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弗伦奇爵士真正应该担心的其实是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德国人正在马不停蹄步步进逼，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面临严重威胁。可是，约翰爵士却在为黑格的部队伤脑筋，而这个威胁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剧情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上演——黑格的部队拖着疲惫的步伐向南逃窜，一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敌人袭扰，而他们的战友却要打一场撤退路上最血腥的战斗。
朗德勒西这场小规模战斗产生的最重要后果便是让军长黑格一下子变得惶惶不安起来。这个英国人一开始还声称敌人被打死800多人，现在却把德军进攻看得比实际要严重得多。黑格的状况极其糟糕，先是“拉肚子”拉了好一会儿，接着又强逞英雄，灌了满肚子的苏打水，身体变得相当虚弱。当晚交火发生的时候，街上一片混乱，黑格固执地认为——他还让约翰·弗伦奇爵士也信以为真——自己的部队马上就要全军覆没。这位军长于是带着指挥部向南逃窜。接下来至少五天，黑格天天念叨着要打败仗，那副悲观的神情，手下没有哪个能够忘记得了。黑格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如何挽救自己的部队上面，对于史密斯-杜利恩的死活几乎不闻不问。詹姆斯·埃德蒙兹上校是一名师参谋长，后来成了一名英国战争史学家。他在1930年给一位昔日战友的私信里对这段插曲进行了严厉抨击：“道格拉斯·黑格已经……完全被朗德勒西的事情给吓破了胆，甚至拿出了自己的左轮手枪，嘴里嚷嚷着‘死也要死得够本’。不消多说，黑格其实同样认为史密斯-杜利恩状况糟糕。不管怎么样，黑格这么做太过自私，哪怕得知勒卡托那边已经开战，德国人越过了史密斯-杜利恩的后防线，他还是丢下史密斯-杜利恩，只顾自己逃命去了。”
第二节 勒卡托：“到底哪里好玩，我搞不懂。”
在朗德勒西的这些小打小闹——因为没有大打出手，所以只能算是小打小闹——让双方都付出了伤亡120人左右的代价。英军一直坚守到了凌晨，士兵们在黑夜里打着瞌睡，瑟瑟发抖。战役中有太多倒霉的事情出人意料，晚上寒气逼人，也算其中一件。英国人随后开始从城里撤军，想着德国人能够让自己毫发无伤地收拾行装走人，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算落了地。大部分掷弹兵丢掉了随身装备，这是因为营里的辎重车被当作路障，抛弃在了街头。杰弗瑞斯写道：“我喜欢在大多数人睡觉的时候一个人往前走……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这场仗到底打的什么。”
8月下旬，炙热的阳光照耀烘烤着法国的乡间田野，一如交战各方此刻的处境，既猜不透对方意图，也不知道路在何方，仿佛坠入层层迷雾，找不到出去的方向。英军第2军25日遇上的倒霉事一桩接一桩：先是逃难的难民人数太多，拥挤不堪，撤退英军没有办法，只能走走停停；接着，掉队的部队又遇上了麻烦——一长列大炮要借道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第二营的行军路线，横穿过去，全营只好停下等待，耽搁掉不少时间。当晚，营长威尔金森·伯德向旅长报告，声称如果还打算让自己的营殿后的话，士兵们确实已经没有力气，既没法继续前进，也不可能通宵作战。晚上10点，第二营开进勒卡托，此地距离蒙斯以南25英里。伯德去邮局给军司令部打了个电话。司令部答复要伯德率部继续前进，去往西面3英里一个叫作贝尔特里的村子。
英国人觉得敌人借着唱法国人的曲子来打掩护，偷偷接近，感觉受到出卖，简直是奇耻大辱。不过，德国人来到朗德勒西并非想要找人打仗，而是能够有个地方歇脚。走在德军队伍最前头的是一辆野外炊事房的大车，如果德国人唱的真是法国国歌，那么选这个调子，很可能只是因为觉得这个曲子听起来不错，而非什么“战争诡计”。双方其实都体现不出来什么高明的战术技巧。有位高级军官认为近卫兵团“反应相当迟钝，做事极其敷衍”。不过，还是有几发敌军炮弹落到了城里，掷弹兵团的士兵们赶紧冲了过去，为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提供支援。一名军官一开始写道：“他们就像魔鬼，紧紧跟在你的背后，这帮德国佬，”不过随后又加了几句，“只要德国佬打算上前，就会有一顿猛烈的火力劈头盖脑地打在他们头上。德国佬铆足了劲，冲了三四回，每一回都被压了下去。”
伯德出现在了城里的广场上。广场上灯火通明，挤满了运货的大车和掉队的士兵，有的士兵正在附近餐馆里吃饭喝酒。伯德手下一名军官问道：“长官，您打算在这里停下来么？”伯德的回答倒是简单：“不，这鬼地方看上去太危险。”伯德心里清楚，部队一旦原地解散，要想再集合起来，重新出发，就得花上好几个小时。第二营于是拖着疲惫的脚步，出城上了城外的一座小山，在乡间的夜色中就这样……迷了路。凌晨2点，第二营跌跌撞撞到了勒蒙，这里距离贝尔特里还有不到1英里。士兵们找到第三师指挥部。伯德要求给手下弄点吃的。一名参谋官答道：“吃的我们给不了，因为4点一到又要继续撤退。昨天动身上路就花了五个小时。”第二营的士兵们只好在附近找了几处农舍，一个个躺倒在地，倒头就睡。有几个军官跑到附近的莫鲁瓦，找了家小咖啡馆，弄了点吃的。
可是，来的却不是法国人。只见一名德军军官径直走到一堆路障跟前——路障其实只是一堆家具，是近卫兵团堆在这里的。德国人接下来的举动简直可以说让人叹为观止，而英国人的无动于衷同样叫人过目难忘。黑格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在日记里写道：“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的卫兵看上去好像根本就没有察觉。”——维克斯机枪摆在那里竟然无人看管，那个德国军官甚至一伸手便能够抢得一挺，抱在怀里拿回去。不久夜幕降临，双方展开一通混战。近卫兵团有个士兵名叫乔治·怀亚特，混战当中眼看一堆玉米袋上冒起熊熊大火，英军阵地受到威胁，于是奋不顾身，冒着猛烈的炮火冲了出去，扑灭火焰，为自己赢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怀亚特虽然英勇，可他的团却在朗德勒西表现乏善可陈，鲜有称道之处。
就在头一天晚上，第二军已经发布了“第6号作战令”。作战令开头写得清清楚楚：“明天继续撤退。”不过，到了26日凌晨，史密斯-杜利恩感觉有必要再考虑清楚，手下不少部队和爱尔兰步兵团一样早就人困马乏、又饥又累，有些还在摸黑赶往勒卡托。史密斯-杜利恩认为如果全军当天还要继续向南行进，部队肯定会溃不成军，德国人就在后面紧追不舍，掉队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
掷弹兵团的士兵们走到桑布尔南面小城朗德勒西终于停下来歇脚。黑格在朗德勒西重新设立了军队指挥部。士兵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地脱下装备，在兵舍里好好放松。下午5点左右，警报突然响了起来。城里的居民赶紧钻进地窖，躲藏起来。只见爱尔兰骑兵团的士兵慌慌张张地从街上跑过，一边跑还一边大喊：“德国人追过来了！”后来一打听，才得知原来是一个巡逻的敌人骑兵出现在了朗德勒西郊外，随后很快又走了。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的士兵们被安排在桑布尔大桥一带，负责防守引桥。士兵们在河的北面大约500码的地方选了一块高地，围着一个农场布置阵地。不久便传来了第一声战斗信号，士兵们听到一阵声响。据后来回忆，说是有人在精神抖擞地唱着“马赛曲”。
为将之人，人格特点有时也许会缺少鲜明色彩。不过，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爵士可不是这样的人。史密斯-杜利恩家中一共16个孩子，他在里头排行十二，年轻时在祖鲁兰当过运输军官。1879年，英军惨败伊萨德尔瓦纳，活着回来的没有几个，史密斯-杜利恩便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又参加了其他殖民地战争，还参加过乌姆杜尔曼战役，和基奇纳成为生死之交，布尔战争期间开始声名鹊起，后来担任过一系列指挥职务。史密斯-杜利恩大力提倡陆军军事改革，对枪械推崇备至，提倡推广使用机关枪。1914年7月，史密斯-杜利恩受命参加一个夏令营，为数千公学士官生做报告演讲。他看着这群学员几乎个个好战，于是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话：“我们必须尽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因为战争解决不了问题。整个欧洲，还有其他更多地方会因为战争变成废墟；无数人会因此丧生，人类将由此走向灭亡。”当时大多数听讲的学员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异端邪说。可是，对于那些1918年还能够侥幸活下来的人来说，回首这样一段演讲，他们对于史密斯-杜利恩开诚布公的独立思想无不充满敬意。
25日当天，掷弹兵团第二营走了将近15英里，不仅要顶着难耐的酷暑，还得忍受脚上的水泡，不时还会碰上逃难的平民推着独轮车和手推车，路途变得更加难行。有位英国军官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一个老妇人。老妇人虽然心里想着逃去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可骨子里的农民本性又让她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农场和家园，正在难舍难分、犹犹豫豫。“我要是走了，谁来替我喂猪啊？”老妇人大声哭喊起来。往北60英里便是根特，比利时家庭主妇让娜·范·布莱恩博格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看到这些人这么可怜，带着这么多孩子，把家里的奶牛、猪，还有辛苦劳动才挣回来的东西都要丢掉，真叫人想大哭一场……仗才打了三个星期，感觉却好像已经过了好多年。”
史密斯-杜利恩能够当上第二军军长，其实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这还得归于准将詹姆斯·格里尔森心脏病突发离世。格里尔森为人生活放纵，喜欢暴饮暴食，体重超标，无法承受一名现役军人应该承受的压力。不过，格里尔森的死总归是个损失，他作为前驻柏林武官，对于德国军队有着直接了解。基奇纳让史密斯-杜利恩接替格里尔森，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完全不顾弗伦奇的坚决反对，要知道后者对史密斯-杜利恩可是一直心存芥蒂。这位新任军长虽然一般情况下态度平和，精力充沛，可一旦动了肝火就会暴跳如雷，不可收拾，常常让下属敬而远之，甚至逼得自己的总参谋长在兵败蒙斯之后打算辞职走人。
撤军路上的交通管理简直一塌糊涂。英国人在刚开始的那段日子里对于战争究竟为何物，可以说一无所知，不懂得该狠心的时候就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把逃难的平民和车辆清理干净，保持道路畅通。盖伊·布莱维特看见一个比利时人，已经很大年纪，看上去差不多快不行了，躺在一辆大车上，打身旁经过。老人突然集中全身气力，用高亢激昂的声音喊道：“英国万岁！”这一刻，这位英国小伙感到一丝讽刺，不好意思地走了开来。在此之前，有些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现在却在撤退的路上听到了嘘声，反差之大，令人感慨——当地老百姓已经料到一旦联军败退，德国人来了，自己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威尔特郡步兵团的罗斯中尉对8月25日晚上的情景如此描述道：“回去的路上，汽车、大炮，还有运送伤员的车辆，全都排成两列，朝着一个方向走。路不是特别宽，步兵已经谈不上什么队形……路上一片漆黑，除了手电筒照过来的阵阵光亮，就只剩下了村里还在熊熊燃烧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是被炮火击中起的火……天上下起了滂沱大雨。士兵们早就疲惫不堪，已经两天没有吃过口粮，不过士气好歹还没有垮掉。”
8月26日在勒卡托负责指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天凌晨，史密斯-杜利恩把能够召集到的高级军官全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征求意见。骑兵指挥艾伦比报告，自己手下无论人马“都已筋疲力尽，无力再战”。艾伦比说除非第二军天亮之前开始撤退，否则敌人跟得这么紧，等到天光一亮，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休伯特·汉密尔顿是第三师师长，说自己的部队早上9点之前不大可能动身出发。第五师情况更乱。至于第四师，24日晚上才渡过海峡，从港口坐火车刚刚下来，大部分支援部队还没有到位，此时正在忙着断后。史密斯-杜利恩问艾伦比是否愿意接受自己的指挥。“是的。”这位骑兵厉声答道。“很好，诸位将军，我们将继续战斗，”史密斯-杜利恩军长说这番话的口气将被载入史册，“我还会要求（指挥第四师的）斯诺将军也听从我的命令行事。”
同样的事情在8月25日再次上演。巴韦有一处古罗马时代的广场遗址，往南的路走到遗址旁边就开始分岔。整支英国远征军，连同一大群逃难的平民百姓，单走一条道，根本走不动。英军于是决定第1军走莫尔马尔大森林东面的道路，第二军走森林西侧，两条道路基本处于平行位置。弗伦奇的部队就这样乱哄哄地挤来挤去，把巴韦堵了整整一天。“我还从来没有这么累过，”盖伊·布莱维特是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一名上尉，感叹道，“过去46个小时，我一觉也没睡，走了40英里，还得时时担心后防。快到巴韦的时候，情况看得出来相当糟糕，路上堵得死死的——有的骑兵还带着马；有的马已经丢了；还有运送伤员的大车、逃难的难民、自行车、四处闲逛的人、大炮；步兵一般四个排成一行，有的找不到自己的单位，有的跟着的队伍却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还有的干脆躺在路边睡大觉。巴韦的石子路走起来，脚感觉更疼了。能够拐进一片刚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集合休息，大伙儿都感到非常高兴。火很快生了起来，我们弄了些吃的，还找来一些稻草，垫着睡觉。”
与会军官们都长出了一口气。过去三天以来，人人乱作一团，根本不知道目标到底是什么，现在终于盼来了一个明确决定，这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约翰·弗伦奇爵士从电文中得知了此事，电报是有人开车送到总司令部来的。弗伦奇知道自己有半数部队准备在一没有总司令指导，二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再打一仗，一开始也觉得是件好事，不过到了后来又公开反悔，还在回忆录中对史密斯-杜利恩大加斥责。话说回来，考虑到第2军当时的困境，也确实难说指挥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史密斯-杜利恩打算搏一把，把德国人“一举打蒙”，好赢得喘息之机，继续撤退。史密斯-杜利恩还指望第1军会给予支援。他从弗伦奇那里没有得到半点消息，根本就不知道黑格在继续撤退，使得第2军右翼没有任何掩护。
伯纳德·戈登-伦诺克斯认为总司令部一直在遮遮掩掩，不让军官知道作战计划和意图，对此大为不满，写道：“这是最令人寒心的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其他人在哪个位置，我们要打的又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就算透露给了我们一丁点儿消息，到了最后结果发现全是错的。”当然，这种神秘兮兮的做法实际上并非由于总司令部考虑多么周全慎重，而是因为总司令部碌碌无为、犹豫不决。未能向下级军官明确传达作战目的和内容，这一点成为英军整个一战期间始终无法克服的顽疾。
早上7点许，史密斯-杜利恩被叫了起来，说铁路电话网有电话找他，接通才知道原来是亨利·威尔逊打来的。这位副总参谋长说总司令已经做出决定，让第二军继续撤退。史密斯-杜利恩回答说为时已晚，自己的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天黑之前没法退出战斗。威尔逊后来声称自己当时的原话是：“祝你好运，你的话是我这三天以来听到过最开心的声音。”不过，亨利爵士看来同样对第二军前景表示极其悲观。当天晚些时候，詹姆斯·埃德蒙兹和史密斯-杜利恩碰了头。史密斯-杜利恩抱怨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做出如此重大决定。埃德蒙兹要他放心，说道：“长官，您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分神，您的做法是正确的。”史密斯-杜利恩说听总司令部的口气，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威尔逊那家伙今天早上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要在这里坚持打一仗，就等于再来一次色当”——这话一听就知道指的是1870年法国人的那场大败。
英军最终只能败下阵来，共有80人伤亡。英国人咎由自取，这点伤亡人数已算不多，马匹死伤更加惨重。海因里希·希姆莱当时才14岁，还是个中学生，在日记里兴高采烈地写道：“我们的军队已经打到了默兹河的西边，正朝着莫伯日前进。那里有一个英国骑兵旅，也被我们打败了，真的打败了！万岁！”就在同一天，掷弹兵团的杰弗瑞斯少校——这支部队隶属于黑格的军——描述了“一场漫长难挨的行军……天气奇热无比，道路一塌糊涂，尘土飞扬。士兵们筋疲力尽，根本就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杰弗瑞斯一路上遇见了许多科尔德斯特里姆步兵团的士兵，全是掉队的。他对这样的场景相当反感，总觉得倘若换成是自己的士兵，就不该给机会，由着这帮人落在后面，实在累得走不动了，唯一能够容忍的办法就是把背包和枪支放到营里的辎重车上。
当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总参谋长从史密斯-杜利恩那里得到消息，知道史密斯-杜利恩打算暂停撤退，在勒卡托和敌人干上一仗的时候，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知道英国远征军这次彻底完了。穆雷爵士接下来的表现倘若有假，那么能够把戏演得这么逼真，实在太难为他了——穆雷居然一下子昏死过去，倒在了地上。有个同事名叫蔡尔兹，外号“忠犬”——看此人的所作所为，能得如此外号，感觉不大说得过去——见状赶忙喊了一句：“不用叫医生，我这里还有一品脱香槟。”詹姆斯·埃德蒙兹后来回忆起来，满带讥讽地说道：“他们就这样把穆雷一直灌到了早上5点！……‘卷毛’博奇当时正骑着马满战场四处转悠，心急火燎地找艾伦比丢了的那几个骑兵旅。他告诉我总司令部有令，‘务必要把骑兵和马拉大炮给找回来’。”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弗伦奇的总司令部里已经乱成一团，近乎疯狂，直至天明也没恢复正常。
一支军队若是与进犯之敌陷入厮杀缠斗，要想切断联系，有序撤退，绝非易事。24日晨曦初露，德军开始再次对第二军进逼施压。虽然损失不大，但第二军的不少部队当天都经历了小规模交火，随后又向南继续退却了好几英里才集结会合。期间还闹出了一桩丢人的大事。长矛骑兵和龙骑兵近卫团第九营竟然在欧德勒尼越过一英里的开阔平原，朝着德国人的枪口发起冲锋。这件事情即便用英国骑兵的标准来衡量也简直蠢得离谱。指挥这个骑兵营的是戴维·坎贝尔中校。坎贝尔中校原是一名优秀的骑师，曾经骑着爱驹“展翅高飞”，拿到过全国障碍赛马大赛的冠军。在欧德勒尼的战场上，不少英军士兵骑的都是体型庞大的狩猎用马——这些马匹在被军方买来几个月前还在英国诸郡的猎狐地区跳跃障碍——汤姆·布里奇斯的坐骑也是其中一匹。由于没有料到道路坑坑洼洼，不少骑兵跌落马下。待到德军枪声大作，更多人从马上掉了下来，赶紧躲到玉米堆后寻找掩护，开枪还击。布里奇斯的坐骑“昂姆斯洛普加斯”也不幸中弹身亡。
接下来一连数日，这位总司令和手下的参谋官们成天唉声叹气，坐立不安，担心失败的到来。霞飞当天快近中午的时候到了圣康坦，目睹了这一幕。霞飞此行是为了谈一谈自己新的作战计划。虽然，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就在北面几英里处，正在为求一条生路而决一死战，可霞飞还是打算把英军和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都用上。英法两军的将领们在一处颇有小资情调的公馆里面碰了头，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总司令部就设在那里，位置靠近主街，屋内装修得有些过头，反而显得采光不好。朗勒扎克可没有什么好脾气，当天上午早些时候还当着参谋的面把霞飞和弗伦奇好好奚落了一番，说话的那副神态动作倘若让霞飞和弗伦奇见到，不仅会觉得失望，甚至会生出怨恨来。不过，朗勒扎克听到霞飞提议第五集团军应该保持反攻，继续对德军施压，并且承诺只要自己的部队在撤退时能够肃清阿威斯纳森林一带的敌人——这个地方大炮不好发挥效力——就会在开阔地带重新发起攻势。
这位法军最高统帅直到这一刻来临之前还只对左翼偶尔给予关注，可是自此之后，左翼就成了他全部担心的焦点，也是全部希望所在。第二天，也就是25日，霞飞向各指挥官发布训令，并以抄送的形式传达给约翰·弗伦奇爵士。这份训令就是日后有名的“第2号训令”。训令宣布向北转移大批兵力，由英国远征军左翼组建一支新军。对于霞飞而言，为了对付侧翼危险，他急需一支能够信赖依靠，听命于己的部队，而英国人显然不会这样做。不过，霞飞重新部署的计划过于复杂，规模太大，9月2日之前绝无可能完成，在当时的战况之下等待时间过于漫长，而在2日到来之前，无论吉凶好坏，必定会有不少事情发生，有些还会落在英国远征军的头上。
霞飞其实并不知道，朗勒扎克根本无意采取任何这样的行动。26日当天，英军在勒卡托鏖战正酣，第五集团军却依旧仓皇后撤。当天唯一真正参战的法军部队只有索尔代的骑兵团，还有零星几支地方部队在史密斯-杜利恩的左翼打了一小会儿。英军军官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承认法国人出了力、帮了忙。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汤姆·伍拉科姆算是其中一个。他写道：“法国的部队……在达马特将军的指挥下替我们分担了不少压力。”与此同时，在圣康坦，霞飞对于英军总司令如此口无遮拦感到震惊。这位总司令听闻英国远征军自从抵达前线之后，由于得不到法军支援，只能失利蒙羞，不禁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根据斯皮尔斯的回忆，二人的会谈是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的，因为拉上了百叶窗，所以室内光线显得很暗，“每一个人都在压低声音讲话，感觉还以为隔壁屋里藏了具死尸”。由于到场英国军官里面没人会说法语，霞飞和下属说起英语来也不流利，因此必须有人翻译，会谈的时间拖得很长。
与此同时，霞飞于24日晨在巴黎对陆军部长梅希米透露，就目前情况来看，既然进攻已经失败，那么法军除了放弃进攻，别无他法。人们已经对法国的战略失去信心。法军已经在徒劳无用的进攻中差不多耗光了本钱，现在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转攻为守，尽量拖下去。“我们的目标，”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对这位政治人物说道，“只能是尽可能拖延，拖得越久越好，争取把敌人拖垮，等到时机成熟，再重新进攻。”随着战报从北方一条接一条传来，霞飞对于德军部署与意图的臆想终于破灭。他此时终于明白了毛奇的用意所在。
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开始向众人解释自己的反攻方案——“第2号训令”。当霞飞得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对于自己的计划一无所知的时候，显然感到了失望——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由于依旧人事不省，动弹不得，没法给顶头上司看这份重要文件。霞飞把自己的意图简单说了一遍，表示有意利用位于英国远征军右翼的法国第四、第五集团军，新建一支“机动集团部队”，然后把这支新鲜力量调到左路。霞飞敦促英国盟友务必坚守阵地，伺机反攻，并且承诺法军定会予以支援。
短短数小时之内，约翰·弗伦奇爵士已经从原来的志得意满、洋洋自得变得一下子愁眉不展，坐立不安起来，嘴里一会儿嘟囔着要带部队去莫伯日的旧要塞临时避难，一会儿又在念叨着应该向西北撤军，退到亚眠去，还嚷嚷着要同法国人断绝联系。连日恶战让这位英军总司令变得极度夸张，扬言法国人这种人他可打不了交道，算不上“真正的男人”，不愿和这一类人继续把仗打下去。弗伦奇的这种态度即便未对英法联军的战争事业造成恶劣影响，也会给自己招来嘲笑与奚落。
约翰爵士对于霞飞的话无动于衷，只是一再强调打算让自己的部队继续后撤。斯皮尔斯写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在劫难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陪审团在对一个死刑犯做出有罪裁决一样。”会议结束之后，约翰·弗伦奇爵士乘车去了南面，一并带走的还有他的总司令部，完全不顾北边的史密斯-杜利恩还有仗要打。斯皮尔斯再次无可奈何地叹道：“这恐怕是总司令部里头最糟糕的一天。每个人都情绪不佳，士气低落，还有许多事情理不出头绪来。参谋们希望有人出来打打气、鼓鼓劲，可约翰爵士一拍屁股，说走就走，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英国远征军当晚在蒙斯以南三英里处集合过夜。士兵们盼着第二天一早能够重新布置防线，继续抵抗。当天晚上，汤姆·伍拉科姆“甚至有闲工夫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原来打仗这件事打起来是多么让人激动……我们的士兵压根就没有感到沮丧失望，反而觉得自己在面对敌人凶猛的火力和‘齐步走’的时候充分发挥了手里步枪的强大威力，还有分散队形，灵活行动，感到十分自信”。不过，到了24日凌晨1点，总司令部发布新的命令，虽然要求全军撤退，却只字未提该如何撤退，具体事务留给各军军长自行处理。这再一次证明了英军指挥部何等无能。尤其是穆雷和威尔逊二人，根本就不知道身为参谋官，职责究竟何在。唯一尽职尽责的只有军需主任威廉·罗伯森爵士。这位外号“威利”的军需主任在接下来的几周之内，凭借着满腔热情和过人能力，为英国远征军制定出了一整套补给制度。
霞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直在想我们最靠左侧的阵地防守薄弱，放不下心来，不停地问自己，这里的阵地能否坚持下去，好让我有时间完成重组部队。”让这位法军最高统帅心神不宁的问题不止一个，他既要担心德国人大兵压境，危险迫在眉睫；又要担心朗勒扎克是否有足够的毅力与能力，守住这个威胁最严重的防区；还要为一位英军总司令分神——这位英军总司令抛下盟友，不闻不问，看起来已经被危机吓破了胆。英国人的两个军里头有一个军正在撤退，走的线路却和总司令部制定的不是同一条线路；另一个则自作主张，准备打一场事关全局的大仗。圣康坦会晤就这样无疾而终，没有得出任何结果。英国人对朗勒扎克打算继续撤退的意图表示默认，或许算得上是唯一收获。霞飞甚至连做做样子，发发脾气，逼迫约翰·弗伦奇就范都没有去试，就拂袖而去。英法两军的总司令官看来已经失去了一样最为重要、一样要想打赢一切战争就必不可少的东西——团结。
与所有这一系列交战比起来，英国人在蒙斯的战斗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然，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他的高级军官们可不会这么认为。23日下午3点，这位英军总司令结束瓦朗谢讷之行，返回了司令部。他仍然在幻想联军应该很快就会重拾攻势。然而，等到当天晚上，弗伦奇也被迫承认事实，认可了麦克多诺上校的判断，承认面对的敌军实力远在英军之上。克拉克的军队已经朝着第二军右翼蜂拥而来。第二军的右翼就在蒙斯西南两面，正面临与第一军被分割孤立的危险。约翰爵士终于恍然大悟——到了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爵士显得更加坐立不安——朗勒扎克完全不顾霞飞的想法，早就把第五集团军从桑布尔山谷撤了出来。23日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远征军还在法军前头9英里处。此时此刻，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得越来越开，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德军随时可以利用留下的空档切断两军之间的联系。约翰爵士眼看兵败在所难免，只好承认必须尽快向后方转移司令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灭顶之灾。
霞飞好歹也该替英国远征军的总司令说句公道话。霞飞当时信誓旦旦地保证朗勒扎克会和英军配合，其实也全是一派空话。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成为理由，替约翰爵士一意孤行，甩手不干，退出战斗找借口开脱。要说弗伦奇的总司令部不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地方，手下班子不够团结，这样的批评说得太轻。事实是这位总司令官根本就得不到下属信任。除此之外，他的总参谋长也不受亨利·威尔逊欢迎。威尔逊对于自己没能坐上穆雷的位置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眼看穆雷精神崩溃，一病不起，竟然还能保住职位，更是怀恨在心。
英国人向来看不起盟友。不过，要想让第二军在蒙斯临时站稳脚跟，以便接着赶紧撤退，就必须仰仗艾伯特·达马特将军手下那一小撮法国地方军来为史密斯-杜利恩的左翼提供掩护，这一点至关重要。就在英军小试牛刀的时候，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在沙勒罗瓦的损失却要惨重得多。还是在更南面的阿登地区，法国第四集团军和德国第四集团军在23、24日短短两天之内总共损失了1.8万人。在靠近贝尔特里的森林里，法国一整个军的士兵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大炮全部丢在后头，只顾抱头逃窜。在其他地方，德军开始炮轰驻守那慕尔要塞的3.5万法比联军，两天之后便以仅仅伤亡900人的代价拿下了要塞。德国第三集团军在马克斯·冯·豪森将军的指挥下，准备在迪南利用浮桥和驳船强渡默兹河。豪森1866年曾与奥地利军队联手和普鲁士人交过手，此时已是67岁高龄，官居萨克森州陆军大臣。豪森以为找到了机会，能够将朗勒扎克的部队包围起来，一口吃掉。弗朗谢·德斯佩雷算得上法国第五集团军中最干练的军长。他自作主张发起反攻，把德国人逼了回去。不过，豪森的军队仍然在当晚晚些时候拿下迪南，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弗朗谢·德斯佩雷虽然功败垂成，却为第五集团军赢得了时间抽身撤退，豪森方面损失超过4000人。
多年以后，穆雷在给一位老战友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那段日子是多么的难过与屈辱……你知道，总司令部的那帮高级军官完全不把我当一回事，从始至终都在阻挠我办事，甚至擅自篡改我的指令……之前也好，之后也好，我都从来没有和这样一帮背信弃义的家伙共过事……既然明明知道没人听我的命令，我为什么还要和陆军部这些拉帮结派的家伙待在一起？是我犯了错……我想看清楚约翰爵士到底是怎样的为人。我跟了他那么多年，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性格脾气，在我看来，他根本不适合处理现在面临的这场危机。”穆雷最后写道，“要不是威尔逊更加没有忠心，我也不会孤掌难鸣，独自一人和约翰爵士斗。”弗伦奇、穆雷和威尔逊三人的唯一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三个谁也不相信谁，这对于一支在战场上正处于生死关头的军队来说，不能不说极其危险。事实上，在法国作战的几乎所有英军高级军官，彼此之间要么不闻不问、冷若冰霜，要么互相倾轧、相互陷害。这种关系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没有丝毫改善，玩弄阴谋诡计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举个例子，亨利·威尔逊就跟弗伦奇讲过，说基奇纳跟毛奇或者法金汉一样，对英国远征军来说是个威胁。英国军官之间的所谓战友情谊，倘若非要打个比方的话，只能比作“该隐和亚伯”。
布隆的这番话虽然常常被英国人拿来炫耀远征军取得的辉煌战果，但这样的文字显然过于夸张，只能反映出写这些话的人对于生死伤亡是多么敏感，而这些对于初上战场的新兵来说不过是常事罢了。布隆所在的营比当天参加战斗的任何一支德军部队都要伤亡惨重，但英国人没能阻止克拉克前进，充其量只是延缓了对手一天的步伐，最终还是将阵地拱手相让。德军另外一个团在团史中以胜利者的口吻写道：“当晚，士兵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大肆庆祝。”不过，第一军和艾伦比的骑兵还几乎没有与敌接战，毫发无伤。蒙斯战役让英国人值得庆幸的是，正是由于敌军的笨拙，英国远征军才有机会全身而退。英军损失在1600人左右，其中不少当了俘虏。有一个德国兵以前在汉堡当过巡回推销员，英语说得相当流利。他在命令英军战俘排队站好的时候，不无幽默地说道：“先生们，请注意！排成四排，每排四个！”英军近半数伤亡来自两个营，一个是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第四营，伤亡超过400人；另外一个是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第二营，死伤人数在300人以上。好几支部队迫于无奈，只好把机关枪这么宝贵的武器丢弃在了阵地上。德军损失人数与英军总体相当，不过阵亡和受伤比例高出很多，被俘的反倒不多。
26日一早，晨雾刚刚散去，英国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们便陆续驾机降落在了机场。飞行员们刚刚完成侦察任务，回来报告说第二军前方几英里处几乎每一条路上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敌军士兵。借用一位参谋官的话来说，“（飞行员在）地图上划出的黑线密密麻麻，代表着一队又一队德军部队。”一个步兵团就有3个营，233匹马和70辆运货的大车，把两英里长的路段挤得水泄不通。像这样的步兵团一共有六个，正在迅速逼近勒卡托。勒卡托以亨利·马蒂斯闻名。“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大，并不怎么起眼，头顶的太阳烤得人昏昏欲睡，”一名英军军官写道，“待到炮声响起，很快就将载入史册……这座小城似乎还不知道在劫难逃，感觉就算发生天大的事情，也无法把它唤醒。”史密斯-杜利恩部投入战斗是在8月26日——当天正值克雷西会战568周年——这一仗可要比蒙斯之战打得惨烈得多。的确，英军此役阵亡人数堪比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而诺曼底毕竟是属于下一场世界大战的故事。对于侥幸活下来的人而言，此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与接下来四年的其他战事截然不同——一个人站在距离勒卡托以北约一英里远的台地上，就能把当下所有的要地尽收眼底。具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英国陆军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打过。
待到夜幕降临，德军已经拿下蒙斯。虽然，德军伤亡如何，尚无可靠数据可查，但沃尔特·布隆所在勃兰登堡掷弹兵团的一位营长发出的哀叹足以让人窥出端倪：“你现在是唯一一个剩下的连长了……我的营啊，我是那样为你感到骄傲，感到威风，可你现在却成了这个鬼样子。”勃兰登堡掷弹兵团的损失如下：1名营长及营人事参谋、3名连长还有6位排长阵亡，另有16名军官负伤。至于其他士兵，伤亡人数各单位不等。布隆悲伤地回忆道：“我们打的头一仗就输得如此惨烈，简直前所未有。打的还是英国人，是我们一直嘲笑的英国人，结果打成这个样子。”
小城勒卡托位于山谷环抱之中，乡间地势开阔起伏，稻田黄绿相间，参战的六万大军在纵横十英里的田野上安营扎寨，一眼便能将小城看得一清二楚。极目远眺，目光所及之处，只见田里的玉米业已收割完毕，地面上只剩下一茬茬玉米秆，整整齐齐立在那里。田里间隔种了些甜菜和苜蓿，间或还能看见一堆堆干草。有个士兵觉得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演习的操场，很是熟悉，就像“没有长树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史密斯-杜利恩把筋疲力尽的部下部署在了一个对自己并不利的地形之上，也未做过多侦察。有些部队，尤其是右路距离勒卡托最近的几支部队，会很快发现待到德军逼近，阵地便会一眼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德国人可以从射击盲区打进来。按照批评人士后来的意见，英军如果能够再往南推进一英里，占据一个地势更高的山脊，处境会有利得多。不过，换作史密斯-杜利恩，可能会耸一耸肩，说上一句：“形势所迫，情非得已。”
敌人火力从三面打来，赖特几经险阻，成功炸掉了热马普的渡桥，接着准备着手炸毁马里埃特的渡桥。赖特要开车的士兵先开车将一名受伤的战士送去后方，谁知随后头部被弹片擦伤，由于发现没有电流引爆炸药，于是赶紧跑到附近的一座民房里将电线与屋内干线接上，不想仍然无法获得电流。赖特在诺森伯兰郡火枪兵团士兵的火力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尝试接通电流，直到筋疲力尽，滑落跌入运河当中。好在军士史密斯中士将自己的军官从河里救了上来。此时已是下午5点，德军已经冲到只有30码远的地方开枪。工兵们只好放弃计划，全部撤退。赖特凭借当天的英勇举动——他在日后同样展示出了过人勇气，直至牺牲——赢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遗憾的是，赖特的努力最终宣告徒劳，英军防线上只有一座桥梁被炸毁，早就该下的命令来得实在太晚。
有一些勒卡托的人从城里跑了出来，帮助英军开挖堑壕。约克郡步兵团的位置距离勒卡托最近，士兵们躲在皇家工兵部队挖好的散兵坑里，各就各位，右翼由萨福克郡步兵团把守。诺福克郡步兵团的士兵们花了好大一阵功夫，才把阵地上的一棵大树砍倒，这棵树要是给敌军炮兵看见，可是再显眼不过的瞄准点。通信分队一路小跑着穿过指定的战场，把电话缆线从车上驾着的滚筒上抽出来铺好。不过，由于缆线在蒙斯用掉了许多，加上丟了不少，现在已经所剩无几。1914年8月当时最重要的通信手段就是法国的民用和铁路电话网，效率相当之高。某位史官日后写道：“自开战伊始，就有了一整套内部通话系统，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正向电路比大战后期重新设立的还要多。”不过，8月份那会儿各单位很多时候只能依靠信号灯或者打旗语传递信息。最靠得住的通信方式仍然和千百年前一模一样——依靠信使徒步或者骑马送信。送信兵在勒卡托的战场上快马加鞭，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各部队之间，这番场景绝不陌生。
列兵西德·戈德利眼看坚守尼米的一队皇家火枪兵团机枪手全部阵亡，于是勇敢地接过机枪，凭借坚守大桥的英雄举动，和毛里斯·迪斯中尉双双赢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迪斯的勋章是死后追授的。戈德利据说身上多处负伤，仍然坚持开火，掩护营里的士兵撤退，直到当晚阵地失守，被德军俘虏。不过，也有人对战斗真实性表示怀疑，指出德军记载中完全没有提到这次抵抗。怀疑人士的意思是说，迪斯和戈德利的英雄举动主要来自于戈德利的口述，而英军最高指挥部当时正急需合适的对象，树立英雄形象。不过，关于西奥多·赖特的英雄事迹毫无争议。赖特是皇家工兵部队的一名上尉，23日当天下午3点沿着运河开始行动，试图把3英里长阵线上的五座桥梁统统炸掉。这样的行动固然勇气可嘉，却为时已晚，于事无补。赖特带着一队人马，一路上不断遭到敌人火力进攻。驾驶员开着一辆小车在战场里穿来穿去，车上还载着八箱火棉炸药，他知道这可是提着脑袋的大事，非同小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勒卡托战役一开始只是小规模突击，大体沿英军阵线由右至左逐次展开。德军炮击自早上6点开始。由于城内并无英军布防，克拉克的军队随后很快进入城内。英军巡逻队很快被德军打得退到了城东角的小山包上。库洛恩中尉是进攻德军的一员，日后回忆道：“我给排里士兵下的命令是：‘全体准备，向前，冲锋！’我们往前冲一阵子就停一会儿。我中间停下来那会儿，看了看身旁，发现只有8个士兵和几个军士跟着我。其余人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不过，靠着这样每次几码几码地向前跃进，库洛恩和他的团还是向前推进了不少。早上9点，克拉克的大炮开始发威，将密集的炮火倾泻在萨福克郡和约克郡两个步兵团，还有支援炮兵的头上。英国人完全暴露在德军视野之中，在接下来的好几个小时里被打得焦头烂额。萨福克郡步兵团的上校刚一开始就中弹身亡。英军一个炮兵连才开了一发炮，指挥官就被全部炸死。上午10点左右，史密斯-杜利恩的右翼陷入包围。如此一来，德军在当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能够对萨福克郡和约克郡步兵团展开三面进攻，并且架起机枪，对英军阵地进行纵向射击了。
英军虽然让克拉克的先头部队损失不小，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自己的伤亡人数也在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之前还只有零星小股德军能够渡过运河，现在已经成了滚滚洪流，难以阻挡。午后不久，道格拉斯·黑格在一名参谋官的陪同下，爬上乐波内以北3英里的一座小山包，站在山头俯瞰战场全局。黑格面色凝重，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成群结队的灰色士兵”如潮水一般涌向自己的友邻部队第二军。德军炮火在某些防区打得极其精准，史密斯-杜利恩的士兵和那年8月其他每一个参战国的士兵一样，都以为是有奸细在暗中作祟，帮助敌人炮兵瞄准。第二军终于支撑不住，开始成批后撤，士兵们三五成群地往后方逃去，有些士兵搀扶着受伤的战友，各排轮流开火，互相掩护，且战且退。要让撤退成为一场组织有序的行动，而非一股脑儿的抱头鼠窜，着实不易。赫尔上校见到手下有一个排正在听从一名中士的吩咐撤退——这个连的两位连长都已经中弹身亡——于是要手下的人事参谋前去查明那个中士究竟是何人。汤姆·伍拉科姆用望远镜看了一眼，报出了中士的名字。赫尔听了怒道：“汤姆中士，你要知道……要不是已经下令撤退，否则我会把那家伙给一枪崩了。”那位涉嫌指挥士兵临阵脱逃的中士后来被人发现名字出现在了当晚该营“失踪人员”的名单上，这才逃过一劫，免遭行刑队处决。
第二军在北面的部分部队直到战役打响之后还在排着队伍，朝着各自的指定位置行军。早上7点，一个传令兵骑着单车，气喘吁吁地冲进了一间农舍。爱尔兰步兵团的伯德上校正抓紧时间在屋内休息，争取睡上一两个小时。传令兵带来命令，要求伯德率部立刻动身，赶往贝尔特里。伯德一开始还在犯迷糊，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自己的人。他见人事参谋迪戎上尉躺在靠椅上睡得正酣，于是赶紧把他叫醒。“长官，真是抱歉，”迪戎连忙说道，“我记得我一开始坐着，后来被你喊醒，其他事情都记不得了。”一个小时之后，伯德已经策马扬鞭，开进了贝尔特里，身后跟着的士兵一个个睡眼惺忪，步履沉重。伯德在军指挥部门外迎头遇见史密斯-杜利恩。“你的人能打不能打？”这位将军问道。“能打。”伯德答道。这位瘦小精干的军长扫了一眼伯德的队伍，说道：“你的人看来不错……只要好好打他妈一仗，别再像这样逃命就行了。”爱尔兰步兵团于是被紧急调往西北两英里之外的科德里车站，镇守英军阵线中路。
整整一个上午，德军在十几处地点渡河成功，好些英军部队暴露在了纵向火力威胁之下，面临着被孤立包围的危险。将近下午1点的时候，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收到师部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尔部防区内的桥梁船只是否需要摧毁，由尔部自行决定。”电报来得这么晚，简直荒唐。汤姆·伍拉科姆写道：“电报来得实在太晚，敌人要么已经过了河，要么正在渡河。”由于蒙斯运河防守兵力过少，因此根本无法确保每个地段都有足够火力阻止克拉克的军队前进。英军炮兵就在步兵后面，在德军炮火之下受到的伤亡一点不比步兵少。“我们忠诚的炮兵坚守阵地，勇气可嘉。”伍拉科姆写道。炮兵里面有一名中士，名叫威廉·爱丁顿，在日记里倒是写得相当低调：“这一天打得相当艰苦，感觉周围到处都是德国人。”有一些部队压根就没有得到直接炮火支援，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最近的炮兵根本看不到目标到底在哪里，无奈之下，只好估摸敌军的大致方向，乱打一通。
有位参谋官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史密斯-杜利恩一旦做出决定，就不希望自己的总司令官再来插手，（史密斯-杜利恩）最担心的就是约翰爵士插一杠子——这一点他讲了很久，后来又随口说了一些话，是关于左右翼部队的，都是些没准头的话，不过他很有自信，认为自己就算有被包围的危险，也可以好好教训德国人一顿。”到了上午10点左右，大批德国步兵开始穿过勒卡托西面的玉米茬地，向前推进。克拉克以为自己的第四军要对付的是英国远征军的六个师，结果都是从西南方向撤过来的英军部队。克拉克判断错误，使得他的军队在与英军遭遇时缺乏协同作战，从而断送了机会，没能拼尽全力给英国人致命一击。
不过，有一点必须着重指出，克拉克的部队虽然在兵力上要强过弗伦奇，但8月23日当天在蒙斯运河两岸双方投入作战兵力大体相当。人们对于英军的英勇无畏送上了太多溢美之词，德国人虽然同样骁勇善战，却没有得到那么多称颂赞扬。克拉克的士兵虽然在向河边逼近的过程中损失不小，仍然有部分兵力试图尽力在南岸抢得立足点，有一些甚至在开始交火一个半小时之内便站稳了脚跟。德军士兵中有一位值得一提，这名士兵名叫奥斯卡·尼迈耶，是汉堡人。尼米的火车道口由皇家火枪兵团把守，道口东面有一座人行天桥，用脚踩着踏板就能把桥摇到运河对岸去。英军把桥收了起来，放在自己把守的河岸一侧。尼迈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到对岸，冒着炮火，用脚奋力踩着踏板，就在眼看要把步桥摇到北岸的时候却中弹倒了下去。尼迈耶倘若当天穿的是一身卡其布军服的话，如此英雄壮举足以为他赢得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尼迈耶虽然倒了下去，可是战友们已经能够够到天桥。德军士兵们把绳子抛到桥上，拴牢靠了，然后拖到自己一侧，接着便朝对岸冲了过去。
克拉克的士兵头一天已经走了30英里，其实也和对手一样早就筋疲力尽。英国人声称德军进攻兵力众多，第二军寡不敌众，事实恰恰相反。德国人只动用了六个团的兵力，还有三到四个猎兵营，都是一些散兵，再加上几千骑兵徒步作战。虽说，这样一支部队靠着精准的炮火支援，战斗力令人生畏，可是也不至于像英国人那样把勒卡托战役吹得天花乱坠，简直就像大卫和歌利亚之战一样可歌可泣，毕竟双方兵力大体相当。
然而，英国人错误高估了步兵能够对敌人造成的伤害。许多德国士兵倒在地上，其实只是为了寻找掩护。克拉克的部队分散成小战斗群，行动更加诡秘，还得到了榴弹炮支援。这种炮造成的伤亡相当大。德军士兵可不像英国讽刺漫画里那些没脑子的德国人，不少人对于如何利用火力和移动相当在行。史密斯-杜利恩在运河前方的前沿阵地布置了好几个连的兵力，全被打得退回了南岸。“见他娘的鬼！德国佬的炮兵还真敢打啊！”戈登高地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大声喊着。炮击对于英国远征军的每一名士兵来说，此前从未感受过，难以忍受。“士兵们都在地上挖坑，挖出一个小洞，再躲进去，”汤姆·伍拉科姆写道，“大部分人都有一点神经兮兮，还不适应过这种日子。”倘若把几天前法国人打的那几仗作为标准，与两个月后的伊普尔战役相比较，英军损失其实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对于一帮对于现代欧洲军队火力毫无经验的新兵而言，8月在运河岸上的这一天已经足够糟糕难熬。德军的右翼几乎没有什么动静，这一侧由黑格的部队把守。不过，在史密斯-杜利恩这一侧防线，从抓获俘虏的口供，还有击毙敌军士兵身上佩戴的徽章来看，德军投入了两个军的兵力，对东北向突出部施加的压力尤其巨大。
战况如同“蒙斯”一模一样，成片敌人一旦进入步枪射程，就会被一排接一排地撂倒。“德国步兵排得那么密，要想打偏都困难，”43岁的伯蒂·特里沃少校是约克郡步兵团的一名连长，如是写道，“冲过来的时候简直成群结队。”不过，防守英军也在敌军炮火下伤亡惨重，炮兵连损失尤为惨重。炮兵阵地太过显眼，就像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先辈们在圣约翰山的位置一样。事实上，威灵顿公爵倘若此时身在勒卡托，想必不会对眼前一幕感到陌生——敌军士兵排着密集的纵队向前推进；赶马的人舞着鞭子，马儿吐着白沫，先把大炮运到前方，再从车上卸下来；传令官带着指令，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
戈登高地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也是同样说法：“这帮步兵真是可怜！见了鬼了，以连为单位前进，150来人排成五列。我们的枪平射距离可以达到600码，你猜结果怎样。完全可以把步枪稳稳当当地搁在堑壕上，想打哪里，就打哪里。先是一阵700码齐射，头一群敌人很快被送上了天。德国人竟然排出这样的阵型，简直是脑子出了问题，每一颗子弹差不多肯定可以干掉两个。后面几个连推进速度极其缓慢，就算拿着自己人尸体当掩护，也绝对找不到任何机会。”这场战争迟早会演变为机枪大炮唱主角的一场对决，可是回到1914年季夏时节的短暂一瞬，步枪面对完全暴露在视野里的敌人展示出了强大的威力。
有位德国军官怀着匪夷所思的心情写了这么一番话：“我想就凭这副血肉之躯，是不大可能在如此惨烈的屠杀中活下来的……我们的士兵虽然进攻的时候众志成城，视死如归，还是一次又一次被打了回来。击退我们的敌军士兵相当勇敢。英国人的炮兵为了保护自己的步兵，全然不顾伤亡，部署在靠前的位置，即便完全暴露在我军视线当中，仍然在向我们不停开火，试图击垮我们。”沙赫特中尉是机枪连连长，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对这样的景象表现得更加疑惑不解，写道：“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一个（英国）炮兵连，按照我们的作战理论来看，位置太过靠前，几乎和步兵布置在同一条线上，而我们已经差不多接近步兵防线。往右！目标距离1400米！快速开炮！近了一点，再高一点！接下来效果怎样，很快就能看到。就像被翻开的蚂蚁窝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热闹。到处都是人和马，像无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被打倒在地。混乱之中，只听见枪声哒哒哒地响个不停。”
德军蜂拥向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和英国人一样不知道战争为何物。有些人还像沃尔特·布隆日后描述的那样一度感到过高兴。布隆是勃兰登堡掷弹兵团的一名上尉，写到自己在前进的时候“感到内心奔涌着一股胜利的冲动，那是一曲狂放不羁、超凡脱俗的歌，让我神情振奋，倍受鼓舞，每一个毛孔都得到满足。我已经克服恐惧，征服了自己的肉身”。克拉克的士兵一开始直接沿着行军线路发起集体冲锋，损失之大，可想而知。一位英军军士写道：“德国人排着方阵，整整齐齐、密密麻麻，衬着天际线，相当显眼，你一看到就会忍不住开枪……等到他们爬得越来越近，我们的指挥官这才下令……德国人看上去就像喝醉了酒的醉汉，突然被人戳了一下脑门，走路摇摇晃晃，接着就朝我们发起冲锋，嘴里不知道喊着些什么鬼话，反正也听不懂。”
史密斯-杜利恩下令把后备队调上增援，缓解右翼危机。不过，后备队兵力太少，没有足够人手把守如此长的距离，还在穿过阵地的时候就遭到德军火力压制。约克郡步兵团的伯蒂·特里沃后来回忆起这场战役时形容战斗：“太过惨烈，非言语所能描述……我们连每个人平均打了350来发子弹，打死不少敌人。可是，即便如此，还是被围得死死的，完全无法脱身——那里要是还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地活着，绝对是个奇迹。你除非一连好几个小时一会儿拿着炸药霰弹乱投一顿，一会儿拿着机枪步枪猛打一通，否则根本不会明白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哪里好玩，我搞不懂。”一架德军飞机在头顶盘旋，丢下好些烟雾弹，一落到地上就放出彩烟，给炮兵做记号，为这场战役增添了几分19世纪的时代感。上午10点左右，史密斯-杜利恩右翼阵地上有个炮兵连的军官已经全部阵亡，只剩下一门大炮还在开火。在这一天，约克郡、萨福克郡、康沃尔郡、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还有东萨里这些由各郡士兵组成的部队展现了各自的顽强与坚持，以及身为职业军人的素养品质，这些都是除了那位军长以外，其他高级军官所不具备的。
赫尔手下有一个列兵，名叫杰克，后来回忆道：“刚刚开火那会儿，我被枪声给吓坏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大部分炮弹都在我们的后头开了花，不过子弹从头顶飞过的时候，还是带着一种奇怪的嘶嘶声。我们四个人躲在一个散兵壕里，有个军官朝我们走过来。我记得当时还想了一下：‘卧倒，你这个蠢货’。不一会儿就听见这个可怜的家伙倒在地上。我旁边的士兵接着也被击中。我正在开火，身旁那家伙突然发出一阵哼哼，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我还从没见过死人是什么模样。”盖伊·哈考特-弗农写道：“你要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每个人一听见枪响就躲起来的样子非常滑稽。你明知道子弹打不中你，可偏偏每次还是会把头缩下去。”没过多久，子弹炮弹就变得越发密集起来，不给任何人机会把头缩进去。步兵名义上要做到每分钟打15发子弹，实际上打的远不止这么一点。绝大多数人只记得一件事情——拿着五发弹夹往打得滚烫发热的武器里死命地塞。任何一支部队如果保持这样的射击频率，很快就会耗光所有弹药。
英军左翼当天一开始就出了小乱子，险些酿成大祸。英王步兵团第一营长途跋涉整整一晚，拂晓时分方才抵达利尼公路。全营以连为单位，成纵队原地候命，准备吃早餐。R.G.博蒙特上尉突然发现地平线上远远出现了几个人影，骑着马儿，看上去既不像英军，也不像法军。博蒙特上尉认为来者应当是德军，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被当营长的上校顶了回去，说是一派胡言。营长没好气地说道，敌人距离这里还有三个小时的路呢。就在此时，响起了炊事班大车的铃声。多么让人欢欣的声音啊，士兵们不禁高喊起来：“吃的来了！”小伙子们把武器堆在一起，各自拿出饭盒，眼瞅着远处骑马的人身后拖着一些带轮子的东西，还从上面卸了些家伙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上前搭理。来的正是德国骑兵，英国人给了他们足够时间把机关枪从车上卸下，组装起来。就在这1000多英军士兵围在一起，准备享用各自早餐的时候，马克沁机枪开火了。
列兵西德·戈德利正在喝着咖啡，吃着鸡蛋，这些都是两个比利时孩子送给他的。戈德利一边吃着，一边用法语和孩子们结结巴巴地聊着天，聊着聊着，一发德军炮弹突然飞了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戈德利后来回忆道：“我对这两个小男孩和小女孩说道：‘你最好把东西丢掉，要不然会受伤的’。两个孩子接着收拾好篮子，走开了。”戈德利找好位置，举枪瞄准。头一波德军刚刚出现，成千上万英军士兵就齐齐开火，枪声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很快就被大炮的轰响盖了过去。德军开始向蒙斯东北方向的突出部集结，把这个薄弱地带团团包围起来。尼米的铁路桥由皇家火枪兵团负责把守，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四营位于火枪兵团右侧，在奥堡后方。火枪兵团据说是从站长女儿那里得到的警告，说敌人正在靠近。赫尔上校是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团长，对轻型枪械情有独钟，甚至不辞辛劳教手下怎样才能弹无虚发，战士们这一回没有叫团长丢脸。德军发起一波接一波冲锋进攻，全部被步枪火力给压了下去。运河北岸很快堆满了灰绿色的尸体，像山包一样，一座接一座，一顶顶尖顶军盔成了小山的山顶。不过，克拉克的士兵也抓住机会进入射击阵地，很快打死打伤不少没有隐蔽起来的英国士兵。
头一波机枪子弹甫一打过来，英王步兵营的上校营长立时死于非命，三个连的士兵一下子慌了手脚，也顾不上堆在一起的步枪，只知四散逃命。但凡拔腿就跑的，几乎一个不留地被撂倒在地，只有紧紧趴在地上的才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一营副营长好不容易把剩下的士兵召集起来，一面拿回武器，一面把大部分伤员给拖了回来。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内英王步兵营已经死伤400余人，这就是暴露目标付出的血的代价。如此丢人的一幕也被近旁沃里克郡步兵团的一名排长看在眼里。这名排长对于英军当天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实在感到遗憾。诚然，英王步兵营最终还是守住了阵地，可这得归功于面对的只是一小撮德国骑兵和散兵而已。随着格奥尔·冯·马尔维茨将军麾下的骑兵从英王步兵营左翼后方包抄上来，英国步兵只好丢下阵地，仓皇后撤。
克拉克手下打头阵的步兵开始下山，朝河边进发。长长的路上全是黄褐色的房子，矿井坑口和七七八八的工业设施，显得死气沉沉。士兵们在建筑的遮掩下向前推进。德军虽然是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可是到了这个紧要关头，也会显出弱点来，最大的软肋便是情报不足。8月份，交战各方指挥官在与敌军对垒的时候，统统对对手兵力意图判断有误。克拉克的部队是德皇西线七个集团军当中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支。其先头部队快要抵达蒙斯的时候，虽然知道英军近在咫尺，却对对手兵力几何，怎样部署，一无所知。德国人的飞机在23日也飞来一趟，却没有起到任何打探敌情的作用。克拉克本人虽然在德军将领中威望颇高，受人尊重，却在自己1914年的这首场战役中没有表现出任何过人之处。
轮到德国人暴露自己的时候，他们同样会落得和史密斯-杜利恩部下一样的下场：德军一个炮兵连刚刚在汉普郡步兵团的正前方卸下武器，准备开火，就被对手枪炮齐发，打得抱头鼠窜。无论哪一方，野战炮兵连都打得十分辛苦，这是由于炮手视线受阻，难以看清目标，也就是说，做不到所谓“直接瞄准开火”。当时还没有前方观察员，无法依靠电话和炮兵阵地联络沟通。只要想一想英国人布尔战争期间在科伦索的惨败，你就会明白把炮兵和骑兵部署在德国人的视线和步枪，还有大炮火力范围之内会有多么悲惨。然而，这样的一幕不仅在勒卡托演出了整整一天，还在这场战役中一再上演。英军大炮利用缺口表尺瞄准发射，距离在1200码左右——比起威灵顿公爵那个年代的炮兵来差不了多少。德军虽然装备更加精良，配备了吨位更大的榴弹炮，能够从隐蔽的位置间接瞄准射击，但双方都受制于随身携带的弹药不足。炮火实在太过猛烈，对于必须忍受炮击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堑壕蔽体的人来说似乎过于残忍。不过，这样的场景只是小小序曲，在日后一场接一场的战役中将会愈演愈烈。
话说回来。虽然，这些贫困的受害者绝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意志坚定的战士，可总归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做到。要指望士兵有太多思想，确实勉为其难，但同样的局限性也见于大部分军官身上。那个年代，倘若稍微有点本事，能够干一份其他的活计，混口饭吃，又有几个人会选择穿这一身卡其布军装呢？“根本就没有人恨什么德国”，汤姆·布里奇斯身为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写道，“完全是一种佣兵心态，就算换作面对法国人，我们也会一样狠狠地打”。英国士兵为了选一个好位置瞄准射击，把运河边上民房仓库的窗户玻璃全给砸了，有些士兵还因为破坏了人家的财产感到过一丝内疚。
哪怕最激烈的战斗也会有一个特点——并非所有参战人员都在一直打个不停。在勒卡托，虽然有些部队遭受重创，可也有一些整个上午都安安静静地待在防区里无事可干，刚刚开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受到德军骚扰。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汤姆·伍拉科姆写道，自己11点30分去后方营里吃饭的地方“美美地吃了一顿中饭”。只要回到前方阵地，有时候“我们就坐在那里，有说有笑，开始觉得无聊起来”。就算德国人的炮弹打了过来，落在身旁，伍拉科姆还在看着四头黑色奶牛发呆。只见奶牛安静地吃着草，一副天塌下来，不关我事的模样。虽然，其中一头最终被炮弹直接命中，当场毙命，但另外三头还在一直嚼个不停，直到这一仗打完。有个参战的德国兵也是一样，出神地看着一群绵羊咩咩叫个不停，在隆隆炮声中穿过前线。
在这样一支军队里面，不少军官单看外表，根本就分辨不出来谁是谁。每一个人脸上都留着一撮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套出来的一样。除了陆军勤务部队、轻工兵和类似单位，其他部队的军官都理所当然地以绅士自居，认为交通工具自然应该是战马，而非汽车。这些军官大多来自同一家俱乐部，不少人彼此早就熟识。汤姆·布里奇斯跌落马背，眼看敌人扑来的时候被人所救，救命恩人是一位开着劳斯莱斯，路经此地的参谋官，二人后来才知道原来还在同一所学校读过书。在和平年代，军官晋升速度极其缓慢，在蒙斯战役中服役的上尉级别军官年龄在三十六七岁的不止一两个，还有不少少校甚至已经年过四十。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层。查尔斯·爱德华·拉塞尔是一位卓越的美国社会活动人士，1914年夏天造访英国时曾对英军泾渭分明的阶级之分大发感慨。拉塞尔目睹了新兵训练的场景，清楚看到了军官与士卒在身高上的明显差异。军官平均身高5英尺，士兵则一脸苦相，“双眼黯淡无神，嘴巴张得大大的，好像口水都要流下来的样子，脸上面无表情，深深烙着贫民窟的印记，完全是一副寒碜窝囊的样子”。
罗布林是一名步兵中尉，发现自己不管用望远镜再怎么仔细观察英军阵地，都找不到敌人位置，不知该朝哪里开火。罗布林回忆道：“就在这个时候，好些东西从耳边呼啸而过，有的还陷进了地里。突然，我右边有两个士兵一下子叫了起来：‘上帝啊，苏本巴赫，我中枪了！’苏本巴赫中士答道：‘别说这样的话，布斯！给我把嘴闭上！’过了一小会儿，传来一阵哼哼声：‘哦，我只是被打中了肩膀和耳朵！’”罗布林问受伤的士兵要枪和子弹，却找不到目标，不知该往哪里开枪。霰弹开始在身边爆炸，一发子弹击中了罗布林枪上的背带，把这位中尉的手掌撕开了一个口子。一个士兵见状赶紧上前递过包扎带。
英国远征军虽然兵力不多，但士兵装备不差，算得上英国有史以来海外作战配备最为精良的一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理查德·哈尔登。英军配备了性能优越的点303口径短匣李·恩菲尔德步枪和维克斯机关枪。有些士兵身上戴着皮制个人装备，其他人配发了雨布等布制品以及弹药袋，这些正在成为标配，而且和英式军用背包一样设计不错。虽然，要把长长的棉裹布一圈圈绕在腿上绑起来是一项非常讲究的麻烦事，士兵们还是把绑腿看得很重。不管是在崎岖不平的路面行走，还是长途行军，还是在泥泞的堑壕里，绑腿既能保暖，又能保护脚踝。英国远征军的最大不足在于人数有限，重型火炮和运输车辆数量不足。1914年的这个秋天，法国的农民们早就习惯了看着一辆又一辆卡车从眼前驶过。这些征用来的汽车上面写着伦敦商家店铺的名字，什么“哈罗德百货公司”“枫林百货”“怀特莱斯百货公司”，诸如此类；摩托车也有，上面坐着的热血青年全是自愿报名入伍，来当摩托通信员的。载客的面包车属于靠餐饮起家的里昂斯公司，这些小车很快就会拉着伤员，往返穿梭于伦敦各大车站和医院之间。
这位年轻的指挥官依稀觉得随着德军的炮击不断造成伤亡，英军火力正在慢慢减弱。可是，弗里克中尉刚一跳起来，挥舞着手中的佩剑，想要命令士兵向前冲锋，立马就被击倒在地。罗布林接着看见连长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厄运——连长的父亲也是一名军官，还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写道：“这把佩剑还是连长父亲留下的。1870年，连长父亲就是在这同一个七连，在博蒙特的前方松开了手中的剑，倒了下去。今天这把剑永远掉在了地上。”在科德里，冯·达维耶中尉想让大家乐一乐，把情绪稳一稳，于是故作痛苦地嚷嚷着：“我的单片眼镜丢了，谁要是找到了，待会儿就还给我！”达维耶的笑话要是敌人听到了，想必也会为他鼓掌的。
这是一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只打过殖民地战役的军队，虽然布尔人让英国人见识到过现代小型武器的威力，可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付的不过是一帮用长矛标枪武装起来的土著罢了。英国远征军平均年龄不过25岁，不少年纪更轻一点的士兵甚至不曾开枪杀过人。不过，军中也有一些老兵和德尔维希人还有帕坦人交过手。近卫兵团有一个军士长，在指挥手下把营里的辎重车连起来，在村子外面围成防御圈的时候顺口说了一个词“Zareba”，让人不禁想起了基奇纳在苏丹的时候。
德军直到中午时分才开始对英军中路发起强攻，结果损失惨重。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赫尔上校要手下耐心等待，等敌人快到500码的地方再开枪。英国人的枪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虽然起到了效果，可是德国骑兵下马之后偷偷溜进了科德里市内。这座小城的部分地区由皇家爱尔兰步兵团负责把守。步兵团接到命令，只好赶紧发起反击。让伯德上校感到宽慰的是，命令遭到了一位高级军官的公然违抗。军官说道：“我们只打算阻止德军前进，消耗敌人。”下午1点刚过不久，炮弹从天而降，落在小城周围。伯德看见士兵们纷纷朝着后方跑去。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负责运输的马匹全被炸死，房子也很快燃起熊熊大火。“不少人在往后方逃命，样子十分狼狈，里面甚至还有军士，”通信主任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当时正在城里，写道，“看到英国士兵这副窝囊样子，真叫人心里难过，开始担心起以后的日子来，因为炮火其实不算太猛，损失也不算很大。当然，这些都是些没出息的家伙，要么就是长官不在，没人指挥。还是能够找到不少好样的士兵在坚持顽强抵抗。”
凌晨时分，一道命令被送到战线上的守军各单位，上面写着：“尔等务必坚守至今晨4点30分。装好车船，马匹备鞍。确认收悉。”早6点，又有一条指令送到，要求各营将辎重车辆火速送往后方。英军士兵事后庆幸做了这件大事，因为只有这样，一旦战事打响，装备才永远不会遭到炮火袭击。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士兵们枪不离手，坐等敌人上门，就这样紧张过去了一、两个钟头，没想到师部突然来电，说有人投诉该团一名军官在泰斯尼埃尔斯一个比利时铁匠铺钉了马掌，没有付钱就溜之大吉。大敌当前，竟然发来如此毫无关系的电报。大部分士兵都在抓紧时间，利用空隙好好加固阵地。当地人围在一旁，身上穿着星期天的正装，用友好的目光看着眼前的一切。无论士兵平民，都没有显出有多么担心生死安危，这种感觉只有在毁灭与死亡来临的一刻才会体现出来。军官们在研究地图，虽然看得仔细，却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地图上实在找不出来多少详细信息。与德军巡逻队首次相遇，爆发冲突的时候，天上还在下着蒙蒙细雨。不过没过多久，太阳又从云层里露了出来。巡逻的骑兵慢慢跑回到防线后面。敌军炮弹开始落在史密斯-杜利恩部队的头上，有些人早餐还没吃完，就被扰了兴致。
伯德上校正准备把在科尔德当逃兵的家伙统统抓起来，突然遇见旅长垂头丧气地坐在马鞍上，两名参谋官牵着马，正往后方走去。“长官，您好！”上校打了个招呼，“您没有受伤吧？”旅长嘟囔了一句：“没有，只是回去歇一歇。”说完就离开了战场。这名高级军官就此退役，理由是受到爆炸冲击，得了脑震荡。不过，到了战争后期，地位低下的士兵倘若找这样的借口，依照军法，是要枪毙的。幸亏有一小股英军在一名师长副官带领之下，发起反攻，德军暂时从科德里城的南部撤了出去。
布防英军或许是因为太过急切、盼着再次开拔，向前推进，但更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鼓足勇气，做好准备，面对残酷的战争，总之并未充分利用这几个小时的天赐良机，赶在德军到来之前给运河上的18座桥梁装好炸药，只是随便设置了几处路障，架起机枪封锁来路。工兵在几座桥上装了炸药，以防万一。有座桥上的一个坑道兵甚至连雷管都没有带，只好骑着单车，四处去找。8月23日拂晓，天光尚未泛白，约翰·弗伦奇爵士便与两位军长碰头，在萨斯城堡史密斯-杜利恩的指挥部里开了个短会。弗伦奇爵士一脸精力十足的样子，虽然证据就摆在眼前，却坚持认为附近的德军只有一个，顶多两个军的兵力。弗伦奇叮嘱两位将军做好多手准备，要么向前推进，要么守住防线，实在不行就只能后退，说完便坐上汽车，一溜烟地开去了瓦朗谢讷，去视察那里的步兵旅，即便战事已经拉开帷幕，也未再做任何进一步指示。这位总司令负责的可是英国唯一的一支野战集团军，这支军队距离当年首次征战欧洲大陆已经过去一个世纪之久。他明明知道敌人近在咫尺，行为举止却如此与众不同。弗伦奇似乎对于此时此刻局势之严峻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下至排长的各级军官竟然没有一个得到过任何明确任务讲解与简要指令，收到的只有一句话“诸位务必尽力守住阵地，坚持一到两天”。
与此同时，第二军右翼处境每况愈下。史密斯-杜利恩原本指望黑格施以援手，没想到第一军的部队还在撤退，基本上没有追击，总司令部也无意让第一军掉头回来。就这样，德军在勒卡托可以不受干扰地对暴露在外的英军侧翼发起进攻。英军步兵和炮兵被敌人狂风暴雨般的大炮和机枪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阵地上的每一码动向差不多都被看得一清二楚。萨福克郡步兵团列兵弗莱德·佩奇看见有几个德国兵试图从右边的一条小溪谷爬上来，于是照着敌人开枪射击，不料一发机关枪子弹打中了自己的步枪枪托，另一发从左侧臀部打进去，从右边大腿穿了出来：“就这么一枪，我基本上就动不了了。”德军机动和火力暂停了一小会儿，约克郡步兵团的乔治·雷诺兹说道：“感觉就像裁判吹响中场哨一样。我们躺在地上，脑袋里寻思着不知道下半场会是什么样子。”
史密斯-杜利恩两个军的战线拉得要比黑格的长得多。他的部队人手不足，无法守住这条漫长的战线，有些营的防守距离甚至长达2000码。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才选择以桥梁为据点，集中防守，中间留下的开阔空隙给了进攻德军可乘之机，尤其是在拖船牵道沿线三三两两停着一些驳船，有了这些驳船的帮助，更加有机可乘。运河在蒙斯东北面拐了个弯，形成一个半环。对于据守这一地段的皇家火枪兵团和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来说，这个突出部危机四伏。22日当晚，天色渐暗，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查尔斯·赫尔中尉在人事参谋汤姆·伍拉科姆的陪同下正骑马在营地周围巡查。赫尔为人军纪严明，令出必行，士兵对其敬畏有加。他听见一个连长正在催着手下朝一架德军飞机不停开火，不由得勃然大怒，上前训斥道，说士兵们很快就会需要随身携带的每一发弹药。随着夜幕降临，英军听见远处不知哪里传来阵阵枪声，警哨也变得时刻警觉起来。
答案和上半场大同小异。午后刚过不久，战局已经明了——英军必须撤退，部分士兵已经开始向后方慢慢撤退。有一些部队还能全身而退，可其他的只能留在原地。德国步兵已经抄了他们的后路，从勒卡托上了小山头。“下午两点半左右，局势已经严重恶化，”约克郡步兵团的伯蒂·特里沃写道，“我们右手边有一座桥……被打得千疮百孔。我们往桥那边跑去，敌人的马克沁机枪就在偏右900码的地方朝我们开火，炮弹劈头盖脑打来，都是高爆炸弹和霰弹。有一半人中了弹，弹药也打得差不多了……有一个营举手投了降。我记得是德国近卫兵团的士兵上去把他们俘虏起来的，还绕着俘虏正步走了一圈。”
霍勒斯·史密斯-杜利恩将军是第二军军长。22日当晚，这位爵士让手下的两个师沿蒙斯康德运河安营扎寨，左翼交由骑兵保护，负责指挥的是艾伦比。黑格的第一军被部署在了右侧一个四分之一环形阵地上，后头便是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所在方向。英国远征军的阵地什么都好，就是不适合防守应战。蒙斯康德运河长约16英里，平均宽度仅为20码，无论宽度，还是深度都不足以对敌军构成主要障碍。英军战线拖了26英里长，不少地段运河北岸与河水相接的一侧要么长满植被，灌木密布，要么房屋密集，不管哪种情况，对于步步进逼的敌军而言都不失为理想的藏身之处。
英军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解救自己的炮兵。有些炮兵连的开火阵地与步兵处于平行位置，需要把骡马队调到前面，把火炮挂上前车，再退回去，一切都在距离德军不到一英里的范围之内完成，一举一动被德军士兵看得一清二楚。史密斯-杜利恩的右翼守军就见识过这样的表演，炮兵们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冲上前去，把火炮拖走。用这样老掉牙的方式展示勇气，的确匪夷所思，荒唐透顶。一些步兵看到有个炮兵连的马从一个前斜面阵地上冲了下来，一切动向敌人一览无余，纷纷站起来欢呼。而在另一边，沙赫特中尉和他的机枪手们则对眼前一幕感到难以置信：“右边火光里突然冲出黑压压一大群人，是好几支（英军）小分队，正疯了似的朝着我们冲过来。我们不禁想问：‘这帮人是不是有病？’当然没有！他们正英勇无比地抓紧最后机会把炮兵给撤出来……十二挺机关枪一下子齐齐响了起来，照着这帮主动送上门来的牺牲品倾泻子弹。打得乱成一团、惨不忍睹……有匹马任凭子弹在身边怒号飞过，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低头吃草，一边发出咴咴的叫声，想要找水喝，一边疲惫地摇着脑袋。”
8月22日当晚，朗勒扎克部来报，建议约翰·弗伦奇爵士指挥全体英国远征军转移至右方，从侧翼对比洛的德军发起进攻。凡两军对垒，只要敌军有意从侧翼发起打击，薄弱的两翼多会吃下败仗，乃至输掉战争的原因所在。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英军如果侧翼包抄，简直是无异于自杀的疯狂举动。克拉克的六个军就在比洛部队的前方，相距近在咫尺。英国人只要一步走错，就完全有可能被敌军合围，一口吞掉。这位英军总司令于是选择了拒绝，这应该算是他在这场战役中做出的最后一个明智决定。弗伦奇随后干脆上床睡觉，全然不知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步步逼近，将让他陷入大乱，脱身不得。
子弹一波接一波打来，炮弹一发接一发落在马匹和骑兵阵中，倒下的马和人像脱过粒的谷子一样堆了起来，血流成河。有两门大炮被抢了回来，带往后方阵地。不过，相邻阵地上的几门大炮没了炮闩，只好丢在原地。有一名军官带着两个开车的士兵，猛冲到距离敌人不足200码的地方，生生抢回了两门榴弹炮中的一门，为自己赢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另外一支小分队则不幸被炸得粉身碎骨，尸骨无存。萨福克郡、阿盖尔和萨瑟兰郡，还有约克郡这三个步兵团负责掩护第五师在下午3点左右撤退，这三支部队后来都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被逐次歼灭。下午3点，约克郡步兵团的特里沃少校带着连里剩下的几个士兵回来了，有两个与特里沃同行的士兵在穿过玉米地的时候被击倒在地，“不过，我们撤退的时候，真的就和在奥尔德肖特一样。我们回过头来三次，试图还击。接下来变成了人人四散逃窜，赶紧找堑壕藏身。火力猛得吓人……撤的时候经过不少丢弃的大炮，横七竖八的炮兵尸体到处都是。”
英国人的大战第一枪在22日清晨打响。皇家陆军爱尔兰龙骑兵第四近卫团三连的骑兵被部署在了一处平缓坡地的山顶，距离南面的蒙斯康德运河大约3英里。小伙子们看见一队巡逻的德国长矛骑兵出现在眼前的凹地上，朝着自己的方向跑来，一名军官还在抽着香烟。查尔斯·霍恩比上尉于是率领两支部队，沿着公路慢慢跑了下去。马蹄踏过，路上碎石四散飞溅。敌人见状，掉头就跑，英军在后穷追不舍。双方一路追击混战将近一英里。德国人由于没有料到敌人突然出现，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手中长矛无从施展，结果被英军抓去了5个。泰德·托马斯上尉抬枪就射——托马斯之前在靶场练习多年，每次等上几秒，就会有纸做的靶子瞄准——没想到那个德国骑兵应声落马，暗自吃惊不小。要知道，这可是英军打倒的第一个德国兵。霍恩比回营的时候同样欢天喜地，说敌人倒在自己的剑下，死得如何光荣，像绅士一般。霍恩比把自己的佩剑拿到团里的军械士那里磨光，还说什么要把剑上的血迹擦去多么令人遗憾，讲了一大堆诸如此类的蠢话。霍恩比的旅长之前答应过谁要是第一个用刻着新图案的骑兵佩剑杀了德国人，就能得到一枚优质服役勋章。霍恩比当之无愧地得到了这份奖励。
史密斯-杜利恩站在路边，看着队伍打眼前走过，虽然很乱，倒也不觉得奇怪，只是大多数士兵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是有趣，”史密斯-杜利恩后来写道，“有的士兵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沿着公路慢慢往前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根本就没有什么队形可言，不同部队的士兵都混在一块。我当时打了个比方，说就像一大群人刚刚参加完跑步比赛回来的样子。”这样的话完全夸张过了头——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是在20世纪的先进武器面前，用19世纪的方式硬着头皮打了一仗。但凡参加过战斗的人，只要心智正常，神志清醒，都不会对这样的经历感到开心。不仅如此，把所有士兵粉饰成英雄，如此说辞同样荒唐可笑。军官们若不是拔出手枪来，根本就无法镇住那些抱头鼠窜、一心只想寻条活路的逃兵。在科德里，下午三四点钟左右，爱尔兰步兵团的威尔金森·伯德上校接到命令——伯德此时已经接管全旅——要求再次发起反攻。伯德向一位少校传达了命令。少校正在指挥友邻位置的一个营。只见他直直地盯着伯德，冷冷地说道：“长官，丑话我可说在前头。我的人不会再进攻，他们已经吓坏了。”“那还能不能防守？”“能吧，我想还能。”
这位小个子陆军元帅依旧信心十足，坚信联军前景一片光明。弗伦奇其实知道德国人就在不远处，却表现得漫不经心，让自己的部队挡住德军去路，如此做法，实在奇怪。英国远征军情报处处长是乔治·麦克多诺上校。此人聪明过人，早就根据空中侦察和朗勒扎克手下传来的消息发出警报，警告德军有三个军正在向弗伦奇步步逼近。可是，约翰爵士并未把威胁当作一回事，打算继续向前推进至苏瓦尼。弗伦奇直到后来才向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打听起情况。这名飞行员刚刚在空中见识到了克拉克的大军到底有多么庞大。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先是流露出惊讶的神色，认为难以置信，接着就换了话题，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问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如何，弄得小伙子一头雾水，不知如何作答是好。
伯德一心盼着得到情报，见到一名参谋官骑着马从眼前心急火燎地跑过，赶紧拦了下来，大声喊着：“嘿，嘿！告诉我情况怎么样！”那个参谋官扯着嗓子喊道：“右边的第五师已经被打散了，左边的第四师也被打回来了。我走了！”英军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是事实不假。参谋官的这番话虽然有些夸张，倒也反映出某些人的恐惧不安，这些人本该知道更多真实情况。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得知自己的旅长下令从科德里撤军时大失所望：“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应该留在城里坚守下去。德国步兵根本就没有意思打算发起进攻。”可是，敌军炮火已经摧垮了守军的斗志。威尔金森·伯德对友邻部队的那位营长说了，要求对方务必负责断后。对方回答道：“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可是，长官，丑话说在前头。我的人已经打成这个样子，敌人要是强攻上来，不一定顶得住。”部分英军炮兵当天下午的确让人见识了自己的大无畏勇气。可是，仍然有一位炮兵连连长面对伯德提出的支援要求表示拒绝，扬言不会让手下挨德国人的枪子。伯德给这位连长下了直接命令，不久听传令兵回来报告，说这个炮兵连一看到德国人从列尼朝自己开火就马上撤了。这样做虽然谨慎，但确实丢脸。
身穿卡其布的英国远征军终于抵达了蒙斯，此地距离布鲁塞尔以南约有35英里。英国士兵们的脸早就被夏日的太阳晒得通红，小伙子们脱下军装，开始准备开挖堑壕。不过，这样的举动在这样一个城乡结合的工业区并无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这里建筑物过多，射击范围受到限制。待到夜幕降临，河道里的蚊虫开始成群结队地倾巢而出，士兵们忙着打蚊子，乱成一团，咒骂声此起彼伏。东南方向已经能够远远听到炮声从第五集团军的阵线传来。约翰·弗伦奇爵士虽然已经得知消息，知道友军遭受重创，业已撤退，却并未意识到事态到底有多严重——法军失去了动员兵力的四分之一，朗勒扎克的左翼已经落在了英军后方9英里处。
一个传令兵骑着马匆匆赶来，终于给伯德的旅带来了撤退指令。成百上千士兵从躺着的玉米茬地里一下子站起身来，往南面的一座桥跑去。桥就在一条铁路线的下方，位于英军防线后方。有人见到这一幕，把这比作“徒步越野大赛发令枪响的一刻”。伯德和各部队的人事参谋都上了马，确保自己的士兵能够看见。“我们坐在鞍上，静静地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首先过来的是赶车的人，在死命抽着鞭子，赶着骡马。马队从身旁匆匆跑过，后面拖着大炮和炮架，步兵坐在上面，挤得满满的。接着过了一小会儿，走过来一大群人，早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此刻只好放慢了脚步走……走在人群最后面的是军官，有的是一个人，有的两个一对走在一块。”
盖伊·哈考特-弗农在22日的日记里写道：“士兵们一整天都在大快朵颐，嚼着梨子苹果。农民都说我们要比德国人好。这话说得好！说得妙！”英国远征军司令已经决定让部队在蒙斯康德运河安营扎寨，暂停前进，这里刚刚进入比利时境内，可以保护朗勒扎克的左翼，两军中间的空档则交由法国骑兵去填补。不过，法国第五集团军刚刚在沙勒罗瓦被打得鼻青脸肿，灰头土脸地丢下阵地跑了。如此一来，英国人没能和法国人形成同步，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远征军还在自顾自地穷快活，一个劲往前赶，全然不知朗勒扎克的部队早已退了下来。
赫尔是米德尔赛克斯步兵团的指挥官，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有人看见赫尔在他们师撤退的时候走在最后一个。有些炮兵往后方撤退的时候倒挺聪明，把大炮丢下就跑，省得麻烦。爱尔兰步兵团的年轻指挥官们见此情形，自告奋勇收拾起丢弃的大炮。可是，没了马匹和挽绳，根本就别想拖动大炮。爱尔兰步兵团当天一共损失了5名军官，60名士兵要么阵亡，要么失踪——其中大多数人当了俘虏，另有29人负伤。威尔金森·伯德虽然毫发无伤地活了下来，却在三个星期之后的另外一场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西格纳是一名德国步兵中尉，描述了手下见到英军撤退，开始前进的情形，写道：“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人，接下去还将继续减员，可是仍然希望坚持打下去。防线前面200米开外有一条堑壕，里面虽然还有人，可是白旗已经打了起来，竖在那里。壕沟里的人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有个军官走了过来，把佩剑交给了我。不过，军官后方远处仍然有人在朝我们开枪。我跟军官指出还有人在负隅顽抗，威胁立刻停止，不然马上把他一枪打死。这个英国佬朝后头摆了摆手，枪声立刻停了下来。”
英国远征军的战士们列队齐步，朝着德军所在的方向走去。士兵们一路上穿过微微起伏的丘陵田野，自从渡过海峡，在港口下船，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这些法国人对我们如此热情欢迎，肯定让英国人难以理解”，掷弹兵团的伯纳德·戈登-伦诺克斯爵士写道，“这对老英格兰来说大有好处，能够让英国人看到各方各面，到处充满着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和团结友爱的手足深情”。有些人见到那么多士兵在乡间路边的树丛里和姑娘们卿卿我我，不由得感慨万千。不过，这些士兵里头没有几个能够活着等到在圣诞树下亲吻姑娘那一天的到来。英国远征军的每一支部队里，将近半数都是重新服役的预备役军人，刚刚结束安稳的平民生活，还显得不大适应，就连脚上穿着的靴子都是崭新的。对于这帮人来说，要想跟上节奏，着实需要花上一番功夫。
右侧的约克郡步兵营表现出了视死如归、同归于尽的姿态。到了下午4点30分，约克郡步兵营的后路已经被切断。一名德国号兵吹起英军的停战号，希望避免更多死伤。可是，营里剩下的士兵还在继续战斗。其中一位指挥官名叫卡尔·亚特，是一名少校，42岁，带着剩下的19名士兵最后发起刺刀冲锋，结果身受重伤，倒地不起。亚特等人的行动到底属于英雄举动，还是蠢笨无用的徒劳反抗，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争议，但亚特仍然为此获得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勋章是在亚特死后追授的，亚特被关在德国时企图越狱逃跑，最后死在了狱中。有些约克郡步兵营的士兵在阵地陷落时死在了敌人的刺刀下。不过，德军放过了其中大多数人，对待伤兵也很人道。能够逃回来和第二军大部队会合的人不多。重新集结的时候发现包括约克郡步兵营的上校在内，一共损失了17名军官，还有大部分军士和士兵。剩下的士兵交由伯蒂·特里沃接管指挥。
这支德军部队的两位指挥官中克拉克时年68岁，并无贵族背景，性格刚猛粗犷，是一名职业军人，靠军功起家；比洛同为68岁，是普鲁士贵族。克拉克虽然位居其下，可战场之上并不见得非得有如此尊卑之分。毛奇一直将比洛视为麾下将领中办事最得力的一个，因此将这份最关键的重任委任于他。不过，比洛与克拉克二人均年事已高，早已过了当打之年，并不适合在这场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军事行动中肩负如此要职，这一点也将很快得以体现。比洛麾下的两个集团军经过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步履蹒跚。有一个骑兵师开战头两个星期之内竟然活活累死了70匹战马，余下的也都累得迈不开步子。德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连续行军的士兵得到规律的休息，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保存体力，让起了水泡的双脚得到更好保护。
中路的戈登高地营没能接到撤退的命令。命令是在下午5点左右发出的，负责送信的传令官以为250码距离不远，骑马一会儿工夫就能跑过去。高地营当时正在严阵以待。看到传令官挥手的只有一个中尉。中尉当时正和敌人打得难分难解，根本就没有时间传话。三个排偷偷溜出阵地，主动发起进攻，终于重新夺回了防线。余下的士兵继续从奥登库特山脊向下开火，一直打到夜幕降临。一同作战的还有皇家苏格兰步兵营和皇家爱尔兰步兵营一些走散的士兵。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蹊跷，戈登高地营的指挥官和另外一名军官发生了争执，后者是一名名誉上校，名字有些怪异，叫作W.E.戈登，在南非战争中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戈登声称自己的权力在营长之上，于是接管队伍，带着全队人马，趁着夜色向南进发。到了贝尔特里村，几个军官走进一家酒吧，发现里面居然全是德国人。据这些军官后来声称，他们立刻拔出手枪，与敌人交火，把敌人收拾了个干净。戈登带走的这批人大概有750人，最后差不多全部走投无路，选择了投降敌军。这段苦难旅程具体细节究竟如何，其中肯定不乏高级军官的相互推诿，一切都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被人遗忘。一名受伤的苏格兰军官回忆起一个年轻的德国中尉给了自己巧克力，还问自己：“你们英国人干吗要跟我们作对？没有用的。我们还有三天就要打到巴黎了。”
8月进入第三个星期，亚历山大·冯·克拉克和卡尔·冯·比洛两军合兵一处，兵力超过50万，正穿过比利时，缓慢向南稳步推进，直逼法国边境。有人目睹了德军推进，大感震惊，连声惊呼德军前进之势，锐不可当。理查德·哈丁·戴维斯是一位美国作家和记者。8月20日下午3点20分，德军以战胜者的姿态列队进入布鲁塞尔。戴维斯在目睹了这一幕后不禁感叹道：“齐步前行的可不是什么兵团士兵，更像某种怪异非人的自然之力，如山泥倾泻、潮水奔涌，熔岩自山顶横流而下。如此力量绝非这个世界所有，如神魔鬼怪一般不可思议。”哈丁·戴维斯看着眼前成千上万士兵齐声高唱“祖国，我的祖国！”，不禁为这股伟力所震撼，“感觉如同一台巨型打桩机在一次又一次重击一般”。
索尔代将军指挥的法国骑兵早就在西面和敌人展开了战斗。英军连夜撤退，一共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索尔代的法国骑兵，还有75毫米炮，在掩护英军撤退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亨利·德·费隆将军的地方部队同样对进攻勒卡托的德军发起了进攻。要是没有法军支援，克拉克的大军本可以早在下午就把史密斯-杜利恩的左翼全部端掉，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二军撤退之后过了好几个小时，德军炮弹仍然倾泻在第二军留下的阵地上。“英国人撤退倒是蛮有水平，我们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察觉。”骑兵上尉弗莱赫尔·冯·德·霍斯特如是写道。史密斯-杜利恩从与敌人的近身交战中抽身而退，这可以说是一切战场机动中最复杂困难的一招，从而为这场顽强抵抗画上了句号。
毛奇大军的右翼部队行军距离最长，目的旨在实现对霞飞军队的合围。德军右翼在打通列日之后兵分三路，两个军追击余下的比利时军队，两个军占领布鲁塞尔，还有两个军负责保卫交通线路安全。比利时人此时已向西北方向退守安特卫普要塞，寄望法国人前来援救。德军如此分散兵力，严重削弱了“施里芬计划”中的南下主攻力量。德国人知道比利时人已经无力展开大规模进攻，即便有所企图，顶多也只能隐蔽起来，待到可以击败法国人时，再来轻轻松松收拾干净。
德国炮兵上尉弗里茨·施奈德写道，“8月26日是我们团历史上一个光荣的日子，不过，英国人同样打得十分勇敢，这一点必须承认。虽然损失惨重，伤亡巨大，可英国人还是守住了阵地……那天晚上到了10点来钟，我们在去往博瓦的路上看见一群俘虏从身旁经过，有40到50人，全都个子高高的，身板结实，身上的装备和衣着给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两天前在图尔奈抓到的那帮法国兵全是五短身材、皮肤惨白，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身上的军服破破烂烂、拉里邋遢，简直就是两个样子。”战场上最受人欢迎的战利品当属英军丢下的厚重长大衣，有好几十件，质量上乘，最受德军青睐。
盎格鲁-撒克逊盟军初到欧洲大陆之际，受到的是人们的热烈欢迎。陆军中尉盖伊·哈考特-弗农在8月13日参加完阅兵之后感叹道：“走到还剩最后一英里的时候，营里已经有一半的人脱离了队伍。当地居民拽住士兵们不让走，拿出美酒佳肴来非要让大伙儿吃饱喝好。纪律乱成这个样子，真是吓人。”部队人事行政参谋去找旅里面的出纳军官，要把军官们身上带着的英国沙弗林金币兑换成当地的法郎。亚眠的甘必大广场有一家咖啡馆定了个规矩——这个规矩后来全欧所有交战国一律采用——每天晚上一到9点打烊，所有顾客，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全得起立，立正站好，听乐队把每一个盟国的国歌挨个演奏一遍。不过，管理当地公共澡堂的那些老女人却把这帮初来乍到的外国小伙统统看作待宰的羔羊——话说回来，这些老女人的想法根本没错——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端上免费的茶水，嘴里念叨着：“可怜的英国小伙子，你们很快就要被宰了。”
德国人没能包围并且击垮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一方面反映了克拉克的无能，另一方面也让人看到克拉克兵团遭遇的抵抗有多么顽强。第二军8月26日防守的阵地在很多人看来，最终下场只能是全军覆没。史密斯-杜利恩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不仅没有全军覆没，反而把部队带了出来，即使秩序有些混乱，但这样的结果已经足以让人接受。不过，这个结果一如蒙斯之役，绝对谈不上英军的胜利。史密斯-杜利恩的战士们仅仅只是让追赶者的脚步延缓了几个小时，逃脱全歼覆灭的命运罢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敌军行动迟缓，未能及时集结优势兵力对付英军。第二军在勒卡托总共丢弃了38门大炮，官方公布的人员损失数字为7812人。虽然不少掉队士兵此后几天陆续归队，可这个数字对于一支兵力不多的军队来说已经相当巨大。英军此役伤亡总人数比较切合实际的考量当在5000人左右，其中可能有700人阵亡，2500人被俘，余下均有不同程度负伤。
在法国北部，英军在战争伊始头几次交锋中做出的贡献固然重要，却完全不足以与协约国其他盟友的投入相提并论，其他几个国家在兵力上要远远胜过英国。为了对付德军的1077个步兵营，法国人在战争伊始投入了1108个营的兵力，比利时人有120个营，而英国远征军只有……52个。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传闻所言，德皇对于英国“这支可笑的小小军队”根本提都懒得一提，但英军规模如此之小，完全不足以胜任这场大战，确实荒唐可笑，看来让人起这样的外号也是情有可原。法国一开始投入的兵力包括16个骑兵团，前面提到过的52个步兵营，16个野战炮旅，5个骡马炮兵连，4个重炮连，8个皇家野战工兵连，再加上勤务连和类似支援分遣队。到了战争后期，也就是从1916年开始，由于法国日渐无力支撑，难以为继，英国才开始在西线扮演起主要角色。不过，回到1914年8月那会儿，英国远征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基本无事可干，期间只参与过两次军事行动。德皇之所以无缘在香榭丽舍大街举办胜利大游行，原因不在于英国人有多么胆识过人，而是因为德国人自己频频判断失误、战术失当，再加上法国兵力众多、兵多将广，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不过，即便事实如此，也无法阻止后人用幻想的眼光来看待这支初次走上战场的英国远征军。
第二军依旧走在撤退的路上。参谋官们站在路旁，指挥士兵返回各自的部队。由于不少人把帽徽给了当地的法国或者比利时百姓，要想辨认清楚没那么容易。米德尔赛克斯步兵营的汤姆·伍拉科姆说起撤退路上的场景，百感交集：“一路上……真的是惨不忍睹，马也好，人也好，死的死，伤的伤，路上到处都是。拖车、大炮、救护的汽车，运货的大车、推车，各种各样的东西挤得一团糟。你碰我，我碰你，没有任何人引导。虽然打仗那会儿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可这一天晚上感觉又活了过来，精力充沛。上阵杀敌的感觉真叫人兴奋带劲。”
英国人坚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开打是在8月23日。英国远征军那帮“可笑的老家伙们”这一天在蒙斯给了德皇的军队一顿痛打，不仅用艰苦付出挽救了英格兰，还用自己树立的榜样拯救了整个欧洲。当然，事实是法军早在英王士兵射出第一颗愤怒的子弹之前就已经浴血奋战了差不多三个星期，至于塞尔维亚、波兰和东普鲁士，早就浸泡在了一片血泊当中。
史密斯-杜利恩的部队已经赶在敌人前头，领先了12个小时，德军也无意紧追不舍。通过各团伤亡人数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克拉克在勒卡托的损失大概只相当于史密斯-杜利恩部的一半——和被抛弃在后面战场的英军不同，德军鲜有士兵被俘。克拉克的战果表明在蒙斯和勒卡托的十天战斗中，德军战场伤亡刚刚超过7000人。德国第一集团军在整个八月份的战斗中只有2863名士兵阵亡失踪，7869人负伤。考虑到克拉克指挥着一支217384人的大军，这一点损失简直微不足道。当然，克拉克可能还要为8000病号伤一番脑筋，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脚上起了水泡，无法继续行军。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抛出一个观点，认为德国人有意虚报损失人数，不过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可信。诚然，英国远征军在8月份这两场战役中都打得很坚决，这两仗对于英国人来说也确实意义重大，只是对敌军造成的伤害到底有多严重，的确既不像当时人们预测的那样乐观，也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抵达巴黎北站。当天虽然天公不作美，下着毛毛细雨，但是仍有大批人士到场迎接。这位英国陆军元帅随后同法国领导人在爱丽舍宫进行了会晤。弗朗西斯·伯迪爵士在会后形容勒内·维维亚尼时用了“尴尬、紧张和焦虑”三个词。与此同时，“陆军部长更急于展示自己对英国人有多么了解，而不是告诉我们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前景不明，令人担忧。处在这样一种氛围当中，这出大戏中的每一位重要角色即便没有一位算得上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可每一个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伯迪此时此刻可能还不知道，霞飞面对自己的政府——法国人民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有关战局变化几乎只字不提。
德军士兵经过这两次交手，对英军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射术心存敬畏，不过，在德军指挥官们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德军裹足不前。毛奇也对勒卡托战役的结果表示满意。克拉克的军团还在继续前进，英国远征军仍在不断后撤。英国人将焦点集中在个人的英勇行为之上，把严峻的“全景”掩饰过去，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英雄传说。事实真相却很可能只是因为史密斯-杜利恩除了背水一战，别无选择，然而待到开打的那一天，却发现自己身陷荒郊野地之中，周围除了甜菜，只有玉米茬子，一片混乱，一团糟糕，能够有幸脱身，全靠老天有眼。当然，哪怕英国人嘴上不承认，法国人的一臂之力也是少不了的。
8月3日，《泰晤士报》随军记者、专门负责情报收集的查尔斯·阿·库尔特·雷平顿上校宣布，德法边境将成为大战中首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心所在。雷平顿没有忘记加上几句狠话：“如果我们的军队在这次交战中输了，那么那帮胆小的懦夫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言下之意，阿斯奎斯政府在向欧洲大陆派遣英军的问题上犹犹豫豫、一拖再拖。10日，雷平顿警告道：“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警惕德国海军倾巢出动，和我们拼个鱼死网破。德国陆军也会同时配合，对英国发起进攻。”两天之后，雷平顿又写了一番话，语气沉重：“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是现代历史上最可怕、最惨烈的较量。”到了8月15日，雷平顿继续写道：“至少这场战争很可能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26日当晚，黑格给总司令部发去电报。按照史官埃德蒙兹日后的说法，黑格之所以这么快发这封电报，纯粹居心不良：“除了从勒卡托和博蒙特方向传来的枪声，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第二军的消息。第一军能够帮一帮忙吗？”不能，第一军当然不能。这一天已经过去，一同过去的还有黑格军事生涯中这段不大光彩的经历。按照埃德蒙兹的说法——应该承认，埃德蒙兹的这些话带着怨气，甚至恶意——这位第一军军长对勒卡托战役从来闭口不谈，如果非要说上几句，也只是说史密斯-杜利恩选择在勒卡托这么个地方开战是个错误。历史学家对此的评论读起来值得玩味——“我想黑格对于1914年8月应该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吧。”英军士兵凭借着自己的坚毅果敢与战斗技能，勉强弥补了那帮高级军官的蠢笨无能。蒙斯和勒卡托这两场战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阻止了克拉克军队的前进势头。德国人每一天在法国的领土上少走一英里，霞飞重新部署的计划就多一分实现的希望。时间就是关键，留给毛奇的已经不多了。
第一节 蒙斯