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哪个抬担架的有胆子敢冒着炮火清理战场，拉森尼茨只好在地上一躺就是15个钟头，直到夜幕降临。有个士兵一直陪在拉森尼茨旁边，一边帮他挖沟，一边不断安慰他。“到了正午的时候，天气热得难受，我俩渴得实在受不了。”拉森尼茨的同伴先是用厕纸和烟丝卷了一支烟，接着又找来一块面包，虽然不怎么新鲜，二人还是一同分享了这点东西。晚上9点半，两个人终于被抬上担架，送往后方。拉森尼茨躺在大车上，沿途所见一片可怕的景象，像这样运送伤员的车子排成了长列，车上的人在“不断哀嚎呻吟”。拉森尼茨好不容易到了普热梅希尔，上了火车，被送往维也纳，在维也纳的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
绝望的日子还在继续。鲁迪格·弗莱赫尔·施蒂尔弗莱德·冯·拉森尼茨那年18岁，是猎狐步兵营里的一个排长。他命令士兵9月10日拂晓在马杰罗附近发起反攻，结果士兵被俄国人猛烈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只能躲在一处林地边上，卧倒在地，等待进攻指令。队伍渐渐失去了耐心。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句：“冲啊！”士兵们一骨碌爬起来，冒着枪林弹雨，朝着开阔地就冲了出去。拉森尼茨赶紧跟上，试图阻止士兵们前进，可是根本不管用：“我想拦住他们，不要这样发疯猛冲，可是不管我怎么叫喊，也没人理会——根本下不了命令。”荒唐的是，有些士兵还一边往前跑，一边还举着铁锹，挡在眼前，保护脸部。大家没过多久又赶紧找地方隐蔽，开始挖沟。拉森尼茨还没来得及开挖就突然感到右脚啪地一响，紧接着大腿一阵剧痛。他知道自己中弹了。
9月11日，康拉德下令全面撤退。康斯坦丁·施奈德接到命令，趁着夜黑风高骑马去找附近的一个师求援。战线被打出了缺口，非常危险，必须立即堵上。施奈德在路上碰到一个营，队伍已被打散，只剩下不到一成兵力。营长对于施奈德告诉自己位置所在十分感激，可当施奈德刚一开口求援，就二话不说，一口拒绝，然后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实在人手短缺，无法抽兵增援。这位参谋官白白骑马跑了这么远，只好打道回府。由于危在旦夕，军情紧急，指挥部里气氛压抑。俄国人在继续增兵驰援，康拉德的部队却在不断萎缩，士兵们因为连续行军统统累得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待到9月9日，俄军仍在毫不留情地向前推进，奥地利人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康拉德只好向德国开口求援。德皇也正为自己的军队兵败马恩河，陷入危机而苦恼，只能答复康拉德目前无法调兵相助。
莱姆博格是哈布斯堡帝国的第四大城市。莱姆博格的陷落对于奥军来说堪称奇耻大辱，奥地利人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陷入更多麻烦当中：不少大炮不见了踪影，有些其实是炮兵故意扔下的，这样才能逃得更快一些。8日晚上，康拉德的军官们看着部下满身污秽，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的样子，只好承认吃了败仗。俄军第二天从北、东、西三面向奥军逼近。奥地利人只剩下南面唯一一条逃跑路线，他们抓住了机会。“我们的部队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带着失败的痛苦，又回到了边界的这一头，胜利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康斯坦丁·施奈德如是写道。
俄国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与其说是自己的将领指挥有方，作战勇敢，还不如说是因为奥地利人一错再错。不管怎样，康拉德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看着德国人在其他地方高歌猛进，奥地利人感觉更加不快。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描述了部队参谋部的同事听到德国人在坦嫩贝格打了胜仗的消息后酸溜溜的反应。参谋部的那帮人个个嘴里嘀嘀咕咕：“赢的总是德国人，从来不是我们奥地利。”帕拉维奇尼答道：“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能赢就行。”帕拉维奇尼听到其他人还在说三道四，于是坚持己见，大胆说道：“所有事情都交给德国人去管，难道不是更好吗？！”帕拉维奇尼的这番话可不受人欢迎。“我可不是靠说这些话来讨好别人，”他过了两天补充道，“德国人看来赢得很大，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秘方。虽然，换作我们，很难拿到，但是不要忘了，我们面对的可是俄军的精锐主力。”住在加利西亚前线地区的沙俄臣民们对于侵略者被击退感到分外高兴。斯塔尼斯拉夫·库尼茨基是个地主，趁着奥地利人还没来得及糟蹋自己的家业，就把孩子们送到了卢布林，待到周围刚刚开始打仗就和妻子一同躲到了庄园的地下室里，待了整整36个小时。等到迎来哥萨克人，重获自由——解放只是暂时的——库尼茨基郑重邀请俄国军官们大吃了一顿，不仅吃了“味道极好的卷心菜汤”，还有从自家池塘里钓上来的一条大鲤鱼。库尼茨基家的花园虽然弹痕累累，千疮百孔，餐桌上却装饰着秋季盛开的紫菀。
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从城里涌了出来。有的坐着马车，有的走路，还有的骑马。人人都在想尽办法保全自己。能带走的都带在了身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疲惫不堪，沾满了灰尘和汗水，一副惊慌失措、无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受尽了痛苦与折磨。眼神中流露着惊恐，动作慌慌张张：这些人已经被极度的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扬起的尘土把队伍包了起来，仿佛要把人卷走。我躺在路边，睡不着觉，睁着眼看着这地狱般的一幕。就连军队的马车也挤到了队伍里头，逃窜的步兵和迷路的骑兵从田里踩了过去，没有一个当兵的装备齐全。这么一大群人就这样拖着疲惫的脚步，从山谷里挤过去，往斯坦斯劳逃去。
俄军的数百万士兵都是农民出身，对于现代技术一无所知，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个俄国士兵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是怎样得到勋章的：“是这样的，先生。那天我正在路上走着，看见一辆汽车朝我开来……开车的戴了个德国人的帽子。我于是赶紧闪到路旁，开枪射击。汽车被打中，停了下来。我跑上前去，一枪打死了车里的那个家伙。我当时想把车带回指挥部去，可是跳到驾驶员的座位上，想发动汽车，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汽车扑哧扑哧直响，就是不往前开。这个时候我正好瞅见一个农民驾着一辆马车经过，于是就让他把马车解开，（用马）拖走了汽车。”俄军在罗兹附近的战斗中使用了最早的装甲车，士兵们头一回见到，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有个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钢甲怪物看了许久，一本正经地说道：“这家伙可了不得。”有个记者在提到装甲车的时候写道：“这些车子大受欢迎，不管开到哪里，人们都希望能待久一点，好多看几眼。”
俄军在奥军两翼的巨大兵力优势开始显现：康拉德的部队在轮番冲击之下早已筋疲力尽，难以为继，只能节节败退。奥军军营中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有一个士兵名叫帕尔·凯莱曼，在相距不远的加利奇目睹了人们从莱姆博格要塞大逃亡的场景：
英国武官阿尔弗雷德·诺克斯跟随俄军一路前进，有天晚上目睹了俄军审讯奥地利战俘的过程，对于俄国人保留的骑士精神感到相当惊讶：“那场面可真叫人难忘，房间里挤满了人，有军官、也有战俘，只点了一根蜡烛，烛光闪来闪去。受审的只有军士和少数几个人……按照俄国人的理论，军官是体面的人，不得随意侮辱，强迫他们提供背叛自己祖国的情报。”后来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也体现出了这种骑士精神。俄军当时被迫撤到了杜纳耶茨河的对岸。奥军一个师有一个参谋官把拉德劳的一座古堡占为己用，古堡之前住的是一位俄国军长。新住进来的奥地利参谋官之所以未受炮火骚扰，是因为那位俄国将军曾向城堡主人亨里克·多兰斯基伯爵保证过，为感谢让自己在这里借住一月，将让城堡免遭炮火威胁。
卢布林距离前线不远，也就几英里路程，全城此时正陷入激动与狂热之中。民众聚集在大教堂外面，争相一睹从奥地利人手中缴获的大炮。大炮的护板上弹孔累累——一门大炮护板上用拉丁语刻着“王者最后的论据”，另一门上面刻着“为了祖国的荣誉”。有个小伙子是个俄国炮兵，正在洋洋得意地向一无所知的民众介绍如何操作大炮，口中念着指令，假装装上炮弹，然后把拉火绳一拉，大喊一声“开炮！”。成千上万双军靴踏过街头，尘土飞扬。火车站里，士兵们蜷着身子，三五成堆的躺在地上，把枪放在一旁，用帽檐遮住眼睛。“哪怕到了凌晨两三点，”有人对眼前的景象如此描绘道：“整座城市仍然无法平静下来。街上到处都是人，打了胜仗，大家都兴奋得要命，静不下来。”这个人还看见一群奥地利俘虏被押着从街上走过，大部分人从始至终低头看着脚下，不敢环顾周围，与当地民众对视。
奥军一路败退，沿途到处都是丢弃的武器、汽车和装备。遗弃的马匹要么死了，要么早已奄奄一息。大批掉队落单的士兵涌入普热梅希尔，当地的卫戍部队正在加强防御，对付即将到来的围城战。9月12日，随着混乱加剧，普热梅希尔的交通陷入瘫痪。17日，普热梅希尔进入俄军炮火范围，俄军随即展开炮击。维也纳市民开始担心敌人可能会打下普热梅希尔，一路杀到多瑙河：虽然，维也纳有些城区能够派得上用场的大炮还是1875年制造的，有的甚至生产于1861年，还是紧急调派了3万工人修筑工事。
康拉德犯下的一个最大错误在于他一门心思扑在南面进攻之上，幻想着像拿破仑一样一战成名，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俄国人正在北方大举增援。截至9月1日，俄军已经增至35个师，而奥军只有20个师。俄军兵力过于强大，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康拉德在卢布林以南的阵地袭来，甚至还能抽出足够多的剩余兵力，向维斯瓦河突进，攻打驻守东岸的一个德国预备役军，进入德国境内扫荡。德国预备役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仓皇渡河逃窜，损失8000多人。有必要指出的是，俄国人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里抓到的德国士兵要比英法两国俘虏的德国士兵加在一起还多。俄军虽然先是在坦嫩贝格受辱，之后又在马祖尔湖蒙羞，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可是到了9月份的波兰战场上，运气反倒一下子好了起来。
奥军内部，军官士兵等级分明，待遇差别之大令人咋舌。理查德·冯·施特尼茨尔身在普热梅希尔城内，他在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靠打牌、吃饭，睡觉来打发时间。到了晚上，会到卡拉拉中尉的防空壕中打打牙祭，喝上几杯葡萄酒，还有香槟。”施特尼茨尔说自己——他的这些描述并无反讽之意——无事可干，除了照看几个霍乱病人，有几个病人后来还把霍乱传染到了维也纳。不过，翻看同一时间某步兵团的作战日志，记录的却是一场噩梦。哪怕连续三周撤退已经让全团上下累得筋疲力尽，收到的命令仍然是“不管掉队的人，继续前进，不得停歇”。鉴于普热梅希尔城里已经挤满了零散部队和破损车辆，乱作一团，为了避免混乱加剧，这个团没法子，只能多吃点苦，再多走几英里，从城边绕过去。
不过，康拉德总是充满幻想，北面赢得的胜利让他自信南面蒙受的失败无关紧要。他又想出了一个复杂的方案，首先诱使南面的俄军继续深入，然后再调集自己的北方部队转向，从侧翼包抄。康拉德此时刚刚得到德军坦嫩贝格告捷的消息，倍感兴奋，扬言道：“凡是德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奥地利人也必须做到。”9月的头一个星期，俄奥两军都在加利西亚冒失前进。士兵们还没开始交战，就已经因为连续不停地行军疲惫不堪。鲁茨斯基虽然在9月3日占领了莱姆博格——奥军已经弃城而去——不过在随后几天与俄国人的小规模冲突中接连吃了好几场败仗。
普热梅希尔为了应对包围，开始囤积供给，不过为时已晚。城里大炮一共有714门，将近半数还是19世纪发射黑火药炮弹的那种。等到打出去，才发现储存的不少炮弹都是哑弹。防御装备工作在仓促进行，新修了一些简易外围工事，铺了将近100万码的铁丝网，射击地带也被清理出来。只是附近的林子还留着没有砍掉，这样一来俄国人靠近时就可以利用林地掩护进攻。总之，一切都极具哈布斯堡帝国一贯的办事特色：奥地利人虽然一直有心守住普热梅希尔，可是早就习惯了懒惰倦怠，根本没有积极应对，直到敌人兵临城下，悔之晚矣。普热梅希尔首次被围从9月26日开始，直到10月10日落入俄军之手。俄军占领该城长达数周，直至后来被迫再次撤退。
奥军这厢，康拉德声称赢得大胜，自鸣得意起来。可是，俄国人已经开始调派援军，他们的战略补给线也比奥地利人的要短。就在康拉德的北方军8月26-28日在莱姆博格以南向俄属波兰发起进攻的同时，奥军还在佐洛塔利帕河发动进攻，这里的俄军兵力要多出来不少。这一回该轮到奥地利人品尝失败的滋味了。奥军损失之惨重，丝毫不亚于伊万诺夫此前在北面的遭遇。在乔齐洛夫附近召开的一场师参谋会议上，康斯坦丁·施奈德有个同事，指着头顶的一朵云彩，神秘兮兮地说云朵形状像从后面看俾斯麦的头：“俾斯麦是三国同盟的创造者，一直反对同俄国开战，你看他现在正背对着我们。”8月29、30两日，奥军在南部再次发起进攻，被俄军打得大败而归。弗朗茨·约瑟夫的军队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还敢发动密集进攻，损失惨重，当然在情理之中。
康拉德的大军由多个民族的士兵构成，本来就不和睦友好，在军事失利的重压之下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从东部地区征召组建的部队尤其靠不住。举个例子，第19战时后备步兵团由所谓的鲁塞尼亚人组成，大部分士兵是乌克兰人。这个步兵团在8月份的一场战役中被打得溃不成军。士兵们丢下武器装备，夺路而逃。9月，由于实在太不可靠，承担不了防区防御任务，这个团余下的士兵被从普热梅希尔的卫戍部队中清除了出去。
混乱接踵而至：“各连各排的士兵都混在一起。军官在大声召集自己的队伍。”部队朝着堑壕往回走，稀稀拉拉，根本就不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更像一群乌合之众。结果刚刚走到堑壕，奥军就从两翼围了上来。数百俄国士兵一下乱了阵脚，一边喊着叫着，胡乱放枪，一边寻找自己的队伍，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一枚炮弹在库兹涅佐夫身旁开了花，把他掀到空中，摔得昏死过去。库兹涅佐夫醒来发现四周一片寂静——自己已经当了俘虏。抓他的人跟他说了一连串波兰语。库兹涅佐夫写道：“我根本听不懂，后来才知道说的是‘没事，先生，没事的’。”不过，库兹涅佐夫的几百战友可没有这般好运。他被抬上一驾马车，运往后方的时候放眼望去，看见地上躺的全是死尸和伤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奥军巡逻艇“高普兰”号上的一名船员。船员们在维斯瓦河上巡逻时面对敌军正面进攻，纷纷弃船而逃。“俄国人就在身后紧追不舍”，维特根斯坦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30多个小时没有合过眼。”船员们第二天又回到了船上，不过这一回只是奉命经杜纳耶茨河撤到克拉科夫。只有到了普热梅希尔后方，奥军纪律士气才略微有所恢复，康拉德的部队毕竟撤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避开了同敌军直接交锋。康斯坦丁·施奈德写道：“士兵们的行为在一天天好转。开始服从命令，把武器扛到肩上，不再像之前那样有时在地上拖来拖去，有时像运动员一样拿着。公路上不再有抢劫发生，就连马也不会再糊涂到拴在一起养。”
俘虏当中有一个名叫伊万·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和战友们在前线战区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被前后不一的命令弄得晕头转向，带队的军官更加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8月将尽那会儿，库兹涅佐夫的部队撤到一个地方，发现一大群平民，都是临时征召起来的，在挖堑壕。库兹涅佐夫他们于是利用夜幕掩护，把堑壕给抢了过来，没想到天刚蒙蒙亮又接到命令，要求放弃堑壕，按原路返回。谁知刚刚走到一座村子，只见一名上校骑马飞奔而来，嘴里大声喊着，要他们务必赶紧回到堑壕里去。
截至9月中旬，奥军已经退至克拉科夫以东的河边，损兵折将超过35万。俄军虽然伤亡也已高达25万，但是由于预备役兵力更多，因此能够迅速抽调人手补充。奥地利人丢弃的战争物资不计其数，其中火车机车近千台，辎重车1.5万辆。奥军牵引车辆和役马奇缺，就连120毫米口径大炮都要靠牛拖运。即便如此，康斯坦丁·施奈德仍然惊讶地发现这场战争展示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技术革命，“意义比从拿破仑到毛奇整个时期都要更加重大。”
俄国人一开始选择退却，令康拉德信心爆棚。他强令部队沿着俄国人败退的路线，往波兰境内推进。由于推进速度过快，补给开始捉襟见肘。哈布斯堡军队熟悉的混乱场面随之而来。骡马炮兵部队强行抢在步兵前面。命令前后矛盾，害得一些部队只好来回打转。东欧幅员辽阔，空无人烟，与几乎连成一片的法国战线截然不同，军队到了这里常常迷路，有时候一连数日摸不清方向。敌军到底身在何方，成了颇费脑筋的难题。待到夜幕降临，部队已经走得人困马乏，补给粮草却迟迟不见踪影。参谋官特奥多尔·里特·泽涅克眼看骑兵因为“出牙期的麻烦”损失惨重而哀叹不已——这些骑兵愚蠢之极，就像他们19世纪的上一辈那样，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由于交战双方很少用到飞机，不做侦察，8月28日到30日这几天两军意外遭遇了好几回。伊万诺夫的军队在战斗中损失了上百门大炮，两万士兵当了俘虏。
康拉德此时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原地掘壕固守，等待德军援助。9月19日，亨利·威尔逊从法国给妻子塞西写信：“（西线）战事将在来年开春结束，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俄国人打得不错的话，我看不出俄国人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好好打下去。”威尔逊的话反映了英法两国一直以来对于俄军战力充满信心，哪怕俄军在坦嫩贝格和马祖尔湖遭受惨败之后仍然如此。当然，这两仗到底输得有多惨，伦敦和巴黎方面并未充分了解。1914年—1918年的这场大战，如同其后1941年—1945年的“二战”一样，俄国人对自身军事作战，尤其是吃了败仗从来守口如瓶，一直是让西方盟国感到沮丧失望的根源。10月17日，英国的《新政治家》杂志认为，东线战事究竟进展如何，被笼罩在一片谜团之中，这一点全世界都在关注。杂志坦承：“战斗正在进行，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能长达数周……如果审时度势的话，就应该清楚不管哪一方宣称赢得‘大胜’，都不要信以为真。”
在战争接下来的日子里，更加不幸的事情降临到东欧的犹太人身上。其他不少无辜族裔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不幸。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领土之上，少数族裔长期以来不受信任。奥军在普热梅希尔要塞发布告示，内容堪比德意志第三帝国。告示上写道：“只有极端无情残酷才能……防止当地不同政见者放肆造次。”鲁塞尼亚人据信普遍同情俄国。9月16日，45个鲁塞尼亚人被军警拘捕，在押解穿过市区游街时遭到暴民袭击。暴徒们高喊着：“绞死卖国贼！”一些匈牙利地方民团士兵听见喧闹，在波西昂大街抓着这些鲁塞尼亚人，用军刀活活砍死，活下来的只有四个。
反观哈布斯堡帝国这厢，康拉德对属下冷冷说道，如果弗朗茨·费迪南大公还在人世，一定会将导致这场战祸的罪魁祸首——康拉德说的就是他自己——拖出去毙掉。“奥地利人的境况看上去相当糟糕”，德军中校马克斯·霍夫曼在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就是奥地利人过去二十年来忽视在军队上花钱的可怕后果。”康拉德的军队已有将近三分之一被击溃。好在俄国人追击缓慢，才让奥地利人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伊万诺夫选择了暂停脚步，好让军队重新集结，补给休整，同时加强莱姆博格的防御工事，以应对奥军反扑。
十月份，华沙有一栋居民楼的住户向警察举报，说楼里有犹太人聚众谋划阴谋，想把自己“肢解”。警察闻讯赶到，发现所谓“图谋不轨”的几个共犯不过是一群倒霉蛋，正在商量如何穿过前线逃往德国，那边相对会要安全一些。阿尔弗雷德·诺克斯10月14日写道：“听说有个犹太人背了个麻袋，里面装了一个德国军官，想从伊万哥罗德过桥，结果当场被抓。两个人都被绞死。”11月，俄军占领莱姆博格，展开屠杀。20名犹太人被哥萨克骑兵杀害。12月，华沙有64个犹太人遭到逮捕，这些人据说全都参与策划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财产一律充公。
东线战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后勤补给拖了交战双方的后腿，今天是俄国人，明天就轮到了奥地利人。俄奥两军的给养补给部门都是一样的碌碌无能。随着秋雨降临，没有铺筑路面的道路很快被淋成了沼地。俄国人在加利西亚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支持能力，要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铁路。除了不缺人，其他什么都缺：士兵们背着背囊在战场上溜达，从死马身上收集蹄铁。塞尔盖·孔杜拉什金听到有个士兵在炮火当中，从一所农舍里向所有人喊道：“快过来吃！我煮了一些土豆，天知道口粮啥时候才能到手。”话音未落，就只见一队人冒着奥军炮火，飞也似的冲进农舍，享用起这难得的美食来。
“二战”期间犹太人受到的恐怖折磨为后人广为所知，可是1914年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尤其是落在俄国人手上的遭遇，对此有所了解的人就少了许多。成百上千犹太人死在了加利西亚，还有更多的犹太人财物被洗劫一空。俄国人对商人普遍抱有某种病态的怀疑，对犹太人更是如此。约翰·里德笔下的波兰犹太人“形容佝偻，身体瘦弱，头上戴着的圆顶礼帽满是灰尘，身上披着长外套，油迹斑斑，留着一缕细胡子，双眼露出狡黠与渴望，见了警察、士兵和牧师卑躬屈膝，到了农民面前就会吹胡子瞪眼睛。这是一群受到迫害的人，因为遭人敲诈和虐待才变得令人讨厌”。
沙皇士兵们的日子过得实在可怜巴巴。只有等到从圣彼得堡寄来些许慰问品，才能得到稍稍缓解。寄来的有香烟、贝果和蛋糕，都装在一个小小的粉红色蕾丝花边袋子里。有些部队只给在前方堑壕里的士兵配发步枪，第二道防线的士兵只有等到前面的人死了才能接手拿到武器：瓦西里·米什宁参军之前是一个家具销售员，从俄国中部来的，接过枪一看，只见上面血迹斑斑，早就干了，吓得不敢伸手。待到十月中旬，卢布林市内邮局囤积的信件已经堆积如山，足足有32吨重。这些信都是写给成千上万士兵们的，他们在殷切期盼着家乡亲人的消息。可是，邮递员没有马车把信运往前线，所以无法投递出去。
灾难降临到当地百姓的头上。奥地利人也好，俄国人也好，没有任何人关心当地百姓的死活。农舍是用茅草和木头搭起来的，统统被付之一炬。“只能看见房屋的石头地基，还有屋里剩下的灶台”，埃德勒·霍夫特写道，“沿途到处可见升起的烟柱，像墓碑一样可怕。树全被大火烧焦了，叶子也掉光了”。俄军撤退时不仅炸毁了沿途的火车站和桥梁，还在路上伐倒大树，挖出深坑，只为延缓奥地利人的步伐。苏瓦乌基有一座大庄园，附近突然传来一阵枪声。一个仆人正端着汤锅去餐厅，给尊贵的主人上午餐，吓得一下子将汤锅扔到了地上。没过多久，主仆二人就只能收拾铺盖，逃出家园。在卢布林前线后方，战地记者塞尔盖·孔杜拉什金看见有个人驾着一辆农用大车，载着老婆，正朝自己打招呼，感到十分惊讶，定睛一看才发现驾车的原来是熟人，是个地主，以前当过国会议员，老家的宅子被奥地利人烧了才逃了出来。这个逃难的乡绅指着大车后面，摆了摆手，一脸无助的样子。只见车后放了一个篮子，还有一把椅子。乡绅说道：“留下来的全部家当就这么一点儿了。我们现在正要找地方逃难去。”
回到奥军指挥部，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在尽量往乐观的方面想，试图安慰自己，起码军队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除了一些零星遭遇战，前线没有什么消息传来……看看其他战场的情况，你就会发现没有理由感到沮丧：法国人、英国人还有俄国人，都遭受了巨大挫折，比利时就更不用提了。起码我们让俄国压路机停了下来。不过，既然没有任何地方出现对我们极为有利的决定性进展，这场屠杀和破坏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和平的天使有朝一日降临。”
弗朗茨·约瑟夫的军队长期受制于言语沟通问题。有一个师征召的都是波希米亚人，不止一次把附近的友军当作敌军，朝对方开火——由于波希米亚人只会说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发生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康斯坦丁·施奈德带着一支巡逻侦察队前去侦察俄军动向，路上遇上一队哈布斯堡轻骑兵。施奈德很想交换情报，不巧骑兵队伍里头竟然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施奈德手下蒂罗尔士兵的德语。8月28日晚，一支骑兵团刚刚走到奥军某师防线附近，只听见有人大喊：“哥萨克人来了！”随后数百人开始乱叫。慌乱之下照着黑暗中看不清楚的敌军一顿乱打。待到次日天明，施奈德视察前方阵地，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只见“山谷里堆满了尸体……都是我们轻骑兵团的士兵。这些士兵没有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如此凄惨的一幕让我差一点哭出声来”。这一次的灾难又是由于沟通交流失败所致：步兵说的是德语，听不明白轻骑兵的喊话，还以为来的是俄国人。
如果说无论哪一个战场，死亡都是同样可怕的事情，那么东线战场上伤员的命运要比西线差得太多。乡下的大车走起路来上下颠簸，吱吱作响，拖车的马儿累得筋疲力尽，拖着蹄子，有气无力地从战场往后方走，车上躺着的要么缺胳膊少腿，要么奄奄一息，躺在干草上头，身下的草垫都被鲜血浸透。一辆车通常一次拉三名伤员，要是到达包扎所的时候还能有两个活下来，简直就是奇迹。走得更远的话，活下来的更少。阿列克谢·克休宁有一回听见一个俄国伤兵在跟一个奥地利俘虏聊天，语气相当友好，那个俘虏也受了伤，两个人躺在同一辆车上。
奥军这厢，头一个战死在加利西亚的是亚历山大·冯·布罗施·阿雷瑙将军。阿雷瑙是高级军官中最为求战心切的一位，8月21日未经侦察，便率领“皇家猎人”师排着密集的阵型，对俄军发起进攻，结果惨遭屠戮，死伤无数，自己也成了阵亡人员中名头最大的一个。奥军士兵抱怨自己的灰色军装虽然在山区作战不易发现，可是到了加利西亚的平原上反而相当惹眼。反观俄军，身着棕色军装，要隐蔽得多，除非活动起来，否则待在田间地头很难被发现。
“匈牙利人？”
8月23日，前线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向伊万诺夫眉飞色舞地报告喜讯：“我军前方的奥军兵力比模拟推演预计的要少。”谁知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俄军由于疏于部署，结果在敌军面前暴露侧翼，惨遭血洗。伊万诺夫的士兵倒是聪明，知道沿着进攻时的来路撤退，一直撤到克拉希尼克才停下脚步，重新布置阵地。第二天，埃德勒·霍夫特和一名同事来到一座教堂。教堂之前被俄军占领，俄军后来遭到炮火密集轰击，被困在此处。教堂里有不少来不及掩埋的尸体：“空气的味道刺鼻难闻，叫人不得不屏住呼吸……厚厚的砖墙全都塌了，硕大的弹坑一个挨着一个。尸体就倒在地上，有个地方有7具尸体叠在一起，一个肚子炸了开来，一个脑袋炸得只剩下下巴，还有一个肩膀和屁股没了踪影，惨不忍睹。文泽把每一处都拍了照片，我只想捏住鼻子，赶紧离开。”
“不是，斯洛伐克的。”
不过，根据某个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的说法：“大多数士兵都说这是一场悲惨的经历，枯燥乏味，莫名其妙。”阿尔弗雷德·诺克斯也发现，有不少军马刚刚从农场和养马场征用过来，体形瘦小，根本拖不了大炮，干不了这样的重活。加上马的年龄太小，不好使唤，管马的士兵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经验。按照官方要求，俄国陆军每匹军马每日配给口粮为14.75磅燕麦，15磅干草和4磅稻草。考虑到这些可怜的牲口实在辛苦，因此口粮要比和平时期足足多出三分之一以上。然而，事实却是马匹吃得可能比士兵还要差，倒毙的马匹成千上万。
“你们不是很多人都投降了吗？”
他都在我梦里。
“噢，是啊，是有很多人投降，还有很多被打死了……头几天过得倒挺快活，后来完全不行。根本没有吃的……面包全吃光了，罐头也没了，他们只是给我们喝两次咖啡。”
一整晚
这个斯洛伐克士兵告诉俄国伤兵，自己把老婆和两个孩子丢在了喀尔巴阡山的家中。他夸奖俄国人，说俄国人是好人，心地善良，说起这番话来的口气和平常的俘虏一样温和。
亲了亲我。
“告诉我，先生们，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我实在搞不明白他们派我们来打自己人，到底图个什么？”
从马上俯下身来，
卢布林医院里的景象看得让人心惊肉跳——原本300个床位，一下塞进来2500个伤号。伤兵们躺在地上，大厅里，走廊上，连厨房里躺的都是。由于医疗物资暂时短缺，医生护士人手不足，不少伤兵得不到治疗看护。有个士兵朝着一个从身旁走过的人痛苦地尖叫起来，以示抗议：“把他赶走。他踩着我们了，他的靴子踩着我们了！”有个士兵头部中弹，已经完全看不见，只能沿着走廊，摸着墙壁走。还有一个也是头部受伤，倚在炉子旁边，两只眼睛模模糊糊，神采全无，见到一个军官走过，竟然条件反射般地挣扎着站起来，敬了个军礼。
军官喝完水，
由于医院实在没有地方，卢布林火车站的一处仓库就成了多余伤员的容身之处。到处都是躺着的人，血污斑斑，呻吟声不绝于耳。波兰护士在中间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给伤号们分发香烟。有个俄国兵指着身旁的一个奥地利人，对着护士说道：“也给他一根，他是我们自己人，说我们一样的话，估计是乌克兰的。”这种事情确有其事。因为加利西亚和其他战场不同，两国皇帝虽然誓要拼个你死我活，底下的臣民们却处在相同的境遇当中，不免惺惺相惜，打仗只是听命于那帮穿着金边制服的跳梁小丑，既无法理解，也没有同情，只是苦于无法脱身罢了。在华沙的一所医院里，记者塞尔盖·孔杜拉什金问一个受伤的士兵，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伤在胳膊上。士兵用带着苦楚的语气嘲讽道：伤在脑袋上的就只能永远留在战场上了。孔杜拉什金写道：“听到的故事很多很多，差不多都一样，就像这些当兵的，都是一样的人，就像当下的局势，成千上万的人都上了战场。”
“姑娘，给些水喝吧。”
阿列克斯·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坐火车去前线，从车上向外望去，竟然发现战区后方农村里的人们生活一如往常，一开始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车站里的人还是那样悠闲懒散，村子里和田里依旧祥和宁静，丝毫看不出任何变化……夕阳西下，一个农夫赶着牛群走在铁轨旁，扬起漫天尘土……”不过，当托尔斯泰快到战场的时候，这番田园牧歌的景象就被打破了，放眼望去，景色凄凉，寂静萧瑟。南向的火车经常开着开着就得停下来，这是因为运送伤兵的火车开往莫斯科，方向相反，得给对方让道，托尔斯泰坐的这列也不例外。伤兵直接躺在露天车厢里，饱受日晒雨淋，风吹雨打。托尔斯泰发现其中很多人都穿着奥地利军队的蓝色哔叽外套和长筒靴——比起沙俄军队发的那点行头来质量要好得多。
军官对我说：
差不多每一个士兵在被捕成为俘虏的那一刻都会感到一时震惊，茫然不知所措，心里意识到人生就此改变，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变得怎样。伊万诺夫·库兹涅佐夫描述了发现自己落到奥地利人手上那一刻的感受：“我想到了家乡里皮亚吉的村子，想到了我的父母，年轻的老婆，还有孩子。要是没有我，他们以后的日子会难过不少。这些人到底会怎么处置我？”东线战场的交战双方都有不少战俘死掉。俄军战俘被关在运货的车厢里，打匈牙利经过，停靠路边车站的时候常常会遭到当地居民的攻击，居民们往车厢两侧的板子上扔石头，还用木棍敲来敲去。
来到了我们村，
匈牙利的埃斯泰尔戈姆附近有一个军营，里面关了好几千俄国俘虏，条件极其恶劣，不少人没有吃的，结果被活活饿死。伊万·库兹涅佐夫写道：
带着他的兵，
我们醒来，看到四周躺的到处都是尸体，马上就要被拉去埋掉。有好几回……我们集合在一起，要求给点吃的……走到守卫士兵跟前，朝卫兵们大声喊着：“面包！给我面包！”士兵举起枪托打我们，把我们赶回军营里去……地上又多了15具尸体。有时候，大官会到军营里来，对我们严厉警告一番，接下来几天面包会多一些，还会给我们做土豆汤。不过，过不了多久，吃的又会变得和以前一样少。被抓来的按照地方不同，分成不同派系。我和另外几个是奔萨那块来的……有两个还是亲戚……大衣被收走了，只好穿着短外衣和裤子，躺在地上睡觉。他们每隔三到四天会给我们每人发200到300克面包。吃的一天煮一回，往开水里兑上一点儿面粉，再加一点儿红胡椒粉，一桶二十个人分。秋天一到，就变得又冷又湿，到处都是烂泥。地上的沙土松松软软，很快能够挖出个洞来，挖好之后再做成一个凹龛，里面足够躺下好几个人。我们组一共三个，爬进洞里头去，躺在里面，头上是拱起来的沙土洞顶。早上一觉起来，整个人都埋进了沙里，只能抖干净，再洗一洗，然后一整天在军营里来回溜达，到了晚上再钻回洞里去。10月一到天更冷了，我们的临时住所也塌了。
一位年轻的军官，
反观奥军这厢，悲惨遭遇仍在继续，没有丝毫缓解。“要想躲避炮火，就得待在堑壕里，”埃德勒·霍夫特写道，“可是泡在水里绝不是件什么有趣的事情。大雨一下，就泡在了齐腰深的水里，靴子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不在一个地方久待的话，挖堑壕的工作会相当累人。这样的事情我能躲就躲，一点兴趣也没有。”波兰的秋天冷飕飕的，野鹤在战场上空飞过，发出阵阵悲鸣。不少村子的村民已经背井离乡，逃离家园。管他哪一边的军队，只要打自己村子经过，都叫人害怕。路上走的有人、马，还有大车，把狭窄的乡间公路挤了个水泄不通，有的干脆从种着土豆、甜菜和胡萝卜的田里直接趟过去，开出新的路来。
遇到部队演习，
塞尔盖·孔杜拉什金写道：“空旷的田野里，山谷里，逃难的人们随处可见，成群结队，都是从维斯瓦河附近的村里逃出来的。家里凡是扛得动的都被带在了身上，拖家带口地长途跋涉。这些人不知道究竟该到哪里去，只好在又冷又湿的山谷里坐下来歇歇脚，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尽量想让孩子暖和一点。一个男人嘴里在不停地嚼着一片干面包皮，嘴唇都冻僵了，一脸苦相。我问他话：‘安诺波尔那边情况怎样？’。他过了好一会儿功夫，把面包皮咽了下去才接话：‘噢，先生，跟死了一样。昨天鲁什诺维茨家的房子被炸没了。一个炮弹打中屋子，屋子就垮了。当家的受了伤，他老婆被炸死了。还有个当兵的也死了。马维奇、布拉克、两头牛，还有安东·佩茨和戈杰科夫斯基，全都死了。剩下的人基本跑光了，还没走的今天会走。’交战双方为了找到敌军奸细，展开大肆搜捕。虽然，大部分间谍纯属臆想而已，可仍有不少无辜百姓为此丧命。理查德·施特尼茨尔就写过，他在普热梅希尔经常早上六点听到枪声，是从要塞射击范围里传来的：“被罗列上间谍罪名的人就这样遭到处决。”康斯坦丁·施奈德对于毫无节制的猎捕间谍行动心生畏惧。他讲述了军警闯进一个村子的事情，因为“据说听到村里传出枪声，就把觉得可疑的村民统统打死”。
我还是个小姑娘，
俄军继续在东普鲁士边境这边发起零星攻势，由于疑神疑鬼，害怕当地游击队，干了不少惨绝人寰的事情。俄国人打到小镇多姆瑙，遭到德军攻击，却自欺欺人，非说是镇上的人干的，一把火把镇子烧了个干净。同样的暴行还在阿什万根上演，俄军车队途经此地遭到枪击，有40人随后遭到处决。不过，战后一份德国的官方记录对俄军的行为说得还是比较严谨公允：“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俄国军官还是在努力制止暴行发生。”在大多数占领区，俄国人做事还算有所节制，尽量保证当地人能够吃上饭。的确，俄军1914年入侵东普鲁士基本算得上比较人道，有所收敛，这一点与他们30年后的所作所为反差鲜明。
我记得那时
让德国人最为痛恨不已的是俄国人后来撤退的时候掳走了一些当地居民，当作人质——具体人数虽然有所争议，但是当在千人左右——战争期间一直扣着不放。俄国人重新占领了东普鲁士边境的一些居住区，这些地方都是俄军在马祖尔湖战役失利之后撤出来的，帕帕温也在其中。俄国人四处扫荡，烧杀抢掠，让当地的施祖卡一家下定决心，背井离乡，向西逃到德国人控制的地方去。9月14日，施祖卡一家在一名俄国士兵的陪同下，走进了格拉耶沃当地的俄军指挥部，想要一份离境许可证。一家人一开始还受到俄国人的热情款待，甚至还收到了俄国人送的一小罐蜂蜜，谁知很快便被告知将被拘押一晚。第二天晚上，施祖卡一家才得知自己将被送到俄国腹地——一同抓走的还有数百个家庭，全被当作了人质。施祖卡一家在西伯利亚一直待到1918年，后来又被关进战俘营，直到俄国内战爆发，才趁乱逃了出来，等到返回家园已是两年之后了。
8月19日清晨，伊万诺夫指挥部队，冒着瓢泼大雨向前进发。中途休息时，士兵们解开脏兮兮的绑腿，把布条晾干。几个年纪小一点儿的士兵还哼起了军队里的流行歌曲：
视线再往南移，阿列克谢·克休宁访问了几个被俘的奥地利士兵。这些奥地利战俘排成长队，走在卢布林城里，一眼望不到尽头：“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队斯洛伐克人，穿着蓝色的军装，后面跟着匈牙利人，穿的是深蓝色的夹克外套。早上只要醒来，推窗往外一看，就能瞅见战俘。出了城，看到的还是战俘排成的长龙。等到晚上回到宾馆，看见的还是奥地利战俘的身影，像黑点一样。”俄奥两军士气都已低落。有天晚上，康斯坦丁·施奈德的部队正在找地方宿营，碰巧发现了一座被抛弃的乡村豪宅。士兵们砸烂门锁，闯进餐厅，发现桌上杯盘狼藉。宅子的主人几个小时之前还和几个俄国军官在此享用晚餐。士兵们把凡是值钱，能够带走的东西一扫而空，还砸坏了屋里的家当。“在敌人的土地上，道德约束不复存在。”施奈德写这番话时显得并不舒服。不过，这支奥军部队第二天遇上俄军火力压制，奥军上校竟然因为出于宗教顾虑，拒绝下令让士兵们炸毁一个巨大的木头十字架，哪怕十字架给了俄国人不错的藏身之处瞄准射击。
协约国派驻西南前线的武官刚一到前线，就受到了俄军一众指挥官和参谋官的热情迎接。俄国人的热情拥吻让英国武官阿尔弗雷德·诺克斯少将感到有些恶心。武官们发现俄国人对于喝甜滋滋的柠檬水似乎没有多大热情——伊万诺夫将军在这个非常时期下了禁令，军官食堂不得提供酒水。不过，这个新举措似乎既不能帮助俄国人提升士气，也无法增加效率。即便如此，伊万诺夫将军还是在士兵当中很受欢迎，会时不时找士兵们聊聊家常。一个重炮炮兵说起老家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将军亲切地保证，要他放心肯定会再次见到家人。炮兵难过地答道：“人们说通往战场的路又宽又大，可要想回家，却只有小路一条。”
虽然，1914年9月的西线战场交战各方战线僵持不下，直到10月份才进入下一阶段，但广袤的东部战场上战事发展持续变化。东部战场公路铁路奇缺，庞大的军队只能依靠双腿徒步行进。赶上大雨倾盆，道路泥泞，行军步伐更加缓慢。由于距离实在隔得太远，没有哪一方能够像法国和佛兰德斯那样保持战线连续完整——这里的战线长度差不多是法国和佛兰德斯的两倍。兵力密集程度只有西线的三分之一左右。
参谋官埃德勒·霍夫特8月15日平生头一回经历了俄国人的密集炮轰，他住的农舍被一发炮弹直接打中：“马儿扬起前蹄，人们四散乱跑，肯定有些倒霉蛋挨了炮弹。”不过，当炮火停歇下来，霍夫特惊讶地发现受伤的竟然只有一个人，还是伤在膝盖。霍夫特写道：“这肯定是上帝创造的奇迹，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人活下来。”士兵们在每一个战场上学到的都是同样的教训：炮火虽然危险，但不可能把人一次全部打死，因为距离太远，一锅端不大可能。
不管俄国还是德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都被双方视为这场战争中的一个病号，为了站稳脚跟，在不断向德国求助。俄国人千方百计试图一鼓作气，尽快消灭奥地利人，扭转8月份在东普鲁士的惨败结局。如果说情报工作在西线战场不大受人重视的话，那么在加利西亚，情况要更加糟糕。交战各方要么判断不准对方的行动意图，要么面对对手先发制人，反应拖沓迟钝。俄军指挥官们还在不停勾心斗角，相互倾轧。9月中旬，南面的伊万诺夫试图向撤退中的奥军持续施压，目标首先拿下普热梅希尔，再占领克拉科夫，然后直取布达佩斯。
鲁茨斯基为人一向悲观，此番虽然面对奥地利军队，心里同时还在担心北面的德国人会趁机兵临华沙，然后一路直取圣彼得堡。他为此想把司令部搬到后方的涅曼河去。由于没有信心，害怕德国人打过来，华沙就连部分堡垒和桥梁都已经炸了。与此同时，35万俄国士兵正从卢布林向西南进发，进入奥地利境内。康拉德在此部署的兵力大致相当。两军在这片土地上肆意烧杀抢掠。当地居民由于尚未尝到战争的滋味，还不懂得如何适应战争的残酷。在奥波莱，一所教堂被烧得只剩下了祭坛和十字架。钟楼的砖块全被拆了下来，散落在四周的战场上，被奥地利士兵拿来修筑堑壕。相比之下，俄军正在一两英里开外向前推进，沿途遇见不少家庭穿着礼拜日的盛装，一如既往地前去教堂做礼拜，孩童们还在村中的水塘嬉戏玩耍。奥军这边，康斯坦丁·施奈德好奇地盯着加利西亚教堂洋葱一样的圆顶发呆，想着那些奇怪的地名，心里念着：“东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没错，就是这个样子。走到这里，离开欧洲已经太远了。”
与此同时，德军这厢也已清楚看到，除非答应康拉德的请求，否则别无他法。法金汉和德皇只要一想到奥地利军队全面崩溃，就坐立不安，只好赶紧抽调四个军奔赴东线，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驰援盟友。新组建的第九集团军被部署在了德国东部边境，就在克拉科夫以北，从此地可以直接威胁俄军右翼。俄国人在9月底做出回应，集中30个师的兵力对付兴登堡，大军由伊万诺夫指挥。俄国人寄望这支部队不仅能够一举击败德国第九集团军，还可以从维斯瓦河中游趁势向奥得河上游推进。俄军在维斯瓦河率先发难，使得俄军指挥官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再起争端。鲁茨斯基感觉自己受到上级轻慢，懊恼不已，决定带领军队擅自进攻东普鲁士——这又是一次分散兵力的鲁莽之举。俄军共有25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剩下的30多个师还留在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军队看得死死的，抽身不得。
奥地利人将在两条战线上遭遇俄国人。一条位于华沙以南一百英里，在桑河的另一边；另一条要再往东，横跨德涅斯特河两岸。在第二条战线上，奥军兵力与俄军比例为1:3。俄军司令官尼古拉·鲁茨斯基带着部下，小心翼翼地进入加利西亚，没想到刚一交手就损失惨重，很快退回了波兰境内。此时此刻，俄军各指挥官们收到的命令不仅不合常理，说得更加贴切一点，简直就是自相矛盾——这是两派争权夺利的结果：一派是把持俄军最高统帅部的尼古拉大公及其幕僚，另一派则是圣彼得堡和前线司令官尼古拉·伊万诺夫。战场上的军队将领们搞不清楚到底谁在负责，为了解决混乱，只好各行其是，看自己今天怎样方便就怎样做，全然不顾友邻部队可能会走哪条行军路线。高级军官之间的宿怨敌意由来已久，全然不知克制，恬不知耻地任其发展。如果说萨姆索诺夫和伦宁坎普两人之间关系紧张早就臭名在外，那么在加利西亚，古力耶维茨上校，这位第九集团军参谋长仗着自己是波兰贵族，又是朝廷宠臣，公然拒绝听命于自己的上司西伯利亚战区司令官莱切斯基将军。莱切斯基拒绝让古力耶维茨的老婆搬来司令部同住，结果被古力耶维茨斥为粗鄙之人，无可救药。
刚刚进入10月，伊万诺夫决定重整部队，为进攻做好准备。这需要俄军后撤渡过桑河，再向维斯瓦河东岸北上，寻找安全渡河地点。如此一来一去耗掉了三个星期。俄军在这三周机动期间不停行军，根本没有与敌交战。10月9日，德军抓住一名掉队的俄国军官，获悉了俄军的作战指令，这才意识到自己的18个师已经打得精疲力竭，此刻面对的是俄国人的60个师，根本没有机会一举制胜。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于是放缓步伐，只是在俄军身后尾随。鲁登道夫向外界吹嘘胜利，其实只是自己的部队在朝前走，敌人的部队在往后撤罢了。
弗朗茨·约瑟夫的大军一过喀尔巴阡山的关隘，就进入了边疆地区。莱姆博格，普热梅希尔，克拉科夫，边境地区的每一座城市都坚壁高垒，犹如一座座要塞。从这里开始，奥地利人就要下车徒步，朝着俄罗斯人进军了。与康斯坦丁·施奈德的部队同行的还有六百辆辎重车。驾车的都是些平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明明指定走道路的左边，偏偏不照着做，看得施奈德好生无奈，叹道：“一路上吵个不停，时不时得停下来，路过不去，只好破口大骂一通。”波兰边境两侧的道路条件极其糟糕，铁路难得一见。康拉德的补给队虽说要参加一场20世纪的战争，走的速度却不比19世纪快多少。
伊万诺夫可谓将沙俄军队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没有同任何敌军交战，也会因为其他原因损失惨重。队伍从未停下过行军的脚步，成千上万马匹由于缺少饲料，倒毙路上。士兵们在连绵无尽的雨中备受折磨，苦不堪言。待到全军最终抵达维斯瓦河的指定渡河地点，不仅补给不足，就连架桥渡河的装备也找不到，别无他法，只能眼睁睁看着河水滚滚流过，一等就是数日。好不容易等到10月11日开始渡河，对岸的德奥军队早就准备就绪，严阵以待：有些俄国士兵虽然成功渡河到了西岸，却被困在桥头堡动弹不得。一座浮桥被洪水冲垮，顺水一直漂到华沙郊区才停下来。截至10月中旬，局势已经明了，伊万诺夫强渡维斯瓦河，进攻德国的计划已经落空。
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多元社会里头，不同种族效忠的对象也各有不同，三支大军将在1914年8月踏上这块土地。奥地利中尉康斯坦丁·施奈德中尉跟着自己的团坐上火车，快要接近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发现虽然依旧身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可不仅沿途的风景，就连每一个士兵的行为举止也起了变化：“最高指挥部在地图上画了条线，标出了战区的起始地点。这个地方就连自然景观都变得不大一样。和平的世界到了尽头，肥沃的农田本该有勤劳的农夫收割，现在已经遭人废弃。繁华的都市生活被抛在了身后……我们虽然听说火车没准会停下来，但还是得从如诗的美梦中醒过来，化身为斗志昂扬的英雄。让我们给枪上好膛，全副武装起来，等待天明。”
随着俄军开始渐次后撤，波兰边境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当地的俄国官员审时度势，撤到了华沙。宪兵赶紧换上平民的衣服，省得引起双方注意，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奥特沃茨克火车站只剩下了一个宪兵留守。这个宪兵为了壮胆，灌了一肚子伏特加，向路过的乘客每人收取一卢布的“人头税”。华罗克拉维克市曾被德军占领长达三个星期，城里的消防队员靠着军刀，才让当地人保持秩序。德国人撤走之后，消防队员们继续承担起警察的角色。卢布林和科瓦尔也是同样情形。俄军从未训练过军官如何承担管理城市的职责，一个城市只要政府垮台停转，全城就会陷入无人管理的持续混乱。
生活在这里的摩尔达维亚农民早已臣服，性情温顺，穿着一身白色亚麻布衣服，戴着宽沿低帽，卷曲的长发一直披到肩上……俄罗斯农夫穿着罩衫，戴着尖顶帽子，脚上蹬着厚重的靴子——男人都是大块头，满脸胡子拉碴，脸上的神情苍白单调。俄罗斯女人要精神许多，脸上圆滚滚的，衣着色彩搭配得很是难看，像各色毛巾和衬衫拼凑在一起……时不时可以见到个俄国教士，一看就是一副狡猾奸诈、精于算计的模样，头发长长的，袍子前面挂着个大大的十字架晃来晃去。来自顿河的哥萨克人除了裤子上有一道红色宽条纹之外，制服与其他部队并无什么明显区别。他们的军刀镶了银，刀柄没有护手，一簇卷发从前额披下来，遮住左眼。鞑靼人脸上长着麻子，这些金帐汗国的后裔曾经横扫神圣的莫斯科，现在成了俄国军队里的强人，衣服上有一道红色的窄纹，很是醒目。土库曼人多穿白色或者黑色的熊皮外套，系着腰带的长袖衣服要么是浅紫色，要么是蓝色，靴子的尖头朝上翘着。这些人身上挂着金链、腰带、匕首和弯弯的马刀，显得琳琅满目。还有，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犹太人，犹太人，还是犹太人。
米哈伊尔·莱姆基是一名沙俄军官，在总司令部任职，眼看当官的面对同胞陷入困境，漠不关心，不禁心生倦意，写道：“这帮家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国人生计毫不关心。”黑市交易猖獗起来，不仅有食品和酒，还有制服、靴子、外套，甚至武器。大部分东西都是做黑市生意的从战场上四处搜回来的。当兵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卖掉个人装备换吃的，就连珍贵的冬装也不例外。
理查德·冯·施特尼茨尔是一名医生，44岁，丢下在维也纳红红火火的事业，跑到部队里头当了一名军医。施特尼茨尔刚到前线的时候只随身带了一个小提箱，因为“据说这场仗只要几个月就会打完”。然而，参谋官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此君是贝希托尔德的熟人——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悲观：“这对于我们的外交官来说是一场难过的‘胜利’。他们一直算计的只有如何对付塞尔维亚而已。”帕拉维奇尼在日记中用了一些法语单词：“现在的关键字眼就是下命令（‘0rder’），撤销命令（‘Contreordre’），重新下命令（‘Désordre’）。”特奥多尔·里特·冯·泽涅克中校在前往加利西亚陆军参谋部报到之前，与妻子在维也纳话别。泽涅克感觉自己像是“坠入了厚厚的云层当中”。波兰是沙皇俄国西面的一块凸出之地，也是这场大战中最富异域风情的一块战场。约翰·里德就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生活在波兰的众多民族。此时此刻，这些民族正受到来自尼古拉二世帝国各个角落士兵的摧残与蹂躏。借用这位美国记者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种族的盛会”：
如果说但凡当兵入伍的，不管打什么仗，上了战场都会发现自己所知有限，基本只限于眼界所及的那点儿范围，那么身处加利西亚和波兰这些偏远地区的人就显得更加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了。维斯瓦河畔有一座大宅子，被一个骑兵团当作了指挥部。战地记者塞尔盖·孔杜拉什金走进宅子，几个军官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其他国家战局如何，立刻迎上前去，抛出一堆问题来：“法国打得怎么样？罗马尼亚在干什么？土耳其呢？德国人现在打到哪儿了？”孔杜拉什金写道：“我从没想过自己还有这么大能耐，知道这么多有趣的情报。我努力回忆了一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细节，还有各种走势、观点和其他评价。”
派往加利西亚的奥地利部队有四支，距离前线还有好一段路程就早早下了火车，只能徒步前行，8月19日到26日这段日子天天走上20英里。有些士兵和带队的军官一样，把即将打响的战争想象得过于天真。埃德勒·冯·霍夫特中尉带着一支战斗巡逻队，走在大部队前面，远远地看到两公里开外有哥萨克骑兵飞奔而来，等到敌人只有1200米远时才下令手下一齐放枪。奥地利士兵看到一个俄国兵中枪倒地，全都高兴地嚷嚷起来。“人人当然都说是自己打中的，”霍夫特回忆道，“那个俄国人从马上滚了下来，倒在地上，难道不好看吗？”
该轮到德国有所行动了。德军一路深入波兰腹地。天气恶劣，沿途一路都是深深的泥沼。可是，就在第九集团军前进之际，鲁登道夫却没了信心。他认为自己的军队兵力实在太少，要想拿下华沙，不切实际，于是在10月20日下令撤退。交战双方的步子还是迈得太大，虽然又多损失了数千士兵，可是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取得明显优势。
康拉德全然不顾德国人只打算在东线维持现状，牵制法国，开始野心勃勃地在波兰发动大包围作战。康拉德为了实现目标，在8月份投入了31个师同俄国人的45个步兵师和18个骑兵师相抗衡。沙皇的部队之所以能够在波兰南部快速部署，一个原因在于俄国人早在全面动员开始之前就已调兵遣将，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将法国人的大把钞票花在了铁路系统升级之上。相比之下，奥军移动要缓慢得多。康拉德一开始原本打算调派1.1万列火车，最后调动成功的只有1942列。火车在奥匈帝国境内速度低到每小时只开10英里，只相当于德国人的一半。运兵的火车一天得停下来六个小时，好让车上士兵吃饱喝足。办事不力引发的闹剧频繁上演：奥地利西里西亚波多波尔兹的车站站长犯了糊涂，竟然弄反了信号灯，导致几支部队白白耽搁了好几个小时。站长后来在接受调查的时候饮弹自尽。
波兰城市罗兹陷入麻烦，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战是和。咖啡馆里人满为患，有平民，也有军人，天上虽然时不时落下炮弹来，可是吓不倒来喝咖啡的。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当地最好的宾馆——维多利亚宾馆，直接从屋顶打进去，把顶层的天花板和地板砸个粉碎，再从侧墙飞了出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列克谢·克休宁正在和同为战地记者的弗拉基米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此君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办者）闲聊，一枚弹片突然飞了进来，把邻桌的玻璃桌面砸得粉碎。其他客人并未受到这点儿小事影响，仍然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大家听一个勇敢的飞行员说起自己是如何驾驶飞机，降落在无人区，由于炮火猛烈，只好在沼泽中待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天黑才偷偷摸回俄军阵地。
不管是在宣战之前还是开战之后，这位奥地利陆军参谋长总是无法与毛奇步调一致。两家扯皮，互相数落对方不是成了每天的常事。8月的第二个星期，贝希托尔德伯爵，这位大战的发起者在维也纳向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帕拉维奇尼的儿子与他同名，就是在塞尔维亚服役的那名军官——哭丧着脸，说道：“全是德国人闯的祸。”帕拉维奇尼发现自己的奥地利同胞难得有人真正忘记1866年败于普鲁士人之手的痛楚，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写道：“我们两国虽然面临巨大危险，尤其是在最高层面，但旧怨敌意从未消除，德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罗兹城里到处都是乞丐，不少人以前是工厂工人，由于工厂全部停工，现在断了生计来源。克休宁写道：“人们被一些女人追得到处跑，这帮女人疯疯癫癫，眼神神经兮兮，见到人就拽着袖子不让走。孩子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尾随在路人后面，一路木屐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当地最好的几家宾馆由于没有取暖燃料，房间里头异常寒冷，不过表面上仍然坚持提供奢华的服务。有几家餐厅还在提供美味的食物——只是少了面包而已。电车还在运行。食品店关上了百叶窗，店外挤满了人：既然面包已经卖光，那么就开始抢购意大利面。要是意面也没了，大部分人就只能靠吃土豆过日子。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炸声，还有小型武器发出的突突声，汇成一曲交响乐，一刻不停。夜幕降临，夜空被红色的火光染红，不时传来爆炸的冲击声。整整一天，伤员源源不断地走过街道。除了伤得最重的，其他伤兵都得按照命令，自己走去火车站，那里隔上一段时间还有疏散人员的火车可以坐着离开。
大战刚开始的头几个月里，正当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蒙羞之际，更加可怕的事情却在加利西亚上演。加利西亚是横跨波兰西南部和奥匈帝国的东北行省，康拉德·赫岑多夫在这里一手主导了一场灾难，让哈布斯堡帝国输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诚然，俄军指挥官们在能力上不比康拉德好到哪里去。可是在1914年行将结束之际，康拉德让世人看清了谁才是这场战争中最蠢笨无能的那一个——是他让弗朗茨·约瑟夫的15万大军成了炮灰，一无所获。
然而，德皇的军队在波兰取得的战果完全无法与东普鲁士的大胜相提并论：从1914年秋开始，直至初冬，德国人多次试图突破俄军防线，占领罗兹，均以惨败告终。两军伤亡惨重。落入俄军之手的德国伤兵当中有一个战前是个会计，一想起受伤，远离家乡妻儿，就哀恸不已。临时负责照看的是一个外国护士。此人便是36岁的劳拉·德·托科齐诺维茨，是出生在加拿大的歌剧演唱家，后来嫁给了一位波兰伯爵，住在苏瓦乌基的一个大庄园中。这个敌军俘虏无精打采，一脸忧伤地跟劳拉诉苦，说道：“大人物吵架，我们就得付出代价，就得流血，就得丢下老婆孩子。”这位托科齐诺维茨伯爵夫人后来才得知，这个德国俘虏没来得及赶上救护列车，送往后方就死了。不管是哪一边，大部分士兵应该都会同意这个德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评价，确实很难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