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9日当天上午，亨奇中校还有一个地方要拜访——这个地方更加重要。亨奇上午11点半方才抵达克拉克的司令部，路上堵得水泄不通，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竟然有后备兵朝自己的汽车开枪。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神经兮兮地告诉这一帮参谋官，说法军已经渡过马恩河，正在全力挺进。不过，亨奇发现克拉克及其幕僚倒是信心十足——他们有理由感到自信，因为他们阻止了莫努里前进的脚步。按照克拉克手下总参谋官的说法，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着给法国人致命一击。莫努里的左翼已经溃败，部队士气低落，伤亡减员严重。然而，这位毛奇特使却在此时突然宣布，比洛的部队已被打败，正在撤退，克拉克必须同样后撤，否则后方很快就会遭到英国远征军的攻击。亨奇为了强调威胁有多么严重，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来时路上逃兵、救护车队、补给车队和难民乱成一团的场面。
英军高级将领们缺少的并非勇气，而是动力、决心和能力。事实的确如此，英军指挥官会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把自己的人暴露在外，显得又蠢又倔。有一个上尉看见师长艾尔默·亨特-威斯顿站在拉弗特的大街上，毫不在意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打在身后的墙上，不禁写道：“勇气的确可嘉，只是作为一名将军，勇敢得过了头。”东兰开夏郡步兵团的勒·马钱特上校也是如此，9日接到进攻指令后还站在外面，结果被德国人逮个正着，一枪撂倒在地。几天之后，锡福斯步兵团的艾弗林·布拉德福德爵士和第一步枪旅的亨利·比达尔夫两位上校正站在一块空地上，同吉米·布朗洛上尉查看地图。其中一个刚刚嘟囔着“大进军”几个字，两枚炸弹就在身旁开了花。布拉德福德战前在汉普郡是一名板球手，结果被当场炸死。布朗洛头部受了重伤。比达尔夫除开帽子被冲击波掀到30英尺开外，身上毫发无伤。不过，比达尔夫第二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皇家工兵团的士兵在清理枪械时不小心枪支走火，子弹击中比达尔夫的脚踝，迫使他退出前线。不过，这些只是战场上的小插曲，并非德军持续抵抗所致。英军总司令部里头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部队走得更快。那位英军总司令最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确保自己的部队不会成为法国人背信弃义或者德国人突然奇袭的牺牲品。
第一集团军的军官们回复道根本不用担心英国远征军的威胁。其中一个军官后来写道：“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十分清楚英国人行动有多缓慢。”不过，亨奇并未赞同。虽然，霞飞此时还没有抓住两支德军之间30英里的缺口，乘虚而入，但亨奇断定缺口必将成为命门所在。他于是搬出毛奇的授权，要求第一集团军务必从与莫努里军队的战斗中迅速抽身，向苏瓦松和贡比涅之间，通往埃纳河的方向撤退。克拉克的总参谋官赫尔曼·冯·库尔同意撤军，并且紧急抽调一个军负责掩护，确保撤军不受英国远征军和弗朗谢·德斯佩雷的干扰。亨奇于是动身返程，在9月10日晚12点40分回到卢森堡。与此同时，毛奇考虑到英军已经接近比洛和克拉克之间的缺口，只需直插进去便可将两军切断，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也发布了全面撤军的命令。
英国远征军此时进入的是一片空旷地带，见不到一个敌人。即便如此，约翰·弗伦奇爵士还是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从英国本土赶来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继黑格和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之后又有了第三个军队，弗伦奇想让三支部队保持步调一致。掷弹兵团的杰夫瑞斯少校用挖苦的语气写道：“这一路追的那可真叫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来德国后卫部队的拖延战术相当成功。”9日，黑格听到传言，说邻近的法军刚刚吃了一场“大败”，变得愈发谨慎起来。
令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亨奇和第一集团军参谋之间的重要谈话，以及最终达成的决定，因为决定做出时克拉克本人并不在场，而是身在300码外的指挥所。谈话各方似乎并未受到任何恐慌或者绝望的情绪左右——除开毛奇之外——仍然对自己的压倒性战略优势地位抱有自信。在北部实行大包围的前景虽然已经黯淡，但是在更加靠南的凡尔登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希望犹在。9月9日，德皇在卢森堡听取了毛奇的决定（或者说得更加准确一些，应该是毛奇对亨奇决定的默许）。毛奇要求右翼德军立刻向埃纳河撤退。德皇一开始表现得大为不满，连声说道：“不，不，不，这样不行！”经过好一番激烈争论，毛奇才起身离席，去起草正式的撤军令。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无奈地写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必须承担后果，与祖国共命运。”
9日当天，英国骑兵终于渡过马恩河，身后跟着的是黑格的第一军。第二军也紧接着渡过了河。9月9日，炮兵威廉·爱丁顿写道：“由于肯定德国人已经撤了，每个人都比之前开心了许多……下午，我们看见了大部分德军撤退的场景，场面相当壮观，士兵一队接着一队，多到数都数不清。”爱丁顿看到路面上散落的德军武器和装备，感到非常惊讶，更令他吃惊的是一辆废弃的汽车里面竟然装满了女人的内衣。骑兵中校戴维·坎贝尔曾经拿过障碍赛马冠军，他指挥部队继续向蒙塞勒冲锋，虽然被一名德国长矛兵刺伤，但还是一脸高兴，笑道：“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这15分钟。”
德国人已经开始撤退，可福煦的军队仍然在俯瞰泽地的高地上艰苦作战。德军此前已经朝着高地推进，打退了法国人一波接一波的反攻，守住了孟德芒城堡。通往城堡的路上堆满了法军的尸体。可是，到了9月10日上午，法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师穿过圣贡德沼泽地，对拉费尔尚庞奴瓦斯发起进攻时却没有遇到丝毫抵抗——德军已经撤离。炮兵将两门大炮徒手推到前面，从300码外隔着围墙不断开炮，重新占领了孟德芒城堡。随着城墙大片倒塌，法军士兵蜂拥而入，却惊讶地发现城堡里面也只剩下德军士兵的尸体，活着的都已转移撤离。
不过，再往南面，豪森仍然在对福煦的右翼展开猛攻。拂晓时分，德军已经攻下孟德芒城堡，把一个摩洛哥步兵团打得抱头鼠窜。整个上午，德国人都在猛烈炮轰，法军防线危在旦夕。德军同时发起步兵进攻，差一点儿就可以拿下高地，控制整个地区。对于西面30英里开外的联军来说，运气着实不错——联军的运气已经大有好转。瓢泼大雨下了整整一个晚上。9日上午，向蒙米拉伊进发的法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抵达时发现比洛的军队已经撤退，只留下一些军用杂物，还有一大堆空酒瓶，数目惊人，地面都被碎玻璃给盖了起来。德国人走时忘了一件大事，犯下了大错——这个错误反映出德国人走得有多么忙乱，士气又是如何低落——他们竟然忘了炸毁马恩河上的大桥。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刻。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西北方向莫努里第六集团军的阵线上。保罗·林提尔的炮兵连在纳特伊尔附近宿营。10日早上太阳升起，林提尔一觉醒来，发现四周鸦雀无声，连一声枪响都听不到。一个路过的步兵上校对这位炮兵连长说道：“敌人昨晚就已经全部撤光了。”“怎么回事？”这名少校连长显得难以置信，反问道。“我也不大清楚，我们接到命令，继续前进……德国人正在全线撤退。”两人对望了一眼，咧开大嘴，笑了起来。林提尔写道：“消息很快传了开来，大伙都无比开心。胜利，胜利……好久没有盼到胜利了。”
亨奇一离开比洛的司令部，就立刻动身，坐车前往50英里外的马勒伊，克拉克的司令部就在那里。亨奇的车从战线后方经过，这里不仅有两支大军鏖战正酣，还有大批平民正在惊慌失措地逃难，到处熙熙攘攘，一片混乱。亨奇发来的电报让毛奇情绪低落，甚至认定失败不可避免。毛奇在给妻子的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局面越来越糟，巴黎东面的这场仗恐怕将以我们失利而告终。我们肯定要为那些被破坏的东西付出代价。”上午9点2分，比洛的部队接到命令，开始撤退。
不少德国士兵对于从马恩河撤退感到困惑与愤怒，一如英军不到三周前败走蒙斯的感受一样。毛奇手下最得力的参谋官塔彭上校虽然宣称“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可是突然中断攻势的却是德国人。骑兵将军乔治·维丘拉感到“如同判了死刑”，部下“士气极其低落，每个人都是一脸迷茫”。第三集团军有一个团接到撤军的命令，将之比作“晴天霹雳”。团长写道：“我看见许多人都哭了，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第一近卫师的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问道：“那帮家伙全都疯了吗？”保罗·弗莱克将军也表示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胜利是我们的。”这些话反映了刚刚开始遭人背叛时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而又激烈，近乎歇斯底里，认为黑暗势力抢走了本应属于德国的胜利；这种感受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1918年之后进而演变为某种创伤和臆想。鲁普雷希特亲王在作战日志中用轻蔑的语气写道：“最高指挥部的那帮家伙完全被吓破了胆。”巴伐利亚将军卡尔·冯·温宁杰描述了毛奇最高指挥部9月10日当天的气氛：“安静得就像停尸房一样，人人踮着脚尖走路……最好不要跟参谋说话，什么话也不要问。”
第二天，也就是9日早上5点，亨奇与比洛的参谋们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讨论。比洛本人没有参加——这位将军整晚都在不停地哭喊声中惊醒，饱受折磨。空中侦察清楚地显示法军正在朝着德国第二集团军的阵地快速推进。在如此背景之下，早上的讨论对头一天晚上做出的撤退决定予以了确认。亨奇中校显得异常谨慎。虽然，亨奇采取的这个行动几乎无法避免，但这样一名低级军官能够在战争的如此关键时刻插手介入，足以让这一幕成为接下来一个世纪的争论焦点。
9月11日，毛奇在塔彭的陪同下，离开位于卢森堡的最高指挥部，亲自前往战地司令部探访。当天晚些时候，毛奇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与豪森会面，此次会面意义重大。毛奇在司令部同比洛当场通了电话，听到的没有一条好消息。毛奇说道：“豪森自己也生了病，第三集团军9月份头十天就损失了1.5万人，剩下的部队也已筋疲力尽。”法军此时正在向前突进，试图两翼合围，威胁第三集团军。豪森左侧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也在要求支援，应对遇到的麻烦。这位萨克森州陆军大臣对此别无他法，只能照做。
比洛本就年岁已高，身体不佳。他的参谋长奥托·劳恩施泰因也是有病在身（劳恩施泰因1916年死于心脏病）。经过连续五周的重压，二人都已无力支撑。亨奇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中校，却告诉这位第二集团军司令，说自己有毛奇的亲自授权，有权批准第一第二集团军撤退。亨奇建议立即展开撤退，这样的话，克拉克和比洛才有可能在菲斯梅重新会师，那里位于韦勒河畔，往东还有30英里，在快要接近兰斯的位置。考虑到这个建议对于这场战役和整个战争的巨大影响，比洛似乎如释重负，表示同意。亨奇于是给毛奇发去电报，写道“第二集团军情况严重，但并未绝望”，写完之后就回房休息去了。
英国远征军的莱昂内尔·丁尼生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听到传言，说俄国人要从英国打过来解救我们，这听起来简直就是扯淡。”令人惊讶的是，毛奇脑海中也在时刻想着这件事，总在担心英国人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登陆。在比利时，德军也收到了英军在战线后方登陆的消息。事实上，英军之前派了四个营在奥斯坦德登陆，刚刚上岸没多久就差不多全部重新回到了船上，只留下一堆死马，足足可以装一火车皮，都是因为没有船只运走，英国人自己射杀的。不过，毛奇对此并不知晓。毛奇从来就不喜欢冒险，这一回胃口已经得到满足。他决定从法国前线紧急抽调十个师开赴比利时，西线则继续全面撤退。
9月9日凌晨两点，亨奇传来消息，毛奇大惊失色。报告中写道老比洛对于自己所处困境已经有所警觉。在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双重重压之下，比洛的右翼正在溃败。法军兵力远在德国第二集团军之上，德军有效作战兵力已经从26万人缩减至15.4万人。比洛虽然没有从克拉克处得到任何消息，但还是报告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之间出现了缺口，宽度达到18英里，并且在不断扩大，英军正在朝着缺口进发。不知道是比洛，还是比洛的某个参谋官，反正在同亨奇谈话时一度用上了“灰暗”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第二集团军面临的危险。比洛请求亨奇中校以德军最高指挥部的名义下令，让克拉克向自己的侧翼靠拢。亨奇的回答语气平静，措辞慎重。他告诉比洛自己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克拉克的军队正在陷入苦战，而且朝向完全相反。就在谈话之际，又有电报送来，报告德·毛迪已经突破了埃内姆的阵地，正在向蒙米拉伊步步进逼。
11日当天，卡尔·埃内姆将军亲自驱车来到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安慰生病的豪森。埃内姆经过兰斯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毛奇，发现毛奇“已经完全换了个人，变得一蹶不振”。这位总参谋长信口说了一句：“上帝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埃内姆一时火起，怒道：“原因你自己应该比谁都清楚！你怎么能够一直躲在卢森堡，撂下担子撒手不管呢？”毛奇有气无力地辩解了两句，说自己没法拽着德皇，跟在敌人后面，跑上大半个法国。埃内姆回答道：“既然你那个伟大的叔叔当年可以把他的国王带到色当去，你和德皇为了控制局势，好歹也应该离前线更近一点儿。”
就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面，亨奇又发来另外一份电报，电报这一次是从比洛在蒙特莫特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发出来的。这也是这场大战中最重要的一封电报。电报送到手中时，毛奇正坐在桌旁，给妻子写信——毛奇几乎每天都会给妻子写信——他用近乎歇斯底里的语气写道：“我找不到词语来形容现在承受的压力，这个担子过去几天以来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目前境况不妙，遇到了很大困难，就像一副黑色的窗帘挂在眼前，什么也看不见。全世界都在联手反对我们，看起来感觉每个国家都想把德国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让我们永不翻身。”
溃败接下来并未发生。德军正在朝东退却，沿途洗劫了法国的不少城镇村庄，留下的惨状令霞飞的部队大为难过。不过，联军并没有俘虏大批人员，也未缴获大量火炮。德国人在埃纳河对岸的高地上迅速找好位置，停下脚步，准备继续战斗，同时派出轻工兵挖壕据守。待到9月13日日落时分，克拉克和比洛军队的危机已经过去，两支部队已经双双安全渡河，占领了绰号“贵妇小径”的山脊。9月1日，弗朗谢·德斯佩雷拒绝了霞飞要求加速前进的命令，说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并非敌人的断后部队，而是严阵以待的对手。”联军的追击步伐，尤其是英国远征军极其缓慢。法军弹药储备几乎耗尽，士兵们过于疲惫，也吃够了苦头，已经无法加快脚步，乘胜追击，给予德国人致命一击。
亨奇自作主张，决定每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都要亲自视察一遍，而非仅仅走访比洛和克拉克的司令部。亨奇跟陪同的连级军官说了一下自己的担心，说毛奇其实并没有给自己任何书面指示，但他料想这个肯定不会招惹什么麻烦——事实上也的确没有。亨奇视察的第一个地点在阿尔贡。他下午4点给卢森堡打了第一个电话，报告中路的第四和第五集团军状况令人满意。至于豪森的第三集团军，亨奇得出的也是同样结论——他没有意识到第三集团军在经过上午的一番猛攻之后，已经无力继续。豪森仍然相信自己即将横扫福煦的军队。晚上8点，毛奇接到电报，意思大概就是如此。
无论如何，毛奇西线进攻的高潮已经过去。霞飞宣布：“马恩河战役取得了毫无争议的胜利。”德国军事内阁首席总长莫里茨·林克也承认：“总的说来，必须承认（我军）整个行动……已经彻底失败。毛奇完全被局势压垮，根本无法面对当前的局面。”一名参谋官写道：“毛奇将军紧张不安的情绪显得非常明显，尤其是他在房间内不停地走来走去，牙齿缝里还不时发出嘶嘶声……人们普遍认为冯·毛奇将军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已经无法胜任这份伟大的工作，而且他对各部门领导放任不管，任由属下各行其是。”9月14日，林克禀报德皇，毛奇必须下位。虽然，消息秘而不宣，直到数月之后才公之于众，但这位德军总参谋长就此成为33名撤职德军将领中名头最大的一位。毛奇没有得到来自同僚的任何同情，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什么光辉业绩。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这样让欧洲如此之快陷入浩劫。毛奇最终没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指挥祖国德意志的大军。他在1916年病逝，享年68岁。
塔彭身为毛奇手下的主要参谋官，经常习惯派遣信使，并且授予信使相当大的权力。亨奇时年45岁，出生在一个军士家庭，一开始加入的是撒克逊而非普鲁士军队，虽然因为患有胆囊炎，脾气暴躁，烟瘾又重，但才华出众，思路清晰，声名在外。亨奇当天是坐车走的，后面还跟着一辆车，以防万一。毛奇在亨奇出发之前和他私下聊了一会儿，不过没有人知道毛奇具体给的什么指示。这位中校无疑得到了口头授权，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毛奇的名义调动军队。对于这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一位指挥官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发号施令，绝对非同一般。不过，毛奇就是这么做的。8日上午11点刚过不久，亨奇就从指挥部所在的女子中学乘车动身出发。与此同时，法德两军正在200英里长的战线上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毛奇接下来一连好几个小时心都在悬着，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自己派去这位信使的回音。
不过，德皇从未得到权力干涉战场作战，他直到1916年末才好不容易获得了一项大权，也就是任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权力。回到1914年9月，德皇挑选了自己身边的人、普鲁士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来执掌德国这台战争机器。法金汉走马上任之际发表过一番简短讲话，扬言“施里芬计划”已经完蛋，毛奇也已黔驴技穷”。事态发展到这个关键地步，德国领导层似乎更想把失败的责任具体归咎到某一个人的身上，而非承认德国发动战争的全盘计划给德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一场灾难，毕竟这个国家不到两个月前挑起战争的那一刻还是那样的自信。休·斯特拉坎写道：“军方指责克拉克违抗军令，从而导致（克拉克的第一集团军和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之间）缺口产生；比洛错在头一个决定撤退；亨奇的错误在于下令要第一集团军遵守命令；豪森和鲁普雷希特亲王原本可以扭转战局，却未能完成突破；而毛奇没有本事证明自己配得上真正的领军人物。”
就在霞飞和从洛林到巴黎一线的几位司令官们苦苦纠结于究竟能否守住阵地，是否应该继续进攻之时，远在卢森堡校舍之内的毛奇却在一边钻研地图，一边用苍白的语调同身旁的参谋说道：“我们什么消息也得不到，简直糟糕透顶！”这一幕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英国远征军虽然行动极其缓慢，但这位德军总参谋长只要一想到比洛和克拉克各自为战，互不相顾，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正向二人中间的缺口进发，就感到心神不宁。毛奇9月7日并没有给第一和第二集团军发出任何指令——当然，即使发了指令，也很可能会被忽略。实际上，毛奇一整天都是在苦闷中度过的。鲁普雷希特亲王亲自造访德军最高指挥部，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如果逼着自己抽调六个弹药队给友邻部队，就会削弱第六集团军对南希的进攻力量。毛奇底气不足，只好在鲁普雷希特的要求面前让步。鉴于同北面各路大军的指挥官几乎完全失去联系，毛奇接下来只好决定派遣理查德·亨奇中校作为联络官，挨个去每个司令部取得联系。此举很快就将引发军事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授权表演。
话说起来感觉已经过去了很久。回到8月24日，汉诺威当地中学主管部门当时搞了一个新名堂，随后还在全国推广开来。不管陆军海军，只要一有捷报传来，中学教员们就会对学生进行一番爱国主义说教，然后接下来让学生放假庆祝一整天。可是，没有任何人说得准万一吃了败仗该怎么办。德国政府的做法是拒绝承认失败，既没有向盟友奥地利透露有关马恩河战役的只言片语，也对自己的国民撒了谎，只是这种欺世瞒人的行为并没有多少人相信。哪怕报纸宣传，铺天盖地说的也是德军在战场上处于如何有利的局面。可是，明眼人都知道德国已经遭到重挫。安娜·特莱普林就在给前线的丈夫信中写道：“这些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都已经撤了那么远。”
8日当晚，福煦向法军最高统帅部描绘了一幅乐观场景，简直堪称大言不惭，谎话连篇，说什么自己的一些部队进展顺利，还说其他部队受到挫折、后撤甚至溃逃。真实情况却是福煦的两翼全都遭到挤压，只有中路还在勉强支撑，形势岌岌可危。传闻福煦当时掷地有声地宣称：“我的右翼被挤进去了，左翼也在后退。这才叫好，正好从中路打进去。”按照几位高级参谋的说法，福煦这番话说得这么煽情，其实是经安德烈·塔尔迪厄中尉之口出来的。此人是福煦的翻译官，口才极佳，最喜欢说这种夸大其词的话。实际情况却是法国第九集团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与其说靠的是自己努力，还不如说是因为德国人在其他地方遇到的麻烦带来的压力。
格特鲁德·斯卡德拉描述了每天盼着三个哥哥弟弟的消息有多么“痛苦”。斯卡德拉的三个兄弟都在跟随部队在比利时作战。她非常担心战争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写道：“那些活下来的人，看到的战争场面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呢？”好不容易等到9月13日，斯卡德拉终于收到了最小的弟弟戈特弗里德的来信。弟弟小名叫“弗里德尔”，信写得很难过，说写信的纸是从一个法军士兵尸体的背包里找到的，还说自己每天要“死上好几百回”，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你想象不出面对大炮猛烈开火到底有多么可怕，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求上帝饶命”。
一切都取决于到底哪一支军队首先垮掉。9月8日下午1点许，朝着福煦右翼进军的德国近卫军筋疲力尽，停下了脚步。德国人虽然清晨发动的白刃战取得了胜利，却缺少后备兵力扩大胜果：三个师才刚刚走了8英里，就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力。剩下的士兵也已饥肠辘辘，怨声载道，有的至少一天没有得到补给，有的甚至两天。大部分士兵刚一停下脚步，就累倒在地，沉沉睡去。天气变得异常糟糕，雾气蒙蒙，细雨淋淋。圣贡德沼泽的战局变得越发扑朔迷离，福煦有一些部队发起进攻，打退了部分德军，可在其他地方，法军仍在继续撤退。第九集团军有好几支部队公然拒绝前进的命令。所有投入战斗的士兵都处于极度疲劳、士气低落的状态当中。
德军当年撤退埃纳河的决定时至今日仍然充满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并非全是德国人）认为毛奇精神崩溃、亨奇对比洛和克拉克撤军随随便便就点头认可，正是这些让德国人失去了到手的胜利。如果德军指挥官能够表现得坚决一点儿，为了胜利团结起来，完全可能在马恩河前线的对抗中保持优势。诚然，不是所有的谜团都能解开，德国人在9月8日到12日之间做出的这些决定，其中不少重要细节都让人觉得扑朔迷离。有些德军部队打起仗来，要比他们的法国对手厉害得多，福煦和莫努里当时距离失败其实已经不远。
西线战场究竟鹿死谁手，悬于一线：卡斯特诺告诉霞飞自己可能被迫放弃南希；第九集团军的右翼已经垮了；毛里斯·萨拉伊的第三集团军正陷入苦战，死守雷维尼的缺口，力保凡尔登不失。法军告急的电报源源不断地传到英军总司令部，信中的语气虽然礼貌，紧迫程度却一封急似一封。霞飞请求弗伦奇爵士加快英国远征军的推进速度。可是，英军指挥官每遇见一片林子，都会让队伍停下脚步，先行侦察一番。英军即便未遇任何抵抗便渡过了小莫兰河，依旧没能赶在9月8日入夜之前抵达马恩河。汤姆·布里奇斯少校写道：“我们的追击虽然算不上用尽全力，但是部队多少还是有几分疲惫。”话虽然说得没错，可是法国人又会累到什么程度呢？法国人的遭遇难道不是更加糟糕吗？
即便如此，至今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法军当时已把德军打得只能停在原地不动。克拉克军中一些士兵从8月17日开始，直到9月12日，已经连续行军400英里，一连9天连续作战。克拉克和比洛早已将自己置于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弗朗谢·德斯佩雷的第五集团军领导得当，兵力强大，正向二人步步进逼。霞飞凭借着卓越的领导才能与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在德军右翼形成了大规模优势兵力，他的部下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南面的法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敌人的疯狂重压之下仍然守住阵地，北面的法军则赢得了胜利。
9月8日，弗朗谢·德斯佩雷整整一天都在同比洛的大军鏖战，比洛在重压之下侧翼也已开始暴露。这位德国司令官于是收紧右翼，结果拉大了同友邻部队的间隙。比洛和克拉克二人，还有这两位将军同毛奇之间几乎完全失去通信联系，这一点简直要命，也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德军的每一位司令官都在各自为战，完全不清楚其他地方战况如何，也没有任何一只手来协调作战。毛奇虽然通过截获的无线电报得知英国远征军正在朝着克拉克和比洛的中间缺口进发，可他并不了解整体战局。毛奇同时意识到交通线恐受到威胁，一方面，比利时人8月25日至26日从安特卫普主动出击，发起零星攻势，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有可能在比利时海岸登陆。
德国人9月初干的最后一件蠢事是在10日晚上发动了一场白刃战夜袭。发动夜袭的是威廉皇储殿下第五集团军的大约十万预备役士兵，地点是在圣梅内乌尔德以北的沃玛丽。毛奇一开始批准行动，听到德军在南希伤亡惨重的消息之后又收回了成命。皇储随后向这位总参谋长提出威胁，扬言要将此事告知父皇。毛奇无奈之下，只好勉强同意。最后的结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突袭的士兵没能完成突破。步兵们排着密集的队伍，列队向前冲锋，遭到了法军大炮这个“黑色屠夫”的无情屠杀。早上7点45分，法军发起反攻，把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的德国士兵给打了回去。德军一些部队军官伤亡率高达40%。当晚，毛里斯·萨拉伊将军向霞飞发去一封电报，电文不长，上面写着：“战局令人满意。”虽然，法国人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星期失误连连，伤亡惨重，这些已经说得够多了，不过德国人在干蠢事这方面也差不了多少，这次突袭就是有名的一件。威廉皇储能够趾高气扬地向毛奇保证，扬言自己9月10日的行动定将取得“大胜”，由此就足以看出德皇军队指挥官的水平。
斯皮尔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和德·毛迪一起，遇到一支行刑队押送一个逃兵去往刑场。“德·毛迪看了一眼，扬了扬手，示意行刑队停下，迈着独有的快步，走到那个倒霉蛋跟前，问他犯了什么罪，一问才知道是临阵脱逃。”德·毛迪听后跟那位士兵解释说道，军纪严明，容不得半点玩笑，还讲了为什么要杀他示众的原因，说有些人不用惩罚也能坚守岗位，可另外一些人没那么坚强，就必须接受失败的后果。士兵点了点头。德·毛迪伸出手来，说道：“你这样也是一种方式，算是为法兰西尽忠了。”说完示意行刑队可以离开，继续走了。斯皮尔斯坚称德·毛迪的这番话让这个犯了军法的士兵低头认罪，可这看起来不大可能。能够肯定的倒是法军在1914年发现这样的惩罚措施相当管用，足够让其他士兵坚守阵地，不当逃兵。
与为德军辩护者的观点相反，马恩河战役代表的绝不仅仅是毛奇的失败——毛奇只能暗自接受事实，承认失败——这同样是法军赢得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傲慢的德国军人应得的惩罚。法军的不少有利条件得到了发挥，比如说，守军在本土作战，拥有更好的通信条件，补给线也比劳师远征的德国人要短。法军指挥系统运转起来要比德国人的流畅得多。当然，假如霞飞在8月25日就被解职——他的“第17号计划”一败涂地，带来的伤亡惨不忍睹——那么他将成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尴尬。但是，霞飞在此之后像一只斗犬一样不离不弃，证明了自己能够成就一番大事。马恩河大作战就像一场赌博，而这位法国陆军总司令赌赢了这一把。在决定欧洲命运的1914年，霞飞比毛奇拥有更加坚定的决心与意志，其意义之重大，无论如何评价也不夸张。不仅如此，法军士兵们的英勇表现足以与这位法军最高统帅的个人贡献相媲美。小伙子们在绝望面前几乎一度放弃，却展现出不屈不挠的勇气，坚持了下来。
可是，这场战事——没准也是整场战争——在9月8日仍然胜负难见分晓。交战双方都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是一张没完没了的旋转门，刚刚从一边转进去，又从另一边转了出来。法国第六和第九集团军危在旦夕。克拉克信心满满，认为再过一天就可以将莫努里击败。福煦的炮兵忙个不停，有些大炮一天要打上千发炮弹。军心已经动摇，一些士兵接到前进命令时表现得相当抵触。在马恩河战役当中，法军整团集体溃逃的事情发生过不下一回。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比洛同样精神失常，虽然原因不如毛奇那么容易解释，后果却要严重得多。这种说法似乎忽略了一个简单事实——这位第二集团军司令9月6日已经被德斯佩雷击败。至于克拉克，他如果认为毛奇、或者说亨奇不应该插手干预，那么为何不提出抗议——他之前不就经常对最高指挥部发出的指令表示过异议吗？有一种说法更加说得过去，认为克拉克其实也暗自承认，西线德军无论从战略、战术还是后勤保障上来说都已经走得过远，难以为继。克拉克及其同僚在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想过9月9日做出的决定会意味着德国输掉这场战争。他们只是承认的确有必要暂时撤退，然后再重新集结。
就在8日当天，加利埃尼亲自驱车，赶到了莫努里设在圣苏普莱的司令部。老将军本来就有病在身，加上一路颠簸，着实吃了一番苦头。“我这次来就是让你放宽心的，”加利埃尼满怀豪情地说道，“你现在面对德国三个集团军，至少有三个集团军这么多人吧，虽然攻不上去，倒也不用担心。”加利埃尼的意思是法国第六集团军已经尽了本分，拖住了克拉克的部队，关键的反攻就交给弗朗谢·德斯佩雷和福煦去处理，当然还有英国人的象征性支持。当晚，莫努里保证将多多少少尽力坚守下去，直到其他战线的压力迫使克拉克放弃阵地。
英法联军之所以此后未能抓住机会，将敌军的败退转变为致命一击，这是因为联军在经历了8月份的重创之后，已经手段不多，精力匮乏。英国远征军原本可以对撤退的德军施以更大的压力，逼迫得更紧一些，取得更大战果，可惜英国人没有这么做。整个马恩河战役，英军总共伤亡1701人，甚至还不如法军的一些旅。假如一切都由那位远征军最高司令官说了算的话，英军或许压根就不会介入这场战役。做出参加反攻决定的并非弗伦奇，而是阿斯奎斯和基奇纳。诚然，即便英国人打得再狠一点儿，也不大可能把霞飞的一场胜利转变为德国的灭顶之灾，但是这样无疑可以增加敌军的损失，尤其是俘虏更多士兵，让克拉克和比洛撤得更加难受。
然而，法军到了中午依旧看不到希望。德军自黎明时分开始，已经向前推进了80英里，看上去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一个佐阿夫中尉描述了自己的营反击时的情形：营长是个大个子，名叫杜尔巴尔，“进攻伊特皮里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根拐杖就径直冲了上去，嘴里还叼着烟斗。营长坚决拒绝卧倒，说什么‘法国军官可不怕德国佬’。没想到只过了一秒，一发子弹就打穿了他的脑袋。”反击失败，福煦的阵线眼看大势已去。第六集团军那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此时，好几支步兵部队在德军的“锤击”之下已经溃不成军。有一名上校名叫罗贝尔·尼维勒，此人后来在“一战”中当过司令，时间不长，祸害不小。尼维勒眼见士兵四散逃窜，于是快马加鞭，冲到自己的炮兵连前头，要炮兵赶紧把75毫米野战炮从炮车上解下来，对德军展开近距离平射。尼维勒的大炮此时此刻成了胜利的象征，一些步兵围在大炮旁边。不过，考虑到法军士兵日后的生死存亡，尼维勒没有战死，活了下来，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经过开战最初几周对于战争结局的沮丧和担心，马恩河畔赢得的这场大胜让协约国阵营一时迸发出欢欣喜悦的气氛来。爱德华·格雷9月14日在给一位政府同僚的信中写道：“战场传来的消息实在太好了，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不少人以为马恩河大捷将为这场战争带来决定性的胜利，夏尔·戴高乐中尉便是其中之一，他写道：“敌军再也无法阻止我们乘胜追击的脚步……敌人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我们要彻底打败他们，光荣凯旋……我们要做到这一点，证明俄国人的帮助对我们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不过，其他士兵则要更加谨慎，爱德华·科德维在跟随部队前进的路上经过一座小村庄，看到德军已经逃走，虽然十分开心，却不愿为此感到过分高兴：“如果法国能够迅速解放，那还不错……可是战友们已经在想象进军莱茵河的情景，我觉得这是异想天开，不大可能。我了解德国人，他们组织严密、潜力巨大，装备充足。我认为要想打到莱茵河，可没那么容易。战友们笑我没信心，那是因为他们不清楚德国人，不了解普鲁士人生就的民族自豪与组织能力。”
德军继续往前推进，很快遇上法军预备役部队。这些预备役士兵也在熟睡当中，武器堆在一起，连哨兵都没有布置，结果同样被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有一个步兵团在阵地后方两英里露营，一共损失了15名军官和600名士兵。待到福煦和几位军长黎明时分一觉醒来，才发现整个右翼已经溃不成军，成千上万士兵正在慌不择路地抱头逃窜。福煦的参谋于是迅速向南面的第四集团军致电求援，得到的答复却是友邻部队同样无能为力。福煦于是另辟蹊径，与左翼的弗朗谢·德斯佩雷达成一致，二人对德军右翼发动联合进攻，看看能否借此迫使德军放弃推进。
即便如此，对于见多识广的德国人来说，马恩河失利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了筹码，无法在这场赌局中一盘定输赢。艾伯特·霍普曼在海军部里双手紧握，说道：“大局对我们相当不利，这些都是早几年犯下的错误导致的。”霍普曼严厉批评政府软弱无能，缺乏强硬姿态：“我们的体制根本做不到让有本事、有知识的人走到前排，进入政坛，参与管理……真是可悲，实在可悲，可怜的德国。”没过几天，他又用上了“蠢不可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场战争，把责任推给了德国的外交部门。霍普曼唯一能够找到的些许慰藉只有“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只有通过广泛的民主妥协才能得以维系。否则，毫无疑问将爆发革命，霍亨索伦王朝就会垮台。至于我们的那帮政客能否意识到防微杜渐，预防革命发生，谁又说得准呢？”
再往东去是福煦第九集团军的战线，在圣贡德沼泽的战斗一如既往的打得艰苦。法军的75毫米炮成功遏制住了比洛的进攻企图。9月7日上午，这位德军司令官命令全军退至小莫兰河后方。不过，比洛左翼的豪森认为自己这一侧的法军较弱——事实的确如此。豪森的军队此时已经只剩下8.2万人。豪森本人身患重病，变得神志不清，后来一查才知道是感染了严重的伤寒。即便如此，豪森仍然要求不计损失，在9月8日凌晨发动新一轮强有力的进攻。德军两个近卫师开始悄无声息地向前推进，匆忙中与法军两个团遭遇。法军士兵正在酣睡当中，可怜不少人还没醒来就被德军刺死，剩下没被打死的逃了个一干二净。
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法国迅速席卷开来，这感觉是那样强烈，叫人无法抵挡。9月15日，爱德华·瓦扬在《人道报》上写道：“这是普鲁士帝国主义走向覆灭的开始，更是联军赢得彻底胜利的开始。”“马恩河奇迹”这个词最早由莫里斯·巴莱斯在12月份创造出来。他将这场战役描述成“永远不灭的法兰西奇迹、堪比法兰西的圣徒与守护者圣女贞德”。当时，天主教正在法国寻求宗教复兴。有个牧师继巴莱斯之后，发行了一份小册子，标题就叫作“马恩河奇迹”。不过，士兵们对于9月份的这段经历要表现得更加谨言慎语，没有那么多漂亮的空话，倒也不足为奇。有一个上校，名叫德方丹，在25日写道：“我们经历了战争最痛苦的一个阶段：身体筋疲力尽，补给跟不上去，军官伤亡太大，弥补不了。”
9月7日上午11点40分，弗朗谢·德斯佩雷发布将军令：“敌军正在全线撤退。第五集团军今晚务必不惜一切代价赶到小莫兰河（位于蒙米拉伊）。”德斯佩雷的部队在当天的行军途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一开始还颇感意外。前方的德军已经撤走，正赶往西北方向，抵御莫努里军队的进攻。克拉克的军队只留下了一些尸体。当晚，夏尔·曼金在茹瓦塞尔的城堡里头过的夜，城堡头一天晚上还在龚特尔公爵的手中，此人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公爵，德皇的表兄。路易·德·毛迪看见博谢圣马丁的城堡里亮着灯，希望在那里也能够找到同样舒适的地方落脚。没想到进了里面才发现整座楼里全是德军伤号，一旁的几个医疗勤务兵见到德·毛迪来了，立马咔嚓一声，立正站好。“见他娘的鬼！”德·毛迪只好一边嘟囔着，一边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无所谓，那边好像还有个谷仓。”当晚，他就和几个参谋在干草堆上睡了一宿。
等到1918年过去，马恩河战役在德军口中成了“背后捅刀子”的故事。诸如此类的段子还有不少。德国陆军在官方正史中写道：“在奥克和马恩河展开的这场伟大的史诗般的战役结束了。德军右翼部队为了确保胜利，选择了撤退。”鲁登道夫在1934年写道：“德军1914年在马恩河并没有战败，而是赢得了胜利。”这样的话确实是痴人说梦。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早已破产，法军从失败的废墟中高昂着头，站了起来。霞飞的将士们在不断进攻的喜悦中为法兰西收回了失地，体会到了精神上的浴火重生。普略·德·迪于斯上尉有一天晚上借宿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这个老太太不太友好，家中不久前还招待过德国人。德·迪于斯快要上床睡觉的时候，突发奇想，想知道这个老太太在德国人离开之后是否换过床单。不过，他很快耸了耸肩，自言自语道：“对于我这样一个当兵打仗的来说，这算什么问题……反正到了哪里，都能睡好。”
保罗·林提耶是莫努里军中的一员，和其他人一道目睹了援军的到来：只见援军穿过一个村子，村里早就被人马挤得水泄不通，“一辆汽车从人群马堆当中开出一条路来，一大拨人和牲口连连后退，往我身上挤，把我顶在墙上，差点儿都快要被挤扁了。又有一辆汽车循着前面那辆车的轮胎印开了过来，然后一辆接着一辆，多到数都数不清，悄无声息地跟着开着。月亮升了起来，月光照在出租车驾驶员的帽尖上闪闪发光。驾驶室里面可以看得出坐的是士兵，正在低头睡觉。有人问道，‘是伤员吗？’汽车驶过，车上的人答道，‘不是，是第七师，巴黎过来的，准备上前线去。’”这些“乘客”最后在纳特伊尔附近下了车。这支“马恩河出租车队”一共跑了30英里，把4000名法军士兵送去参加了这场百万大军的战役。出租车司机们路上一直在打表计程，到手的车费虽然只有打表金额的四分之一，一共130法郎，相当于差不多5英镑，但也抵得上至少两个星期的薪水了。
第二节 “僵局对我们有利。”
就这样一直等到7日晚上，这些出租车才在拉巴利耶村同第104步兵旅碰头。士兵们看到自己要坐着出租车奔赴战场，简直感到难以置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如此奢华的待遇。小伙子们挤进车里，把武器和装备统统塞了进去。车队穿过深黑的暮色，朝着第六集团军进发。步兵旅的小伙子们和其他士兵一样，只要逮着机会就会睡上一会，很快也陷入了梦乡，磕磕碰碰时有发生，在所难免，有时也会被金属的撞击或者低声的咒骂吵醒。
德国人有条不紊地从马恩河后撤，老练地选好新的阵地，以便掉转头来，站稳脚跟。毛奇在交出指挥权前做出了最后一个重要决定，命令兰斯以南的部队放弃进攻，尤其是对凡尔登和南希的进攻，转为掘壕固守。这样一来，德军才有余力在其他地方发起新的攻势，特别是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仍然留有大片空旷地带尚未染指。9月14日，这位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接到德皇亲自发布的指令，要求汇报病情——德国政府对民众隐瞒了这一消息。毛奇在德军最高指挥部里沮丧地消磨了几周时间之后，最终以在安特卫普前线出击失利为由辞去了职务。
晚上10点刚过，当天最长的一条汽车长龙就已经集合完毕——车子一共四百来辆，包括少量私家车，还有24座的公共汽车——随后分头出发，寻找各自的“乘客”。当晚和次日其实并无多少进展。负责指挥车队的参谋官找不到本应运送的部队。司机当中有不少人已经上了年纪，大家就这么坐在太阳底下，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干等，看着骑兵和骑自行车的部队打眼前经过，奔赴前线，偶尔大声吆喝几句，给士兵们加油鼓劲：“龙骑士万岁！骑自行车的加油！”
从毛奇手中接过指挥权的是法金汉。法金汉时年53岁，要比任何一位陆军司令都要年轻。这是一个待人冷淡、不爱交际的近卫军军官，深得德皇赏识，而这一点鲁登道夫做不到。法金汉为人行事果敢强势，属于从一开始就做好打算，预计长期作战的那一类人，不过有时也会犹豫不决。这样一个有紧迫感的人平日睡眠极少，常常会在凌晨时分去找各位军长促膝谈心。法金汉同样是一个孤僻之人，行事极其诡秘。性格要比毛奇更加沉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作为德国头号战争领袖，展现出了相当的潜质。不过，法金汉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必须面对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格哈德·塔彭中校身为进攻法国的总设计师，仍然担任作战处处长，这也意味着不大可能在战略上改弦易辙。法金汉上任伊始便拒绝将马恩河受挫视为败局已定。他的第一要务在于牢牢握紧权力，行使权威，加强各集团军指挥官之间的协调，而这一点恰恰是可怜的毛奇之前没能做到的。
与此同时，马恩河战役最为人传唱的一段故事也发生在了这个时候。莫努里的部队面对德军疯狂反扑，形势岌岌可危。巴黎的出租车载着援兵，火速驰援。虽然说句老实话，援军人数的确不多，可这段轶事依旧魅力十足。当时正值8月底，法军第七师从第三集团军中被抽调出来，坐火车从圣梅内乌尔德北上，经历了一段噩梦般的旅程：一些火车在特鲁瓦一带24小时才前进了6英里，铁路被补给列车、救护列车和运送难民的列车堵得水泄不通。士兵们只好在巴黎北郊庞坦的军营里歇脚，这时正好接到加利埃尼的命令，要求继续前进，与第六集团军会合。这位巴黎军管总督在得知军用车辆奇缺之后，当即做出指示，征用民用运输车辆。一位参谋立刻给当地警察局打了电话，要求“所有出租车，一律立即返回车库；并且电话指示出租车公司将出租车加满汽油、机油，必要的话，备好备胎，迅速送到荣军院所在地”。
几乎与此同时，法金汉和塔彭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位新任陆军总参谋长有意重启大包围计划，调遣兵力进入比利时，从联军侧翼后方实施合围，毕竟联军两翼前方还有大约200英里的空旷地带可以大做文章。反观塔彭，却想重拾中路进攻，从苏瓦松和兰斯的中间地带打将进去。从短期来看，这位作战处处长的想法更占上风，部分原因在于铁路运力有限，难以将部队运过前线。大多数线路都是东西而非南北走向，加之比利时境内铁路系统损毁严重，陷入瘫痪。德军虽然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但由于计划不周，不仅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都未取得成功。
亚历山大·约翰逊是英军第二军某旅的通信主任。他困惑地写道：“我们直到下午5点才开始动身。这么拖沓我实在难以理解。当然，根据野战勤务条例，我们的职责是‘动用能够用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匹马和每一杆枪，对敌人穷追不舍’。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第一军要是能够加快进度，那么昨晚就应该已经把德国佬给团团包围了。”马尔维茨骑兵部队的后卫部队发起一连串骚扰行动，效果相当不错，迫使英军放缓了前进步伐，慢得简直像只蜗牛。客观地说，英军的所作所为迎合了他们最高司令官的想法，换句话说，在马恩河战役最为关键的时刻，人虽然到了场，可心不在场。英军所有部队都在不断向后方发信抗议，说自己可歌可泣的士兵们是多么劳累。可是，如果将英国远征军闲庭信步般的推进拿来同克拉克的快速转向比一比，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惊人差距：德军在9月7日长途跋涉将近40英里，8日更加超过了40英里。
与此同时，联军正试图将马恩河的胜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局，一个月来在马恩河以北25英里处攻势不断，这便是有名的埃纳河战役。埃纳河静静地蜿蜒流淌在群山之间，出了山谷便是一座小山，陡然升高300英尺，山上林木茂密，郁郁葱葱。山脊以北有一片开阔的田地，坡度平缓。沿着农田上去是一条公路，长约21英里，这便是法国历史上有名的“贵妇小径”。小路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两位千金阿黛拉伊德和维克多瓦尔命名，两位公主当年就是沿着这条小路去往德拉波夫城堡，拜访纳博讷伯爵夫人的。
9月6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陆续接到一些报告，报告含糊其辞，提到前方有敌军出没。黑格于是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几个小时，结果等到6日结束时距离预定目标仍有七英里，仅仅阵亡7人，受伤的也只有44人。英国人打仗磨洋工的方法层出不穷。英国工兵几天前刚刚炸掉了弗里波特的一座石头大桥，待到撤退的时候又不得不重修一座，好让步兵沿原路打道回府。对于英国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来说，9月6日最好玩的事情莫过于当晚借宿在一所女子中学里头。飞行员们在军服外面套上女生穿的睡衣，上演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枕头大战。第二天，也就是9月7日，星期一，英军左侧的莫努里部试图再次发动进攻，而英国人在滂沱大雨中仅仅前进了14英里，这一次基本上还是没有遇上敌人。
法军一路前进，有些人“从德国人的尸体里找寻战利品，死尸上面盖满了泥土和血污……这些人装了好几麻袋德军的大衣和头盔，可惜这些东西他们又没法留着自己用。”爱德华·科德维笔下对这些人不乏轻蔑之词。9月的一个晚上，科德维所在部队的一个中士拖进来一个敌军士兵。这家伙因为腿断了动弹不得，已经在野外躺了整整五天五夜。“我们只要一想起这些伤号有多么痛苦，就感到脊背发凉。动又动不了，白天日头暴晒，晚上寒气逼人，下起雨来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找不到。这个可怜的德国兵看到我们来救他，把身上的勋章、徽章还有钱全都交了出来。”
当天下午，罗斯柴尔德家的猎场看守人（是个英国人）惊讶地发现皇家西肯特郡步兵团的二等兵托马斯·黑格特竟然藏在了自家的小棚子里。黑格特早就暗自下定决心，无论马恩河战役有多么辉煌荣耀，都和自己无关，于是穿着偷来的平民衣服躲进了棚屋，也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9月8日，按照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的命令，黑格特由行刑队执行枪决，与黑格特同一个部队的两名同伴见证了行刑的全过程。士兵们从一开始落单掉队，逐渐变成争当逃兵，鉴于这种现象日趋严重，史密斯-杜利恩军长希望这次执行死刑能够尽可能的产生威慑，以儆效尤。给宪兵主任的命令非常明确，枪决黑格特“越公开越好”。黑格特就这样成了示众的靶子。
再往东走可以看见环绕兰斯的连绵小山，还有阿尔贡茂密的森林。德斯佩雷的第五集团军正在此地发起进攻。德斯佩雷的军队从马恩河一路前进，虽然速度比英国人快不了多少，好歹还是可以拿上个月打过恶仗当作借口。第五集团军在夺回兰斯之后继续向前挺进，攻势一直持续到10月，虽然代价高昂，却进展不大。9月17日到19日，德军连续三天对兰斯发起炮轰，兰斯的大教堂损坏严重。这种破坏行径引发了法国首都民众的巨大愤慨和新的一轮恐慌：巴黎市民相信巴黎一旦落入德军炮火射程之内，那么卢浮宫、荣军院、巴黎圣母院以及其他宝贵遗产都将遭到破坏。巴黎人会产生这样的担心，也并非无凭无据。
英国人到底在干吗？英国远征军9月6日迟迟按兵不动，令法军领导层大为震怒。克拉克的增援部队从英国远征军阵线前方经过时队伍松散凌乱，只要发力一击便足以将其打垮。谁知，英国人当天居然从联军后方10英里处才开始缓慢前移，速度之慢，令人忍无可忍。莱昂内尔·丁尼生中尉眼看法军在两翼拼死拼活，浴血奋战，自己的队伍却在依然悠闲缓慢地前进，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们路过吉米·罗斯柴尔德家漂亮的大宅子，看到成群雉鸡到处乱窜，真想停下来抓几只尝尝鲜。”
9月的第二个星期已经过去，英国人整整一周时间都在莫努里和弗朗谢·德斯佩雷两军的中间地带，一如既往地缓慢北进，除了遇上大雨之外，并未遭遇任何抵抗。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在11日写道：“跟我担心的一样，我们放跑了德国人，让他们几乎毫发无伤，就这样逃之夭夭……真的应该尽可能追得再紧一些。”不过，英国远征军大多数士兵都涌动着乐观的情绪。牛津白金汉郡步兵团的哈里·迪戎上尉在9月13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好，我想德国人已经完了。昨天我们在雨中睡了一觉，接着就追上了德国人。虽然德国步兵有一阵子火力很猛，但是我们没人伤亡。我们团抓了116个兵，其中5个还是军官……能够看到这样的好戏我当然不介意，只要不是走个不停、一天到晚浑身湿漉漉的、没有觉睡就好。”
不过，截至目前，克拉克9月6日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应对莫努里的进攻。由于英国人毫无作为，压根没有造成任何威胁，这位德国司令官索性把左翼正对着英国远征军的兵力抽调过来，增援受到威胁的区域。克拉克的大军9月5日还是呈东西向布阵，可是到了6日结束，就已经重新部署成了南北走向，并且开始对莫努里的军队展开猛烈反攻。克拉克有本事做到这一点，足以让人看出英军有多么丢人现眼，完全没有求战欲望，这对联军作战来说简直就是潜在的灾难。法国人民仍然不明就里，只知道一场大战正在进行当中，却完全不知进展如何。有个士兵在较早之前的冲突中负了伤，讲述了自己坐着运送伤病员的列车，回到家乡格勒诺布尔时受到人们热情迎接的情景，写道：“简直美妙极了！鲜花、巧克力、美酒……我们像英雄一样受到盛情款待。可是，面对‘德国人离巴黎还有多远’‘我们是在撤退吗’这样的问题，却答不上来。格勒诺布尔的人们和全法国人民一样，都想知道英国人到底在干吗。”
然而，就在英军快要接近埃纳河时，一支新组建的德国第七集团军正在加紧步伐，迅速赶来，填补克拉克和比洛之间的空隙。增援德军部分部队向埃纳河急行军突进，赶在英军到达前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占好了位置。这支德军预备役第七军长途跋涉40英里，抢在约翰·弗伦奇的先头部队抵达之前及时赶到山脊，抢占了有利地形。9月13日，一场为期一个月的惨烈战斗拉开序幕。联军试图突破至贵妇小径。一开始挑起重担的是兰斯以东和以北的法军，不过注意力随后集中到了英军的行动上。这是因为有人以为——很可能是误判——只要渡过埃纳河，翻过山脊，再越过前面的开阔田地，就有机可乘，肢解德军防线。路易斯·斯皮尔斯写道：“回想起来，还真得谢天谢地，那帮一心盯着埃纳河看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下场。完全没有想过泥浆满地、湿冷的堑壕，还有接下来的几年到底会过得多么凄惨。”
北面，福煦的步兵已经在沼泽地里苦苦挣扎了一整天，无论什么时候想往东边露个头，都会被德国人的机枪给狠狠打回来。待到下午4点，进攻的这个团接到撤退命令时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兵。另外一支部队还没到维勒讷沃，就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抱头鼠窜。士兵们被重新集合起来，狠批一顿之后重新上了战场。对于霞飞的士兵来说，一个常见的困难就在于法国兵传统上仍然抵制使用随身携带的行军铲——法国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魏刚后来说道：“法国士兵对于堑壕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人教过他们如何挖壕据守，或者说至少没有系统教过。每到不得不需要教的时候，就得做好准备，等着让士兵们嫌弃。”莫里斯·甘末林对此也表示认同，说道：“只要一提到组织防御，都会遭到本能抵制；士兵们一心只想战斗，心中只想着敞开胸膛，迎接危险，对他们来说，掘地为壕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这是一种本能，好像从阿金库尔战役无畏的骑士精神和丰特努瓦会战像模像样的对决开始，就一直传承下来，直到现在这个机器和残酷的经济战时代。”相比之下，德国人从来不会因为使用挖壕工具感到面上无光。随着德军继续沿着公路，向圣贡德沼泽地西面的塞尚强势推进，没有任何人怀疑在福煦的战线上，究竟谁会成为这场战役取胜的一方。
英军第一次渡河算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次。第11步兵旅在滂沱大雨中走了15英里，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于9月12日夜间抵达塞普蒙安营扎寨。士兵们刚刚休息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就从睡梦中被叫醒，接到命令，穿上又硬又湿的衣服，拿起武器装备，重新动身赶路。旅长艾尔默·亨特-威斯顿得到消息，德国人搞糟了事情，没能炸掉几英里开外弗尼泽勒埃纳河上的大桥。根据侦察兵发来的报告，桥墩虽然出现了裂缝，但是未被炸垮，小心一点儿的话应该可以通过。
与此同时，德军也在别处率先发难，朝着圣贡德沼泽地南面的山坡发起进攻。黎明时分，法军在蒙德芒城堡里的一个师指挥部遭到德军猛烈炮火袭击。镇守此处的法军指挥官是亨伯特将军。此君喜欢戴一副单片眼镜，式样十足，此刻正拿着双筒望远镜，从城堡窗户向外观看战事进展。城堡主人雅各布先生同家人一道躲在地下室避难，时不时掀起地板上的暗门，询问战况。雅各布先生心脏本就不好，没过几天就因为过于紧张一命呜呼。
亨特-威斯顿是1914年秋英国远征军里头少有的急性子，坚持要求全旅士兵利用夜色掩护，立即渡河。参谋官莱昂内尔·丁尼生对这位旅长如此描述道：“他这个人我不怎么喜欢，其他人也不喜欢。非常挑剔，口碑不好，常常头脑发热，办事也没什么能力。”不过，亨特-威斯顿当晚在埃纳河可是展现了一把自己的能力。凌晨两点，英军排作一列纵队，每个士兵保持5码间隔，借着东岸唯一一个灯罩下灯光的指引，从这座快要散架的铁桥上左摇右晃地走了过去。桥距离河面大约60码高，士兵们走过桥面时一个个颤颤巍巍，桥摇来晃去。不到一个小时，英军各营重新集结完毕，只听见扑哧扑哧一阵水响，全都潜入了北岸山脊下的草甸子里。英军士兵已经整整一天没有进食，浑身冰冷湿透，苦不堪言——英国远征军没有任何一名士兵配备了真正防水的衣服。还有不到三个小时天就要亮了，亨特-威斯顿再次下了死命令，要求几近精疲力竭的士兵们向高地发起强攻。亨特-威斯顿的好胜心得到了回报：黎明时分，这些来自萨默塞特郡、汉普郡步兵团还有步枪旅的士兵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德军警哨的面前，吓得德国人赶紧逃回了主阵地。
莫努里和德斯佩雷的部队虽然占领了一些地盘，可在其他地方法军仍然无所进展。福煦的新建第九集团军防守的是一条山脊，距离巴黎东南60英里开外。山脊前方有一条溪流，名叫小莫兰河，河畔长满了杨树，地点位于圣贡德沼泽地。这个地方一片荒凉，人迹罕至。进攻部队若要跨越此地，只有几条堤道可以通行。步兵们倒可以从齐腰深的水里徒步趟过去，但车辆无法通过泽地。福煦出生在塔布市一个公务员家庭，1914年已有63岁，为人聪明睿智、独断果敢、寡言少语，早就人所共知。当然，福煦也是为数不多能够流利使用英语的法军军官之一。对于需要明白福煦真实意图的人来说，好在他手下有个参谋长名叫马克西姆·魏刚，是一位上校，被福煦亲切地称为“我的百科全书”。福煦的话也好，命令也好，魏刚都有本事把那些只言片语恰到好处地解释清楚，二人就此成为史上有名的合作搭档。第九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在9月6日凌晨穿过沼泽地，对德军发动夜袭，打头阵的是一个摩洛哥步兵旅。天光即将破晓，法军正沿堤道朝孔日前进，不料夜色突然被德军探照灯和密集的炮火照亮，法军只好停下前进的步伐。
英军刚刚站稳脚跟，就在山脊边缘一线开挖堑壕。英国人正处在德国人的下方，对手在山坡上面已经布好阵地，英军动向尽收眼底。不过，英国人至少已经过了河。英军官史辛辣地评价道：“如果其他部队也有同样进取之心——9月12日的行军路途更短的话——13日的战斗结果将会大不相同。”换句话说，英国远征军其他部队在向埃纳河的前进过程中，一如之前向马恩河进军一样懒散悠闲，直到9月13日白天才开始正儿八经地准备渡河，双方在多个渡河点展开交火。德军在山脊的另一头部署了一排重炮和迫击炮，杀伤力巨大，德军观测兵可以把英军的一切动向看得清清楚楚，向山谷倾泻炮火。一名英军炮兵军官悲伤地写道：“（我们）进军的时候走得没有劲头，结果给了德国人充足的时间严阵以待……我们赶不走德国人。”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后爬。待到夕阳落到法军阵线下头，塔富纳也躲在堑壕里头睡了过去。9月6日夜幕降临之时，法军左翼的第六集团军向前推进了两到三英里。不少村子在白天的战斗中着了火，腾起熊熊烈焰，照亮了远方前线的夜空。再往东，第五集团军面对德军的猛烈炮击，还是守住了一些战果——德军在马恩河战役一日消耗的弹药量就超过了普鲁士军队在1870年战役中使用弹药的总和。弗朗谢·德斯佩雷手下有个师长，名叫夏尔·曼金，跑到库尔吉沃村去阻止士兵在炮火中逃跑，劝说大家挺住。士兵们对师长抱怨说已经两天没有吃过饭了。
在小镇布尔科曼，一队英国骑兵试图强行渡河，结果遭到德军机关枪的疯狂扫射：第四龙骑兵团的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勋爵新婚燕尔才刚刚33天，就被一发子弹击中眉心。英国步兵找到了一条德军还没来得及炸毁的水渠，好不容易上了埃纳河的北岸，刚刚占领布尔镇，德军炮火就劈头盖脑地倾泻下来。英军工兵拼死在河上搭起一座浮桥，在德军炮兵和狙击手的攻击下伤亡惨重。一个木筏被直接命中，十多个工兵掉进河里，大多数人死于非命。有三个胆大的士兵脱得赤条条的，想从河的这一头游过去，把木筏抢回来。敌人的子弹打在水面上嗤嗤作响。其中一个中了弹，好在另外两个成功游到木筏跟前，爬了上去，把这个笨家伙划到了岸边，木筏上5个受伤的工兵这才得以保住性命。
“给我站住！掉头回来！往前冲！”我冲着士兵们叫个没停，勇敢的小伙子们也确实掉头转了回来。我注意到迪梅尼正拿着旗杆。有一个中士离我很近，突然高声唱起了《马赛曲》，接着每个人都唱了起来。只是，在这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这首瓦尔米大捷之歌也很快被淹没了。
在佩西村南面，西萨里郡步兵团顶着敌人的炮火渡河，损失了百来号人。在蓬塔西，成百上千步兵迎着德军弹雨，通过另一座损毁过半的桥，抵达东岸。在瓦伊，英军在通过一座木板桥时遭到敌军猛烈火力攻击，好几十名士兵中弹倒地。在密西，一队工兵在9月14日凌晨打算趁着黑夜，利用筏子将马匹运过河去。贝德福德步兵团的吉米·达文波特中尉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写道：“我们一筹莫展……河岸太陡，河水也流得太急。”达文波特的同事辛格上校在推筏子的时候不慎滑倒，跌落水中，幸亏双手死命抓住岸边才没被冲走，脑袋距离马蹄只有几英寸远，相当危险。这匹马渡河渡到一半开始乱踢，倒霉的上校左躲右闪，才避开马蹄。还有几匹马从筏子上跳进激流，过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回来。
这个团不久之后又冒着枪林弹雨发起了新一轮冲锋。塔富纳也再一次领教到了要想阻止士兵溃逃有多么困难。
待到9月14日早晨，英军已有数千士兵在埃纳河北岸站稳了脚跟——但是处境危险。士兵们浑身湿透，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只能守着阵地一动不动。贵妇小径沿途都是树林，英军阵地就在林子边上，每一处地方都被德国人看得一清二楚。对手就在东面的开阔农田里，在一个缓坡上面，那里地势要高一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英国人多次努力冲上山顶，德国人也一次又一次想把对手赶回河里去。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可都做不到。天气变得糟糕起来，士气也开始随之跌落。不管英国人还是德国人，虽然还会有更多人死在这里，可是只要任何一方知道贵妇小径这条战线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将维持现状基本不变，士气恐怕还会掉得更加厉害。
我帮穆勒雷包扎伤口。他左肩下方受了伤，闭着眼睛，脸上还有一些色泽。“是你吗？塔富纳，”穆勒雷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捏着，“你不会丢下我吧？……把皮带给我解开，在衬衫里面……皮带里面有些金子，金子给我留下吧，手枪你带走。”
卡梅伦高地步兵团的二等兵查尔斯·麦肯齐9月14日双腿负伤，写道：“那里可真是个鬼地方，除了成堆的尸体，满地的血，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死了很多人……1400人只剩下了300来号。”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和苏格兰近卫团同样损失惨重。康诺特别动队9月13日晚上从阿尔西渡口渡河，进了苏皮尔村。村里有一座宏伟的城堡，城堡主人是加斯顿·卡尔梅特，就是被卡约夫人开枪打死的那个《费加罗报》编辑，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别动队虽然当晚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要求继续前进，但是队长威廉·萨斯菲尔德少校却因为一个举动一举成名。萨斯菲尔德认为既然迟早要拿下高地，那么肯定越快越好，于是带领别动队士兵从村里出发，沿着蜿蜒的林间小道，穿过森林，到了一处开阔的旷野，那里有一座大农场，名字叫作“苏皮尔之心”。全队在农场集合，等待天明。上午9点45分，再次下起瓢泼大雨，第二掷弹兵团也赶到农场，完全没有意识到走在前头的是爱尔兰士兵。与此同时，德国步兵对农场发起猛攻，两支英国部队被夹在枪林弹雨之中，情急之下，只能掉转方向，以求自保。两支部队一没有地图，二不知道对方是谁，只好接下来在农场和周围林子里乱打一通，打得晕头转向，所幸伤亡不大。
冲锋已经没了势头，停了下来。扛旗的穆勒雷背靠着路的另一边，脑袋底下枕着一个麻袋。在一个干草堆后面，我看到了军旗，还有几个士兵和一个上校。上校的军装被解了开来，右胳膊用绷带吊着，衬衫早已被鲜血染红，整个人像一片叶子一样在瑟瑟发抖。
掷弹兵团的盖伊·哈卡特-弗农写道：“我们拦下了许多别动队队员，人人都在忙不迭地‘撤退’，纷纷说自己的队伍中了埋伏，断了后路，少校要大伙儿赶紧撤退。我们把他们所有人都接到了我们的队伍里来。还看到许多小分队，跟我们的差不多……看得出来，只要有一个人慌了手脚，大家都会互相开火。在林子里打仗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看不到其他人，又没有人指挥。听到右边有枪响，就停下来让人跟上靠紧我。全都散得不成样子。一抬眼突然看到前面有穿灰色军装的，吓得屁滚尿流，差不多马上就会挨打。”哈卡特-弗农腹股沟中了一枪，还当了一小会儿俘虏，直到德国人被击退才逃了出来，一个小时之后被送去了医院。
塔富纳反复要求机枪手上前，但是开机枪的那帮人拒不从命。
这一天，英军在多处展开局部小范围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攻上去，又打回来，反复拉锯。德国狙击手躲在树杈枝丫后面，利用有利地点开枪，打死打伤的源源不断。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和爱尔兰近卫团先后赶来支援。四个营白天零零散散地打了一整天，也不知道到底打的是谁，只要一看到敌人露脸就开枪乱打一通。在一个地方，掷弹兵团刚刚准备发起进攻，农田北面根茎地里趴着的德国兵突然站起身来，大约两百来人，齐齐举着双手，摇着白旗，走了过来。英军士兵正要把这些倒霉的德国俘虏集合收押起来，突然遭到德军另外一支步兵部队开火进攻。德国人也不管是不是有自己人，照着这一大群混在一起的人一顿猛打。掷弹兵团的乔治·杰弗瑞斯写道：“我认为这帮德国人不是有意变节。他们前面那一拨已经被我们打得差不多了，是真的打算投降。再说他们的弹药也基本上差不多打光了。倒是后面上来的援兵没有投降的意思，一旦找到好的目标就会开火。我从不知道根茎地能起到这么好的掩护，这么多人趴在里头，跟松鸡一样根本看不出来。”
士兵们齐步向前的场面十分壮观，只是走得太快，挨得太近……我们和他们一同前进，可是机枪手落在了后面。好不容易到了查幕丁市，却发现了一件让大家都很难过的事情：“可怜的市长……一颗子弹正中他的心脏……”有几个士兵试图爬到后面，躲进甜菜地里去。我走了过去，掏出手枪要他们出来。士兵们有的说有伤在身，有的说在忙着照顾其他伤员。子弹从四面八方劈头盖脑地呼啸而来，要让这帮人站起来的确得费功夫。
苏皮尔村的战斗没有任何将军指挥——就是几个营，外加几个连各自为战，想打哪里，就打哪里。军官损失相当骇人。近卫团里向来拥有不少贵族名人，这些名门望族伤亡惨重：格恩西勋爵正在同亚瑟·海勋爵说话，突然双双倒地不起，开枪击毙二人的是一个德国步兵，枪法了得。康诺特别动队伤亡250人，掷弹兵团伤亡120人，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伤亡178人。掷弹兵团里有一个年轻的二等兵，小伙子名叫帕森斯，集合了12个散兵，都是另外一个团里的，要么没了军官，要么没了军士指挥。帕森斯带着这帮人打了整整一天，表现不错，凭借这次出色表现升了职，还被点名表扬。不过，和其他不少人一样，帕森斯几周之后也死在了战场上。
不过，对于霞飞的进攻部队来说，9月6日再次成为大屠杀和死亡恐惧的重演。有一个团奉命攻打一个名叫瓦雷德斯的村庄。士兵们沿袭了八月份的战术，跟在鼓手和旗手身后前进。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就有20名军官阵亡。团长肖莱上校不顾胳膊肩膀先后挂彩，撕下血衣，露出胸膛，率领士兵举起刺刀，冲过一片1500码的开阔地，同敌军展开肉搏。另外还有一个村子叫作尚布里，日落之前三次易手，直到佐阿夫步兵团上阵方才拿下。教堂的院子里堆满了身着华丽军服的佐阿夫士兵尸体。有一个旅由摩洛哥士兵组成，据说会将德军士兵尸首的首级砍下。人们若是对法国殖民地部队的历史有所了解，便会对此信以为真，知道这就像英国军队里头的廓尔喀部队一样。保罗·塔富纳少尉是一名预备役军官，27岁，老家在法国波尔多，世代靠酿酒为业。塔富纳目睹了法军穿过一片甜菜地前进的场景，写道：
当天晚上，近卫兵团掘壕固守。炮弹不断打来，落在战线后方的英军营地上，营地距离山下约莫一英里远，就在苏皮尔村子里头。杰弗瑞斯当晚写道：“我想睡上一觉，可是实在太冷，还有一排德国伤兵在‘同志’‘同志’的叫个不停，吵得睡不着。以前从来不知道‘伤口发臭腐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德国兵脱得赤条条的，真的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有个康诺特别动队的士兵递给杰弗瑞斯一杯茶。这位少校一想起别动队撤退时的窝囊表现，就感到恶心，本想懒得伸手，不过最后还是抵不住口渴，接了过去。
法国第五集团军的众将士在经历了上个月的酷暑考验之后，还能听从德斯佩雷的命令前进，简直就是个奇迹。相当多的官兵亲身展现了自己的热情与精力，被证明成为取胜的关键。就连克拉克日后也连连惊叹：“这些人过去半个月以来一直在撤退，只能睡在地上，早就累得半死不活，却能够一听到冲锋号就捡起枪支，开始反击。这种事情我们德国人从来就没有看得上眼过，这样也能打仗，我们德国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
“苏皮尔之心”的战斗第二天仍在继续，伤亡也在持续增加。被打跑的德国人又回过头来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进攻，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每一次交火都有死伤。英军这边同样没有大的进展。9月16日下午，德军一发炮弹落到一个采石场里头，掷弹兵团的一个连就在采石场边上守着，所有伤号都躺在采石场里。这个连超过半数士兵，一共59人，连同其他部队的11名士兵，还有在场的唯一一名军医全部被当场炸死。军医名叫哈更，以前是苏格兰的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名气不小。哪怕人死了，阶级差别一样体现明显。掷弹兵团的乔治·杰弗瑞斯少校在主持安葬仪式时会借着手电筒的光，读出阵亡英德双方士兵的名字，这些士兵会被埋在一个大坑里，就在十字路口边上。阵亡英军军官的尸体则会专门派人送下山，送到苏皮尔村的教堂里安葬。
军长路易·德·毛迪伯爵是土生土长的梅斯人，1870年普鲁士占领之后离开梅斯。伯爵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年曾经发誓除非三色旗在阿尔萨斯-洛林的上空再次升起，否则自己终生不再踏入咖啡馆、音乐厅、剧院等娱乐场所——德·毛迪信守了承诺。道格拉斯·黑格用一如既往的高傲笔触描述了德·毛迪——黑格对几乎所有法国人都带着这样一股居高临下的傲慢劲——写道：“他个头不高，是个活跃分子，年龄在58岁左右，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很有可能染过。像极了以前的老派法国人，就像路易十四时期舞台剧里的那样。”德·毛迪两周前刚刚在莫朗日浴血奋战，死里逃生，现在又带领部下不惜一切代价赢取胜利。事实证明，这一次付出的代价的确高昂：马恩河战役首日，有一个旅就有600人战死沙场。
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莱昂内尔·瑟斯顿上尉也参加了苏皮尔村的战斗，他在9月20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之前……我们碰上了德国人，对方已经布好阵地。自打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连一英寸都没有前进过。这里简直就是地狱……这个鬼地方就像一个定期宰杀牲口的屠宰场。前天150头公牛被活活烧死，奶牛也被统统打死；到了昨天，总共剩下的5头猪里面，侥幸没死的只有两头。”罗斯林·伊夫利上尉为了救一头受伤的猪，一时大意，暴露了自己，结果被一发炮弹当场炸死。瑟斯顿认认真真地算了一下，写道：“离我们堑壕大概八百码远的地方躺了500个德国兵的尸体，躺在那里已经有4天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处理一下才好。”
与此同时，弗朗谢·德斯佩雷的法国第五集团军正在朝着比洛进发，一些法国军官脑袋瓜里面装的仍然满是八月份的那股鲁莽劲。菲利普·贝当将军只身一人，骑马前往军中，向全体官兵发表演说，宣布撤退已经结束，法军即将转入反攻。贝当的演说激情四溢，斗志昂扬，有些官兵听了也似乎愿意深信不疑。可是到了9月6日早晨，当士兵们接到命令，朝着第一个进攻目标圣邦村进发时，却一个个打起了退堂鼓。贝当见状翻身下马，大步流星地走到步兵队伍中，亲自带领士兵迈开步子，齐步向前，以身作则，不惧死亡。法军很快攻下圣邦村，法国炮兵赶紧冲向前方，重新布阵，步兵紧随其后，迅速推进。贝当指挥的这个师有一架私人侦察机，占了个小便宜。这架侦察机是贝当的炮兵司令艾蒂安上校之前拿一车弹药换回来的，现在正好可以用来帮助炮兵定位攻击目标。
伯纳德·戈登-伦诺克斯写道：“我们被大炮轰了整整一天……从堑壕里头望出去，可以看见不少德军阵地，可以看见德国人在挖沟，挖得飞快，但是大炮很难瞅见。弹片整天在我们周围，还有脑瓜顶上飞来炸去。杰弗瑞斯上校，还有那个又矮又胖的豪厄尔医生来我们这里转悠了一圈。豪厄尔说他现在已经不敢再‘四处溜达’了。”有些英国炮兵计算得很清楚，说什么自己阵地一个下午挨的德国炮弹得要3.5万英镑。掷弹兵团新来的连长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小伙子们都很不错，面对危险，毫无惧色，我想他们之所以这么勇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人天生呆头呆脑。意识不到危险，这反倒是件好事，至少能让他们像块石头一样，在其他国家的士兵坚持不住的时候还能挺住。不过，小伙子们确实累了，这个倒是看得出来。”
马恩河战役的第一位英雄人物——这场战役在绵延数百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产生的英雄人物有好几十位——是一个德国人。克拉克只留了一个军在后方掩护。这个军由22800名预备役士兵组成，战斗力并不强，军长是汉斯·冯·格罗瑙将军，全军以莫城西北方向的蒙蒂永高地为中心布阵，正对着巴黎。莫努里的先头部队与之遭遇，攻势受阻。格罗瑙部虽然兵力远处劣势，但指挥极其有力。德军炮兵成功压制住第六集团军的前进势头，令对手丧失了奇袭的机会。格罗瑙随后率部后撤六英里，赶在9月6日午夜12点之前及时通报指挥部莫努里部正在逼近。格罗瑙虽然损兵折将4200余人，却做出巨大贡献，使德军避免出现重大崩盘危险。克拉克当即做出重大决定：指挥全军转而应对新的威胁，随后发起反攻。
虽然，苏皮尔村成了英军遭受重挫，损兵折将，颜面扫地的地方，但在贵妇小径一线，英军遇到的类似遭遇不少，右翼的法军也是如此。赛尔尼的糖厂口碑尤其不好，好几支部队在这里死伤惨重。9月15至17日，皇家北兰开夏郡步兵团在攻打特鲁瓦的时候有9名军官阵亡，五名军官受伤，士兵伤亡500多人。有一个连在渡过埃纳河之前有两百来人，过了河就只剩下两名军官和25个士兵了。9月20日，西约克郡步兵营遭到敌军侧翼包围，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极其惨烈，全营士兵大多缴械投降。德军同样损失惨重。准尉恩斯特·诺普尔在9月23日的报告中写道，自己的连已经从200人减员到74人，“齐柏林少校听到损失如此惨重，恨不得自己把自己一枪打死算了”。
就在霞飞好话说尽，争取弗伦奇参战之际，莫努里的军队已经开始向东推进，将克拉克的右翼围在了乌尔克河（马恩河的支流）一线。不少法军对于进攻的命令表示质疑。军官们眼看手下士兵一个个筋疲力尽、士气低落，更加不要说自己内心的失败念头与日俱增，纷纷难以相信这样一支军队还有能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少数几个军官甚至向上级提出正式抗议。不过，抗议未被考虑。9月6日，第五、第六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
凡是参加过埃纳河战役的人，都会觉得这一仗要比在蒙斯或者勒卡托打得更惨，因为战斗时间拖得太长。士兵们在贵妇小径发现了一些打仗的新特点。在这里打仗，一打就打个不停，一场仗可以一连打上好几个星期，既没有机会喘息，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密集的炮火轰炸有时能够持续好几个小时，炮弹每隔几秒钟就会落到某个阵地上。有一个德国军官在9月份的战斗中受了伤，写的话颇有几分先见之明：“这场战争里头最有发言权的一定是炮兵。”堑壕里的士兵一个个灰头土脸，对于他们来说，洗澡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军官里头刮胡子的就更少了，远征军大多数士兵自打蒙斯开战以来就一直穿着同一身衣服。
9月初，德军情报运转失灵再次对战局造成严重影响——这一回惨败的轮到了德国人。克拉克的集团军正在挥师南下，右翼刚好从巴黎以东30英里处扫过。德军侦察机发来报告，说大批法军正在向南撤退。德军压根就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足够重视——顾得上往西面多看一眼。虽然有飞行员报告法军正在巴黎前方和克拉克军队侧翼后方集结，但是并未引起德军指挥官重视。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已经集结完毕，兵力达到15万。这位66岁的老将本已退休，1914年又被征召回来，此刻正指挥着七个预备师。德军将领一心认为法军——英国人更加不值一提——已是手下败将，无足轻重，依旧没有把莫努里的军队放在心上，只是在不断争论着该用什么方式赢得胜利。克拉克虽然一直在施压追击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五集团军，但是仍然没有追上目标。
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开始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在战场上活下来，就得把自己藏好，让敌人看不见，找不着。士兵们刚刚抵达埃纳河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河边一片空旷，只有在发起进攻时才看得到人。只有听到子弹飞过的嗖嗖声和炮弹的爆炸声才明白仗还没打完。到了晚上，不管哪一边，只要有一个士兵神经兮兮，开枪走火，都会引来两边一阵枪炮齐鸣，其他人则会喋喋不休地骂上老半天。9月14日，黑格声称：“第三师部分部队在蒙斯和勒卡托损失惨重，已经无法指望。”他在20日描述了西约克郡步兵团士兵“仓皇逃窜”的场景，说这些士兵只能依靠武力强行押回去，由龙骑兵带着重新向前冲锋。
霞飞军队在中部和南部的顽强防守为北部反攻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虽然，人们只把“绝不让德国人通过”这句豪言用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上，但这句话其实早在1914年9月就可以派上用场，德军当时是头一回兵临城下，对这座著名要塞发起猛攻。倘若卡斯特诺和他北面的军队悉数战败，那么为马恩河战役所做的一切都将归于徒劳。对于德国来说，鲁普雷希特在“南希的大皇冠”受挫，后果一如法军兵败莫朗日一样极其严重。后人之所以对于这段史实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是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发生在更北面的一些大事更加值得让人铭记。
英国国内，《泰晤士报》在9月22日写道：“‘德国人逃跑了吗’成为大家挂在嘴边的话题。”没有，德国人当然没有逃跑。朱利安·格伦费尔一想起被德国人杀死的战友就来气，对着一名被俘的德国军官和几个德国兵大吼了一通。这个德国军官直直地看着格伦费尔的脸，敬了个军礼。格伦费尔为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感到后悔，写道：“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一个人在经历苦难的时候还能显得这样自豪、坚决、聪明、自信。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贝德福德步兵团的约翰·麦克里迪上尉写道：
7日当天，驻守特罗荣要塞的450名法军将士击退了德军的大规模猛烈进攻。巴登军在一系列交火中伤亡近万——德军前线伤亡情况与法军大体相当。9月10日，卡斯特诺发起反攻，把德军击退数英里，并在吕内维勒缴获大量补给，守住了默尔特河一线，南希就此转危为安。鲁普雷希特的士兵炸掉了河上的桥梁，德国人知道自己也许再也不用匆匆忙忙地赶着过桥了。待到9月11日撤退之际，这支巴伐利亚集团军有一个团已经减员千人。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将兵败南希的责任归咎为毛奇朝令夕改。的确，毛奇本就不该默许这次进攻。如果说法国人不得不在多条战线同时展开殊死战斗，那么德国人同样如此。兵力分散意味着德军的战略失败已经近在眼前，指日可待了。
我们已经明白，这就是堑壕战的开始……当然，铁丝网还没有出现，堑壕与堑壕之间隔得很远，中间地带都有火力覆盖。巡逻只能晚上进行，从德国佬的战线穿过去，走上一遭，再掉头回来。我们死了不少人，都是被狙击手打死的。阿拉森一个前沿排里就有好几个被打死，所以白天根本没法出去活动。巡逻兵的士气低到了极点……天气越来越热，林子里尸体散发出来的臭味闻着反胃，德国人的也好，我们的也好，到处都有零零散散没有找到的尸体。马和牛的死尸更加难办，我们一点儿一点儿把这些死马死牛埋了，但是要埋掉一头牛确实麻烦，牛死了尸体肿胀，要比正常大上三倍。
主攻在9月3日夜间展开。身着灰色军装的德军士兵朝着高地蜂拥而去，战斗异常惨烈。多处要地数次易手，交战双方尸横遍野，丢弃的武器、散落的弹药、装备满地都是。德军军官伤亡尤为惨重。9月5日下午，守军已经命悬一线，卡斯特诺请求第二集团军迅速战略撤退。霞飞拒绝了请求，勒令第二集团军务必坚守阵地。霞飞一心要在北部发起大反攻，即便南希战斗胜负未明，仍然不断从卡斯特诺部抽调兵力。9月7日，德军攻占了圣女吉纳维芙山上的一座小村子。由于村子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法军随后发起反攻，夺回村庄，战斗一直持续至午夜。
英军在埃纳河每天伤亡将近2000人。一个士兵写道：“这里的士兵开始心灰意冷，德国人的表现要比我们预想的好得多……1870年，德国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把法国人打败的。”有一个德国炮兵士官，名叫威廉·凯森，在10月2日写道：“有些进攻蠢到就连我们的人都看着直摇头，简直难以置信，他们进攻的时候怎么能够这么没有脑子。就连英国军官都知道，面对着600到800米长的战线，在敌人已经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发起冲锋，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凯森认为步兵进攻时随身携带的装备过重，导致行动极其缓慢。凯森眼看如此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不禁叹道：“一开始，我们用大炮轰，把一个村子轰上整整一天，直到所有东西都被炸得稀巴烂。接着，步兵开始上刺刀，往前冲，展开一场恶战。我见到几个巴伐利亚士兵脱了外衣，捋起衬衣袖子，把步枪反过来，拿着枪托一顿乱打。敌军接着也开始炮击，腾起一阵雾墙和火墙，根本没法穿过去。能够毫发无伤，侥幸逃生，完全是老天保佑运气好。”
毛奇虽然搬出种种借口，可是指责他应该为混乱局面负责的声音依旧不绝于耳。毛奇做事经常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一开始赞成鲁普雷希特亲王发动进攻，谁知两天之后就改变主意，宣称自己只是希望在洛林前线“修理”一下法国人。鲁普雷希特可不管这些，只顾继续向前推进，一门心思对“南希的大皇冠”发起进攻。这座山脊高约300英尺，山上修有堡垒，防御森严。整个9月上旬，鲁普雷希特都在持续进攻，给法军增添了不少麻烦。在南希市北面，德军攻势集中在一条狭长低矮的山脊之上，山脊背后就是凡尔登，此役便是后来著名的圣米耶勒突出部之战。而在绰号“大皇冠”的高地上，卡斯特诺——此君将为自己赢得“岩石”的雅号——组织起了异常顽强的抵抗。
几个月之后，战场新闻审查机制开始建立。凯森的信原本永远也寄不到目的地，因为他在信中声称步兵伤亡巨大，如同灾难，在得不到兵员补充的情况下，友邻部队将不复存在。有个中尉刚刚加入凯森的炮兵连才几分钟时间，就被一枚流弹碎片击中后背，这个年轻人就此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战前生产的大量军火弹药被迅速消耗一空，炮兵成为各支部队里头最依赖加快战时进度的人。可是，弹药的可靠度和精确性却在每况愈下。恩斯特·谢帕德是英国远征军中的一名上尉，给远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来有些难以置信，谢帕德本人虽然是个英国人，战前却是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员——写道：“德国人的勇敢简直到了蠢不可及的地步。想象一下一千名士兵排着密集的队形，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堑壕走过来。堑壕里头等着的是这世上枪法最准的士兵……干这种事情简直恐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干这样的蠢事。”当然，历史上其实出现过类似事情。美国内战就是例子，只是谢帕德并不知晓罢了。不过，英国人的集体意识里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前车之鉴。
毛奇还犯下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他不该向巴伐利亚亲王鲁普雷希特让步，答应亲王西进莫朗日的要求。毛奇常常诅咒这帮统治权贵。给他压力的不仅只有德皇一人，还有两位皇子和这位身为集团军司令的大公。“霞飞真是幸运，”毛奇咆哮起来，“在法国亲王算个屁！”毛奇坦言因为上头作梗，就连安排联络官向最高指挥部汇报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办不到。
不管哪一方，到了现在还在自吹自擂的已经只剩下极少几个人。有一个德国兵在10月4日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里真没人把英国人当回事……你没看到他们是怎么逃命的……砰的一枪就打死了，下手毫不留情，干完了大家哈哈大笑一通。距离在大概1200到1300米远，英国人像只苍蝇一样倒了下去。”德国人的确是这么干的。9月21日，军医洛伦茨·特莱普林告诉妻子，自己所在的团只剩下了三分之一的人，军官死了6个，还有30个受伤：“现代打仗就这么打啊打，打个不停，实在可怕。”到了这个时候，不管哪一边的军队，都差不多不会有人再像8月份那样朝着敌人的阵线往前冲了。克里斯滕·安德雷森是一个德国兵，也是战死的一个。他在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开始麻木，开赴战场时既不会掉眼泪，也不会感到害怕，可是心里明白自己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只是，既然穿上了这身硬邦邦的军服，就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也不再像个人，顶多像一台调试好的机器，什么也不用多想，只要照着做动作就够了。噢，上帝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做一回人呢？！”
9月的头两天，毛奇所在的德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竟然连第一第二集团军的一条消息也没有收到。1日当晚，毛奇给第一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发去电报：“尔部情况如何，即刻回复”，却没有收到任何回信。9月4日，克拉克给毛奇的回电在经过16个小时的延误之后终于送达，克拉克在信中十分恼怒。值此关键时期，霞飞正在北部集结兵力。回到8月23日，也就是蒙斯战役当天，德军右翼三个集团军24个半师面对的还是联军的17个半师，可是待到霞飞9月6日重新部署完毕，法国人已经能够投入41个师在马恩河发起进攻。霞飞为了完成此次进攻，不惜大幅削减南部兵力，依靠战前修筑的强大防御工事弥补人数劣势。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也在等着德军进攻发难。这场20世纪战争过去一个月以来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防守一方享有的优势何其巨大，尤其是在守军做好充分准备之后。
埃纳河战役于10月16日正式结束，英国远征军将阵地转交给了法国地方军。这场为期一个月的战斗成为此后数年人们热议的焦点，大战结束后更是如此。是不是因为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军队向埃纳河推进得太慢，渡河犹犹豫豫，过了河打仗也不卖力，就此错失良机？假设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集中兵力，而非在多个地方同时渡河，是否又能取得突破？自从在马恩河展开反攻开始，英军行进速度一直相当缓慢，遇到的抵抗也十分微弱。英国人从来就没有对撤退的德军施压，给了德国人充分时间在埃纳河畔从容布阵，摆好大炮，好好教训打算渡河，继续作战的英法联军。
不过，领兵打仗之人习惯只从自身角度看待困难，此为战争特点之一。英国人尤其如此，在当时的氛围之下完全没有看出对手已经深陷麻烦。德国出于战争需要，征召了大批士兵。其中不少人刚刚结束平静安详的平民生活，就要顶着炎炎烈日，肩负重物，长途跋涉，横跨西欧。入侵法国的德军到了9月初已经队伍松散，身体瘦弱的士兵越走越慢，不少落伍掉队的结伙当了逃兵。地图辨识不清、命令传达错误、目标更换频频，这些都耗费掉大量时间精力。不同番号的部队在行军路上走乱了队伍，找不到自己人。士兵们得不到充足睡眠，想要休息又得不到许可，以致伤亡加大。德军预备役有个团里面有一位历史学家，看到这些指挥混乱的场景，害得部队行军路上人越走越少，队伍越走越乱，让士兵更加容易精疲力竭，不由得连连扼腕叹息。
诚然，英国人若是有更多勇气和动力，他们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力气才爬上埃纳河东岸，损失也会要少一些。可是，英国人即便这么做了，也不见得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会。德军自马恩河战役失利之后虽然被迫后退，陷入困境，但是队伍并未溃散。就在英军跌跌撞撞，试图攻上贵妇小径山顶的时候，德国人的援军也正在飞速赶来。英军的大炮都在下面的山谷里，只能平射，对于山上可怜的步兵爱莫能助，而德国人的大炮可以大展身手。要求士兵穿过完全暴露的开阔旷野，冲上高地，这种做法似乎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换成德国人，用这种方法进攻同样难以施展开来。埃纳河战役再次让人看到了8月份留下的教训：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防守一方一旦占据有利地形，要比进攻一方拥有大得多的优势。
德国的军事将领们在1914年可谓雄心勃勃。然而，为将之人越有野心，就越难掌控队伍动向。指令发出之后，需要跨越数千平方英里的作战区域，才能送达执行，其间延误往往达到数小时，甚至数日之久。部队一旦接到命令，行动起来，要想改变计划，好比站在舰桥上发号施令，要下面的人手动转舵，让无畏舰转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德军连胜之势在9月上旬开始遭到逆转，原因首先在于“施里芬计划”本身存在巨大纰漏，加之毛奇指挥不够坚决——当然，在他国领土上指挥六个德国集团军移动作战，如此技术难度同样不容小觑。法军败退至少起到了一定的补偿作用，能够让霞飞充分发挥法国本土的交通通信优势，这一点对于霞飞来说极其有利。
这场战役还出现了不少新鲜事。骑兵们差不多只要一打仗，就得下马作战，结果吵着闹着要求给自己分发刺刀。有些拖拽大炮的马匹是从农场征召来的，起初一听到开炮的声音就会吓得四处乱跳。牵马的花了好几个星期才让这些野性十足，乱踢乱蹦的畜生勉强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当然，前提是这些马能够活这么长时间。英军士兵不再抱怨被德国人耻笑的事情，因为敌军有一支部队的军乐队9月18日在埃纳河前线演奏了一曲英国国歌。不过，士兵们得到的解释是《天佑吾王》这首曲子和歌颂德皇的《万岁，胜利者的桂冠》其实是一个调子。另外，也没有人能够跟士兵们解释清楚，为什么最惨的仗往往都在星期天打。
无线电通信设备彼时使用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不仅极其少见，而且庞大笨重，只能用于高级指挥部之间，发射范围狭窄，可靠性也差强人意。1914年那会儿用的是火花式发报机，由于不能微调，信号只能通过长波频段传播，毫无隐蔽可言，截取窃听极其容易。美国人虽然在1913年发明了无线阀门技术，实现短波信号传输，但欧洲直到两年之后才开始广泛运用。不仅如此，交战各方使用的许多密码系统也被敌国破解。部队倘若按兵不动，处在静态位置，尚可通过电报或者电话联系，一旦开始移动，就只能通过信使传令。有的好歹开个机动车辆，不少仍然只能依靠骑马送信。
9月16日，约翰·弗伦奇爵士亲赴医院，看望一批受伤的英国军官。军官们向弗伦奇询问战况。这位英军总司令答道：“就目前而言，僵局对我们有利。”其中一名军官在给家人的信中困惑地写道：“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弗伦奇曾给英王乔治五世致函，这封信也在战后受到了广泛关注。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埃纳河战役很有代表性，将来的战争很可能就会像这个样子。包围进攻将在很大程度上遇到战术问题——铁锹会和步枪一样成为必不可少的装备，另外，无论哪一方都需要大口径的多种大炮支援作战。”
德国人在展开大规模西进攻势之前，要不换个说法，开战之前就应该想到过一点：古往今来，势均力敌对手之间的较量鲜有能够速战速决，立见胜负的。即使是马尔伯勒在战场上大败法军，或是拿破仑·波拿巴力战群雄，也做不到毕其功于一役。威灵顿的滑铁卢大捷，或是老毛奇在色当扬威，这些比起通常的战争发展轨迹来当属例外。1914年参战的各路大军虽然拥有足够强大的武器装备，足以对敌人造成骇人的肉体和物质打击，却被机动调配的落后技术拖了后腿。更为糟糕的是动员兵力过多，大大超出了指挥官与士兵们迅速沟通的能力。
弗伦奇的这些看法，连同担心，得到了山头另一边德国人的认同。施里芬早就一直担心运动战打到最后将无力为继，陷入僵局：“前线的所有部队都会像在攻城战经历的那样，尝试和敌人一个阵地接一个阵地地战斗，不分白天黑夜，唯有前进、挖壕、再前进、再挖壕，如此反复。利用一切现代科技手段把敌人从掩体里赶出来。”施里芬的担心此时已经成为现实。鲁普雷希特亲王的参谋长不禁叹道：“这种挖沟围攻的战术实在叫人害怕！”掷弹兵团的乔治·杰弗瑞斯在自己的部队被法国地方军接替不久之后，满心疲惫地写道：“日复一日，每天都差不多一模一样，总是在炸来炸去。”弗雷迪·盖斯特是约翰·弗伦奇爵士手下的一名副师长，跟老家的朋友提起德军进攻没完没了，写道：“我不知道德国人怎么才能让他们的士兵做到这一点。”盖斯特显得心情沮丧，随后又加了一句：“估计你很快又能看到一张长长的伤亡名单了。”
第一节 马恩河
英国远征军大可为自己的坚强感到自豪，他们在埃纳河经历了一个月的残酷战斗，守住了阵地，也消耗了大量部队。不过，如果说英法联军没有输掉埃纳河战役，那么他们也没能赢下这一仗。交战双方现在都在拼命确定一个地点，位置就在从瑞士通往海边的中间地带，这样才能够展开机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较量中为自己赢得决定性的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