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就在皇家骑乘炮兵团第12炮兵连和近卫兵旅在奈瑞和维莱科特雷小打小闹之际，法国首都巴黎的英国驻法大使馆——那里以前是宝琳·博尔盖塞在圣奥诺雷路的宅邸——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会议。基奇纳刚从伦敦匆匆赶来，特意选择在此同约翰·弗伦奇爵士会面，后者也已从贡比涅召回。这位英军总司令后来坦言自己对于此次会晤十分反感。首先，他要见基奇纳就不得不离开指挥部，其次，他的这名陆军元帅同僚现在明明只是一个文职陆军部长，却穿着一身军装前来参会。弗伦奇抨击这次会面是对其本人“行政指挥与权力”的一场政治干预，当即拒绝了基奇纳亲赴战场督查英军的提议。可是，事实真相却是倘若要这位总司令作陪的话，定会感到自愧不如，谁叫基奇纳身为军人，要比他弗伦奇更有头脑，开会当天身上还戴着1870年—1871年普法战争的军功勋章，这可是一年前刚刚特别纪念颁发的。二人在经过一番紧张、甚至激烈的言语交锋之后终于就作战计划艰难妥协，达成一致：约翰·弗伦奇爵士将继续指挥英国远征军后撤，但他必须同霞飞的计划密切保持一致，并且随时注意保护法军两翼。
第三节 希望的种子
弗伦奇接下来一连四天，打定主意充分利用免责条款来推脱保护法军侧翼的责任，霞飞和法军同僚对此大失所望。这位英军总司令先后发布一系列命令，将此解释为自己有权拒绝接受参加联合反击行动的反复请求。弗伦奇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部队一直撤到塞纳河的对岸去，这样就可以和德军分隔开来。约翰·特林对此评价道：“法国人无法确定英军的真实意图，法国北方大部已被德军占领，而英国人除了撤退，显然再无其他想法，因此大大增加了霞飞的困难。”特林的这番评价相当中肯。加利埃尼后来对法军窘况的描述不管怎样，还是可信的——加利埃尼的话带有强烈的党争意识，试图制造一幅混乱前景，好让自己借机上台。加利埃尼讲述了自己在前线后方遇见一些法军将领，这些军官和手下的士兵失去了联系，士兵们也不知道自己军官的下落；指挥官们不知身处何地，又该去往何方。9月2日，这位巴黎军管总督与霞飞进行了电话通话。霞飞表达了对第五集团军左翼的担忧，说“英国人太懒，根本不打算前进”。
威斯敏斯特宫与白厅收到约翰·弗伦奇爵士发来的电报时该有多么震动，可想而知。堂堂英军总司令居然在战场上打算甩手不干，抽身回家，事态之严重超乎寻常。英军想要抛开法军单干，这样的想法将对联军作战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内阁当机立断，做出决定——这个决定至关重要，不做不行——英法团结压倒一切。弗伦奇的请求遭到驳回。内阁明令弗伦奇，英国远征军务必与霞飞的军队保持一致、并肩作战。陆军大臣基奇纳被火速派往巴黎督军。英军总司令弗伦奇必须打消抛弃法国的丢人念头。
英国人但凡派兵参战——1939-1945年的那一场也算在里面——就差不多已经习惯了花上好几个月，乃至好几年的宝贵时间来做准备，直到迫不得已，才会拿起武器好好打上一仗。诚然，国家需要召集远征部队，派往海外，有时甚至得跨越千山万水，出现耽搁延误在所难免。可是，相形之下，1914年这场战争带来的震动非比寻常，来得太过突然：这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欧洲大战，士兵们在短短三周之内就从练兵场、小酒吧、军官餐厅还有马球场被送上了血雨腥风的战场。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少指挥官也在其中——如此转变有些太过剧烈，难以承受。这些人在这幕决定欧洲命运走向的大戏中无法实现必要的心理转变，适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8月31日晚，斯皮尔斯就听到朗勒扎克在一个人低声自言自语，语气一反常态的柔和，颇有几分伤感。这位将军借用古罗马诗人霍勒斯的话，叹道：“唉，留在家中的人可以爱抚情人的酥胸，而非上阵厮杀，该是多么幸福！”这帮军官无力在1914年8月尽到保家卫国、守土有责的责任，他们在情感上流露出来的投降心理固然惹人怜悯，却并不值得同情。一个人除非有决心肩负重担，否则就不该担此重任。
伦敦谣言漫天，流言四起，充分反映出英国人对于法军有多么计较与偏颇。诺曼·麦克劳德在日记中记载了一系列溃败；英军总司令扬言要将英国远征军撤回本土，借此要挟法国；一支法国骑兵师据说拒绝对陷入困境的英军施以援手，理由是“自己太累了”；英军坚持战斗11天，直至“血肉之躯全部倒下”。第四海军军务大臣不胜其扰，对麦克劳德说道，看上去英国这一次又得不顾自身安危，挽救法国了，一如当年威灵顿拯救西班牙一样。这位要人隔天又透露道：“我已经同法国人说清楚了，他们要么坚持战斗，要么死路一条。”
对于那些日子里急着逃命的人来说，迂回去往巴黎后方是一件慢到足以让人失去理智的事情。成群结队的部队、汽车和难民把前线后方的每一条道路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一天晚上，有一名英国军官在路上被一队骑兵挡住了去路，队伍一动不动，军官只好扔下汽车，徒步前行：“胸甲骑兵高高坐在马上，戴着笨重的头盔和胸甲，一动不动。没有任何人下马。夜静悄悄的，枪炮的轰隆声听起来感觉相当的近。突然一阵风吹过，骑兵身后的马尾四散摆动开来，这支铁蹄部队接着又陷入了沉寂。”拉莫特是第五集团军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为了督促军事地图印刷工加紧干活，不得不一趟又一趟驱车前往巴黎。一方面，由于法军对于法国全境地图需求太大，供不应求，印刷工忙得不可开交。另一方面，法国人当年一心以为霞飞能够率领大军挺进德国，印刷了成千上万份德国西部地图，现在随着战事陷入僵持，只能整整齐齐地堆在那里，等着烂掉。
《泰晤士报》在社论中吹嘘道：“英军创造了漫长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荣耀，赢得了新的不朽声誉……面对占据压倒性优势敌军的持续进攻，英军虽然被迫转入撤退，防线遭到突破，但是并未被击溃。”《泰晤士报》发表如此消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样的文章也惹恼了其他英国媒体，这些媒体一向遵循政府指令，只知靠着满篇陈词滥调维持士气。阿斯奎斯对摩尔的报道公开发难，否认摩尔所言英军已经溃败的结论。然而，《泰晤士报》报道引起的风暴仍在继续发酵。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弗伦奇发来有关远征军情况的秘密电报，文中观点和上述这位“凭感觉臆测”的记者几乎一模一样。二人都犯了严重错误，都在夸大其词。不过，弗伦奇的“失败主义”有恐导致可怕的后果：他告诉阿斯奎斯自己计划撤过塞纳河，在拉罗谢尔港口建立一个新的后勤基地。毫无疑问，这位英军总司令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世纪前的约翰·摩尔，约翰·摩尔当年在西班牙正是撤到科伦纳，才挽救了他那支小小的勇敢的军队。
8月末9月初那会儿，英法联军既有英雄事迹上演，也出现了不少龌龊的场景。人们每每提及德军在法国境内大肆掠夺，无不感到厌恶，有关记叙多到数不胜数。不过，对于英法士兵撤退路上的非分之举，比如一些人穷凶极恶地掠夺财物——尤其是抢酒——却鲜有人提起。瓦兹的勒梅——阿姆洛地区发生破坏事件，罪魁祸首并非敌人德国，而是法国殖民地雇佣军。爱德华·科德维目睹了劫掠惨状，心有余悸，写道：“这些大农场的主人原本住在超乎想象的奢华宅子里面：家中摆着水晶花瓶、钢琴、台球桌还有豪华的睡床。现在全都遭到了一群野蛮士兵的破坏。这帮家伙把锁着关着的地方统统撬开，把里面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碰上中意的东西抢了就走，没用的一律捣毁弄烂；屋主人的照片被撕了个稀巴烂；床单和女人的内衣被踩在地上；床上、台球桌上，还有钢琴上，吃的撒得到处都是；瓷器也被扔到地上，砸个粉碎；有些当兵的还在床上拉屎撒尿。换作德国人，都不会如此过分。”
接着8月29日报上消息传来，欧洲大陆战局不妙，如此出人意料的新闻让读者们大吃一惊。《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报道，报道是记者8月28日从法国亚眠发回来的，上面写道：“北部战况看来相当严峻。”到了大撤退的混乱时刻，记者们终于能够采访到了一些士兵。士兵们口中描述的画面极其惨淡。更加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泰晤士报》记者亚瑟·摩尔正骑着自行车沿公路前进，途中遇到几个掉队的英国远征军士兵。摩尔听完士兵讲述，回来写了一篇关于英军困境详情的深度报道，登载在了8月31日的专刊上，随即引发轩然大波。文章将英国远征军描述得一败涂地。“当务之急在于必须让这个国家了解到某些真相，”摩尔写道，“真相的滋味虽然苦涩，但是我们有能力面对。我们必须降低损失，评估现状，咬紧牙关……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士兵脸上流露出惧色。他们的确是在撤退，虽然已经无法重新组织起队伍，但是这支军队不会任人宰割……我们的损失非常之大，我亲眼见到不少部队溃不成军……总而言之，德国人的首次大规模行动取得了胜利。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英国远征军遭受重创，伤亡惨重，亟须大规模增援。”摩尔在文章最后指出德军同样蒙受了巨大伤亡，“很可能也已经到了极限。”
由于伤亡人数过多，军队的医疗机构已经不堪重负。英军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伤员在抵达医疗站后因为缺乏救治，结果不幸死于坏疽症。法军方面，根据医护助手吕西安·拉比的记载，自己在开仗的头一个月里头开着救护车收治了406名伤员，第二个月是650人。白天通常无法转移伤员，晚上即使有了法军救护犬的帮忙——法国人专门训练了150多只救护犬——也很难找到伤员位置。拉比已经习惯了随随便便做出无情的判断：对于那些一看就知道活不下来的伤员，果断放弃。据说还用手枪帮助一些伤员结束痛苦。拉比唯一的装备只有一些包扎用的敷药。有一回为了帮助一名伤兵止血，只好拿了两片硬邦邦的饼干压在伤口上，然后绑上绷带，死命系紧。
与此同时，8月29日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将蒙斯战役中的英军部队描述成“胜利之师”。查尔斯·洛用宽慰的笔调将英军撤退比作威灵顿将军的部队1815年在夸特布拉斯的情况：“那样做只不过是在以退为进，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在滑铁卢赢得大胜……他们当年好好教训了法国人一顿——如今几乎是在同样的地点——又给法国人树立了榜样。”霞飞及其属下看到英国人如此趾高气扬的傲慢态度，该有多么恼羞成怒也就不足为奇了。
包扎敷药的救助站里没有灯，一脚下去，常常踩得满腿是泥。拉比写道：“太可怕了！那么多伤员！所有人都在哀求我们先给自己看，先给自己治。地窖里全是伤号，房子里面也满屋子都是——每一间房，每一张床，全都是人。”有些伤员即便有幸能够在塞得满满的火车里找个位置，到了后方也不见得就能减轻痛苦。很多是在挨了四五天之后才第一次入院接受治疗。破伤风成为伤兵死亡的头号杀手。开在讷伊的美国医院有一名牧师，说起自己和同事询问每一名伤员伤情的情形时写道：“有几个人一言不发，只知道用手指着喉咙，要么就是头和身体的一侧。有些人掀开伤口上盖着的布，露出黑色的一大块，泡在血污里。味道令人作呕……今天早上我给一个里昂来的士兵做了赎罪祷告。这个士兵的脑门被炸了个洞，半边身子没了知觉，神志倒还相当清醒，能听懂说话。我问他问题，是和不是都还答得上来。”
由于缺少前线记者发来的报道，专家们只能依靠推测或者从前线传回的只言片语做出判断。报社编辑开始刊登前线士兵寄给后方亲人的信件，信件有的是士兵的妻子，有的是母亲转交给报社的，信中描述的英勇事迹让她们非常着迷。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回忆信件有不少是在粉饰英雄，要么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第一步兵旅就非常生气地发现自己部队里有一个士兵名叫柯蒂斯，写了一封信，被多家报刊转载。柯蒂斯在信中描述了自己撤退过程中的英雄事迹，事实上这家伙还没开始打仗就当了逃兵，躲到后方去了。
至于那些四肢尚在，身体健全的士兵，利用撤退的混乱从队伍里偷偷溜走的可不止一两个。有些后来重新归队，辩解声称之前与部队失去联系，其他一些就算掉在后面，做了俘虏也满不在乎。约翰·弗伦奇及其同僚并非向失败主义低头的唯一高级军官：约瑟夫·德·迈斯特将军是法国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后来告诉斯皮尔斯，说自己在那个灾难性的8月一度认真考虑过开枪自杀。9月1日，第五集团军的士兵继续往巴黎东北方向撤退，斯皮尔斯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这些法国兵看上去像鬼一样，刚刚从地狱里冒出来，为了赎罪只好在罪恶的世界里不停赶路。一个个低着脑袋，红裤子和蓝色军装因为沾了太多灰尘，已经看不出颜色，走路跌跌撞撞，碰到弃在路上的马车，甚至撞到其他人身上。这些人就这样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路走个不停，眼睛里全是灰，也顾不上周围阳光灿烂的亮丽风景，眼前只有丢弃在地的背包、奄奄一息躺着的人，还有偶尔见到的几杆废枪。”
法国和英国对媒体封锁军队消息，如此政策导致了不少恶果。普通民众苦于根本无从得知士兵境遇。记者们除了仅有的少数官方通告之外，没有任何消息来源，于是纷纷单枪匹马奔赴前线，探寻消息，结果大多被赶了回来。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很可能是真的，讲的是一群记者在去往战场的路上遭到扣留，被带到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将军面前。有一个记者声称自己是《泰晤士报》派来的，将军听后冷冷说道，希望记者的老板，也就是诺斯克里夫勋爵会慷慨奖赏这名记者的敬业和热情，可是至于他本人，将会派兵护卫这群记者到图尔市去凉快凉快，直到战争结束。
因战争而来的灾难如潮水一般席卷了普通民众生活的地区，人们在极力逃避。有一个小村子，村长名叫德福里谢，看到一群士兵正在挥汗如雨地挖坑，埋一匹死马，于是上前要士兵们停下来，说坑离村民的房子太近。士兵们一边嘴里发着牢骚，一边挪地方，换到一块地里重新开挖。德法两边的军队几乎都找不到时间来掩埋阵亡将士的尸体，更不用说牲口的死尸了。“一个人能够适应如此颠沛流离的生活，真是难以置信，”爱德华·科德维写道，“吃饭睡觉，居无定所，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用挂念，因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既收不到信，也看不到报纸，这出戏到底唱得怎样，压根就没法分享……我们就像傻瓜一样一声不吭地埋头往前走，简直就是战神的奴隶。”
《泰晤士报》登过一则广告，反映出英国国内对于欧洲大陆战争普遍持有的看法天真到何等地步，读起来更加令人震惊：“印度在大英帝国面临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赤诚之心令全世界为之钦佩。印度的王公、农民、军队和全国财富都在听从英国调遣，其奉献精神令人感动。作为回报，您不妨帮印度一个小忙——您还可以从中获益。请在家喝‘纯印度茶’，在公共茶室和餐馆也请一定喝‘纯印度茶’！”
交战双方卷入这场人员大转移的兵员数以百万计，俨然一场骇人的动物大迁徙。其中只有少部分人了解时运的激荡转变。霞飞大可拿着8月一系列战事的战略成果炫耀一番。法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起的猛攻逼得德国人无法抽掉转移部队，增援比利时境内的右翼。随着部队从海外殖民地陆续赶来，协约国军队兵力渐强。由于意大利宣布保持中立，法国得以将南部边境守军转移至西线战场，增强实力。多亏了第五集团军、达马德的地方部队还有英国远征军的不懈努力，德国人才在这场赛跑中败下阵来，他们没能赶在霞飞重新部署之前实现在法国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目标。重整旗鼓的霞飞既然已经铸好了盾牌，接下来就该利剑出鞘，展开进攻了。
8月26日，《每日邮报》新闻编辑在日记中写道：“英军伤亡情况首次公布，人数超过两千。战争才刚刚开始，就出现这么大的死伤。大家私底下都感到惊慌失措，议论纷纷。”《泰晤士报》在开战头几周刊载了阵亡军官的生平简介。比如说，“克劳德·亨利，中尉，1881年出生，1903年加入皇家伍斯特郡步兵团……1909年至去年7月在西非边防军服役……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吉尔金森，上尉，1880年出生，1899年加入苏格兰步兵团，曾在雷德佛斯·布勒爵士手下服役，参加了雷地史密斯救援军。”简介同时附有照片，其中有些显得极不搭调，让人一看就不舒服。比如埃塞克斯步兵团的A.F.H.朗德中尉照片上穿着一身球衣。“安菲翁”号巡洋舰在北海被水雷击沉，《泰晤士报》之后如法炮制，刊登了一份获救水兵的完整名单。不过，这些举动并无什么意义，后来很快不了了之。
整个8月下旬，直到9月初，从南部开来的火车源源不断地将兵士、汽车、枪支和马匹运往巴黎北部，加入约瑟夫·莫努里将军麾下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阿洛伊斯·勒文施泰因只是一名德军中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法军作战顽强，指挥有方。“最重要的是，”勒文斯泰因写道，“法国人有能力大规模快速运输部队，这样就可以凭借绝对优势兵力进攻我们的薄弱地带。”比起自己的上级总参谋部对法国铁路系统能力的看法来，勒文施泰因的话无疑体现出了更为清醒的判断。法国的铁路系统此时此刻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然而，法军惨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英国政府上下。海军部秘书诺曼·麦克劳德在8月24日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如果法国人没有本事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么去帮这样的人也毫无希望。”第二天，《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预测——虽然已是事发两天之后，但《泰晤士报》的预测这一回倒是很准——在蒙斯的英军将被迫和法军一同南撤。同样是在8月25日，诺曼·麦克劳德同第四海军军务大臣塞西尔·兰伯特进行会晤，谈话氛围极其忧伤。兰伯特“对当前局势看法相当悲观。在他看来，法军已经无力支撑”。兰伯特说：“恐怕法国人只能让德国人一路打进来了。好吧，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接受事实，120年前的处境和今天一模一样。”不过，麦克劳德当天下午又在日记中提到兰伯特后来变得振作起来，说道：“我们的小伙子们表现很好，基本上没什么损失就回来了——局势还是大有希望的。”
霞飞虽然将第六集团军置于加利埃尼管辖之下，却拒绝了后者增加一支卫戍部队保卫首都的要求——巴黎能否守住，必须靠着在这座荣耀之城视野之外打一场大战才能决定。霞飞私下里大为不满，认为英国人撤得过于仓促，让他原本打算在亚眠开战的想法落空。即便如此，霞飞当着约翰·弗伦奇爵士及其属下的面，依旧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彬彬有礼。英国远征军虽然兵力只占联军总兵力的3%，可要想展开反攻，英国人的支持必不可少。英军正在行军路上，虽然走的方向往后，但既然线路位于法国第五和第六集团军之间，就必须说服英国人停下脚步，待在原地不动。
伊顿公学校长爱德华·利特尔顿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发表在24日的报纸上。这位校长在信中表达了对于这一类人道德沦丧倍感失望：“我们有不少工人，认为就算是德国人打赢了战争，处境也不会比现在差多少。这种观点如果不加以反对，我们是要完蛋的。”同样是在8月24日，议会律师休·戈德利在乡间度完周末聚会之后致信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写道：“万万没有想到乡下的人对现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这么少，根本就不关心……他们真的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就在同一天，由于误以为俄国在东普鲁士打了胜仗，塞尔维亚打赢了奥地利，报纸上呈现出一派狂热乐观的景象。有人预测沙俄军队很快就能打下哥尼斯堡，继续向旦泽挺进。霍雷肖·博顿利这个骗子大发感慨，在《约翰牛》杂志上宣称：“当战争的喧嚣归于沉寂，让每一个英国人的眼中都闪耀着平静自信和坚定毅然的目光。带着我们的女人和孩子，让我们聚在一起，畅谈我们牺牲的可爱同志，是他们赢得了胜利，还有这个新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和平将成为国王。”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克拉克犯了一个大错：他既没有按照“施里芬计划”的部署包围巴黎，也没有直接进攻首都，却让自己的军队掉转东向，从而缩短了德军发起闪击的时间。克拉克对于莫努里的新建第六集团军完全不屑一顾，直接越过对方阵地进军。他的这一举动反映出毛奇手下将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绝对信念，以为这场战争的关键行动已经结束。德军既然已经俘虏了十数万法军士兵，现在看来只需收割胜利果实即可。胜利的狂潮席卷霍亨索伦帝国：就连柏林工人阶级居住区——工人此前一直在强烈反对战争——的窗沿上也头一回插上了胜利的旗帜。赫伯特·苏尔茨巴赫是一名新入伍的德军炮兵，在这狂欢时刻直到9月2日才动身去往前线，对于错过德军胜利兵临巴黎城下的一幕感到相当沮丧：“我被一种奇怪复杂的心情包围着，感到又高兴，又开心，又自豪，既有互道离别的那种心情，也会意识到这样的时刻是多么伟大。”
与此同时，英国民众对欧洲大陆局势发展知之更少。《泰晤士报》到了8月18日还在自信满满地宣称：“目前但有一事明了，德军并未贸然发动全面进攻，这与之前军事专家们的预计有所不同。”谁知短短三天之后，人们便得知真实情况与《泰晤士报》所言完全背道而驰。《纪事报》告诉读者：“这场大战完全有可能决定欧洲命运，重塑欧洲版图，现在已经开始。”民众此后十天再未得到有关战事的任何重要消息，也变得愈加漠不关心，那些对社会和政治心存不满的“低层人士”尤为如此。
德国人在1914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期望为何落空，原因众说纷纭，过往一个世纪以来争议不断。有人认为，毛奇的大包围战略之所以失败，原因只有一个——他缺乏远见与胆识去合理执行“施里芬计划”。也有不少人认为原因在于8月底那次往巴黎北部的军事转向。转向是由比洛发起的，最终成为对施里芬伟大构想的致命背叛。然而，上述两种说法均无法令人信服。应该说，在协约国广泛动员之后，随着其军事力量逐渐能与毛奇的军队相提并论，不管德国采取何种战略，除非协约国遭遇完败，否则都不可能在1914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诚然，对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善举，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讽刺的口吻去评价。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既吸引不了众人围观，也招惹不来记者拍照，只是单纯反映出阿斯奎斯善良的家长本性。然而，倘若换成下一次大战时的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类似燃眉之急的危机状态中也能有如此行事作风，着实难以想象。阿斯奎斯1914年无论嘴里说的，还是手上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一场难以估量的欧洲浩劫，表现得何等循规蹈矩。他既没有手段，也缺乏兴趣指挥军事行动，将权力交给了基奇纳和陆军部。说阿斯奎斯毫无将才，并非中伤诋毁。他在如此大规模紧急状态之下的所作所为，与1940年内维尔·张伯伦的表现如出一辙，都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度过危难。
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战后，这位德国总参谋长都遭到了同胞的大肆批评，因为是他为了加强南面的兵力削弱了德军右翼。确实，毛奇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每一寸土地不受侵犯而殚精竭虑。历史上伟大的领军人物也许可以接受放弃某些实地，来确保拥有足够力量在关键之处发起致命一击；毛奇支持鲁普雷希特亲王进攻南希，此举显然大错特错。可是，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交战各方兵力空前强大。法国陆军比起1870年，甚至是1906年——那一年施里芬正好光荣卸甲——都要更加兵强马壮。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都不会任由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要知道那可是霞飞军队最令人生畏的地方。
阿斯奎斯为人聪明敏锐，可每每笔下言及极具战略意义的大事，就好像是在讨论一些客人无法参加花园聚会之类的无聊琐事。整个8月，英国已经陷入战争当中，阿斯奎斯居然重拾旧习，周末跑去乡间度假，有一回在肯特享受完田园风光，回城路上遇见一个司机车辆抛锚，还友善地伸出援手，用自己的车把坏车拖到了最近的镇上。就在这趟路上，阿斯奎斯还顺道搭了两个从马盖特度假回来的小孩，把他们送回了刘易舍姆的住所，一个小孩一路上还一直坐在首相的腿上。
抛开其他一切不谈，对于一支只能依靠士兵双腿或者马匹行动的军队而言，施里芬的大包围计划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20世纪毁灭性武器发展飞速，交通与通信技术远远滞后。在这个摩托化尚未到来的时代，防御一方有足够能力利用铁路干线，抢在攻方发难之前，更加迅速实现军事调动或者增援。德国妄图凭借一个“施里芬计划”就想速战速决，一举击败欧洲最强大的三个国家，这是一种灾难性的集体错觉。即使拿破仑·波拿巴再世，也无法在1914年取得不同结果。阿尔弗雷德·施里芬伯爵一如历史上的不少名将和军事大师，他的致命局限在于缺乏对后勤的了解与掌握，而这恰恰是一切现代化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基础：一支军队上阵作战，单日所需给养自1870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施里芬与其说是一位天赋过人的战略家，倒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注定带着那帮愚蠢的门徒走向失败。
如此一派胡言，目的只是安抚远在家中的亲人罢了。就连首相大人对于法国人打的仗到底有多大也一无所知，这些战事规模之大，足以令英军的那点小打小闹相形见绌。阿斯奎斯收到关于蒙斯战役的电报后，反反复复读了两遍，无可奈何地对基奇纳说道：“我觉得你已经尽力，做了能做的一切。”阿斯奎斯反复提到法国人不愿战斗的事情，搬出英军的那套调调，认为这个法国盟友简直就是个“懦夫”。8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一开始简单讨论了一下远征军是否有必要从敦刻尔克撤出的问题，不过大家紧张的情绪随后很快缓和下来。莫里斯·博纳姆·卡特是首相幕僚之一，他在8月28日给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写了封信，以英国人特有的大国口吻自鸣得意地说道：“我们英国人民创造了奇迹，我是真的这么想，是我们英国拯救了法国人。”阿斯奎斯本人也在8月29日表达了类似看法：“比利时人……算是真正勇敢——到目前为止要比法国人好多了——现在还在组织军队。”这位英国领导人似乎对于战局发展、战场变化和其他相关事情毫无意识，当天还在给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用漫不经心的语气提起俄国人可能派遣三到四支部队通过阿尔汉格尔进入法国的事情：“你不觉得这个主意还蛮不错吗？”两天之后，阿斯奎斯又在抬头机密的信中草草写下这么一句：“俄国人来不了了——他们要差不多六个星期才到得了阿尔汉格尔！”
9月1日，法军截获情报，证实克拉克的军队已经掉转方向。一个沾满血污的挎包被人从前线捎到了朗勒扎克的参谋手中。挎包是从一名阵亡德国骑兵军官身上缴得的。包内装有食品、衣服、文件以及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不仅揭露了克拉克麾下各支部队的部署情况，还用铅笔标出了各部当晚计划的宿营地——全部位于巴黎东北——由此证明克拉克的首要目标已经不再是巴黎。德军右翼正在横穿联军战线，把自己暴露在了反攻面前。
堂堂一位老兵，指挥着战场上唯一一支英国军队，居然表现得如此出离愤怒，不禁让英国战时内阁惊愕万分。约翰爵士的电报送抵伦敦之际正值关键时刻。由于开战头一个月，英军只是派出小小陆军的部分部队参战，加之欧洲大陆战事规模如此之大，可以说是战局扑朔迷离，情报错漏百出。各大报纸早期鲜有战事报道可寻，仅有的几条消息无一例外持欢欣鼓舞态度。8月17日的《泰晤士报》头版头条甚至写着“德军被赶出迪南”，可谓乐观之极。英国远征军的许多军官在给家人写信时，语气一如既往地轻描淡写，全然没有把即将降临的悲惨遭遇当作一回事。30岁的哈里·迪戎是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一名上尉，他在8月29日的日记里兴奋地写道：“我身体好得很，一切都很棒。我们刚刚完成了一场伟大的行军——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连行军25个小时，中间几乎一刻不停，这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好几天。有的人走到腿脚抽筋，连站都站不稳。我们碰上的绝对是德国陆军的精锐，最后把成千上万德国佬打得落花流水……那帮德国猪尽干一些下三滥的丑事。有一次把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赶在队伍前面……还有一回穿上法国人的军服，出来大喊大叫……不管哪一点，我们都比德国人强。”
从一连串截获的电报来看，德军已经精疲力竭，补给交通困难与日俱增。毛奇的军队在后勤方面高度依赖马匹，现在却因远离铁路终端陷入巨大困境。马匹得不到充足喂养，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只能让马进食难以消化的青玉米。至于德国预备役部队，毛奇一度打算让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但是现在要想做到这一点，显然有些勉为其难。预备役士兵本是平民出身，直接征召入伍，难以像联军士兵那样胜任角色，而且缺乏足够火炮支援。至于士兵坐骑，早已疲病交加。根据一封破译的电报显示，努瓦永的近卫骑兵师急需三车蹄铁，还有钉子，越多越好。仅克拉克的第一集团军就有8.4万匹军马，一天下来所需饲料多达200万磅：成百上千马匹虚弱无力，有的甚至饿毙倒下。运送干草的大车同样奇缺。
与此同时，英军指挥部一直在不停向南转移，基本上无法取得联系，感觉好像在“生闷气”一样。借用斯皮尔斯的话来说，约翰爵士及其下属这个时候“对于不能对英军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毫无兴趣”。31日是个重要的大日子，这位英军总司令在这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给伦敦发去一封电报，把自己对法军以及必须得和法国人共同作战的厌恶之情尽情发泄了一通。“我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冒这样大的危险，去再救法国人一次，”约翰爵士在电报中写道，“我认为你们根本就没搞明白第二军现在支离破碎，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的进攻力量已经完全瘫痪了。”
同样稀缺的还有兽医。虽然每一个步兵旅拥有军马480匹，可是所有兽医都被分到了骑兵和炮兵部队。如此一来，许多马匹只能由毫无经验的人照料。这些人对于如何照看马匹几乎一无所知，处置不当，加速了马匹的死亡。与此同时，新技术作用有限，机动车辆技术落后，各方军队都清楚知道车辆不靠谱是个什么磨人的滋味。爱德华·哈克是一名中尉，在英国远征军陆军勤务部队里头指挥一个分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一辆卡车（是一辆桑尼）刹车的时候因为过热起火。还有一辆（沃斯利）油路给堵住了……还弄坏了一辆哈雷的汽油管，只好用铜焊接起来。”日记中记载的这些经历对于在法国作战的每一支摩托化部队来说司空见惯，德军亦无法置身其外。车辆可用性本身就很低，加上行军作战条件恶劣，损毁更加容易。按照德军非战时规定，机动车辆一天最多只能行使60英里，以便维护保养。可在德军进攻过程中，所有部队都严重违反限定。待到9月末，毛奇大军的4000辆军用卡车已有三分之二损坏，无法再用。
接踵而至的灾难让联军内部关系进一步恶化。30日下午，朗勒扎克的参谋给英军指挥部发去电文，要求英国人帮忙摧毁瓦兹河上的一座桥梁，地点位于巴依。在拖拖拉拉好几个小时之后，一队英国工兵部队带着炸药，动身出发。英国人的卡车在漆黑的夜色中误打误撞地上了桥，全然没有发觉德军早已摆好架势。派去的工兵被统统打死，大桥完好无损。第二天，也就是31日，法国第五集团军继续顶着灼人的烈日撤退，他们迫切需要艾伦比的骑兵来保护左翼。路易斯·斯皮尔斯想出了一个极富创意的点子。他估摸英军可能出现在哪些地区，给那些地区的邮局局长们挨个打去电话。最终有一位局长传来了积极的回应：这位女局长找来一个宪兵。小伙子可算帮了大忙，找到一名英国轻骑兵来接电话。这个骑兵军官曾和斯皮尔斯一起共事过，许诺一定转达消息，还自己试图找一些人手过来，帮帮位于两支联军部队中间空当地带的这几支部队，可惜最后未能成功。
此时此刻，朗勒扎克的军队正部署在巴黎东北部60英里开外的埃纳河南岸，莫努里的军队则在巴黎北面40英里处集结，德军尚不知晓这支部队的存在。英国远征军的位置大概在上述两支军队的后方。霞飞若想对克拉克暴露的侧翼给予毁灭性打击，英军的合作必不可少。如果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军队在霞飞部队发起进攻时按兵不动，那么两军之间就会出现空档，这样的间隔极其危险。9月1日，霞飞在给陆军部长的信中写道：“可是，我们至今也没有从英军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我也没法开口要求（英国人）合作。”霞飞心情沮丧，继续写道：“不管怎样，我都不知道英国人愿不愿意答应。”霞飞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潜心准备反击，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那位英军总司令参加进来，要知道那个家伙不仅蠢得没边，还喜欢像个孩子一样乱发脾气。
英军仍在后撤，与右翼的三支法军步调大体一致。这三支法国部队负责断后，仗打得比蒙斯和勒卡托要狠，损失也更加惨重。朗勒扎克还在以为英军第二军在26日的战役中已被歼灭，他的想法也进一步加深了下属军官对英军的蔑视。霞飞在左翼最左侧新设的第六集团军仍然没有准备停当，一周之内无法投入战斗，无奈之下，只能对持续撤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指定的反击地点已经落入敌手，25日发布的第二号将军令中的初始计划显然已经不再可行。可是，突入北部的构想是否仍然具有意义呢？英军总司令及其幕僚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一心只想挽救自己为数不多的军队。在英国人看来，是法国人让自己遭的罪。截至8月28日，英法联军已经撤至索姆河南岸，三天后开始横渡埃纳河，随后穿过香巴尼的乡间，兰斯已被放弃。
让霞飞和联军感到幸运的是，基奇纳当天对约翰爵士表明了态度，坦言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抛弃法国，单方面撤军。这位陆军大臣将周三晚上发给战时内阁的急电抄送给了英军总司令，电文写道：“弗伦奇部正在前线作战，将继续配合法军行动，当然同时也会尽可能小心行事，以免陷入侧翼孤立无援的境地。”基奇纳的这一番话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指示日后证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促使约翰爵士打消了率领英国远征军尽快向海边撤退的念头。
霞飞虽然体形笨重，却在那些日子里展现出惊人的能量。霞飞从不喜欢依靠电话来传令指挥联系，他为了同下属将军们会面，不惜驱车往返数百英里，沿途一路尘土飞扬，挤满了士兵和难民。相形之下，毛奇直到9月11日才离开指挥部。霞飞的车开得飞快，替他驾车的是乔治·布约。此人本是一名赛车手，1912年和1913年在法国格兰披治大赛上两度折桂，后被任命为霞飞的司机。霞飞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疾驰而过的画面也成了当年法军后方让人熟悉的一幕。
九月战事开始之后，加利埃尼试图抢功，有意将策划实施这场袭击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如此非分之举显然过了头。霞飞早在加利埃尼上任之前就在谋划在北部发起一场反攻。虽然，二人是各自单独做出的相同判断，但负责的是霞飞。不过，在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集结方面，这位军管总督的充沛精力和巧思构想还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加利埃尼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将全巴黎的整个交通运输资源动员起来运输军队，写下了一段“马恩河出租车”的传奇佳话。征用出租车运兵的故事虽然不假，但是运往前线、与第六集团军15万大军会合的士兵只有区区4000人，顶多也就一个旅的兵力。即便如此，还是得承认加利埃尼在国难当头之际能有如此作为，足以为自己赢得身为人民领袖的一席之地，要知道有多少意志薄弱之人这个时候早就一蹶不振，垮了下去。
霞飞并未倒下。这个慢条斯理，身形笨重，体格健壮的男人开始慢慢掌握敌军意图。在那些法国、英国还有德国的其他将领乱了方寸之际，霞飞却依旧保持着严谨自律，展现出一名奥林匹克选手所具有的冷静和钢铁意志，这对他阻止德皇大军取得节节胜利至关重要。霞飞在边境战役时扮演的还只是一个屠宰场监工的角色，可自从8月25日之后就成了联军的救星。他在这一天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部队向北大规模调动转移。霞飞凭借着战前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牵制住大批德军，并将20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调派到联军中路和左翼。如此大规模调动需要相当复杂的火车协同运输，直到9月1日才最终完成。与此同时，联军左翼的撤退仍在继续。不过，在前线的中心地带，法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反击行动。举个例子，法军8月25日对进犯南希的德军发起反击。卡斯特诺身为南希地区指挥官，面对鲁普雷希特亲王从莫朗日前来的军队，在指挥防御上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
头一个垮掉的就是查尔斯·朗勒扎克。9月3日，霞飞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念及共事多年的旧情，解除了朗勒扎克的职务。第五集团军司令就这样被“里摩日”了。这是那个年代法军流行的一句套话，用来含蓄地形容撤了职的军官——虽然不一定真的非去不可，但这些人会被调到后方的里摩日城看守军营。虽然，霞飞那段日子里也对一帮不称职的将军们进行了大清洗，一共撤掉了三个集团军司令，10个军长和38个师长，但仍然难消朗勒扎克的心头之恨。
诚然，霞飞并不被人视为史上最功勋卓著的战士，可他在1914年8月下旬至9月的短短几个星期里至少一度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伟大时刻。霞飞头一条为人称道的功绩在于他在边境战役惨败之后并未在精神上垮掉。同时代的欧洲军事将领对于大战中损失惨重的后果早已习以为常，区区一份伤亡名单根本吓不倒他们。许多高级军官将处变不惊视为衡量自身男子气概的重要标准。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阻止交战双方的不少指挥官在1914年的那个秋天在绝望中一蹶不振。
法军大换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英军耳中。约翰·弗伦奇爵士喜出望外——话说回来，没有人比弗伦奇更适合送去里摩日。级别低一些的英军军官同样备受鼓舞：9月4日，盖伊·哈考特-弗农听到传言，说友邻的法国部队换了一批新的指挥官，一个个“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哈考特-弗农还听说之前的那一批已经因为胆小怯战被处决枪毙掉了：“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事。”传言有一部分还是可信的。霞飞虽然没有枪毙未能尽职尽责的军官，但是对于一般士兵，但凡临阵脱逃，或者不敢上阵的，一经发现，定会格杀勿论，以儆效尤。霞飞在9月2日的命令中明文写道：“凡脱离部队者，若有发现，立即逮捕，就地枪决。”此举立竿见影，效果明显。士兵们纷纷意识到了临阵脱逃的可怕后果。法军尽管在1914年8月遭受了惨痛打击，可绝大多数官兵还是展现出了应有的勇气和决心。无论如何，法军的战斗意志在行刑队的严惩威逼之下的确有所加强。
可是，这样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法军在1914年9月成功实现命运大逆转，加利埃尼的众多崇拜者随后声称加利埃尼理应获此殊荣，毕竟霞飞的支持率此时已经大大降低。在战争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霞飞为完成“第17号计划”，一手主导了一系列惨烈的战役，牺牲了超过十万年轻士兵的生命。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完全误判了德军的部署和战略意图，结果为法军招来灭顶之灾。假使霞飞9月1日倒下阵亡，他在历史上只会留下“糊涂蛋”和“刽子手”的骂名。霞飞日后还将不断做出错误的判断，让法军蒙受更大的损失，直至1916年12月黯然下台。
接替朗勒扎克的是其麾下最得力的军长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这员虎将在迪南和吉斯战役中一鸣惊人，最终成为“一战”期间最受人尊崇的法军将领之一。斯皮尔斯写道：“只要一看见德斯佩雷的脑门，就会让人想起榴弹炮的弹壳来。”9月4日，这名新任集团军司令走马上任后对下属发表的头一番演说就令人振聋发聩。德斯佩雷警告道，凡失职失责者格杀勿论，第五集团军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生死大战。按照当时人们的心态，遭到枪决多会博得战友的同情，但这种极端惩罚是否必要，却鲜有人提出疑问。朱勒·阿拉尔战前是一名宪兵，开战之后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军警，有一回陪着一个牧师和一名律师，向一个定了罪的二等兵宣布死刑消息。三个人都参加了行刑过程。阿拉尔大致描述了一下，写道：“那个二等兵拒绝戴上眼罩，是他自己下命令开的枪。经过医生检查，证实已经死了。死是死了，可原本应该好好活着。”
1914年已近晚秋，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同法国第二集团军司令卡斯特诺举行了一场会晤。二人谈到英法联军当下面临的困难，劳合·乔治提起了法国最伟大的战士。“啊，拿破仑，是拿破仑！”卡斯特诺陷入了沉思，“要是拿破仑今天还活着，也许想的是‘其他事情’。”卡斯特诺随后被问及法国是否有能力击退德军，他微微耸了耸肩，答道：“这是必须的！”卡斯特诺言之凿凿，将德国人逐出国门并非选择，可有可无，而是非要做到的事情。卡斯特诺的话真实道出了法国的战略处境，这样的状况自1914年8月底开始，一直持续直到4年之后。意味着德军实际上已经侵占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大片领土。英法联军此后一直致力于保持进攻态势，力争从德军手中夺回失地。
9月3日，加利埃尼从组织首都防御的繁忙工作中抽空拜会了几位外交使节。使节人数不多，都是没有跟随大部队一同撤往波尔多的。加利埃尼受到了美国和西班牙大使的热情接待。不过，西班牙大使把话说得很明白，他希望看到德国人赢得胜利。挪威大使不仅有着相同看法，还毛遂自荐，认为等到德军进入巴黎，自己没准还可以做个中间人，参与停战调停。
第二节 约翰爵士的绝望
与此同时，那位法军最高统帅却静静端坐在统帅部里，思索当下局势。时间一个接一个小时的过去，斯皮尔斯在笔下描绘了统帅部里的场景——统帅部当时已经转移到了奥布河畔的巴尔——写道：“下午酷热难耐，参谋官办公都在一所学校里。学校操场上种了一棵高大的梣木，树枝全都垂了下来。霞飞整个下午就坐在树荫下。偶尔能够听见教室窗户里头传来隐约的说话声，时而响起叮铃铃的电话铃声。一切安静得叫人昏昏欲睡，赶上哪位军官因为线路信号差，对着话筒，气急败坏地扯着嗓子嘶吼一通，寂静也会被打破个一两次。可是，除了暑气从宽阔的石板地上慢慢腾起，操场上再也见不到任何动静。只有一个大个子坐在那里沉思。”加利埃尼给莫努里发去急电一封，要求第六集团军做好准备，第二天，也就是5日对敌发起进攻。可是，第六集团军做得到吗？英国人又会不会伸出援手，协同作战呢？
有个英国人在9月初曾经哀叹感慨，这座欧洲最辉煌灿烂的城市竟然沦落至此，形同空城。咖啡馆时髦的大阳台已经人去楼空。有位名人常爱驻足林荫大道，如今只能独自一人，孤独感伤地坐在那里，已然“被追求者抛弃”。一位巴黎的编辑挖苦道，从巴黎到枫丹白露一路上到处都是被人遗弃的汽车。车主人平素习惯了司机接送，如今赶着逃命却发现自己不会开车，于是只能弃车而去。荣军院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人有如惊弓之鸟，渴望拿到军方通行证，好逃离巴黎。车站售票口前挤满了排队的长龙。树木被纷纷伐倒，用来设置路障，要么做成带射击孔的木头栅栏，此情此景令巴黎市民无比哀伤。一天下午，一群人聚集在布洛涅森林公园，看着一只鹰在头顶的天空高高盘旋，于是纷纷议论起这只鹰的代表意义来：莫非这就是象征着拿破仑的那只铜鹰，或者是霍亨索伦的家族象征？最后发现全都不是，这只是一只刚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秃鹫而已。
等来的可不是什么好兆头。9月3日，黑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法国人根本靠不住。嘴里没有一个字信得过。”黑格第二天告知约翰·弗伦奇爵士，说自己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守一个地方我们还行，可是士兵们攻不上了，也没法急着赶路行军。史密斯-杜利恩来了，他也认为我说的没错。弗伦奇爵士答应过（远征军）必须马上撤过塞纳河，去河对岸休整。”这就是那位英军总司令的表现。哪怕基奇纳四天前在会上已经明确表示英军必须与法军协同作战，弗伦奇仍然一心急着同法国人撇清关系。
8月27日，现任政府下台，重新洗牌随即开始。已经声名扫地的勒内·维维亚尼虽然保留了总理职务，可内阁中首次出现了两名社会党人。议员们对于梅希米明显无力掌控霞飞显得极其反感——这位法军最高统帅甚至公然拒绝普因加莱视察前线，令总统好生愤怒。梅希米就此丢掉了陆军部长职位。接替其位的亚历山大·米勒兰也无法帮助加利埃尼缓解困难。这位军管总督虽然接手的巴黎卫戍部队超过十万人，但这些部队只是杂牌军，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斗力。加利埃尼深知，巴黎要想抵挡住德军正面进攻，预备役部队根本起不了作用，起码还需要三个军的常规兵力，可霞飞根本就不会给他。
9月4日，弗朗谢·德斯佩雷离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天知道，他在司令部有多少事情要忙——驱车前往布雷，与弗伦奇头一次会面。德斯佩雷到了才发现英国人连个影子都找不着，大为光火。直到最后，亨利·威尔逊才匆匆露面，给上司缺席找了一堆借口开脱。弗朗谢·德斯佩雷向威尔逊解释道自己的军队第二天就会发动进攻，不知道英军届时会否在左翼共同作战？威尔逊坦言上司不在，自己无权代替做主。德斯佩雷极尽辛辣地讽刺一番之后扬长而去——他大可这么做。英国远征军总参谋长穆雷之前已经与加利埃尼和莫努里就第六集团军具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起进攻有过一番激烈争论。由于深受那位巴黎军管总督的厌恶，德斯佩雷没有参加会晤。几个人到了4日才得出最终方案，要求推迟一天，即6日发动进攻，好让英国人再多撤个几英里，腾出地方来，好让第六集团军再向东移一点点儿，以便进攻马恩河南部。霞飞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原本指望5日发起进攻，这样战线可以拉得更宽一些，位置大体在部队现在所处的地方，也就是马恩河北部。
在此紧要关头，加利埃尼看起来正是当此大任之人。法国人虽然在英国人眼中向来习惯情绪外露，可当加利埃尼在8月26日接受军事总督，得到梅希米的热情拥吻之时，就连这位老将军自己也着实吓了一跳。加利埃尼随后迅速围绕巴黎组织防线。他心里其实清楚得很，深知一旦德军突破法国野战军阵地，巴黎已不可能再像1870年那样禁受得住围城考验。那帮官僚权贵们看来还是无法适应从和平时期到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的节奏转变，竟然因为担心给巴黎市民造成困扰，而不愿拆掉房屋，拓宽射击地带。如此搪塞推托，让加利埃尼不由得大为恼火。
出人意料的是，英、法、俄三国代表4日在伦敦签署协议，强调三国团结一致，共同进退。这便是人们熟知的《伦敦宣言》。签约各方一致承诺不会与德国单独媾和。之所以出台这样一份协议，主要是因为俄国担心法国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可能认输投降。不过，法国人也有自己的顾虑，担心英国人的表现靠不住。签约当晚，于盖上校从战场上向统帅部发去报告，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宣称需要进一步考虑法军进攻计划，5日、6日继续撤退。霞飞、弗朗谢·德斯佩雷、莫努里还有加利埃尼对这位英军总司令可谓恨之入骨，恨不得让其葬身海底，死了才好——这样的话他们私下里肯定说过。
陆军部长梅希米在逃往波尔多之前干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桩便是任命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为巴黎军管总督。加利埃尼时年65岁，戴着眼镜，外表看上去干瘦佝偻，有过长期殖民战争的经历，1911年在竞争法军最高统帅的角逐中败给了霞飞。劳合·乔治那段日子与加利埃尼有过多次会面。借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加利埃尼“一眼就能看出病得不轻，面色蜡黄，身形枯槁，心绪不宁。感觉身体里的活力已经被一点点榨得差不多了，像个死人”。加利埃尼其实当年四月刚从军队退役，最高紧急状态出现时接受征召，赶紧把剩下的一点儿精力、勇气和洞察力——当然还有聪明才智——积聚起来，为法兰西尽忠效力。加利埃尼和朗勒扎克一样，早先也去过位于维特里弗朗索瓦的最高统帅部，还在8月14日建议霞飞在阿登阻击德军进攻，可惜意见未被采纳。
4日当晚8点，霞飞正在奥布河畔的统帅部里用餐，虽然吃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烤羊腿，气氛却显得紧张局促，沮丧抑郁，让手下感到异常压抑。正在此时，一名参谋官突然闯了进来。参谋官黑色的军服上沾满了灰尘，脸上胡子上满是尘土。眼睛里进了沙子，疼得难受，在灯光下不停眨眼。参谋官走上前去，敬了个军礼，说道：“报告将军，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让我转告您，英国人已经做好进攻准备。”约翰·弗伦奇爵士虽然极不情愿，一拖再拖，最终还是同意遵从英国政府指示。霞飞高举双手，大声说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向前进攻了！”斯皮尔斯的上述描述也许有些夸张，加上了一点儿戏剧成分，可是意思到位。穆雷和威尔逊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总算说服了那位个子矮小的英国陆军元帅，让他知道英国最起码得做做姿态，配合法军进攻。霞飞于是下令联军9月6日发起马恩河行动。晚上9点15分，约翰·弗伦奇爵士发来电报，正式同意英军参加。
眼看政府官员弃城而去，上百万难民也纷纷效仿，逃离首都。这些人身份更加卑微，普鲁斯特就是其中一员。他朝着诺曼底海边的小镇卡布尔一路前行，那里可是他深爱的地方。原本五个小时的行程，结果花了22个小时才抵达。镇上小小的医院里头挤满了伤兵，普鲁斯特到了镇上，每天都会带上一些扑克牌、游戏道具和巧克力之类的小礼物前去看望。虽然，有一帮逃难的公爵夫人会帮着搭建场所，给比利时难民施舍食物，可这位小说家还是觉得这样的活儿交给镇上的妓女来干应该会干得更好。
就在当天，克拉克向德军最高指挥部发去电报，写道：“经过连日持续艰苦作战，部队战力已达极限……急需支援。”克拉克此言等于坦白承认自己上周还挂在嘴边的必胜豪言成了空话，一个星期下来白费工夫。沃尔特·布隆描述了自己连当时的情况：“士兵一连几天没有刮过胡子，也没洗过脸，脸上全是胡子茬，看上去像个原始野人。外套上积满了灰尘，斑斑血迹是给伤员绑扎绷带时沾上去的，经炮火一熏，成了黑色，线头也被灌木枝丫和铁丝网给挂了出来，破破烂烂。”
米歇尔·科迪是一名公务员，是同自己部门的人一道离开的巴黎。科迪用不屑的语气谈起了自己的部长：“看着这帮人现在这副德行，真叫人难过……有的开着车，四处乱转……有的躲进自己的专列，看看这帮家伙吧，享受起权力来是多么猖狂嚣张、多么无所顾忌。”眼看这帮高官部长一个个逃之夭夭，讥讽之声不绝于耳。奥夏蓬分酒店是权贵常去的地方，有人灵机一动，给酒店重新起了个名字，把“夏蓬”两个字换成“卡蓬”，叫作奥卡蓬分酒店，意思是“胆小鬼”。有天晚上，科迪和几个政界同僚几杯开胃酒下肚，穷极无聊，突然想起语言学上的一个怪现象，于是探讨起来：为什么一个女人没了丈夫，会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作“寡妇”，而一个女人失去孩子，却没有专门的词汇或者短语来形容呢？驻守巴黎和波尔多的军事检查员展开了一场竞赛，相当荒唐。一方审查删除的新闻刊物，另一方总会开绿灯放行，两方互不买账，彼此作对，搞得新闻记者好不恼火。虽然，一般认为波尔多的新闻审查制度没有那么严格，可法国和其他所有参战国一样，严令禁止对外披露伤亡总数。
9月4日晚，毛奇终于明确放弃“施里芬计划”，承认法军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右翼——即便当时情况还不算严重。毛奇下令，要求德军在战线中路和左翼发动最后的大决战，实现对凡尔登的合围。毛奇同时督促克拉克和比洛二人务必紧密配合，并且命令第一集团军掉转方向，对准巴黎，以防联军由巴黎发起反攻。克拉克认为毛奇的指令含混不清，没有加以理睬：他在继续错误地追击朗勒扎克。9月4日晚，第三集团军司令豪森报告要求给予部队一天时间休整，这也意味着他无法配合比洛策划的进攻行动。毛奇虽然对此并未提出反对，但德国人的一拖再拖让自己再次错失良机：豪森的部队假若还在继续向前推进，也许能够插到法国新建第九集团军（当时费迪南德·福煦担任司令）和朗格勒·德·卡里两支军队的空隙当中，可惜他并没有这么做。入侵法国的德军就此为自己招致了灭顶之灾。
8月30日，全法国的人都知道政府正在撤离，搬往波尔多，一并搬走的还有法兰西银行里储备的黄金，而且德国人也已经占领了贡比涅。在英国大使馆，弗朗索瓦·伯迪爵士烧掉了机密文件。伯迪不无忧伤地写道：“德国人看来已经胜券在握，攻占巴黎指日可待。”伯迪本人随后也匆忙逃往波尔多，一同撤离的还有外交团的大部分成员。平时7个小时的车程，这一回火车却开了足足14个钟头。伯迪抱怨说只有三节车厢留给自己的随行人员，挤得一塌糊涂，俄国大使馆的人却占了8节车厢，不单外交人员带着家属，就连仆人也带上了孩子。
就在英法联军筹划进攻准备之际，战斗也并未停歇。几乎每一条战线、每一个钟头都在经历生死考验：第六集团军正在北部集结之际，法军还不得不在“南希的大皇冠”打一场恶战，艰难阻击德军发起的一波主要攻势。9月4日，法国著名诗人、社会主义活动家兼出版发行人夏尔·佩吉在维勒鲁瓦遭到枪击，头部中弹，死于非命，年仅41岁。佩吉的死成为法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象征，一如“霞飞老爹”，很快上升为法兰西民族必胜决心的形象化身。
霞飞和法国政府就这样把有关军事行动的一切消息遮掩起来，秘而不宣。8月28日，政府突然发布公告，宣布“我军防线沿索姆河展开，延伸至孚日”，消息一出，举国震惊。政府轻描淡写一句话，却意味着敌军已经深入法国的心脏地带，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我们以前那么乐观，像个疯子，现在全都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纪德哀叹道，“报纸实在是太能吹嘘了，弄得每一个人都在想入非非，还以为我们的军队只要摆个架势，就能把德国的军队统统打得落花流水。”此时此刻，人们已经开始认命，接受敌人即将兵临城下的现实。29日，一架德国鸠形单翼机在巴黎投下五枚小小的炸弹，似乎让人觉得距离大军围城的境遇又更进了一步。
深入法国腹地的德军此时此刻已成强弩之末。当然，这一点交战双方都不清楚。9月5日晚，勒梅尔夫人——这位女士与普鲁斯特关系亲密，在巴黎开了一家大型艺术沙龙——正在位于塞纳-马恩省雷韦永的城堡中与女儿舒泽特一同在花园散步。不料，德军先头部队已经杀到。只见一名德国骑兵军官策马跃过篱笆墙，一直冲到二人跟前，方才扯住缰绳。这名军官戴着一个单片眼镜，高声喊道：“我一直想见玛德琳·勒梅尔，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说完扬起缰绳，疾驰而去。如此一幕生动刻画出了欧洲有教养阶层之间惺惺相惜的画面。当天晚上，一支德军部队便占领了庄园。
最为紧缺的当数消息。有关战局发展的唯一消息只有陆军部每天时不时在告示栏里贴出的一纸公告，短短三行，内容乏善可陈。巴黎人是从一份意大利报纸上第一次得知在阿尔萨斯爆发激战，伤亡惨重的消息。那是一份五天前的旧报纸，写文章的记者还是从巴塞尔发来的报道。由于纸张价格飙升厉害，多家国内报刊倒闭歇业，勉强维持下来的几家几乎根本提供不了什么新鲜消息。数以千计的印刷工，连同新闻记者都被动员入伍。安德烈·纪德苦于消息难寻，每天竟然要买九份不同的报纸。马塞尔·普鲁斯特一天要买上七份，虽然找不到什么新的消息，但对亨利·比杜在《辩论报》上写的军事评论文章倒欣赏有加，认为比杜的文章“思路清晰、文笔流畅，算得上是和这场战争有关的唯一让我读得下去的东西”。不过，普鲁斯特后来得知比杜同时还在替这家报纸写剧评，心甘情愿地干这样一个二流活计，也多少失去了信心，叹道：“我只希望他不会搞混自己的角色！”
军队正从巴黎源源不断开赴前线，莫努里的军队也已经布好新的阵地。即便如此。关于第五、第六集团军还有英国远征军的准确动向依旧扑朔迷离。第二天下午早些时候，霞飞驱车来到位于默伦的沃勒佩尼尔庄园，约翰·弗伦奇爵士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接下来发生的这一段，倘若斯皮尔斯的描述不假，那可真是精彩之极，纵使不止一次被人提起，但是只要一谈到1914年的故事就绝对不会少了这一段。话说霞飞走进大厅，与在场的英法军官互致问候。“接着，”斯皮尔斯写道，“霞飞很快开了口，声音低沉、没有什么抑扬顿挫的调子，一如霞飞本人直截了当。霞飞说自己深感有必要亲自到场，对约翰·弗伦奇爵士表示谢意，因为爵士做出的重大决定很可能左右欧洲的命运。”那位英国陆军元帅闻听此言，鞠躬致意。
怪象不止一处。有一天，街头的路人一大早就惊奇地发现里沃利大街上竟然来了一群羊，正被赶往东面的铁路。军队接管了乔治五世酒店。巴黎的大皇宫把平日摆放艺术品的展区腾了出来，作为2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栖身之地。凡尔赛宫成了一座大兵营。几十盏探照灯齐齐射出灯柱，把首都的夜空照得通明透亮，密切注视着是否有敌军飞机出现。每天都会有一大群人守在讷伊美国人开的医院外面，争相围观伤兵进进出出。志愿参军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每个国家的都有，全部安排在荣军院接受体检。鉴于不同国家的人身体状况不尽相同，医生拒绝了一半来自俄国的志愿者，还对三分之一的波兰人，11%的意大利人和4%的英国人说不。美国人更是一个没要。基奇纳伯爵竟然允许英王的子民选择为法国作战，令英国驻法大使好生恼火，表现得异常愤慨。弗朗索瓦·伯迪爵士愤愤不平地写道：那500个英国人既然如此自告奋勇，为何不加入自己国家的军队作战？
霞飞接着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计划。
部分物资变得紧缺起来。牛奶其实并不稀缺，毕竟布洛涅森林就养了不少奶牛，可是由于缺少人手搅拌，黄油供应开始紧张，面包房停止制作牛角面包和各种形状的“花式面包”。马肉已经很难吃到，由于军方征用大量马匹，农民认为把剩下的马匹先养起来，留着不杀，待到以后卖给军队做战马，要比送进屠宰场更加划算。贝尔维尔公园已经对外关闭，这样就可以在公园里面养羊养牛。公园里的湖水已被抽干，变成了养兔子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以防有朝一日首都陷入重围，沦为孤城，也好有备无患。
我们认真听着霞飞讲的每一个字。我们仿佛看见每一支部队都在按照他的意图，在广阔战场上行进移动，如同一台精密机器的零部件，直到进入指定的位置。我们看见火车排成长列，一趟接一趟地运送士兵，弹药堆积如山，枪炮静默待发……霞飞看来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德国人的软肋——那支盲目冒进的军队正在加速奔向毁灭，如同一股庞大的灰色洪流来势汹汹，朝着悬崖奔涌而去，直到滚落崖底。霞飞犹如先知一般，话语中透露出必胜的信念。我们听他讲起马恩河大捷的故事，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霞飞接着转过身来，将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握得那样用力，仿佛都要弄疼一般。那股感染力是如此强烈，简直让人无法拒绝。霞飞将军说道：“元帅阁下，法国就拜托您了！”说完，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刚才的努力耗尽了他的体力。
八月的巴黎经历着巨变。这座法兰西之都已经全面转变成为一座战争之城——虽说暂时尚未被敌军包围，可这样的危险至少已经迫在眉睫。包括博物馆在内，一切公共设施全部关闭。公共汽车被政府征用，出租车有那么一段时间从街头销声匿迹。地铁照常运行，不过售票员换成了女性。由于车厢实在太过拥挤，叫人透不过气来，很多人宁愿选择步行。街上响声最大的动静就是救护车的高音喇叭，呜哇呜哇地叫着，从车站到医院来来回回运送伤员。店面大多已经关门，店员也已参军入伍，上了战场。电影院除开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几间“放映室”，一律关门大吉。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一次祷告仪式吸引了超过五万人参加，到场的几乎清一色全是女人，人人都在为法国的前途祈祷。
在场的法国军官也接着霞飞的话，附和说道：“元帅阁下，这可关系到英国的荣耀啊！”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在提醒英国有可能颜面扫地，并不太像是在恳求，因此显得更加可信。无论如何，有一点确凿无疑，霞飞的确是在激情澎湃地向约翰·弗伦奇爵士发出呼吁。这位英军总司令试图用法语回应，到了最后还是放弃努力，扭过头去，朝一名参谋说道：“见鬼，我说不出来。你跟他讲，只要能做的，我们的人都会做。”说完这句，两位总司令就此话别。
第一节 巴黎告急
关于两位总司令见面的这一段描述着实引人入胜，斯皮尔斯笔下记录的结果仿佛是一个成就，多少令人感动。然而，现实无情。英军在马恩河战役中投入极少，行动缓慢到了极点。即便根据一些亲身经历的英国士兵证言来看，表现也是三心二意，令人尴尬。说得好听一点儿，当友邻阵地的莫努里、弗朗谢·德斯佩雷还有福煦的新建第九集团军奋力作战之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只是待在原地，按兵不动。在那些日子，尤其是9月1日到5日之间，多亏了霞飞的冷静果敢，才得以进一步阻止并且部分扭转8月惨败的颓势。英法联军接下来将发起众所周知的马恩河战役，无论还要遭遇多少失败和打击，霞飞都充分证明了自己不愧为一名伟大卓越的军事指挥官。9月5日晚些时候，加利埃尼给霞飞的军队发去电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写道：“朝着明天，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