露无遗，国内的领军旗手表现得情绪过于外露狂放，甚至让一些爱国人士都感到反感。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教师是A.J.N.威廉姆森、中尉军衔，来自黑格特。威廉姆森的死让《泰晤士报教育增刊》9月22日专门为此刊登了一条社论：“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战场是多么严峻残酷，讲求尽忠职守，正是学校灌输的纪律精神和体育道德才在战场上结出了丰富而光荣的累累硕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最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迹将被载入战争史册，其中不少有助于提升年轻军官的声誉，而这些军官几个月前才刚刚结束各自的学校生活。”《伊顿公学纪事》10月刊登了一首小诗，纪念阵亡的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兵团中尉A.H.布莱克洛克——小伙子去年夏天刚刚脱下公学燕尾服。
菲尔丁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一直担心自己所在的志愿兵部队没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唉，我觉得我们这帮女人可能没什么机会干很多实实在在的战地工作。就算不是所有的时候，但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后方待着。”不过，菲尔丁很快发现手头这份活儿相当来劲：“要做的事情一大堆，许多事情很有意思，有趣极了。”10月8日晚上，菲尔丁帮助将两名英军伤员从堑壕转移到后方3英里处。不过，菲尔丁不大愿意为敌军俘虏提供救助：“我不介意冒着危险去救自己人，救法国人也行，但是换作德国人，万一被哪个可恶的家伙在身上打出几个洞来，可就惨了。”
他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每一条偏见和禁忌都表现得心悦诚服，服服帖帖。英国中产阶级不管想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其他人不管想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他看不起一切外国人。除了吉卜林、杰弗里·法诺、埃莉诺·格林和每天的报纸，基本不读其他任何东西。他不太喜欢埃莉诺·格林，认为太过“前卫”。虽然从不关注莎士比亚，也从没听过俄国芭蕾，还是喜欢“看一场精彩的演出”。他认为流行音乐剧《朱清周》是最伟大的演出……他觉得美国人是一群殖民地的下等人，从大英帝国这最完美的体制中分离出去，叫人遗憾……他虽然蠢得让人好气，却诚实、友善、认真负责，既可以服从命令，也能够向其他人发号施令，可以不辞劳苦地照料自己的部下。不管是指挥一场毫无胜算的进攻，还是绝望防守直至最后，他这种人一看就靠得住。像他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
所有交战国的妇女们很快就将以菲尔丁为榜样，掌握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责任。不过，有些传统性别角色的转变较为缓慢：在比利时前线后方，29岁的女护士伊丽莎白·埃尔希·诺克尔夫人——诺克尔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来自埃克塞特——在9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在将军的外套上缝了一颗纽扣——这个男人让我着迷。”
虽说，每一个国家都要求孩子为支持战争做出贡献，但英国公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出众。理查德·奥尔丁顿在小说《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中形象地描绘了这种体制的典型产物——说的就是指挥基奇纳新军的那一类人——这一类人虽然什么都不相信，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每一个国家，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战争都让君主的重要象征意义得以增强，毕竟这场仗本来就是以一国之君的名义打的。奥地利报纸报道了弗朗茨·约瑟夫去维也纳绿园少年宫内军事医院视察的经历，文章写得毕恭毕敬。贵族青年鲁迪格·拉森尼茨和其他人一同受到奥皇接见：“大公夫人玛丽亚·约瑟芬把我介绍给了陛下，陛下询问了我的伤情和部队情况。上一回见到陛下还是1909年，在圣珀尔滕，我当时是圣珀尔滕一所军校的学生。陛下和上次相比背要更弯了，话也不多。有人事先告诉我，陛下问的每一个问题，都要大声回答。我从战场带回来了一个俄军背包、几枚徽章和一些子弹，当作纪念品给陛下过目……陛下看上去还颇有兴致。”
孩子们的游戏也受到了战争的强烈影响。英国有一家玩具厂名叫“不列颠”，做了一大批参战各国的玩具士兵模型。在汉堡，4岁的英格博格·特莱普林逢人便说，自己的三轮脚踏车可以用来给部队运兵。英格博格的妈妈带着她们三姐妹到汉堡的赫尔曼·蒂茨百货商店逛街，发现商店里摆着一个巨大的玩具战场，里面有堡垒、法国兵和德国兵，起了火的屋子，上面还吊着一架飞机。安娜·特莱普林写道：“孩子们全都惊呆了。”玩具制造业杂志《德国玩具报》试图为自己正名，声称玩具作用重大，言之凿凿地宣称玩具可不仅仅是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孩子们了解战争的过程，培养民族意识、诚实的品质，还有爱国主义情怀”。
《新报》如实地告诉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们：“最高统帅接见了各位军官，陛下平易近人的风范令一位上尉感动不已，这位上尉虽然已经截去了右臂，仍然谦卑地请求陛下恩准其留在军中继续服役。陛下大为感动，答应了这名忠诚的军官的请求。陛下在宏伟的大厅里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用各民族的语言向在场的全部102名士兵致辞……士兵们显然深受鼓舞。”格拉茨中学教师艾塔·吉不仅在日记中差不多逐词逐句地把报纸上的报道抄了一遍，还不忘加上评论，一如既往地充满了自己特有的感情色彩：“这些卑微的普通人肯定高兴坏了，皇帝陛下和他们说话。还有多少人——就连那些受伤的也会心生妒意吧——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宠！——生活真不公平。有些人运气好，有些人就没有。”
德国高中毕业考试设置了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假如生命是一场战斗，我们的武器是什么？”“是什么激励着每一个适合参军的德国人响应祖国的战争召唤？”柏林一所中学以《战争的教育意义》为题征文。每一个国家都会组织儿童上街收集金属物品，用来制造军需品。施奈德米尔的艾芙丽德·库尔惊奇地发现，自己从家里偷出来的铁锅铁盆居然还能变成子弹。艾芙丽德的奶奶生气地抱怨道，学校尽搞这些收集活动，害得家里的东西都快丢光了。
欧洲各国的君王们并非个个智力出众，有些甚至反应迟钝，迟迟未能意识到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究竟意义几何。道格拉斯·黑格在8月11日与乔治五世共进午餐之后写道：“国王陛下看上去忧心忡忡，不过他给我的印象是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态有多么严重，我们的国家和他的皇室家族正要经受怎样的考验，也没有真正理解大国之间一旦开战，胜负何其难料。尽管在旁人眼中陛下胸有成竹，其实不然。”就在1914年的那个冬天，黑格在圣奥莫尔检阅完部队后再次与英王会面，仍然不觉得英王在审时度势方面有所长进：“陛下虽然看起来信心十足，但是总觉得我们的军队天生英勇善战，对于指挥官在战场上为保持士兵‘士气’付出的种种努力视而不见，对一切军事训练也熟视无睹。殊不知训练在和平时期极有必要，可以让、好比说、一个连像一支组织有素的部队一样明知有去无回，仍然一往无前，英勇赴死。”英王同时费尽心机，为自己的许多亲戚在敌方阵营作战搪塞辩解。他有一次告诉阿斯奎斯，说自己的表兄、也就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阿尔伯特亲王“并非真心替德国人打仗”，只是在管理战俘营而已。
法国中小学得到指示，要求给学生布置作文，题目五花八门，好比《我们团动身了》《一封来自为我们而战无名大哥哥的信》《来了一车伤员》《德国人杀害了一个拿着玩具枪在操场玩耍的七岁小男孩》《德国人侵略了你的城镇——描述你的感受》，诸如此类。校长们得到上头指示，地理课应以战区作战地图为准，地图每天都会更新。复员返校任教的伤员被认为有一技之长，能够有所发挥。当然，这样做到底结果如何，恐怕难如教育部长所料。德语课遭到取缔，由英语课取而代之；历史教学大纲也对拉丁和希腊英雄重新进行了强调。
10月的一天晚上，奥地利贵族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与卡尔大公同坐一桌，共进晚餐——大公此时已经接替弗朗茨·费迪南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法定继承人。帕拉维奇尼眼看大公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禁心灰意冷：“真是难以置信，大公居然可以如此‘置身事外’，这是因为他同士兵接触太少。听到大公信心满满地宣布俄国人已经完了，战争即将彻底结束，我真的无法按捺自己。大公对于一切质疑全然不顾，只知坚持一己之见。”帕拉维奇尼进言道，战争胜负取决于西线成败，奥匈帝国必须支持德国。没想到这位未来一国之君的回答依旧冥顽不化，愚蠢固执：“法国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必须朝着意大利进军。”
每一个国家都在号召中小学激励人们热情洋溢地支持战争。法国教育部长阿尔贝特·萨罗在给中学校长们的通知中写道：“我希望在开学的第一天，在每一个城镇，每一个班级，老师开口说的头几句话能够提升大家的爱国心……向我们军队正在参加的这场神圣战斗致以敬意……我们每一所学校都有士兵送上火线——无论老师还是学生——每一个人，我清楚得很，面对死亡早就在承受骄傲的悲伤。”安德烈·纪德一听到这样的话就心生惧意：“一个新的橡皮图章就这样被造了出来，这是爱国者们新的习惯心理。没有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叫人产生敬意。记者们每每谈起德国，那个语调真叫人恶心。个个都在赶潮流，人人都怕落在后面，都怕看上去比起其他人来，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法国人’。”
相比之下，那位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眼看自己一手挑起的战事发展至此，开始流露出幻想破灭的迹象。9月25日，海军上将艾伯特·霍普曼与德皇共进晚餐，对德皇的明显厌战情绪印象深刻。德皇威廉用上了“灭绝人性的恐怖屠杀”这样的字眼。不过，到了此时此刻才知道一时兴起，有感而发似乎多少有点为时已晚。霍普曼对提尔皮茨上将苦笑道：“过去25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玩世不恭、蛮不讲理的专制体制之下。所谓成就，不过是虚伪的面子假象；所谓地位，不过是徒劳的争名夺利。这个国家在这种体制下面混得太久。大多数人都不想这样。可是，专制政体让我们无法诞生伟大的政治家，反倒养出了一帮官老爷和马屁精。”这些话出自一个对德国政治体制有着密切观察之人笔下，可谓语重心长，道出了德国走上歧途，挑起大战的缘由所在。
由于从军当兵一直以来都是英国上流社会家庭男孩和平时期经常选择从事的职业，在法国的损失让这些家庭蒙受了沉重打击。9月19日公布的一份阵亡将士名单中就包含了珀西·温德姆、洛德·格恩西还有瑞维·格伦菲尔的名字，无一不是青春少年，风华正茂。阿斯奎斯在给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打听起有关瑞维·格伦菲尔的事情来：“你是不是和他跳过舞？”维尼西娅肯定和他共舞过。对于每一个刚刚步入社交圈的少女来说，那个冬天公布的烈士光荣榜上找不到自己熟悉的名字并不容易。不论有关这场战争的其他评价如何，英国的统治阶级至少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从8月23日到12月31日，共有60名贵族成员战死在了法国和佛兰德斯；此后阵亡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在每月6人左右。这些人曾经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享受着盛名风光，如今换来的却是一纸简短讣告。这样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莱昂内尔·丁尼生在10月14日写道：“第16枪骑兵团的威利·麦克尼尔真是可怜，当年还在全国越野障碍赛马场上英勇驰骋，今天早上却死在了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随着秋意渐浓，初冬来临，英法联军虽然依旧迷茫，不知究竟怎样才能打赢这场战争，却已经越来越不再担心输掉战争，这是因为联军能够越发迅速有效地动员兵力。反观另一边，不少人心中忧虑的疑团与日俱增。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0月25日写道：“我开始愈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整个德意志民族——此刻面临的困境即将演变为一场可怕的悲剧。在我看来，我们肯定无法击败英国。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他们不可能战败。可是，我们有可能，也肯定会输，不在今年，就是明年。一想到我们德意志民族将要战败，我就悲痛不已，谁叫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
哪怕只有只言片语，哪怕多半徒劳，不少家庭还是会想尽办法打听阵亡亲人的消息。法国士兵阵亡之后，手腕上佩戴的身份标签通常会被送给他们的至亲，标签上会加上短短几个字“光荣牺牲”。这种做法在当时美其名曰“接受勋章”。有个女人有5个孩子，丈夫开赴前线不久便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却在当天晚上收到了“勋章”。寄送哀悼卡开始流行。其中一张属于圣苏尔皮斯神学院的学生莱昂-皮埃尔-马里埃·沙拉梅尔。上面写着：“1914年9月24日，在克雷西战役（索姆河）中为国捐躯，卒年22岁。”在费尔登，玛格达莱妮·费舍尔是路德维希·斯卡德拉的女友，男友在法国阵亡之后去了城里的摄影师那里，看能不能找到男友最后留下的军装照。可惜只找到一张大合影，男友的相貌也看不大清楚。玛格达莱妮后来发现路德维希的连长加岑梅尔中尉受了伤，正躺在当地的医院里。连长给玛格达莱妮零零碎碎讲了一些她男朋友的最后情况，虽然不知真假，但已经比许多家庭得到的消息要多得多。
想当初，有些人好战心切，就连家里人都在公然叫嚣开战。此时此刻，这股狂热的好战情绪也已渐渐消退。奥地利女教师艾塔·吉在9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去拜访了K博士和他的妻子。K博士是个聪明人，有着坚定的信念，令我深受感染。博士坚信德国和奥地利将会获胜，因为正义站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一边——要是我也能像他这样信念坚定就好了。”10月10日，艾芙丽德·库尔被奶奶的话吓了一跳：“每一个当妈的都应该去皇帝那里，告诉皇帝‘不要再打了！’”这位老妇人一辈子经历了4次普鲁士战争，现在看着屠杀无休无止，也感到害怕起来。
过了两天，也就是10月12日，寄给弟弟戈特弗里德的信也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受伤，下落不明。”一家人知道戈特弗里德也死了，死的时候才21岁，距离送到兰斯附近的战地医院刚刚过去八天：“我们失去了家中最小的弟弟——他是我们的阳光！死神啊，你太残忍！我们该去哪里寻找慰藉？”斯卡德拉试着想象弟弟与上帝同在一起，借此安慰自己。“主啊，请把我们最心爱的孩子留在身边吧。他们的战斗已经结束，获得了胜利者的桂冠，希望他们不要回来。”
不过，从11月柏林莫阿比特工人区流出的一封政治情报来看，当地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没那么热衷打打杀杀，但是仍然会为战斗尽职尽责。弗莱堡市长奥托·温特尔是一名退伍军人，9月28日在圣保罗大厅的一场集会上面对上千名最有名望的弗莱堡市民，发表了如下一段讲话：“我们团结一致，亲如兄弟，对于谁该为发动战争负责这个问题，也有着一致的答案……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工人平民，所有阶层都紧密地站在一起。”库尔特·亚历山大是自由主义倾向犹太刊物K C-Blatter的编辑，9月撰文指出不少德国人指责犹太人不为战争出力：“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每一个犹太人都要努力成为英雄，至于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平常的工作中倒不重要。每一个犹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体现出价值，能够被浓墨重彩地写入德国人民的历史当中。”当然，也有一小撮反对者，克虏伯公司经理威廉·穆埃隆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是一个空想家，一直梦想欧洲能够消除国界之分，由一个统一的政府管辖，对于自己的国家挑起战端，深感愧疚。穆埃隆在日记中写道：“普鲁士今天的所作所为只会激起欧洲人民的更多深仇大恨，进而演变为彻彻底底的积恨宿怨。”
英年早逝成了普遍的主题：不管在哪一个交战国，随着家人、朋友死亡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人们开始变得习以为常起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给同事的信中说起自己当兵的弟弟查理一只胳膊刚刚截肢——“我们希望他能活着回来”，还好他们做到了——还有一个侄儿也受了重伤：“这些悲伤得我自己一个人扛，可是其他人也有其他人的悲哀，有的比我的要大得多。”中学教师格特鲁德·斯卡德拉的家人住在费尔登，距离不莱梅不远。全家人都不敢看报上的伤亡名单——“我们感觉没那么坚强。”斯卡德拉的家人听到马恩河传来的消息之后沮丧万分——“我们在法国只好稍微后退一点点了。”接着到了10月，传来的消息更加糟糕：年轻的路德维希·斯卡德拉也出现在了死者名单当中。家里寄的信被军队退了回来，上面写着短短的一行字：“9月4日阵亡。”格特鲁德对弟弟的遭遇悲恸不已：“是他们团遭到了进攻，还是他晚上一个人站岗的时候中了枪？死了那么多人——敌人死的要比我们多得多。唉，我替他们所有人难过。”
10月24日，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谈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参战？”——这个问题正讨论得热火朝天，至少在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新政治家》杂志谈起很多人反对英国与专制的沙俄结盟，“凡是俄国反动势力支持的，一概不信”。有观点认为战争是反动势力蓄意发动的，目的在于避免社会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我们之所以参战，并无其他真正理由，纯粹是为了取悦外交官和军火商。”《新政治家》对这些阴谋论进行了一番驳斥，谨慎地得出结论：“我们知道德国的广大民众并不想打仗，还有那些可能希望知道事实真相的人……也众口一词，一致声称德皇同样不想战争。”英国的内阁、议会还有人民“之所以同意参战，完全是为了帮助比利时。不管有多少私欲——这样的私人利益需求无疑为数不少，形形色色——恰好因为这个国家的决定得到满足，但真正的参战决定毫无疑问是基于比利时的考量才做出的。”毋庸置疑，这最后一句话说得没错。
有些平民，尤其是学术圈里的那帮人，正在努力同敌国同行保持公开交流：这种做法被认为体现出了文明开化的姿态，突出了欧洲文化的共性。1914年10月，梅纳德·凯恩斯通过中立国挪威，给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寄去一封信，问对方大战结束之后，可不可以给剑桥的一位逻辑学家提供奖学金。维特根斯坦家境富有，之前是赞助人，表现得慷慨大方，此时正在巡逻艇上当水手，在维斯瓦河上巡逻，值此“非常时期”，看到老朋友居然只寄来一份投资建议书，可没有好脾气。
劳合·乔治用一场演讲为英国的战争努力做出重大贡献，这场演说堪称劳合·乔治政治生涯中最振奋人心的一次，于9月19日在伦敦皇后厅发表。劳合·乔治在演说中提出的信条日后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欢迎：“英国此时此刻正在参加一场战争，目的在于终结战争。这是一场神圣的战斗，‘是为了将欧洲从军事集团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收获将比他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要多得多……这片土地下潜藏的奢侈和懒惰的大潮将会退去，一个新的英国将会诞生。”劳合·乔治的演讲虽然当时听来激动人心、鼓舞士气，却在日后收获了苦果。劳合·乔治认为这场大战不仅会促进全民道德新生，还将以激进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他的这些观点直到1918年都未兑现。英国民众希望破灭，失落之情强烈。许多人感到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在堑壕中的悲惨遭遇——这种磨难既然上了战场，就不可避免——更多是因为感觉遭到了劳合·乔治及其政治集团的出卖，如同买到赝品假货一样。劳合·乔治后来在1916年12月当上了英国首相。这位内阁大臣虽然大可振振有词地宣称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同样兜售假货，但是回到1914年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完全可以把真相同英国民众解释清楚，告诉英国人民只有像法国人民一样付出血和财富的代价，才有可能赢得胜利。诚然，胜利带给英国人的好处除了几个殖民地之外——这些殖民地价值究竟几何，尚且存疑——并无多少重大利益可图。但是，这样的牺牲必须付出，不为别的，只为避免更加糟糕的结果，不让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
写有祈祷祝福话语的连环信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下一个人的手中，每一个收到信的人都被要求将信传给另外九个人。据报道，乡下教堂的活动有所增加，但并无证据显示人们的虔诚有所增加。士兵也好，市民也好，不少有教养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当着别人的面说过一句脏话，可是战争让这些人在某些场合会冷不丁地脱口而出，冒出一句“去他娘的”！让品格高尚的人士无法忍受的不只粗俗的语言，更有实际行动。对于那些即将赴死，或者持续分居的人来说，通奸成了当务之急，非做不可。正如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所言：“我在老家参军入伍，成了一名枪骑兵。噢，谁不想和勇士同床共枕呢？”大战开打头8个月，弗莱堡感染性病的人数翻了不止一倍，法院卖淫判刑的案子飞增；大多数城市都是类似情形。
交战双方都无比热情地把“上帝”拉了进来，为自己的战争大业撑腰鼓劲。约克大主教在10月大声疾呼：“每一个人只要良心未泯，就必须坚守岗位，直到战争结束。除非彻底摧毁德国人穷兵黩武的好战精神，否则和平不会到来。”德国教会虽然奋斗方向正好相反，但在精神上同样坚定决绝。不莱梅挚爱圣母教堂的牧师在城里的预备营开赴战场之前，为全营士兵做了一场告别布道：“你们接受号召，即将承担的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对于拯救你们的同胞来说至关重要。你们若是面对敌人，也能保持良心的干净，那么即便身处死亡与毁灭当中，也能成为杰出的布道者，为了理想传播福音。这是一条你们非走不可的路，这条路是那样的黑暗，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活着回家。”至少在这最后一点上，这位牧师还是体现出了先见之明。
战争刚开始头几个星期，法国许多工厂由于商品缺乏买家，纷纷关门倒闭。战争催生出新的需求，需求旺盛，长达4年。伊泽尔省雷纳格市的一座铸铁厂为了满足政府每周一万把铁锹和鹤嘴锄的合同需求，24小时开工不停。格勒诺布尔市有家建造厂雇了500人制造金属堑壕掩体。该市另一家工厂签了合同，要在1914年圣诞节来临之前每天生产75毫米炮弹1000枚，到了1918年日产量已经增至9000枚；厂里的工人也从800人一下猛增到2750人。当地一家造纸厂开始改行制造炮弹填充物，工人人数比战前翻了一番。帆布、炸药、皮革、水壶、纸笔、弹药部件和罐装食品的需求同样巨大。生产这些产品让各交战国的制造商们都大赚了一笔。
第二节 新闻与毁谤
有些富人发现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身家大大缩水。不过，有门路和军方下单签合同的那帮生意人倒是发了大财。9月，法国陆军部长邀请一众工业家来波尔多共商大计，会上告知众人，法国即将面临炮弹短缺危机：75毫米炮弹库存不足，一个月后每门大炮将只剩下两发炮弹可打。会议通过应急计划，设定目标日产炮弹十万枚。不过，这个目标直到一年过去方才实现；此外，炸药产量将从每天41吨增至255吨。专业技工被从军中紧急召回，支援战争物资生产。技工们戴着红袖章，上面绣有手榴弹标志，以示并非逃兵。不过，此举无法阻止某些工业家假公济私，利用这个豁免兵役的方法把没有什么技术能力的亲戚朋友从军队里头弄回来。日用品生产商转而开始生产饭盒、水瓶、铁锹以及炸弹和炮弹，很快赚得盆满钵满。
9月5日，英国首相致函海军大臣，口吻一如既往地轻描淡写：“亲爱的温斯顿，报社埋怨我们提供的消息太少，‘饿得慌’。报社有抱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这是你的机会……让报社走（新闻）局那边，把这个星期的一些事情‘品一品’。你用你那双巧手给他们‘调一调味’。公众多少知道一些情况，不过他们可能还是生活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一想到打仗，无非就是‘又吵又闹，乱作一团，衣服浸满鲜血’罢了。”
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法国政府在12月上旬搬回了巴黎。由于之前流亡波尔多的行为实在太不光彩，普因加莱总统声名扫地。社情紧张的状况在秋季危机期间一度有所缓解，此时再次浮出水面。中产阶级中的不少人依靠房产收入度日，对于政府强制暂停收租的做法日渐不满。哈尔曼-保罗画过一幅漫画，画中一个商人跪在总理面前，说道：“只要您愿意，就把我儿子带走吧，4年、5年、6年都无所谓，但是，啊！但是请把我的收入留下！”有钱人看上去对穷人毫无同情之心。法国成立了一个国家基金，专门用来救济穷人，结果只募集到了20万英镑，只有其他国家同类基金的一小部分——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捐献了4万英镑。巴黎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回归正常生活，和平街上的一些裁缝铺重新开门营业，几家剧院也恢复了日场演出。不过，公共交通一到晚上10点就会停止运营。巴黎不少有钱人8月逃了出去，感觉在法国南部和西南地区就这么待着，听不到枪炮作响，比起回到乏味沉闷的战时首都，日子反而过得更加悠哉舒服。
有个德国牧师注意到“如果说大战爆发之前，报纸只是家庭的好友，那么现在已经成了主人，决定了一家老小，亲朋好友之间的几乎所有话题”。这个时代，报纸大量发行，公众对新闻的依赖简直上瘾，结果差不多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下大力气，不管是通过文字广播，歌曲还是新发明的新闻影片，总之不遗余力地将媒体捏在手里。截至1918年，法国军队已经制作了600多部影片供大众消费。包括红磨坊在内，巴黎的好几家音乐厅都用电影取代了现场表演。
当时有类似想法的士兵为数不少。这种状况直到写这段话的这名新兵和同伴1915年去了西线，才有所改变。
交战的每一个国家都意识到赢得美国的支持将至关重要，为此竞相争取。《泰晤士报》8月发表的一条社论看起来有些自鸣得意：“英国人民注意到自己为之战斗的事业得到了美国同胞们的同情，这份同情之心可以说没有限制，英国人民非常满意。”事实上，真相要远比此复杂。轻蔑之声在大洋彼岸广泛存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编辑就写了这么一番话：“美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激我们的先辈。先辈们当年离开欧洲，移民出去的决定实在是太有远见卓识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道德至上者，虽然认为德国和奥匈帝国需要对政府体制来一场激进改革，但是并不同意将战争责任完全推在德国人民头上。美国的工业大亨们——至少私底下如此——认为如果战争能够削弱德国的全球竞争力，那么这样的结果有利可图。美国自始便倾向支持协约国，某些大人物还在暗中提供支持，最有名的当数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诚然，西奥多·罗斯福在1915年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击沉之前一直支持武装中立，而非让美国参战，但他一直强调尊重小国，尤其是比利时这种小国的权利。不过，同盟国同样拥有支持，特别是德国后裔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8月14日，一家德国新闻办事处在美国开张，协约国很快步其后尘，在美成立了新闻处。
实在是太开心了，简直都没法冷静下来思考。真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说实在的——没有比这三个月更加开心过。身体感觉棒棒的；军营集体生活其乐融融；总能找到机会结交各路朋友，背景经历各有不同；大家朝夕相处，同吃同住，感觉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又方便，又刺激。最重要的是，自己也好，战友也好，大家说话做事幽默风趣，让平日里的种种不快统统烟消云散。我可能想法不一样，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既然战争已经来了，我除了感谢上帝给我机会经历这些，并没有其他想法。管他打仗是个什么样子，既然来了，就做好准备，投入战斗，这就是最好玩的游戏，就是这世上最好的活儿。
法国由于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9月9日大幅加紧了新闻审查：“对政府或陆军最高统帅部毫无节制攻击”的社论一律禁止，“鼓吹停战或者中止敌对行为”的文章也不得发表。10月上旬，克列孟梭的报纸《自由人》因为对伤员治疗不力的丑闻进行曝光，结果被封刊一周。政府要求所有报纸停止刊登伤亡人数。在德国，虽然对报纸评论的控制直到1915年才开始严格起来，但是自从1914年10月柏林成立中央审查处，关于军事挫折或失利的一切讨论就开始正式遭禁，对于高层政策的批评，战争目标的讨论，以及有关战争是否具有意义的异议观点也不得发布。
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市民认为既然爱国，就应该有个积极向上的乐观样子。某记者在圣诞节前一周写道：“伦敦的生活可不只正常，甚至比平常还要欢快喜庆。”有些入伍新兵也持同样观点。基奇纳的新军里头有一名新兵，在英国南部接受军训，虽然条件极不舒适，管理也相当混乱，可在给《新政治家》杂志写文章，描述自己刚刚穿上卡其布军服的经历时还是写了不少好话：
大战早期，各国普遍支持对新闻严加管理。作家希莱尔·贝洛克极力主张应当将不利消息和军事机密等同视之，严禁公之于众：“明智的话……就不要让民众知道出了哪些漏子，赶紧弥补就好，也不要让人们知道政府干了哪些蠢事或者恶行，只要在没出乱子之前压下去就好。”贝洛克后来在给吉尔伯特·基恩·切斯特顿的信中写道：“有时候为了国家利益考虑，还是有必要撒谎，哪怕编得再离谱也无所谓。”不过，英国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还是受到了影响。战争头几个月的审查制度过于严苛，前线发生的一些事情就连敌人都已一清二楚，却在英国遭到新闻封锁。
在更低层面，法国认为有必要将牛奶销售商置于警察监督之下，因为出售的牛奶有58%查出掺有户外喷泉水。法语广告开始出现在《泰晤士报》上，此举针对的是比利时难民，堪称将社会公益和商业机遇的巧妙结合。广告多为精装房屋出租，上面写着“整房出租”。《泰晤士报》写道：“鉴于大量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英居留，广告可由报社员工按需免费翻译。”类似这样代表新世界的明显标记还有不少，好比伦敦从10月开始给路灯涂上油漆，旨在避免空袭，毕竟这样的厄运已经降临到了好几个欧洲城市的头上。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伦敦全城上下对这一片漆黑感到困惑不解，心情沮丧，尤其是等到冬天都快过了，也没见到德国人前来空袭的影子。
各交战国都在竭尽全力，发动本国最犀利、同时也是最有文采的“笔杆子”来替自己的战争大业正名。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不仅批判德皇统治无道，还对德国的文化、历史甚至葡萄酒展开口诛笔伐。作曲家卡米尔·圣桑对瓦格纳大肆抨击。有些作家甚至公然宣称杀人也有道义可言。埃德蒙特·古斯写了一篇论文，阐述了战争与文学的关系，文章发表于1914年秋天刚开始的时候。古斯将战争形容为“伟大的思想清道夫”，把血流成河比喻成流动的液体，可以“清除智力上浑浊的死水，疏通头脑里淤塞的渠道”。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创造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在一篇名为《致武力》的小册子中写道：“那些在这场最严重的危机当中，怀着为国尽忠的想法，慷慨赴死的人是多么幸福。”
在个人层面，通过战争牟利的现象在欧洲比比皆是。有个奥地利人做得尤其出格。奥托·泽林格在克尼特尔费尔德开了一家镰刀厂，由于生意每况愈下，于是突发奇想，把厂房改成战俘营，用于商业谋利。泽林格9月6日向当局写信，提出做笔交易，让战俘营一直开到1915年7月——即便如此乐观的企业家，也认为仗顶多只会打到这个时候。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泽林格最终接受了营房每平米25克朗的租金合同，外加几百俄国战俘建造营房。等到12月，战俘营已经收容两万余人。为了养活这些人，后来又签了一份附加合同。
10月18日，54位文坛巨匠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文章，文章题为《英国知名作家为英国参战辩护》。文末印有全部作者的签名。阿诺德·本涅特作为其中一员，大战期间发表宣传文章300多篇。他在给美国出版商的信中透露自己的第一本宣传手册“自由：关于英国情况的声明”已经写好。手册之所以赶在1914年10月出版，是因为本涅特担心英美两国的“和平主义分子和来自财经界的影响”有可能在德国军国主义被彻底击败之前“逼宫施压，迫使和平过早到来”。有作者在《新政治家》杂志上提出质疑，质问这帮作家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对战和问题说三道四。本涅特的回答颇有几分目中无人：“战争本来就是关乎人性的大事，本能当在理性之上。在我看来，一个严肃的作家理应对于人性略通一二，有权就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表达看法，并无不妥，不应受到凌辱谩骂。”本涅特发现还是政府给钱实在——这个可比只图嘴上痛快更加实际——他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作家凭借口舌之劳，从设在威灵顿别墅的政府宣传局那里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报酬。
以美国、荷兰和挪威为代表的部分中立国家利用各交战国忽略的商业市场，从中大量获利。挪威尽管有一半商船被U型潜艇击沉，可是到了1918年还是从海运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美国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号召美国人民在情感和法律上保持中立。随着几个国家陆续发来警报，警告战争可能摧毁美国经济，美国人很快意识到这场战争将敞开工业和贸易的机遇之门，特别是8月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机会就摆在眼前。
德国有一位学者在9月撰文指出，全国69位历史教授当中有43人在写和这场战争有关的文章。鲁道夫·欧肯是耶拿的哲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光1914年一年就做了36场演说宣传。柏林的哲学家阿洛伊斯·里尔为自己的文章付梓兴奋不已：“我们的第一大胜利就是战胜自己。我们从来没有像8月初那些难忘的日子那样紧密团结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在为全体人民而活，全体人民也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有悖学术道德的诸多事件当中，最出名的当数所谓的《德国知识分子宣言》。宣言发表于10月，由93人联名签署，为首的是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宣言对协约国的“不实之词与中伤污蔑”表示抗议，指责协约国“无所不用其极，试图玷污德国的荣誉。德国是为了生存才奋起战斗——这是一场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战争。”
萨恩·朱利亚诺侯爵是意大利驻伦敦大使，于1914年10月向法国驻伦敦大使恬不知耻地透露，影响意大利是否参战的要素有三个：道义、利益，还有准备情况。意大利军队尚未做好准备参战，罗马政府还要看哪个交战国给的好处最多，才决定支持哪个。弗朗索瓦·伯迪爵士对此轻蔑地写道：“意大利人异想天开，以为自己远胜于古罗马时期，自以为是地中海大国，是突尼斯、马耳他、埃及和土耳其群岛的主人。”意大利在领土要求得到应允之后，于翌年加入协约国。这笔交易反映出协约双方的互不信任，罗马政府又是何等蠢笨。
两派可谓唾沫横飞，口水满天，口诛笔伐日趋激烈。卢万被毁，兰斯大教堂遭到炮轰，这些都成了协约国师出有名的强大武器，足以昭告天下自己在捍卫文明社会价值观免遭德国人的野蛮暴行践踏。法国更是如此。天主教徒与世俗论者战前本来隔阂颇深，现在可好，但凡德国的东西，一律反对，竟然把两派一下子给团结在了一起。在英国，威灵顿别墅发布报告。报告由布莱斯勋爵领导的“调查德国暴行委员会”编纂而成，记录了德国在比利时和法国的累累暴行，虽然在遣词造句上看似正儿八经，但是一看内容，还是显得危言耸听。
世界各国都有不少人在讨论如何从战争中获利，好几个国家的政府也在其中。土耳其对于从德国获得的资金和军事援助看来颇为满意，在10月29日加入同盟国。土耳其的统治者们以为时机已到，能够终结奥斯曼帝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他们太过草率，以为德国会支持君士坦丁堡实现称霸巴尔干的野心。在世界的另一头，英国人犹豫不决，不知道日本加入协约国究竟是祸是福，当看到东京纯粹是为了实现帝国野心才有意加入，变得更加怀疑起来。然而，英国外交部改变心意来得太迟：9月23日，日本对同盟国宣战，就此成为仅有两个为了明确领土诉求参战的交战国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意大利在1915年参战。虽然，英国人帮的忙不多，可日军还是迅速攻占了德国在中国沿海的飞地青岛，展示出的过人能力和灵活战术恐怕令其西方盟友都望尘莫及。
有好几位法国作家声称发现了法国人和德国人在生理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杰出的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柯钦激动万分，煞有其事地指出德国人身上有一股特殊体味，“极其强烈，无法消除”。柯钦还在德国人身上发现了一种跳蚤，属于新的品种，比法国士兵身上的个头明显要大。这样的话不免过头，但凡有点脑子，理智尚存的人都会对这样的宣传心生反感。随着战争持续，变得愈加惨烈，有些人说的话变得越发无稽离谱。这些人为了支持自己国家打仗，不惜无中生有，捏造证据，编出种种不实之词，自然引起不少冷嘲热讽。
“顶住”这个词在维也纳的各家报纸上频繁出现。不过，越来越多人想知道自己到底需要“顶住”什么。奥地利的妇女得到指点，说大力咀嚼食物可以释放更多营养；黑莓茶的好处得到极力吹捧；按照要求，负责操持家务的应该将蔬菜尽量切得更小更细，再下锅烹饪。大多数商品还有现货可卖，只是面包供应很快就不稳定了。德国和奥地利自1915年开始实行食物配给，法国直到1917年、英国迟至1918年才开始推行。不过，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在某些地方出现得要早得多：法国人就一直抱怨面包质量太差。
如果有人想当然地以为只有现代媒体才喜欢夸大其词、异想天开，欺世盗名。那么这些人真该回到1914年，去好好看一看那个年代的各国媒体是如何谣言满天，谎话连篇的。《每日邮报》刊载了一个故事，讲的是海军打了一场大胜仗。故事完全子虚乌有，纯属杜撰。“这些骇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一旦开了个头”，欧根·兰佩1914年9月初在卢布尔雅那写道，“便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好比两个人在街上碰面，互问对方‘有什么消息没有？’其实谁也没有新的消息。但是，总有人愿意听信谣传，传播谣言。整整一个星期，气氛极其紧张。家里有男人或者儿子在军中服役的都在悲痛祈祷，在战战兢兢中度日。报纸一来，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去看，看过之后会压低声音小声说道：伤员名单中没见到我们家的人。他们根本就想瞒着我们！死了太多人，他们连记都记不清楚！”
英国工会的一些人出于维护国家团结考虑，曾在8月接受提议，暂停工人敌对活动，现如今也开始失去耐心。工会的人看见雇主从战争中收益颇丰，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效仿为之。当时有观点认为，“雇员雇主之间因为摩擦产生的一切敌对态度”都是对国家的背叛。《店员》杂志12月12日刊文谴责了这种“骗人的爱国主义”。1915年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罢工总天数将近300万个工作日，1916年为240万个工作日，1917年超过500万，1918年增至将近600万。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那几年里，这些数字反映出了英国社会分化之深何其痛苦。虽然，比起1917年至1918年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类似社情来显得没有那么暴力激烈，但劳工反抗始终是英国在为战争努力过程中的一道不和谐音符。
响应号召，写战争报道的记者里头难得有几个对军事上的事情知晓一二，一看就知道是个门外汉。堑壕战刚刚出现那会儿，还被法国媒体斥为德国人孬种无能的表现，德国兵也被形容成一群“地鼠”。多家报纸在大肆谈论敌军有多么不堪一击、士气低落，食物短缺。有消息说奥地利的城市为免遭饥荒威胁，正在向意大利开口求援。德国据说有意征召意大利人来填补工人空缺，可惜招不到人。《泰晤士报》在9月下旬根据伤亡名单，做了一个极其夸张的估算，宣称英国远征军在一个月的战斗里头损失了40%的军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在维斯瓦河上的巡逻艇上工作，10月25日在信中写道：“昨晚传来消息，说巴黎被我们打下来了，真是胡扯。我一开始非常高兴，随后意识到这种消息不可能是真的。新闻报道一旦开始乱猜，肯定说明情况不妙。要是真有好消息，这些假话就没有必要存在了。”5天之后，维特根斯坦拿到一份德国报纸，赶紧从头到尾，匆匆忙忙扫了一遍，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感觉糟糕透了：“没有好消息——就等于坏消息。”
船主、磨工，还有玉米商人和糖商生意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工厂对生产线加以改造，用来制造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设备，有些仅限少部分人生产，例如木质鞍架就是由以前制造柜橱的工人制造的。基奇纳要求外交部每个月提供一万头活羊，满足在法国印度军队的日常饮食需求，此言一出，让格雷爵士大吃一惊。羊虽然没有找到，但找到的替代食品还是能够接受。不过，经济恢复步伐整体依旧缓慢，诺斯克里夫旗下媒体1915年曝料新闻弹药短缺，反映出经济复苏尚不充分。
与此同时，法国的《尼斯先锋报》在8月19日编了一个故事，说英国皇家海军和德国公海舰队在北海大打出手。英国海军据说损失了16艘无畏舰，其中就有“铁公爵”号、“狮”号和“壮丽”号。法国报纸特别热衷报道那位德国亲王的消息，说什么亲王此时正作为集团军司令在指挥部队作战：8月5日先是在柏林死于一场暗杀；15日在法国前线受了重伤，被送进医院；24日又在另外一场暗杀行动中遇刺身亡；9月4日据说试图自杀，虽然抢救了过来，但在10月18日再度受伤；20日在亲王夫人的目视下死在了床上；可是到了11月3日又被证实发了疯。这些故事没有一句真话，完全不值一信。
进入秋季，政府收到的报告令人沮丧，社会底层穷困潦倒，酗酒严重。其中一份报告写得清清楚楚：“女性过度酗酒的情况仍然存在，据说还有很多人依靠乞讨为生。”陆军部开口要警察帮忙多关心留意一下参军士兵妻子们的“幸福”——说的隐晦一点，其实就是守贞问题——要这些女人守活寡，她们当然不愿接受。直到圣诞将至，经济状况才略有好转。军人配偶可以领到分居补贴，就业率也开始上升。钱多了起来，秋季一度萎靡不振的珠宝销售开始出现复苏。女人承担起了之前只有男人才干的活儿，这股潮流将进一步扩散开来。举个例子，1914年在铁路部门办事的女员工不过千把人，4年后将增加到1.4万人。
《法国行动报》向公众披露了一个消息，说美极乳品厂和卡布连锁店其实是个情报中心，由一帮普鲁士军官掌控，这些人早已加入法国国籍，一心盼着战争爆发；每个乳品厂里都暗藏着无线电发报机，美极牛奶里还掺进了毒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报道唆使，冲进工厂店内，把这些毫无关系的外资工厂和商店砸了个稀巴烂。不少故事离奇古怪，其中一个流传甚广。故事和“特平毒气”有关。这是一种新的超级炸药，据说由化学家欧仁·特平发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躲在堑壕里的德国兵。法国讽刺周刊《鸭鸣报》正是创刊于这一时期，专门针对传统媒体上那些连篇累牍的谎言鬼话。
若论世道不公，分配最为不均的莫过于后方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穷人，尤其是依赖消费品行业生存的人，好比肖迪奇的家具厂和伊斯灵顿地区的钢琴制造商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许多家庭为了吃饱肚子，不得不典当用品；情况好一点的会卖掉家具和自行车。音乐厅的生意受到严重冲击，只好加快进度，改行成为电影院。与此同时，更有钱的虽然叫苦不迭，抱怨仆人不够，可食品供应没有任何困难：11月9日举办的伦敦市长晚宴上就有甲鱼汤、鳎目鱼切片、羊肉饼、烧牛背、烧锅炖野鸡、烟熏舌、俄式奶油蛋糕和蛋白糖饼。
报纸出现这些问题，其实并非自身之过，而是因为政府拒绝告以实情，又不允许记者亲赴前线采访，才导致如此结果。英国的雷平顿上校抱怨审查制度遭到滥用，“用以掩盖政府、海军和陆军犯下的一切过错”。的确，审查制度在维持民众士气方面起到的作用要远在防止敌人获知行动机密之上，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在马恩河战役之后才开始向媒体透露口风，提供的信息少之又少。然而，伤害已经造成：巨大的裂痕已经产生，再也无法复原。法国的记者们自此之后对于一切官方声明始终表示怀疑——读者们也将很快失去对官方的信任。
物价飞涨，食物价格暴涨得尤其厉害，德国的情况最为糟糕，穷人们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许多城市设立了流动厨房，用以救济那些突然失去生计来源的人。法国出台政策，暂停收取房租。各家各户如果主劳力参军，每天可以领到1.25法郎的补贴，16岁以下的孩子每人可以额外领取50生丁。法国1911年日平均工资各地不等，少的如旺代省，为3.72法郎，多的好比巴黎，可以拿到7.24法郎，有些家庭发现家里如果有人参军，日子还能过得更加宽裕一些。法国政府认为为了维持士气，这些钱还是值得一出。英国可没有如此慷慨大方。英国当时法官年俸5000英镑，外交部常务次长岁入2500英镑。开战两个月后，英国内阁就阵亡者遗孀发放抚恤金的事情进行投票。丘吉尔建议按照每周6天、每天7先令的标准发放，其他人建议按照每周6天、每天6先令的标准，首相劳合·乔治则认为5先令更合适。最终采纳的也是这个低一些的标准。
战场上的法国士兵将这些报道轻蔑地称为“Bourrage de crane”，字面意思是“塞脑袋”，说得恰当一点，就是“鬼话”——士兵们拿到手的报纸上全是这些“鬼话”。《巴黎回声报》的莫里斯·巴莱以鼓吹战争名声在外，罗曼·罗兰大力宣扬和平主义，送给巴莱一个雅号“大屠杀的夜莺”。法国的士兵们对传统报纸毫无好感，转而看起了自己编写传抄的战地报纸，能够拿到手的话，也会看一些瑞士的报纸。哲学家阿兰·埃米尔·奥古斯特·沙蒂叶当时还是一个士兵，他在11月25日写道：“《日内瓦日报》在我们这里特别抢手，军官们甚至拿来做起了剪报；军事报道写得令人拍手称道，我们的报纸相比起来简直就是荒唐，这一点人人都赞同。”
许多商人认为战争干扰生意，大为光火。欧洲各地的信箱里塞满了商人和工业家们的信件。这些信里可没有好话，都在抱怨要么货运耽搁，要么买卖取消。乌尔姆附近有家小公司，老板8月写信抱怨“打仗影响恶劣”。德国汽车制造商威廉·迈巴赫20日在给儿子卡尔的信中，一说起儿子绘制的技术设计图粗制滥造就唉声叹气：“就算打仗让人分心，也不能当作借口，出现发动机传输故障这样的严重错误。”英国人在时刻担心德国间谍用信鸽把英国的秘密情报送到德国，出于恐惧，起诉关押了好几名德国侨民。举个例子，安东·兰伯特住在普拉斯托的隐士巷，就在伦敦东区，因为未经许可，养了24只鸽子，结果被罚苦役六个月，鸽子全部遭到捕杀。
历史学家路易·德比杜尔也是军人出身，对此表示赞同：“我们所有人都受不了那帮记者炮制出来的那些堑壕里的故事，说我们的士兵是多么别出心裁，氛围又是如何热烈，部队一派喜气洋洋，堑壕里头布置得别致生动，诸如此类，统统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军队不过是保持镇定，队伍没散罢了。天气寒冷，气候恶劣，士兵身处这样的悲惨境地，只好听天由命，打起精神面对。”德国的报纸也在干这些骗人的勾当。法兰克福的《奥德报》上刊登了一篇特写，题为《埃纳河畔的勃兰登堡人》。作者是一名战地记者，在文中表扬士兵们把堑壕收拾得像家里一样舒适，懂得苦中作乐。防空洞在笔下被描绘成“装修布置，舒舒服服”；前线阵地上的营地据说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皮袜子故事集》里面的美国旧边疆有异曲同工之妙。战争在年轻人的眼中也被描写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挑战。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少人想“尽自己的一份力”，不过也有人愿意安坐家中，有的人找的借口还挺不错。马塞尔·普鲁斯特因为身体欠佳，不适合服役，最后得出结论，自己参军反而会给其他人增加负担。“我问我自己”，普鲁斯特跟一个朋友说道，“我要是入伍参军，会有多么麻烦。”运气好不用上战场的于是转为关注国内问题。9月下旬，波尔多的酒庄庄主们报告说今年葡萄收成不错，预计1914年的干红可以与1870年相媲美——这个年份可没有几个法国人愿意提起。冬天一到，奥地利掀起了一阵穿军装戴军帽的风潮。尽管这样的穿戴看起来不那么得体，却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以示与前线的战士们紧密团结在一起。许多大户人家的菜单变得简单了不少，原因不仅在于缺少食物，更重要的是厨房人手不足。《女士》杂志向英国上流社会的读者们建议道：“第二道菜——布丁——尤其适合家中年轻一点的口味。如果晚餐减到只剩两道菜的话，他们要么选择肉和布丁，要么就是鱼和布丁，绝对不会抛开布丁，只选鱼和肉。”
哪怕是最最荒唐的无稽之谈，欧洲各国的人们也好像信以为真。有个作家名叫亚瑟·梅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登在了9月29日伦敦的《晚间新闻报》。作者在文中描述了英国远征军是如何在蒙斯目睹圣乔治现身，带领一群古代英格兰弓箭手奋勇杀敌的场景。射出的箭雨一下子射死了一万德军，而且不留一丝痕迹。梅琴的这篇文章虽然被明确列为小说，仍有不少人认为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与此同时，同盟国这边，奥地利人也在广为传唱一个12岁孩子的传奇故事。小姑娘名叫罗莎·泽诺克，据说在给莱姆博格战场上的伤员送水时不幸被弹片击中，落下了残疾。泽诺克失去了一条腿，被送进了维也纳的一家医院。弗朗茨·约瑟夫亲自探望，送给小姑娘一个盒式挂链，还答应替她买一副假肢。这个“莱姆博格小天使”的故事就此成为奥地利儿童文学的一大主题。《女士》杂志不肯甘居人后，也推出了一本英文新书，书名《比利时玩伴》，由内莉·波洛克创作而成。《女士》杂志写道：“这是一本小小的故事书，写得很棒，也合时宜，适合孩子们阅读。讲的是当下战争的故事，场景一部分设在英国，一部分在比利时。”
各交战国的平民百姓已经在学习如何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情绪压抑，限制诸多，这样的状况将持续不止4年。《经济学家》杂志在谴责英国的紧急管治规定赋予政府太过严厉的权力，有些权力甚至直到战后好几十年，还在被政府大臣们滥用。德国下令禁止在公开场合说英语，圣彼得堡则不准说德语。打电话如果违反规定，要被课以3000卢布的罚金。要是有人胆子够大，敢于面对面用德语聊天，照理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俄国人执行起法令来一向粗心大意：有钱的德国人继续在沙皇的帝都过着养尊处优的悠哉日子，11月14日甚至还举办了一场宴会，庆祝德皇万寿无疆。
两军交兵，士兵们之间形成的集体归宿感要比与后方民众的情感联系强烈得多，出现这种事情不足为奇。毕竟，各交战国政府有意将后方民众隔离开来，不让民众知道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在战场上到底干了些什么。
早在9月16日，当时大战才刚刚开始六个星期，安德烈·纪德就在思考“只要周围环境没有刺激，人就不可能一直保持紧张状态，毕竟这种状态本来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所以回去读读书，弹弹巴赫的曲子，哪怕用欢乐的节拍来编赋格曲也不错。”纪德笔下写过这么一件事情：火车站里有个女人，因为火车晚点大发脾气，车站工作人员解释因为有军事命令，自己也没有办法。这个女人冲着工作人员怒道：“你们打的这场仗，我已经受够了！”
德国人对英国军事动向的了解更多来自中立国传来的小道消息，而非协约国的报纸或者自己安插的间谍探子。柏林派出的第一个间谍是一名预备役军官，名叫卡尔·罗迪。此人特意说一口带有明显美国口音的英语，好引人注目。由于寄往中立城市斯德哥尔摩的信件遭到截获，罗迪于10月2日被捕。威斯敏斯特市政厅的一所公共军事法庭判处罗迪死刑。死刑如期执行。罗迪被枪毙在了伦敦塔的壕沟之内。他死前对宪兵副司令说道：“我想你应该不会和一个间谍握手，对吧？”“当然不会，”这位宪兵副司令答道，“但是我会和一个勇敢的人握手。”军情五处处长弗农·凯尔也敬重罗迪是条汉子，对枪决的决定感到遗憾。其他德国间谍后来被一锅端了个干净。有个在中立国荷兰的比利时难民给英国陆军部写了封信，告诉英国人联系人的真名叫弗兰斯·莱巴赫，还有德国间谍在鹿特丹的联系地址。
第一节 后方
让柏林感到庆幸的是，其他信息渠道犹在，仍然能够随时掌握英军动向。所谓“上头的一万人”，也就是英国的上流社会向来不注意谨言慎行，让战场上的英军指挥官们大为头疼。最敏感的军事行动情报竟然可以在有钱贵妇的餐桌上传来传去，这些消息很快就会见诸中立国的报端，被敌人知道，自然正常。“要想打听消息，你只要去赴一场午宴就够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像佩吉特夫人和阿斯特太太这样的大户人家，打听到的基本都是一手消息，绝对没错”，记者菲尔森·扬写道，“陆军部的那帮人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每天过着神仙日子，先是不动神色，等到仆人离开房间，看着眼前摆着的桃子和杯里的波特酒，这才慢慢开口：‘好吧，我知道的不多，不过跟大家说个事……’。这种事情直到今天仍然司空见惯。”有审查制度也好，没有审查制度也好，英国的军事安全大战期间一直岌岌可危，和受制于人的媒体向公众提供的消息一样乏善可陈。1914年—1918年的这场战争有一个显著特色——各国政府因为采取蠢笨甚至近乎打压的新闻管理政策，结果待到大战结束，声誉一落千丈。各交战国的统治者们欺骗了广大公众，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后信任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